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援助外国的人叫什么词

1. 援建是什么意思

援建的意思：指由于某些地区和国家自我建设的能力不足，需要外部帮助。针对该特点而进行的援助性的建设任务，就称为援建。中国对其他国家的援助，基本上都是“捐赠”物资，这说明是不收费的。

读音：yuán jiàn

词性：通常在句中作动词，修饰主语或宾语。

例句

1、长期以来，中国为牙买加援建了综合体育场、板球场和供水管道改造等项目。

2、近日成都保利公园皇冠假日酒店与中国运动员教育基金、云顶香港一起，探访了四川地震灾区爱心援建“风雨操场”学校。

3、目前已援建了两所活动板房小学，即将参与灾区的村落改造、生态民居示范、搭建人行便桥等工作。

2. 战争年中国人给日本带路的人叫什么

战争年代中国人给日本人带路的叫卖国贼或者汉奸

3. 表现中国帮助外国的人或事有哪些,举两个

一、鉴真远渡日本

公元630年至834年的二百年间，日本派19次遣唐使(其中到达中国者为15次)来华，而依鉴真六次东渡日本为代表，中日友好交往，对日本政治、经济制度的转变、社会生活的进步带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鉴真(688—763)，俗姓淳于，扬州人，14岁出家为僧，法号鉴真。他对佛经深有研究，戒律部分尤其精熟。天宝元年(742年)，日本学问僧荣睿和普照拜访鉴真，代表日本圣武天皇邀请他去日本传播佛教。鉴真欣然应允，立即造船备粮，准备第二年春动身。由于受到干扰，这次未能成行。鉴真并不灰心。天宝二年(743年)十二月，率弟子、画师、工匠等一百多人，启程东渡。途中船被巨浪打坏，东渡失败。接着第三次、第四次东渡仍未成功。天宝七年(748年)第五次东渡，又遇狂风巨浪，风急波峻，水黑如墨，境况险恶。船随浪涌，忽如上高山，忽似落深谷，船上淡水缺乏，饮海水又腹胀。漂流14天抵海南岛南部。这次东渡，荣睿、普照一直同行。荣睿病逝，鉴真双目失明，先后有36名中日人员在第五次东渡中牺牲。天宝十二年(753年)，鉴真以66岁高龄，率二十多人乘一艘回国的日本遣唐使木船第6次东渡，终于到达九州，受到热烈欢迎。

鉴真留居都城奈良最着名的东大寺。由他设计和指导，在奈良建筑了唐招提寺，反映了当时唐朝建筑技术的最新成就。他还传播了雕塑艺术干漆法(即夹法，在泥塑上敷麻布，反复涂漆，漆干后去掉泥土，成像，这叫脱活干漆。在木型上涂漆造像，叫木心干漆)。

他用鼻子嗅辨药物，为日本鉴定了许多草药。他在日本居留10年，对中日文化交流做出很大贡献。广德元年(763年)逝世后安葬于奈良唐招提寺，相传他的弟子塑造的鉴真干漆坐像一直安放该寺，定为日本国宝，是日本美术史上最早的肖像雕塑。鉴真像的塑造和长期保存，反映了日本人民对中日友好传统的珍视。鉴真被视为日本文化大恩人。1980年，鉴真干漆塑像被日本友人送回他的故乡扬州探亲，又到北京巡展，表现了中日两国人民友谊的不断发展。

2、郑和下西洋

明成祖命太监郑和率领200多艘海船、2.7万多人远航西太平洋和印度洋拜访了30多个包括印度洋的国家和地区，曾到达过爪哇、苏门答腊、苏禄、彭亨、真腊、古里、暹罗、榜葛剌、阿丹、天方、左法尔、忽鲁谟斯、木骨都束等三十多个国家，最远曾达非洲东部，红海、麦加，并有可能到过澳大利亚、美洲和新西兰，南极洲。加深了明王朝和南海（今东南亚）、东非的友好关系，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文明的传播。

