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打破中国近代历史怪圈

‘壹’ 中国近代历史事件 论文

中国现代化与九一八事变后的迟滞

今天,当我们回首省视20 世纪中国的时候,发现在痛苦转型过程中,中国现代化是伴随着列强的入侵而发生发展,同时也因受外力的干扰和破坏,而不能正常发展。九一八中日战争,对20 世纪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影响,极为深重。一方面它激发了民族觉醒和民族凝聚,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迟滞。
一
从19 世纪下半叶到20 世纪初,是中国几千年封建帝制走向急剧衰败的阶段,也是中国人探求新的生存发展模式的急迫时期,更是世界列强疯狂刮分中国的危险期。以1839 —1842 年英国发动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为肇端,接连有1855 —1860 年英法发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83 —1885 年中法之战、1894 —1895 年中日战争、1900 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这一系列以彻底征服大清帝国为目的的侵华战争,虽然都以获胜而告终,并通过签订不平等条约获取政治特权和经济利益,但处于急剧衰败过程中的清朝政权仍能“残存”下来。
在分析这一现象时,发动侵略战争的侵略者也包括一些西方学者,总是简单地把定性为先进与落后、开放与闭守之争。玛丽·B·兰在中国现代史透视中说:“满清政权之下的中国古老秩序是如何的坚固,又如何善于自我保存,它竟在多次的人民起义及外部打击下又残存了一世纪之久。然而也正是这种力量败坏了自己,它如此缓慢地主动接受现代工业化运动以及民族主义、科学和民主,以致注定了自己的最终灭亡”〔1〕(P3) 。从一般意义上讲这种结论是对的。然而,不揭示殖民主义者掠夺本质和破坏性的一面,就无法解释中国现代化进程从1840 年以来迟滞与顿挫的原因。中国现代化迟滞与顿挫,既有自身各种反现代化与非现代化势力的顽固抗拒〔2〕(P7) ,也遭到了外部势力的干扰与破坏。因为,现代化“后发式”和“新发式”的国家,既需要有外力冲击和引导,更需要和平的发展环境。列强入侵既刺激了中国现代化的发生,同时也阻碍和破了它的正常发展。
考察所有国家或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其演进方式,都是沿着器物技术层面的现代化、制度层面的现代化及思想观念行为层面的现代化这样三个层次来展开。无论哪一层面的推进,它都需要和平环境和制度推动。没有和平环境和制度推动的现代化进程必然是无序和缓慢的。
在列强不断入侵形势下,中国全面的社会危机随着甲午战败而凸显出来,这种由列强“瓜分狂潮”引发的
民族生存危机和国家发展危机,也造成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危机。当时“从何处获得可以与列强抗衡的能量和意识形态,便成为20 世纪中国政治家最关注的问题”〔3〕。因此,中央政府不可能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建立一个包含法律、商业和教育制度的新社会体制,以适应现代化顺利快速发展。因此,中国以工业化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化进程,只依靠一些朝廷重臣和封疆大吏的个人力量推动,通过各通商口岸中的洋务派官员、中外企业家的努力缓慢开展。这种现代化的进程,既不同于以英、美、法为代表的“原发式”现代化进程,一切都凭社会自然地演进,人们并不清楚演进的最终结局。也不同于那些不受外力干扰并有强有力政府行为的“后发式”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他们既看到了样板,也看到了结局,又能吸取“原发式”的经验教训。更重要的是他们能够通过政府以适应现代化进程的制度体制,包括思想、法律、教育制度等来推进。处在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的中国看
到了现代化是必由之路,但没有“原发式”国家的环境,更没有像日本那样“后发式”国家的条件。所以,19 世
纪末20 世纪初的中国现代化,只能在外力刺激和干扰下缓慢、畸形地发展。
二
中国现代化进程虽然缓慢和畸形,但直到九一八中日战争之前,它都一直坚忍不拔地向前发展。甲午中
日战争的结局,使许多先进的中国人认识到物质器物层面上的现代化进程,已完全不可能应付中国社会的全
面危机。戊戌变法是在这一背景下发动的,它的重要意义是改变了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和理论结构,开始突
破物质与精神分离的“中体西用”的思维模式,提出既要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又要学习民主制度。应当说,这
是中国人为挽救民族危机和坚持现代化进程的一次认识上的飞跃。
1900 年八国联军侵华与《辛丑条约》的签订,使中华民族遭受了空前的损害和屈辱,它对中国现代化进程
环境、制度逐步完善的破坏,是非常严重的。但它也使清朝统治者们从“天朝大国”的迷梦中醒来,清朝统治者
为挽救中华民族,确切地说是为了挽救他们风雨飘摇中的封建统治,而开始主动改革。1901 年4 月21 日,
“督办政务处”这一推行“新政”的中枢机构的设立,标志清末“新政”的正式开始,也是中国现代化由政府行为
推进的开始。因此,它是20 世纪中国的一次全方位、多层面的社会变革,其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其广泛性与深刻性都是空前的。如在教育上废止历时1300 年的科举制:在政治上预备立宪运动的推进等等。这是清王朝以其传统的政治权威发动的一场运动,它具有改革的性质。试图在保存现有秩序的基础上,渐进地完成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它最终不能全部实施“新政”目标而被辛亥革命所打断,其原因:一是从时间上讲,已经失去发动这样一场全面深刻的改革时机(第一次机会是1793 年马戛尔尼使团来华时;第二次是洋务运动兴起时;第三次是戊戌维新时) ;二是从空间上讲,内忧外患的现实没有发动这样一场改革的环境;三是从社会基础上讲,以广大人民群众为基础的各阶层人民对清政权的信任度已降到极点;四是从统治者自身的条件上讲,与要达到的目标应具备的眼光、素质、能力相差甚远。因此,在不能对现实社会进行有效整合的情势下,发动全面社会变革,最终被一场社会革命所打断是必然的。
1911 年爆发的辛亥革命,完成了历史所赋予的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创立民主共和政体的两大任务,这对
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具有重大意义和影响。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在辛亥革命进行过程中,是以推翻清
朝统治为直接目标,也由于他们的活动始终处在一个“有纲领而无计划、有组织而无调度、有目标而无角色分
工、有理想而无现实感”的层次上进行的。因此出现“建设不足”的严重缺陷〔4〕(P22 —25) 。尽管如此,辛亥革命
两大任务的完成,使中国现代化进程由被动型转为主动型的意义是巨大的。特别是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革
命纲领,它既是辛亥革命的指导思想,也是中国第一个比较完备的现代化发展战略蓝图,它对后来的现代化进
程影响深远。辛亥革命打破了中国几千年来不断改朝换代的历史循环怪圈,确立了一种全新的社会政治制
度。革命党人没能将其绘制的蓝图和全新的制度付诸实施和不断完善,既有自身局限的原因,也有社会制约
问题。
1919 年爆发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从思想革命和文化变迁的角度看,是对辛亥革命的延伸和补课。科学与民主两大命题的提出,表明中国现代化进程开始在思想文化层面寻求现代化发展范式。这种深层次的发展,使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社会革命的指导思想而开始广泛传播,也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做了准备。此后,科学、民主这两面旗帜在引导中国现代化进程发挥的作用是巨大的。直至今天,这两面旗帜仍是我们认真思考和解决的深刻命题。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为20 世纪初的中国现代化发展奠定了基础。此后虽然出现1916 年至1928 年的军阀混战时期,但现代化进程却呈快速发展态势。1911 年末,中国本国银行只有16家,资本总额共约2155 万元。1912 年至1927 年,新创办银行达311 家,资本总额2 亿元。本国银行在与外资和中外合办银行竞争中,1925 年占到4018 %的份额〔5〕。改变了中国金融业“完全操于外国银行及钱庄手中”的局面〔6〕(P56) 。在这期间,中国的棉纺业、面粉业以及制造、化工、电力、矿业和交通运输业,都有程度不同的发展,以棉纺和面粉业发展最快。1912 年,本国仅有纱厂22 家,纱绽51 枚,1927 年增为72 家,纱绽202 万多枚〔7〕(P182 —187) 。这一时期,促成中国现代化出现较快发展势头,除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在政治、文化方面的推动作用外,还有国际市场竞争需求因素和国内社会权威真空后自由度提高等诸因素。
从1927 年直到1937 年全面抗战爆发这10 年间,国民党实行“以党治国”的政治模式。这种模式虽然没=能从根本上整合中国社会,并还最终走向反面演化成现代化进程的阻碍因素而被抛弃。但主观上推动现代化的意愿是明显的,以强力推进的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也适应后发展国家的中国国情,客观上也在不同程度上和
不同层面上推动了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在这10 年里,国民党在经济特别是在财政金融方面采取一系列变革措施,这些措施虽然潜伏着发展的危机,但也促进了经济发展。以1928 —1931 年和1914 —1919 年两个时间段的民间工业发展相比较,后4 年平均每年新设企业165 家,新投资本6360 万元,而被称为“黄金时期”的前6年中,平均每年只设63 家,新投资本1430 万元〔8〕(P435) 。这期间公路通车里程从312 万公里增长到1116 万公里,新建成铁路7895 公里。1933 到1935 年的币制改革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非常明显,使1935至1937 年的国内工商业增长高达20 %左右。扬格评论说:“现代化的内在力量和外在力量,在1935年的币制改革之后,都取得向前推动的巨大势头”。这说明在现代化各阶段特别是启动阶段,在各种非经济因素中,政治因素是起决定性作用的。
1927 到1937 年的中国现代化进程,在国民党的强力推动下是取得了一些成绩。但由于过于依赖权力,缺乏创新和活力,特别是“政府不与人民打成一片,而是宁愿站在人民之上”所以,在推进现代化的同时,也带来很深的政治和经济发展危机。与国民党依赖强力、放弃广大乡村、站在人民之上不同的另一现代化模式,在这一时期正在逐步形成。中国共产党将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结合起来,确定了新的奋斗方向,从而整合了全民族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不同个人的奋斗目标,给中国现代化进程带来希望。但由于共产党只在根据地或解放区里实行,还不能影响中国现代化的整体进程。
三
从九一八事变到1937 年全面战争爆发,艰难曲折的中国现代化进程虽然也受到影响,但还不是整体的。1937 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使中国现代化进程趋于停滞。在考察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的现代化程度,当然要涉及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但工业文明是核心因素。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对中国工业文明的
打击是深重的。
当时中国极其薄弱的工业,主要是集中在江苏、浙江、上海等东部地区。全面战争爆发后,只有少数工厂仓促内迁,上海5000 多家工厂只有152 家内迁。到1940 年,各地共内迁工厂才448 家〔14〕(P87 —88) 。在搬迁过程中由于运输困难和敌机的轰炸,很多机器沉没失落。这是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工业的有形破坏。当时蒋介石明确指示,在“平汉、粤汉线以西的地带建立新的工业中心,以中国西部作为抗战建国的大后方”〔8〕(P540) 。内迁工厂以四川、云南、贵州、湘西等地为主。全面战争前,西部川、湘、桂、陕、甘、滇、黔七省的近代工业只占全国工厂数的6102 % ,资本数的4121 % ,工人数的0179 %〔15〕(P165) ,而到抗战后期的1944 年底,上述七省工业已占国统区工厂数的88163 % ,资本数的93152 % ,工人数的85161 %〔14〕(P102) 。表面上看,东部工厂内迁给上述七省的工业发展带来机会。但我们换位思考,恰恰是这七省的显着变化说明对我们工业的破坏是深重的。
因为七省工业指数的变化并没能带动全国的发展,相反却造成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停滞。战时“主要工业品的产出从未超过战前水平的12 %。棉纱、棉布和面粉的产量分别仅占战前的513 %、818 % 和513 %”〔16〕(P647 —648) 。日本侵华对中国工业的有形破坏,还体现在它迫使中国工业丧失了通商口岸这赖以发展的基地,使其中断与世界市场的联系。这对处于非常时期的中国工业影响是深重的。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更严重的是对已形成的有利于现代化发展的社会环境的破坏。在严重民族危机的形势下,给国民党集权带来了客观需要和无可争议的合法性。在“国家至上”、“军事第一”、“力量集中”的口号下,使军事组织成为强大的政治力量,由此“巩固了国家政权机构中的官僚主义结构,使它能够利用政治强制,超经济干预的方法,加强对国民经济的控制。”超经济干预的方法集中体现是利用权力资本干预经济活动〔8〕(P529 —530) 。这种战时统制经济体制对于调动人力资源、经济资源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发挥了作用。但它是以迟滞中国现代化进程为代价的。
从九一八事变到1945 年抗战胜利,日本在14 年战争中给中国经济造成的损失和破坏在人类发展史上是罕见的。据韩启桐对抗战6 年来(1937 —1943 年) 损失的调研,“六年来,敌军陷我城市总达751 座。陷区战前原辖户口4499 万户,政区面积57811 万平方市里,耕地面积388847 万公亩。陷区半数以上地域作过战场,受灾面积约在上述面积的70 %以上。敌机空袭省区达23 省区。在上述灾区,我国所受损失,总计国币44967571000 元,约合美金13359416000 元。”对上述统计结果,韩启桐认为是“最低的数字,因为其中有许多有意无意的缺漏,致有多项损失都未计入。这组统计数字深刻地说明九一八事变后的14 年,是一部血与火的历史,是日本军国主义对华掠夺、破坏、杀戮的历史,也是中华民族的血泪史和屈辱史。这段历史对中国现代化迟滞的影响是深远的。
中国现代化进程体现了全民族的意志和利益,它具有强大的生机与活力,是任何力量也不能扼杀的,更不能将其长期迟滞。相反却激发了中国人现代化进程的强烈渴望和创造性潜力,促使人们对现有现代化模式的怀疑和否定。这种心理机制,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胜利,为中国现代化发展范式转换,造成了关键性的契机。

