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如何看待中印对峙事件,又该怎样来化解
如何看待中印两军边境对峙事件?大家众说纷纭,但是总的来说解放军的处理方式是正确的,我们对于外国寻衅滋事的行为要做到先礼后兵。
一段未注明时间的视频,视频中疑似为中印两军士兵在巡逻途中出现对峙,随后发生了肢体冲突。对此,中方称中方在洞朗地区进行道路施工时,遭到印军越线阻拦。中方修建上述道路是在自己领土上的主权行为,印方无权干涉。
某些人一直在谴责官煤冷处理,但是小编以为现在处理方式并无不妥
1.渲染南海、东海领土争端是因为这里每一寸领海都有巨大的可见的收益;反观藏南。
2.渲染中印紧张气氛会影响到民众对南海、东海和其他领土问题的热情。大家发现领土摩擦其实天天都在发生而且还是实打实的武装侵入,之后怼美帝军机军舰打擦边球的热情恐怕就会少不少了。
3.加强对中印边界的军事力量投入并不是非常合算的买卖。给一等人拨款能下饺子,二等人能买五代机,都是有长期回报的投资,而老陆获取优势的主要方法还是堆人,难道我们就不停花钱把子弟兵扔到世界屋脊上天天赶羊一样把漫山遍野的阿三赶回去?对付阿三,只要不让它们建立永备工事把生米煮成熟饭就可以了,其他爱怎么玩怎么玩,让他们烧钱在喜马拉雅山麓上堆罗汉,总比花钱改善印度基础设施的好。
4.高调怼回去正好给印度提供发展军备+增加凝聚力的借口,对我们没有半点好处。这样一个人力大国如果被逼得在“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大路上发足狂奔,后果不堪想象。打赢了不加分,没打赢更倒霉了
最后,向坚持在世界屋脊上的子弟兵致敬!!!
B. 论述中国领土争端的现状及解决方案!80分!答越好追加分越多!
【 作 者 】内维尔·马克斯韦尔
【作者简介】(英)内维尔·马克斯韦尔
【 译 者 】郑经言
【编 者 按】内维尔·马克斯韦尔是英国着名学者,曾在1959年后一个相当长时期任《泰晤士报》驻南亚记者,目睹了印度对华战争的整个过程。1967年回国后,他进入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学院,研究有关中印边界历史和中印边境冲突等问题,并于1970年出版了在国际上影响巨大的《印度对华战争》一书。此后,马克斯韦尔仍不断跟踪和研究中印关系的发展,写过一系列有关的论文和文章。《中印边界争端反思》是他的新作,发表在印度《经济与政治》周刊1999年4月10—16日一期(第34卷第15 期)上。作者根据多年来的观察和不断增加的新史料进行分析后确认:印度制造了1962年边界争端。它拒绝就此问题进行谈判,然后,企图凭借武力实现其主张。中国的武力反击从战略上和政治上说都有其正当理由,印度的政策的确使北京没有其它现实的选择余地。印度遭到“未受挑衅的侵略”是一种自我安慰的神话,中印边界一直没有解决是尼赫鲁政策的结果。
通过对中印边界争端的反思,作者得出以下结论:一、中印边界战争完全可以避免;二、在边界战争前及其后的几十年里没有能解决边界问题,责任在印度;三、是印度的政策将一个在外交上僵持的争端推向战场。如果印度政府继续这种政策,还可能导致战争重演。
此文的摘要曾在1999年10月12日和13日的《参考资料》上发表。
【 正 文 】
尼赫鲁政府寻求独自决定印度与中国的边界应当坐落在哪里,然后将它选定的边界线强加给北京,拒绝就此进行谈判。这意味着,除非北京屈服于印度对阿克塞钦和麦克马洪线以北地区的领土要求,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中国1962年的军事行动是进行反击和先发制人,而印度遭到“未受挑衅的侵略”是一种自我安慰的神话。中印边界一直没有解决是尼赫鲁政策的结果,除纳拉辛哈·拉奥政府外,继任的历届政府一直严格遵循这些政策。
一、“中国1962年的侵略”:印度的弥天大谎
