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应对西方媒体造谣抹黑中国

‘壹’ 面对西方的辱华事件，中国媒体该怎样面对

当一个国家，一个名族崛起的时候总是会惹来很多非议，尤其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这样一个共产主义国家。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我们没有必要太紧张。当然，如果有些言论确实太过激，危害了祖国的利益，那么我们也绝不能任人欺负。另外，我相信，西方一些真正的有识之士会用正确的态度对待中国，对待不实的言论。归根到底，西方的辱华言论还是出于对中国的不了解，因此也就生出许多戒备心，对华态度也有所偏差。那么，作为媒体，我认为责任很重大。首先，要有起码的职业操守，据实报道，注意，不能利用中国民众的爱国情挑起不必要的风波。其次，应该向西方传递一种友好、积极的态度，但是也要做到不卑不亢，阐述中国对外政策的同时表示出“中国不容侵犯”的强硬态度。让世界了解中国，接受中国，最后愿意和中国和平共处，加强合作，从而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和话语权，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媒体担负着很重要的责任与使命。靠的不只是一腔爱国情怀，还有智慧、理性和风度。

‘贰’ 疫情中外国对中国的污名化,中国人应该怎么做结合跨文化沟通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构成了一种特殊的世界交流景观。

21世纪频发的公共卫生事件中，国际信息传播曲线从疾病信息开始，逐步蔓延到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全方位信息传播。与此同时，国内对于信息高度秩序化需求既受到了自媒体的挑战，也在传言处置逻辑中出现若干的翻转。这种翻转通过大量信息的对冲现象逐步让事态的发展获得受众更多的理解与共情。

当然，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的刻板印象与病毒传播恐惧情绪下激发的种族主义倾向依然存在并随着疾病的蔓延产生越来越清晰的影响。这种影响范围虽然小，但是也是专业理性不得不反复面对的整体性挑战的一部分。

1.理解、共情与认同

疫情提供了一个看似全新的国际传播场域。面对这些场域，国家治理实践与媒介信息传播实践总体上呈现了一个相对理性的状态。但是在这个总体面向之下，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如民族主义的情绪、传言的问题等。疫情中，国际传播实践也突破了原有的媒介视阈，在多部门联合实践中，在更广泛意义上试图赢得世界的理解、共情与认同。

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危机的过程中，我们很难摆脱一种病态心理：试图从外界的积极肯定中获得某种慰藉，甚至急于从西方新闻话语中挑出积极话语，让他者话语服从于一个康复者的心情，从而落入封闭的、不自信的状态。中国的疫情危机应对真正开始于1月20日钟南山正式宣布“肯定存在人传人现象”，此后武汉经历了封城隔离、撤换官员、集中治疗、全国支援。这使得中国在外交层面赢得了世界普遍赞誉，主要包括“牺牲精神”“负责任大国”“速度、力度和透明度”等。

形象总是在关系中建构的，维护自我形象和寻求他者认同必须在对话关系中进行。如果只是单向收集形象传播的效果，我们得到的只能是不自信的形象。逐渐摆脱恐慌的我们唯一应该展现的形象就是开放、对话，乐于向世界分享中国抗疫经验，也不回避中国抗疫的困难、矛盾和问题，直面外界对中国理解与不理解的种种维度，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中国的独特性的框架下，让中国人的遭遇和想法联通各国人的遭遇和想法，以包容的心态重建全球人际互动、互惠机制、信任关系、合作互动、价值共享。

21世纪的前20年，中国暴发了两次大规模传染性疾病。尽管“传染性疾病将会是全球未来的共同敌人”这个判断是一个科学共识，而且疫情最终在中国得到了控制，但是某些境外媒体对于中国疫情和应对疫情的报道对外界形成对中国的负面认知产生了深远影响。新冠肺炎疫情虽然还在持续，但是全球传播图景并没有突发性转向。17年前的记忆成为新一轮质疑的基础，也是中国在疫情问题的传播上面对的全球难题。

