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如何看待中国疫情

1. 疫情中外国对中国的污名化,中国人应该怎么做结合跨文化沟通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构成了一种特殊的世界交流景观。

21世纪频发的公共卫生事件中，国际信息传播曲线从疾病信息开始，逐步蔓延到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全方位信息传播。与此同时，国内对于信息高度秩序化需求既受到了自媒体的挑战，也在传言处置逻辑中出现若干的翻转。这种翻转通过大量信息的对冲现象逐步让事态的发展获得受众更多的理解与共情。

当然，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的刻板印象与病毒传播恐惧情绪下激发的种族主义倾向依然存在并随着疾病的蔓延产生越来越清晰的影响。这种影响范围虽然小，但是也是专业理性不得不反复面对的整体性挑战的一部分。

1.理解、共情与认同

疫情提供了一个看似全新的国际传播场域。面对这些场域，国家治理实践与媒介信息传播实践总体上呈现了一个相对理性的状态。但是在这个总体面向之下，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如民族主义的情绪、传言的问题等。疫情中，国际传播实践也突破了原有的媒介视阈，在多部门联合实践中，在更广泛意义上试图赢得世界的理解、共情与认同。

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危机的过程中，我们很难摆脱一种病态心理：试图从外界的积极肯定中获得某种慰藉，甚至急于从西方新闻话语中挑出积极话语，让他者话语服从于一个康复者的心情，从而落入封闭的、不自信的状态。中国的疫情危机应对真正开始于1月20日钟南山正式宣布“肯定存在人传人现象”，此后武汉经历了封城隔离、撤换官员、集中治疗、全国支援。这使得中国在外交层面赢得了世界普遍赞誉，主要包括“牺牲精神”“负责任大国”“速度、力度和透明度”等。

形象总是在关系中建构的，维护自我形象和寻求他者认同必须在对话关系中进行。如果只是单向收集形象传播的效果，我们得到的只能是不自信的形象。逐渐摆脱恐慌的我们唯一应该展现的形象就是开放、对话，乐于向世界分享中国抗疫经验，也不回避中国抗疫的困难、矛盾和问题，直面外界对中国理解与不理解的种种维度，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中国的独特性的框架下，让中国人的遭遇和想法联通各国人的遭遇和想法，以包容的心态重建全球人际互动、互惠机制、信任关系、合作互动、价值共享。

21世纪的前20年，中国暴发了两次大规模传染性疾病。尽管“传染性疾病将会是全球未来的共同敌人”这个判断是一个科学共识，而且疫情最终在中国得到了控制，但是某些境外媒体对于中国疫情和应对疫情的报道对外界形成对中国的负面认知产生了深远影响。新冠肺炎疫情虽然还在持续，但是全球传播图景并没有突发性转向。17年前的记忆成为新一轮质疑的基础，也是中国在疫情问题的传播上面对的全球难题。

值得肯定的是，疫情暴发初期，由于我们1月12日就主动而积极地与世界卫生组织（WHO）等国际组织合作，以及中国科学家迅速确定病毒鉴定和测序，并及时与世卫组织和其他国家分享有关病毒的基因序列，从而在全球科学界和公共卫生健康领域里赢得了支持与尊重。在以科学家、流行病专家以及病毒学家为主要采访对象和信息来源的疫情暴发早期，中国的国家形象得到很大提升，积极正向的评价较多。世卫组织的专家在其中尤其发挥了重要作用，再三向世界解释了中国在疫情信息透明公开方面与2003年的表现显着不同，这是一个明显的进步。

