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如何进行社会资源再分配

‘壹’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资源是如何配置的

财政职能可以归结为四个方面：资源配置职能、收入分配职能、经济稳定职能及经济发展职能。 （一） 资源配置职能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社会资源的配置有两种方式来实现，即市场机制和政府机制。市场对资源的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但由于存在着公共品、垄断、信息不对称、经济活动的外在性等情况，仅仅依靠市场机制并不能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还需要政府在市场失灵领域发挥资源配置作用。 财政作为政府调控经济社会运行的主要杠杆，是政府配置资源的主体。因为，在经济体系中，市场提供的商品和服务数量有时是过度的，有时是不足的，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缺乏效率。财政的资源配置职能就表现在对市场提供过度的商品和劳务数量进行校正，而对市场提供不足的产品和服务进行补充，以实现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 资源配置职能的主要内容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财政可通过采取转移支付制度和区域性的税收优惠政策、加强制度建设、消除地方封锁和地方保护、完善基础设施、提供信息服务等方法，促进要素市场的建设和发展，推动生产要素在区域间的合理流动，实现资源配置的优化。二是财政通过调整投资结构，形成新的生产能力，实现优化产业结构的目标。如交通、能源等基础产业项目的资金和技术“门槛”高，政府就可通过产业政策指导和集中性资金支持，防止规模不经济的产生。除了政府直接投资外，还可利用财政税收政策引导企业投资方向，以及补贴等方式调节资源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配置，形成合理的产业结构。三是市场无法有效提供公共商品，提供公共商品是政府的基本职责。政府一般以税收等形式筹措资金，以不损害市场机制和秩序为原则，提供公共商品。 （二） 收入分配职能 财政的收入分配职能是政府为了实现公平分配的目标，对市场经济形成的收入分配格局予以调整的职责和功能。在各种不同的财政手段中，实现再分配的最直接的手段有：一、税收转移支付，即对高收入家庭课征累进所得税并对低收入家庭给予补助二者相结合的方法；二、用累进所得税的收入，为使低收入家庭获益的公共服务提供资金。三、对主要由高收入消费者购买的产品进行课税，并同时对主要为低收入消费者使用的其他产品给予补贴二者相结合的方法；四、完善社会福利制度，使低收入者实际收入增加，个人收入差距缩小；五、建立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促进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人口的合理流动，这是调动劳动者劳动积极性，遏制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进一步扩大的有效途径。 （三） 经济稳定职能 在市场经济中，实现充分就业、稳定物价水平、平衡国际收支是财政的经济稳定职能的三个方面。要保证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转，保持经济稳定发展，就必须采取相机抉择政策，即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即时变动财政收入政策。如积极的财政政策、消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财政政策以及扩张的财政政策。同时采用“自动”稳定装置，以不变应万变，减缓经济的波动。在政府税收方面，主要体现在累进的所得税上。当经济处于高峰期时，可抑制需求；当经济处于低谷时，刺激需求，促使经济复苏。在政府支出方面，主要体现在社会保障支出上，用以控制在不同经济发展时期失业人口的数量。同时还有政府的农产品价格支持制度。这些都是促进经济发展，实现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措施和手段。 （四） 经济发展职能 发展是人类永恒的主题。特别是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市场欠发达，经济结构亟待调整，资本相对匮乏，企业家阶层尚未形成，促进经济发展是财政无法推卸的责任。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完全可以利用有效的财政政策，加快经济增长，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实现经济发展。

‘贰’ 我国现在采取的是什么样的资源配置方式

从整个社会宏观角度看，由于我国目前处在经济体制转轨的特殊时期，资源配置方式处在较低的层次。简单说，是处于计划经济条件下与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方式的矛盾点，尚未得到合理解决。（1）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处于资源配置上的主导地位，也就是全方位发挥调控职能，既在宏观上调节资源的地区间配置、产业间配置，又在微观上调节不同行业、不同企业的资源配置。（2）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处于资源配置的主导地位，按照市场竞争的原则，自由调节资源的配置，政府不予指导和管理。我国正处于以上两种方式的矛盾点，即：国家的宏观调控职能没有充分有效发挥，同时又存在较大的干预问题；市场的自发调节行为存在较大的混乱，价格机制没有完全建立。

