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开发分为哪些阶段

1. 我国1950年代以来的城市化进程是怎样的

自50年代中期以后建立了城乡二元分割的社会结构，使得城市化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更有甚者，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实行的是“反城市化”战略，也就是说，大规模地将城市人口迁往农村，比较典型的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市民返乡，干部下放等等。此种逆历史潮流的作法，非但不能真正解决城市人口聚集问题，反而使我国的城市化问题积蓄、矛盾累积。由于我国的城市化长期处于停滞状态，这样，到了改革开放以后，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就呈现出一种突然爆发的局面。总之，我国的城市化没有一个渐进的过程。

演进过程：一般分为城市化、郊区城市化、逆城市化、再城市化。

1950至改革开放前的城市化进程：
在1950至1980年的30年中，全世界城市人口的比重由28.4%上升到41.3%，其中发展中国家由16.2%上升到30.5%，但是中国大陆仅由11.2%上升到19.4%。[1]这种城市化的缓慢并不是建立在工业发展停滞或缓慢的基础上，正相反，改革开放前的29年，中国大陆的工业和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并不算慢，工业总产值1978年比1949年增长了38.18倍，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49年的30%提高到1978年的72.2%；社会总产值增长12.44倍，其中非农产业在全社会总产值中的比重，则由1949年的41.4%上升到1978年的77.1%；国民收入总额则从1949年的358亿元增长到1978年的3010亿元(按当年价格计算)，提高7.41倍，其中非农产业在国民收入构成中的比重，也由1949年的31.6%上升到1978年的64.6%。[2]另据麦迪森计算，从1950年到1973年，世界GDP总量年均增长4.9%，人均GDP增长2.9%，其中中国大陆GDP年均增长5.1%，人均增长2.9%，高于和等于世界平均水平，高于同期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

改革开放后城市化进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1）.1978-1984年，以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为主要动力推动城市化阶段。这个阶段的城市化带有恢复性性质，“先进城后建城”的特征比较明显。第一，表现在大约有2000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和下放干部返城并就业，高考的全面恢复和迅速发展也使得一批农村学生进入城市；第二，城乡集市贸易的开放和迅速发展，使得大量农民进入城市和小城镇，出现大量城镇暂住人口；第三，这个时期开始崛起的乡镇企业也促进了小城镇的发展；第四，国家为了还过去城市建设的欠帐，提高了城市维护和建设费，结束了城市建设多年徘徊的局面。这个阶段，就人口来看，城市化率由1978年的17.92%提高到1984年的23.01%，年均提高0.85个百分点。
2）.1985-1991年，乡镇企业和城市改革双重推动城市化阶段。这个阶段以发展新城镇为主，沿海地区出现了大量新兴的小城镇。
3）.1992-2000年，城市化全面推进阶段，以城市建设、小城镇发展和普遍建立经济开发区为主要动力。1992年到1998年，城市化率由27.63%提高到30.42%，年均提高0.42个百分点。
进入90年代以后，我国城市化，已从沿海向内地全面展开。1995年底与1990年相比，建制市已从467个增加到640个，建制镇则从12000个增加到16000多个；从人口来看，城市化水平也从1990年的26.41%提高到28.62%。

2. 我国城市化大致分为哪几个阶段

建国后我国的城市化发展大体可以分为1949-1957年、1958-1978年、1979年之后这样三个时期,三个时期城市化水平的走势可以分别概括为:第一阶段平稳发展、第二阶段时起时落、第三阶段不断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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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城镇化进程的四个阶段

法律分析：建国以来我国城镇化进程，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1949 ——1957年，是城市化起步发展时期；

