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英国学者:如何理解当代的中国
在英国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圈里,马丁·雅克是个不大不小的另类分子。他担任过英国共产党杂志的编辑,在中国、日本和新加坡的多所大学任过教,让儿子从5岁开始学习中文。最主要的是,他坚信,中国总有一天会统治世界,而那时世界会变得不一样。 他甚至写了本名叫《当中国统治世界》的书。 雅克为英国广播公司(BBC)录制了4期专题节目,探讨中国的独特之处、解读关于中国的迷思、设想中国的发展和未来。他将“观察心得”通过电波传播出去,命名为《理解当代的中国》。 要看中国,首先摘掉“西方眼镜” 由于马丁·雅克对中国兴趣浓厚,他儿子拉威从5岁开始学习汉语,持续至今已经10年。雅克说,这个过程并不轻松,“需要丰满的钱袋和奥林匹克运动员的毅力”。拉威就读的学校开设了法语、西班牙语、德语、拉丁语甚至古希腊语课程,但没有中文。即使现在,中文课仍然像课外活动一样,被安排在午休时间。 雅克觉得这反映了英国人对中国的忽视,以及对中国巨大影响力的后知后觉;至于错判的根本原因,是西方人坚持戴着西方的眼镜看待中国。“两百年来,西方社会将自己看作世界其他地区的榜样。但中国一直与我们不同,未来也不会成为西方的翻版。” 西方面对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理解中国。“不是以我们的方式,而是以他们的方式。”马丁提出,必须以中国现在和曾经的方式理解她,而不是以西方固有的历史、文化、制度和价值观。“如果按照这种方式,中国永远不会‘通过考验’。这种方式其实是我们的孤芳自赏,而对真正的中国缺少好奇。” 拉威学习中文的过程虽然艰难,却小有成果。雅克说,花在学中文上的时间几乎是学习一门欧洲语言的两倍;学习中文的过程就是在理解中国的思维方式,进而摆脱西方固有的优越感、傲慢和预设。固守西方价值观和评判标准,会越来越不理解以中国为核心的世界,并且越来越觉得无法与中国对话。 雅克说,对待中国,需要的是尊重和谦虚。 文明国家VS民族国家 这个光头、戴眼镜,总是笑眯眯的男人,曾经多次对媒体表示“我实在对英国和整个西方文明厌倦了”。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厌倦西方文明在欧洲国家很流行。 1993年,他首次接触中国,“只是出来度假两周半,完全没有大计划”。但在广州、香港等地的游览使他震惊地发现,“这些地区要么已经现代化了,要么正积极向现代社会转变”。 但是,“中国式现代社会”骨子里又与西方千差万别。“西方多数是在同一民族基础上形成的宪法制国家,而中国是通过使异族归化而形成的文明国家。”他说。 将“文明国家”与“民族国家”作为中西方差异的出发点,正是雅克理论的核心。 贯穿西方历史并且影响欧洲进化的民族国家概念,或多或少成了普世概念。中国自称民族国家也有近百年历史了。 雅克却认为,100年不算短,与2000多年的文明相比却不算什么,在历史中,中国并非民族国家,而是文明国家。从本质上来说,今天的中国仍然是文明国家。 在BBC的节目里,雅克用香港回归作为论据。“1997年前后,很多英国人不明白‘一国两制’是什么意思。多数人认为回归后的香港很快会与大陆毫无二致,但16年过去了,这样推测的人都错了。”香港的法律和政治都与大陆不同,中国的确是在践行一国两制。 “为什么我们当初不相信中国人?因为我们是民族国家,按照民族国家的方式思考。” 1990年德国统一,东德消失不见,统一的德国成为西德的延伸,这就是民族国家的本质:同一个国家,同一种制度。雅克指出,用这一原则来治理中国这样规模的文明国家是不可能的。在2000多年的历史中,中国一直按照一个国家多种制度运行,对中国来说,重要的不是制度,而是统一的主权。 他认为,如果中国这样的文明国家取代民族国家成为世界的潮流,那么世界将会更加多元。 而文明国家也是理解中国其他方面的关键词。“我们很难想象,超过90%的中国人认为自己属于同一个民族。”雅克解释道,中国的民族认同来自民族融合的过程和文化的自觉。定义中国人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对于文化成就的骄傲。因此,汉文化是将多数人凝聚起来的核心。而这种现象的不足之处,就是对于其他民族和文化的忽视与不尊重。 为中国的未来论战 中国比历史上任何一个社会变动得都快,但与此同时,却享有与历史独特的亲密延续。雅克说,他在中国时总为这样的矛盾感到有趣。 “如果北京的出租车司机引用3000年前的名言警句,千万不要惊讶,悠久的历史就反射在现实的镜子中。2500年前的儒家理论仍然在塑造今天的社会态度,比如和谐、稳定、秩序,以及国家就是一个大家庭的理念。” 雅克认为,中国人将姓写在名的前面并不是巧合,这反映了家族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在他看来,中国政府在国内享受如此高的权威,因为它是中华文化的代表和卫士。