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研究中国

① 读钱穆《如何研究中国历史人物》

首先，就研究目的来说，钱穆先生提出：“我们研究历史的主要目的，或主要功能，是在希望人能成为一历史人物。一历史人物，比一专门史学家更重要”；“诸位如须研究历史人物，却须先具一‘彼人也，我亦人也，有为者亦若是’之志。若没有了此志，则古人自是古人，历史自是历史，和我好不相涉，总研究不出一所以然来”。简单地说，钱穆先生认为研究历史人物是要向这些历史人物（当然是流芳千古的历史人物）学习，见贤思齐，提升境界，终至成为一历史人物。 其次，就研究选择而言，不当偏爱成功英雄，而要能彰显无所表现者之大表现。钱穆先生指出：“当知各人的成败，全视其‘志’‘业’。 但业是外在的，在我之身外，我们自难有把握要业必成。志则是内在的，只在我心，用我自己的心力便可掌握住。故对每一人，且莫问其事业，当先看其意志”。这般取舍，原因有二：一、“只凭事业来烘托来照映出一人物，此人物之真之全之深处，则决不能表现出。人生在衰乱世，更无事表现，此人乃能超越乎事业之外，好像那时的历史轮不到他身上，但他正能在事业之外表现出他自己，他所表现者，知识赤裸裸地表现了一个人。那种赤裸裸地只是一个人的表现，则是更完全、更伟大、更可贵上，更能在历史上引起大作用与大影响”。二、无表现的人，“论其事业，断断不够载入历史。但在其无表现之背后，则卓然有一人在，此却是一大表现”，“中国历史所以能经历如许大灾难大衰乱，而仍然绵延不断，隐隐中主宰此历史维持此命脉者，正在此等不得志不成功和无表现的人物身上。” 突然想起恩师张新民先生指导我研究邹元标时曾说：“你研究邹元标时，要如同庄周梦蝶——‘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周与？’，邹元标的为人你也要学习。

② 怎样研究中国历史——翦伯赞

唯心主义者不仅把历史发展的动力归结为“卓越人物”的愿望，又把“卓越人物”的愿望归结为神的启示。贯彻在中国历史学中的天命论，就是唯心主义的最高发展。照天命沦者说来，“卓越人物”都是带有神性的超人。打开二十四史一看，那些王朝的开创者几乎都是感天而生，应天而王。用现代的话说，这些王朝的开创者都是神、是圣、是上帝最宠爱的儿子被派到人间世界来统治劳动人民的，他们的行为都是上帝授意的。上帝通过谶纬、符瑞给他们以暗示，他们就依照上帝的暗示行动。这样说来，人类历史最终极的动力不存在于人类社会，而是要从神的启示中去寻找说明了。 这样的看法，当然是不正确的。应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研究中国历史，我们首先就应该从中国史上撕去这种骗人的神秘主义的外衣，揭穿唯心主义者的阶级实质，正确地指出中国历史发展的动力不是“卓越人物”的愿望，更不是神的启示，而是社会经济。社会经济的结构是历史的真实基础。在历史上各时期的政治、法律、宗教、哲学及其他观念，归根到底都应该由社会经济来说明，因为政治、法律、宗教、哲学及其他观念都是社会经济的派生物，只要社会经济一有更改，它们或迟或早都跟着更改。社会经济决定历史的发展，也决定它的转变。因此，我们研究历史，就必须研究历史上各时期的社会经济和它的变更，必须分析由这种变更而发生的历史过程和具体事件，而决不该该用偶然的因素、个人的作用乃王神的它示来代替因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更而引起的历史过程的客观规律；历史过程的客现规律性。总而言之，我们应该把历史的动力归结于生产这些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方式，归结于社会经济基础。 历史的发展，归根到底是社会经济演着决定的作用；但这不是说观念就毫无作用。唯物主义者从来不否认，而且承认观念形态对历史所起的反作用。唯物主义者认为各个历史时代的观念形态不仅消极地、被动地反映这个时代的社会经济情况，而且，积极地、能动地反作用于这个时代的经济情况。因此，我们研究中国历史，不仅要根据物质的实践去说明观念形态，也要从观念形态中去寻找它们对社会经济所起的反作用。