印度总理A.B.瓦杰帕伊在其1998年5 月致克林顿总统的信中为具政府的核试验辩解时,说到中国“在1962年对印度的武装侵略”和尚未解决的中印边界争执(注:A.B.瓦杰帕伊总理致克林顿总统的信,《纽约时报》,1998年5月13日。)。 印度的政治阶级自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以来,从一开始即坚持说,边界争端和边界战争是中国扩张的结果,而最后对印度突然进行的“大规模侵略”导致其军队的瓦解。中国的说法相反,它指责印度顽固不化和扩张领土,并将其军事行动说成是进行反击和先发制人。伴随着近40年积累的观察并且根据新的材料,现在对导致战争并使边界争端依然没有解决的两国政府各项政策的起因进行反思,是适时的。
印度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其于本世纪中叶开始存在时,即面临着一项共同的任务:将它们的边疆转化为边界。这在事实上是它们作为现代国家这一新身份的一种基本的正式表现,因为它们开始模仿和追赶那些在前三个世纪里由于民族主义的出现和民族国家的兴起而提倡推广一种新的政治机制的欧洲国家;这种新的政治机制即是边界:经过外交谈判同意的一条线(划界),联合标定在地面上(标界),准确地印刷在地图上,并在两个相邻的主权国家之间的条约上予以描述,因而它们承认了自己的版图及其邻国的领土。(注:这里的定义和论据来自艾恩斯利·T ·埃姆布雷富于暗示的论文《边疆转化为边界:现代国家的演进》(Frontiers into Boundaries: The Evolution of the ModernState),见《想象中的印度:印度历史论文集》(Imagining India:Essays on Indian History)(牛津大学出版社,德里,1989年)。)前现代国家可以存在于边疆之内,边疆不是线而是国家之间的过渡地区、区域:现代国家需要边界。
就中国来说,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建立时,中印边界问题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但却是一项要与约十来个同中国毗邻的国家进行谈判或反复谈判就数万英里通常难以接近的地带取得一致同意和确切划定主权界线的巨大任务的微小因素。那广阔的周边地区的许多地段体现了列强对中华帝国入侵的颠峰标志,而被逐的国民党当局又留下了要收复这些“失去领土”的民族统一的承诺。北京的新人认识到,要接过这一遗赠势必会挑起同其许多邻国难以驾御的争吵,特别而最危险的是同为沙俄通过根据强加的瑷珲条约(1858年)和北京条约(1860年)所兼并的中华帝国在远东的大片领土的继承者苏联的争吵。因此,他们决定,新中国将基于历史遗留给他们的准线解决边界问题。周恩来利用1955年在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的机会表明了其政府的态度:
……同有些国家的一部分边界尚未划定。我们准备同邻邦确定这些边界,在此以前我们同意维持现状,对于未确定的边界承认它尚未确定。我们约束我们的政府和人民不超越边界一步,如果发生这类事情,我们愿意指出我们的错误并立即退回国境。至于我们如何同邻国来确定边界,那只能用和平方法,不容许有别的方法。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会改变这种作法。 (注:《 1955 年国际事务文件》( Documents on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55)(OUP,伦敦,1958),第423页。 (译者按:这里的引文与《周恩来外交文选》第10页上的文字有少许出入))