（2）1958——1965年，是城市化的不稳定发展时期；

（3）1966——1978年，是城市化停滞发展时期；

（4）1978至今，是城市化的稳定快速发展时期。

法律依据：《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 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以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按照“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坚持走以人为本、四化同步、优化布局、生态文明、文化传承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以提高质量为关键，以体制机制改革为动力，紧紧围绕新型城镇化目标任务，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提升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制定完善土地、财政、投融资等配套政策，充分释放新型城镇化蕴藏的巨大内需潜力，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持久强劲动力。 坚持点面结合、统筹推进。统筹规划、总体布局，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着力解决好“三个1亿人”城镇化问题，全面提高城镇化质量。充分发挥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作用，及时总结提炼可复制经验，带动全国新型城镇化体制机制创新。 坚持纵横联动、协同推进。加强部门间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协调配合，推动户籍、土地、财政、住房等相关政策和改革举措形成合力。加强部门与地方政策联动，推动地方加快出台一批配套政策，确保改革举措和政策落地生根。 坚持补齐短板、重点突破。加快实施“一融双新”工程，以促进农民工融入城镇为核心，以加快新生中小城市培育发展和新型城市建设为重点，瞄准短板，加快突破，优化政策组合，弥补供需缺口，促进新型城镇化健康有序发展。