“中国人与西方人不同,他们不是因为支持左派或者右派政党而支持政府,他们把政府看作家庭之长,因此对中国人来说,政府不是外部力量,而是家庭文化的延伸。”这种习惯在外国人看来非常有趣而神奇。 雅克认为中国比西方更加民主,这让他在学术界备受攻击。仅2013年,就有十几篇论文和媒体评论批评他“痴人说梦”。英国《卫报》专栏作家、中国观察家威尔·霍顿与雅克私交甚笃,却跟他打了10年笔仗。雅克自称,在关于中国的问题上,“我们基本上在任何方面都无法达成共识”。 如果中国成为超级大国? 2012年,雅克在北京参加外交部活动,结识了一群年轻的中国外交官,他们热衷于讨论中国应在全球政治中采取怎样的外交政策。这个问题也引起了雅克的好奇。“如果中国成为超级大国,会是怎样的?” 有人将中国在非洲的投资称为新殖民主义。然而,历史上中国从未拓展过海外殖民地,海外领地是欧洲的“爱好”,亚洲惟一对此感兴趣的是日本。15世纪的中国具有殖民东亚的能力,但那不是中国的选择。 这并不说明中国忽略她的邻居,相反,在几个世纪里中国都掌控着那些邻国。历史证明,中国与东亚之间的朝贡体系非常稳定,至少持续了2000年,到1900年前后才宣告解体。 朝贡体系曾是中国历史上处理国际关系的主要方式。作为上邦大国,中国君主习惯将自己作为世界中心,而东亚国家接受中国的优势地位,定期朝贺上贡,作为回报可以进入庞大的中原市场。这种方式与西方惯用的殖民主义截然不同。 雅克的疑问是,这个模式会回来吗? 雅克说,西方与中国的一个共同点,是都认为自己的方式具有普世价值,本国是其他国家的榜样。“对于欧洲和后来的美国来说,我们远渡殖民地,输出我们的生活方式,将我们的语言、教育和宗教强加于人。但中国人选择呆在家里,他们相信中国是世界中心,有最先进的文明,因此为何要到远方去,进入蛮夷的阴影中呢?郑和7次下西洋是为了彰显中国的国力,而不是为了征服。” 他认为,中国不肯外扩的另一个原因是领土面积太大,人口、文化构造太复杂,治理好国内已经很困难了。因此中国最大的优先级是保持国内稳定,此原则一直沿用至今。 “历史告诉我们,一旦中国成为超级大国,会有所不同。”在雅克看来,西方历史上就有扩张性和侵略性。欧洲史是一部没完没了的战争史,到了殖民年代,战争又成为世界历史的一部分。“将自己的方式强加于人是欧洲的精髓,而美国原封不动地继承了这一精髓。” 在这个英国人眼中,中国成为超级大国后不会这样做,中国领导人对于统治世界的兴趣小得多,更关心维护国内政权。而在中国的新领导人执政纲领中,重点也是国内问题而非国际问题。 因为“厚爱”中国,雅克被称为“挺中派”代表。”
❷ 国外学者怎么评价中国的“四大发明“
有一个争论,除造纸术以外(因为有明确的考古证据),另外三大发明是中国发明后传入西方,还是各自在不同的时间段内独自发明。
培根认为除造纸术以外的三大发明之于学术、战争与航运,改变了这个世界的面貌。
马克思认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预告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到来。火药干掉骑士,指南针协助建立殖民地,印刷术成为新教的传播工具。但是,马克思不认为是中国人创造了这些发明。
至于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李约瑟,非常肯定中国的四大发明,这也成为我们宣传的一种口径。
❸ 国外史学家是怎么看待中国古代史的与中国史学家有什么分歧求精彩回答!
国外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专家有一个单独的称谓:汉学家。
一般来说,欧美等汉学家对中国历史研究不深,主要代表人物是费正清,着有《剑桥中国史》,被西方史学界誉为经典着作,不过就我们看来,很多内容,尤其是古代史部门,几乎就是面向西方普通读者的科普着作,要说有什么深度,似乎并不怎么深,倒是观察中国历史的角度很独特。
日本汉学家,以及欧美等国的华裔、亚裔汉学家对中国历史研究很深,基本上和中国本国历史研究差不多了。
要说分歧嘛,其实并不算很多。比如:
1、西方主流史学界普遍认为人类全部是由非洲发源的,几百万年历史中逐渐传播到世界各地,中国史学家有些也认可这个观点,有些认为人类发源是多源,不见得全来自非洲。
2、西方史学家普遍不承认中国的夏朝,中国史学家多认为夏朝,或者至少是“先商”文明是存在的,主要的依据是二里头文化遗址。因此,西方史学界认为中国的文明史应该是3000年,而非我们说的5000年。
3、西方史学界有种观点,认为上古时期,中国和西亚交往频繁度大于我们的想象,比如中国的青铜器、陶器、雕塑都有可能深受中亚游牧民族影响,甚至认为周人可能和中亚的游牧民族有密切的血缘关系,但中国史学界基本不承认这一点。
4、对于元朝,即便在外国汉学家中也有争议,元朝到底是一个传统的中国王朝,还是外来的蒙古王朝。
❹ 外国人是如何看待中国
近几年来,随着旅游业的兴盛,许多国人都纷纷出国游。而我们中国这一个大群体,自然是带动了不少国家的旅游业发展。与此同时,国外的许多质疑声也在这时候出现。部分中国人去到外国,不文明的现象也遭到外国人的排斥,以至于许多外国人一提及中国人,便纷纷表示不喜欢。
对此,你是怎么看待这些外国网友对中国的评价呢?