‘贰’ 面对满清在十九世纪所遇到的问题,你会用改革还是革命去救国解释你所选择的方法在当时会遇到什麽障碍

对康有为的学术思想、变法思想和政治活动，学者们从多个方面作深入探讨。郭汉民、吴志柳认为，康有为着《实理公法全书》，突破了以古圣先贤之论为评价尺度的经注思维方式，而以“必然之实”和“永远之实”出现的自然法则为评价一切是非的最高标准；《康子内外篇》打破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信条，实现了自身思维方式的近代变迁。思维方式的变更促使康有为以近代精神发见今文经学的实用价值，借经述以文饰其政论，着《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为变法维新提供理论基础。黄明同指出，康有为的道德思想，既继承了传统的先验道德观，又受到董仲舒的影响，强调道德的后天性，还吸收了西方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提出“人人皆可以平等自立”的新的道德准则。吴义雄指出，所谓“刘歆作伪”的观点早已有之，康有为在见到廖平之前对此已有了解，没有充足的理由认为康从廖的着作受到启发，故《新学伪经考》并非因袭《辟刘篇》。但廖平关于“孔子改制”的观点则与传统的“孔子改制论”有所不同，《孔子改制考》和《知圣篇》是有联系的。袁进指出，康有为是中国博物馆事业最早的热心倡导者和早期博物馆学理论家之一。