4. 中国近代城市经历了哪三个些发展阶段，并进行简要概述

一、乡村式城堡阶段
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城堡阶段，大致是指从原始社会末期军事部落联盟间发生战争至夏代前期。它既是文明曙光初现时野蛮人掠夺性战争的产物，又是原始人类长期同自然界斗争的结果之一。
这种乡村式的城堡，在中国古代历史文献中多称作“城”或“城邑”等。关于“城”的概念，《说文解字》载：“城，以盛民也。”清段玉裁注曰：“言盛者，如黍稷之在器中也。”〔9〕《释名》也说：“城，盛也。盛受国都也。”晋崔豹更是明确地指出：“城者，盛也，所以盛受大物也。”〔10〕这些虽然是从城的作用来解释城的含意，但都反映出城是一种特殊的防御设施。它的产生，其最初的动机完全是为了防御上的需要。故《墨子・七患》中说：“城者，所以自守也。”可以说，这种概括性的解释是相当恰当的、符合史实的。
既然当时城的主要功能体现在防御方面，因此，它必须首先具备防御的设施――城墙。这在古代科学技术不甚发达的条件下，难以逾越的城墙，自然就成为城的最主要的标志。在人们看来，只要有了城墙，城才有了防御的屏障，其防御功能才能得到体现。当城中居民遭遇人为或自然灾害时，才能充当其城堡的作用。
着名史学家郭沫若认为：“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之间，有一个过渡时期。在我国历史上，这个时期可以溯源到传说中的黄帝时代，经尧、舜、禹直到夏代前期，持续了数百年之久。”〔11〕从我国当时的历史条件来看，这一时期正是部落联盟阶段。这时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不仅产生了乡村固定居民点，而且产品的剩余、增多等导致了各部落联盟间相互发生战争，如黄帝和蚩尤、黄帝与炎帝之战。在战争中为了防御敌人，保存自己，同时为了抵抗、预防自然界中野兽与洪水等的侵害，人们开始在较为集中的居民点，即驻地周围筑起简陋的夯土墙垣，或是在居住地周围挖出一定宽度和深度的壕沟，同时用沟里返到地面的土筑成一道坚固的土墙。另外，也有些较大的居民点或部落联盟中心在其周围修筑出质量更好，形式更复杂的城墙。至此，最原始的乡村式城堡就开始出现了。
这种城堡的产生，可以从我国古代大量历史传说和文献记载中得到印证。《轩辕本纪》载：“黄帝筑城邑，造五城。”《黄帝内传》曰：“帝既杀蚩尤，因之筑城。”除“黄帝筑城说”以外，还有“夏鲧造城说”。据载：“尧听四岳言，鲧曰：‘帝遭天灾，厥黎不康’。乃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12〕《吕氏春秋・君守篇》也有：“夏鲧作城”，《淮南子》中也有“昔者夏鲧作三仞之城”的记载。《管子》也说：“夏人之王，……民乃知城郭门宫闾室之筑。”这种城，显然是指简陋的城堡建筑。因为除了其有关城墙的记载外，其他资料所反映的多与以农耕为主而定居的乡村毫无二致。
不仅如此，中国历史上这种乡村式城堡阶段的存在还可以从已取得的考古发掘的材料得到证实。龙山文化中城子崖、登封王城岗、淮阳平粮台等遗址中就发现有夯土城墙、城堡等距今约4200年左右的遗迹。
早在30年代初，我国考古工作者在山东章丘发掘龙山文化遗址时，就在城子崖发现一个围绕遗址南北长约450米，东西宽约390米的长方形城墙，住房多在城内。该城墙是以夯土筑成的，距今约4250年左右〔13〕。1977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在河南登封县告成镇西王城岗上也发现了一座城堡遗址。其中上、下夯土墙内有龙山文化晚、中期遗物，根据碳14测定，其绝对年代应该在距今4340―3870年之间，“可能相当于夏王朝”。故有人据此认为，“原始社会的部落也可能有了城堡”，“时间应早于夏代，可能属于原始社会晚期”〔14〕。1980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在河南淮阳县城东南发现了又一个古城址，即平粮台古城址。“城址高于地面二至五米，面积约百亩”〔15〕。其城墙近正方形，城内长宽皆为185米，西南城墙角略呈弧形。在城址中发现城墙有南北城门和排水陶管等遗迹。据碳14测定，其年代当距今4010年左右，树轮校正年代为4515年左右〔16〕。
从上述各个城址的遗迹可知，它们既与一般的村落有某些区别，但由于当时整个社会的生产力水平还很低下，因此，其生产与生活状况又与乡村无明显的差异。城里城外居民的利害是协调的，并未因城墙的存在而被分割。而且，不论是据文献记载，还是考古资料证实，当时围有城墙的城内范围，大多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大，并不同于欧洲中古时期那种狭小的城堡，故城内不仅有相对集中的居民区，还有一些由城里人耕种的农田、菜地等。其目的就是为了在特定情况下，以备较长期防御、守城的物资需要。或许正因为如此，即使是在城市早已形成的2000多年以后的部分近代城市中，仍有农田、菜地等分布在围有城墙的城内。如“福建的泉州城，在1945年经航空测绘订正的地图上，仍有四分之一是空地。民国初年完成的二万分之一的苏州城图，城内也还有不少农田”〔17〕。城中有农田和水利等设施，可以大大减轻外力围城的威胁;同时也表明古代早期城中居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与乡村农耕生活方式没有什么差别。中国古代的城，尤其是如此。这种乡村式城堡的存在，可以认为是以后城市形成的原形之一，是城市产生的最初萌芽或城市雏形。
二、城、市分离阶段
城、市分离阶段，大致始于夏，迄于西周前期。如上所述，在乡村式城堡阶段，城堡只具有极其单一的防御性功能。到夏、商时期，伴随着统治阶级机构的逐渐增大，单纯的对外防御性城堡逐渐发展为不仅对外具有防御性作用，而且对内也具有政治中心职能的都城。不过，这种都城与地方性政治中心“城邑”同以前的“城”或“城堡”相比较，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
