中国经济新常态什么时候开始

Ⅰ 经济发展新常态是什么

新常态：“新”就是“有异于旧质”；“常态”就是时常发生的状态。新常态就是不同以往的、相对稳定的状态。这是一种趋势性、不可逆的发展状态，意味着中国经济已进入一个与过去30多年高速增长期不同的新阶段。

中国发展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中共中央政治局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破解经济社会发展难题。“新常态”在彰显中国共产党人对现实问题和未来挑战的清醒认识中、在彰显中国共产党人对现实机遇的从容把握和对未来发展的信心把握中、在彰显中国共产党人对自身使命的担当精神，彰显中国共产党人治国理政的实力智慧和意志的背景中形成

从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中国GDP增速从2012年起开始回落，2012年、2013年、2014年上半年增速分别为7.7%、7.7%、7.4%，是经济增长阶段的根本性转换。中国告别过去30多年平均10%左右的高速增长。

中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新常态”使中国政治生活进入新阶段，中国政治呈现出新常态，拿下周老虎徐老虎，刑可上常委，给公款吃喝、公车私用、奢侈消费、公款旅游、迎来送往等戴上“紧箍咒”，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不断深入；“新常态”也不仅仅是指中国社会建设发展进入了新阶段，中国社会建设呈现出新常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推进法治社会建设，包括北京市老百姓国学会等一大批社会组织紧跟党走在时代前列，倡导社会风尚，促进和谐社会幸福社会建设；“新常态”使中国文化发展进入新阶段，中国文化发展呈现出新常态

所谓经济的“常态”是一个经济体运行的“经常性状态”或 “稳定性状态”的简称。显然，这里隐含了一个时期或阶段的概念，即所谓经济的“常态”应该是一个经济体在“某一特定时期或阶段”内运行的“经常性状态”或 “稳定性状态”的简称。

依此定义，“经济新常态”，由于有一个“新”字，那就一定是相对于“上个时期或阶段”经济运行的状态而言的，或者是相对于“历史时期或阶段”经济运行的状态而言的。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不仅在维度上难以穷尽，而且在内涵或形式上也无法完全控制或重复，即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不可能简单重复。从这个意义上说，有别于“上个时期或阶段”的经济运行状态，一旦趋于稳定，并可以维持一段时间，那就是经济运行的“新常态”。

Ⅱ 什么时候提出的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如何转型

你好，
今年3月两会召开时就提出了新常态下中国经济转型的相关政策。
我对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解是，一方面，国家在宏观上加强管理和调控，使宏观经济具有较高效率；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发挥由市场配置资源作用，使微观经济保持较高的效率。如果国家能处理好这二者关系，经济仍然能长期保持较稳定、较快的发展。
有人认为，西方不是也采取国家宏观调控措施吗，宏观经济不也是能保证较高的效率吗？其实，否认大财团对西方国民经济的控制，是不符合实际的。总统选举，难道没有大财团支持吗？受大财团控制，国家宏观调控很难到位。这是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规模到达一定程度后，就要出现危机，出现倒退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只要在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上都能保持较高效率，只要内部不出大问题，也就是说，只要两手硬，两手都抓好，中国的经济就非常具有竞争力。我们国内不少人，甚至包括专家精英们总是对中国国家管理经济提出异议，但国外许多经济学家们是十分清楚的。这有点象游击战，许多人都清楚，但有的人能打好，有的人却打不好，为什么？因为游击战要有群众基础和群众的配合。国家宏观管理和宏观调控，也是这个道理。只有为人民的政府，不受大财团干扰的政府，才能做好这件事。理论在这里显得苍白且无济于事。