③ 我们该如何研究中国

张经纬□人类学者，北京 “1979年初，首个由七位美国学者所组成的小组进入中国开展长期学习和研究。……他们不仅仅被允许进入中国，他们也被允许在乡村里呆上很长一段时间”。海外学者们兴奋地以为“民国时期的(中国)社区研究，其复兴好像触手可及了”。但这种兴奋情绪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数十年封闭隔离之后的突然开放，加上中国行政部门的控制措施的不可预测，促成了这种以随机和偶然为特征，而非以仔细规划为特征的研究风格的发展。”这就是近日出版《在中国做田野调查》(以下简称《田野调查》)一书的编者曹诗弟和玛丽亚·海默对70年代末以来中国社会研究局限的看法。 ，尤其是变迁中须臾不同的中国？是给无论海外，还是本土研究者们提出的问题。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一同到来的诸多新的现象，让贸贸然进入村落或社区的研究者大呼不解，惊诧地发现，柏油路、瓷砖楼房替代了以往的泥墙茅屋，村庙的菩萨也住起了新房，新的开发政策和新的话语，在人们的生活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迹。不过，每一个热爱中国，潜心研究的人们应该知道，文化(传统)并没有消失，它只是发生了变迁。 (来源:南方都市报南都网)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起，以《写文化》为代表的系列反思之作，已将田野调查遭遇的这些现代主义之“后”的问题列上了讨论议程，并试图解决田野中遇到“后现代”困境。学者们纷纷从最基础的方面提出了应对方案，“研究者做田野笔记的过程并不是简单地依靠天生的敏感性和洞察力，还运用了可以习得并熟能生巧的技能，”三位人类学家在《如何做田野笔记》(以下简称《田野笔记》)一书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对已有的人类学研究前提和程序进行了归纳，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解决研究中遇到的问题。 “我们身边来了一群充满不满情绪的农民；不一会儿，我们甚至就无法听懂他们谈话中的哪怕是一个词了……当小王把主要短语翻译成普通话之后，我意识到小王不但把当地方言翻译成了标准的中文，而且他还把百姓语言翻译成了干部语言。”田野调查带给中国还是外国研究者的第一道难题，毫无疑问就是语言，而如果我们将语言以文字的形式呈现出来后，其中转换过的内容将发生更大的变化。这给田野研究者提出的问题是，我们该如何阐述这些来自不同层面的信息，我们该用第一人称，还是第二人称，甚至全知视角，来呈现“到底发生了什么”。如果我们了解自己的视角，掌握应有的记录方法，就不会向一个“年轻”农民问出“你有没有考虑过，为你的祖国和人民负起责任？”这样的问题了。这位田野记录者或许会为他/她的调查对象，提出一个更合理的问题。 “如果我们简单地认为田野笔记的撰写就是研究者将所见所闻写下来的过程，那么未免过于简单化了。”而对于一个与研究对象相处不多的国外或国内研究者，更变得“只是将观察到的事实照搬进笔记。”欧博文在《田野调查》中发现，“中国充满了本不应该是那样的事情，而这些事情，却是访谈对象乐于端给我们的。”田野对象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倾向于把每一位外来的研究者都判别为能在一定程度上给当地社会提供“资源”的潜在对象，于是在研究者看来，访谈对象乐于给他们提供各种信息，唯独不是他们所需要的。不过，对于熟练的研究者来说，任何信息都不是无“意义的”，为了发现这些意义，我们不但要记下所见所闻，还要通过笔记“呈现场景”。 因为，人们的一举一动都有其背后的“剧本”，为我们写作这些剧本的，就是文化。为了呈现这些文化剧本，研究者需要把观察到的“基本场景、背景、物品、人物和行动”细节一一描绘出来。通过这种描写既能帮助观察者了解一个貌似“本不应该”行为的含义，又能通过借助这个场景了解社会行为的逻辑。于是，通过《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实施情况的“场景描写”，能帮助研究者了解一个山东农村“十星家庭”的话题：这些“星”跟正在拟定的村庄章程有关，而家庭会因为完成各项任务而获得“星”，比如交税、守法……不让猪跑到别人的地里、孝敬老人等。有了这个场景，我们或许就能理解访谈对象所说的：“年轻姑娘不愿嫁到少于八星的家庭去；干部家庭如果低于八星或九星，就有可能失去位子……”这些谈话的实际意义了。正是这些描写，将费解的“星星”(符号)与婚姻关系、村落的政治地位联系在了一起。 (来源:南方都市报南都网)许多人误解了人类学研究的本意，我们的研究本身不为理论对话，也不为结构理论，而在于“揭示被研究者的意义世界”；这也是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实践前提———只有揭示他者行为的意义，沟通才成为可能。《田野笔记》的作者指出了调查的关键在于“以敏锐的笔触将当地人眼中事物的含义记录下来，然后让那些对这一特定社会生活环境并无了解到广大读者知晓和理解当地人的意义世界。” 《田野调查》的一位作者跟踪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与中国公安部门展开的“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合作项目。他转述了对一位被拐妇女的访谈，“她告诉我们，你们不要想带我离开这里。这里比我老家好多了。我可以吃足够的粮食，还不用下地干活，只照顾家里就行了”。这显然与研究者的经验和知识不符，研究者认为“她是被非法卖到这里的，应该被解救，但从她的经验来看，是不是‘非法’拐卖并不重要，她的生活由此得到改善，因此拒绝别人的解救。”尽管这位妇女的生活依然穷困，“但她的理解是只有这种选择才对她更有利。”同时，研究者也从被拐妇女家乡山区的经验获知，“她们在家乡不仅要做所有的家务劳动，还要下地干活，等于双份工。” (来源:南方都市报南都网)研究者并不是为犯罪辩护，却一再提醒我们“局内人”对意义的不同理解。研究者再次援引那位被拐妇女的视角，“原来在老家时，有电灯但没电视……现在家里有电视，”尽管接收质量不好。研究者与“局内人”在谈话中都谈到了电视(这是了解“拐卖”妇女现象的主要渠道)，但“限于受教育年限或文化水平”，影响了双方对“打拐”或“防拐”观点的形成，也决定了对沟通和认识上的差异。 研究日益变迁的中国，与变迁中的世界并无差别，追求现代性的民族主义政治家们挥舞着发展的旗帜迎面而来，试图迅速改变传统社会多少带有“前现代”气质的文化，可是，这种发展观念，难免用消费主义的大商场、一元现代主义的压路机，将农村或乡土社会变成发展的对立面，忽视了乡土中国本身在现代化面前的能动性以及变迁过程中的文化连续性。这种状况让我们用田野调查，用民族志文本揭示当地人眼中的意义世界，也让我们更坚定地站在“被发展者”的一边，理解他们行为的意义，帮助他们成为现代性的主体。