❺ 外国着名人物对中国的评价
中国,那是一个沉睡的巨人,别弄醒它!因为它一醒来就会震动世界。
————〖拿破仑〗法国皇帝
我们不能象中国人一样,这真是大不幸!……哲学家们在那里发现了一个新的道德与物质的世界。
————〖伏尔泰〗法国启蒙运动大师
中国人已经注意到他们文化的优越性,他们本身是用两只眼睛来理解所有事物的,欧洲人却只是单眼为主,他们除自己之外,根本看不见世界上还有其他的民族。
————〖乔安·巴罗劳斯〗葡萄牙学者
❻ 外国人眼中的古代中国怎么样
国外学者眼中伟大的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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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经济史学家贡德.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一书中说:“宋代中国在重要技术、生产、商业发展方面和总的经济发展方面尤为突出。麦克尼尔认为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中心’……自11世纪和12世纪的宋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在工业化、商业化、货币化和城市化方面远远超过世界其他地方。”法国着名汉学家谢和耐在《南宋社会生活史》一书中说:“13世纪的中国在近代化方面进展显着,比如其独特的货币经济、纸币、流通证券,其高度发达的茶盐企业。……在社会生活、艺术、娱乐、制度、工艺技术诸领域,中国无疑是当时最先进的国家,它具有一切理由把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仅仅看作蛮夷之邦。”美国伊利诺伊大学东亚研究及历史学教授汉学家伊佩霞在《剑桥插图中国史》一书中说:“11、12、13世纪的中国是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国家。”
曾担任亚洲研究协会主席的美国学者罗兹•墨菲称宋朝是中国的“黄金时代”,在《亚洲史》中这样评价宋朝,“在许多方面,宋朝在中国都是个最令人激动的时代,它统辖着一个前所未见的发展、创新和文化繁盛期。从很多方面来看,宋朝算得上一个政治清明、繁荣和创新的黄金时代。宋确实是一个充满自信和创造力的时代。”
美国学者L.S.斯塔夫里阿诺斯也认为宋朝为“黄金时代”,在《全球通史》中说:“宋朝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对整个欧亚大陆有重大的意义。商业革命的根源在于中国经济的生产率显着提高。技术的稳步发展提高了传统工业的产量。同样,水稻早熟品种的引进,使作物在过去只能一季一熟的地方达到一季两熟,从而促进了农业。此外,宋朝兴修的新的水利工程,大大扩大了水田灌溉面积。据估计,11至12世纪,水稻产量增加了一倍。生产率提高使人口的相应增长成为可能,而人口增长反过来又进一步推动了生产。经济活动的迅速发展还增加了贸易量。中国首次出现了主要以商业,而不是以行政为中心的大城市。”
日本学者摅薮内清在《中国.科学.文明》中说:“北宋时代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儒学方面兴起了后来被称作宋学或朱子学的新儒学;文化方面,在古文复兴的同时,口语文学也兴盛起来;印刷术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而且发行的书籍不仅仅是儒教经典,还有历史书、诗文集等。在这里值得特别一提的是科学书籍的出版发行。可以说,自古以来没有像北宋皇帝那样重视医学的。……总之,在这个文化发达的历史潮流中,有许多惊人的成就。甚至有人认为,北宋时代可以和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以至近代相比。”
英国着名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在《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中认为:“中国从汉到唐,人均产值均保持在这一水平上。宋代是一个发展的高峰,人均产值增长了1/3。从十四世纪到十一世纪,极有可能又降了下来。假定欧洲和中国公元一世纪时经济发展水平相近,到了宋朝时,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欧洲已大大落后于中国的水平了……一般认为宋朝是一个向纵深发展的时期,而在宋以后的五百年里,主要特征是横向发展。”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的经济学家爱德华.普雷斯科特在《中美新市场经济(北京)论坛》发表《克服国富的障碍——经济政策与经济周期》的主题演讲时说:“宋朝的时候中国很富裕,比世界平均水平富裕一倍。”
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名誉所长英国科学院院士李约瑟博士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所说:“中国的科技发展到宋朝,已呈颠峰状态,在许多方面实际上已经超过了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前的英国或欧洲的水平。”
美国密歇根大学历史系博士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说:“公元960年宋代兴起,中国好像进入了现代,一种物质文化由此展开。货币之流通,较前普及。火药之发明,火焰器之使用,航海用之指南针,天文时钟,鼓风炉,水力纺织机,船只使用不漏水舱壁等,都于宋代出现。”