宋德华认为，康有为的变法指导思想可略分为必变大变速度论、君权变法论、变于下论和兴民权论，它们回答了要不要变法、按照什么基本原则和基本方式变法、变法的最终目的如何等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的问题。沈茂骏指出，康有为1879年已接触西学，但直到1888年上清帝第一书，他虽已形成变法思想，却基本没有触及学习西方的问题。1891年康创办万木草堂，“科举之学”是主要教学内容“夷务”也是七项“日课”之一。这时他形成了“中体西用”的变法思想。甲午战争期间，他已摆脱“中体西用”的羁绊，形成较全面学习西方的思想。赵春晨则指出，1897年11月德国侵占胶州湾，对康有为是一次大的震动和刺激，他的变法思想有了一个新的飞跃。对康有为在新加坡和澳门的政治活动，段云章《庚辛间康有为在新加坡活动述评》和陈树荣《康有为与澳门》分别作了详述，其中有一些过去鲜为人知的史实，如郑观应在戊戌政变后写信给澳门《知新报》创办人何穗田，转达对康有为及其家人的慰问；康有为1900年至新加坡时，总督邀其入居督署，待为上宾，但到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英国殖民当局就对康怠慢冷淡。龚云认为，“共同富裕”是康有为超越西方现代化范型、设计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的终极目的之一
洋务派在洋务运动早期采用先进生产技术，创办一批近代军事工业，在洋务运动后期为解决军事工业资金、燃料、运输等方面的困难，兴办一批民用工业。同时为适应洋务运动的需要，还举办京师同文馆、福州船政学堂等一批新式学堂，培养翻译人才、军事人才和科技人才，又选派留学生出国深造。洋务派掀起洋务运动，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但在引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培养科技人员和技术工人方面功不可没，而在客观上也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也起到一定的抵制作用。
有人说，陈独秀也有始终坚持如一的信仰，即科学—民主—社会主义；他也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他的思想也是一种社会主义。这倒不假，即使他说“法西斯蒂的帝国主义专政会普遍发展而形成历史上一整个时期”时，也认为未来世界是“无产阶级民主制以至全民民主制”的“社会主义”。可是，现在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陈独秀的社会主义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呢？是“民主社会主义”。而他的民主是超阶级的绝对民主；他的社会主义是抛弃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即通过民主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实践已经证明，在中国如果抛弃了“无产阶级专政”，在国内外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面前，这样的社会主义连一天也存在不了。陈独秀的“民主社会主义”，在中国只不过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

在客观考察陈独秀“民主观”、总结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时，有一点积极因素须给予应有的评价，即他最早从苏联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中提出分清敌我界线、防止专政到人民头上、以避免发生大量冤假错案的问题。根据中国的经验，这是一个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极端重要的问题。

总之，我们从宏观上全面客观地来评价陈独秀一生功过，不能不承认他曾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杰出人物，他在推动中国历史前进上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然而，他的错误及其给中国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也是极为严重的。这里，我们试图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评说这个复杂的历史人物，但限于水平，舛误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教。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座伟大的里程碑。辛亥革命虽然成功了，但由于种种原因，革命胜利的果实却被反动军阀所窃夺，孙中山意欲创建民主共和国家制度的革命目标和理想未能实现。有鉴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史称旧民主革命）失败的历史事实，古今中外对中国近代史和孙中山的史说、史论，在关乎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原因的分析上，必然会涉及对孙中山是非功过的评价。

在浩翰丰富的孙中山史论、史说、史作（指文学、影视艺术创作）各类文章作品中，对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的历史要义和伟大功绩，人们总的评价都是一致的；但在涉及整个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失败的具体史实时，由于人们所持的视角和论旨的不尽相同，却出现了种种歧义。例如，小而化之，有人将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说成是导致革命失败的重大失误和主要原因；大而化之，有人将孙中山缺乏依靠工农大众作为革命主力军的指导思想、缺乏先进的建党理论、缺乏正确的建军路线认作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等等。笔者以为，若从孤立的视角或者单纯的逻辑去分析，这样的论点和说法都顺理成章，似乎并无不当；但若将孙中山领导民主革命的实践放到当年当时的历史大范围和社会大环境中去观照，这样的论点和说法就失去客观性和准确性了。

一·让位于袁世凯是孙中山的历史大功绩

1911年的武昌起义，实际上是革命党人策动清庭驻汉新军举行的一次武装暴动。武装起义的胜利震惊全国，南方各省军政要员在革命党人影响下纷纷宣告独立，促进了革命形势迅猛发展，满清统治岌岌可危。1912年元旦，孙中山从日本回国，在各省代表的拥戴下于南京就职临时大总统，临时政府宣告成立，建立起全新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敲响了统治旧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的丧钟，辛亥革命成功了。但当此时，腐朽没落的满清皇朝仍在北京苟延残喘，大军阀袁世凯任清朝庭总理大臣要职，手握军政大权，威胁革命政权的生存。时隔不久，就发生了南北对话，在袁世凯公开答应“逼清帝退位”和“绝对赞成共和”的条件下，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之职，让位于袁世凯，致使辛亥革命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窃夺。

如若从孤立的视角单纯地看待这一史实事件，确实，孙中山之让位于袁世凯，是导致袁世凯窃国、革命政权旁落、共和制度倒退的起始成因，有些史论、史说由此引申出“孙中山一大失误”的评价，似乎顺理成章。然而，笔者认为，如果将此事件放在当时清末民初的历史大范围和社会大环境中考察，却自然而然地得出截然相反的评价——孙中山之让位于袁，不仅不是失误或局限性，相反，是促成清帝退位和推翻封建专制制度，促使民主共和旗帜飘扬和革命思潮深入民心的一大历史功绩。