Ⅲ 什么是中国经济新常态

中国经济新常态就是经济结构的对称态，在经济结构对称态基础上的经济可持续发展，包括经济可持续稳增长。经济新常态是强调结构稳增长的经济，而不是总量经济；着眼于经济结构的对称态及在对称态基础上的可持续发展，而不仅仅是GDP、人均GDP增长与经济规模最大化。经济新常态就是用增长促发展，用发展促增长。经济新常态不是不需要GDP，而是不需要GDP增长方式；不是不需要增长，而是把GDP增长放在发展模式中定位，使GDP增长成为再生型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模式的组成部分中国经济新常态就是经济结构的对称态，在经济结构对称态基础上的经济可持续发展，包括经济可持续稳定增长。
经济新常态是调结构稳增长的经济，而不是总量经济；着眼于经济结构的对称态及在对称态基础上的可持续发展，而不仅仅是GDP、人均GDP增长与经济规模最大化。经济新常态就是用增长促发展，用发展促增长。
经济新常态不是不需要GDP，而是不需要GDP增长方式；不是不需要增长，而是把GDP增长放在发展模式中定位，使GDP增长成为再生型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模式的组成部分。属于发展范畴、能够促进发展的可持续的增长速度越高越好，属于发展范畴、能够促进发展的可持续的高速增长是经济新常态的追求目标。把减速和高效划等号、高速和低效划等号、GDP高速增长和经济过热划等号，把经济新常态定义为减速增效、增长速度降温是错误的；人为降低增长速度将导致“滞涨”的严重后果。

Ⅳ 中国哪年进入经济新常态

中国GDP增速从2012年起开始回落，2012年、2013年、2014年上半年增速分别为7.7%、7.7%、7.4%，是经济增长阶段的根本性转换。中国告别过去30多年平均10%左右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Ⅳ 在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生了哪些新变化

从经济增长原因的角度分析，中国经济发生了4个方面的变化。首先，中国经济以往是以工业为基础、以出口为导向的。随着世界经济陷入低速增长，出口高速增长难以为继。沿海发达地区出口企业所遭遇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其深层次原因还是市场需求不足。
其次，以往的城乡二元结构意味着农村劳动力供应充足，价格低廉，城市里较高的生产率能提供相比农村更高的劳动收入。但是这一条件已经发生了变化。2012年的调查数据显示，农村25岁以下劳动力已经有70%不在农村了，以往供应充足的农村劳动力条件不再具备，这种现象的结果是工资增速提升，并且这种提升是全国性的。去年的统计数据显示，西部地区的工资增长速度相比中东部更高，这使中国低成本制造业受到挑战。
第三，人口老龄化现象的出现。老龄化社会意味着储蓄率下降，储蓄率的下降意味着投资来源的下降，表明以往投资驱动型的经济增长难以持续。
第四，节能减排已经是大势所趋，资源环境条件日渐紧张。在以往的经济增长中，资源是廉价的，环境甚至是不要钱的。但是现阶段，我们的土地资源、水资源、能源已经非常紧张。60%的石油需要进口。与此同时，雾霾的大面积发生也使人们意识到环保的重要性。
随着经济增长因素的变化，经济的结构性开始转变、潜在增长率出现下降，构成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特征。但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来说，更值得关心的问题是经济增速下台阶之后能否在一个新的平台上稳住。稳住脚了，才是可持续的增长。
虽然目前经济下行压力很大，但是希望也很大。近期的4组指标可以说明问题。
其一，居民收入在增长，尤其是广大的农村。过去5年，居民收入增长基本与GDP同步，但是农村居民收入增长要快于GDP，与之同步，农村消费的增长也很快。人们印象中，电视机、冰箱、家具行业会是夕阳行业，但数据显示，这些行业在农村市场获得了新商机。可以说，与农村消费相关的行业现在是“嫩芽”行业。
其二，服务业的发展非常强劲，而且这种服务业是生产性的服务业，比如说物流、医疗、教育、金融、互联网、文化创意行业，这是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又一个“嫩芽”。
其三，技术进步明显提速。“十一五”中未完成的指标之一是研发投入占GDP比重超过2%，但是最新的统计数据表明，这个指标已经实现了，更加值得欣喜的是，研发投入中企业投入增长很快。同时，我国的专利申请数量、专利增长速度也明显提升，这是技术的表现。这样的趋势下，促成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行业将成为新常态中的“嫩芽”行业。
其四，东中西部的经济发展结构发生了更为均衡化的变化，经济平衡性增强。与西部经济相关的产业成为增长最快的“嫩芽”行业。
从宏观经济的角度看，“嫩芽”成长为参天大树还需要时间，如何为“嫩芽”提供合适的生长环境是宏观调控所要重点关注的。为“嫩芽”固本强基、浇水施肥需要改革的不断深入和推进。为此，一方面，通过宏观调控的预调微调稳定“嫩芽”的生长环境;另一方面，通过改革开放为“嫩芽”注入活力。未来几年，中国经济保持较高增速仍没有问题，这将为代表着中国经济未来的、能为中国经济提供持续健康增长的“嫩芽”行业提供环境。
如何为中国经济新常态中的“嫩芽”提供合适的生长环境?经济新常态也意味着宏观调控思路的更新。宏观调控要适应服务业变成第一大产业、消费变成主要增长动力的新经济形势。这种适应过程中最重要的是观念、机制创新。
在宏观调控中，过去的重点是促进经济增长，但现在要的是稳定增长，不是要一味追求速度。在经济增速下滑的时候，也会去托，但托不是目的。托的目的是创造环境，为“嫩芽”提供合适的温度湿度。
从市场和政府的分工角度讲，创新的地位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中最为重要，但是创新恰恰是政府最力所不及的领域，政府所要做的应是为创新创造有利环境。
在世界经济发展历史中，有些国家在经历了高速发展阶段后进入了所谓的“失去的时代”。对于中国经济的未来，这种风险存在，但是风险并不大，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仍在继续。相比有些国家进入“失去的时代”前70%的城镇化率，中国目前的城镇化水平只有53%。通过城镇化提升劳动生产率的空间仍然存在。
从另一个角度说，理论上在中国城镇化水平还没有那么高的情况下出现经济增速下降是不应该的，这说明我们促进经济继续增长的机制还需要不断创新和完善。