美国耶鲁大学中国现代史教授乔纳森.斯彭斯在2000年1月1日《新闻周刊》刊登文章,这样评价宋朝:“上一个中国世纪是11世纪。当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也是最成功的国家。它的领导地位源于一系列的因素,从技术上的发明到工业企业的兴起和管理良好的农业,从普遍的教育和行政管理试验的传统到对宗教和各种哲学思想的宽容。……上一个1000年的中国,是世界超级大国,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当时宋朝的首都在东京汴梁,就是现在的河南开封,人口达百万,是世界最先进最繁荣最庞大的城市。”
美国学者尤金.安德森在《中国食物》中说:“宋朝时期,中国的农业和食物最后成形。食物生产更为合理化和科学化。到宋朝末年,不再由汉人统治的华北已在农业上成熟。此后直至20世纪中期,就很少再发生变化了。华南在此后历朝中扩大了农耕,并增加了新的农作物,但那里的模式还是在宋朝确立的,而且并未伴有多少技术上的基本变化。”
美国着名学者阿诺德.汤因比在《人类与大地母亲》中说:“10世纪、11世纪、12世纪的后起蛮族,也强烈地为中国文明所吸引。除了自身采纳中国文明,他们还在自己统治的领土上传播了中国文明,而这些领土又从未纳入过中华帝国的版图。因而,中华帝国的收缩由于中国文明的扩张而得到了补偿--不仅在中华帝国周边兴起的国家如此,在朝鲜和日本也是如此。”
美国历史家麦克尼尔在《权力的追求》中说:“本书的假设是:中国在一千年前后转向市场调节的行为颠覆了世界史的一个关键性的平衡。我相信中国的例子启动了人类的一个千年探索,去发现在协调大规模行为这一点上,从价格和私人或小团体(合伙或公司)对私利的看法出发,会有些什么成果。”
北宋被20世纪末的美国人誉为人类第二个千年的“领头羊”。日本文史家内藤湖南认为“唐代是中国中世纪的结束,宋代则是中国近代的开始。”法国学者埃狄纳称宋朝为“现代的拂晓时辰”。法国学者、着名汉学家、国际宋史研究的开创者埃狄纳.巴拉兹明确指出:“中国封建社会的特征,到宋代已发育成熟;而近代中国的新因素,到宋代已显着呈现。因此,研究宋史,将有助于解决中国近代开端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对于宋朝中国人研究得远远不够,所以现在的大部分中国人对宋朝认识不足,缺乏了解。宋朝是中国文明的颠峰,现在的中国人不知道自己祖先的伟大,也不知道中国为什么会落后。现在的中国不自信得一塌糊涂……现在中国的一些文化人言必称希腊、言必称罗马这其实是中国的悲哀!现在的中国人怀疑、否定中国的传统文明,热忠崇拜曾经落后于我们许多的西方文明。11、12、13世纪西方无论是政治、科技、文化、经济、军事等各方面都是远远落后于中国。中国为什么会落后?不是中国传统文明本身的停滞不前、腐败堕落。其实这个答案很简单,就是野蛮落后民族疯狂的破坏,打断了我们前进的进程。正如法国着名汉学家谢和耐在《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导言中所说:“蒙古人的入侵形成了对于伟大的中华帝国的沉重打击,这个帝国在当时是全世界最富有和最先进的国家。在蒙古人入侵的前夜,中华文明在许多方面都处于它的辉煌顶峰,而由于此次入侵,它却在其历史中经受着彻底的破坏。”
元朝的所谓成就、辉煌都是宋朝的遗留,都是掠夺的不是自己创造的。元朝开始禁海还禁夜市,致使人民民生失去活力,中国商业发生大倒退。蒙古人把良田变成牧区,弄得境内到处都是养马场,甚至两淮都有养马场。宋朝经过上百年兴建的水利良田变成草场,致使中国农业大倒退。元朝的等等政策与措施都是明显的倒退与衰落。是处在原始社会阶段的蒙古、满清,屡次把正向资本社会前进的中国从新拖回到半封建半奴隶的社会阶段。如果没有原始野蛮民族的干扰、破坏,中国文明早已发扬光大,中国依然会远远领先于世界。
明末清初平民思想家唐甄在康熙四十年的盛世是这样概括中国社会经济状况的:
(根据日本学者研究,康熙中期是康乾盛世中人均GDP最高的时期,从此以后在人口压力下,中国的人均GDP开始一路下滑)
清兴五十余年矣。四海之内,日益贫困:农空、工空、市空、仕空。谷贱而艰于食,布帛贱而艰于衣,舟转市集而货折赀,居官者去官而无以为家,是四空也。金钱,所以通有无也。中产之家,尝旬月不观一金,不见缗钱,无以通之。故农民冻馁,百货皆死,丰年如凶,良贾无筹。行于都市,列肆琨耀,冠服华腆,入其家室,朝则熄无烟,寒则蜷体不申。吴中之民,多鬻男女于远方,男之美为优,恶者为奴。女之美为妾,恶者为婢,遍满海内矣。
再看看西人的回忆
明末西方传教士还在赞扬中国物产极为丰富,物质生产能力远胜欧洲,声称"大明人"是"衣饰华美,风度翩翩".而英国特使马戛尔尼在干隆时期的出使日记中却说:“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150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变成半野蛮人”。〔[10]
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四章第一节。〕在马戛尔尼眼中的康乾盛世是这样的..."遍地都是惊人的贫困","人们衣善褴褛甚至裸体","象叫花子一样破破烂烂的军队"."我们扔掉的垃圾都被人抢着吃"
明末传教士眼中的明朝
16世纪末的欧洲人主要是通过《中华大帝国史》的第一部分来认识中国的。在门多萨的笔下:
(1)中国是个地域辽阔的文明古国,中国人自称“大明(tame)人”。全国划分15个省(明朝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分其境内为南、北二直隶,
13承宣布政使司,常称15省——笔者),“每省都要比我们所熟知的欧洲国家为大”。
(2)中国境内有完好的道路网,使城镇相连。路面平整、宽阔,“官道”可容15人骑马并行。路旁商店林立,两侧绿树成荫,如同罗马时代的大道一样。有些城市有水道相连,好似威尼斯。北京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
(3)中国人富有建筑才能。建筑用材举世无双,一种用“白土”做成的方块(即砖)坚硬无比,只有用锄才能将其砸碎。一座座邸宅有如庄园。中国最雄伟的建筑就是长城,长达500里格(每里格约合
5572米),是为防御鞑靼人而修建的。