印尼的学者认为，郑和舰队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上特混舰队。而郑和七下西洋的二十八年中，真正意义上的对外战争仅有锡兰（今斯里兰卡）一次，而且是在被迫无奈的情况下的防卫性作战。郑和在处理“爪哇事件”中，不但不动用武力，而且不要赔偿，充分体现了郑和是传播和平的使者，他传播的是“以和为贵”的中国传统礼仪，以及“四海一家”、“天下为公”的中华文明。

郑和下西洋所到之处，传播先进的中国的文化。当时东南亚、南亚、非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社会发展比较落后，非常向往中华文明。朱棣派遣郑和下西洋还肩负了“宣教化于海外诸番国，导以礼仪，变其夷习”的使命。郑和出色将中华文明远播海外，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新的篇章。郑和下西洋传播中华文明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中华礼仪和儒家思想、历法和度量衡制度、农业技术、制造技术、建筑雕刻技术、医术、航海造船技术等。

现在在海外还流传许多郑和的故事。在马来西亚有三宝山、三宝井，印尼有三宝垄、三宝庙，留下郑和遗迹，表达了当地人民对这位传播中华文明的先驱的敬意。

3、中国对外援助（说几个典型的，别生气哦）

（1）朝鲜

抗美援朝后，中朝兄弟弄了个经济文化合作协定——慷慨无比的中国大哥不仅将战时费用一笔勾销，还无偿赠送朝鲜兄弟8万亿元人民币（旧币）。并派出数千工程技术人员帮助朝鲜进行战后恢复重建。

从此噩梦式“援助外交”的开始：1959年至1962年，在无数百姓敲着“凤阳花鼓”去讨乞、唱着“走西口”出去讨荒的最困难时段，中国仍以无息贷款方式为朝鲜承担了纺织厂、轴承厂、糖厂、热工仪表厂、继电器厂、电子管厂、无线电零件厂等29个成套项目。

更崩溃的还在后面：1960年10月5日，在接见朝鲜副首相李周渊后，又拍板给朝鲜10万锭的棉纺设备和一大批物资。当时中国已经陷入举国大饥荒之中，所以十分周全地向朝鲜同志建议：“先上既快又短的项目，并同意分4年贷款4.2亿卢布。至于偿还期限，能还就还，不能还也可以延期，推迟10年甚至20年也未尝不可。等后代还也可以”。

好一个“等后代还也可以！”

永远难满足朝鲜同志的革命胃口：1962年，朝鲜要求中国帮助建纺织厂。为满足朝方急需，中国将自己建成尚未使用的邯郸第三、第五纺织厂的设备全套拆往朝鲜；1970年，签订中国给予朝鲜无偿军事援助6亿元的协议，并提供石油15万吨；1972年，再予以石油140万吨；为了更方便向朝鲜供应石油，1972年，开始为朝鲜修建输油能力400万吨的输油管道。同时，还援建了20万千瓦火电厂、平壤地铁等项目。

（2）越南

中国的对外援助中，对“同志加兄弟”的越南援助时间最长，数额最大。

1950年5月15日，中国向越南支援2000吨大米。1950年至1954年，提供1.76亿人民币的援助。1955年7月胡志明访华，赠送越南8亿元人民币。并提供设备、物资，恢复交通设施、尤其是铁路交通，派遣专家、顾问，接收近千越南实习生等。同年，在本国大米供应极为紧张的情况下，再援助越南3万吨大米，300吨面粉。另外，还给越南5吨葡萄干、1130箱酒，以及粉条、香烟、中成药、医疗器、电炉、轮船、电话机、卡尺、灯泡等等一批物资。

而在自身农业技术十分落后的情况下，中国还为越南提供农业援助，项目从农作物栽培、选种育种、病虫害防治，到建兽医院、家畜防疫药剂制造厂、火柴厂、加固水坝等，还包括10个碾米厂、两个汽油库。

一句话：越方是无所不要，中国是无所不给。象疼爱独生子一样对越南兄弟呵护关怀备致！

一则惊心动魄的一列数据：

1962 年夏，仍处于三年大饥荒中的中国，又决定给向越南无偿提供可装备230个步兵营的武器。1971年中国与越南签订的无偿援助协议共7笔，援助数额达36.1亿元人民币。1972年中越签订中国向越南提供经济、军事物资援助的协定，确定中国无偿援助越南27.98亿元人民币。1973年中越签署7笔包括一般物资、军事装备、成套项目和现汇在内的无偿援助协定，折合人民币25.39亿元。