以上两种资源配置方式，都有其局限性。正确的资源配置方式应是坚持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处于资源配置的主导地位，但由国家对主要产业、行业，根据资源的整体分布情况及存量分析、替代分析，进行强有力的调控，使政府调节与市场调节有机结合起来，有效消除资源配置上的不合理行为，实现资源的最大利用。

‘叁’ 我国分配在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并存时，如何坚持效率原则和公平原则

（1）把握二者关系：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与公平，效率是公平的物质前提，公平是提高效率的重要保障，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既要反对平均主义，又要防止收入差距悬殊，要落实分配政策，又要提倡奉献精神，在鼓励人们创业致富的同时，要倡导回报社会先富帮后富，实现社会公平。
（2）提高效率：a.我们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提高经济效益，增加社会财富，没有效率做基础和前提的公平只能导致平均主义和普遍贫穷。b.我国自然资源
相对匮乏，发展经济提高效率必须做到资源的合理配置，这就必须坚持我国现有经济制度，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与国家宏观调控相结合。
（3）促进公平：a.落实我国现有分配制度，增加居民收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b.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是实现社会公平的另一重要举措，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加强对分配结果的监督，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c.加强宏观调控，发挥财政在促进社会公平，改善人民生活方面的作用，推动建设和谐社会d.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行业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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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如何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建立合理的社会分配结构

一、中国分配制度现状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经过20多年的探索与实践，我国分配制度改革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从过去传划经济体制下单一的按劳分配，发展到今天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从过去强调平均主义、反对贫富差距，发展到今天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反对平均主义，防止收入悬殊。分配制度改革在不断地深化，从政策层面上看，分配制度改革的不竭动力源自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从具体操作层面看，分配制度改革需要考察制度因素：;

1、正式制度：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按劳分配又称按劳取酬，是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范畴。最早提出按劳分配的是英国空想者约.弗.布雷,以后马克思将它规定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原则或形式。马克思所设想的按劳分配的“劳”，是指不存在商品经济条件下的直接社会劳动，劳动者按其向社会提供的劳动时间领取消费品。然而，在当今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劳动者的“劳动”不再是马克思所规定的直接社会劳动，因为高度单一的公有制特别是国有经济占绝对主导地位的局面已经打破，那种除劳动以外，资本、土地等要素由国家或相关公有组织占有、支配、使用的情况也随着市场化改革而出现了很大的变化，按劳分配也由此失去了一统天下的基础。与此同时，为了提高要素的使用效率，使资源得到合理化配置，中央当局适时地提出了“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这有利于解决分配问题上的两大难题——激励与约束。从激励方面看，让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其贡献取酬，改变了过去收入分配制度，尤其是国有经济内收入分配制度平均主义的倾向，有利于调动生产、经营者的积极性，避免偷懒与自由散漫。从约束方面看，让收入与所作的贡献挂钩，减少了过去由于激励机制不足，使国有企业领导人无法得到应该得到的报酬而损公肥私、谋取非法收入的可能性，有利于理顺收入分配关系，使国家财产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2、非正式制度：“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

效率与公平不是社会主义中国的独创，它是人类文明和社会发展的两个基本目标。效率是指资源的有效配置，即经济学意义上的以最小的投入获取最大的产出。考虑到我国现阶段特殊的所有制结构，特殊的城乡二元经济，特殊的区域经济非平衡的矛盾，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共同富裕是重中之重，效率便是深化分配制度改革重要的一极。与此同时，公平问题也同样重要。二者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对立统一的。一方面，效率要求个人收入与其对社会所作贡献挂钩，充分调动行为主体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积极性，因此受个人在年龄、性别、能力、机会等自身条件及外部环境的影响，个人对社会的贡献千差万别，从而收入差距有拉大的必然，这一点与公平的要求没有矛盾；另一方面，由于过分追求效率，大量侵吞公产、偷税漏税、走私受贿、非法经营等违法乱纪现象时有发生，甚至在不违犯的情况下也可能出现不少钻政策空子的投机主义分子，不以诚实劳动、合法经营致富，严重损害了社会经济秩序，扭曲了收入分配机制，影响社会公平。因此，深化分配制度改革要求在认真贯彻“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同时，“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群众的收入水平；消除两极分化，实现社会公平。;

