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兰人来中国是什么感受

⑴ 芬兰人对中国人的态度如何

芬兰人虽然不在中国，可他也是黄种人。可能正是由于这种共通性，所以芬兰人对中国人很友好。

人类因为生理或者地域上面的特征，把人分为4个种类，黄种人，白种人，黑种人以及棕种人。而中国人就是很典型的黄种人，连芬兰人也是黄种人，这是因为芬兰人的基因和我们中华民族的基因非常接近，用中国话来说，就算是咱们的表兄弟，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他们的面部轮廓以及头骨，就可以发现他们的面部轮廓和头骨和我们基本相似，虽然芬兰人的肤色以及发色跟我们不一样，但这可能是由于地域以及人文因素所导致的。

不得不说，由于中国近年来在国际地位上的上升。很多国家对中国游客都非常的友好，甚至大部分的国家对中国已经可以免签证了。

⑵ 我，50岁，28岁在芬兰当清洁工，34岁开旅游公司，如今想回国发展

这是我们讲述的第248位真人的故事

我叫何波@何波，祖籍江苏，1972年出生于上海。

90年代，父母作为访问学者带我来到芬兰，为了面子我选择留在国外生活。刚开始，异国的生活并不顺遂，整个国内不足1000华人，工作很难开展。 摸爬滚打11年后，我的生活逐步进入正轨，还娶了德国留学生。直到孩子出生，我突然心生恐惧，不得不告别生活27年的芬兰。

1972年，我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中，父母都是北京高校的教师，后来响应下乡政策，来到安徽工作。从记事起，我们一家就生活在一个大院子里，这里安静祥和，还有很多小伙伴。

那时候，物质匮乏，买东西不但用钱还得凭票。 父母是北京户籍，这些粮油关系的票据都是从北京获取的，为了能将它们派上用场，不得不把票据转成全国的，最后再换成安徽的。 这是我童年生活中，感觉最为麻烦的事情。

好在凡事都有两面性，由于父母北京下迁的光环，我们所住的大院，几乎很少停电停水，这在那个年代非常难得。童年的生活，无忧无虑，家里虽算不上富裕，但父母给了我和妹妹，在他们能力范围内最好的生活。

时代的发展，带来了更多的机遇，也让我们一家的生活轨迹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后，父母幸运地获得了作为第一批留学生，去英国留学的机会。 经历了两年的留学生活，父母为了增长学识，90年初又申请了作为交换访问学者，到芬兰学习的机会。1995年，父亲为了能让我和妹妹学习深造，开拓眼界，便带我们到这里读书。

那时候，出国热盛行，很多人砸锅卖铁借钱出国，夫妻一方和孩子留在国内是常有的现象。 而且，在当时人们的认知中，能留在国外的都是有本事的人，没本事的才会混不下去回国来。以至于，父母留学回国后，我和妹妹仍选择继续留在芬兰发展。

然而，在异国生活和打拼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初到芬兰时，我仿佛陷入了一个“文化荒漠”，语言、文化、生活上的差异，给我带来诸多不适，再加上对国内、家乡的思念，让我痛苦不堪。那个时候听不到乡音，吃不到中国菜，也交不到朋友，感觉自己的圈子一下子缩得很小。

当时大使馆每隔一段时间会把人民日报的海外版发给我们， 由于没有什么国内的东西可以看，我就把海外版报纸读了一遍又一遍，直到把它翻烂，心里能默背下来。 还感慨这里，为什么不像伦敦、巴黎，华人众多，有中文的圈子，可以用中文交流。

那个年代，想在芬兰买中国的调味品，比如辣椒酱、榨菜、酱油，简直太难了，除非坐船去瑞典的斯德哥尔摩的亚洲超市。

对于像我这样的穷学生来说，想做中国菜比登天还难。 而且芬兰这边人吃东西很简单，就是烤一烤或者微波炉热一下，吃得原汁原味，完全没有炒菜这种概念。学校里虽然给配了炉子，但它功率不大，除了能煮点东西之外，别无它用。