截至1978年，中国援越物资的总值超过200亿美元，包括足够装备陆、海、空军二百多万人的轻重武器、弹药和其它军用品，成百个生产企业和修配厂，三亿多米布，三万多辆汽车，二百万吨汽油。帮越南铺设三千公里以上的油管。修建了几百公里铁路，并供应全部铁轨、机车和车厢。最不可思议的是：中国政府还特地给几亿美元外汇“供越南机动使用”——须知，1976年之时，中国外汇储备只有5.8亿美元！

更要特别提出的是：给越南的所有援助都是不附带任何条件的——绝大部分无偿，一小部分是无息贷款。

中国给的援助实在太多了，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对越自卫反击战时，中国军队发现越军使用的武器都是中国制造，越军装粮的麻袋上印的则是“中粮”！

（3）阿尔巴尼亚

从1954年起至1976年，中国向阿尔巴尼亚提供经济、军事援助折合人民币100多亿元。那时阿总人口才200万，相当于平均给每位国民4000多元(当时中国人均年收入不到100元，广东东莞有的地方农民干一天才8分钱。

当时的中国之所以跟阿尔巴尼亚打得火热，缘于中、苏两党打嘴仗、其它“兄弟党”绝对一边倒向苏共的情况下，不惜与苏联闹翻支持中共（仅是舆论上支持而已。）。从此，阿方一直以中国反击“苏修”的大功臣自居。从中国得来的东西，从来没有还的概念——1969年，中国副总理李先念访阿，总理谢胡陪同参观某地，往返途中谈了6个多小时，全是要求援助。李先念问，你拿我们那么多东西打算什么时候还？谢胡竟说根本没有考虑过还的问题。

好一个“根本没有考虑过还的问题！”

4. 曾帮助中国的国际友人

1. 白求恩： 为中国抗战献出生命的加拿大医生。
诺尔曼·白求恩(Norman Bethune，1890—1939)，加拿大人。着名胸外科医师，加拿大共产党员，中国抗战期间国际援华医疗队成员。
得票：4694484
2. 拉贝： 救助25万中国平民的德国人。
约翰·拉贝(John H. D. Rabe，1882—1950)，德国人。20世纪30年代德国西门子南京分公司经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
得票：4097787
3. 萨马兰奇： 我为什么如此爱中国？
胡安·安东尼奥·萨马兰奇（Juan Antonio Samaranch，1920－2010），侯爵，西班牙人，国际奥委会终身名誉主席。
得票：3736992
4. 斯诺： 为中国红军和毛泽东赢得世界性影响
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1905—1972)，美国人。着名作家和新闻记者。《西行漫记》的作者。
得票：3300122
5. 李约瑟： 让中国古代科技扬名世界的英国人
李约瑟（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1900—1995），英国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英国学术院院士，世界上首个为中国古代科技树碑立传的人。
得票：2870664
6. 爱泼斯坦：爱中国 所以加入中国国籍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1915—2005)，原为无国籍人士，后加入中国籍。中共党员，着名记者、作家。
得票：2397240
7. 艾黎： 在中国奋斗60年
路易·艾黎(Rewi Alley，1897—1987)，新西兰人。着名社会活动家、教育家。在中国生活奋斗60年。
得票：2356251
8. 柯棣华：埋骨太行的印度医生
柯棣华(Kwarkanath S. Kotnis，1910—1942)，原名德瓦纳特·桑塔拉姆·柯棣尼斯，印度人。着名医生。中国抗战时期国际援华医疗队成员。
得票：2353656
9. 诗琳通：泰国王室中的“中国通”
玛哈·扎克里·诗琳通（Maha Chakri Sirindhorn，1955- ），泰国公主，1956年生。泰国国王普密蓬·阿杜德的次女，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人民友好使者”称号获得者。
得票：2247707
10 . 平松守彦： 帮中国农民致富的日本县官
平松守彦（1924- ），日本人，1924年生。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曾任日本大分县知事。
得票：2192951