此后的发展说明了这一政策声明的极度重要性,因而值得进行分析。周恩来解决边界问题的第一个步骤是声明某些段落尚未划定,需要鉴别。接着是维持现状的协定,双方严格维持现状,如果发生超越边界的事情,应立即承认并予以纠正。第三,他期待着未来的谈判,并且保证中国将只能使用和平的方法解决领土争端。最后,他警告说中国将不会容许任何其它办法,含意是如果邻国使用武力则会以武力回答。(注:如果带着周恩来发表此项声明前5 年在中印边境上所发生的种种情况的事后知识来阅读它,那么似乎合乎逻辑的是,他当时对印度的态度已心中有数了,因为此前的军事调动、公开声明和制图学要求已清楚表明了印方同中国意向相对立的模式。)
中国在此后半个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一贯地并且严格地执行了周恩来制定的政策,并取得明显的,现在近乎完满的成功。同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阿富汗、蒙古、朝鲜和老挝进行了谈判,并签订了边界条约。现在谈判在有序地进行:同越南,并且在新德里允许的程度上,同不丹;至于俄国和前苏联的中亚各国,谈判已经完成,除对几个具体地点的争执尚未解决需留待将来尚未确定的日期予以解决而作出防止误解的说明外,已达成(双方)同意的边界。在三种情况下,“和平方法”为武装力量所取代:同印度,苏联和越南。
关于中苏边界,莫斯科起初拒绝重新谈判19世纪的条约,根据这些条约沙皇兼并了清帝国的后来变为西伯利亚和沿海省份的大片领土,怀疑北京坚持谈判包藏着要收复领土的意图。对于将阿穆尔河/黑龙江和乌苏里/乌苏利河作为界河的各种条约的相互冲突的解释,导致苏联使用武力来维护对整个河流和其中的所有岛屿的专有权的要求,而中国的抵抗使两个邻国于1969年发生武装冲突,并走向核战争边缘。(注:见作者发表在以下刊物上的论文: 1973年10—12月《中国季刊》, 《太平洋共同体》(卷1,1期),《现代中国》(卷1,1期,1975年1 月),《外交事务》(卷57,1期,1958年秋),《国际事务》(卷47,1期,1971年1月)。)
直到1987年,在戈尔巴乔夫领导下,苏联才同意重新就中苏边界谈判,并接受了有关的国际法原则,即在没有任何条约作出相反的规定时,界河的可航运性意味着两个主权的分离不是在莫斯科曾经主张的中方河岸,而是在航道分界线(沿主河道最深部分的一条假想线)。结果是两个河岸邻国平等分享使用河流的权利。北京对戈尔巴乔夫推翻其前任的立场立即作出响应,谈判迅速开始,并在适当的时候签署条约,在东部河流和中国西部边境划出了中苏边界需要的确切界线。1997年中俄两国首脑在北京会晤,宣布他们的边界问题的解决是在平等、互谅和互让基础上通过谈判“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样板”。(注:原文见《世界事务》(新德里),卷2,1期,1998年1—3月,第139页。 )前苏联的中亚各国也同北京解决了边界问题。
至于越南,中国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利用一个涉及不过几百米距离的琐细的边界争执为借口,进行一次意在“教训”的攻击——必须承认教训是中国的霸权。这一中断是对中国在其它方面解决边界问题中坚持原则和务实立场的唯一有害的例外。
同中国的边界问题重要性相比,印度在1947年摆脱英国统治获得独立时所面临的任务要小。印度边境的广阔地段早已为离去的帝国转变为边界。在巴基斯坦分治的地方,国际边界已由拉德克利夫委员会按原先一直是国内的行政区划所确定;经过多次战争和烦人的谈判,英国人已同意了印尼边界并标定了它,即在地面上竖立了界桩,而且与其它两个喜马拉雅山国家,锡金和不丹,(注:J.R.V.普雷斯科特:《条约划定的亚洲大陆地图》(Map of Mainland Asia by Treaty)(墨尔本大学出版社,1975年),第12、13、14章。)也大体上完成了同样的工作。但是在伦敦和印度的英国政府想与中国达成协议以创造中印边界的企图却遭到失败。(注:这些企图的简要说明见作者《印度对华战争》(乔纳森·凯普公司,伦敦,1970年)。全面论述见阿拉斯泰尔·蓝姆的历史系列研究,特别是两卷本的《麦克马洪线》(鲁特莱治和吉甘·鲍尔公司,伦敦,1996年)和《1914—1950年的西藏、中国和印度》(罗克斯福特·布克斯公司,赫尔廷福特布里,赫尔兹,1989年)。)在东部,那里后来成为独立后印度与西藏毗连的东北边境特区,在西部,那里位于由印度控制的查谟和克什米尔邦内的拉达克,同新疆和西藏相接,这里只有边境,即主权界线在最初是分开的但是尚未确定的区域。当两个新生国家的行政管理延伸到边境区域不可避免地发生碰撞时,就存在着潜在的冲突,需要进行谈判。
