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医如何传入中国医学

⑵ 西方医学在近代中国如何传播与发展

“西学东渐”是影响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重要因素。医学科学作为西方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中国的传播不仅使中国卫生医疗体制发生了重大变革，还改变了国人的生活方式乃至思想观念。西方医学科学传入中国以后，由于它与中国传统医学是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发展的医学体系，两者之间不免产生矛盾。从近代中国历史发展总体进程来看，西方医学，主要是近现代医学科学，在华传播是比较顺利的，最终为中国社会各界所普遍接受，并从20世纪初开始，取代中国本土传统医学，反客为主，成为中国现代医学的主体部分。

鸦片战争之前西方医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西方医学在中国的传播由来已久。早在唐朝就有景教徒（基督教聂斯托里派）在华从事行医活动。1289年，罗马教皇派遣意大利籍传教士孟高维诺（G. de Montecorvino）来华。孟氏在传教同时，也以医术为活动工具。这是欧洲传教士把西方医学传入中国的开端。明末清初，来华传教士渐多，其中着名者有意大利人利玛窦（M. Ricci）、熊三拔（S. de Ursis），瑞士耶稣会教士邓玉函（J. Terrentius，）等。他们在行医的同时，还翻译了多部西医书籍。其中邓玉函翻译的《泰西人身说概》（解剖学），经过国人毕拱辰润色，于1643年付梓刊印，流传民间。当然，传播医学并不是传教士的目的，而是求得在华立足之地以宣扬教义的手段。
这一手段令西来客们获益良多，甚至为他们打开了通往中国社会顶端的道路。降至康熙朝，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医学活动达到高峰，他们在派别上属于天主教。当时来华传教士，如意大利教士鲍仲义（J. Baudino）、罗怀忠（J. Casta），法国教士樊继训（P. Frapperie）、安泰（E. Roasset），德国教士罗德先（B. Rhodes）都先后入太医院供职。鲍仲义和安泰充当康熙帝的随身医生，随驾出巡。罗德先曾经用药治疗了康熙的心脏病，还为他做过外科手术，切除了唇上的肿瘤。
虽然西方传教士试图利用医学作为传教手段，然而事实上西方医学传播的社会影响远胜于宗教。不过当时传入中国的西方医学，还是以古代医学为主，无论是在基础理论还是在临床实践方面都没有取得显着成就。康熙末年，由于罗马教廷没有处理好基督教义与中国传统礼俗之间的矛盾，在华传教士又介入了皇室立储纷争，触怒了后来继位的雍正帝。这使得他们的政治地位一落千丈，甚至遭到清王朝的驱逐。西方医学在华传播也因此遭遇挫折。
19世纪初，一批新教传教士开始来华传播医学。此时，西方医学已经发展到近代阶段，在生理学、病理学、诊断学、临床医学、公共卫生等方面都取得了突破性进步，在全球遥遥领先。正如一位西方医学史家所指出的：“现代医学，我简称为‘我们的医学’，是19世纪社会的产物。”
1800年以后来华的英、美传教士医生，把西方医学的最新成果传入中国，对于改善当地人民的医疗状况起到了积极作用。1805年英国医生皮尔逊（A.Pearson）在澳门开展了牛痘接种，并雇佣了中国人邱熺等在广东各地推广，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邱熺后来独立开办了自己的种痘诊所，在当地名望颇着，得到了两广总督阮元的题匾赠诗嘉奖。
与此同时，西方先进的现代医事制度也传入中国。教会医生在通商口岸澳门、广州建立起近代化的新式医院。早期在华兴办医院颇富成效的当数美国人伯驾（P. Paker）。1834年，伯驾毕业于耶鲁大学，获医学和神学博士学位，同年来华从事医药传教事业。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努力，1835年11月，伯驾在广州新豆栏街开办了眼科医局。医局开办后，初期虽求诊者甚少，但是教会医院所具有的福利性质和先进的眼外科技艺，很快就吸引了众多的病人，经常是“每天都有几千名等得不耐烦的中国人叫嚷着要求进入拥挤的病房”。他还曾为来广州禁烟的钦差大臣林则徐医治过疝气。林则徐对伯驾的治疗深表感谢。
英国医学硕士、皇家外科学会会员合信（B. Hobson）是当时另一位传播西医的杰出人物。1839年，他在广州开设了惠爱医馆，“舍药施医，至者甚众，无不应手奏效，而去求医者几于其门如市，户限为穿，于是合信氏之名遂遍粤东人士之口”。
教会医生在建立医院的同时，还积极推进西医教育，为当地培养新式医生。麦高恩（D. Macgowan）提出：“不应该认为教会医务人员工作的重要部分仅仅限于内外科的实施，应该对当地的开业医师在解剖学和生理学上进行讲授，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学习医学和有关科学。”1837年，伯驾招收广州本地学生入眼科医局学习。合信也于1839年在广州惠爱医院传授西方医学。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此时正当西方资本主义资本扩张与商品输出全球化时期，医学又成为传教士服务于本国对华通商利益的辅助工具，也就是美国在华教会协会之主张：“欲介绍基督教于中国，最好的办法是通过医药，欲在中国扩充商品的销路，最好的办法是通过教士。医药是基督的先锋，而基督教又是推销商品的先锋。”
总体而言，鸦片战争以前，在华传教士虽然为传播西方医学进行了艰苦努力，但是由于清中期以后，清政府一直奉行闭关自守政策，外国人在华活动受到诸多限制。传教士医生未能在华自由施展其影响，只能在广州一带活动。因此，在鸦片战争之前西方医学对中国的影响也还是很有限的。