请看当时整个中国的历史大范围和社会大环境：袁世凯身为清庭鹰犬，手握北洋军重兵，背靠帝国主义列强的财政支持，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皆势雄力厚，武昌失守不久，便派兵南下攻占汉阳，在英国领事策划下，与独立各省代表谈判，以“拥袁当政”为条件达成停战协议，然后通电南京，以派兵镇压要挟临时政府；而当时武昌起义的成功，虽为黄兴等革命党人组织策划，却只是对武汉守军的一次策反，南方各省的独立之举更是一时的革命影响所致，并无明确的革命目标，即便孙中山领导的临时政府正式成立，也因缺少统一指挥的军事力量，加之财政窘迫和革命阵营混杂的立宪派、旧官僚的内讧捣乱，其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都势单力薄，无法与袁世凯相抗衡。在此情势之下，假如孙中山硬着头皮抗袁，在南京一隅坚守临时大总统职位，维持民主共和新政，那也是以卵击石暂延时日，必遭袁军弹压，不仅可能导致革命政权崩溃坍塌、革命阵营土崩瓦解的不良后果，而且可能造成清庭傀儡长存、共和制度消失的可悲结局。正是伟哉孙中山，站在国情大势之高度，从民主革命之大局出发，利用袁世凯伪装“赞成共和”的姿态，以革命者的博大胸怀辞让大总统职位，先迫使袁签下谈判之约，实践逼清帝退位，继之又迫使袁在议会公开接受《临时约法》，不得不在表面上履行共和政制；唯其如此，才用一个“让位于袁”换取彻底推翻封建帝制和共和大潮有进无退的巨大成功，不仅为继续革命保存了革命党的有生力量，而且为民主共和思潮广泛深入民心开辟了道路，这正是孙中山审时度势为民主革命继续发展作出的一大正确决策和历史贡献。其让位之后的历史事实表明，袁世凯当上大总统后，虽然篡权窃国野心得逞，一朝权势倾国，不仅实施假共和真独裁，甚至明目张胆地策划登基称帝，然而，随着其反革命复辟面目的大暴露，孙中山借机领导了护法运动和二次革命，全国各地讨袁呼声汹涌澎湃，加上北洋军阀内部的矛盾激化，大权独揽的袁世凯也仅仅做了八十三天皇帝梦，便宣布“废除帝制”一命鸣呼了；这便是孙中山“让位于袁”之决策正确和成功的历史明证。

二·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失败并非领袖 局限性造成

华夏中国的历史与世界其他国度或地区历史之显着不同之处，是代表地主阶级统治的封建皇朝专制制度一直绵延二千多年。在这漫长的封建皇朝历史上，虽多次爆发过被压迫阶级的农民反抗战争，但不是以起义失败告终便是以改朝换代为结局，始终不能撼动其皇帝独裁专制制度的根基；另外，虽也发生过几次旧封建知识分子从朝庭内部掀起的变法运动，希图进行封建制度的改革，但也总以变法失败或旧制度复辟告终，更难动摇封建专制制度的传统。到了清朝末年，随着封建制度的腐朽末落，加之帝国主义列强的大肆入侵和资本主义文化的“西风渐进”，催发了中国资产阶级的萌芽，一批具有新潮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走出国门渡洋求学，带来了欧美日资本主义的思想意识，一场轰轰烈烈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势必爆发，而发动和领导这场革命的历史巨人正是孙中山。

孙中山与历代反抗封建皇朝的农民起义英雄和同代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人物之显着不同之处在于：一是通过他方式独到的认真学习和深入思考，将欧美资本主义制度之精华与中国落后封建专制制度之国情相结合，从“以民为本” 的宗旨出发，不仅提出了“三民主义”基础学说，同时还就改造落后旧中国的伟大目标，从国体、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诸方面作出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纲领、设想和规划，形成了系统化的革命理论；二是他自发动和组织革命伊始，终其一生，在领导整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历程中，始终不渝地坚持彻底的反封建立场和坚定的革命方向，面对满清朝庭的通揖、反动军阀的围攻、帝国列强的威逼、维新保皇派的论战、阵营内部的叛乱、同党战友的分歧，在极其艰难充满风险的环境中，几番组织和改造革命政党，多次发动武装起义，“愈挫愈奋，再接再励”，不屈不挠，战斗不息；三是他始终坚守“一心为公” 的崇高精神境界，从建立兴中会、同盟会，发动广州、惠州、黄花岗等十次武装起义，到领导辛亥革命、建立临时政府、举行二次革命，到组织和改造国民党、组建黄埔军校、实施国共合作，直至积劳成疾英年早逝，抛却个人名利，彰显博大胸怀，大公无私，一生操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孙中山的理论学说、立场信念和品德情操，可说是独秀一枝前无古人。如若当时之中国，能够依持他的的理论学说、目标纲领和指挥路线付之实施，他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势将取得胜利，应当是无疑义的；然而，苹命的实践正好与之相反，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却一直障碍重重，举步维艰，屡战屡败，无力回天，最终半途而废，让黑暗的旧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落后境地，这究竟是为什么呢？这一正反落差强烈的史实，成了古今中外孙中山历史研究领域绕不开去的重大课题。

在丰富多彩的孙中山历史研究的文章作品中间，有一种史说或史论，在评说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的命题时，将主要原因归结为孙中山及革命党领导人物“缺乏阶级分析的理论基础，没有依靠工农大众作为革命主力军；缺乏先进的建党路线，没有用远大理想武装革命党人的头脑；缺乏正确的建军路线，没有建立起一支统一指挥的革命军队”之历史局限性。是的，如若撇开孙中山所处时代的历史大范围和社会大环境，用后代人的视角去俯视前代人的史实，此类评说似乎理正言顺无可挑剔；然而，须知，时处清末民初，马列主义未入国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种子尚未入土发芽，孙中山远渡重洋游历英、美、日本诸国，接受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思想的教化，他所从事和领导的革命事业只能归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后人所持有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与孙中山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学说不可相提并论，共产党领导的“推翻三座大山”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经验与孙中山领导的“起共和而终帝制” 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实践无法同日而语。于是乎，这种以后人的成功去衡量前人的失败、以今人的觉悟去审视古人的意识所得出的所谓“孙中山的历史局限性”，成了空中楼阁式的高谈阔论，失去了历史的客观性和公正性；何况，伟哉孙中山，到了晚年，从军阀割据残民误国、帝国主义侵略有进无退、武装起义屡遭失利、共和大业日暮途穷的逆境中反思自省脱身而出，慷慨接受马列主义与无产阶级运动新潮思想的洗涤，重新解释旧三民主义，改组国民党，主张国共合作，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建立黄埔军校，重新培育革命队伍，在思想上完成了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者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者的转变，如果不是英年早逝，他未必不能成为毛泽东式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这便是“历史局限性”一说并不恰当的历史明证。

诚然，实事求是地分析，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孙中山是人不是神，他的理论学说并非十全十美，他的行为实践也非完美无缺。譬如，他对当时旧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状态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特点尚缺乏深入的研究，他对袁世凯、段琪瑞、陈炯明、蒋介石一类新旧军阀的两面派面目有失洞察，他对革命党内部严重的矛盾分歧团结乏力，他对建立革命军事力量的认识跚跚来迟等等，都是他个人思想行为的局限性。但是，与当时旧中国的历史大范围和社会大环境的客观现实相比照，他个人的这些局限性皆属局部性的和微不足道的失误，无碍于整个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方向大局和历史轨迹，更无损于他创立革命学说、领导革命运动和开创历史新篇的光辉形象。

三·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失败的三大客观因素

那么，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究竟为什么失败了呢？如若从孙中山所处时代的历史大范围和社会大环境中去观照他的革命实践，就会自然而然地寻觅到一些比较客观的、准确的结论。