④ 怎么研究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亦叫中华文化、华夏文化[1]
或华夏文明[2]
，是以中国境内56个民族为基础，充分整合全国各地域和各民族文化要素而形成的文化。且流传年代久远，地域甚广，被称为“汉文化圈”，特指社会意识形态，是社会政治、经济与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反映。从旧石器时代的发明创造，到康梁的维新变法、何子渊的教育革新，再到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无一不是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动力。
我个人认为
文化是精神与物质循环演绎的过程。这个过程就历史的不断进步。
只有活的文化才能起到化人的作用。只有经过外来文化的不断冲击锻炼，才有活的文化。能化人的文化才是真正的文化。
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春秋战国史，秦穆公称霸西戎采用的是外国人才，秦孝公嬴渠梁发求贤令而得卫鞅（也不是秦国人），实行变法强国（可以做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真正开始），秦国的相国将军什么司马错啊、李斯等。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各家看法多有不同，还时不时有名家设坛讲学，各家在下面激辩致辞。那是个开放思想的年代。可以想象当时秦国的处境跟我们中国的20世界是很像的。最强大的齐国在山东靠海里秦国最远（像现在美国），靠近秦国的边上是强大的魏国（战国初）、楚国（战国中后期，但一直发展缓慢）、赵国，他们像现在的日本、俄罗斯，旁边还有好多小国。
秦国变法可以说比我们改革开放彻底的多，取得的成效也大多了。