(4)中国物产丰富。蔬菜种类远较西班牙为多。仅橘子就有三个品种,即甜的、酸的和甜酸适度的。糖质地很好,非常洁白,价格也低廉。蚕丝色泽艳亮,质量超过西班牙格拉纳达的产品。“天鹅绒、丝绸和布匹价格如此之低,提及此点会使那些熟知西班牙和意大利纺织品价格的人大吃一惊。”中国人普遍穿着丝绸服装。中国农田管理得很好。没有一块荒弃的土地。一块块耕田错落有致,有如花园。矿产也很丰富。“这是世界上最富饶、而物价又十分低廉的国家。”
(5)中国出产的手工艺品极为精致。1582年西班牙国王喜获中国床单,织法之巧妙令菲利浦二世惊叹不止。很多西班牙能工巧匠都来观赏、借鉴。瓷器很便宜,欧洲人原来以为瓷器是用粉碎的贝壳做的。最精致的瓷器是贡品,薄如玻璃。
(6)中国商业发达,买卖兴盛。每条大街往往只经营一种行业。看到第一家商店就知道这一条街是卖什么商品的。中国匠人的手艺都是祖辈相传。中国货币种类繁多,金、银凭重量使用,而没有一定式样的金币或银币。
(7)中国军队有步兵,也有骑兵。中国也有战舰,4天内可征集600艘。中国士兵在数量上多于欧洲,在器械上处于均势地位。
(8)中国皇帝具有统治国家的全权。各级行政官吏有效地行使权力。他们是通过科举产生的。中国有完整的法律。官吏和贵族出门要坐桥,而妇女则从不在外从事社交活动。中国饮宴豪奢。中国人有自己的乐器。
(9)中国历史悠久。有独特的教育体系。各类图书十分丰富。中国人富于文明和教养。
(10)中国人在科学技木方面有很高的成就。欧洲人一向以印刷术的应用而自豪,“然而中国人早在德国人谷腾堡(Joan
Gutenbergo)发明印刷术500年前已经用印刷术印制图书了。”门多萨认为印刷术是经俄罗斯莫斯科大公国传入德国的。但他也不否认另一种可能性,即中国图书经海路(红海)传到欧洲,从而启发了谷腾堡。门多萨特别提出,在中国人所有的发明中,最令葡萄牙人和其他西方人震惊的是中国人也有火炮,而且在欧洲人之前已经使用火炮了。但对中国火炮的效能,欧洲人认识极不相同。拉达认为中国火炮陈旧,制造粗糙。而另一位船长阿尔蒂埃达(Artieda)在致西班牙国王书中却写道:“……中国人使用着与我们同样的武器。他们的大炮十分精良,炮筒比我们铸造的更精致,更坚固。”因为门多萨未到过中国,所以他没有对上述歧义做出自己的判断,但他还引用了后者如下一段文字:“中国城墙坚固,外面围以深壕(情况紧急时可放满河水),城门上架着大炮,中国人认为这是最好的防御工事。城墙上,长官率士兵日夜守卫。如不得到城市最高当局的批准,任何外国人是无法靠近该城的。”门多萨摘引这一大段有关中国城市设防的论述,绝不是无目的的。这实际上表明,他认为中国火炮是很有威力的。此外,门多萨对于中国造船、造纸以及其他工艺都有所介绍,并一一指出优于欧洲的方面。
克鲁斯在《中国志》中也曾盛赞中国的科技成果,门多萨显然引用了很多克鲁斯的观点,而对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做了更全面的介绍,其评价也更高。像中国的造船水平,克鲁斯着重介绍了中国船队的庞大规模,甚至比喻说,中国皇帝能够用船在中国与马六甲之间搭起一座桥梁,并对中国船只的类型以及龙骨水车的应用做了说明。而门多萨除上述内容外还进一步阐述了中国造船的艌缝技术,由于填缝使用的添加剂十分合理,不但防水还可防虫,使中国船只使用寿命比欧洲长两倍。在论及中国印刷术时,克鲁斯只提及中国已经有900年使用印刷的历史。而门多萨如前所述,则阐明了中国使用印刷术的来龙去脉,以及印刷术西传的路线。在中国火器的应用方面,门多萨也传达给西方人更多的信息。科学技术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和民族综合国力的重要指示器。门多萨对中国科学技术水平的客观评价无疑对于西方人了解、认识中国起到了重要作用。
“他们的住房因设计良好而便于住宿,整洁舒适”
“他们种植许多蔬菜,供百姓常年食用”“他们在各地,即使小村镇,都有充足的肉食,全年最常食用的是猪肉,牛肉去骨售卖,他们的鹿肉很少,也不怎么爱吃它”
“中国大部分最好的商品都由此处(引者注:这里指的是广州)运往各地,因为它是中国最开放和自由的交易地点。且不说6个邻国的土着和异邦人运走的各种货物,仅葡萄牙运往印度、日本和马尼拉的货物,每年约有5300箱各类丝绸,每箱装有100匹真丝,天鹅绒花缎和缎子、轻料如半花缎、彩色单层线段,还有
250块金子,及每块重12盎司的2200块金锭,此外的货物还有瓷盘,镀金器皿,糖,中国木,大黄,麝香,……即使长篇开列也不能尽举其名”
“(浙江)论富庶它超过许多其他省,可以称作中国商品潮流的最佳源头。它的特产是丝绸,无论生丝还是成品,也不管是茧还是原料,都运往各地。总之,中国输出的丝绸,都产自该省”
“南方九省的最后一省是南京,……是中国最好的省份之一,也是全国的精华。……其西部地区最富庶,盛产棉纱,……仅在常州城(Xanuchi)城及附属广大地区,就有20万台织布机。……由于织布机小巧,一间屋子内常常安放许多台,差不多所有的妇女都从事这种行业”
“南京城……我认为它是全国最大最好的城市,优良的建筑,宽大的街道,风度优雅的百姓,以及丰富优良的种种物品。它有令人惊羡的游乐场所,境内人口众多,……各处能遇到拥挤的人群,街道难以通行。此外,无数的宫殿、庙宇、楼塔以及桥梁,使城市显得非常壮丽。”
“中国人天生好经商,不仅从一省到另一省做买卖,获得大利,甚至也在同一城市做生意。商店里有的东西,街上几乎都有售卖。……富有的商人信用良好,很守时(葡人多年的经验证明了这点)”
“中国人爽快的赞颂邻国的任何德行,勇敢的自承不如,而其他国家的人,除了自己国家的东西以外,不喜欢别的东西。中国人看见来自欧洲的产品,即使并不精巧,仍然发出一声赞叹。……这种谦逊态度真值得称羡,特别表现在一个才能超越他人的民族上,对于那些有眼无珠、故意贬低所见东西的人物,这是一个羞辱。
❼ 那些不了解中国文化的外国人,都是如何看待中国的
好像以前西方(特别是法国的启蒙思想者)对中国文化的印象是蛮好的。就拿科举制度来说吧。在中国,鲁迅他们那帮人都把科举制度说得一无是处,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孔乙己》。但是在十八世纪的法国思想界,科举制度却是一个好东东。我们先来听听大名鼎鼎的伏尔泰是怎么说的。“这个制度(指科举制度——东子注)防止了权力的世袭化,保证了知识阶层的合法对流。”伏尔泰为什么会这样推崇我们的科举制度?