值得肯定的是，疫情暴发初期，由于我们1月12日就主动而积极地与世界卫生组织（WHO）等国际组织合作，以及中国科学家迅速确定病毒鉴定和测序，并及时与世卫组织和其他国家分享有关病毒的基因序列，从而在全球科学界和公共卫生健康领域里赢得了支持与尊重。在以科学家、流行病专家以及病毒学家为主要采访对象和信息来源的疫情暴发早期，中国的国家形象得到很大提升，积极正向的评价较多。世卫组织的专家在其中尤其发挥了重要作用，再三向世界解释了中国在疫情信息透明公开方面与2003年的表现显着不同，这是一个明显的进步。

本次疫情危机体现出了中国媒体在信息传播中的全球公信力水平与专业水准。由于疫情的特殊性，全球新闻媒体进入疫情核心区域即湖北各地报道的人员有限。这就为我们带来了两方面的挑战。一方面全球新闻媒体通过观察我国主流媒体的报道获得疫情发展相关的权威信息，另一方面公共新闻提供者在社会化媒体平台上获取疫情的信息补充，传递疫情全貌。在这两个舆论战场上，一方面考验着我们与全球新闻媒体对话的专业主义能力与表现，另一方面也检视着我们是否有通人性的沟通方式，能够以有人情味的故事将中国民众的牺牲与苦难正常示人，获得族群间的共情与体谅。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中国政府迅速成立专门应对小组，在全国范围内密集部署，并配合相关国家做好人员撤离工作。这些工作在国际上得到了肯定。如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说，他看到了中国为避免传染扩大展开了多方面的努力，包括及时向其他国家通报有两国间流动记录人员的确诊信息。

美国《全球策略信息》杂志华盛顿分社社长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在中国日报网撰文称：“中国医务人员和公民为应对这个事件而做出的勇敢努力，考验了城市的医疗基础设施的能力，这代表了一定程度的英雄主义，只有在战争中才能看到。”斯洛文尼亚前总统达尼洛•图尔克（Danilo Türk）在2月14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说：“中国对新冠肺炎疫情做出了果断而系统的反应。世界各研究中心之间的科学合作显着加强。”当然其他的声音也不少，如夏威夷大学马诺阿主校(University of Hawaii, Manoa)亚洲研究助理教授克里斯蒂·戈维拉(KristiGovella)分析说：“与中国有关的广泛政治、经济对峙和忧虑加剧了某些仇外心理，这些情绪与最近对传染病的担忧交互在一起成为国际舆论的表征之一。”

2.传播偏向与专业理性

危机时刻的全球传播状态是一面镜子，各种常态与非常态都可能在这个时候清晰呈现。面对疫情不断在全球范围内蔓延的状况，全球涉华信息的景观也很像一个万花筒。然而，从我们常规对所谓西方媒体的观察实践来看，信息依旧受到刻板印象、传统偏见的影响，并与所谓的专业理性之间生产了足以成为经验性材料的紧张空间。

狭义来看，疫情的发生往往涉及两方面的传播实践，一个是危机传播，一个是科学/健康传播。而一次规模如此广泛的疫情，又是一次政治传播、国际传播的实践场域，是检验一个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大考的一部分。

病毒传播没有国界，世界各国都被卷入了这场大考，而无法做到对他者隔岸观火。疫情发展至今，对疫情中的中国报道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中国向全球揭示疫情发生至武汉宣布封城；第二个阶段:从武汉宣布封城开始至李文亮医生去世；第三个阶段：日本、韩国、意大利等全球各地宣布发现首例社区人传人病例，疫情向全球蔓延。

在第一个阶段里，西方媒体尚能接受科学界对科学的不确定性的认知逻辑，对疫情的报道相对集中在对病情发展的追踪，媒体报道框架多在传染病报道的健康传播框架内，“病毒测序”“疫苗”“有效药”等方面的讨论成为主要话题。