父母虽是高校老师，但他们微薄的工资，并不足以供我和妹妹在国外生活。而且，我们也希望能减轻家里的负担，留学期间一直想方设法勤工俭学。

可是，异国的生活，就像在空中行走，脚下没有任何保护，每一步都格外艰难。 在还没有融入当下环境的情况下，我找不到什么上得了台面的工作，只能干些粗重的体力活。

当时在芬兰的华人很少，大约只有1000人左右。 可想而知，作为一个黑头发、黄皮肤的亚洲人有多惹眼，比如当初我去做一份清洁工的工作，旁人投过来的眼神。 虽然不是歧视你，但那些好奇的眼神就可以杀死你。 那种当初在国内作为大学生“天之骄子”的自豪感，顷刻间被击得粉碎。

勤工俭学的日子很辛苦，但身体上的苦只是一小部分，咬咬牙就可以挺过去。精神上的孤单寂寞才是最苦、最难熬的。 而且，那阵儿也没有互联网，打电话又贵，以至于我郁闷状态持续了好几年。

当时只能通过公用电话亭，打电话和国内联系。那会儿还没有欧元，芬兰人用的货币，叫芬兰马克。电话亭的两个硬币孔，分别能塞进一马克和五马克的币值。我们打多了便发现，连续塞5个一马克的，要比塞1个五马克的，能多打30多秒。

为了能花最少的钱，打最多的电话。我们常常换一兜子一马克的硬币，拿个塑料袋装着不停地往里塞。

尽管打电话，能稍稍疗愈我，但它只能暂时缓解我在异国的孤独冷清。想要在这里生活，还需要融入当地的文化，最基本的就是要攻克语言这一关。

芬兰是一个双语制的国家，语种分别是芬兰语和瑞典语，但是整个 社会 层面，百分之九十都是讲的芬兰语，讲瑞典语的很少。在 社会 层面上，当地人会先用芬兰语或者英语与外国人交流。

然而不凑巧的是，我当时读的是瑞典语的大学。 在学校学习时，虽然可以用英语和老师交流，但碍于自己的哑巴英语，还是遇到很大的问题。他们说什么，我听不懂，自己想说什么，也要提前考虑各种语法结构，等到知道该如何表达了，那个场合已经过去了。

那时，没有免费的资料去学习，我也花不起钱，为了提高英语水平，我去看了大量的美剧。 由于电视没有录像功能，我就把它当成上课一样，聚精会神地看每一集。

幸好大多数美剧都比较贴近生活，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练，我的英语水平有了显着提高。另外，通过在学校里有意识地学习，我的瑞典语也进步不少。

语言的进步，让我先前的沟通障碍得以缓和。渐渐地，我开始交到了朋友，还了解了不少当地的新鲜事。

记得有一次，我受朋友邀请到他家里做客。吃完饭后，朋友叫我去蒸桑拿。 在芬兰，蒸桑拿是传统的待客之道。 只是让我没想到的是，在乡下，一家人会不分男女老少，赤诚相待在一间房里蒸桑拿。当时我真是尴尬极了，恨不得用脚趾，在地上抠出个洞钻进去。

桑拿是芬兰走向世界的一个文化特色，在乡下传统的桑拿，是建在湖边、海边或者河边。

芬兰人不喜欢酷热的天气，气温超过30 ，就觉得难以忍受，却钟爱“冰火两重天”的体验。 桑拿温度很高，一般80 100 ，芬兰人喜欢在桑拿屋待很久之后，跳到冰凉的湖里。甚至冬天，在湖面上凿个洞，从桑拿屋出来直接跳进去。

朋友说，他们从小就这样洗桑拿，一周洗两三次，桑拿渗透在当地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后来我还了解到，除了办公室、船上有桑拿屋，就连矿井里，深入到下面200多米的地方也会有矿工们洗桑拿。

最令人惊奇的是， 在赫尔辛基有一个桑拿屋是建立在摩天轮上，可以一边洗，一边看风景。 还有滑雪缆车的吊舱里，也有桑拿屋。据说芬兰人在打仗时，挖战壕以前，也要先建了桑拿屋，没有桑拿都不愿意干别的。

留学这几年，我了解了不少当地的风土人情、文化特色。芬兰人大多比较友好，虽然我没碰到过歧视，但是在找工作上还是远不如当地人有优势。

幸运的是，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带来了更多的就业机会，我的生活也有了起色。 通过它，我可以更方便地了解国内情况。记得当时，我在网络收音机搜到的第一个在线的中文频道叫西湖之声，那阵儿我几乎每天都会在网上收听，这个习惯持续了好几年。