1840年以后西方医学在华影响的扩大
西方近代医学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并开始得到中国社会各界的普遍接受，是在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先后逼迫清王朝签订了诸多不平等条约，以此为护符，西方人在华活动获得了诸多便利。根据条约规定，外国人有权在华行医和开设医馆，西方医学在华影响随之得到迅速扩大。一方面，教会在通商口岸设立了医院，给予中国各阶层民众以医疗上的福利；另一方面，传教士医生多方努力，积极推进西方医学理论、医疗技术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1850年后，合信翻译出版了《全体新论》、《西医略论》、《内科新说》、《妇婴新说》等多部西医着作。美国人嘉约翰（J. Kerr）在1859―1886年间编译出版了以临床医学为主的20余种西医书籍。
1866年，由嘉约翰主持，中国第一所正式的西医学校在广州博济医院建立，招收中国男女学生入学医科。该校为广东西医人才培养贡献很大，造就了诸多杰出之士。戊戌六君子之康广仁、民国国父孙中山都曾经在此求学。
1886年，由美国教会医生倡议，在上海成立了在华教会医学联合会，命名为“中国博医会”。该会创办了《博医会报》，报道西医在华传播情况和世界医学发展动态，并在上海、东北、武汉、广州、福建等地建立分会。
在华传教士还资助一些中国青年赴外国学习。例如广东人黄宽得到了美国教士布朗夫妇的资助，先赴美国留学，后在英国爱丁堡大学攻读医学，获学士学位。1857年，他学成回国后，在香港、广东等地开诊行医，并在诊所内培养中国学徒，是为中国人自行教授西医之始。
西方医学的传播得到了中国士大夫阶层中有识之士乃至开明派封疆大吏的积极响应。他们出于自强救亡的目的，在察觉到中国传统医学存在诸般弊端的同时，也开始重视西方医学，期望以此作为经世救国的手段。
西方医学理论的科学性和治疗方法的有效性，获得了晚清中国士大夫阶层的认可。有士人着文感叹道：“西医之精妙，西药之简便，华人稍知西学者，无不知之。而独斥为不足信，不可用者，则中国之医人药肆居多。然每见上海各处遇有疑难重症，华医为之束手者，一延西医，用西药，即能霍然而愈者，指不胜屈。”
晚清学界颇负盛名的桐城派大家吴汝纶，在致友人书信中，对西医理论和诊疗方法深表佩服：“今西医盛行，理精凿而法简捷，自非劳瘵痼疾，决无不瘥之事。而朋友间至今仍多坚信中国含混医术，安其所习，毁所不见，宁为中医所误，不肯一试西医，殊可悼叹。”“令弟如系肺疾，应就西医，……此病甚不易治，中医不解，亦无征效之药；其云可治，乃隔膜之谈。若西医用闻症筒（注：听诊器）细心审听，决为可治，乃足信耳。”
晚清思想界着名人物郑观应在其名着《盛世危言·医道》一篇中，较全面地将中西医加以比较。他认为西方医学在关于人体脏腑器官的认识、诊断手法、药物炮制、外科器械等方面都胜于中医。他对于西方的医事制度也非常赞赏：“西国医学设专科……皆由名师教诲……迨至学成，官为考验，必须确有心得，给予文凭方能以医师自命……故学问阅历精益求精，中国之医能如是乎？”
曾国藩、李鸿章等晚清着名地方督抚疆吏，在成功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后，认识到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可以作为维护封建王朝统治的新工具。他们在主持洋务自强运动过程中，对于作为西方先进科学技术重要组成部分的近代医学科学，也采取了积极的接纳与提倡态度。1865年，北京同文馆设立医学课程，聘请英国医生德贞（J. Dudgeon）为教习，是为中国自设西医教育之始。
在洋务派大吏中，以李鸿章为推进西方医学传播出力最多。他聘请西医为自己家庭的私人医生，着文大力宣扬西医：
泰西医学有长官、有学堂，又多世业孤学，藏真府俞悉由考验，汤液酒醴更极精翔。且俞跗治疾、割皮解肌、湔浣肠胃，此法久逸。而彼方于肿疡、金疡、折伤、溃疡之石药劀杀尤得其传，且于草木金石之原则化质，一一格致微眇，务尽其实用，非仅以炮制为尽物性，则尤中土医士所未逮者，予久伟其用心之精而立法之善矣。
李鸿章提出了汇通中西医的观点，指出：“倘学者合中西之说而会其通以造于至精极微之境，与医学岂曰小补!”他出资赞助英国教会医生马根济（J. Mackenzie）在天津开办了一所英文名为“Viceroy’ Hospital”（总督医院）的新式医院。1893年，他建立了中国第一所官办正规近代化西医院校——北洋医学堂。北洋医学堂聘请外国医生主持教学。学校堂规称：“西医学堂原为珍重生命而设，诸生来堂肄业于医学诸书，宜视为利己济人之要务，孜孜不倦，晨夕研求，毋得始勤终怠。将来造诣有成，资送各兵船及各营所当差，不独资给薪资，兼可活人无算，良医良相事异功同。”
当时的新闻传媒对西医也进行正面宣传报道。1872年，很具影响力的《申报》刊文评价西医道：今夫治疾之法，至于西医可谓详且备矣。其于人之一身，内而心肝五脏，外而筋骨四肢，上而耳目各孔，下而阴阳等窍，无不详辨其形，细察其隐，以观其受病之处，以究其得病之原。较之中国医书之所载与夫中国医士之所知，奚啻详细千百倍哉。
尽管鸦片战争之后各国列强在华的侵略行径引起了国人的敌视与仇恨，西方文化在华传播所受阻力甚大，但是西方医学以其拯救生命、维护健康的崇高宗旨和先进的科学理论与治疗技术，逐渐赢得了中国社会各界的认可与接受。当时有人记载道，“自中国通商以来，西医之至中国者，各口岸皆有之”，“初则贫贱患病，无力医药者就之，常常有效；继则富贵患病、华医束手者就之，往往奏功；今则无论富贵贫贱，皆有喜西药之简便与西药之奇异者，而就医馆医治者，日多一日，日盛一日也”。