从“市”的历史来讲，在乡村式城堡阶段，由于生产力的相对低下，加上城堡规模小，人口少，人们互相之间的商品交换极其有限，即使偶尔为之，也是临时性的，因此，当时很少有固定的生产物的交换场所――市。但到夏、商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农业与手工业的分工、手工业与商业的分工，开始出现了日益增多的商业活动，相对固定的商品交换场所――市，也因此产生。作为物资交换场所的市，在其形成初期，是与城邑完全分离而单独存在的一种既不同于都邑，又有异于乡村的单纯的经济活动场所。因此，当时的城与市是两个无任何内在联系的独立体，完全处于相互分离的状态。在中国古代从城到城市形成的漫长过程中，城、市分离阶段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这在许多历史文献与大量已有的考古资料中已经得到了证实。
据历史文献记载，我们已知最初的“城”与“市”是两个不同的单概念，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地理实体，其性质、功能等相互有别。如上所述，城，是指四面围以城墙，扼守交通要冲，具有防卫作用的军事据点。故文献上载道：“城，郭也，都邑之地，筑此以资保障者也”〔18〕。在此，城、郭、城邑、都城、都邑等，都是指单纯的“城”而言，其间并无质的差别。
市，指的是交易市场。《易・系辞》载：“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说文解字》也认为：“市，买、卖所之也”，“贸、贾，市也”〔19〕。可见，凡进行买卖的交易场所即为市。从古代文献记载城与市的基本特征看，城与市没有必然的内在联系，有城不一定有市;相反，市场也不一定围筑墙垣。可以认为，最初的城或市，皆不包括复合名词“城市”的含意。
近几十年以来，许多有关夏、商时期城址的考古发掘，所发现的也多为城、城郭、都邑或宫殿遗迹，发展水平较高的都邑，也仅存一些单纯供应王室、而非用于交换的手工业生产作坊。即使是可能与城邑有关的手工业作坊，也大都分散设置在城外或其他地方〔20〕。至于作为以商品交换为目的商业市场，一是不可能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完全角成，二是少量的临时性的商品物物交换，由于它与官营手工业作坊相比较，与政治、军事中心的城邑的关系更趋松散。因此，它更缺乏条件在都城大邑中占有一席之地。市、城分离的状况更符合当时社会发展的实际。如河南偃师二里头宫殿废墟、郑州商城遗址以及湖北盘龙商城和安阳殷墟都城遗址等，尽管各个都邑城址分布较大，遗物收藏颇丰，既有城垣、宫殿基址，又有手工业作坊等遗迹，但商代的都邑经济，仍以农业生产为主。如规模宏大的商城遗址，其东墙、南墙各长1700米，北墙长约1690米，西墙长约1870米，周长大致为7公里。四周城墙共发现有十一个缺口，这些缺口有的可能是该城毁损过程中产生的，有的可能是该城的城门。但从城址中“其出土物看，这些居民大半是农业人口，同一般村落遗址似乎没有太大的区别”〔21〕。这也正好反映了早期城邑的某些特点。不过，与一般村落遗址又有所不同的是，商城外围还有一批按照一定布局的手工业作坊遗址。如南北近郊各发现一处铸铜器遗址，西郊有烧陶作坊遗址，北墙处发现制骨器作坊遗址。只是这些作坊中所制作的各种手工业品还不是为了市场需要，而主要是专门为统治者所制作的〔22〕。
由上可知，从中国古代的文献记载和现代考古城址发掘中，都还没有发现夏商时期的城邑中有市场的任何痕迹。尽管这一时期市场已经出现，但它与当时的城或都邑仍处于分离或相对隔绝的独立状态，彼此之间没有任何内在的联系。
三、城、市合一阶段
在中国古代城市形成的过程中，城与市自渐趋结合到最终合二为一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经历了几百年之久。在时间上大致包括西周至春秋时期。可以认为，春秋战国之际，才是中国历史上具有真正意义的城市诞生之时。
从城市的起源看，“城”是适应统治集团的需要，统治者利用它行使国家职能，由于政治力量的作用自上而下形成的;而“市”则是由于经济的发展需要，通过商品交换以及伴随出现的手工业的逐渐发展，剩余产品的不断增多，由“下”而“上”形成的。在城、市分离阶段，由于城的功能偏重于政治中心与军事堡垒的作用，因而抑制了具有经济性质的市与城邑的有机结合;同时，由于社会发展相对缓慢，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还不能完全冲破人为的某些束缚向城邑内部“进军”;此外，当时城邑农产品的主要供应途径，是通过军事性的野蛮掠夺和强制性的征收，而有市无市对于早期国都或城邑则并不那么重要，况且，设市人多又杂，更容易增加城邑防卫上的困难，削弱了城邑的政治、军事功能。因此，至商代中后期，城郭之内虽然开始设有为王公贵族服务的手工业作坊和极个别临时性的集市，但仍然改变不了当时的都城突出的单纯军事防卫性质。对此，从当时的城或都邑的特殊性质所反映的地理特点，即夏、商时期的城多筑于易守难攻的依山傍水之处就可得到佐证〔23〕。
在中国古代究竟从什么时候起于城邑中设有市场，文献史料中没有留下明确的记载。但从《周礼》等早期经史中与市场相关的记载可知，在西周时城邑中已开始设有市场，从而拉开了中国古代早期城与市结合的序幕。
在周代，由于社会生产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多，聚居点增加，手工业与商业有了较快的发展。因此，随之而来的是城、市观念上的变化。人们一方面逐步认识到工商业的发展与国家的富强有着密切的关系，另一方面由于诸侯割据，各国认识到仅有城墙的防御功能而无经济实力的城难以长期固守。同时，随着统治集团地域的扩大和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统治者为使其生活更为便利和舒适，并为增强都城的防卫能力，在开始仅建有宫殿或衙署等政治、军事性建筑的“城”里，允许在“城”的城厢设“市”贸易，进而手工业作坊等也不断随之出现并增多，“城”的规模由此相继扩大，人口增加，逐渐形成了“前朝后市”的格局。与此同时，由于经济的逐渐发展，市场的增多，促进了一些交通发达的商品集散地或繁华的市场，因军事、政治等原因，围“城郭沟池以为固”，从而出现了“市”、“城”合一的情况。所以，“市”有大市、小市，早市、晚市，定期与不定期市等之分。《周礼・地官》曰：“大市，日昃而市，百族为主;朝市，朝时而市，商贾为主;夕市，夕时而市，贩夫贩妇为主。凡市入，则胥执鞭度守门。市之群吏，平肆展成，奠贾上旌于思次，以令市，市师莅焉。”所谓“市师”，即“司市”。“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叙分地而经市”〔24〕。即是说，当时“市”中所设的管理官员，其职责不仅在于监督商贩货物等出入城门，整顿摊肆货店排列场所，甚至确定物价、限制违禁品买卖等，而且自身有专设的吏所治舍及其管理制度等。可见，当时城中有市是毋庸置疑的。