本次疫情危机体现出了中国媒体在信息传播中的全球公信力水平与专业水准。由于疫情的特殊性，全球新闻媒体进入疫情核心区域即湖北各地报道的人员有限。这就为我们带来了两方面的挑战。一方面全球新闻媒体通过观察我国主流媒体的报道获得疫情发展相关的权威信息，另一方面公共新闻提供者在社会化媒体平台上获取疫情的信息补充，传递疫情全貌。在这两个舆论战场上，一方面考验着我们与全球新闻媒体对话的专业主义能力与表现，另一方面也检视着我们是否有通人性的沟通方式，能够以有人情味的故事将中国民众的牺牲与苦难正常示人，获得族群间的共情与体谅。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中国政府迅速成立专门应对小组，在全国范围内密集部署，并配合相关国家做好人员撤离工作。这些工作在国际上得到了肯定。如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说，他看到了中国为避免传染扩大展开了多方面的努力，包括及时向其他国家通报有两国间流动记录人员的确诊信息。

美国《全球策略信息》杂志华盛顿分社社长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在中国日报网撰文称：“中国医务人员和公民为应对这个事件而做出的勇敢努力，考验了城市的医疗基础设施的能力，这代表了一定程度的英雄主义，只有在战争中才能看到。”斯洛文尼亚前总统达尼洛•图尔克（Danilo Türk）在2月14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说：“中国对新冠肺炎疫情做出了果断而系统的反应。世界各研究中心之间的科学合作显着加强。”当然其他的声音也不少，如夏威夷大学马诺阿主校(University of Hawaii, Manoa)亚洲研究助理教授克里斯蒂·戈维拉(KristiGovella)分析说：“与中国有关的广泛政治、经济对峙和忧虑加剧了某些仇外心理，这些情绪与最近对传染病的担忧交互在一起成为国际舆论的表征之一。”

2.传播偏向与专业理性

危机时刻的全球传播状态是一面镜子，各种常态与非常态都可能在这个时候清晰呈现。面对疫情不断在全球范围内蔓延的状况，全球涉华信息的景观也很像一个万花筒。然而，从我们常规对所谓西方媒体的观察实践来看，信息依旧受到刻板印象、传统偏见的影响，并与所谓的专业理性之间生产了足以成为经验性材料的紧张空间。

狭义来看，疫情的发生往往涉及两方面的传播实践，一个是危机传播，一个是科学/健康传播。而一次规模如此广泛的疫情，又是一次政治传播、国际传播的实践场域，是检验一个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大考的一部分。

病毒传播没有国界，世界各国都被卷入了这场大考，而无法做到对他者隔岸观火。疫情发展至今，对疫情中的中国报道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中国向全球揭示疫情发生至武汉宣布封城；第二个阶段:从武汉宣布封城开始至李文亮医生去世；第三个阶段：日本、韩国、意大利等全球各地宣布发现首例社区人传人病例，疫情向全球蔓延。

在第一个阶段里，西方媒体尚能接受科学界对科学的不确定性的认知逻辑，对疫情的报道相对集中在对病情发展的追踪，媒体报道框架多在传染病报道的健康传播框架内，“病毒测序”“疫苗”“有效药”等方面的讨论成为主要话题。

在第二个阶段，即封城之后，由于采取了传染病防控的围堵措施，西方媒体仅有少数记者能进入疫情核心区域进行报道，而且一旦离开湖北地区记者又被迫居家隔离，因此与疫情相关的现场报道基本消失。西方媒体成为国内媒体报道的观察员以及中国社会化媒体内容的“搬运工”。由于封城行为史无前例，且缺少直接观察者，西方媒体在这一阶段的报道由于缺少历史经验判断与比照对象而较为谨慎。然而，自武汉中心医院发布李文亮医生死讯，及其生前被训诫的事实被报道之后，西方媒体迅速找回了其故有的报道中国的政治框架与话语——极权主义国家。关于疫情的报道转向对中国政治体制弊端的讨论以及极权国家言论自由问题的尖锐批评。在这个转向下，中国前期建立的良好形象被反转，“中国的数据不可信，中国人不可信”作为一种集体形象，再次成为国际舆论的主流。