西方医学在维新运动中地位的提升
19世纪末，西方帝国主义势力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华民族陷入空前危机。学习西方先进文化，拯救民族危亡的维新运动蓬勃兴起，西方医学在华传播也随之而入新境。
维新派思想家认为救国首先必须强民。他们强调要从身心两方面提高国民的素质，提出了医学救国的主张。梁启超指出：“不求保种之道则无以存中国。保种之道有二：一曰学以保其心灵，二曰医以保其身躯。”
严复也积极提倡医学救国，他在其名着《原强》一文中论道：“盖生民之大要三，而强弱存亡莫不视此。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虑之强，三曰德行仁义之强，是以西洋观化言治之家莫不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断民种之高下。未有三者备而国威不奋者也。”
维新志士肯定了西方医学所取得的长足进步，深信引进西医有助于救国保种。康广仁在澳门创办的《知新报》特辟西医专栏，宣传医学维新论。刘桢麟在该报发表“富强始于卫生论”，称：“欲治天下必自治国始，欲治国必自强民始，欲强民必自强体始。强体之法，西人医学大昌，近日骎骎乎进于道矣。”
梁启超认为发展医学是变革图强、追求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组成部分，“凡世界文明之极轨，惟有医学”；“医者，纯乎民事者也，故言保民，必自医学始。英人之初变政也，首讲求摄生之道、治病之法，而讲求全体，而讲化学，而讲植物学，而讲道路，而讲居宅，而讲饮食多寡之率，而讲衣服寒热之法，而讲工作久暂之刻，而讲产孕，而讲育婴，而讲养生，而讲免疫”。
维新派引进西医的救国主张，在社会上反响很大。研究西医者不断增多，各种学习西医的民间组织和报刊杂志，在许多地方纷纷出现。社会各界对于学习西医的热情也显着高涨起来。一次，梁启超在集会宣讲医学救国论时，忽有人当众涕泪长跪而言曰，“此举若昌，某愿粉身碎骨相赞助”；“愿悉所有以其半养母，而散其半以就此事”。
这一主张也得到了统治阶级开明派的采纳。光绪帝在百日维新期间颁布的改革教育的上谕中称：“医学一门关系至重，极应另立医学堂考求中西医理，归大学堂兼辖，以期医学精进。”即使是维新派的政敌荣禄，在接受了德贞为他施行手术治疗后，重病痊愈，不禁称赞他医术“精妙绝伦”，“不特为华医所未见，亦华人所未闻，藉非目睹，其谁信之”。
百日维新虽然因清王朝统治阶级内极端保守势力的反对而失败，但是维新改革势力依然日益强大。学习西医已成为中国社会改革势力奋斗之重要方向，西医大潮从此在神州洪波涌现。