在行政机关发生接触时,北京和新德里之间绝对相互冲突的态度立刻变得明显了。
扼要地说,周恩来在万隆所阐明并在此后实践中实践的中国方面的态度期待着以下步骤:(1 )同邻国政府鉴别和宣布那些需要定界的地段;(2)同邻国共同同意维持现状, 以避免前进中巡逻人员接触时发生冲突和伤亡的危险;(3)考虑到现有的条约、当前的方位、 传统活动和习惯等,进行谈判以求得双方满意的边界协定;(4 )建立联合边界委员会在地面标出同意的界线;(5)签署一项新的全面的边界条约。
在同样扼要叙述由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及其顾问在独立后最初几年里为印度拟定的立场诸要素前,有必要考虑一下印度民族主义的性质和历史背景,后者对尼赫鲁政府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态度有着深刻而巨大的影响。(注:斯蒂文·A.霍夫曼是在研究中印争执中首先认识到印度民族主义在新德里的政策演变和执行中是何等重要的学者。见他的《印度和中国的危机》(India and the China Crisis)(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0年),处处可见。)
在本世纪50和60年代,在印度民族主义的以下两股不同思潮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一方面是世俗主义的,另一方面是宗教性的,具体来说是印度教的;但对两者来说,它们对想象中的印度所下定义的原则是领土性的,在“神圣的地理学”观念上为两个明显对立的思想体系之间创造了一种联系物。1947年的血腥分治可能被认为会动摇,甚至摧毁那种认为印度的领土界限是历史所确定的绝对观念,但是对世俗的和印度教这两派印度民族主义者来说,其效应却恰恰相反;任何内部或外来的领土挑战均被看作是对这种神圣地理学进行亵渎的企图。(注:阿舒托西·瓦尔希尼:《有争论的含意:印度的民族同一性、印度教民族主义和忧虑政治》(Ashutosh Varshney, Contested Meanings: India's Natinal Identity, Hin Nation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Anxiety),《代达罗斯》(Daedolus)122,3期(1993)。)
印度民族主义的两种变体的温床在于英国统治者以自己的形象培育出来的憎恨英国的精英,这个阶级通过其发展的各个阶段——从侍从阶级,经过挑战者运动到继承权力而成长起来。在整个那个时代所进行的大辩论是有关英国统治建立前印度的历史认同问题。为约翰·斯特雷奇在其1888年出版的《印度》一书所极为令人满意地表达的占统治地位的英国观点是,“印度,即使作为一个国家的印度,按照欧洲人的看法,现在没有,而且从来也没有过任何有形的、政治的、社会的或宗教的统一”。在其为印度确定各处边界的种种努力中,英国人并不认为他们是在为一个现存的国家作出标志,而是相反——通过规定其界限来创立和扩大一个政治实体。这个实体不是一个民族国家,而不过是“像其它帝国一样的一个帝国,被英国多年来的军事威力、外交技巧和欺诈弄到一块的不同领土和人民的集合体,然后凭借强力推行英国人控制非英国人民的手段来维护其存在”。(注:阿拉斯泰尔·蓝姆:《未完成的分治:1947—1948克什米尔争端的起源》( Imcomplete Partition: The Genesis of the Kashmir Dispute1947—1948 )(罗克斯福特·布克斯公司,赫尔廷福特布里,1997年),第2页。)