十大国际友人 提名奖
1.阿尔希波夫：苏联援华首席专家 （特别提名奖）
得票：674190
2.陈纳德：令侵华日军闻风丧胆的美国“飞虎”
得票：1440778
3.远山正瑛：来自日本的“治沙愚公”
得票：1356664
4.赛珍珠：以描写中国的作品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得票：1354912
5.尾山宏：无偿帮助日本侵华战争受害者索赔
得票：1351386
6.坦芭肯：藏区盲童的“光明使者”
得票：1351190
7.大山：是外国人 但不是外人
得票：1351140
8.杜大卫：北京的义务“英文警察”
得票：1350427
9.中野良子：中日永远的“真由美”
得票：1350419
10.金昶伯：率中国女曲夺奥运银牌的“魔鬼教练”
得票：1350330
11.格里希：首位国企“洋厂长”
得票：1347894

5. 关于外国有难,中国帮助的事情

新中国对外援助究竟有多少？ ——我国外交档案解密透露1960年底以前的实情 多年以前，作为我国外交的重要内容之一，“对外援助”这个“关键词”频频出现在报纸上、广播里。对于上点岁数的中国人来说，“外援”一词并不生疏。但是，有关我国“外援”的具体情况及统计数据，恐怕很少有人说得清楚。 随着外交档案不断解密，新中国的“对外援助”也已不再是秘密。在近日向公众开放的、至1960年底的外交档案中，记者发现含有“对外援助”字样的标题竟有200多个。 1 蒙古国最早请求支援劳动力 新中国刚成立，国外请求援助的信函便纷至沓来。 “越南请求中国援助大米事”，“关于老挝要求我国提供经济援助问题”，“关于也门要求援助事”，“几内亚高官要求我经济援助等谈话记录”，“印尼要求我援建纺织厂事及印尼工业部长为此拟访华事”……外交档案显示，某某国“要求中国提供”、“请求中国援助”、“请求我给予”、“要求我援建”、“要求我派”，是上世纪50年代我国一些驻外大使馆来电及外交部上送报告中的常见字句。 向中国要钱要粮要物或援建工厂的要求，不少是国家元首亲口提出的，他们或找我驻外大使，或直接专门致函我国领导人，还有的以国家政府或外交部给我国发照会的方式，商谈和办理“援外”事务；在当时我国外交部和外贸部等政府部门、驻相关国家大使馆的工作中，这一项占有不小的分量和重要地位。 1950年7月，我国首任驻蒙古国大使吉雅泰到任不久，蒙古总理乔巴山就向他提出“要求帮助解决劳动力的问题”。这大概是向我国最早提出的外援请求。当时，中方的答复是：“因为国内解放战争尚未结束，动员工人出国是有困难的，这个问题容后考虑。” 周恩来总理记住了对蒙古国的这一承诺。1954年11月，乌兰夫副总理率中共代表团前往乌兰巴托，临行前，周总理指示外交部电告何英大使：“通知蒙方此次代表团去蒙，除参加蒙党代大会外，并希望了解一下蒙方在劳动力方面有何困难，以及我国可能给予何种帮助的问题。”12月8日，中共中央正式电告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我们当在可能范围内尽量满足你们的要求。”1个月后，蒙古国向我驻蒙使馆提交了总计12250名工人的清单，包括粗细木匠、泥瓦匠、制砖瓦、烧石灰、谷物蔬菜树木花卉种植、家具制造、厨师、裁缝、制靴、印染、桶匠、捕鱼等近40个工种，蒙方同时要求工人自带工具。 对此，外交部给使馆的回电中颇显为难：“此次蒙古所提出的工人种类繁多，要求去蒙的时间又急，并且所涉及的问题甚广……进行动员是有困难的。”“又如去渔工，蒙方有无渔船、渔工？”后来，根据中方建议，双方就此组团商谈。1955年4月底，相关部门在东北三省开始了赴蒙工人的组织工作。当年，首批8200名工人赴蒙。 越南向我国提出援助的时间也很早。在标明1951年5月15日的一份材料上，越方的要求开门见山：“我们正处在青黄不接期间，如无援米必告断炊。……因此，恳切要求你们再帮助我们一千五百吨至二千吨大米，以渡过此难关。”