第三个阶段，目前正处于胶着状态。此时对中国的疫情报道正逐步让位给其他新暴发疫情国家。在此阶段，中国往往被作为一个对照国家进行比较分析。这一阶段的中国形象是否能够翻转还未可知。从对2003年非典新闻报道的分析来看，前几个阶段的报道框架将基本决定这个阶段对中国形象的塑造。例如有学者对西方媒体中对中国和越南在非典期间的报道进行比较分析后发现，由于前期疫情信息不公开，造成对中国的报道负面形象显着，而越南的正面形象居多。这次的西方媒体报道应该也不会有太多例外。

西方的中国疫情报道依然没有偏离一些固有的模式，如冲突模式（偏向于呈现疫情中的社会冲突）、平衡呈现模式（在场地呈现中国抗疫的积极与消极的两面）、比较模式（与历史事件比较、与新兴民主国家的社会治理方式比较）、异端模式（如视社会主义体制为异端）等。但中国主流媒体习惯性地选择报道西方媒体的积极话语来表达中国形象，我认为，这种做法一方面制造了西方传媒正面报道中国的幻象，另一方面表现的“要面子”心态也很难得到世界的理解。最能表现中西对话姿态的方式应该是，以西方的专业理念来解读西方媒体的报道，弄清楚西方新闻话语是否为某种偏见所主导，在何种程度上脱离了新闻专业主义轨道。

然而，我们也应关注西方媒体对种族主义偏见的反思，并由此寻找对话的可能性。如路透社、美联社、《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也都报道了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引发的反华情绪。相比之下，路透社的报道更有气度，它援引人类学家的观点揭示反华情绪的根源，“东方主义假设、政治不信任和健康问题是一种相当强大的组合”，警示人们不要对中国人抱有歧视（路透社，2020年1月30日）。《纽约时报》征集了来自世界各地华人的经历与感受，以读者来信的方式呈现出他们对疫情的看法，有人在开学在即无法成行；有人被房东要求赶快退房；有人飞往东南亚逃难；也有人认为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应对已非常有力（《纽约时报》，2020年3月1日）。

从西方主流媒体的报道看，中国的形象并没有因为这次疫情发生巨大的改变——仍然是真实与偏见并存。诚如一位在伦敦求学的华裔加拿大人所言：“西方媒体总是以一种狭隘的视角报道中国。这种叙事来自冷战时期，把每个非民主国家都视为威胁。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报道也陷入了这种模式。”在政治上，西方仍然指责中国信息不公开、言论不自由、人权得不到保障。如《纽约时报》一直在批评中国的宣传控制。在经济方面，唱衰中国的声音同样不绝于耳。如《纽约时报》2月11日发表题为《“就像中世纪的欧洲”：新冠肺炎疫情重创中国经济》的评论文章认为，疫情使得中国经济基本处于停摆状态。

3.种族主义与污名化

与其他的全球性危机不同，病毒因为其可能的与饮食、族群、生物之间的关联，而使得其带有流行病学意义上的溯源的需求。实际上，这一话题在科学层面始终无法研究和阐述清楚所带来的一种连锁反应是，个别政治人物利用其现存的模糊性，煽动民族主义甚至是种族主义情绪，进而引发了针对疫情最早暴发地中国的“污名化”问题。由此人们期待，大家能够在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下，打破传统意义上的族群分歧。这种期待是理想主义的，还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每次重大疫情发生，首发族群就不可避免地面对污名化的威胁，如艾滋病的全球传播造成人们对非洲人的歧视。正如中国台湾人类学家刘绍华所预测的，这次疫情的发展必然带来“COVID-19=武汉=中国=中国人=华人=亚洲人”的国际反应。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伊始，就已经有不少国家和地区的人们呼吁警惕因疫情带来的针对华人和其他亚裔的种族歧视与骚扰。一些研究也显示，由于此次新冠肺炎暴发于武汉，在国际社交媒体上，推特在#武汉肺炎#标签下的内容多为恐慌性谣言和视频，含有大量负面虚假信息，而在#新型冠状病毒#标签下多为客观中立的报道。正如斯洛文尼亚哲学家齐泽克（Slavoj Zizek）所说，在疫情面前，“种族主义妄想”的作用显着。