然而,当这个初生的、懂多种语言的精英阶层成长成其挑战者阶段时,他们发现了自身所具有的国家本体的主要特征,一种共同的语言(尽管是一种外语,即英语),于是他们开始认定并把自己说成是“印度人民”的成员和代表,而这个群体的存在是诸如斯特雷奇和他同时代的同胞们所否定了的。过了一些年月,印度民族主义者们演化出的用以支持其对政治权力的要求的论据转变成为一种坚定的信念,“强烈相信自古以来就存在着一个由文化、共同经历、风俗和地理所明确界定的国家”。(注:霍夫曼前引书,第25页。)这个概念便成为尼赫鲁政府通过它来审视解决中印边界任务的与个人感情和态度有关的棱镜。如果印度“自古以来就存在”,那么在独立后印度的第一批领导人的头脑中接着而来的便是,其“传统和习惯边界也早就存在并自然地演化出了,因为它们是基于人口和文化的活动,是基于诸如山脊和分水岭等的地理特征”。(注:霍夫曼前引书,第25页。)的确,“北部边界位于现在所在的位置已有约三千年之久”。(注:印度政府有关《印度喜马拉雅边界的历史背景》的照会,《白皮书(第二卷)》,第125页。)推论的结果是,印度的“‘历史边界’必然是由线条组成的”,那就是说,是确切的。(注:霍夫曼前引书,第25页。)
这种理论的大纲可以追溯到印度在边界问题上同北京的外交争论。但是其最为详尽的阐述则出现在很晚以后由一个叫做 T. S. 穆尔蒂(Murty )的印度官员撰写的一本伪装成学术着作用以鼓吹印度观点的书中。这个印度官员曾密切参与过其政府对边界争端的处理。(注:《边境:一个变化中的观念》(Frontier:A Changing Concept)(帕利特,新德里,1978年)。穆尔蒂原为印度边境部门的一名官员,正是他在50年代末进行实地考察后,提出了东部的边界应当坐落在塔格拉山脊,而不是麦克马洪所划的在南边几英里的地方。他后来在尼赫鲁周恩来会晤失败后成为起草有关边界历史演变报告的印度官员小组的一个成员。)穆尔蒂认为,边境和边境内的确切划分线(即边界),是通过人类的自然交往,一种“历史巩固的进程”,或“晶体化”而存在下来的;并且只需两个相关国家中的一方的有效承认。这种“历史划界”排除了穆尔蒂称之为“形式化”的通过外交进程划界的必要,并将其淡化为仅仅是对通过历史孕育的真正边界形成进程的“装饰”。在他看来,一个合法政府“公开宣布”一条线就足以最后确定边界,“形式化”是没有必要的。
从印度政府所采取的这种思想观点出发,结果必然是,不像其它国家那样认为有必要同邻国进行谈判就其共同边界的走向达成协议,印度便已经拥有了同中国的固定边界,因而谈判成为多余。对印度政府来说,惟一需要做的是,通过其自身的档案研究、参照历史和神话,并考虑安全利益,来“发现”该国与中国的边界的确切走向。一旦确定了适当的走向,便可将它予以公布并画在地图上。正如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不得不给其政府发出的指示那样,印度应当“沿边界全线,……特别是在那些可能有争议的地方”建立哨所;由此产生的有人看守的边界将“不容许同任何人进行讨论”。(注:摘自1954年7 月尼赫鲁向有关各部散发的有关北部边界的通报。它原属秘密,并未正式出版,但印度作家D.R.曼克卡尔看过它,并在他的《1962年的罪人》(Guilty Men of 1962)一书中引用(杜尔西·沙阿公司,孟买,1968年),第128页。 而曼克卡尔让本文作者分享了原件的抄本,他首次将它发表在《印度对华战争》中。)
就这样,(1 )印度坚持它所主张的与中国的边界全线已经划定;(2)尽快将国家力量推进到它主张的领土;(3)在印度控制其主张的所有领土前,拒绝就维持现状达成任何协议;(4 )在所有阶段均拒绝谈判其主张的边界走向。以上各点同中国方面的态度绝对是相互矛盾的。简而言之,它们等于是坚持说:在印度看来,同中国划定和巩固边界是一个单方面的进程。
......