⑤ 如何从宏观一体视角研究中国艺术史

1、首先明白艺术与文化的关系。
2、其次明白文化学研究思路：依照文化形态对照艺术、依照文化学研究视角考察艺术、依照文化特征审视艺术、依照文化系统体察艺术等方面学习探究。
3、最后对文化学观念下的艺术史料研究、文化学观念下的艺术体裁研究、文化学观念下的多元艺术研究、文化学观念下的艺术现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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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如何研究中国（增订本）
作者名：曹锦清
豆瓣评分：7.8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8-8
页数：481
内容介绍：
◎本书以通俗的语言讲解如何从历史中理解中国，如何从现状中研究中国……
作者介绍：
曹锦清，着名社会学家。1949年生，浙江兰溪人，现任华东理工大学文化研究所所长、社会学教授、博导。

⑦ 中国共产党如何去学习和研究中国共产党史

一是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对近代中国历史特别是党的90多年奋斗历史进行了新总结。同志反复强调，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最为可歌可泣的篇章。90多年来，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完成和推进了“三件大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总结历史经验，不断艰辛探索，终于找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这条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二是着眼于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对党执政60多年来自身建设的历史进行了新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以更大的决心抓党的建设，针对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借鉴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制定了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推出了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等一系列重大举措，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要求。这些新思想、新观点、新要求，为新的时代条件下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指明了方向。

三是着眼于推动经济社会科学发展，对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史进行了新总结。同志回顾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程，强调必须坚持正确方向，沿着正确道路推进；必须坚持正确的方法论，在不断实践探索中推进；必须坚持全面改革，在各项改革协同配合中推进；必须坚持改革发展稳定的统一，在确保社会稳定中推进；必须坚持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坚持在党的领导下推进。这“五个必须”，深化了党对改革开放规律的认识，成为新的历史条件下坚定不移把改革开放推向前进的根本原则。

四是着眼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世界社会主义500年历史，特别是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进行了新总结。同志全方位回顾社会主义 500年来从无到有、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从外国到中国，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艰辛探索到破浪前进的历史进程，深刻阐明了我们党在领导革命、建设、改革进程中，是怎样经过反复比较和总结，历史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的；是怎样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独立自主地走自己的路的；是怎样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⑧ 如何研究中国通史

此为读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的笔记。买钱穆的这本书，主要是看看倒底怎么样去研究历史。比如我如果要为很喜欢的某历史人物写传记，我应该怎么去搜集资料。以前读历史总是随兴所至，从不做深入思考。而且我几乎不读原版的古文史书。所以对历史只能说徒有兴趣，而缺乏自己的见解和具体的框架。

钱穆的这本书是演讲集，讲了很多他对历史的见解和研究历史的方法，但是过于抽象和概括化。因此要从操作层面上来具体学习，恐怕是痴心妄想。也许应该略有感悟之后，老老实实读一些史书之后，再来读他的这本演讲集，才能有更深的体悟。

钱穆讲历史有三个特征:变异性，特殊性，传统性。变异性很重要，正因为有变异，才有不同之处，才值得书写，才成为历史。正如人若无变，每日都是碌碌而过，波澜不惊，这样的人生哪有精彩，哪能成为历史呢?我喜欢的历史也恰是大分裂时代。如春秋战国和三国时代。这些历史都是风云剧变，英雄辈出。其间，谋略，军事，个人成败，国家兴衰，都精彩无比。但这样的偏好是如何产生的呢?可能只是因为我觉得我们所处时代相对平庸的缘故。但这种偏好可能会随着我对现实社会和历史理解得更深入时会有所改变。其二，特殊性。正因为有特殊，所以每段历史会吸引不同的人去关注和研究，比如有人喜欢汉唐气象，有人喜欢魏晋风度，有人喜欢晚明风云叠起。但关注变异性和特殊性，不能忘了传统性，忘了中国历史的大趋势和大动向。钱穆认为中国史的趋势，是向团结融和的方向走。所谓分久必合。但这个结论的含意不多，仅仅只是一个简单事实陈述而已。中国史内在变迁的路径是什么，还没有看到有人能给出答案。