在第二个阶段，即封城之后，由于采取了传染病防控的围堵措施，西方媒体仅有少数记者能进入疫情核心区域进行报道，而且一旦离开湖北地区记者又被迫居家隔离，因此与疫情相关的现场报道基本消失。西方媒体成为国内媒体报道的观察员以及中国社会化媒体内容的“搬运工”。由于封城行为史无前例，且缺少直接观察者，西方媒体在这一阶段的报道由于缺少历史经验判断与比照对象而较为谨慎。然而，自武汉中心医院发布李文亮医生死讯，及其生前被训诫的事实被报道之后，西方媒体迅速找回了其故有的报道中国的政治框架与话语——极权主义国家。关于疫情的报道转向对中国政治体制弊端的讨论以及极权国家言论自由问题的尖锐批评。在这个转向下，中国前期建立的良好形象被反转，“中国的数据不可信，中国人不可信”作为一种集体形象，再次成为国际舆论的主流。

第三个阶段，目前正处于胶着状态。此时对中国的疫情报道正逐步让位给其他新暴发疫情国家。在此阶段，中国往往被作为一个对照国家进行比较分析。这一阶段的中国形象是否能够翻转还未可知。从对2003年非典新闻报道的分析来看，前几个阶段的报道框架将基本决定这个阶段对中国形象的塑造。例如有学者对西方媒体中对中国和越南在非典期间的报道进行比较分析后发现，由于前期疫情信息不公开，造成对中国的报道负面形象显着，而越南的正面形象居多。这次的西方媒体报道应该也不会有太多例外。

西方的中国疫情报道依然没有偏离一些固有的模式，如冲突模式（偏向于呈现疫情中的社会冲突）、平衡呈现模式（在场地呈现中国抗疫的积极与消极的两面）、比较模式（与历史事件比较、与新兴民主国家的社会治理方式比较）、异端模式（如视社会主义体制为异端）等。但中国主流媒体习惯性地选择报道西方媒体的积极话语来表达中国形象，我认为，这种做法一方面制造了西方传媒正面报道中国的幻象，另一方面表现的“要面子”心态也很难得到世界的理解。最能表现中西对话姿态的方式应该是，以西方的专业理念来解读西方媒体的报道，弄清楚西方新闻话语是否为某种偏见所主导，在何种程度上脱离了新闻专业主义轨道。

然而，我们也应关注西方媒体对种族主义偏见的反思，并由此寻找对话的可能性。如路透社、美联社、《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也都报道了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引发的反华情绪。相比之下，路透社的报道更有气度，它援引人类学家的观点揭示反华情绪的根源，“东方主义假设、政治不信任和健康问题是一种相当强大的组合”，警示人们不要对中国人抱有歧视（路透社，2020年1月30日）。《纽约时报》征集了来自世界各地华人的经历与感受，以读者来信的方式呈现出他们对疫情的看法，有人在开学在即无法成行；有人被房东要求赶快退房；有人飞往东南亚逃难；也有人认为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应对已非常有力（《纽约时报》，2020年3月1日）。

从西方主流媒体的报道看，中国的形象并没有因为这次疫情发生巨大的改变——仍然是真实与偏见并存。诚如一位在伦敦求学的华裔加拿大人所言：“西方媒体总是以一种狭隘的视角报道中国。这种叙事来自冷战时期，把每个非民主国家都视为威胁。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报道也陷入了这种模式。”在政治上，西方仍然指责中国信息不公开、言论不自由、人权得不到保障。如《纽约时报》一直在批评中国的宣传控制。在经济方面，唱衰中国的声音同样不绝于耳。如《纽约时报》2月11日发表题为《“就像中世纪的欧洲”：新冠肺炎疫情重创中国经济》的评论文章认为，疫情使得中国经济基本处于停摆状态。