清末民初西方医学在中国医疗体系中主体地位的形成
1903年清末教育改革中，中国传统医学式微、西方医学科学转为主流之局已现端倪。着名开明派重臣张之洞与张百熙在当年制订的“癸卯学制”中，将医科大学作为新学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中国医学仍列29门医学科目之首，但是其他28门科目皆属西医范畴。1908年，光绪帝和慈禧太后先后病死后，作为旧时代中医政治象征的太医院也岌岌可危。在时代改革大潮中，中西医的社会地位开始发生根本性变化。
需要指出的是，甲午战争以后，中国医学界的变革深受近代日本医学思潮的影响。自唐以来，日本医学界本来是追随中国传统医学亦步亦趋。然而，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政府积极推进近代化进程，力图挤进世界强国阵营，谋求“脱亚入欧”。在医学领域，日本政府奉行所谓“文明开化”施政方针，于日本医界大兴“灭汉兴洋”之风，在医政管理、医学教育、医疗设施、药品生产等方面推行废除汉医、全盘西化。而就中国方面来看，清末自戊戌变法，特别是日本在日俄战争中战胜了老牌强国俄罗斯帝国以后，日本模式已经成为中国改革势力最重要的模仿范本。同时由于“路近费省”的缘故，大批中国学子赴日本学习。他们学成归国后，也把日本的医学理念带回中国，成为传播西医，废弃中医的骨干力量。
民元以后，民国政府摒弃中国传统医学于新式医疗制度之外，以西方医疗卫生体制为范本，重构国家医疗卫生制度。中医也不再列入国家医学教育内容。1915年，由获得英国剑桥大学医学博士学位的伍连德发起的全国性中华医学会建立。该会所有组成人员都是西医背景，并以“促进医学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唤起民众对于公共卫生和预防医学的兴趣”为宗旨。中西医主次易位态势，至此昭然。西方医学科学在中国现代医学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基本确立。
此后，西方医学科学在全国得到深入推广，中国传统医学则迅速萎缩，被斥为“不科学”，贬为“旧医”。1916年余云岫着《灵素商兑》，以西方现代自然科学理论全面批判中国传统医学理论，废除中医之论一时甚嚣尘上，并得到了民国政府汪精卫、褚民谊等有留学日本背景高官的支持。1928年，汪企张在全国教育会议上提出废止中医案。1929年，在南京民国政府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上，余云岫等人再次提出废止中医案，会议通过了《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至此中国传统医学不仅被西医反客为主，更有被赶尽杀绝之势。虽然经中医界极力反对，多方运动，此案未得切实实施。但是，随着西方医学科学在中国医疗卫生体系中主体地位的日渐根深蒂固，中国本土传统医学也日趋边缘化。此局面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人民政府大力提倡中西医结合思想，方才有所改观。
综观西方医学在华传播之历史进程，虽有波折，而终于得到国人之广泛接受，取代中国本土传统医学之主体地位，对于推进中国科技现代化，维护中国人民健康起到了积极作用。

⑶ 西洋医学是怎样传入中国的（表现在哪些方面）

明末清初，来华的传教士把基督教带到中国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近代科学和医药学。由于当时主要传人的只是浅显的解剖生理知识，而且西医在临床治疗技术上并不优于中医，故影响不大。西医开始对中国医学发生影响是在19世纪初，牛痘接种法以及西医外科和眼科治疗技术的传入，随着西医传入的扩大，近代西医学的成就相继引入中国，从而为西医在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⑷ 西医是怎么传播到中国的