❽ 外国眼中的中国是怎样的
有好有怀,好的是中国发展迅速,坏的是一部分人民素质低。
❾ 世界各国对中国改革开放的看法
朋友你好!不同的国家对我国改革开放的看法都不一样,国外学者普遍认为,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国际地位等各个领域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短短30年间,中国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走过的道路,实现了从贫困落后到繁荣发展、从农业大国到工业大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封闭孤立到全球交往的历史性转变。
●墨西哥学者韦利娅•埃尔南德斯:改革开放为世界造就了一个“中国奇迹”
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巨变,受到了国外学者的高度关注和评价。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传媒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韦利娅•埃尔南德斯说:“改革开放的30年是中国高速发展的30年,改革开放为世界造就了一个‘中国奇迹’。”法国索邦大学教授、着名经济史专家雅克•马赛义认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在近代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南非斯坦陵布什大学副校长阿诺德•万•齐尔教授说:“30年来最震撼世界的国家无疑是中国,中国社会经济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大突破、大跨越和大发展,可以说,世界各国都强烈感受到了中国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发生的巨变。”
●美国着名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中国过去三十年的成就可谓显着、惊人
在国外学者看来,1978年的中国还是一个低开放、低收入的国家,但改革开放政策使得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大幅度提升。对此,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亚洲研究中心主任阿塔尔•侯赛因不无感慨地说:“中国经济30年的发展已经使中国变成了另外一个星球”。美国着名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也颇有同感地说:“中国过去三十年的成就可谓显着、惊人。我们当初也没有想到中国能发展得如此之快,能取得这样的成功。”美国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西瑟斯•德里克(Scissors Derek)说:“30年前的中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地位无足轻重,过去30年的发展带来了中华巨龙的腾飞”。
●英国学者阿塔尔•侯赛因:中国农村上亿人摆脱贫困,实现粮食自给自足,这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上一个了不起的事情,也是改善人权的巨大成就
改革开放不仅使中国改变了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濒于崩溃的经济,而且使数亿人摆脱了贫困,使人民生活水平显着提高。不论在城市还是乡村,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人的生活还停留在缺吃少穿的阶段,今天则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对于这种变化,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米哈伊尔•季塔连科说:“数千年来,吃、穿、住一直是中国民众操心的大问题。但在改革开放10年后,这些问题就基本得到解决。可以说,改革开放成就了这一历史性的功绩。”墨西哥知名经济学家、中国农村问题专家约兰达•特拉帕加•德尔芬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30年间,中国农村上亿人摆脱贫困,现在中国基本上实现粮食自给自足,“对于一个人口超过13亿的大国来说,这可以说是一个奇迹”。“中国政府对农村发展道路的探索和实践是独特而卓有成效的”。在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亚洲研究中心主任阿塔尔•侯赛因看来,这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上一个了不起的事情,也是改善人权的巨大成就。
●俄罗斯学者雅科夫•贝格尔:改革开放改变了成千上万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精神面貌
德国着名哲学家哈贝马斯认为,现代化的过程体现为原先整合在一起的不同领域逐渐分离的过程。而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就是社会领域不断分化的过程,随着政治——经济的分化,迅速导致了其他各方面的分化的连锁反应,文化的分化当然也是其重要结果。中国经济的自律和分化导致了观念的极大转变,市场经济促成了市场化的大众文化的出现。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主任研究员雅科夫•贝格尔认为,中国每年有数万年轻人赴西方大学深造,数百万人在本国大学学习,包括学习英语。在掌握现代化知识的同时,他们中的一些人还受到了西方的世界观、生活态度和行为方式的影响。中国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思想日趋国际化。他说,中国年轻人跟西方同龄人一样听同样的音乐,看同样的好莱坞大片、肥皂剧和电视娱乐节目。美国的电影和体育明星在中国的受欢迎程度不亚于本国。中国有的城市还准备建迪斯尼乐园。改革开放改变了成千上万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精神面貌,尤其是生活在大城市的人,包括人们的衣食住行、社会交往、爱情婚姻等。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主席约翰•桑顿:中国正在发生的变化,可能改变中国人对民主的看法,并进而塑造中国政治的未来
不少国外学者肯定中国的村民选举、公民社会的发展和法治的进步,认为这些都是中国政治发展的成果。他们注意到,中国公民比以前享有了更多的民主权利和自由。正如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主席约翰•桑顿所指出的:“中国正在发生很多变化,在政府中、在共产党内、在经济领域中和在一般社会生活中,这些变化可能改变中国人对民主的看法,并进而塑造中国政治的未来。”
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沈大伟认为,中国共产党采取的一系列政治改革“相当有效地应对了(党所面临的)许多挑战……从而维持了它的政治合法性和权力”。
●南非学者马丁•戴维斯:中国政府作出的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科学发展战略决策具有远见卓识
大多数国外学者肯定,中国经济不仅在数量上发展迅速,而且其科技含量越来越高。着名中国问题专家、南非斯坦陵布什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马丁•戴维斯,自1986年以来,先后访问中国25次,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情况有着独到的见解。他说,中国政府作出的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科学发展战略决策具有远见卓识。30年来,中国科技界在纳米、超导、古生物、航天科技等方面一项项自主创新成果让中国科学家站到了世界前沿。从“两弹一星”到“载人航天”,中国科学家更加自信,中国自主创新能力更强,中国科技发展的前景更辉煌。
最近,美国《纽约时报》和英国《金融时报》分别发表文章,认为中国可能成为科技领先者。中国的互联网用户为全球第一,甚至超过北美用户的总和,而且多是年轻人。中国还拥有世界超级计算机500强中的15台,成为仅次于美国、西欧和日本的超级计算机大国。中国培养的科技人才比西方多得多,每年达64.4万,比美国多三倍。“中国曾经是创造了四大发明的文明古国,它的科技创造力有可能突然爆发出来并一举成为众多现代科技领域的领先者。”
外国学者普遍认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无疑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俄罗斯学者季塔连科:创新是中国党和政府最重要的特征,创新能力和决心使党和政府能够在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进行连续的深入的变革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米哈伊尔•季塔连科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留下“三大经验”:第一条经验是,中国领导人在改革开放之前进行了意识形态领域的准备工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起到了解放思想、为改革培育土壤的作用;第二条经验是,所有改革开放政策的制定都以中国特殊国情为基础,是中国土生土长的改革,不像俄罗斯照搬西方经济教条;第三条经验是,政府推广政策时采取“循序渐进”的做法,正是这种渐进性改革保证了理论上的全面性和实践的实验性能够结合在一起。季塔连科特别强调,中国共产党的有力领导保证了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实践证明,强有力的政权能够解决与社会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他还认为,创新是中国党和政府最重要的特征,创新能力和决心使党和政府能够在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进行连续的深入的变革。