Ⅵ 什么是中国经济新常态 新常态与旧常态的区别

如果用简要的话来解释，旧状态就是 “经济结构的低水平野蛮生长”，满足于“跑马圈地”和“占山为王”。新常态则是 “经济结构的全方位优化升级”，致力于实现创新驱动。两者的根本区别就在于能否实现创新驱动。如果再展开一些，则具体区别体现在六个方面：
第一，从增长速度来看，旧状态是高速增长，而新常态是中高速增长。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增长保持了接近两位数的水平，创造了震惊世界的“中国奇迹”，是典型的高速增长。这种增长是难以长期持续下去的。伴随着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和能源资源环境的约束，我国经济开始向新常态的中高速增长转变，增速大体在6%-7%左右。
第二，从发展方式来看，旧状态是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而新常态是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过去我国经济“跑马圈地”的粗放式增长极为普遍，经历了30多年高强度大规模开发建设后，过度依靠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的经济高速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要求我们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
第三，从产业结构来看，旧状态是中低端水平，而新常态是追求中高端水平。长期以来，我国产业发展方式较为粗放，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的产业占据很大比重，产业结构主要位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由于我国传统产业供给能力大幅超出需求，传统人口红利在逐步减少，“刘易斯拐点”正在加速到来。新常态下，产业结构必须从增量扩张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优化升级。
第四，从增长动力来看，旧状态主要是靠要素驱动、投资驱动推动经济增长，而新常态是强调创新驱动推动经济增长。过去劳动力成本低是最大优势，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很快，现在人口老龄化日趋发展，农业富余劳动力减少，要素的规模驱动力减弱，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必须让创新成为驱动发展的新引擎。
第五，从资源配置来看，旧状态基本上是政府主导的不完善的市场经济，市场起基础性作用，而新常态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在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新常态下，我们要更加尊重市场、理解市场，将资源配置的决定权限交给市场，并通过合理运用区间调控、定向调控和结构性改革等方式来完善市场机制，弥补“市场失灵”，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
第六，从经济福祉来看，旧状态基本上是非均衡型发展，而新常态是向包容共享型转换。改革开放以来，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城乡居民收入增加。但由于政府调控不力、市场体制不完善，导致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较大。新常态下，要释放改革红利，更加关注城乡居民收入特别是中低收入者的收入，使其持续较快增长，迅速提高公共服务水平。