2001年，我获得第一份比较正式的工作，是给酒店做数据相关维护。 期间由于有经济焦虑症，我还会利用其余时间打几份工。那时候常常是早上五点起床干活，一直干到晚上11点。

为了准时上班，我买了张CD，通过每天定时播放歌曲，叫自己起床。由于CD机没有续放功能，每天都只能从头放。 搞得我那会儿听到这张CD的开头，就会很烦躁，因为又要起床了。

彼时的生活，让我疲惫不堪渴望休整。 于是，在2004年夏天，我将所有工作都辞了，和朋友一起租了辆车，去北欧玩转了一圈。 出乎意料的是，这次旅行不仅让我的心身得到放松，还给我带来了新的工作机遇。

正是这次 旅游 经历，让我发觉当导游是份不错的工作，不仅能赚钱，和更多人交流，还能到处玩。回来后，我在网上看了大量的相关招聘信息。

机缘巧合，我遇到了领我进 旅游 行业的师父。那个年代，来北欧的，除了一些公务团或者商务考察团，私人旅行团鲜少。师父当时接了很多，商务团队来北欧考察的单子，急需用人。我就递了简历， 他看我有大学背景，又去过美国，会讲中文，有驾照，还转过北欧，觉得我比较有经验，便录用了我。

没承想，当一名合格的导游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我刚开始带团时，就状况百出。后来为了提高自己的沟通能力和业务水平，我去参加了一个学习班， 考取了职业导游证，算是芬兰第一批正式的挂牌华人导游。

期间，我带了不少旅行团队。最让我开心的是，有机会碰上国内同胞来这旅行，熟悉的语言，一样的皮肤颜色，让我倍感亲切。

那时，有不少国内的旅行团来到芬兰。由于他们大部分没有来过欧洲，只是凭借地图和网上的资料安排游客，在旅行中遇到了不少麻烦。

于是，他们找我来帮忙，这份来自国人的信任，让我倍感荣幸。没想到的是，无心插柳柳成荫，我因此积累了不少人脉和资源。

然而好景不长， 2006年师父的公司转型，没有了带旅行团的业务，我沦为失业人员。 原本充实的生活，瞬间变得空虚、焦虑和不安。

失业的压力，让我萌生了创业的打算。但自己开公司并不是件简单的事，我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学习相关法律；筹集资金，租经营场地，置办设备仪器，跑各种资质……忙得焦头烂额。 幸好，功夫不负有心人，公司顺利营业。

有趣的是，生活中总会有些猝不及防的惊喜。我在公司带团期间，碰巧认识了今后和我携手相伴的恋人。

她是湖南人，当时在德国留学，正好在假期陪母亲游玩时，参加了由我带领的北欧旅行团队。相仿的年纪和相似的留学背景，拉进了我们的关系。 说不完的共同的话题，让我们互生好感，渐渐地走到了一起。

恋爱期间，我每隔一两个月就会飞去看她。芬兰和德国相距不远，当时欧洲有很多廉价航空。 最便宜的一次，我仅花了5欧元，便买了一张飞3个小时的机票，她在寒暑假时也会过来看我。 但异地恋注定不容易，中间的小摩擦也是家常便饭。

有一次，闹矛盾后为了哄她开心，我决定开车去见她。 芬兰到德国有个24小时的轮船，我特意早上六点钟出发，坐了一夜的船。第二天快八点才到德国南部，下船后又开了6个小时的车，才到她所在的城市。 到那时已经是深夜，于是我在车底装了很多底灯，然后打电话叫她下来，她看到后既震惊又欣喜。

我是一个不擅长言辞的人，这已是我想到最浪漫的表达方式。后来，女友毕业，打算来我身边。当时为了给她办芬兰的居住证，颇费了一番周折，还因此闹出一场乌龙。

那时只能以公司的名义，给她办工作性质的居住证，但芬兰这边招聘是公开的，必须要在劳务部门发一个招聘广告。结果发完之后，劳务部门三番五次地跟我说，这里有很多失业人员，受过职业训练，工作能力强，你为什么不招？搞得我头大。