其中用地名来命名疾病的污名化现象是疾病报道中首先要警惕并尽力去除的。世卫组织为了避免以地名命名疾病为族群带来的污名化后果，很快采用COVID-19命名新型冠状病毒，并在全球推广。国际媒体基本上迅速进行了采用。但是在华语社区，以台湾地区为例，台湾疾控中心依然称新型冠状肺炎为“武汉肺炎”。这一称谓依然被华人的自媒体刻意使用，可见疾病的传播确实会增强某些早已存在的分歧与偏见。

齐泽克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应该真正羞愧的是世界各处只想着如何隔离中国人的我们所有人。”他道出了这些疫情危机中存在的种族偏见和文化偏见问题。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你们”与“我们”、“东方”与“西方”，是人类社会长期存在的思维定势。这种思维定势以自我为中心，建构对于他者的想象，误解、误读与认知偏见在所难免。民族国家间、宗教信仰间，乃至思想观念与意识形态间之隔离与冲突盖与此有着密切的勾连。在全球化时代，社会交往频度、广度和交往技术都较以往有着根本区别，人类社会唯有完善“与他人共在”的交往理性，超越东西的二元思维定势，方能化解文明之冲突，建立起和平的世界交往秩序。

马来西亚国会下议院前副议长、马来西亚中国丝路商会会长翁诗杰（ONG TEE KEAT）说得好：“零和思维的政客们长期以来一直痴迷于遏制中国的战略，以维护自己国家的霸权地位。但现在面对这样一种致命的病毒，遏制的目标应该是病毒本身，而不是国家和人民。在这方面，常识和人道主义意识必须占上风。”

面对公共危机事件，没有人可以独善其身，需要的是相互协助。在这次危机中，我们也看到很多积极的现象，如“山川异域，风月同天”“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日本捐赠抗疫物资上的诗词最近刷屏、刷圈，让很多国人对日平添好感。在东京街头许多店铺的广告牌都写着“武汉加油”的字样；韩国总统文在寅公开表示：“中国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这些感人的事，注定将会以生命至上、人性之善等正面字样载入历史。同样，由40位知名法国音乐剧演员共同演绎的抗疫歌曲《在路上》（Together）和由19个国家50位外国音乐人翻唱的《在路上》（Together）在网络上热播，传递了爱的力量。

在反全球化、逆全球化浪潮下，全球传播景观与地方化传播景观相互呈现，种族主义、民族中心主义、国家利益优先等现象日益凸显。一个心里装着“敌对势力”的人是走不出狭隘的传播空间的，相对而言，我比较认同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在2月6日新闻发布会上具有对话性的演讲，他表示近来关于疫情的相关情况受到了包括英国媒体在内的世界各国媒体的关注，许多媒体都进行了客观公正的报道，高度赞扬了中国政府的疫情防控措施，或是给出了合理的建议。但他同时提到，仍有部分媒体报道存有偏见、恶意和不实信息，而这一切都被他置于可沟通性的话语中加以讨论，即：“谣言和恐慌比病毒更可怕，信心和决心才能战胜疫情。”

事实上，疫情发展到后来，两百多个国家遭遇新冠病毒袭击，人们终究明白，抗疫不再是地域性任务，而是人类的共同任务，只能共同面对。在共同抗击疫情的过程中，世界将会形象地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解民心相通与跨文化合作，面向多边、民主、透明的全球传播图景。

2. 如何看待部分国外媒体对我国抗击疫情的歪曲报道

这是不公平的，外媒体对我国抗击疫情歪曲报道，这也是不是这也是非法的？他们不应该这样做，不应该歪曲报道，显得他们非常没有素质，没有文化，没有教养

3. 中国人在国外得了新冠怎么办

中国人在国外得了新冠需要在当地救助。

简而言之，如果在在国外感染了新冠肺炎怎，这个时候只能按国家规定建议当地立即就诊。当然我们的领事馆，对于已经在海外确诊和疑似的中国公民会及时掌握情况，跟进治疗进展，提供所有必要的协助，同时促请当地的卫生部门、医疗机构全力救治。