二、中国分配制度的路径依赖分析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分配制度的改革过程实质上是逐渐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而经济体制改革又是经济利益机制的转换，涉及到两方面积极性的发挥，即企业经营管理者和广大职工阶层的积极性。但是，受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和分配制度自我增强机制的作用，分配制度出现了惯性发展从而难以退出的“路径依赖”。“路径依赖”概念源于W.布朗.阿瑟，他用这个概念说明技术演变过程中的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现象，后经诺斯推广至制度变迁分析领域，他认为制度变迁过程同样存在收益递增、自我强化的机制，“人们过去作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在经济体制渐进式改革的进程中，分配制度改革一方面缺乏先验理论的，需要“摸着石头过河”；另一方面受制于其他配套改革的深度及速度，难免会出现所谓的“路径依赖”特征，要研究分配制度改革的路径选择，首先需要具体地探讨这种依赖的本质。;

1、三大利益主体收入分配结构的定势与分配制度改革的路径依赖;

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主要指国民收入在政府、企业和个人三大利益主体的分配比重。近几年来，三大利益主体收入分配结构趋稳，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与体制改革的渐进与成功。随着所有制改革的逐步推进，国有经济在总产值中的比重逐渐减少，公有制经济逐渐集中于关系国计民生的国有大中型企业，有效地实现了政企分开，使国有企业朝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目标迈进，成为市场经营主体；非公有制经济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劳动、资本、技术、管理以及土地使用权等生产要素日益市场化，要素市场逐步建立，非公有制经济成为推动国民经济迅速前进的生力军。各种不同性质企业工业总产值增幅表现出相当程度的差异，由此决定了三大利益主体收入分配的格局。显而易见，所有制结构决定了分配结构。于是，单一的分配制度难以做到生产要素投入的按贡献取酬，同时诸多非劳动要素作用的日益加强也对按劳分配制度提出了新的考验。正是在这一前提下，政府提出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共存的指导性分配制度，而这一分配制度一旦确定下来，政府、企业、个人三大利益主体收入水平便相对确定下来，以和市场价格为调节手段的再分配，虽然可以适当调整收入分配结构，但不会从根本上改变收入主体的收入分配格局。沿此思路，分配制度改革无疑还是雾里看花，难有重大突破。;

2、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沿袭与分配制度改革的路径依赖;
二元经济结构是发展中国家普遍采用的经济发展模式，能够有效地解决发展中国家发展滞后，工业化程度不高，吸纳就业有限的问题。因其要求的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的优势而成为就业人口的吸收器，对缓解发展中国家就业压力，利用其资源优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农产品需求弹性较小，较大幅度的价格波动无法带来较大幅度的需求量变动，从而使农民经常处于增产不增收的困境。同时，农业收成又与自然资源、位置、气候等条件密切相关，风险较工业要大。此外，农产品技术附加值低，价格水平便较工业品低廉。从长期来看，农民收入增加的幅度远比城镇居民的增幅要小。而现行的户籍制度、“盲流遣返”制度等人为城市壁垒又不利于富余劳动力的流动，即便流动也很难获得城镇居民同样合理的合法就业待遇，只能得到较低的收入。特别几年来，城镇失业人口问题突出更是使农民进城面临越来越多的限制。另一方面，城市的发展也处于瓶颈状态，随着技术的进步，产业结构的调整，体制改革的深入，城市失业率不断提高，再加上农村大量过剩劳动力的涌入，大量城乡中小学生辍学和大中专毕业生就业的逼攻，给城市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压力，进一步发展的潜力有限。因此，与经济原因造成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还将沿袭下去，使得我国分配制度改革依旧是城市一块，农村一块，各行其是。;

3、经济发展差距的鸿沟与分配制度改革的路径依赖;