逼不得已，我就把招聘条件的范围越缩越小，条件越来越单一，就差直接跟劳务部门说，我想招的人是我的女友。

女友过来以后，在事业上帮了我不少。期间我们结了婚，公司发展也越来越好。但随着欧盟东扩，我们的旅行团遭遇了不少麻烦事。

很多东欧人过来，偷游客的东西。 游客丢钱包还是小事，最头疼的是丢护照，要先去警察局开证明，到大使馆补办临时通行证，还要拍照等等。所幸，在一番折腾后，这些麻烦事最后都能一一解决。

旅游 带团这些年，我也算侧面见证了，祖国变得富足强大的过程。 国内的 旅游 团由之前的公务团、商务团，到现在随着圣诞老人村、北极光、冰雪等项目在国内的逐渐火热，更多老百姓开始慢慢地愿意到北欧来玩，这些无一不折射出中国发展的日新月异。

还记得，1998年的回国经历，当时国内很多人还不知道芬兰的存在 。一次聚会上，朋友都很好奇我留学的地方。有朋友就问，你去的国家是有风车吗？我说那是荷兰，还有朋友问，那个地方是不是有集中营？我说那是波兰。

其实，刚来芬兰时，很多当地人对中国、对亚洲也没什么概念。我跟朋友去酒吧玩，他们问我是从哪来，我让他们猜猜，他们有的说朝鲜，有的说日本，还有的说韩国，围着中国一圈下来，就是不说中国。

而且整个 社会 上，基本看不到与中国有关的东西。 90年代，芬兰这边只是有些低档的服装是中国产的，后来发展到满大街都可以刷银联、网上付款，都是针对中国游客。

很多小商小贩跟你打招呼的第一句话，由こんにちは（空尼奇瓦）变成你好，也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

街上会出现中国风的东西，偶尔会碰上很擅长讲中文的老外。从中可以感觉到，这样一个偏远的欧洲小国，对中国也开始慢慢重视起来。

另外，芬兰航空是最早和中国建立直航的西欧航空公司，1988年就有从芬兰赫尔辛基到北京的支行，一度成为北欧和中国联系最重要的。之后，随着国内市场的打开，又增加了到香港、上海、成都等地的支行。

在异国见证祖国的发展壮大，让我欣喜不已、骄傲难抑，但彼时的我怎么也没想到，会因一个听闻，对未来心生恐慌。

我在芬兰生活多年，看到了太多华人子女，由于从小缺乏国内文化的教育，各方面都以西方文化为主，甚至不愿意吃中餐。 这让我心生焦虑，唯恐我的下一代忘记自己的根脉。

之前听说过朋友女儿的一个故事，让我久久不能释怀。 朋友夫妻俩也是在芬兰打拼生活，他们的女儿在芬兰出生、上学。起初，夫妻俩想让孩子学好中文。于是，在女儿放学后，给她安排了中文课程，但孩子天性爱玩，她就把这件事告诉了学校老师。

结果，老师就指责夫妻俩，违反了芬兰的教育大纲，影响了孩子快乐的童年。

这个女孩就在老师的“庇护”下，拥有了不学习中文的权利。 女孩上学时成绩一直都很好，后来考上了芬兰最好的商学院。 但之后，发生的一件事让她追悔莫及。

她在商学院时，帮助课题组教授写文章， 教授看她是中国人，说：“你是中国人，正好我们要研究中国市场，这里还有很多中文资料，你帮我去研究一下。”闻言，女孩呆愣在原地。

原来女孩除了能听、能说中文，她看不了也写不了中文。这时候，她再想埋怨父母当初为什么不逼自己一把，以于事无补。

这件事对我的触动很大，我觉得孩子学什么语言都可以，这并不是非常难的事情。 但是如果你把一门14亿人说的语言给放弃掉了，去学一门全世界只有600万人说的芬兰语。 即使学得再精通， 也只能和600万人交流，这无异于丢了西瓜捡了芝麻。

此事后，我开始考虑将芬兰的业务重心，移向国内。我希望自己的孩子以中国文化为主，不要忘记中国的文化传承。即便以后他可能到西方留学或者深造，但我仍然不希望我们之间会有文化隔阂。