中国近代大规模的西医东渐发端于19世纪初,传教士具有首创之功。传教士传播西医的初始目标是引领中国人皈依基督福音,但是其结果却造成另一种历史图景：大批传教医生掀起“福音婢女”的神秘面纱,开始把医院作为撒播西医仁爱精神的初始阵地。此后,大批传教士在中国创办西医学校、成立西医社团、译述西医书籍和创办西医报刊,这些现代性传播工具在将西医传播到中国的同时,也为中国传统医学的传承方式注入崭新的现代性因素,特别是报刊这种新型传播工具的采用,以其特有的魅力和价值打破普通人际传播的局限,不仅揭开中国近代报刊史的序幕,将大众传播工具和传播模式引入中国,标志着中国传统信息传播方式的颠覆,而且大大提高西医传播的效果。 如果说传教士拉开报刊传播西医的序幕,那么,晚清时期,早期的本土西医群体和留日医学生群体创办的启蒙报刊,则打破外国人操控西医传播权的局面,开创国人主动接受和自觉传播西医的历史新篇章。当然,从其规模和影响上看,自办启蒙报刊尚不足以与传教士报刊相抗衡,但客观上加速了西医传播的本土化进程,对启迪民族精神、谋求救国良策、祛除教会医学的毒魅,起到不可低估的积极意义。特别是陈垣,在学生时代就将个人前途和民族安危紧密联系在一起,积极支持收回医学教育权的运动,善于利用报刊的强大宣传和教育功能,开辟一条独特的医学救国之路,他以“着述医”自称,以卫生报刊为阵地,以医学救国为主线,努力宣传救国、保民、强种思想,使救国思想在更大范围内得到彰显和传播。 从历史传承和空间扩散上看,民国时期西医传播事业较之晚清时期有空前发展,这不仅表现为西医报刊总量飞速增长,也表现在西医传播事业的历史进程上。虽然民国时期战乱频仍,社会动荡,使得西医传播进程呈现出阶段性顿挫和地域性差异,但是始终弦歌不绝,艰难发展。特别是八年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报刊总量超过前期任何一个阶段,传播中心也历经数次变迁,先是以上海为全国性中心向周围扩散,抗战时期又移至中西部中心城市和革命根据地,最终形成一个多中心多向性扩散网络,传播环境的改善和良性生态的形成,进一步增强报刊传播西医的能力。 革命根据地地处偏僻落后的农村,生活环境艰苦,文化教育卫生条件落后,疫病严重威胁军民健康。但是革命根据地克服各种困难,因陋就简,广泛利用各种党报党刊和专业报刊,结合其它形式,开展卓有成效的卫生宣教运动。虽然根据地卫生报刊种类少,生存难,但是却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在广大军民的艰苦努力下,胜利完成各个时期的历史使命,把根据地建设成中国卫生宣教事业的先进地区,为各个时期中国农村的卫生建设积累了经验,也为解放后全国卫生工作的推进奠定了基础。革命根据地卫生宣教事业有很多值得总结的宝贵经验。 从传播主体上看,医校报刊、团体报刊、官办报刊、专科报刊和报纸副刊的纷纷出现,表明多主体传播格局已经形成,组织传播最终成为报刊传播西医的主要形式。首先,医校报刊是教育传播的重要媒介和师生学术活动的重要途径；也是传播和弘扬医学救国精神和职业理念的重要平台。其次,社团与报刊共生是当时中国医界的一道风景线。西医群体、西医社团和西医报刊相辅相成,构成医学发展的内部支撑体系,特别是专科报刊,为西医理论体系的本土化和现代医学体制在中国的建立作了充分的准备。再次,以通俗、简明为特征的报纸副刊纷纷问世,标志着西医传播已经开始由精英阶层向普通大众进行科学教化的等级传播模式。此外,作为政府喉舌的官办报刊,在舆论导向、采编质量等方面都处于优势和主导地位,对西医传播事业有重要的示范和指导作用。 多元传播格局下西医传播事业的繁荣,给中国近代医学的发展带来什么?文章分别以医校报刊、学术期刊、医团报刊为中心,对西医传播的效果作一宏观考察。首先,民国时期,政府多次颁布法令,收回教育主权,推行学制改革,自办医学院校逐渐取代教会医学校,成为当时规模最大的西医传播组织,为西医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准备大批后备人才。其次,西医的不断传入预示着西医传播已经从信息接收转变到体制构建上来——理论体系的本土化和实践模式的本土化。学术社团和学术报刊的问世为西医体制在中国的移植与再造提供组织保障和制度基础,促进学术研究向专深方向发展,也促成西医共同体的壮大。再次,西医共同体不仅是现代医学知识的生产者和传播者,而且成为现代公共卫生事业的倡导者和实践者。政府施为、社会参与、服务大众是公共卫生的基本特点。公共卫生制度的建构过程实质上是医学的国家化、社会化和大众化过程。事实上,西医共同体在借鉴国外先进的卫生制度时,非常注意公共卫生的国家化、社会化和大众化推进,从而指明未来医疗卫生事业的重点问题和发展方向。

⑸ 西方现代医学如何传入中国

西方现代医学是在清朝时期由传教士传到中国的。

明末清初，来华的传教士把基督教带到中国的同时，也带来了近代西方国家的科学和医药学。由于当时主要传人的只是浅显的解剖生理知识。

而且西医在临床治疗技术上并不优于中医，故影响不大。西医开始对中国医学发生影响是在19世纪初，牛痘接种法以及西医外科和眼科治疗技术的传入，随着西医传入的扩大，近代西医学的成就相继引入中国，从而为西医在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5)西医如何传入中国医学扩展阅读

广州是近代中国最早与西方接触的前沿城市，也是西药最早传入和繁荣的城市。早在1835年，传教士就在广州建立了第一所眼科医院。1838年，“中华医学传教会”在广州成立。

鸦片战争结束后，1842年11月，龚大爷从美国回到广州，在旧址上重新开放了医院。1845年以前，传教医院的外科手术都是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进行的。

1846年，在他的医院首次引进乙醚麻醉，在医院实施外科手术中取得进展。同年10月，伯父又从波士顿的柏氏医生那里购买了杰克逊麻醉器械和一些乙醚，并随信介绍了这种器械的使用方法和用药方法。