3.种族主义与污名化

与其他的全球性危机不同，病毒因为其可能的与饮食、族群、生物之间的关联，而使得其带有流行病学意义上的溯源的需求。实际上，这一话题在科学层面始终无法研究和阐述清楚所带来的一种连锁反应是，个别政治人物利用其现存的模糊性，煽动民族主义甚至是种族主义情绪，进而引发了针对疫情最早暴发地中国的“污名化”问题。由此人们期待，大家能够在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下，打破传统意义上的族群分歧。这种期待是理想主义的，还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每次重大疫情发生，首发族群就不可避免地面对污名化的威胁，如艾滋病的全球传播造成人们对非洲人的歧视。正如中国台湾人类学家刘绍华所预测的，这次疫情的发展必然带来“COVID-19=武汉=中国=中国人=华人=亚洲人”的国际反应。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伊始，就已经有不少国家和地区的人们呼吁警惕因疫情带来的针对华人和其他亚裔的种族歧视与骚扰。一些研究也显示，由于此次新冠肺炎暴发于武汉，在国际社交媒体上，推特在#武汉肺炎#标签下的内容多为恐慌性谣言和视频，含有大量负面虚假信息，而在#新型冠状病毒#标签下多为客观中立的报道。正如斯洛文尼亚哲学家齐泽克（Slavoj Zizek）所说，在疫情面前，“种族主义妄想”的作用显着。

其中用地名来命名疾病的污名化现象是疾病报道中首先要警惕并尽力去除的。世卫组织为了避免以地名命名疾病为族群带来的污名化后果，很快采用COVID-19命名新型冠状病毒，并在全球推广。国际媒体基本上迅速进行了采用。但是在华语社区，以台湾地区为例，台湾疾控中心依然称新型冠状肺炎为“武汉肺炎”。这一称谓依然被华人的自媒体刻意使用，可见疾病的传播确实会增强某些早已存在的分歧与偏见。

齐泽克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应该真正羞愧的是世界各处只想着如何隔离中国人的我们所有人。”他道出了这些疫情危机中存在的种族偏见和文化偏见问题。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你们”与“我们”、“东方”与“西方”，是人类社会长期存在的思维定势。这种思维定势以自我为中心，建构对于他者的想象，误解、误读与认知偏见在所难免。民族国家间、宗教信仰间，乃至思想观念与意识形态间之隔离与冲突盖与此有着密切的勾连。在全球化时代，社会交往频度、广度和交往技术都较以往有着根本区别，人类社会唯有完善“与他人共在”的交往理性，超越东西的二元思维定势，方能化解文明之冲突，建立起和平的世界交往秩序。

马来西亚国会下议院前副议长、马来西亚中国丝路商会会长翁诗杰（ONG TEE KEAT）说得好：“零和思维的政客们长期以来一直痴迷于遏制中国的战略，以维护自己国家的霸权地位。但现在面对这样一种致命的病毒，遏制的目标应该是病毒本身，而不是国家和人民。在这方面，常识和人道主义意识必须占上风。”

面对公共危机事件，没有人可以独善其身，需要的是相互协助。在这次危机中，我们也看到很多积极的现象，如“山川异域，风月同天”“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日本捐赠抗疫物资上的诗词最近刷屏、刷圈，让很多国人对日平添好感。在东京街头许多店铺的广告牌都写着“武汉加油”的字样；韩国总统文在寅公开表示：“中国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这些感人的事，注定将会以生命至上、人性之善等正面字样载入历史。同样，由40位知名法国音乐剧演员共同演绎的抗疫歌曲《在路上》（Together）和由19个国家50位外国音乐人翻唱的《在路上》（Together）在网络上热播，传递了爱的力量。

在反全球化、逆全球化浪潮下，全球传播景观与地方化传播景观相互呈现，种族主义、民族中心主义、国家利益优先等现象日益凸显。一个心里装着“敌对势力”的人是走不出狭隘的传播空间的，相对而言，我比较认同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在2月6日新闻发布会上具有对话性的演讲，他表示近来关于疫情的相关情况受到了包括英国媒体在内的世界各国媒体的关注，许多媒体都进行了客观公正的报道，高度赞扬了中国政府的疫情防控措施，或是给出了合理的建议。但他同时提到，仍有部分媒体报道存有偏见、恶意和不实信息，而这一切都被他置于可沟通性的话语中加以讨论，即：“谣言和恐慌比病毒更可怕，信心和决心才能战胜疫情。”

事实上，疫情发展到后来，两百多个国家遭遇新冠病毒袭击，人们终究明白，抗疫不再是地域性任务，而是人类的共同任务，只能共同面对。在共同抗击疫情的过程中，世界将会形象地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解民心相通与跨文化合作，面向多边、民主、透明的全球传播图景。