众所周知，自1978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以来，我国全面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并把效率摆到了突出重要的位置，对区域经济政策作出了重大调整，由过去注重均衡发展转而实行人为划分的三大块——东中西部、并以沿海经济发展为大局的非均衡，其目的是为了通过集中有限的、物力和财力优先发展经济基础较好，区位条件优越的沿海地区，使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能以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为突破口，在短期得到很大提高，进而腾出经济力量来支援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最终实现区域经济发展的协调。实践证明，这一战略的实施达到了前半部分的目的，对沿海地区经济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但是，为落实非均衡发展战略，国家给东部沿海地区较多的政策优惠，包括倾斜、减免、权利下放，超前等多方面的好处，而这一做法却对中西部地区产生了一系列负面影响，如由于东部平均工资水平较高，在收入利益驱动机制的作用下，中西部地区人才大量“孔雀东南飞”，由此使东部地区生产效率较高，工资水平因经济快速发展而螺旋上升，进一步挖掘中西部人才。同时，为支援东部建设，丰富的中西部资源受政策性调价的干预使中西部蒙受了重大损失。加上中西部地区人口多、落后、市场化程度不高、资金市场不活跃、技术水平较低以及改革进程较慢等诸多因素，使得中西部经济结构硬件跟不上发展的需要，经济机制得不到有效率的转换。总之，区域经济的非平衡发展留给的不仅是地区经济增长速度、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距，而且是收入水平的宏大梯度，这制约着分配制度改革的深入。;

4、政府政策的承上启下性与分配制度改革的路径依赖;

市场经济改革必然伴随着政府政策的转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转变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从1978年到1984年为第一阶段，重点是农村分配制度的改革。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民收入的多少直接取决于他的劳动成果，真正实现了“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动者不得食”的按劳分配的初衷，充分地调动了农民扩大再生产和增加农业投入的积极性。这一改革完整地贯彻了按劳分配原则；第二阶段可从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算起，到1992年十四大的召开，重点是对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工资进行了重大的调整，打破了企业职工吃国家大锅饭的局面，实现了报酬与经济效益挂钩的工资模式，为搞活企业，激发企业潜能找准了激励的穴位，创造了形式多样的分配格局，如结构工资制、岗位工资制、浮动工资制等。这一阶段仍以贯彻按劳分配原则为主，理论上没有勇气提出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原则，生怕落入庸俗关于“三位一体公式”的圈套；第三阶段自1992年十四大的召开，严格地说应始于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在这一阶段，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入全面深入阶段，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技术市场等要素市场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并逐步探索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大力推行股份制改造，深化企事业单位的工资改革，建立最低工资线和工资线，加征个人所得税，改革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初步建立了完整的收入分配宏观调控体系。不难看出，我国收入分配改革是逐步推进的，它原则上依赖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为经济体制改革服务，这一渐进性的本质决定了分配制度改革并非改头换面，而是循序渐进。;

5、意识形态上的障碍与分配制度改革的路径依赖;

一直以来，按劳分配被看作是公有制唯一而且独有的分配方式，而按生产要素分配等其他分配形式是的东西。一部分人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按劳分配的前提，只有劳动才能创造价值，其他生产要素只能在劳动的组织与作用下生产使用价值，既然价值由劳动唯一创造，那么，生产成果的按劳分配便成为必然。不言而喻，这里混淆了价值分配与价值创造的关系；另一部分人认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是按劳分配的基础，在公有制的前提下，唯一属于劳动者个人拥有的只有劳动，其他所有生产要素都归国家或集体公有，又因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不能实行按需分配，于是按劳分配便成为社会主义最为合理的分配方式；还有一部分人认为，按什么分配劳动果实并不取决于价值创造，而跟生产方式和所有权的占有有关，在此基础上产生了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论的萌芽，但按劳分配作为红色分配理论仍占主导地位，这是十六大报告依然强调的一点。

四、中国深化分配制度改革的路径选择;

分配制度改革走到今天已经有了实质性的突破，取得了喜人的成绩，在强调效率的同时兼顾了公平，在激励的同时注意了约束，在循旧的基础上进行了维新。可以说，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越来越朝着务实的方向发展，这也体现了分配制度的原始目的——为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服务。但是，由于分配制度改革过程中存在着“路径依赖”的问题，深化分配制度改革便面临着三大去向，一是沿已有的路径继续下去，如果原有的做法合理、符合历史潮流，跟得上经济体制改革的节奏，会推动经济的良性运行；若不能满足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则会成为经济运行的桎梏，阻碍经济向前发展。二是改善原有的路径，在不符合经济发展需要时作必要的修正，再逐步在实践中。显然，中国分配制度改革走的是这条渐进式的道路。三是突破原有的路径，另起炉灶，或全盘引进国外先进的做法，或向经院经济学家求经。基于前述路径依赖的分析，本文作出如下路径选择的思考：