通过上述城内部市的建立以及外部城的修筑这样两条主要途径，最初各自独立的城与市便渐趋融合，缓慢地发展为统一的、有机的复合体――城市。这样的有机整体性的城市，不再仅仅是“王宫的营垒”，尽管最初只是城与市的简单结合，但愈到后来，其职能、成分和基本特征等都已大大复杂化、多样化。这种具有复合性的一体化城市的产生，它不仅事实上已成为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相对中心，而且还是行政、生产、文化、居住和交通等系统在空间的统一体，同时还是人们在生产和生活方面利用和改造自然的一个有机联系的环境。它构成了一种区别于乡村的独特的生活方式，表明中国古代史上具有真正意义的城市的形成。
只有城市已经成为人们在生活中感觉到的客观实体，城与市已经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时，才会在语言中出现“城市”这一复合名词。正因为如此，在城堡和城、市分离阶段，中国古代文献上和成语中只有城、邑、都和市等单概念，直至春秋战国之际，载有复合概念“城市”的文献才开始流传。《韩非子・爱臣》篇载：“大臣之禄虽大，不得藉威城市;党羽虽众，不得臣士卒。”这与前面所引文献中仅存城、邑等单概念是完全不同的，在本质上具有质的差别。对此，《战国策・赵策》中也有相似的记载。《赵策》中云，韩国上党守冯亭使使者对赵王说：“今有城市之邑七十，愿拜内之于王，唯王才之。”此外，《周礼・地官・司徒》(下)篇中有关周代各种专门管理都城市场官吏及其职责分工和国君、夫人、世子、命夫、命妇过市应有不同赏罚等具体规定的系统记载，诸如“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叙分地而经市，以陈肆辨物而平市，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以商贾阜财而行市”等，说明当时不论是天子王都，还是诸侯国邑，其性质已明显地反映出都城与市肆逐渐有机地结合的事实。这既是周代城邑发展的自然需要，又是当时社会经济、特别是手工业、商业发展的必然结果。
据考古发掘古城址的资料证明，西周曲阜鲁国故城〔25〕、燕国的下都城址〔26〕、楚国郢都故城〔27〕等遗址中，不仅发现在作为君王宫城的屏障――郭城中有手工业、商业和居住区的分布，而且在内城除了发现宫殿为主的建筑外，也多发现有手工业作坊和居住区。郢都就分为宫廷区、手工业区及平民居住区，其中手工业作坊发现多处〔28〕。而下都城址所属手工业作坊中，不仅东城有大型官营铸铁、铸钱、兵器、制骨、烧陶作坊等多种，而且在城西南居住区还发现有一些小型的手工业作坊，这些以农用铁器为主的个体手工业作坊，显然不是为官府生产而是作为商品出售给农民或从事耕作种植者的，从而说明燕下都已具有某些商业色彩〔29〕。
有人认为：“春(秋)战(国)期间较大的都城几乎都附筑一个以手工业、商业和居住为主的城区，作为君王宫城的屏障――郭城。郭城不仅可作军事屏障，更重要的是增强长期固守的经济实力”〔30〕。这种城市布局模式，以河南境内的郑韩故城较为典型。据考古勘察发现，郑韩故城由城墙分为东城、西城两区。西城是君王和王室贵族居住的宫殿区，而东城则是从事手工业、商业的平民区，今已发现大面积的铸铜、制骨等作坊以及熔铜炉、骨锥、骨珠、骨环等产品。而城西南还有大规模的铸铁作坊，面积达4万平方米。其遗物表明，当时作坊中不仅铸造剑、戟、箭等武器作为军用，而且还铸造大量的锄、镰、铲、锛、凿等农业和手工业工具〔31〕。很显然，这些大量用于日常生产的工具制作是为了出售而不仅仅是为了自用。由此表明，郑韩故城已开始摆脱过去仅具有政治、军事中心功能的地位，渐趋向具有商业经济性质的“城市”新阶段迈进，进入了城、市结合，以致二者最终合二为一的新时期。
正是由于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城、市结合的新情况，所以历史文献中也出现了有关在城市形成过程中所出现的新的社会阶层的记载。有人认为：“工肆之人”〔32〕即是指手工业与商人而言;而“百工居肆以成其事”中的“百工”，大概就是指自产自销的民间手工业者〔33〕。《墨子》和《论语》中的有关这类记载，也从城邑的人口组成这个侧面反映出当时城、市合一的状况。
不仅如此，城、市合一的状况在当时的都邑政区的划分与管理等方面也表现出来。如管子在齐都临淄“定民之居”，制国为21乡：“商工之乡六，士农之乡十五”〔34〕。按规定，“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可见城邑中工商户占整个临淄城民户的近30%。当时每乡2000户，“二十一乡凡四万二千家”(《战国策・齐策》中记载：“临淄之中七万户，甚富而实”)，每户皆以平均4口计，临淄城中即有十多万人。与夏商时期的都邑相比，显然，二周时期城与市的合一较为明显，城邑也有较大的发展。这不仅表现在城邑点的增多，城区分布范围扩大，城区区域结构的变化，而且还表现在人口有较快的增加，城内人口构成也日趋复杂化。所有这些，都反映出当时的城与市已逐渐结合为一体，形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城市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是在与乡村分离的过程中，逐渐成为乡村的对立物而存在的居住形态体系的。自原始社会末期至春秋时期，主要经历了乡村式城堡，城、市分离，城、市合一三个阶段。尤其是从西周开始至春秋时期，由于城邑规模、区域及人口构成等的变化，已明显地反映出当时城与市合一的趋势，且由最初个别的、临时的、偶然的结合，逐渐发展为具有一定普遍性的、较经常的、带有趋势性的合二为一，从而在春秋战国之际，宣告了具有真正意义的城市的诞生。