感染新冠后注意事项：

如果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应该及时就医，医生会根据病情给予对应治疗措施，患者只需积极配合治疗，保持心理健康即可。

如果出现可疑症状，应主动戴上口罩，及时就近到医院进行确诊。尽量避免乘坐地铁、公共汽车等交通工具，避免前往人员密集的场所。

就诊时应主动告诉医生自己的相关病情，流行地区的旅行居住史，发病后接触过什么人，配合医生进行病情诊断和评估。

4. 国外的疫情大不怕，会严重影响我国的经济吗你怎么看

会。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各国的经济已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我们中国与外国的交流合作也在不断增加，逐渐走向全球化的趋势，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国已经得到了基本的控制，感染病例逐步减少，经济逐渐进入平缓，很多产业都开始恢复复工复产，相信中国的经济将会不断上升，但随着国外疫情的迅速蔓延，如果长期得不到控制的话，将会严重影响全球经济的发展，同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也将会是非常大的。

一、容易造成金融危机

尽管中国的疫情已经得到了基本的控制，人们逐渐进入复工复产的工作，但随着国外疫情的不断蔓延，对国内的输入病例的不断增多，如果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控制，将会造成金融危机，让很多产业无法正常生产，将会对全球的经济造成严重影响，影响居民的收入水平，对人们的正常生活造成严重影响。

大家认为国外的疫情会严重影响我国的经济吗？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哦。

5. 国内确诊不了是不是肝癌，想去国外看看，怎么去

出国去坐飞机

6. 怎样随时察看国内外疫情

打开手机任何一个浏览器，或者网络app，它们的第一条，第二条都是这方面信息

7. 外国如何看待中国疫情

偏个题，以前总说外国人民对中国友好只有外国政府对华不亲善，从现在各种华人留学生在外国被歧视被排挤的新闻来看，原来不是政坛人士不约而同反华，而是群众基础本来就广泛。——————————————————更新：补充一点，我说的排华反华不是指停止中国的班机禁止中国公民入境之类的，而是美国媒体标题real sickman，法国大街上以为是中国人辱骂华裔面孔（其实人家是个越南裔姑娘）等等，我们政府在疫情的应对处理上也有工作不到位的情况出现，但是外国政府也绝对绝对做不到有些人心目中的“如果在西方就肯定不会怎样怎样”我还想说的是，双标是一件被大家认为不正确的事情，知乎上很多家长里短的提问，问题核心都是双标，如果你反对双标，那么我觉得对于国家的态度也不应该双标。举个最新的小例子，法国前任卫生部长那时候说法国隔离方式有效，目前为止没有病例，结果第二天就出现新的感染患者；本来说自己忙于防治病毒传染无暇参选市长，结果几天以后宣布辞职去竞选；我们对于外国政坛诸如此类打脸的事情，会一笑了之，这些事情也是政府运作问题，政客作为问题。同样性质的问题，一到了中国政府出现，就会有人开始鼓吹外国政府就不会怎样怎样，就比中国这好那好，他生在中国真是太可怜无力等等。关于对于外国政府有人有宽容滤镜，我也可以理解一部分原因，就是他们再不靠谱也不影响我们的生活，而我们政府的作为才是和我们息息相关的。这我觉得一点没错，人民群众对政府的监督与督促才能促进政府提高执政能力，完善各项制度体系。我反对的是，完全看不到外国的任何问题，觉得外国怎样都比中国强的思想，我以我自己在国外留学的经历来讲，也是见过不少行政人员推诿扯皮，有些政策脱离实际，城市里治安情况令人担忧等等问题。所以月亮不是外国的圆，你在中外看到的月亮，都是一样的会有大大小小圆形坑洞的一颗卫星；与其不加思考不加判断的一味崇拜外国，不如想想自己除了指责，还能不能做些实际能让我们的国家真的越来越好的事情。3/6 再次更新：之前指责我们如何医疗物资储备不够，政府应急预警措施如何不行，人民素质如何不高的人现在可以看看国外发生疫情以后，各外国当局的真实水平了，也没见谁有足够的医护人员，有足够的口罩，有足够的举措，有足够的应对。我无意幸灾乐祸，我只是想告诉这些人，我们才是同胞，我们才是一伙的啊各位，可千万别被你肯定享受不到的外国福利蒙蔽了双眼，何况他们天天宣传的东西是真是假也有待考量求证，大家多理性点多客观点多务实点，别一发生啥事就闭着眼睛吹外国踩中国，这样不好，也不对