⑹ 近代西方医学主要通过什么途径在中国传播

西学东渐”是影响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重要因素。医学科学作为西方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中国的传播不仅使中国卫生医疗体制发生了重大变革，还改变了国人的生活方式乃至思想观念。西方医学科学传入中国以后，由于它与中国传统医学是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发展的医学体系，两者之间不免产生矛盾。从近代中国历史发展总体进程来看，西方医学，主要是近现代医学科学，在华传播是比较顺利的，最终为中国社会各界所普遍接受，并从20世纪初开始，取代中国本土传统医学，反客为主，成为中国现代医学的主体部分。
鸦片战争之前西方医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西方医学在中国的传播由来已久。早在唐朝就有景教徒（基督教聂斯托里派）在华从事行医活动。1289年，罗马教皇派遣意大利籍传教士孟高维诺（G. de Montecorvino）来华。孟氏在传教同时，也以医术为活动工具。这是欧洲传教士把西方医学传入中国的开端。明末清初，来华传教士渐多，其中着名者有意大利人利玛窦（M. Ricci）、熊三拔（S. de Ursis），瑞士耶稣会教士邓玉函（J. Terrentius，）等。他们在行医的同时，还翻译了多部西医书籍。其中邓玉函翻译的《泰西人身说概》（解剖学），经过国人毕拱辰润色，于1643年付梓刊印，流传民间。当然，传播医学并不是传教士的目的，而是求得在华立足之地以宣扬教义的手段。

⑺ 西医是怎么传入中国的

明末清初，来华的传教士把基督教带到中国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近代科学和医药学。由于当时主要传人的只是浅显的解剖生理知识，而且西医在临床治疗技术上并不优于中医，故影响不大。西医开始对中国医学发生影响是在19世纪初，牛痘接种法以及西医外科和眼科治疗技术的传入，随着西医传入的扩大，近代西医学的成就相继引入中国，从而为西医在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鸦片战争改变了中国原有的历史进程和社会性质。鸦片战争后，教会医院由沿海进入整个内地，几十年间教会医院在各地比比皆是，成为和教堂一样引人注目的教会标志。