C. 对于中印对峙情况,中国何时能够反击,还是久拖不决
未来几十年是中国追赶发达国家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为了实现这一既定目标,中国不会被一些小事所干扰,中印争端中,中国一直抱着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态度息事宁人,一是给印度讲明利害关系;二是增加军事对峙力量进行强度威慑;三如前两步无效,就采取冷处理,先放下不理,静观印方动态。会有以下两种可能,一是印度本来就是无理取闹,在对峙得不到任何利益时就会找台阶自己撤离;另一种就是判断失误,认为中国好欺负而扩大占领中国领土,挑起更大争端,这样我国政府就不会再忍让而被迫进行反击。
D. 中印边界争端的自卫反击
1962年10月,印军开始实施将中国军队清除出去的作战计划,即“里窝那计划”。其作战任务和要点是:在东部,占领塔格拉山脊,将中国军队赶出塔格拉山;在西部,拔掉中国军队的21个据点,占领全部有争议的阿克赛钦地区。
面对印军得寸进尺的入侵、蚕食和挑衅,中国领导人终于下决心进行自卫反击。反击作战从1962年10月20日正式开始,至11月21日基本结束,历时一个月,经历了两个阶段: 从1962年10月20日开始至28日结束。这一阶段的作战,主要在中印边境东段克节朗-达旺地区和西段的加勒万河谷、红山头地区进行。东段,我军全歼印军王牌第七旅及其它印军一部,俘虏第七旅旅长达尔维准将,此仗共歼灭印军1900余人。西段,新疆边防部队从喀喇昆仑山到冈底斯山,转战千余里,拔除入侵印军据点37个,收复部分领土,歼敌一部。
第一阶段作战胜利后,我国政府呼吁印度重开谈判解决边界问题,但遭到尼赫鲁拒绝。 从1962年11月14日开始,至21日结束。这一阶段的反击,在东线主要分两个作战方向,即“麦线”东端的瓦弄方向和西端的西山口-德让宗-邦迪拉方向。
1962年11月14日,印军首先从东线瓦弄方向我军发起进攻。1962年11月126日清晨,中国军队发起全线反攻,经一天激战,至傍晚时分,我军夺取了印军占据的瓦弄地区。这一战,共歼灭印军1200余人。
与此同时,在“麦线”西端西山口-德让宗-邦迪拉方向的反击战,也正式开始。这次战役,被称为“打头、切尾、斩腰、剖腹”之战。战斗中,中国军队通过穿插包围方式,在西山口--邦迪拉地区,全歼印军3个旅,共毙俘印军准将旅长霍希尔·辛格以下官兵5200余人,成为这场战争了中最大的战役。
在西线,我军在班公洛地区对敌展开反击。到1962年11月20日,我军占领了印军在这里建立的全部6个据点,班公洛地区反击战胜利结束。至此,印度在中印边界西段的入侵据点全部清除。 在这次对印自卫反击战中,我军所到之处,印军望风披靡,至1962年11月20日,中国军队已完全占领了边界全线上的所有争议地区。在西段,我军清除了印军侵占的全部据点;在东段,我军前进到了非法的“麦线”以南、靠近传统习惯线附近地区。作战中,中国边防部队歼灭印军3个旅(第7旅,第62旅、炮兵第4旅),基本歼灭印军3个旅(第112旅、第48旅、第65旅),另歼灭印军第5旅、第67旅、第114旅、第129旅各一部,击毙印军第62旅旅长霍希尔.辛格准将以下4,885人,俘印军第7旅旅长达尔维准将以下3,968人(其中校官26名、尉官29名)。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中国边防部队阵亡722人(其中军官82名、士兵640名),负伤1,697人(其中军官173名、士兵1,524名)。
中国政府于1962年11月21日宣布,从22日起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境全线主动停火,主动后撤。之后开始,我军在中印边境东段回撤至1959年11月7日中印双方实际控制线我侧20公里以内。其后,又将缴获的印军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交还给印度,并释放了全部印军战俘。
E. 中印边界争端最优解决方案
一、教训印度
如果想给印度一个教训,事情的结果是明摆着,因为中方的战斗力毋庸置疑。但无论如何,谁也不愿意真走到战争那一步。应对疫情、拯救国民生命,应是印度的当务之急。
二、和谈
那么和谈呢?中方已经明确表示,要求印方与中方相向而行,回到对话和谈解决分歧的正确轨道上来。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同印度外长苏杰生通电话时也强调,双方应按照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通过中印边界特别代表会晤机制、边防部队会晤机制等既有渠道,就妥处边境事态加强沟通协调。
但前提是印方要端正态度,严惩肇事责任人,严格管束一线部队,立即停止一切挑衅性举动。在事涉中国领土主权的问题上,别再搞这种耍无赖的小把戏。
(5)分析中印边界争端中国该如何做扩展阅读:
延伸阅读
9月14日中印外长在莫斯科签订五点解决分歧方法时刻,莫迪却对当前的中印边境对峙发表了最新讲话,他在讲话中呼吁印度议会团结起来一致对外,支持正在前线部署的印度军队,莫迪表示国家将与前线士兵共进退。16日,外国记者质问中印外交部发言人,为何中印外长答应解决分歧,中印边境军队却没有分离?