1、宏观调控收入分配，理顺分配机制，实现共同富裕;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实践证明，运用市场手段能够比较充分地解决资源配置问题和调节经济运行，但是在三大利益主体——政府、企业和个人的收入分配方面，有许多不可克服的局限性。更为重要的是，三大利益主体的收入分配结构一旦形成，便不易由市场手段打破，从而使分配制度改革明显触礁。因此，有必要对收入分配进行宏观调控。首先，应合理调整收入总量的分配格局，在总量既定的条件下，合理安排三大利益主体的收入份额或比例，避免因此消彼长关系肥了一方，瘦了另一方。其次，要贯彻“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为了发展生产力而合理的拉大收入差距，实现多劳

多得，少劳少得，反对平均分配，同时又要防止收入悬殊，从而影响安定，制约的发展。再次，理顺工资分配制度，建立相应的企事业单位和机关工作人员工资制度及相应的激励机制。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防止国家的流失，确保政府收入的稳定；企业工资分配要以不影响企业正常运转为限，做到在激励员工的同时，使企业经济效率有明显的提高；个人收入分配应该在最低工资标准基础上制定与执行。最后，完善的收入分配机制还需要建立相应的监督机制，使政府、企业与个人的收入在比例协调、互相促进的基础上取得“三赢”局面。;

2、协调城乡经济发展、缩短收入差距，走全民小康之路;

如前分析，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造成了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特别是随着我国城市化程度的提高，投入相对不足，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超过了合理的限度，对居民生活、农业经济的发展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都带来了消极的影响。因此，如何提高农民收入，解决农村压力；如何提高城镇居民收入，在有帕累托改进的可能上实现城乡居民收入的共同增长，合理缩小收入差距，走全民小康之路，便成为今后分配制度改革的重中之重。正是如此，我们的收入分配应该做好“两手抓”的工作，一手抓城镇居民收入改善，一手抓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提高。首先，应加快城镇建设，整治城市分配秩序，规范城镇收入分配，理顺分配关系，抑制某些行业或阶层收入的畸形增长；同时逐步实现农村户籍制度在有序的条件下松动甚至取消，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加快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当然也不反对城镇人才到农村创业。还要花大力气做好城镇再就业工程，减少失业人口；其次，通过农业现代化、社会化、化、科技化促进农业产业结构的升级，增加农副产品附加值；再次，应加快市场体系的培育，力争通过市场的办法去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同时不能忽视政府的宏观调控。深化企业体制改革，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制度，大力发展生产力，促进经济发展。;

3、全面实施西部大开发，促进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缩小东中西部贫富差距;

我国东部地带与中西部地带差距的扩大由因素的累积，政府政策资金在改革之初向东部倾斜，以及中部地区自身存在的诸多问题等相互叠加所造成。改革开放20年后，中央政府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目标是促进区域经济的平衡发展，这符合发展的规律，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在西部大开发的过程中，政府与民间要做的事情非常之多，从深化分配制度的改革角度来说主要有几点：第一，政府要调整区域经济政策，加快利于中西部的政策的出台，加大支持基础建设的力度。对外开放，通过“补血”与“造血”相结合的方针促进中西部地区的发展；第二，中西部地区也要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实现旧工业、落后产业的转产，凭借自身的资源优势发展自己的特色产业、优势产业、并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第三，广泛推进东中西部三区之间多层次、多形式的经济技术合作，加大发达地区对中西部地区的支援力度；最后，大力发展，增加教育投资，尽快转变观念，扬长避短，发挥区位优势，用足用好政府优惠政策性资金的投入和国内外的支持，化外部条件为内部条件，振兴经济，填平东中西部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鸿沟，只有这样，才能有资格谈共同富裕，也只有在这一历史发展进程中，才能更好地深化分配制度改革。;

4、转变政府职能，依赖市场与政府“两只手”相结合，共同完成分配制度改革的深化;

我们并不主张“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也不赞成“一切由政府包揽”，应该充分让市场说话。分配制度改革本质上从属于经济体制的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的每一步需要分配制度改革的配套，经济体制改革一天不止，分配制度改革也就一天不能落后半步。当然，在分配制度改革的过程中，政府起到了主导作用，用制度变迁的观点来说，这是非常明显的强制性变迁过程。按劳分配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历史以来主要的分配方式，在公有制经济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三阶段转变的过程中，按劳分配在农村农业、城镇工业以及后来的现代化企业制度的建立中均有建功，充分地调动了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按要素贡献分配是近几年，特别是十五大以来的几年中十分强调的分配方式，它彻底地突破了价值分配与价值创造之间的纠缠，有利于调动要素参与生产的积极性，积极地作用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增添了动力。十六大报告还为我们探索分配制度改革留下了余地，即“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为我们集思广益、在实践中发现和提出新分配方式留下了政策弹性空间。