Ⅶ 什么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

中国经济新常态就是经济结构的对称态，在经济结构对称态基础上的经济可持续发展，包括经济可持续稳增长。

Ⅷ 什么是中国经济新常态，经济新常态的特征

中国经济新常态就是经济结构的对称态，在经济结构对称态基础上的经济可持续发展，包括经济可持续稳增长。经济新常态是强调结构稳增长的经济，而不是总量经济；着眼于经济结构的对称态及在对称态基础上的可持续发展，而不仅仅是GDP、人均GDP增长与经济规模最大化。经济新常态就是用增长促发展，用发展促增长。经济新常态不是不需要GDP，而是不需要GDP增长方式；不是不需要增长，而是把GDP增长放在发展模式中定位，使GDP增长成为再生型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模式的组成部分。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2月9日至11日在北京举行。会议首次阐述了新常态的九大特征——
会议认为，科学认识当前形势，准确研判未来走势，必须历史地、辩证地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准确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
从消费需求看，过去我国消费具有明显的模仿型排浪式特征，2014年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保证产品质量安全、通过创新供给激活需求的重要性显着上升，必须采取正确的消费政策，释放消费潜力，使消费继续在推动经济发展中发挥基础作用。
从投资需求看，经历了30多年高强度大规模开发建设后，传统产业相对饱和，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对创新投融资方式提出了新要求，必须善于把握投资方向，消除投资障碍，使投资继续对经济发展发挥关键作用。
从出口和国际收支看，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前国际市场空间扩张很快，出口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动能，全球总需求不振，我国低成本比较优势也发生了转化，同时我国出口竞争优势依然存在，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正在同步发生，必须加紧培育新的比较优势，使出口继续对经济发展发挥支撑作用。
从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看，过去供给不足是长期困扰我们的一个主要矛盾，2014年传统产业供给能力大幅超出需求，产业结构必须优化升级，企业兼并重组、生产相对集中不可避免，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作用更加凸显，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将成为产业组织新特征。
从生产要素相对优势看，过去劳动力成本低是最大优势，引进技术和管理就能迅速变成生产力，2014年以后人口老龄化日趋发展，农业富余劳动力减少，要素的规模驱动力减弱，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必须让创新成为驱动发展新引擎。
从市场竞争特点看，过去主要是数量扩张和价格竞争，2014以后正逐步转向质量型、差异化为主的竞争，统一全国市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是经济发展的内生性要求，必须深化改革开放，加快形成统一透明、有序规范的市场环境。
从资源环境约束看，过去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空间相对较大，2014以后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必须顺应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待，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
从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看，伴随着经济增速下调，各类隐性风险逐步显性化，风险总体可控，但化解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将持续一段时间，必须标本兼治、对症下药，建立健全化解各类风险的体制机制。
从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看，全面刺激政策的边际效果明显递减，既要全面化解产能过剩，也要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探索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必须全面把握总供求关系新变化，科学进行宏观调控。
这些趋势性变化说明，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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Ⅸ 为什么会有经济新常态的局面

新常态是本轮金融危机爆发以后，近年国际上描述发达国家经济与金融状况的一个常用说法。该说法在最近两年的冬季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频繁出现。而中国经济从2013年开始进入到一个增长速度相比之前明显下降的发展阶段，新常态也因此被反复用来描述中国经济的新形势。