⑻ 西医的传入中国

明末清初，来华的传教士把基督教带到中国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近代科学和医药学。由于当时主要传人的只是浅显的解剖生理知识，而且西医在临床治疗技术上并不优于中医，故影响不大。西医开始对中国医学发生影响是在19世纪初，牛痘接种法以及西医外科和眼科治疗技术的传入，随着西医传入的扩大，近代西医学的成就相继引入中国，从而为西医在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鸦片战争改变了中国原有的历史进程和社会性质。鸦片战争后，教会医院由沿海进入整个内地，几十年间教会医院在各地比比皆是，成为和教堂一样引人注目的教会标志。 广州是近代中国最早与西方世界接触的前沿，也是西方医学最早输入和最先繁荣的城市。早在1835年广州就有了传教士建立的第一所眼科医院，1838年“中国医学传教协会”在广州组成。鸦片战争后，1842年11月伯驾从美国回到广州于旧址重开医院，在1845年以前，教会医院的外科切割手术都是在无麻醉下进行。1846年伯驾引入乙醚麻醉法在他的医院第一次试用，使医院在实施外科手术上有重大进步。同年10月，伯驾又从波士顿买到杰克逊(Jackson CT．)医师研制的麻醉仪和一批乙醚，随同附来的一封信介绍有使用这种仪器和药物的方法。这种仪器的安全性显然更好。时隔两年伯驾很快又引进氯仿麻药，1849年11月24日，他首次对一例膀胱结石病人用氯仿麻醉，结果十分成功。麻醉药引入教会医院，使教会医生外科手术的选择范围大大扩展。以伯驾为代表的教会医生在引进麻醉剂方面是迅速的。1846年美国医生摩顿(Morton WTG．)首先使用乙醚拔牙。在英国1846年12月，伦敦外科医生也开始应用乙醚于外科手术，1847年11月15日辛普森医生在爱丁堡皇家医院首先用氯仿于外科手术。这两种麻醉药为西医外科发生根本性变化起到了重要作用。由于教会医生和他们本国教会组织保持着密切联系，使他们能即时地输入一些新技术，为教会医院在中国的发展保持技术优势。1842年后广州教会医院的治疗范围逐渐扩大，眼病虽然是医院的治疗重点，但是疾病的种类已涉及到内外科、骨科、皮科和牙科方面，手术包括肿瘤、膀胱结石、乳腺疾病、坏死性骨骼切除等。
广州眼科医局是当时规模最大、影响也最大的教会医院，除此之外还有几个小诊所。例如，1848年美国公理会鲍尔(Ball D．)医生在城内公理会教堂里开有一个诊所，1851年美国长老会医生哈珀(Happer AP．)在广州开办惠济诊所。
五个口岸的教会医院的根本宗旨当然是为了传教，但同时它还发挥着另外一个作用，即给口岸上的外国商人、侨民和驻军服务。譬如宁波舟山教会诊所为驻扎舟山的英军提供大量药品。上海伦敦会医院开创之初的主要经费都是向上海的英国侨民募捐的。 英国传教士洛克哈特开创了在上海建立教会医院的历史。他看到了上海作为华东沿海一个商业中心的重要性，于是停止舟山诊所工作转到上海。洛克哈特在1845年的医院报告中说，他的医院一年时间治疗的病人达一万余人次，不仅有上海的居民，还有苏州、松江等附近城镇的患者。鉴于这种有利的形势，1846年起他又计划建立更大的医院和购买更多的设备。1849年上海医院开始用氯仿进行外科手术。
在上海从事医药事业的教会仍然是英美的基督教差会和法国天主教会。1847年美国浸信会曾派遣詹姆斯(James JS．)来上海开诊所。1848年美国美以美会传教士泰勒(Taylor G．)到上海办诊所持续了5年，1854年由凯利医生接替直到1856年。美国圣公会的菲什(Fish MW．)医师1856年到上海，在城里圣公会教堂附近设有一个诊所直到1858年。法国天主教会于1849年在上海建天主教堂，教堂里兼开诊所，神父勒麦特里(lemaitre)和法国两名外科医生法勒(Fallier)和休巴克(Hubac)在这个天主教诊所负责医务工作，诊所维持到1867年。 1842年后香港变成英国殖民地香港有大量英国驻军和外国商人，当内地发生战争时大部分传教士和侨民便选择香港作暂栖地，这个狭小的港岛成为出入中国的重要门户。港岛因此变得拥挤，加之气候炎热和潮湿，经常流行疟疾、痢疾和黄疸病。病人不仅有原岛上的中国居民，还有英军士兵。英军舰船上的军医院无法适应病人大量增加的治疗需要，军医院从船上搬到岛上。1843年军医院全部迁入港岛上一幢新建的楼房里，同年，香港成立公共卫生和清洁委员会，1844年3月，香港颁布“维持香港殖民地秩序和清洁”的公告，1845年香港成立“中国内外科学会”，由英国海军医生塔克(Tocker A．)任会长，合信(Hobsen B．)任秘书，成员共7人。学会下面设一所图书馆，他们和内地教会医生有密切的关系，定期召开医学讨论会，与内地医生共同研究中国常见的流行病和中国植物药物等问题。由塔克代表该医学会提议在香港建立一所教会医院和医学校，教会医院计划很快得到实现，但关于香港医学校的计划后来因为经费来源出现了困难和香港内外科医学会的悄灰解体没有得到实施。