显然，在此之前，我国已支援过越南粮食了。 2 援越物资表里有葡萄干和酒 记者粗略统计，到1960年底，我国提供援助的国家还有：朝鲜、柬埔寨、尼泊尔、缅甸、马里、乌干达、刚果、喀麦隆、伊拉克、叙利亚、埃及、阿富汗等，一共22国。 我国帮助蒙古国建学校、医院、疗养院、专家招待所、热电站、玻璃厂、造纸厂、养鸡场，修桥造路，解决燕麦种子，供应木材，修复古庙等，援建纺织厂的设备国内提供不了，我们就用稀缺的外汇到英国订购。 在《中国和越南关于中国1955年援助越南的议定书》的附件中，中方援越的货物表里，有30000吨大米、300吨面粉、5000公斤葡萄干、180根皮带、1130箱酒及粉条、香烟、中成药、医疗器械等；援建铁路的物资表里，有电炉、轮船、电话机、卡尺、灯泡等物；农业援助项目从农作物栽培、选种、育种、病虫害防治，到建兽医院、家畜防疫药剂制造厂等，还有10个碾米厂、2个汽油库、火柴厂、加固水坝等等。这其中的30000吨大米，是在议定书签订之前5个月，越南劳动党中央致中共中央绝密函中提出的，当时中共中央回电：“虽然国内大米供应也较紧张，但为着援助新解放的兄弟国家，同意照拨。”那时大多数中国人也难以享用葡萄干和高档酒。 在柬埔寨，我们除了援建水泥、纺织、木板、造纸、钢铁等各种厂子外，还帮他们建艺术学校、电台，勘探铁矿煤矿。 1955年9月30日，在援越的越池桥修建工地，因水流湍急，运送钢缆的船倾斜进水，29岁的中国工长、共产党员陈国平为救船上“6名越南同志”掉入水中，第一个为我国的援外事业献出了生命。为报告国内这一不幸事件及善后，使馆先后发回3个篇幅很长的电报。 非洲国家是从1958年底才开始陆续与我国建交的，对他们的援助一般在建交前几个月开始。我们援建他们中小型工业项目和农场，帮助他们找水打井。粮食是这些国家最希望从我国得到的东西，1959年到1960年，我国粮食连续两年减产，但对于非洲国家的要求，仍然慷慨解囊。如1960年，我们援助几内亚10000吨大米，还宣布“向刚果提供5000吨至10000吨小麦或大米”。 此时，新中国政府面对的是多年战争后民国政府留下的烂摊子，百废待兴，国力有限，但我国人民仍节衣缩食，克服重重困难，一一满足各国的要求。而且，我们的援助从不附带任何条件。 3 受援国家的要求往往过大、过多、过急 虽说是我国提供外援，我们给人家东西，但与受援国就外援的谈判并不容易，执行中也出现过一些问题。 1955年2月16日，中蒙双方为中国援助蒙古劳动力问题开始谈判。“至4月7日正式签字，共进行了14次会谈。”为什么要谈判这么多次？原来，蒙方提出，中国去的工人“希携家属来蒙，居留期间愈长愈好”，工期“不少于五年”，与蒙古员工同工同酬，而且“所得工资都用在蒙古，不寄回国内”。我谈判代表团给国务院的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在谈判中我们的许多意见都经过多次解释才被接受，如我们提出工人的工期为三年，派遣中国干部带队及在蒙古成立工人事务处，准许工人兑回工资百分之三十的现款养家及把余款存入蒙古银行，列入非贸易账户汇款等问题，均经过多次反复磋商。” 这样的问题似乎不只发生在对个别国家的援助中。1960年的一份档案中说：“从几年来的实际情况看，受援国家提出要求我国帮助建设的不少项目，往往超出他们国内的实际需要和可能条件。”“他们提出要求援助的项目往往过大、过多、过急。同时，按照我国的实际情况，对外提供经济技术援助的能力也有一定限度。” 由于受援国的要求往往过急，“以致有些项目的建成时间和设备交付时间规定得比较紧迫，给执行协定带来了一定的困难”。1958年底，一份总结外援工作的档案列举了一些存在的问题：援蒙的“个别项目规模过大、标准偏高”，“砖瓦厂由于原协定限期太紧，国内的设计和设备制造工作无法如期完成，推迟半年才完工”，“据估计蔬菜农场生产的蔬菜比当地的肉价还要贵。”按协议，1958年我国应向朝鲜供应6万纱锭纺织机械设备，但“由于目前优质钢缺乏，不能尽早满足朝方要求”。 