8. 疫情期间人在国内手机显示在国外怎么办呢

疫情期间人在国内手机显示在国外，那是因为你设置出了问题。解决方法：
恢复出厂设置百分之百解决问题。记得要先充满电哦‘

9. 外国人如何看待中国抗疫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报道表示，在与新冠疫情的斗争中，中国政府毫不松懈。每当出现新增确诊病例，卫生部门都会迅速进行大规模检测。法广驻京记者拉加德在报道中说，青岛市采取了严格措施，公交车、餐馆和购物中心都要求人们佩戴口罩，公共卫生二维码随处可见。报道援引一位青岛市民的话表示：“目前一切正常，人们随时关注手机应用程序警报的更新。将有数百万人进行新冠测试，这能使人感到放心，因为这些措施是即刻有效的。 ”

英国广播公司在报道中提到，武汉曾于今年5月在10天内对全市1100万人进行了全员核酸检测。一旦出现新的确诊感染病例就迅速展开大规模检测，已经成为中国防控疫情的有效手段。报道指出，中国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住了疫情，这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形成了强烈反差。在包括美国和欧盟在内的全球很多地方，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仍在继续飙升，当地政府不得不采取新的隔离措施。

英国天空电视台在报道中注意到一些细节：青岛市将仅用3天时间完成对5个行政区的检测，5天内实现全市人员检测完毕。为确保按时完成任务，上千名医护人员坚守在遍布全市的100多个检测点，从早上5时30分到子夜23时30分实施不间断检测。报道指出，此前在北京和乌鲁木齐的实践表明，这种只争朝夕的大规模快速检测，对于阻止疫情扩散至关重要。

德国《日报》评论认为，自今年3月底以来，通过迅速隔离感染者和密切接触者，并进行大规模核酸检测，中国已经能够在新发疫情初始阶段完全控制住所有本地感染群体，从而避免影响本国其他地区。

比利时最大的荷兰语媒体《最新消息报》10月12日在其网站首屏显要位置重点报道了此次青岛疫情。该报驻华记者莉恩·维尔韦克在视频连线中表示：“在欧洲人看来，在仅有12个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的情况下就对900多万人进行检测，可能有点不可思议。但这已成为中国的常规做法，目的就是从源头下手，尽力将疫情控制在最小范围内，阻止其对14亿中国人造成威胁。”谈及中国与西方在抗疫中的差异，维尔韦克指出：“最大的不同在于，中国的干预非常迅速有力。只要发现一个确诊病例，中国政府、卫生部门和普通民众就会立即行动，他们不会等到每天新增感染200或300例之后再出手。”维尔韦克是今年初前往武汉采访过疫情的少数西方记者之一，此后一直跟踪报道中国抗疫行动。她深有感触地说：“目前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工作生活已经基本恢复正常，他们对西方的抗疫斗争充满同情和支持，只是无法理解欧洲和美国为什么不采取更果断严厉的干预措施，以至于让疫情蔓延到如此地步。就连我自己每天都想问同样的问题。”

10. 今晚的口训主题是: 如何看待国内外的疫情防控

如何看待国内外的疫情防控，那么我们可以根据中国和其他国家进行对比，尤其是中国和美国 政府，对于来说的嗯，比如说中国是大家一起来团结一致 但是美国就是嗯自己看过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