●美国学者齐迈克:中国共产党的决策客观上给中国和世界带来了巨大变化,极大地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生活,仅凭这一点,“我就要给中国共产党打一个高分”
美国洛杉矶太平洋国际政治研究所研究人员齐迈克认为,中国改革之所以成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富有智慧的中国人民不断突破禁区,并把一系列重大措施付诸实施。“让市场的力量充分发挥作用,开放经济特区,打破国营独大的所有制模式,鼓励人们自由择业,让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出国学习先进的科技知识,取消人民公社,关闭经营不善的国营企业,大批吸引外资进入中国……如果没有这一项接一项的大胆尝试和重大措施的出台,中国的改革开放不可能取得如此的成功。”他认为,中国改革的成功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分不开的。所以他说:“尽管一些西方人经常批评中国共产党,但我认为它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以及所采取的有效的改革措施值得充分肯定。由于中国共产党的这些决策客观上给中国和世界带来了巨大变化,极大地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生活,因此,仅凭这一点,我就要给中国共产党打一个高分。”
●俄罗斯专家皮沃瓦罗娃:中国的改革开放“创造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形成了一整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打破了原有社会主义的教条
新加坡的郑永年说,“这次金融危机期间及其后,如果美国发展成了社会主义,或者欧洲更加社会主义化,并不会使人感到惊讶。对中国来说更是这样。它提醒人们,中国需要避免的是意在消灭市场和资本的贫穷社会主义,而非社会主义本身。社会主义就是要社会对资本和政治进行节制和监管”。俄罗斯学者皮沃瓦罗娃赞扬中国的改革开放“创造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形成了一整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打破了原有社会主义的教条。这符合世界潮流。
●瑞士学者胜雅律: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无疑是一项正确的政策,深谋远虑的政策
在评价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时,以研究并向西方介绍中国的“三十六计”而闻名的欧洲着名汉学家、瑞士比较法研究所胜雅律教授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无疑是一项正确的政策……如今已持续30年,而且还要继续下去,这显然是一项深谋远虑的政策。”
多数国外学者认为,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国际影响的加大,中国应当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伯格斯坦:全球经济增长,中国开始扮演决定性的角色
在美国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上,媒体注意到一个细节:美国总统布什在白宫以晚宴款待各国领袖,每次与客人合影时布什都站在左边,唯独与胡锦涛合影时,是让胡锦涛站在左边。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伯格斯坦目睹这一幕。他说,过去是“美国打喷嚏,全世界就感冒”;如今变了,“全球经济增长,中国开始扮演决定性的角色。”在此次峰会之前,《纽约时报》已经指出,在这次被称作“第二次布雷顿森林会议”的峰会上,最吃香的是中国。法国《世界日报》12月3日发表达尼埃尔•韦尔内的文章,指出“世界重心”正在“向逐渐取代西方位置的亚洲迁移”。
●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裴敏欣:中国因改革开放而崛起并成功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可谓是二战后第二大最能影响世界格局的国际事件
不少国外学者认为,改革开放既改变了中国人的命运,也对世界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通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成为全球产品的主要生产者,“中国制造”让世界各地的消费者受益。中国对全球的影响力大大提升。中国经济对世界的影响举足轻重。
美国着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教授认为,中国经济的巨大成功,对世界经济产生了积极影响,其他国家也可分享到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裴敏欣认为,如果要排列二战后世界上最重要的有影响世界格局的国际事件,那么除了冷战结束,中国因改革开放而崛起并成功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排在第二位不会有争议。
阿根廷萨尔瓦多大学中国问题专家豪尔赫•马莱纳说:“国际社会和发达的北方国家为了使中国利用经济繁荣来缓解危机而赋予中国的主角地位是显而易见的。”南非学者马丁•戴维斯认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经济繁荣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随着中国的迅速发展,整个世界经济、地缘政治格局都会因中国的发展而改变。
●俄罗斯学者雅科夫•贝格尔:在中国全球化的同时,世界也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化”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米哈伊尔•季塔连科对中国30年的发展有一段概括性看法。他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这个诞生过儒家、道家哲学思想的古老国度,如今已经屹立在世界舞台的显要位置,但她从未有过野心,始终保持着‘谦谦君子’的风度。在奥运会之后,我相信中国人民还会以平和心态面对世界,不骄不躁,踏实工作。”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主任研究员雅科夫•贝格尔认为,随着中国影响的扩大,中国会“全球化”,而世界也会“中国化”。他说,从中华文明的历史经验来看,它能够成功吸收其他文化的元素,使其自身文化得到充实和巩固,但不会被其他文化所彻底改变,西方世界也不可能像改变中国经济那样在未来彻底改变中国文化。未来很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在中国全球化的同时,世界也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化”,这既表现在经济方面,也表现在文化方面。
●荷兰籍中国问题专家柯伟亮:中国必须积极参与打造国际经济新秩序,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荷兰籍中国问题专家柯伟亮指出,在30年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一直“韬光养晦”,集中精力发展经济,这项策略是成功的。但如今中国必须积极参与打造国际经济新秩序,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他说:“当前世界经济急需一套全新的管理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已不适应需要。中国必须在新的国际管理组织中担任领导角色,中国不能再逃避。”新加坡前领导人李光耀在一篇题为《下一步,中国会让整个世界安心》的文章中指出:北京奥运会是一次最好的演出,展示了许多人一起击缶和打太极的场面……其主题是和平发展。但中国人还应当继续努力,不应该表现自己的民族优越感。中国的经济规模要求中国人必须谦虚谨慎,以便让世界各国相信,中国的崛起是和平的。
●维也纳大学学者特拉普尔: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中国必须意识到自己承担的全球责任,为世界的和平发展做贡献
2005年9月15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提出了建设“和谐世界”的理念,进一步树立起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维也纳大学学者特拉普尔表示,中国不会成为继美国之后的另一个世界警察。他认为,首先,世界现代史已表明,只有一两个警察来管理世界是管不好的。就算世界上最富有的美国,也有力不从心的时候。目前正在上演的金融危机就是很好的例子。其次,中国文化的最显着特征是目光远大,中国哲学的精髓是谦和。儒家突出一个“和”字。历史上,中国没有殖民地,没有境外驻军,尽管中国曾有过这样的实力和机会。所以,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中国必须意识到自己承担的全球责任,为世界的和平发展做贡献。
国外学者认为,用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或西方自由主义理论都难以说明中国的成功。于是,便出现了种种解释。几年前,“北京共识”比较流行,近来“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受到关注。