新常态对于中国和世界到底意味着什么?对这一问题的判断，无疑是一个影响中国经济、社会以及企业相关决策的重要课题。以下，我们分别针对发达国家、除中国之外的新兴市场国家以及中国三类经济体，分析其各自发展的新常态。由于分析过长的年份需要更加粗线条的研究框架，精准度也随之下降，本文将时间窗口设置为未来三到五年的中期发展阶段。
发达国家的新常态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6年之后，发达国家陆续进入后危机时代的恢复进程，不仅英国、美国，即使是危机深重的希腊、西班牙，也已经全面进入逐步走出危机、不断修复创伤以及调整引发危机的深层次问题的阶段。
对于英国、美国等国，新常态意味着经济总体增长速度比之危机前略有下降，但最重要的是，这些国家在危机后的增长主要来自于金融、房地产、高科技、高端服务业等领域，因此其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协调经济发展与经济恢复过程中的社会矛盾。尤其突出的问题是，全球化的大格局导致发达国家一大批低技能人群丧失了经济竞争力。以美国为例，尽管失业率不断下降，但大量人口长期失业且已经不纳入失业的统计。因此有人讲，美国的恢复是富人的恢复，收入差距在扩大。在英国，虽然经济增长速度并不低，但是员工的薪酬却在下降，这是连英国人自己都感到分外吃惊的经济现象。
综合分析，西方发达国家新常态的主要特征是:在全球化的压力下，经济社会体制和政策“向左转”，更加强调分配的公平性，强调对市场机制，尤其是金融市场的约束，同时，对于社会高收入人群的税收也会有所加强。这一点从最近一个时期以来，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Piketty)的新作走红并引发热议中可以得到一定的佐证。
中国之外新兴市场国家的新常态
中国之外的新兴市场国家，在这一轮金融危机初期所受到的影响相对有限，而从2009年开始，当发达国家大规模推行量化宽松及其他宽松的货币政策之后，大量资本涌入新兴市场国家，再加上中国经济迅速恢复所带来的对大宗商品需求的上涨，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出现了一轮兴旺、蓬勃发展的可喜格局。不幸的是，这一轮发展的基础并不牢固，因为不少国家的市场机制并不牢固，宏观管理并不够稳健，所以从2013年初开始，当美联储宣布将逐步退出量化宽松政策的时候，新兴市场国家遭到了新一轮撤资的冲击。可以预计，在受到发达国家货币政策调整的影响之下，这些国家的新常态将是经济整体增长速度的低迷，而这个低迷的过程，又会刺激一部分新兴市场国家不得不推行一些面向市场化的经济体制改革。
所以，新兴市场国家新常态的基本主题，是在低增长时代寻求经济体制的改革，试图为新一轮的增长创造一个制度基础，简而言之，“向右转”。可以肯定的是，部分新兴市场国家能够抓住机遇，推行改革；而其他一些国家很可能回避改革，将自己的经济推向更加艰难的困境。
中国经济的四种新常态
许多分析家认为，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基本点就是增长速度的逐步下降，以及债务水平的逐步调整。在我看来，这些分析不一定全面，其原因在于，这些分析过多地关注宏观经济的表现，而我们需要更加深入地分析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一些内涵，即哪些潜在的、非常重要的经济、社会现象将决定中国宏观经济的新常态表现。综合来看，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将有四个方面的重要表现。
一、新旧增长点的拉锯式交替
这将是中国经济新常态最明显、最突出的一个特点。中国旧的增长点有两个，一是出口，二是房地产，它们将会逐步地、有一定反复地退出。其中，出口的增长将直接受到国际经济波动的影响而出现各种波动和反复。总体上讲，因为中国经济的体量在不断增长，而世界市场将难以支撑中国出口的持续增长，所以，出口以及贸易顺差占中国GDP的比重将不断下降。但这个过程不是线性的，而是波动的。
在中国城市居民基本住房需求大致得到满足这个大背景推动下，加之金融市场的调整使得百姓的投资回报率上涨，房地产增长也会出现波动式的下降。这些旧增长点波动式的下降，将与新增长点不断波动式的上升，为整个宏观经济的增长带来阵痛。