另外，中国人都是以孝为先。父母年纪越来越大，也需要我们的照顾，再加上国内发展的越来越好，这些更坚定了我带妻儿回国发展的决心。

2013年，妻子怀孕，我将她送回国内老家后，开始了往返与国内和芬兰的两地生活。 期间，大部分时间我留在国内陪她，空余几个月飞往芬兰处理公司业务。

2014年，我们迎来了孩子的降生。为了日后在国内的生活，我开始有意识地了解相关的国内市场和经营模式，参加朋友聚会，也会去学习些酒桌文化，并和一家法国公司合作，在上海开了办事处。

没想到，一场疫情来袭，将我滞留在了芬兰。 如今，我和妻儿父母虽暂时不能团聚，但看到孩子们在国内的茁壮成长，心里的踏实感难以言说。

李嘉诚曾说：“ 任何事业的成功，都弥补不了教育子女的失败。” 我深以为然。教育子女是个道阻且长的过程，需要家长去做好模范，并与孩子建立联结，而祖国文化教育更是不可或缺。

【口述：何波】

⑶ 外国人在中国生活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随着中国在世界中的地位越来越高，影响力越来越大，许多外国人都选择在中国生活，那么外国人在中国生活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

中国国土面积大，南北纬度跨服很大，拥有着众多的气候，因此外国人习惯冷可以生活在北方，习惯热可以选择在南方生活。因此居住地的选择是非常丰富的。中国社会是个有人情味的社会，中国人也是非常友善的。因此外国人在中国生活并不会感觉非常心冷，肯定能体会到中国人的热情好客

中国的经济飞速发展，也带来了众多的新兴产业，比如新四大发明:高铁，手机支付，网购，共享单车。特别是网购和手机支付，方便迅速，很多的外国人来中国生活一段时间之后，对它们都已经离不开了。

⑷ 外国人来中国旅游是什么体验

我在欧洲旅行的时候，经常问老外关于这个问题。普通的欧洲人首先会认为，中国太远了，中国太大了，中国人口太多了。现在的欧洲人另一个第一反应就是：中国人太有钱了。由于普通的欧洲人的生活按部就班，收入也是稳定的，但是也没有太多的钱。他们喜欢度假，但是要去中国“那么远”的地方，可能还是相对比较保守的。因为去中国价格“太贵了”。虽然价格贵，可是很多欧洲人都向往中国，想去看一看那个古老的国家。我在波兰，与一个经常带团的导游聊天。导游跟我说，波兰人最向往的国家就是中国。他带团去了中国以后，波兰游客第一反应通常是：中国居然这么大。他们的吃惊是因为中国比他们想象中的更大，建筑更高，人口更多。由于西方世界的宣传，通常是中国人几十年前那种生活和穿戴。但是欧洲人来到中国以后，发现并不是自己印象中的那样，反而是时髦的大城市，自己倒是土里土气的。所以，来过中国的欧洲人，才会更了解中国的情况，回去以后就会告诉别人，中国如何强大，以及在中国经历的很多有意思的事。他们讲的这些所见所谓，也是很受听众欢迎的。其实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样。如果没有亲自去欧洲看一看，整天坐在家里看新闻，那么你对欧洲的印象，恰恰都不是正确的。

⑸ 芬兰和中国友好吗

友好。
在过去70多年时间里，芬兰和中国也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并且曾多次向中国伸出援手，其中就包括向中国提供补给舰的制造技术。
芬兰人虽然不在中国，可他也是黄种人。可能正是由于这种共通性，所以芬兰人对中国人很友好。