首先，孙中山所处的时代，呈现出的是国弱家贫、民怨沸腾、外敌入侵、国门初开、封建皇朝专制制度根基动摇的时代特征。然而，腐朽没落的满清朝庭的统治虽然苟延残喘，但绵延二千多年的封建皇朝根基尚在，让它退出历史舞台决非易事；而且，封建大军阀袁世凯手持重兵装备精良，背靠帝国主义列强的财政和军事支持，成了孙中山和革命党人难以逾越的障碍；即便是清庭鞭长莫及的南方诸省，也是诸候称王军阀割据，致使革命党人散兵游勇式的武装起义难成大气候。力量对比过于悬殊，这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的一大客观因素。

其次，漫长的封建专制统治造成中国社会民众物质上的赤贫和苦难，绵延千年的封建旧礼教、旧意识、旧文化、旧风俗更造成国民思想上的落后和精神上的愚昧。随着帝国主义外敌的入侵和思想文化上的“西风渐进”，虽然促使部分激进知识分子或则研读洋书、或则出洋考察，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文化和科学技术中求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但极大多数人带来的是无关大局的“君主立宪”改良方案或半生不熟的“共和主张”；而广大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劳苦民众则背负着根基深厚的旧封建意识，低头求生抬头看天，难与“西风”为伴；因此，高处不胜寒，孙中山独树一帜的“反封建、倡民主、建共和”的先进革命思想，不仅需要面对清朝庭的镇压、旧官僚的声讨、复古派的挤兑、改良派的论战、立宪派的诘难，同时还需面对社会大众的无动于衷和革命党内部的分歧纠纷，陷于孤掌难鸣的险恶境地。强烈的政见落差和冥顽的思想障碍，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的另一大客观因素。

再次，世界历史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所以取得胜利并不断巩固发展，是得益于十六、十七世纪西方各国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和兴旺，尤其是得益于十八世纪成功的工业革命驱使科学技术的进步，带动了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新兴的经济基础造就了新兴的不断壮大的资产阶级，为资产阶级的革命准备了基础条件和生存土壤，因此，资产阶级的新兴军事力量打垮封建贵族的没落势力、资本主义新兴的民主共和制度代替封建贵族旧式的独裁专制制度，就如大浪淘沙水到渠成，必胜无疑。然而，在我们中国，漫长的封建专制统治不仅表现为制度上的残暴、政治上的顽劣、经济上的落后和文化上的凝固，长时期的闭关锁国和夜郎自大更形成了生产力的凋败和科学技术上的滞后，直至十九世纪末叶，华夏大地上尚未出现西方式的工业革命；随着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和对外通商口岸的打开，虽然出现了民族工商业的幼芽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队伍，但民族工商业发展的迟缓决定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稚嫩和软弱，而国家经济的命脉仍然掌握在封建官僚、军阀和买办资本家之手，纵观清末民初的中国，实际上并未产生真正意义上之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和资产阶级阶级力量，资产阶级的革命先天就缺乏阶级的基础和生存的土壤；缘于此，革命先驱孙中山虽然创立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理论学说、制订了资本主义的共和制度和目标纲领，但这些理论学说和目标纲领却疏离了当时中国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实质，犹如无源之水无根之木，软弱的民族资产阶级难以担当起革命主力军之重任，致使孙中山在革命实践中既无深厚的阶级力量的积极参与，又无强大的革命后盾的财政支持，只能依靠革命党人一时一地的零星起义和孤身奋战，要想从掌握政治、经济、军事命脉的皇朝余孽、反动军阀和帝国主义外侵势力手里夺取国家政权，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新制度，无疑是勉为其难无法实现的了。缺乏资产阶级的阶级力量和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这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的第三大客观因素，而且是关键性的致命因素。

综上所述，孙中山所处时代中国历史大范围和社会大环境所存在的三大客观因素表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失败，是历史的安排、时代的局限和国情的制约，决非孙中山个人的思想行动所能左右；同理，中国近代史上这场旧民主主义革命虽然失败了，但正是这场轰轰烈烈和正义悲壮的革命，为其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作出了演示、提供了经验、准备了条件。故而，中国之所以能够从黑暗走向光明、从落后走向先进，孙中山不仅是革命的先行者，而且是创造历史的第一功臣，这也是历史的不争事实。

‘叁’ 为什么中国的封建社会（1840年以前）反复折腾，总是跳不出怪圈。

任何政权都是跳不出的。
一个 政权从建立到衰败有其内在规律，这个周期性就是：建立建设——矛盾积累——社会改良——矛盾爆发——衰败垮台。如此周而复始，循环往复。想当初，国家刚成立，领导人和各级官员都是从战火中走出来，正如黄老先生据说的：“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所以能够虚心听取各方面人士意见，官员大都能够廉洁自律，政权能够得到不断巩固和发展，这就是周期率的第一阶段；当社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由于执政者决策的失误或其他非决策灾害，导致社会矛盾不断积累而加剧，这就到了周期率的矛盾积累阶段；当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由量变到质变。如果执政者不进行政策调整或改良以解决矛盾，任其发展就会直接发展到第四阶段甚至第五阶段导致政权垮台。邓小平先生，就是在中国国内矛盾十分突出的情况下，调整基本国策的，把“以阶=段=斗=争为纲”的基本国策转变到“改革开放”政策上来，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经过三十年的经济发展，国家繁荣富强，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极大提高，使中国共产党政权得已进一步巩固而延续，这就是周期率的社会改良阶段。随着国民财力的积累，财富的增加，当年前辈的“艰苦奋斗、清正廉明”的精神在执政者当中逐渐消退，加之政=权运作不够透明，政府缺乏有效监督，决策不够民=主，导致官员腐=败情况十分严重，风气已经养成，想刹都刹不住。就如黄老先生说的：“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这种情况已经或正在出现，当今政权如果不注意加强民-主=政治建设，不进一步进行改良也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的话，可能也不能跳出这一历史怪圈。

‘肆’ 你认为中国古代朝代更替的怪圈该如何打破

我觉得考虑这个问题要从朝代更替的本质去看。首先要明确一点，不论什么时候人们才是国家最根本的主人，古代君王的权力都是人民让度给他的，朝代的更替的本质是由于君王不能正确地行驶权利，所以人们要进行变革。而在古代的君主专制下，人民只能采用以暴力手段更换执政者（即国家更替）的方式来实现这种变革。而现在我们的政体是建立在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根本政治制度的基础上的民主政治，我们可以不通过颠覆性的暴力手段来保持权力的正确行驶。其实文革的平息就是一个最好的实例，我想文革如果发生在古代，或许就又是一次乱世的开端（或许没这么严重）。但我想这足以证明新中国政体的先进性，说明其有很强的弹性，并且会通过一种不以国家更替形式存在的柔性变革来调整政治上出现的问题。所以我认为新中国被颠覆的可能性很小，除非被其他国家灭亡（不过这种事情从来不会在中国身上发生）。所以总的来说，我认为几乎不可能。

‘伍’ 中国历朝陷入兴废的怪圈根本原因是什么

我觉得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权力的“世袭制”。

为什么“世袭制”是历代陷入兴亡怪圈的根本原因？

三个例子

唐朝末年，黄超屡试不爽，升迁之路受阻。最后，他领导了农民起义。

基层皇帝朱元璋正式趁元末农民战争之机，完成了他的晋升之路。他当上了皇帝，建立了明朝的政权。然而，他的后代仍然没有吸取教训，最终失去了自己的国家和种子。

从几千年的历史教训来看，历代历代都是在前期吸取了教训，但从来没有到末期。

事实上，由于财产的继承，老百姓也有三代不能富的观点。

综上所述，权力“世袭制”是历代盛衰恶性循环的症结所在。只要能者胜于平庸，人才不埋没，这个怪圈自然会被打破。

‘陆’ 中国朝代为啥跳不出历史的怪圈

因为中国古代的朝代都没有办法解决土地兼并的问题，朝代刚刚成立之初，你以为经过战乱人口稀少，平民也能获得足以养活家小的土地。但随着朝代的发展，人口逐渐增多，土地兼并越发严重，普通老百姓手中没有了土地，自然就要造反，不然就活不下去了。然后经过一番战乱人口再次减少，新建立的朝代又可以向平民百姓均地

‘柒’ 如何跳出历史的怪圈

历史发展规律,如果你是权贵 你还是会从历史中学习,这样就会不断形成回圈.