钱穆讲到研究历史的三个方法:由上而下，自下溯上，依兴趣作为研究历史的肇端。在这三种方法中，我感兴趣的是第三种。钱穆说:要学历史，只要能知道了某一代，某一地，某一事，或某一人物，都可即此为据点，来开始前进作研究。但难点在于搜集史料和阅读史料。

钱穆又提出先略知通史大体，再深入研究某一断代史，然后回过来再治通史，接着再研究一部新的断代史，如此循回往返，则终能贯通上下古今，而获得历史大全。思路不错，但操作难度太大。就算真有人想这样去做，穷其一生也未必能完成这个宏伟目标，达到大而化之的境界。我认为可将目标降低。每一断代史都研究到，几乎绝无可能。因此上述方法循环两三次足矣。最后达到的境界是对通史粗略了解，对某一部或几部断代史则了如指掌。也就成为断代史专家而不是通史专家。

最后，钱穆也主张新人写旧史，以实现历史古为今用的作用。并举出资治通鉴作为例子。在各断代史都有的情况下，仍产生了这样的编年体历史巨着。而钱穆自己本人也曾写有《国史大纲》一书。我所知道的还有台湾的柏杨也是重写了资治通鉴。钱穆所提出的新人写旧史的主张，有其现实意义。但在今天这种快节奏的时代，来完成这种工作，不但找不到合适的人，也没有读者。没有人接受，就不能传世，也没什么价值。因此个人认为这种做法也没有必要。理想的着作就是结合现实写的历史学术性着作。比如万历十五年。有这样的作品出现，就够了。

⑨ 怎样研究中国历史

研究历史，首当注意变。其实历史本身就是一个变，治史所以明变。简言之，这一时期的历史和前一时期不同，其前后之相异处即是变。因此乃有所谓历史时代。历史时代之划分，即划分在其变上。如果没有变，便无时代可分。我们当知，并非先有了各个时代，才有这各个时代的历史。乃是先有了这一段历史，才照此历史来划分为各时代。时代只是历史的影子，乃由先史中照映出时代。无时代之变，便无历史可写。如在先史以前，人类存在，已不知其经过了几十万年。但其间变动少，便亦无许多时代可分，亦无详细历史可写。于是便成为我们对这一时段历史之所知少。实因这一段历史自身之变动少，人类进步迟缓，故无事变可言时代可分。浅言作譬，如一人，只是生老病死，只是温饱度日。在其人生过程中，无特殊性，无变异性，其人之一生，便亦无历史可言。
其次，我们研究历史之变，亦宜分辨其所变之大与小。例如从春秋到战国是一变，但这尚是小变。从战国到秦却是一大变。自东汉到三国魏晋时代却又为一大变。历史进程，一步步地不断在变。从此不断之变中，我们又该默察其究竟变向哪里去。正如一个人走路，我们可以察看他的行踪和路线，来推测他想走向哪里去。同样情形，治史者亦可从历史进程各时期之变动中，来寻求历史之大趋势和大动向。固然在历史进程中，也不断有顿挫与曲折，甚至于逆转与倒退。但此等大多又外部原因迫成。在此种顿挫曲折逆转与倒退之中，依然仍有其大趋势与大动向可见。此等长期历史之大趋势与大动向，却正表现出每一民族之历史个性有不同。我们学历史，政要根据历史来找出其动向，看它在何处变，变向何处去。要寻出历史趋势中之内在向往，内在要求。我们要能把握到此历史个性，才算知道了历史，才能来指导历史，使其更前进。使其前进到更合理想的道路上，向更合理想的境界去。
现在我们再重述前面所讲的意义。如何研究历史，贵能从异求变，从变见性。从外到内，期有深入的了解。我们研究历史，其入手处也可有三种途径：

第一种是由上而下，自古到今，循着时代先后来作通体的研究。治史必有一起点，然后由此以达彼。此起点，即是从入之途。我们研究历史要先有一知识据点，然后再由此据点推寻到其他另一点。例如这讲台上有茶杯，我知道它是茶杯，同时即知道旁的东西非茶杯。我虽未知此许多东西是何物，但起码已知道了它决不是一茶杯。如我们读《左传》，先明白了春秋时代是怎么一回事，待我们读到战国史时，便见战国与春秋有不同。此即所谓从异明变。普通自该从古到今，从先而后地顺次读下。但现代人似乎觉得这样学历史太麻烦了，真有“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说起”之感。也有人以为古代史已是年代湮远，和我们现时代太隔别了，似乎不太相干。再来研究它，未免太不切实际。此说若或有理。让我试讲第二种研究历史的途径。