⑹ 芬兰喜欢上中国了吗

一半时间在上海，还有一半时间在芬兰，这就是潘剑锋――“芬兰革新设计周”创意总监、字研所SHTYPE创始人。在潘剑锋又一次前往芬兰办展之前，我来到他位于静安寺某高层商务楼的办公室。
中国论文网 http://www.xzbu.com/3/view-7275231.htm
一下午的聊天，本想聊些有关当代艺术的话题，毕竟他的作品不久前刚和丁乙、胡介鸣、刘建华、鸟头等共同参加了上海当代艺术馆开馆十年“依然上海”特展。然而，在与这位从国际着名广告公司智威汤逊设计的总监转身自由艺术家聊天时，仍能感受到他对于设计，对于跨文化交流，有他的话要说。从中，亦不难看出芬兰为何钟情于亚洲设计师，近年又为何对中国设计师特别有兴趣。
至于芬兰人为何如此，一方面缘于中国古老又勃兴的文化，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中国庞大的市场的缘故。
国际化生活与中国传统对接
谈及与芬兰结缘，潘剑锋坦言自己是“一不小心混入北欧圈子”的。这一切都是源于大约10年前的一个项目。“这是一份来自赫尔辛基的邀请。本来，我已经开始越来越多地涉足艺术创作，然而因为那个设计邀约，我在芬兰呆了一个多月。”
潘剑锋上世纪70年代中叶生于温州，因父亲工作关系，儿时的潘剑锋一家四口借住在温州最古老的藏书阁――玉海楼。“清朝的故居有着一般人无法想象的幽静与雅致，我们就生活在这座古典的建筑之中。”回忆起儿时的这段时光，潘剑锋直言对他影响很大。从5岁多开始，直到读初二之前，潘剑锋一直生活在玉海楼，年少时，临习毛笔书法，对着池塘画荷花之事，至今仍历历在目。他甚至给我看了一幅珍藏至今的6岁时的国画作品，那荷花池、莲叶瓣，有模有样，若非落款一看就是孩童稚气，真是一时难以分辨何人作品。
后来，他求学于中国美院，又负笈英国英格兰中央大学，再到上海工作。
从潘剑锋的成长背景就能看出，他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学养，特别是对于毛笔、宣纸等，更是驾轻就熟的。同时，他拥有国际背景，有欧洲生活的经验，也有在国际知名广告公司工作的经历。而上海，正是中国最国际化的一座城市。
翻看潘剑锋的履历，他在英求学期间，就曾做过“中国书法与西方字体”的研究，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担任英国华人艺术中心“中国造――当代中国设计在英巡回展”的总设计师和策展人，这是首次在英国展出的中国当代设计展。回国后在深圳言文设计工作短短8个月，潘剑锋创作的系列设计作品“深圳市本色酒吧网站”既获全场“平面设计金奖”；英国伯明翰博物馆与艺术画廊动态网页设计获“网页设计奖”；本色酒吧视觉形象设计获“企业形象设计奖”等。
“国际客户，特别是高端客户，在设计里一定会要求文化内涵上的契合与对接。”潘剑锋直言，“并且这种跨文化的对接，一定又是一种艺术的方式。”在潘剑锋看来，当源自中国的水墨与北欧的生活方式交织在一起的时候，就会产生化学反应。
在2012年的一次讲座中，潘剑峰曾经如此说：“芬兰设计，在我看来最大的特点就是‘实实在在’，不管是平面设计、建筑设计还是工业设计。这意味着他们的设计总是非常合理，本质上就是人性化至上。芬兰的设计师似乎能够安静地思考材质、用户体验和可持续发展效应，这体现在设计的每一个步骤。”而在他眼里，芬兰的设计师也很多能。“我们有时开玩笑说，他们一个人能当四五个人用。很多芬兰设计师都有工程学和其他学科的教育背景，所以他们在做设计的时候能考虑到设计本身以外的相关环节对设计的影响，这也让他们的设计更‘实在’。新材料在芬兰设计中的应用逐渐成为一个革新因素，这与他们国家较高的技术水平也有关系。”
我在潘剑锋的工作室看了一些他的作品，感觉他的作品与许多国内水墨画家还不太一样。也许正是这不一样，造就了他能与来自北欧的芬兰有所契合。总的说来，他的艺术创作虽然源自中国的毛笔、宣纸，却很少有一些陈腐的中国画的气息，而更具有当代速写的味道。潘剑锋自称，这些水墨速写，源于他对生活的观察，同时他还善于用书法的那种大笔触去“写”人。
正是这种潜移默化里受到国际化影响的水墨笔法，让潘剑锋成为了芬兰人赏识的朋友。另外，芬兰设计师很有国际眼光，注重国际市场。在“芬兰革新设计周”期间，中国设计师和芬兰设计师有过一场有趣的对话。在谈到设计是否具有民族性这个问题上时，芬兰设计师认为民族性在设计中不那么重要，设计是为人进行创造，关键只在于关乎人的需求。
为何钟情亚洲设计师
如果说赫尔辛基是座设计之都，这一点都不言之为过。生活在芬兰的人能享受到两样令人羡慕的资源，一是蓝天碧湖美妙的自然，二是无时无刻不在的设计。
被誉为“千湖之国”的芬兰，其设计包括了大自然感性的同时，还包含着北欧人特有的严谨和理性。芬兰的设计是纯粹、灵动的，芬兰人十分注重形式美感和功能的统一。这里是国人熟悉的NOKIA手机的原产地，他们的作品在简洁之中透着优雅，大方朴素的设计与良好的技术功能的结合，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其本初的设计包含若干重要元素。比如因简单亲民而包含的民主精神、因崇尚极简主义而体现的功能至上精神，以及对大自然的亲近而形成的设计风格和有机的形式美感，乃至对材料的充分挖掘、运用和欣赏等。