5. 1、中国城市化分为五个阶段:

1、中国城市化分为五个阶段:
(1)城市化的起步与正常发展阶段(1949-1957)
(2)城市化过度发展阶段(1958-1960)
(3)城市化的调整阶段(1961-1965)
(4)城市化的严重停滞阶段(1966-1976)
(5)城市化恢复正轨并健康发展阶段(1977年至今)

6. 城市发展从历史进程来看可以划分为哪几几个阶段,各阶段有什么特点

城市空间结构是城市要素在空间范围内的分布和组合状态,是城市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的空间投影,是城市社会经济存在和发展的空间形式.城市空间结构一般表现在城市密度、城市布局和城市形态三种形式,因此,城市空间结构就有内部空间结构与外部空间结构之分.就城市功能对城市进行分区,可划分为商业区、居住区、市政区与公共服务区、工业区、交通与仓储区、风景浏览区与城市绿地、特殊功能区.影响城市功能分区的主要因素有自然地理条件、历史文化因素、经济发展水平、交通运输状况等.
城市密度
城市是由分属于经济、社会、生态等系统的诸要素构成的社会经济综合体,城市各类要素在城市空间范围内表现为一定数量,形成各自的密度.城市密度是城市各构成要素密度的一种综合.合理的城市密度,有利于发展生产的专业化和社会化,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有利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节约使用土地和资源,降低生产成本；有利于信息的传递和交流,刺激竞争,培养和提高劳动者的文化和技能；有利于缩短流通时间,降低流通费用,加速资本周转；有利于城市政府进行管理,降低管理成本,提高管理效能.
城市布局
合理的城市布局,能缩短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的流动空间和时间,方便他们的流动,提高城市效益；能合理地利用城市的土地和自然条件,建立合理、便捷的交通联系；能避免城市各物质实体或要素相互干扰.
城市形态
城市形态是城市空间结构的整体形式,是城市内部密度和空间布局的综合反映,是城市三维形状和外瞻的表现.
中国的城市结构就是,市中心和市郊分得很明显,商业区和住宅区也分得很明显.但是随着现代化的进程,这种结构慢慢的变得越来越来不明显,因为在政府的干预下,要更好的实现城乡一体化.