‘捌’ 简述中国历史怪圈的形成,原因和过程

中国古代的王朝循环曾引起很多人的研究兴趣，为什么自秦汉以后，中国历史便轮回往
返，一次次治乱反复而几无穷已？史家的解释是多种多样的，有人说来源于中国的大一
统文化传统、文化上缺乏弹性；有人说是因为外族的武力威胁，“游牧民—定居者”的
生存竞争一次次使中国王朝死而复生、生而复死；有人说这乃肇于中国传统的等级制统
治模式，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经常性冲突使每一代王朝都不可能长治久安。无疑，
所有的说法都有其道理，都能解释部分甚至很多事实，但本文则侧重于经济角度，从经
济层面看，王朝的循环又该如何解释？本文想要强调的是：每一王朝在其后期形成的强
大既得利益阶层给国家税收带来的巨额损失，在掏空了国家的公共财政的同时也摧毁了
王朝的统治大厦。这一既得利益阶层与国家公共财政之间的紧张，是传统中国社会的基
本问题，其影响极其深远。

1、自耕农递减律与公共财政的短缺循环

从经济上来找原因，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的理解尤其值得注意，他认为中
国古代王朝循环、帝国走不出由盛到衰周期律的根本原因，乃在于经济管理的循环，
“每个王朝在它建立约 100年后都开始面临财政上的种种困难”（斯塔夫里阿诺斯，
P294），而公共财政的崩溃，又直接导致帝国的灭亡。

历史在历史学家的笔下，是轻滑而明快的，一两句提纲契领、富于概括的话语，就
把一个又一个王朝的兴衰成败，尽数罗入了其中。但历史作为一种过程，却绝没有这般
从容平淡，欢乐和幸福是怎么产生的，悲伤和苦痛又是如何生长的，牵涉到具体而微的
人和事，一切过往烟云都将浸透着迷茫和不确定，尤其对于今天站在与往日不同时间维
度观察着历史的人，联系古与今、中与外，我们因观察历史所引出的联想，就特别地有
一些不轻松。帝国的循环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历史如何诡谲地而不动声色地将前朝后世
一起串联？而过去又能给未来提供什么样的可能性？我们应该好好对历史发问。

王朝的循环、帝国的衰落，一般而言是一种综合性的结果，政治、经济、文化等等
全面凋零，统治秩序就将难以为继。但任何文明毕竟都是建筑在物质上，王朝的循环因
此如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说，显着表现为一种经济过程。但这种经济过程又和一种文明的
政治、文化和社会过程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相互之间互为因果，经济过程里有社会政治
机理作用的存在，而随社会政治机理生发的某种经济过程，反过来又会强化某种政治机
理，并产生某种社会结果。

还是从公共财政的匮乏说起，这是每个王朝到其晚期之后的必发之症。而公共财政
为什么会发生短缺？把自然的因素排除在外，我们先来看一看因人为因素所造成的一些
景象。检索一下历代王朝在其晚期经济上所出现的征侯，不难发现，以下几点是共通的
：

税收大量短缺。每个王朝在其建立之初，都曾有过一段时间的安宁和繁荣，如汉朝
有“文景之治”“光武中兴”，唐朝有“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清朝有“康乾盛
世”，宋明两代也曾有过休养生息、政治清明、国家财政充裕、人民生活安康的和谐局
面。但好景不般都不长久，每一朝代在前几任皇帝之后，由于缺乏有效的货币制度和商
业法律，税收无论是提取量还是在其现有制度维护上，都开始遇到许多困难，以至到王
朝后期，都面临开支超过税收的困难局面。

自耕农剧减。中国历代王朝更换的基本动力，是农民起义。农民起义所呼唤的平均
地权思想，对每一代王朝都有震撼力，也因为此，每一代王朝在建制伊始，都通过打倒
原有大地产拥有者、重新分配土地，使“耕者有其田”，土地基本能够按照人口来平
均。平均土地的结果，是在国家形成自耕农阶层，这一阶层占据着农民的大多数。然
而，这同样是暂时的，随着休养生息阶段的过去，赋税增加，自耕农逐渐承担不起生存
的压力，不得不将自己的土地让给大地主，而自己则沦为佃农。这一过程通常时间都不
长，到帝国后期，慢慢就形成佃农和农奴占据着农民的多数、而自耕农逐渐沦为少数的
境地。

土地严重集中。平均地权只是每一王朝初始时的景观，由于缺乏相应的商业和货币
体系作支撑和法律的制度性约束，帝国的财富总是按照马太律穷者越穷、富者越富，而
在农业社会中，财富的主要标志就是土地占有量，那些与政治权力相勾结的大地主，在
经历几代皇帝之后，一般很快就通过对自耕农的高利货盘剥而积累起大量的地产，相
反，自耕农阶层在日益加重的徭役赋税和无法偿还的高利货的双重压迫下，逐渐失去自
己的土地主权而成为大地主的附庸，乃至到帝国后期，国家的大部分土地是被占人口绝
对少数的土地主所瓜分。

以上三点实际上是递近关联的，土地集中必然造成自耕农减少，而自耕农减少必然
导致税收不畅和公共财政匮乏。在三者之间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自耕农的减少，翻一翻二
千年帝制史，不难发现，自耕农递减业已成为伴随历代王朝由盛转衰过程的铁律。自耕
农递减为什么必然导致王朝的税收财政短缺？这与传统中国是农业社会的经济现实有
关。农业社会政府和人民的主要经济来源，只能是土地，而农业社会的人口多数，则为
农民。正常情况下，王朝的税收是由农民所负担，假如土地不曾集中、自耕农占据农民
的主要，帝国的税收一般不会发生大的短缺，特别是在政府实行人头税制度的情况下，
国家通常能够保持收支平衡。但这其实往往只是“理想类型”，由于没有实现“数目字
管理”，帝国的税收一方面不通畅、难以保证所有的税收都能落实，另一方面也难以对
与政治权力有纠葛的土地权贵进行管理，尤其是自耕农不堪遥役重负、丧失地权、土地
集中时，散布各地、自给自足、各成整体的农业经济，在大地主的庇护下，经常会使政
府的税收制度失灵，即使采用按土地田亩征税的方式（如唐朝的“均田制”一度所做的
那样），亦无法阻挡这种趋势。