1962年中印战争就是10月打的,越往后,中印越紧张,越可能冲突。中印之间经过2017年洞朗对峙,2020年边境斗争,双方和平的基石已经失去了,印度此时撤军就算中国不“击其惰归”,民粹主义印度国内,莫迪也无法交代。再晚一些撤军,印度那糟糕的后方交通,应该会损失不少生命的。
据说班公湖第四指,中国已经建好永久营地,印度必须留下一些军人与中国做伴,否则来年2月,未定国界,中国一定会前出一定距离,这是印度不可接受的现实。
F. 中印的边界问题难点在哪里
中印边界难点在于藏南地区来的,因为自从中印因为1956年中印战争之后,一直在为藏南地区进行不断的争端的,因为藏南地区是我们国家的。
中印边界问题,指中国与印度的边界问题,主要包括东段、锡金段、中段和西段。中国与印度两国边界全长约2000公里,分西、中、东3段。西段约600公里,中段约450公里,东段约650公里。1962年两国因边界争端爆发了一场边界战争。
尼赫鲁1954年10月访华甫归,一条非法的麦克马洪线竟立即出现在印度官方地图上,以此迫使中国接受这一事实。直至1958年12月14日尼赫鲁给周恩来的亲笔信中还写道:“印度的这些大片土地(中国地图表明属于中国)只能是属于印度的,这是毫无疑问的,而且对这些土地不存在争端。”此后,印度政府还支持西藏反动农奴主叛乱,公开否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尼赫鲁甚至指责中国“没有遵守西藏同中国关于自治区的协议和对印度提出的保证。”
西藏叛乱的失败,使尼赫鲁划西藏为印度战略缓冲区的妄想成为泡影,但“大印度联邦”构想仍然使他不能平静。他公然向中国政府提出,把有争议的12.5万平方公里土地全部划归印度,中印关系随即恶化。尼赫鲁完全阻绝了中国政府防止边界冲突的各项建议,一意孤行地执行“前进政策”,继续侵占中国领土。1962年10月,尼赫鲁向印度军队下达了“将中国军队赶出去”的命令,战争全面爆发。
G. 如何解决中印边界问题
中印边界问题,指中国与印度的边界问题,主要包括东段、锡金段、中段和西段。整个中印边界全长1700余公里(因未实际勘测,此数据只是大 东线边界概数据,也有资料说近2000公里),分西、中、东三段。在每一段边界上都有争议地区。在西段,双方争议面积为33500平方公里,主要是阿克赛钦地区,除巴里加斯一处外,其余都控制在中国手中。在中段,双方争议面积约2100平方公里,分为4处,现控制在印度手中。在东段,双方争议面积约90000平方公里,即网上常说的藏南地区,现全部控制在印度手里。在整个中印边境争端中,东西两段是争议重点。
1962年两国因边界争端爆发了一场边界战争。几十年来,虽然中印政府一直在寻找公平、合理解决边界争端的方式方法,但至今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
11月29日至30日,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将在北京举行第14次会晤。在会晤之前,印度军方却接连作出不利于两国友好的举动:除在中印边境有争议的“阿鲁纳恰尔邦”(即我国的藏南地区)组建一支5000人侦察兵部队外,22日,印军宣布再向中印边境新增派两个山地师,且公然宣称这两个师是为了“拱卫”所谓的“阿鲁纳恰尔邦”。
上一次中印边界问题谈判是2009年在新德里举行的,双方同意继续推进对话的框架。中国与印度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进行边界问题谈判;1993年和1996年分别签署了维护中印两国边境安全与稳定的相关协议;2003年,两国领导人指定边界问题特别代表,进行中印边界划定工作的谈判准备;2005年,中印两国签署了边界划定工作的政治指南。
东线争端及麦克马洪线的由来
中印边境东段争端,是传统习惯线与麦克马洪线之争。传统习惯线在喜马拉雅山南麓,以此线作为边界,约9万平方公里的藏南地区属于中国;而麦克马洪线以喜马拉雅山脊分水岭的连接线作为界线,将藏南土地划归印度。