在学会直接组织下，1843年6月，香港第一个教会医院落成。医院的主要工作除门诊部外还有可以容纳40多人的病房。实际医疗工作是合信和另一个医生承担，同时经常有一些在港的外国医生帮助，1848年初，伦敦会派赫希伯格来香港负责医院工作，并于1848年3月20日在中国九龙增加一个诊所。赫希伯格在香港工作到1853年后转到厦门。合信培养的两名中国青年参与眼科病的治疗和手术工作。合信对医学教育抱有浓厚的兴趣，1844年他向香港内外科学会建议尽快发展香港医学教育。他认为，可以首先组成一个6到10人的医学班，前期讲授物理、化学、生物学等课程，然后在医院实习临床科目和解剖示范。医学会虽然批准了他的计划，但在三年后，1847年当合信再次从英国回到香港时，他带来的在国内筹集的经费远远不够用于建立一个学校，加之香港医学会的解散，合信设想建立香港医学校的愿望最终没有实现。(后来香港出现的医学校与合信无关)但是，1850年，合信却在广州发表出版中文书籍《全体新论》，合信希望这本医学着作成为向中国人讲授西方医学有益的教材。《全体新论》有过几次再版重印，一度成为为数不多的几本中文标准医学着作。 1、 问诊 用交谈的方式，通过病人或知情人的叙述，了解病人的情况，作出初步诊断。
2、 体格检查 医生利用自己的感觉器官通过视诊、触诊、叩诊、听诊、嗅诊等方法或借助听诊器、叩诊锤、血压计、体温表等简单的工具对病人进行全面、系统的检查来诊断患者的疾病。3、 实验室检查 对患者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细胞取样和组织标本等进行检查来诊断患者的疾病。
4、心电图检查 通过心电图仪的记录来检查患者心脏的疾病。
5、医学影像学的检查 利用X线对各组织器官的穿透能力，使人体内部结构在荧光屏上或X片上显出阴影进行观察，从而了解疾病等情况的诊断方法。有些病变的部位和性质如显示不清，应用计算机体层摄影技术（CT）和磁共振（MRI）检查，就能作出更精确的诊断。
总之，西医的诊断更多的是借助先进的医疗仪器设备和实验室做出对疾病准确的诊断。 西医的脉诊属于西医触诊范围。西医触诊脉搏时通常选择两侧桡动脉，有时也检查颞动脉、颈动脉、肱动脉股动脉或足背动脉。常见的异常脉搏有：
水冲脉：又称陷落脉，检查时紧握病人的手腕掌面并将其手臂逐渐伸直抬高过头，感到脉搏骤起骤落，急促而有力，犹如潮水涨落，此是脉压差增大所致。常见于主动脉瓣关闭不全、动脉导管未闭、严重贫血、甲状腺功能亢进等。
交替脉：指脉搏节律正常而现强弱交替变化的现象。是心肌损害的表现，由于左心室收缩力强弱交替所致，为左心衰竭、心肌严重损害的重要体征之一，见于高血压心脏病、急性心肌梗死和主动脉瓣关闭不全等。
奇脉：又称吸停脉，是指平静吸气时脉搏明显减弱甚至消失的现象。常见于是心包积液和缩窄性心肌炎。
无脉：即脉搏消失，见于严重休克及多发性大动脉炎等。
脉短绌：指脉率少于心律者为脉短绌，常见于心脏期前收缩、心房颤动。 西医的舌诊属于西医视诊范围。西医舌诊主要通过观察病人舌的表现来诊断一些疾病。
正常人的舌质呈粉红色，大小厚薄适中，舌体柔软，活动自如，舌面湿润并覆盖着一层薄白苔。若病人伸出舌头时，不自主地偏斜，常见于舌下神经麻痹；若舌体震颤，常见于甲状腺功能亢进症。若舌面干燥严重者见于严重脱水。舌体增大，见于舌炎、血管神经性水肿；若长期增大，应考虑黏液性水肿、先天愚型和舌肿瘤。舌质淡红；应考虑贫血或营养不良。舌质深红；应考虑急性感染性疾病。舌质紫红，应考虑心、肺功能不全。
常见舌体异常有：
草莓舌：舌乳头肿胀，舌尖出现一些红点红点，向舌两边扩散，鲜红如同草莓，主要见于猩红热、链球菌感染、葡萄球菌败血症，长期发热引起。也由维生素或锌的缺乏易所致。
牛肉舌：表现为舌头肿胀、疼痛、舌面绛红如生牛肉，对热、咸、酸的食物特别敏感，经常出现舌部溃疡、牙周炎、唇炎，这是烟酸缺乏的典型症状，也见于恶性贫血患者。
镜面舌：又称光滑舌，舌体小，舌乳头萎缩，舌面光滑无苔，呈粉红色或红色。常见于缺铁性贫血、恶性贫血及慢性萎缩性胃炎患等。
地图舌：又称为游走性舌炎、剥脱性舌炎，为丝状乳头剥脱形成的不规则的红色光滑稍凹陷区，周边为增厚的白色或黄色边缘，形似地图，少数患者有轻度烧灼及痒感。常见消化不良、肠道寄生虫、维生素B族缺乏、贫血、胃肠功能紊乱；也与精神情绪不稳定，过度劳累、病灶感染有关。
黑毛舌：又称黑舌，指舌质发黑，而且上面覆有黑色或黑褐色的毛。是由丝状乳头缠绕了霉菌丝，上皮细胞角化伸长所致。见于久病体弱或长期使用广谱抗生素的病人。也常见于吸烟、酗酒、不注意口腔卫生者。
裂纹舌：又名沟纹舌，舌面出现纵向裂纹，.常见于维生素B族缺乏的病人，也与消化系统不良有关。
舌苔也有一定诊断意义：
厚白苔：常见于感冒、急性炎症或感染性疾病的初期。
舌苔黄色：常见于严重感染(如流脑、乙脑、伤寒、白喉、肺炎、腹膜炎等)、高热、脱水、黄疸、大量吸烟等。
舌苔发黑：常见于高热、严重脱水的病人。

⑼ 西医是什么时候进入中国的

西医是在明末清初传入中国的。
明末清初的时候，来到中国的一些传教士在把基督教带到中国的同时，也把西方近代科学和医药学一起带到了中国。
由于当时主要传人的只是很浅薄的一些生理解剖只是，而且西方医学在当时的临床治疗技术方便并没有领先于中医，所以对中国的影响不是很大。
西方医学真正开始影响中医发展是在十九世纪初期，当时牛痘接种的方法和西医外科还是对眼科治疗技术的传入，随着西医的传入不断扩大，从而为西方医学在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⑽ 西医是何时传入中国的

1805年5月27日，东印度公司档案卷宗，广州商馆档案簿上，“今天皮尔逊先生以痘苗开始接种。”这一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医生皮尔逊给华人接种牛痘，此事件被认为是西医输入中国的正式开端，也成为中国近代医学史研究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