7. 中国近代城市经历了哪三个些发展阶段，并进行简要概述

中国近现代城市化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鸦片战争后、日本侵华前，中国曾经有过一个快速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国的华侨遍布世界，他们积累了财富之后就回到自己的家乡建设城市。在今天的广东的不少地方，还保留了非常完整的华侨城市，比如台山市的台城就是这样一个城市，这些城市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它们是在向西方学习，甚至是在模仿西方建设起来的城市，所以它们具备今天城市的特点。
中国的近现代城市第二个快速发展时期是在1950年代，也就是解放后，中国迎来了一个工业化快速发展的10年，也就是1949年到1959年。伴随着中国快速的经济发展，工业化发展，中国的城市在解放后的一段时间里也迅速地发展，所以它的特点就是工业化促进城市建设
第三个阶段就是到了改革开放之后，一直延续到今天。改革开放之后的城市化发展的特点是城市的生产、生活、工业和城市建设全面发展。改革开放的这37年实际上也可以大致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改革开放开始到1994年，这个阶段是中国各地生产、生活全面发展，城市的发展仍然是伴随着工业化生产进行的，所以这个阶段的特点是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
第二个阶段是从1994年开始到2002年，在1994年中国社会推进了两项深深影响后来中国发展的政策，一项叫分税制，第二项是房地产制度改革。
然后第三个阶段是2002年，中共十六大召开，会上制定了一项非常重要的政策，就是推进新型工业化。在中共十六大报告里面，新型工业化的定义内涵非常清楚，就是要发展知识产业、信息产业、环保产业，走无烟工业化的道路。但是这样一个政策遇到了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转型和升级，东部沿海地区一部分高能耗，高物耗，还有污染的企业开始从东部沿海地区退出，向内地转移。这些产业稍加包装之后，就以新型工业化的面貌出现在内陆地区。
这个政策后来在2007年开始的全球经济金融危机中，又再一次走了样，那就是中国政府制定的四万亿计划，通过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和加快工业化的道路，来刺激生产，来规避全球金融危机的风险，但实际上出现了大量的重复投资。这个重复投资不仅仅是工业的重复投资，也包括城市建设的重复投资，原来只存在于东部沿海地区的各种类型的开发区开始由东部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无序地蔓延。所以很多内陆城市，甚至很多乡镇也开始建各种规模，各种级别的开发区，使得中国的城市化开始由东部沿海地区快速地向内陆地区蔓延。

8. 我国城市规划的阶段如何划分各层次基本内容

我国城市规划编制的完整过程由两个阶段、六个层次组成，即总体规划阶段和详细规划阶段；城市总体规划纲要、城市总体规划（含市域城镇体系规划和中心区域规划）、详细规划、分区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和修建性详细规划。

由于新的社会制度的实验和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中国现代城市规划在思想、理论、技术、体系等方面均呈现了比较独特的形态，是近代城市规划的结束和现代城市规划的开始。

(8)中国城市开发分为哪些阶段扩展阅读：

作为经济结构变化的空间反映，物质规划也发生了相应的转型，即从增量规划到存量规划的改变。存量规划是在限定总量的前提下解决建成区的各类现实问题，是经济方式由外延式转向内涵式、由粗放式转向集约式的必然要求，其本质是对已利用土地资源进行优化调整和再次利用。这种转变意味着城市规划已经进入了由“量”的扩张向“质”的提升转型的阶段，从大开大阖向精雕细琢提升。

随着城市建设不断推进，存量空间资源将成为城市建设的主要空间载体，对存量空间资源的利用将成为完善城市结构、提升人居环境质量的重要途径。

9.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

三个阶段

1、初始阶段：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在30%以下这一阶段农村人口占绝对优势，生产力水平较低，工业提供的就业机会有限，农村剩余劳动力释放缓慢。