1914年,在中英藏三方参加的解决西藏问题的“(印度)西姆拉会议”上,英方代表亨利•麦克马洪以喜马拉雅山脊分水岭的连接线作为界线,炮制了一条新的印藏边界线,将中国藏南约 9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划归英属印度。麦克马洪又利诱西藏噶夏的代表,背着中国北洋政府代表,搞了一份划界换文。当时对西藏拥有主权的中国政府并不知道此事,达赖喇嘛和噶夏政权也未给其参加西姆拉会议的代表有划界的授权,后来了解了情况的噶夏政权对麦克马洪画的线不予承认。历届中国中央政府对麦克马洪线也未予承认。所以,这是一条非法的边境线。
西线争端及约翰逊线的由来
西线边境争端主要是新疆阿克赛钦地区归属之争。阿克赛钦是一块被喀喇昆仑山,昆仑山及阿里高原环绕的盆地,自古以来就是从新疆到达西藏的重要通道,一直属于中国,直到五十年代印度人抗议中国通过阿克赛钦修建新藏公路以前,中国政府并不知道印度对这里有领土要求。
印度的依据是所谓约翰逊线。19世纪60年代,英国测绘军官约翰逊曾到新疆作探险旅行,此人把阿克赛钦视为无主地,因此将3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划进英印的属地,将中印分界线画在了昆仑山一侧。对于这条约翰逊线,英国政府并未知会清朝政府,历代中国政府包括新中国并不知道此事,更谈不上承认了 。
H. 对于中印对峙情况,中国何时能够反击,还是久拖不决
未来几十年是中国追赶发达国家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为了实现这一既定目标,中国不会被一些小事所干扰,中印争端中,中国一直抱着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态度息事宁人,一是给印度讲明利害关系;二是增加军事对峙力量进行强度威慑;三如前两步无效,就采取冷处理,先放下不理,静观印方动态。会有以下两种可能,一是印度本来就是无理取闹,在对峙得不到任何利益时就会找台阶自己撤离;另一种就是判断失误,认为中国好欺负而扩大占领中国领土,挑起更大争端,这样我国政府就不会再忍让而被迫进行反击。
I. 简析中印领土争端(两百字以内)
中国认为边界问题是由于帝国主义侵略造成的,虽然中国受到很大损害,但这并非是印度人民的错,不应该由独立后的印度负责。中国政府不承认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但对于边界现状,中国政府准备以“现实主义的态度”对待它。这个所谓的“现实主义态度”,是准备以承认麦克马洪线的实际效力(确认印度对门隅-洛隅-下察隅地区的占领)换取印度不再对阿克赛钦提出领土要求。另外,中国政府建议,作为一种临时性措施,双方应暂时维持边界现状。这是我国政府在那个年代典型的意识形态外交政策:中印两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印两国的边境问题是帝国主义侵略造成的。中印两国人民不要上帝国主义的当,应当互谅互让解决边界争端。
但习惯于按西方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思维的尼赫鲁拒绝了中国这一巨大让步性的方案,继续推行“前进政策”。忍无可忍的中国政府被迫进行自卫反击。
J. 中印边境争议区,中印双方各自主张是什么
在东段 :
印度主张英国殖民主义者私自划分的 ”麦克马洪线“ 。
中国主张 ”传统习惯线“ 。
麦克马洪线,在 ”西姆拉“会谈中被西藏地方当局接受,但是中国的历届中央政府从来都没有接受 ,也没有签订任何条约 ,所以是非法的 。
在 1959 年,中国边防军越过麦克马洪线,形成了双方对峙的界线 ,叫做 ”实际控制线“ 。
1960 年 ,中国和缅甸签署了边境协定,缅甸的麦克马洪线以南划归了缅甸 。签署中国协定 ,言外之意是中国可以接受印度的麦克马洪线 。但是印度人没有看出来 。
1962 年中印边界战争后 ,中国军队退回到麦克马洪线以北 20 公里 。
在中段 ,和东段一样。
在西段 ,没有麦克马洪线,中国力保阿克赛钦地区,因为有一条战略公路通过这里 。中国希望拿东段换取西段 ,但是印度不答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