‘叁’ 如何看待外国媒体质疑的声音

外国媒体是代表他们资本的利益发声。我们要有清醒的头脑，不去理它就行了。

‘肆’ 对于西方国家对中国抗疫的摸黑造谣,主要原因有哪些

西方国家对中国抗疫抹黑造谣的主要原因有：

1、中国对新冠疫情的有效处理使全世界人民对西方的政治制度产生了质疑，从而加剧了其他国家对这种一直处于高高在上的制度的偏见。

2、中国的抗疫成功使西方对中国邪恶专制、独裁统治、共产主义政权压迫人民的说法开始站不住脚。数十年来西方政府可谓不间断，兢兢业业地一直在各大国际知名媒体进行着这种宣传，而世界开始逐渐认识到这些宣传只是谎言和故意抹黑中国的言论，那么西方政府就无法继续操纵公众舆论。

3、散布谣言可以转移群众的视线，让群众因为西方国家抗疫失败而产生的愤恨情绪发泄到中国身上。因为大多数人们不会意识到，诞生于西方国家的政府只为富人和列强国家的利益服务。利用种族主义可以使西方人民日益增长的负面情绪从西方的政府转移到中国。

4、新冠疫情让很多西方民众正经历着悲惨的生活。而政府的抗疫不力和无所作为甚至使情况变得更糟。因此，疫情存在的每一天西方民众的心中都在积累着怨恨，他们需要一种渠道来缓解沮丧的情绪。

但是，政府不想成为民众受到攻击的目标去承担指责和谩骂。他们会告诉民众这一切都是因为中国，都是中国造成的。在西方，现在“责备中国”，“反中国”是一种新的政治正确性。在媒体和政客耸人听闻的描述下，中国被彻底妖魔化了 。

(4)如何应对西方媒体造谣抹黑中国扩展阅读：

从中西方疫情防控看中国制度优势，中国和西方国家的疫情防控形势形成鲜明对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充分彰显。

面对史无前例的新冠肺炎疫情，以党领导人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运筹帷幄、沉着应对，领导和指挥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打响了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

在保持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宁的同时，仅用两个月就基本阻断了新冠肺炎疫情的本土传播，经济社会秩序加快恢复。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中国展现的领导力和政治意愿值得其他国家学习。然而，尽管中国为世界赢得了抗击疫情的宝贵时间和经验，美国等西方国家面对疫情，却陷入了制度失灵、管理失效、社会失序、物资匮乏、感染人数激增的混乱局面，所谓的资本主义“制度优势”荡然无存。

‘伍’ 当西方媒体借疫情“埋汰”中国，俄罗斯人是怎样为中国发声的

当西方某些国家利用自媒体对中国落井下石时，俄罗斯的外交部部长直接对西方国家的这些行为表示震惊不理解，并表示俄罗斯会与中国一起共度疫情。

西方国家借媒体“埋汰”中国
当中国还在和新冠行病毒肺炎做斗争之时有的西方国家，却利用媒体来造谣和混淆人们的视听，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德国的一期报刊，以“新型冠状病毒中国制造”为封面。这就是在讽刺中国制造。这些报道不仅会胡乱地引导那些不了解事实真相的人，还会制造恐慌，甚至导致种族歧视。而我觉得这些国家就是嫉妒中国，看中国这几年发展的越来越好，不做点妖心里不舒服。要知道现在面临这项疫情的可不仅仅是中国，韩国日本，许多国家都已经出现了被肺炎感染的感染者，并且人数在持续的增加，所以这场疫情战并不止在中国打响，还在世界许许多多国家同时打响，此时选择落井下石其实没有任何意义。

俄罗斯总统普京也多次表示将全力支持中国抗击疫情
甚至连总统普京都直接表示自己将和中国站在一起，表示俄罗斯与中国同在对中国人民表达最诚挚的祝福，希望我们能取得最终的胜利。除此之外，俄罗斯的各个市长，各个州长都明确表达了自己的立场。