在传统中国社会，自耕农在人口中的比重大小，事实上已成为衡量社会经济生活运
转是否良好的一个试金石。但自耕农递减律却毫不例外地贯彻了每一王朝的盛衰成败，
原因在哪里呢？这当然与传统中国社会农业经济的单一化（缺乏商业和市场机制）密切
关联，也与政治体制缺乏弹性有关。应当说并不是每一代君王都昏聩无能，相反我们发
现，不少最高统治者都看到了存在于中国社会中的基本问题，而且历代王朝都有皇帝曾
致力于予以解决，但囿于农业社会的政治经济现实，所有的努力最终都毫不例外归于了
失败。与自耕农递减速律和公共财政短缺循环相对应，我们在统治者身上也观察到一种
国家治理模式的循环，那就是每一代王朝在其开始时都曾花大力气着手舒解土地问题，
力图土地平均，防止土地集中，大力保持自耕农在人口结构中的主体位置。最为显眼的
是明太祖朱元璋，明帝国的大厦刚刚建起，如后来的毛泽东大打“地、富、反、坏、
右”一样，洪武皇帝即“连兴大狱，打击官僚、缙绅、地方等高级人士，从朝廷内的高
级官员直到民间的殷实富户，株连极广。据有的历史学家估计，因之丧生者有逾十万。
没收了案犯的家产并把其中的土地重新分配，加上建国以来大批的移民屯田开荒，就使
全国成了一个以自耕农为基础的农业社会。”（黄仁宇，P150）不仅如此，为防止当时
全国仍保有700亩以上地产的14341户地主家产不致无限扩大，朱元璋则给他们加之以很
多额外的服役义务，“这种服役名目繁多，而且按累进税的原则分派，即家室愈是殷
富，其负担也愈是繁重。比如各地驿站所需的马匹、船轿和饮食，完全出自大户供给，
一年中的供应量又没有限额，旅行的官员越多，他们的负担也越重。”（黄仁宇，
151）也因为这样的土地政策，每一代王朝在其初始，自耕农都占据着全国人口的大多
数，帝国的税收也因为人口和土地的增长而有一时的充实。

尽管几乎每一代王朝在其开始都曾对土地平均和保持自耕农数目作出过努力，但后
来的结果，却仍然是土地集中、自耕农锐减速、公共财政缺失，如此不断循环。这正是
制度学派经济学家张五常所说的“三种社会体制”中的按社会等级排序的社会所表现出
来的典型特征，政治经济体制的缺乏开放性，使一种表面上看起来有利于国有利于民的
经济政策，也维持不能长久。仍以明朝为例，虽然明太祖朱元璋一时落实了土地问题，
但后来情况又如何呢，仍不可避免落入了历史的循环。所以尽管在明帝国岌岌可危时出
了一个大清官海瑞，但黄仁宇却非常精当地指出来了：海瑞想恢复先祖遗训的努力命中
注定是一个悲剧，他所不能领会的是，帝国的这一套经济政治系统从其发端就有问题。
明初之时的土地政策之所以能够维持，完全是靠洪武皇帝的个人魅力，而魅力的丧失也
将意味这种经济安排的失效。但第一代皇帝朱元璋去世后，你叫后世的皇帝们到哪里去
寻找类于开国皇帝的权威呢？他们的权力只是来自传统，而传统型统治理所当然意味着
对往日时事的臣服，其中包括对制定和解释这些传统的具体的人的臣服。皇帝的威权因
此已不具有绝对性，先王的老臣、现世的官僚集团，都有可能对上发难。当后世皇帝们
的统治合法性大为减弱的时候，维系在魅力型统治上的经济安排，因此再无继续有效维
护的可能。

在一个以土地为主要经济来源的封闭性农业社会，国家的安宁和稳定密切依赖于土
地平均，只有这样才能维持一支强大的自耕农队伍，国家的税收才能有所依靠。但等级
制的政治体制（这是农业社会的悖论：要维持一个庞大帝国的统治，只能采用等级制）
又注定不能将平均地权的经济安排贯彻始终。在税收锐减、国家公共财政空虚的情况下
帝国将面临什么样的结局？历史学家早有有结论：维系着帝国统治的两大力量——官僚
体系和军队，将因为缺乏财政上的支撑而无法维持，帝国因此首先从自身体制上瓦解；
而内部不堪忍受剥削的农民在则也联合起来，为自身生存而举起义旗，这时往往又有外
族趁王朝内部的动乱而以武力来犯。在内忧外患夹击下，帝国只好分崩离析。

2、另一种私有化，另一种结局

自耕农数目下降导致每一王朝在其后期都面临财政上的困难，但公共财政的匮缺并
不表示国家财富总量的减少，相反我们倒还可以发现出另外的事实，比如唐朝，虽然其
统治者并未象明朝一样严格地平均地权，而是在不剥夺大家族所占土地的现状下，通过
其他途径开辟新土地并赠予自由农民，这种“均田制”措施曾一度中止了半封建的大地
产的增长，同时增加了国家税收，也加强了唐初时的统治。但每一王朝在其建立上百年
后都无可幸免支大于收、财政上捉襟见肘，即使在国家财富总量增加的情况下也是如
此。是谁使得自耕农锐减并掏空了帝国的公共财政？

问题出在历代王朝的土地私有上。

我们一直习惯于认为，中国社会向来不存在私有制问题，上下五千年，各个朝代都
在压制着私有化。如果说这是与近现代西欧明确产权制度的一种对照，也不能说这种说
法全无道理，与受法律保护权利和税收义务制约的私有产权制度，在中国从未有效生
长。但若以“全豹”来否决“一斑”、认为中国社会只有政府对经济资源的无度控制而
无私人对财产的大量占有，这却与历史曾有过的现实不符。中国古代大地主和豪强的土
地兼并，事实上也是制造了一种土地上的私有。虽然这种私有并没有近现代意义上的严
格法律保障，但土地拥有者的地契和通过与统治者共谋而获得的政治权力，一般都使土
地私有的状况能够保持下去，避免政治权力的侵扰。但中国以往社会存在的问题，也正
在这里。土地在大地主和豪强那里的集中并且私有，若有健全的财政税收制度保证拥有
大地产者亦交纳相应的税银，则土地私有尚不致对国家和社会造成大的危害，然而，传
统中国社会政治制度的不合理所在，正是产权拥有者所亨权利与应尽义务的极端不平
衡，一方面，帝国的统治不是建立在技术上，类于黄仁宇先生所说的“高层机构”和
“低层机构”，向为中国社会所缺乏，帝国的税收因此只能大而化之，无法精确定量，
这使大地产拥有者有了逃税的可乘之机；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大地产拥有者一般
都是特权的享有者，传统中国社会的统治，本身就建筑于官僚阶级与地方乡绅豪强的合
作，大地主利用其对政府的影响力，可以有效免去大量本来要交的税务。套用现代一点
的话来说，传统中国社会里的大地产拥有者作为既得利益阶层，才真正亨有着“轻瑶薄
赋”，这种财产占有权与应尽义务的分离，导致了公共财政的匮乏，也成为中国历史王
朝兴衰荣落的基本成因。