中国经济的新增长点有三个。第一是长期性的、公共消费型的基础建设投资。这些投资包括高铁、地铁、城市公共设施建设、空气和水污染的治理等。第二是各种生产能力的转型和升级，包括高污染、高能耗的产能的升级，这也不可能是线性的、平稳上升的，一定会出现波动，这与资本市场融资成本的高低以及政府产业政策的调整有密切的关系。第三是居民消费，中国的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已是每年上升0.7%，目前已升至47%左右。
问题的关键是，旧增长点的退出是波动性的，新增长点的发力也不是平稳的，因此，未来三五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将会出现波动。这种波动与中国传统的宏观经济波动不同，传统的宏观经济波动更多来自于总需求的波动，包括投资需求的波动，因此政府需要经常性地踩刹车，通过各种政策和行政手段来应对。而在中国经济的新常态下，宏观经济波动的本质是新老增长点的交替。这种交替将不断导致增长的内在动力不足。因此，宏观政策在这段时间基本的主题将是稳增长，采取各种措施来为新增长点催生。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可能是公共消费型基础建设投资的投入。这种投入在一定程度上讲显然需要政府来主导，这也是政府稳增长的主要发力点。
与此相关的是，中国经济由于国民储蓄率高企，所以目前高达200%左右的债务/GDP比例还会提高，所谓的去杠杆率的进程短期不会来到。高储蓄带来的高杠杆是合理的，关键是结构，有政府担保的长期债务大有必要提高。
二、渐进式的经济结构调整
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第二个表现事实上已经出现，那就是潜在的、渐进式的，并没有完全被观察者所识别的结构调整。这种结构的调整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劳动工资率的持续上涨，尤其是蓝领工人的工资上涨，其背后的原因是剩余劳动力的减少殆尽。与蓝领工人工资以两位数上涨、明显超过名义GDP增长速度形成对比的是，总体上资本的收益率在下降。事实上，当前中国已经处在资本成本较高的一个阶段，这种实际利率在3%以上的情形在改革开放年代并不多见。相信经过下一轮改革，实际利率将又会下降，毕竟中国经济的基本特点是高国民储蓄率。就算按照目前的水平，蓝领工人劳动工资上涨已经带来了资本取代劳动力的趋势，各行各业都在想方设法提高资本对劳动力的比重。伴随资本取代劳动力，资本积累将会加速。
第二个悄悄推进的结构调整，是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发展，除特大型城市外，户籍已经基本放开，中国劳动人口将实现60年来的第一次自由迁徙。今后，中国经济的区域布局将超出行政规划的约束，呈现各城市、各地区竞争高质量人口的格局，中国的经济地理将会发生重大变化。这一进程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将极为深远。
第三个结构调整也已经开始，那就是居民消费的比重、服务业的比重均不断上涨。而且，服务业不只是生产性服务业，也包括物流、配送、电商、金融服务等消费性服务业。劳动就业的主要流向也在服务业。
三、改革的艰难推进
这也将是中国经济的一个新常态。本轮改革的决心和目标以及覆盖面可以说是前所未有，与此同时也必须看到，改革的阻力恐怕也前所未有。与前几轮改革相比，当前改革的重要特点是改革动力的缺位。
改革的动力应该来自于两个方面，一个是上层推动改革的能量。这种自上而下的动力现在非常充足，中央特别成立了全面深化体制改革领导小组。但问题是，本轮改革中，基层政府与国有企业显得比较被动，整体上缺少创造力、能量不足。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方面是一些官员激励不足，胆小怕事，不愿冒头，担心改革引发矛盾，从而导致对自身历史问题的调查和追究。
目前经济领域最引人瞩目的三大改革，第一是金融体制改革。这一改革目前是自上而下推进的，所以进展相对顺利，利率市场化未来两到三年内有可能基本完成，民间资本创办的银行已经开始布局，资本账户的开放也已提上议事日程。第二是财政体制改革，其目前处在规划之中，重点是完善税收体制、划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革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可以得到推进。第三大改革，是大家众望所归但处于相对停滞状态的国有企业改革。国企改革的根本在于进一步的市场化，在于把国企与政府进一步地分离，在于国企要进一步地资本化运营，但是这些方面的探索目前远远不足。总之，艰难的改革将是中国经济的新常态。
四、国际经济领域中国要素的提升