20世纪50年代，芬兰的设计经常出现在国际性的展览上，比如三年一次的米兰国际美术展览。通过将芬兰设计展现在世人面前来建立这个国家的形象和品牌，这一战略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为芬兰赢得了大量来自美洲、大洋洲和欧洲的关注者。 初到赫尔辛基的潘剑锋，就注意到这是一座国际化的城市，哪怕是当地人，许多也拥有海外留学的背景。此地城市规模没有东亚大都市那么大，人口基数相当小，却生活着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由此，连扫地的阿姨，一口英语都是棒棒的。
芬兰航空甚至称自己拥有距离亚洲最近的航班。芬兰许多人当然也自认为是距离日本最近的欧盟国家，如果从北极连线，确实此言不虚，由此芬兰一直以开放的心态欢迎来自东亚的艺术家、设计师。
自1980年代以后，来自日本、韩国的设计师在芬兰当红。近年，芬兰似乎更喜欢与中国设计师进行跨文化交流了。
回看芬兰与日韩的跨文化交流，有许多成功的案例。比如赫尔辛基的设计区一家小店，叫做“LISN”，里头专卖日本制造的“香”（incense）。据说，在日文中，形容“闻”香的那个字，不是“smell”，而是“listen”，因为是“listen”，“LISN”的品牌名称于是诞生，仅管不懂日文，光是想象“听香”，就觉得充满诗意。两位芬兰“LISN”分店的创办者，一个来自芬兰，一个来自巴西，皆曾在日本居住多年，说得一口流利的日文。芬兰的“LISN”分店，与赫尔辛基市中心最新开幕的生活风格旅店GLO合作，开发出类似“香包”的产品，放在旅店客房中。之后，“LISN”的作品又曾回到日本，在京都和东京展览。
参与“LISN to Finland”的设计师，都是当今芬兰设计的佼佼者。当传统遇上现代，日本遇上芬兰后，所呈现出的“香”之风景，别具一格。可见，北欧设计完全能够与亚洲传统文化对接。只不过如何对接，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
在潘剑锋看来，芬兰人与人交流很有诚意。当他在芬兰进行了成功的尝试以后，便一发不可收。比如每年七八月份举办的芬兰设计周，就成为了他的重要合作对象。还比如当地有建筑公司请他用中国传统水墨来描绘当地生活。还有纺织品公司请他作画，用以作为垫子、被套上的图案。
不久前，潘剑锋完成了芬兰国家顾问团的合同。对方选择了他的三幅画作，用以室内喷绘。在该顾问团看来，比起日韩，中国的市场更大，是未来发展的方向。
比起芬兰的人口规模，东亚，特别是中国的人口规模庞大，特别是作为后发国家的中国，如今正在迎头赶上。中国人的消费能力，已经展现在世人面前。随着中国经济的继续发展，未来的中国市场，更是应该值得重视的。比如一些在华的芬兰机构，非常喜欢中国设计师的作品，并用在其在华推广中。当然，他们或许在日本推广时，启用日本设计师亦未可知。
中国设计师如何立足北欧
中国人聪明，中国设计师聪明，这一点毋庸置疑。比如潘剑锋在给一家芬兰公司做“Family book”时，选择了去爱沙尼亚进行印刷。因为他发现，爱沙尼亚的印刷费用比芬兰便宜，而同属欧盟成员国的爱沙尼亚，距离芬兰又不是很远。
欧洲人是怎么看待潘剑锋的呢？不如让他的老领导来说说――智威汤逊广告公司亚太区创意委员会主席劳双恩在为潘剑锋的书《怎么办》作序中，如此评价：“他好玩，他的灵感来自生活。是小时候大环境的所见所闻、是年少上学时候的教诲、是上班时候路上的众生相，是为父时候的忘情喜悦，就像阿潘这个名字一样，他的作品，与生活贴近，但又把生活升华，这让旁观的我们更能从中获得感动。”
而令潘剑锋有所悟的，则是一些来自北欧的设计师之言。对于中国设计师如何立足北欧，可能这些话会有所启发。
比如马蒂・艾斯考拉说：“不管有没有设计，生活都将继续。但是设计让人类的生活更加便捷，更加美好。”在潘剑锋看来，城市里的人们犹如一群离开了森林的动物，行走在钢筋水泥中间，有着骄傲的头颅和疲惫的身躯。在理想和现实的搏击中，最终忘记了自己从哪里来，也迷失在去哪里的路上。“有没有这样一种设计？可以触摸，随时陪伴你，启发你，温暖你，包容你？她必定与我们的记忆有所联系。”
还比如迪摩・萨利所言：“鲜活的设计师在富有活力的文化平台上持续演进的。”潘剑锋认为，打造有活力的文化平台是设计创作有利的保证。他希望中国的创意产业园可以抱着持续发展的原则来看待“文化平台”的搭建，而不是简单地成为一个个纯粹的盯着房租的包租婆。“大家需要想一想，除了出租场地以外，这些所谓的文化平台还能为设计者提供什么帮助？”潘剑锋说。
换言之，如果来自中国的设计师领悟了北欧设计中“生活都将继续”的意义，而中国那些搭建文化平台者，能够给予设计者空间以外的其他的帮助，让更多的中国设计师能够拥有国际化视野与思维，那么，不仅中国设计师立足北欧不再会是难事，甚至未来的中国，也将出现若干设计之都。然而，目前来看，路程尚遥远着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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⑺ 芬兰人对中国人的态度如何