‘伍’ 什么是四次分配

四次分配，就是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后又继续进行的社会再分配，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领域，以及在基本公共服务等分配领域，公平的体现或公平的标准应该有所不同。

或者说，在不同的分配领域和不同的社会资源分配中，我们所强调的公平原则的侧重点或角度是有差异的。

在第四次分配中，也就是慈善捐赠方面，最能体现公平原则的是能力。有能力的人不捐赠是不公平的，有能力的人不捐赠而让没有能力的人捐赠就更不公平了。

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我们鼓励每一个社会成员热心慈善捐赠，但第一个社会成员从事慈善捐赠应该同其能力大致相符，这才是公平的。

社会总产品的分配

社会总产品是社会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所生产的物质产品的总和。它既是生产过程的结果，又是再生产过程的条件，是整个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社会总产品中的生产资料部分只能用于生产消费，其中的一部分用来补偿生产中消耗了的生产资料，另一部分用于满足扩大再生产的需要。

社会总产品中的消费资料部分，则用来满足社会成员的生活消费需要，其中一部分用于个人消费，另一部分用于社会消费。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社会总产品中的生产资料主要归剥削阶级占有，以作为继续和进一步扩大剥削的手段。

而消费资料的分配，则按照有利于剥削阶级的方式进行。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下，社会总产品则按照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绝大部分或全部归劳动人民占有，并按照有利于劳动人民的方式进行分配。其中的生产资料，主要用于维持和扩大公共生产的需要；而消费资料部分则用于满足全体社会成员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

‘陆’ 如何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解答

资源合理配置是指为了达到一定的生态经济目标，根据生态经济系统结构，利用科学技术管理手段，对自然资源系统进行改造、设计、组合、布局的活动。它是确立区域发展方向、合理布置生产要素的关键，也是解决经济系统增长的无限性与资源生态系统供给的有限性矛盾的重要措施。

实现方法：在生态经济系统平衡的前提下，在时间和空间上最优地利用和分配自然资源，合理布局生产力，以达到经济的持续发展和资源的永续利用，取得最佳生态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目的。资源的配置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资源在空间或不同部门间的最优配置；二是资源的时间配置，根据资源在不同时段上的最优分布特征，实现资源开发利用最佳时段的控制与决策。

‘柒’ 我国实施社会公平在收入分配方面有哪些政策措施

(一)消除分配起点的非公平。(1)加快城镇化步伐，消除城乡人口流动的体制和政策障碍，加快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步伐，让城乡居民享有同等的国民待遇。同时，加大对“三农”的投入。2005年我国不断加大对“三农”的投入，仅中央财政安排用于“三农”的支出就超过3000亿元人民币，有效改善了农民生产和生活的条件。今后，要加大以工补农的力度，逐步实现农业的现代化。(2)加快落后地区的开发，改善落后地区的发展条件。除进一步实施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和中部崛起战略。西部大开发5年来，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加快，2000年至2004年，西部地区国民生产总值分别增长8.5%、8.8%、10.0%、11.3%和12%，高于前些年的增长速度。(3)对弱势产业进行调整。要在强化弱势产业基础地位的同时进行资源要素的调整，使资源得到优化配置。(4)对高收人人群加强收人和个人所得税的征收监管，同时考虑实施遗产税和赠与税的征收。
(二)消除分配过程的非公平。(1)强化对农民工的劳动就业管理和保障，社会保险要覆盖农民工，加大对农民工的就业培训，规定农民工最低工资标准。如，2006年各地出台最低工资标准，广东省最低工资标准平均上调17.8%，安徽也由380元调至460元。(2)统筹地区间的产业分工，优化中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加快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的产业转移。进一步完善市场体系，逐步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的市场体系，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3)加大垄断部门的改革力度，引入竞争机制，从根本上降低垄断利润。
(三)消除分配结果的非公平。(1)消除平均主义。加快工资改革步伐，特别是公有制单位内部要理顺分配制度，彻底摒弃平均主义思想的影响，实行真正意义上按劳分配，充分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2)遏制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的趋势。一是加强税收分配的调节力度，调整过高收入。二是尽快完善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特别要把农村居民、农民工以及城市下岗职工等低收入人群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当中来。三是努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以形成社会分配高、中、低群体呈“两头小，中间大”的格局。