Ⅹ 什么是中国经济新常态，中国进入新常态有哪些挑战和机遇

当前的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经济增长进入了可控、相对平衡的运行区间。在外需疲软、内需回落、房地产调整及深层次结构变动的力量综合作用下，经济下行压力有所加剧。然而，“新常态”并不是只有困难、挑战和风险，新常态没有改变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改变的是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没有改变我国经济发展总体向好的基本面，改变的是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因此，中国经济“新常态”孕育着一个正在崛起的国家拥抱新经济体系的宏大发展机遇。
第一，大改革与大调整的机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不仅暴露了世界经济面临巨大的结构性问题，同时也宣告了镶嵌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中国传统增长模式走到了尽头。高投资带来的高能耗与高污染、收入分配差距带来的社会经济冲突以及过度管制带来的创新不足已经成为中国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足和民族复兴的绊脚石。人民深深认识到，大改革和大调整是重构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基石的唯一选择。这种“大改革”与“大调整”共识的形成是“新常态”带给中国经济下一轮发展的最大礼物，在世界性结构改革的大浪潮中给予了中国良好的机遇期。

第二，大消费、大市场与构建“大国经济效应”的机遇。中国在GDP稳居世界第二位的同时，其市场份额和消费规模也大幅度提升，中国需求成为世界需求最为重要的决定因素，“大国经济效应”开始全面显现。一是在市场上出现全面的规模效应和范围效应，生产效率的提升有效对冲着各种成本的上升，使中国在世界市场的份额并没有下降；二是消费开始上台阶，中国消费规模依然按照每年平均13%的速度增长，中国开始从“世界工厂”转向“世界市场”。三是中国的“世界工厂”开始与中国的“世界市场”相对接，在内外贸一体化的作用下使中国经济的稳定性和抵抗世界经济波动的能力大幅度上扬。
第三，“大纵深”与构建多元增长极的机遇。虽然到2014年年底，中国各类产业结构的指标已经标志着中国经济开始向后工业化阶段转化，工业化红利开始衰竭。但是，一定要看到中国经济纵深的厚度和宽度，即“长三角”“珠三角”以及“京津地区”虽然开始全面转向服务业驱动，但广大的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工业化依然处于高速发展的中期阶段。这不仅为东部产业升级提供有效的腾挪空间，也为中西部加速发展提供了契机。因此，中国产业的梯度大转移不仅大大延缓了中国工业化红利消退的速度，同时通过构建多元化的增长极使中国空间布局更加科学。
第四，“大人才”与构建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机遇。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和老龄社会的逼近意味着中国传统的人口红利开始消退。但必须注意的是，目前“招工难”和“用工贵”问题主要凸显在农民工领域。中国的就业格局是“大学生就业难”与“民工荒”相并存。每年700多万大学生毕业压力已经使大学生就业起薪与农民工平均工资开始拉平。而这恰恰是中国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的关键，这说明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已经为中国产业升级准备了大量高素质、低成本的产业后备大军。以大学生和人力资源为核心的第二次人口红利开始替代以农民工和低端劳动力为核心的传统人口红利。
第五，“大创新”与构建技术红利的机遇。仔细梳理中国技术创新发展的各类指标，我们会发现，在粗放式发展模式走到尽头的同时，中国创新发展模式已经崭露头角：一是专利申请大幅度提升，于2013年达到257.7万，增速为15.9%，占世界总数的32.1%，居世界第一；二是R&D经费支出突破低水平阀值，于2014年达到GDP的2.09%，增速达12.4%，进入高速度、中等强度阶段；三是技术市场活跃程度大幅度提升，2013年技术市场交易额达到7469亿元，增速达到16%；四是高技术产品出口大幅增长，总额达到6603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30%；五是国外发表的科技论文在2013年已接近30万篇，迈入世界科技论文大国的行列；六是中国拥有世界最庞大的科学技术研究人员。上述这些参数说明，只要进一步进行科技体制改革和鼓励各类创新创业活动，中国技术创新红利必将逐步实现。“中国制造”开始向“中国创新”转型，从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向知识密集产业过渡。
第六，“大升级”与构建升级版中国经济的机遇。在市场、技术、人力等多方面的作用下，中国经济开始出现全面升级的势头：一是在人均GDP接近8000美元时，消费开始出现大幅度升级，开始从过去30年的以吃穿住行为主体的工业化消费转向以高端制成品和服务消费为主的后工业化消费；二是产业在需求拉动下，开始大幅度由制造业转向服务业、由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知识与技术密集型产业。中国升级版经济的雏形开始显现。
第七，“大开放”与中国经济全球布局的机遇。中国经济实力的全面提升以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给予中国前所未有的进行大开放和全球布局的机遇。一是中国开始从“商品输出时代”转向更为高级的“资本输出时代”，海外并购突飞猛进，其平均增速超过30%，对外投资总量2014年已突破1000亿美元；二是以区域性自由贸易区的构建全面强化中国开放的板块效应；三是以“一带一路”为核心展开中国空间战略与开放战略全面对接，并通过互联互通打造中国新的国际合作格局；四是以金砖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国际金融机构的构建，打破欧美一统国际金融的格局。这些拓展有效扩张了中国资源配置的空间以及盈利模式，必将把中国发展带入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