摘要 对中国态度不好不坏，芬兰人基本上是不喜欢外国人的，最不喜欢黑人，然后是俄罗斯人，然后是印度人和华人。

⑻ 芬兰人对中国人的态度如何

对中国态度不好不坏，芬兰人基本上是不喜欢外国人的，最不喜欢黑人，然后是俄罗斯人，然后是印度人和华人。

(8)芬兰人来中国是什么感受扩展阅读

在芬兰北部，还有一个叫萨米人的民族。萨米人和芬兰人一样，都是几百年前从乌拉尔地区迁入北欧的。萨米人原本是黄种人，后来融入不少白种人的血统，萨米人和芬兰人一样都具有亚洲人的特征。

芬兰—乌拉尔人和中国—东南亚人拥有同一个祖父，其中约10%的中国人则是芬兰—乌拉尔人的亲兄弟，只是属于远东分支（N1），其余中国人（O）则和芬兰—乌拉尔人是堂兄弟（也是唯一的堂兄弟），拥有一个共同的祖父NO。

芬兰人（Finnish,Finn），北欧民族之一。约519万人，其中有442.5万人分布在芬兰，占该国人口93.1%；其余76.5万人分布在瑞典、挪威、俄罗斯、德国、美国和加拿大。属欧罗巴人种北欧类型，金发碧眼。

⑼ 芬兰人性格怎么样如果我在路上遇到困难他们会帮我吗

芬兰人友好，开放，而且真诚，尽管他们自己口中描述的芬兰人可能与此截然相反。芬兰人喜欢交谈，非常好客，也有着自嘲幽默感。如果你遇到困难需要帮助的时候，放心吧，他们一定会毫无顾虑的伸出援助之手。

⑽ 为什么芬兰游客很讨厌中国，当地人是怎么说的

我想说的是，不管哪个国家的游客？都会受到当地政府或者民间的歪理邪说的山洞，他们没有来过中国，所以说不了解中国，只能是通过别人的只言片语说中国的这不好那不行，我想当地的大部分群众是会分清是非的，如果能了解一个全面的中国，是不一定会讨厌的，所以说不管什么事情不能片面的听一些人的鼓吹煽动，要全面的了解一个人和一个国家，这样才可以做出公正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