2、中期阶段：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30%~70%城市化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城市人口可在较短的时间内突破50%进而上升到70%左右。

3、后期阶段：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在70%以上这一阶段也成为城市化稳定阶段。

2城市化的特征

在世界范围内，已高度城市化的国家和地区，在世界范围内的人口流动进行再次城市化，形成世界新的经济、社会可持续中心，为二次城市化，所形成的的城市即为新的世界中心。

1. 针对世界范围内第一次城市化历史遗留的单一工业化经济及远距离物流交换模式形成的通胀危机，利用能自产能源的碳熵城市杜绝通胀危机而形成的新的无通胀危机的城市，是其第一特征；

2. 针对世界范围内第一次城市化历史遗留的单纯以经济利益为前提，缺少城市可持续发展理念，而形成的能源危机，利用能自产能源的碳熵城市杜绝能源危机而形成的新的无能源危机的城市，是其第二特征；

3. 针对世界范围内第一次城市化历史遗留的掠夺与人类共生的生物质资源，超出了人类的预期，城市随经济利益的驱使而无限扩大，掠夺了大量的可生产粮食的土地资源，使粮食形成了新的危机，能自产能源的碳熵城市消除通胀危机、能源危机同时消除了粮食危机而形成的无粮食危机的城市为其第三特征；

4. 针对世界范围内第一次城市化历史遗留的单纯以经济利益为目的，牺牲了人类生存质量使养老和就业发生危机，能自产能源的碳熵城市农事很好的解决了就业和养老问题而形成无养老就业危机的城市为其第四特征；

5. 针对世界范围内第一次城市化历史遗留的燃烧化石能源形成的单一工业经济而形成的人类无法在生存的气候危机，能自产能源的碳熵城市很好的解决了气候危害而形成无气候危机的城市为其第五特征；

6. 针对世界范围内第一次城市化历史遗留的对水的无限制使用而形成的无水危机，能自产能源的碳熵城市用水是原有城市水消耗的百分之一，从而解决由水消费而引起的水资源危机而形成的无水资源危机的城市为其第六特征。

针对上述第一次城市化的历史遗留而形成的多项危机，联合国碳熵行动纲是世界二次城市化的纲领指南。

人口的主要流向是城市中、上阶层人口移居市郊或外围地带，这就是郊区城市化。

10. 我国城市化处于哪个阶段遇到了怎样的瓶颈

城市化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人口由农村向城市大量迁移,第二个阶段是人口开始从城市向郊区迁移。我国目前还处在第一个阶段
是什么对城市化形成阻碍？会上有专家指出，城乡居民 “钱袋子”的差距悬殊是一个关键问题。上海社科院执行副院长左学金指出，我国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比率，已经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约1.7:1拉大到目前的3.3:1。他认为，城乡收入差距过大，说明城市劳动人口配置过少，而农村劳动人口配置过多，这恰恰说明，农村向城市的劳动力迁移存在障碍。而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则认为，城乡居民之间真正拉大的不是收入差距，而是资产差距。
专家指出，农民工的市民化之路上，政府转变职能是关键，城市财政的收入与支出应体现包容性增长，切实把改善民生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同时，允许并鼓励社会力量的参与，例如鼓励企业捐赠，鼓励慈善事业等。
大量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还要保障这些人可以享受到与市民相同的公共资源，势必意味着需要巨额的资金支撑。对此，孙涤建议，可以多渠道筹措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资金来源，采取梯度式加价的收费方式，以减轻贫困人群的负担；允许发行城市建设债券，对中小城市可以发行 “中小城市集合市政债”；通过采购形式，与中标单位签订特许合同，由中标单位负责筹资、建设、经营。
此外，针对 “浅城市化”的 “低密度空间症” ，孙涤还建议，应该把城市群作为推进城市化的主体形态，走紧凑型、集约化、高密度的城市化道路。他指出，在充分考虑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前提下，应该发展好现有的小城市、县城和具有潜力的小城镇。他认为，对城市的盲目扩张要进行管理，限制城市对周边农村地区和生态地区的侵占，限制在城市边界以外地区的土地开发、工业开发和房地产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