因此，当时外贸部等一些部门提出：“对兄弟国家提供援助……是为了帮助和推动他们自力更生，促进他们在经济上独立自主。”外援要“贯彻执行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细水长流的方针，做到因地制宜，中小为主，多快好省”。 4 11年外援总额：40.28亿元人民币 “从1950年起至1960年6月底，我国同某些兄弟国家和亚非民族主义国家达成协议由我国提供无偿援助和贷款总额为40.28亿元人民币，其中援助兄弟国家35.39亿元(无偿援助25.79亿元，贷款9.60亿元)，援助民族主义国家4.89亿元(无偿援助2.38亿元，贷款2.51亿元)。在援助总额中，用于提供成套设备的为9.86亿元，其中对兄弟国家9.62亿元；对民族主义国家2470万元。” 这是1960年7月1日，时任外贸部副部长的李强向全国外事会议报告的统计数据。他的发言稿题为“几年来的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工作”，上面标有“绝密材料会后收回”8个字。46年后，这个发言稿加上了印有档号的封面，向公众亮相。在当时我国的经济总量中，40.28亿元的外援总额占有多大比重？根据《中国统计年鉴》，这个数字接近1953年到1957年“一五”计划期间国家基建投资计划427.4亿元的1/10。 当时，我们的“兄弟国家”是新中国成立后很快与我国建交的苏联、东欧及越南、朝鲜等11个社会主义国家。据外交档案记载，在欧洲的“兄弟国家”中，11年间我国仅少量援助过阿尔巴尼亚和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因此，援助“兄弟国家”的35.39亿元款项，绝大部分由越南、蒙古、朝鲜三个国家分享。而接受我们援助的“民族主义国家”，则主要是柬埔寨、也门、尼泊尔、阿尔及利亚、苏丹等国。 李强还介绍，我国对外提供成套设备的援助从1955年开始，“到1960年6月底，按照我国同九个国家签订的经济技术协定和议定书的规定，援外的成套项目为182项，其中对‘兄弟国家’165项(朝鲜8项，越南100项，蒙古53项，阿尔巴尼亚3项，捷克1项)。”在其余援助“亚非民族主义国家”的17项中，刚与我国建交两年的柬埔寨得到了8项。“共派出工程技术人员7558人次，建筑工人25566人次。……共接受和培养了外国实习生2864名。” 5 中国还积极参与了人道主义援助 翻阅半个世纪前的援外档案，我们不能不想到当时我国所处的国际环境。直到1960年底，与我国建交的国家仅38个，其中10个还是1958年7月以后才建交的。新中国爱好和平，希望创造有利于国内建设的周边环境和国际环境，希望不断扩大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不少档案都提到：“认真做好外援工作，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外援’扩大了我国的影响，对发展我国同各国的友好关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正是基于这样的出发点，我国还积极参与了国际上的人道主义救援活动。一次次救援款物的办理经过，也都详细记载在了外交档案中。如1952年5月，日本北海道札榥郡一个主妇会致毛主席信，说当地发生严重地震和海啸，居民受灾严重请求援助，中国红十字会立即电汇过去2亿元人民币(旧币，下同)。1955年7月，在联合国驻阿富汗的技术援助专家名单中，就有我国两位养蚕专家和他们的夫人。1957年7月伊朗地震，我国也迅速提供了救济。 1952年，印度发生灾荒，我国先后以红十字会、全国总工会等4个群众团体的名义，两次各捐款20亿人民币。