第二种研究历史的途径，就是自下溯上，自今到古，由现代逆追到古代去。只把握住现代史上任何一点一方面，无论是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屠思想的等等，任何一事实一问题，都可据我们眼前的实际问题循序上推，寻根究底地研究，也可明白出这一事变之所以然来。

另外又有一种研究途径，便是纯看自己的兴趣，或是依随于各自之便利，即以作为研究历史的肇端。例如听人谈到宋史，说起王荆公新法如何，司马温公反对新法又如何，忽然引起兴趣，便不妨从此一处起，来作宋史之钻研。只求在一处能深入有体悟，自然会欲罢不能，便推及到其他处去。为要知道此一事的前因后果，而很自然地上溯下寻，愈推愈远，这就是一种历史研究了。又如或是受了某一师友的影响，或偶然读得一本新书，而得了某一项启示，因而引起了研究历史的兴趣和动机，也尽从此入手。总之，要学历史，只要能知道了某一代，某一地，某一事，或某一人物，都可即此为据点，来开始前进作研究。例如汉武帝、曹操等人物，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但我们不仅在外表上只知道一个是红面，一个是黑面就算。要能从容不迫，沉潜深入，自然渐渐能穷源竟委，作出一番明透的鞭辟入里的研究来。

但如上述第三种，根据某一问题来研究历史，实不是最理想的。例如有人提出一问题：“中国何以会有共产党？”若循此作研究，经过一番推溯，在中华民国政府成立以前，中国并无共产党，而且在百多年前，此世界亦尚无马克思其人。那么此一问题似乎推究到此即完了，中断了。你将认为上面历史和此无关，如是的心习，会使你走上许多狭窄肤浅短视的路上去。因此即使我们要根据当前问题来推究，也得首先将此问题暂放一边，平心静气，仍从历史本身的通体来作研究，如此才能对你原有问题得出一正当的结论。我们当知，从研究历史用心，可以解决问题。若仅从解决某些问题上用心，却不一定能了解历史。这等于说，明体可以达用，而求用心切，却不一定能明体。

故此，我们若真要研究历史，仍不如从头到尾作通体的研究。首先便是通史，略知通史大体，再深入分着时期去研究一部断代史。对一部断代史有研究，再回头来接着重治通史，又继而再另研究一断代。如此循环不息地研究下去，才是可远可大，才能真明白历史上的时代之变，才能贯通上下古今，而获得历史之大全。

⑩ 发展中国公共关系学应如何研究国情

研究”国情“，是发展有中国特色的公共关系学的先决前提。这里仅就公共关系成长所需的条件角度去分析”国情“。从文化心态来看，一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包括了正道直行，贵和持中、民为帮本，平均平等及重情轻理等诸多方面，分析这些传统文化精神，可以看出中国文化对公共在中国传播或正或负的种种影响。再从经济方式上看，迄今为止的中国经济仍未达到充分的市场经济水平，而是计划经济，自然经济与市场经济相混杂的结合体，最后一方面，则是在世界经济的冲击下，在开放浪潮中所涌现出来的市场经济。它在中国大陆的发展既不充分，也不平衡。这是造成我国公共关系事业发展先后快慢不一的主要原因。最后从管理体制上看，党政不分，政企不分仍是中国管理体制的一大弊端，尤其突出的是，我国现有的舆论一统，媒介垄断，极少民办报刊，其结果必然是媒介缺乏相对的独立性，传播体制僵化，沟通渠道单一，民意和舆论的社会作用不强。这将大大影响公关的社会效果。

尽管公共关系学在我国起步较晚，尽管我国的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与社会信息化等方面还有相当多不完善，不发达之处，但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兴起，体制改革的深入，政治民主化的发展及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国公共关系的蓬勃发展是不可避免并不可阻挡的，公共关系中国化有着令人鼓舞的辉煌前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