土地事实上的私有，必然的结果，是政治权力施用于土地占有，进一步加强土地私
有的强度。在土地作为社会的主要财富的背景下，政治资源的施用所能谋取的经济利
益，最多最频繁的当然只会是土地。土地的集中造就一批既得利益阶层，这个阶层的惯
常模式，就是官僚+地产。它与传统中国社会的家庭和家族观念有很大关联。隋唐以后
所实行的科举制度，表面上看是在中国社会创造了“机会均等”，为贫家子弟进入士绅
阶层打开了方便之门，实则不然，一句“三代出一个贵族”的习语道破了科举入仕的秘
密：没有足够的财力作为多年学习和准备的根基，甭提参加科举考试、就是读书向学的
可能性也不会存在。所以能够中举的，大多必有家庭和家族的财力在背后作着支撑，而
中举入弟，政治权力则自然向经济权力的方向回流，为家庭和家族的财富与地位跃升提
供便利。官僚和地产因此这样结合在一起。这虽然没有囊括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相勾结
的所有类型，但却最明显、明通俗、最普遍的一类，各朝情况都大略如此。仍以明朝为
例，明朝的官员退休以后，告老还张即成为乡绅，但按政府规定，仍享有着与在位时相
近的各种政治经济优待（在这方面我们又一次感受到历史与现实的惊人相似），这本身
就意味着他们在占有社会财富上比之一般人站在了更高的位势，还不仅如此，他们还以
乡谊、年谊、姻谊等等作为纽带，与其他直接和不直接掌握政治权力的权贵者保持着千
丝万缕联系，因是之故，将既得政治资源转化为经济资源，对他们来说就极其自然和顺
当，比如曾作过文渊阁大学士的徐阶，退休回南直隶之后，家庭成员多达几千，通过放
高利贷等各种手段所占有的地产，据说便有40万亩。（黄仁宇，P146）权和钱自古相
通。明朝的官员通过截留“火耗”，收取“常例”，一般都能积累起一定的资产，这些
资产或可直接用来购买土地，或可通过放高利贷豪夺土地。官员有位在职时积累金钱财
富，退休后将金钱转化为土地成为土地贵族，之如此类在各朝各代皆为常识。一代王朝
开国时打倒一批乡绅豪强，但“野火吹不尽，春风吹又生”，经过新一轮政治权力的重
构，经济资源在王朝建立几十年后亦将重新依旧安排。明朝到万历年间，一个新的土地
贵族便早就已产生了，“当年送达御前以备乙览的14000多家富户，已经为新的富户所
代替。这些新兴的富户，绝大多数属于官僚、士绅或在学生员而得以享受‘优免’，不
再承担‘役’的责任。政府中的吏员，也越来越多地获得了上下其手的机会。因为全国
的现金和实物不是总收集发，财政制度无从以严密的会计制度加以考察，从罅隙中漏出
来的钱物就落于这些人的手里。”（黄仁于P153）

类似的现象和过程，在各代都能发现。再如唐朝，唐朝开国时实行“均田制”，但
实际上一开始的“均田”就不彻底，对前朝形成的拥有巨大的、自给自足的、免税的地
方家族大地产，并没有予以剥夺，而是开辟其他途径如开垦战争期间被荒废的土地的方
式公给农民以土地，而且国家税收是由广大小农所承担，拥有政治权力的大地主则不需
要交税。最后一个王朝清朝更是如此，“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即是一个生动的写
照。

至此我们看到，在历代王朝后期，围绕赋税全体臣民实际上分成了两类：一类是掌
握政治经济权力的既得利益者，即土地贵族，他们不必交税或少交税，并且通过高利贷
等方式对农民进行盘剥；另一类是农民（自耕农、佃农、农奴），他们在承担政府的税
务的同时，还承受着土地贵族的剥削。贫和富的这样分野，已经告诉人们帝国的财富究
竟流入了何处，并且社会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分化。这种分化实际上提示了阶级分析在
传统中国社会的现实针对性。人口居于少数的既得利益者和人口居于绝对多数的受剥削
者的存在，又会产生何种社会后果？

经济问题归根到底是利益问题。利益问题主要又在于两方面：一是生产，即财富的
创造；一是分配，即财富的使用。这两方面相互支配，其中之一发生故障，都会对另一
者产生负面影响，而且常常会产生一定的社会后果。排他性既得利益阶层的出现、利益
分配上的不公（不等于不平均），恰恰是引发社会危机的导火索，当然，如果此时在财
富的生产上有所突破，尽管分配不公、但即使是贫弱者亦能享有一汤羹时，就如唐朝一
度所做的那样，社会危机也许也有一时缓解的可能。但在一定的时间内，土地资源毕竟
是有限度的，一方的多得必然要以另一方的多失作为前提。而从遥远的古代至20世纪上
半叶，传统中国社会的绝大部分经济和财政来源，都来自土地，一般小民的经济来源，
也非常单一，失去了土地就只能依附于人，再无其他获取生活资料的机会。贫和富的对
立因此并不仅仅表现为财富占有量多寡的对立，而更多表现为谋取财富机会有无的对
立，单纯的贫富不均在一般情况下还并不是最紧要的问题，但在贫富不均的同时假如致
富的机会亦不均等，弱势都实际上已被逼入了无路可走、无希望可觅的艰难境地，起可
反抗“为富不仁”便顺其自然。传统中国社会也因之呈现出动乱循环。

‘玖’ 三百年灭亡的怪圈，在封建王朝千年的历史中为何逃不过

自秦以后，国号超过三百年的只有"汉"和"宋"，然而"汉"被王莽中间给一刀切了，东西两汉是两回事。唯有宋的319年是整体的，虽然北宋与南宋交替有些混乱且南宋偏安一隅，但还是一辈传一辈，没有中断。但是宋朝向金，辽称臣，算不上大一统王朝。

唐朝有289年历史，近300年，当时恰好是一个小型温暖期，再加上和汉朝一样的陆路地理大发现，大量外来作物引入，促进农业发展和人口增长。其后期衰落很大程度上是上述红利引发的后遗症，一是气候变化，二是移民压力，再加上前期的好运气养成的奢靡之风，崩的十分彻底。

总之，一、思维固化，不愿接受新的东西；二、思想僵化，不愿改革与时俱进；三、自私自利，当权者眼里只有自己的荣华富贵，没有百姓的苦痛；四、礼教束缚，列祖列宗定的规矩等不敢违背，否则就是不孝，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一套害死人。以上四种是自秦以来各王朝国祚不过三百年的原因。

‘拾’ 封建王朝兴亡的怪圈，为什么我国5000年都没有打破

前2070年大禹建立夏朝，我国开始出现国家，到战国时期，随着农业革命的推进，我国逐渐过渡到封建社会。至前221年，秦始皇建立秦朝，我国完全进入封建社会！

有意思的是，从前221年秦朝建立到1912年清朝灭亡，虽然经过了2000多年的发展，但我国始终没有产生资本主义等新的社会制度，千百年来，我国社会不断上演着王朝兴衰的历史循环。

这是为什么呢？为何封建王朝始终走不出灭亡的历史周期律呢？

而因为他们并不能给中原地区带来实质性的进步，所以几乎没有外来力量能够改变古代历史发展的方向，也就无法打破封建王朝灭亡的历史周期律。

所以，直到鸦片战争后，西方带来更加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清朝慢慢地开始了近代化的进程。但是由于家天下的制度始终没有动摇，清朝还是不可避免地走向了灭亡！

古代历史，就是一个又一个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