1953年8月，印度北部洪水泛滥成灾，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建议中央，我国援助印度10.5亿元人民币，当毛泽东主席了解到苏联捐赠了25万卢布(约合人民币17亿)时，批示“款数似应增加至十五亿或廿亿人民币”，相关部门最后定为15亿元。与当时美国给印度捐1万美元、200万磅奶粉，英国捐500英镑，南非捐100镑相比，我们援助的15亿元也是不少的。 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在回忆录中说：邓小平告诉1976年访华的李资政：中国援出了200亿美元，基本上属于无偿性质的。 据中国军事科学院专家曲爱国的研究及越南政治家黄文欢的回忆录：在越南抗法战争期间(后来才有抗美阶段)，中国是世界上惟一向越共提供军事援助的国家，在武器、装备和后勤配合方面，是按“要多少给多少”的指示办。毛泽东是这么告诉过胡志明的：“我们是一家子。要人给人，要物给物……” 据李光耀估计，20世纪80年代中国援了10亿美元。 1、援助阿尔巴尼亚： 中国为阿尔巴尼亚援建了大量的企业，后来基本处在停产、半停产的状态，设备早成为了废铁；帮助阿国建设的备战用的堡垒，他们开始用它喂鸡了…… 当时的对外联络部部长耿飚透露，1964-1970年代末，中国给了阿国90亿元人民币！(有学者根据货币含金量、购买力测算，它相当于现在的上千亿！它还相当于给当时人口规模为200万的阿国人每人发了4000多元的红包！) 伍修权将军的文章《回忆与怀念》说，阿尔巴尼亚独裁者霍查的女婿、阿外交官马利列，在他的文章《我眼中的中国政要》里讲叙了这么一件事：1962年，他到中国要求粮食援助，找到外贸部部长李强，无果；后来还是找到刘少奇解决了问题。恰巧当时，缺粮食的中国向加拿大进口了大批小麦，几艘载满小麦的中国轮船正在大西洋驶往中国，接到中央的命令后，立即改变航向，调头驶向阿国的港口卸下了全部小麦。马外交官叙说此事时，没有忘记留下一句溢美之词。伍将军心痛地补充了一句：中国人慷慨呀！ 2、越南： 对于越南，中国除了经济援助，更多的是无偿的作战和劳务援助。中国军人除了在一线作战之外，还在承担通信、后勤、筑路、扫雪，甚至还承担了为他们的农民挖沟、种地等事情。 另外，中国还援助了枪11.6万支，大炮4630门，工兵、通讯器材、衣物、大米、药品、汽油、机车…… 越南人1978年发起的对华战争中，他们用中国人送去的枪炮作武器，用中国人援助的成袋成袋的大米作支枪的架子和掩体的材料，来射杀中国的军人！…… 3、朝鲜： 为朝鲜，中国付出了几十万中华儿女的生命(没有可供引用的、公认的精确数字)，支出了63亿元的战争费用，560万吨作战物资…… 1996年5月，援朝2万吨粮食；1999年6月，援助15万吨粮食，40万吨炼焦煤；2001年3月，朝在接待曾庆红到访时对我国“提供无偿援助表示感谢”。给的什么，给了多少，不详；2001年9月，朱邦造答记者时说，在中国元首访朝之际，要给朝方提供“粮食及物资援助”，数量不详。…… 新加坡《联合早报》2000年6月11日的文章说：中国对朝提供的实质援助，要比公众所了解的多得多：每年提供给朝鲜50万吨粮食，100万吨石油，250万吨煤炭。 4、“非洲兄弟”： 1967年，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访华拉赞助，他在盛赞毛泽东是非洲人最景仰的“老者、勇者、智者”之后，又说了“中国的工作使世界变得有希望”的溢美之词，毛现场办公，拍了板：“这条铁路不过投资一亿英镑，没什么了不起”。此情此境，在座的中国官员都不敢出声。中国负责修路工程的官员对铁路的评估结论是：1800多公里长度，近20亿人民币的投入。最后到底花费了多少，没有资料。不单单是钱的付出，也不单单是10年的艰苦施工。同胞兄弟有78人为此献出了生命，其中最小的年仅2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