‘陆’ 1、奥运圣火传递被阻挠，一些西方媒体也诋毁中国，队这个问题你有什么看法，持什么观点

个人认为：圣火被阻挠是我国的一些分裂分子与西方一些极端主义分子有计划有目的的阴谋，这不仅是诋毁中国，更是对奥林匹克精神的一种侮辱。他们这么做只是通过奥运圣火这个事件以达到他们丑化中国的目的，但是中国几十年来和平发展的事实将证明，中国人民是热爱和平、勤劳勇敢的。西方大多数政府、政党和民间组织对中国的和平发展是肯定的，圣火事件只不过是一些跳梁小丑的行为而已。只要我们每个人做好自己的工作，这些跳梁小丑的阴谋是不会得逞的。

5.12地震后，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援助，是对我国在国际上的形象的一种肯定。我们应当接受国际社会的援助，就像外国受灾的时候，我国政府和人民也是向外国进行援助的。

‘柒’ 中国到底如何做才能让西方媒体停止对中国的污蔑

这个太难了，现在西方媒体都嫉妒中国这几十年来发展得非常迅速。我们能做的只有不断提高综合国力与国际地位，让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到中国，去真正的感受一下中国究竟有多么伟大！

‘捌’ 以国家为组织单位,如何看待中国被西方媒体不断抹黑打压,有何对外传播的策略做

我觉得对于中西方的文化交流是非常有必要的，如果能够站在对方的角度换位思考，就不会恶意打压

‘玖’ 面对国外势力的造谣诋毁,作为青年的我们,有何感想

向世界发出属于中国青年的声音，展现真实、立体、全面中国，重塑中国形象，展露中国风华。抵制谣言，明辨是非。
面对国外势力的造谣抵制，作为中国的青年，我们一定要坚信“中国有中国的好，而且越来越好，别当别人的奴才蓄意抹黑祖国”。
尼采说“我们的眼睛就是我们的监狱，而目光所及之处就是监狱的围墙。”总会有人因为自己知道很多而自鸣得意，却不知自己所知的东西，就如同一个圆圈里的内容，而自己不知道的东西就是圆圈之外的无限空间。正如西方某些品牌以劳工为荒谬理由，抵制新疆棉花，以历史上自己做过强迫黑奴采摘棉花的丑事来以己度人，不可取，带着偏见去认知和荒谬抹黑新疆棉花，更加不可取。
做为新时代的青年人，我们有责任、有义务重塑中国形象，展露中国的新风华。
重塑中国形象，必以典型的案例呈之。
绿野仙踪，荫荫夏木，阡陌纵横，这是中国的乡村。水电便利，绿色生产，机械耕植，这是中国的乡村。乡规民约，共评模范，自己当家，这是中国的乡村。犹记西方人曾语，“中国的农村，秽物遍地，人民愚昧不堪，经济极度落后”。而今，国家大力实施乡村振兴计划，“黑土麦田”青轻人，滚一身黄土、践共富誓言，手握改天换地、脱贫攻坚的巨笔，打造出了一座座生态美丽、民风淳朴、生活富裕、传统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自然风光与现代科技水乳交融的美丽村落。中国的乡村，早已不是西人口中的蛮荒僻壤，反而能媲美于北欧童话镇。

‘拾’ 瑞典电视台辱华事件引热议，我们该如何树立正确的爱国观

笔者觉得要树立正确的爱国观，我们要做到这些。

01 文明礼貌先行

总是过段时间在国外就出现个辱华事件，是这些国家的人太扯皮，故意为之，看不起，还是怎么的，反正他们就爱欺负中国人。

我们作为中国人，出门在外，尤其是在国外，一定要多注意文化差异和自己的言行是否得当。

树立正确的爱国观，首先要做到的是，文明礼貌先行，在国外同样如此。

无论外国人是无端生事还是故意为之，总之，我们自己先做到文明礼貌，遇到事情，或者突发情况，有理有据的去处理，总比和这些外国人胡搅蛮缠来的好。

综上，才是树立正确的爱国观应该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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