‘捌’ 共产主义社会 如何实现资源的按需分配

共产主义的资源分配完全按照需求来的不会出现浪费！
共产主义社会，人的本身的需求大多数都在家庭的关系里完成了，人需要的粮食家庭就生产了，人需要的轻工业制品家庭的关系就可以生产了。除了重工业的生产资料上的，需要社会来完成的生产，不再是普通的普遍的，而只是在家庭的关系里无法完成的而又是人们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这样，社会生产的进行建立在对市场需求的计划里，需要多少就组织生产多少，需要什么就组织生产什么，什么时候需要就什么时候组织生产。这一切为生产的进行都有着完备的机制的制度，这种生产形式之所以得以顺利进行，它是社会的生产资料是社会的公有，自然的一切资源是人民的公有，一切生产行为的进行，不再是资本形式的驱动，社会的人对一切产品的需求在人本身对社会的贡献的价值里完成，即个体的人在生命中对社会的价值贡献的同时，也就为社会的需求进行着生产需要的达成。并且这种达成是有区别的，社会根据人对社会价值的奉献，来决定人的本身的生活状况，奉献大的，会得到较为奢侈的生活享受，有更多社会价值选择条件，有更多的社会价值活动空间。价值一般的，会得到一般的生活享受，选择的条件及社会活动的空间相对少一些窄一些，社会人最低的享受都是生活条件的拥有，即不会为吃穿住行而担心，只要本身没有危害社会的行为发生，便不会遭到社会的遗弃，社会的劳动生产会解决这部份人的基本需求。
在共产主义社会，一切满足人们需求的生产，都是整个社会形式的进行，整个形式是说需求方面的整体和生产方面的整体是一致的相互的，需求什么就生产什么，需求多少就生产多少，不会造成生产的过剩，也不会有需求的浪费发生。

‘玖’ 我国的分配方针制度原则各是什么

过去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实行中肯定是”效率优先“。1987年十三大，对收入分配改革的提法是“在促进效率提高的前提下体现社会公平”；十四大是“兼顾效率与公平”；十五大提出“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邓、江实行的都是这套东西，甚至连”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都不提。实质是牺牲公平。

到胡接手初期，十六大发展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要按照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的要求，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实行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坚持精神奖励和物质奖励相结合的原则，针对各类人才的特点，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与工作业绩紧密联系、鼓励人才创新创造的分配制度和激励机制。“
后期改变比较大，17大提出”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十八大对此进一步强调，并提出“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问题，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

下面是一个分析报道：
在收入分配方面，十八大报告指出，要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以及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林毅夫分析，这个提法实现的方针是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都要兼顾公平和效率，再次分配更加重视公平，这跟过去“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次分配实现公平”的说法不同。
对于怎样在一次分配中同时达到公平和效率，林毅夫认为，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会让经济最有竞争力。中国正处于劳动力多且相对便宜的阶段，发展集中于对劳动密集的产业或者资本密集产业的劳动力区段，这让一般工薪阶层得到就业机会，资本会积累得非常快。“中国正从资本相对缺乏发展成资本相对丰富、从劳动力相对丰富到劳动力相对短缺。在这个过程中劳动力价格会非常快地上涨，资本回报会下滑，穷人的劳动力越来越值钱，富人的资本越来越不值钱，这样一来分配就公平了。”

‘拾’ 再分配中我国确立了怎样的分配原则

就再分配的角度而言，规范收入分配秩序的重点首先应改革公共财政体制，优化公共资源配置结构，发挥公共财政在再分配领域的正向调节功能。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自由竞争、优胜劣汰往往造成两极分化，收入差距过大，而公共财政着眼于社会平衡，对收入差距起调节作用，防止贫富悬殊酿成的社会冲突。完善的社会保障具有保障基本生活、调节收入分配、协调利益关系、促进社会和谐的功能，是社会的稳定器和安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