●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乔舒亚•库珀•雷默:“北京共识”的核心是一个国家应该根据自己的特点进行发展
一些国外学者认为,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2004年,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清华大学教授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提出了“北京共识”理论。他认为,“北京共识”的核心是一个国家应该根据自己的特点进行发展。就中国而言,发展的三个基本定理是:(1)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试验;(2)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3)循序渐进、积聚能量。
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不仅适合中国,也是适于追求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发展中国家效仿的榜样。墨西哥学者杜塞尔•恩里克认为,“北京共识”与以新自由主义为核心的“华盛顿共识”不同,政府在其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即根据发展情况,不断在实践中总结经验,不断对政策措施进行修正。墨西哥和拉美国家盲目采用新自由主义理论,造成了可悲的结果。“北京共识”值得发展中国家学习。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中国模式整合了各个方面的动力机制,因此成为中国高速发展的基础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认为,中国模式是一种混合模式,既不是苏联模式,也不是西方模式的延伸;既否定了苏联的完全公有化模式,也破除了西方的极端私有化模式。它整合了各个方面的动力机制,因此成为中国高速发展的基础。中国模式是国际最优经验和中国本身实践结合的产物,既有世界性,也有中国性。因此,在讨论中国模式时,光强调国际性或者光强调地方性(中国特色)都不是很科学的。
●俄罗斯经济学院教授弗拉基米尔•波波夫:中国的发展模式,或者说东亚的发展模式,对所有发展中国家具有无法抗拒的诱惑力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中国问题专家皮沃瓦罗娃认为,中国模式是“以社会经济发展为导向、受国家调控的市场经济模式,这一模式是与世界潮流相一致的。”俄罗斯经济学院教授弗拉基米尔•波波夫指出:“中国的发展模式,或者说东亚的发展模式,对所有发展中国家具有无法抗拒的诱惑力,因为这种模式引发了世界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一轮增长……这种模式与美国开出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处方可谓背道而驰。”
●俄罗斯学者米哈伊尔•季塔连科:中国改革开放理论提出了解决中国国内和国际发展之间的社会经济矛盾和不同文明冲突的最佳模式
多数学者逐步认同,中国模式的核心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结合,是“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的结合。因此,它既克服了传统社会主义的缺点,又避免了传统自由主义的弊病,值得发展中国家乃至西方发达国家学习借鉴。俄罗斯学者米哈伊尔•季塔连科认为,中国的经验可以成为缩小南北差距、打破“金元帝国”对世界格局垄断的基础。中国改革开放理论避免了社会主义危机,提出了解决中国国内和国际发展之间的社会经济矛盾和不同文明冲突的最佳模式,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在国外学者看来,“中国模式”具有以下几个明显特点:(1)中国模式具有特殊性。中国的成功在于选择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2)中国模式具有包容性、兼容性和创新性,它努力把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把经济高速增长与社会全面发展协调起来,把政府宏观调控与市场微观运行结合起来,把效率与公正协调起来,把传统与现代结合起来。(3)中国模式强调发展的人民性。“华盛顿共识”的目的是帮助银行家、金融家,而“北京共识”的目标是帮助普通民众,强调以实现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为本。
多数国外学者认为,中国目前面临极好的发展机遇,但同时也面临许多挑战。
●日本学者宇野重昭:中国改革开放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造成了一种思想和道德标准的真空状态,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
国外学者认为,目前中国的发展和世界的金融危机给中国建设美好的社会福利制度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从发达国家的历史看,所有社会福利制度包括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教育制度都是在一个国家经济高度增长的时候建立起来的。中国目前应当利用扩大内需的机会,尽快建立有效的公共服务制度,这是保证社会稳定的根本,也是经济进一步增长的动力基础。没有保障体系,内需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拉动。
还有的学者指出,中国改革开放中出现了价值缺失,需要引起充分注意。日本学者宇野重昭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造成了一种思想和道德标准的真空状态,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经济改革越是向前推进,就越是有必要重新加强传统道德,即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泽菲林•迪亚布雷:随着经济不断发展壮大,中国必须充分考虑贫富差距扩大问题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副署长泽菲林•迪亚布雷认为,2005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就达到0.45,超过国际公认的0.4警戒线,这意味着贫富差距扩大。他指出:“在经济转轨的初期也许还可以容忍一些不平等的现象存在,但随着经济不断发展壮大,必须充分考虑这个问题。”
荷兰国际关系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中国问题专家柯伟亮(Willem van Kemenade)认为,“保持稳定”既是中国政府此前30年最大的成就之一,也是今后将面对的最大挑战。为此,中国政府需要大力发展农村和偏远地区经济,尽快提高弱势群体的收入,纠正社会不公。日本学者奥岛真一郎与内村铃木认为,“中国政府有必要像20世纪的许多国家那样,确立一种再分配制度,……以进一步提高人民的机会均等”。
●英国剑桥大学发展学委员会主席彼得•诺兰:中国政府要解决现在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就不能倒向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
英国剑桥大学发展学委员会主席彼得•诺兰长期研究中国问题,其《处在十字路口的中国》一文以极其宏大的视野深入分析了中国当前面临的一些深层问题,如贫困与不平等、全球商业革命给中国企业带来的挑战、环境恶化、政府能力的下降、国际关系中存在的挑战、金融机构面临的危机等。他由此认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已经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中国政府要解决现在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就不能倒向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而是要对现有的道路进行改进。其中,他尤其强调了国家的作用,强调政府应该在根本上提高效率和消除腐败。
●德国着名中国问题专家桑德施耐德:中国发展的成功和失败其实就只有“一线之隔”,走错一步,结果可能是灾难性的,而这其中的关键就是“保持稳定”
俄罗斯莫斯科卡耐基中心学者强调,中国经济的发展改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的发展以及面临的威胁与挑战都会对世界格局的发展和走向产生影响。该基金会的一项研究报告指出,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不会遭遇来自大国的直接军事威胁,但却存在隐性风险。比如,随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地位的加强,世界的传统领袖(美国、欧盟、日本)决不会在自己控制的市场空间对中国让步。在这种情况下,“共产主义中国”就会被他们视为潜在的危险,必然受到他们来自各方面的遏制,包括政治、思想、军事等方面的遏制,以达到削弱中国国际地位的目的。中国领导人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对这种威胁作出正确的反应。当然,西方世界也不希望与世界经济密切相连的中国出现混乱。因此,中国共产党政权的最有效措施就是在高层建立合理的机构和机制,以应对各种风险。德国着名中国问题专家、德国外交政策协会研究所所长桑德施耐德:“中国发展的成功和失败其实就只有‘一线之隔’,走错一步,结果可能是灾难性的,而这其中的关键就是‘保持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