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如何走出

⑴ 中国如何走出道德困境

2016年春运大幕已经拉开。图为志愿者在北京西站站前广场为旅客服务，倡导文明出行。新华社发
新春临近，亿万国人已经进入“春运”周期。浩浩荡荡的返乡大军和外出旅游的人群中，种种不和谐的“小事”又一次集中爆发：“中国式过马路”、在火车上抢座位、用酒店毛巾擦皮鞋……
每到节假日，总有与节日气氛相悖的不文明事件抢占新闻头条，一次次拷问着国人脆弱的公德意识。不仅如此，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此类事件已经漂洋过海、走出国门：中国旅客在泰国航班上大吵大闹、在埃及神庙涂鸦、在欧洲痛打便利店店员……一些网友直呼“丢人丢到了国外”，国际媒体也开始讨论：中国人的文明素质能否与GDP同步增长？
如今的中国，是否面临着公德危机？应该如何看待公共生活中并存的“丑陋”和“美好”？怎样塑造中国人的公德意识和良好形象？记者就此进行了采访。
1.现状：不文明现象让人忧
“去年有一次因为台风天气造成列车晚点，有些旅客不听任何解释，就把我们围起来指责、漫骂，有的动手打人、用安全锤把车窗敲碎，还有人把车票直接摔在了我的脸上。”说起旅客的种种不文明行为，官淼至今仍心有余悸。
官淼是京沪高铁G13次列车的车长。从2007年开始，她就工作在京沪铁路大动脉上。从普通车、动车到高铁，官淼见证了中国铁路的飞速发展，也见证了国人文明素质的点滴变化。
“现在大多数旅客都能自觉维护好车上的公共秩序，不过还是会有人不太注意，比如，用电脑、手机等看视频、听歌时不戴耳机，声音放得特别大；穿着鞋直接踩在座椅和小桌板上；任凭孩子在过道里吵闹、嬉戏等。”官淼列举了旅客的各种不文明行为。
作为首都图书馆的图书管理员，王女士也有类似的烦恼：一些读者高声喧哗、吃东西喝饮料、在书本上随意涂画……
“总是有一些不遵守阅读秩序的读者，真的很让人头疼。”面对记者，王女士无奈地摇摇头，“桌子上明明放着‘禁止喧哗’的牌子，我也专门提醒过说话要轻声细语，可他打电话的声调还是那么高。”
如今，逐渐富裕起来的中国人越来越追求生活品质的提升，旅游休闲成为重要的娱乐方式。据统计，2015年我国接待国内旅游人数接近40亿人次，出境游达1.2亿人次。伴随着“旅游热”，不文明旅游现象不断被曝光。有学者把不文明旅游总结为“五不”：不修边幅、不讲卫生、不懂礼仪、不守秩序、不遵法规。
2.成因：传统模式难解公德问题
“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一百多年前，梁启超就曾敏锐地指出中国人公德缺失的问题。
一百多年后，困扰依旧，甚至影响到了中国人的国际形象。公德缺失为什么会成为顽疾？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倪素香认为，在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中，道德规范是以家族为本位的，重视私德是其主要特色，而社会公德内容则较为贫乏，这与我国传统的社会结构有一定的关系。
“从现实来看，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打破传统血缘关系的狭隘视野，广泛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合作与交流的关系，必然要由‘熟人社会’迈向‘陌生人社会’，由乡村迈向城市，而当今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社会公德规范尚处在建构和培育的过程中。”倪素香说。
中国伦理学会会长、清华大学教授万俊人也表示，现代社会是一个日趋公共化的开放社会。传统的家族式、地方性或特殊群体性的“熟人型”道德伦理，已不足以应对日益开放的公德问题。只有基于健全的现代法律秩序和现代社会的公共价值理念，公共道德才能获得广泛的价值认同，形成引领社会发展的力量。
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刘思敏对不文明旅游现象进行了研究，结论是人在两种情况下行为最容易失范——一种是在休闲中释放压力和放松心情时，另一种是脱离了自己所生活和熟悉的群体或习惯时。“旅游作为一种新兴的消费方式，正好符合这两种情形。”
3.解读：极端个案不代表整体素养
“近年来出现的种种不文明行为，说明公德建设还任重道远，但并不意味着中国社会面临着严重的‘公德危机’。”倪素香表示，总体上人们的文明意识是不断提高的：“这段时间如果到车站、码头观察一下，你肯定能看到不文明行为，但也会发现互相帮助、体谅的旅客非常多，可以说处处都有真善美；自觉遵守当地风俗习惯、举止文明的游客也越来越多。”
为什么公众会产生“世风不古”的印象？倪素香分析，一方面是因为公德是全民性的道德规范，内容上具有简单性、易行性，如果没有做到，就会产生不良社会影响，造成底线伦理失守。另一方面，由于部分媒体特别是网络媒体和自媒体对一些负面事件具有很强的敏感性，加之传播速度快，很容易抓住公众眼球。
“对不文明旅游行为，要具体分析。有些是无心之过，是游客把自己的不良生活习惯带到公共领域中来了；有的则是游客不了解旅行地的风俗习惯所致；还有一种比较恶劣的情况，就是游客素质低下故意为之，但这只是极少数。”中青旅质监合规部总监李广说。
在万俊人看来，我国正处于社会加速转型的关键期，公德领域呈现出“感天动地”与“触目惊心”并存的两极状态，既有层出不穷的“最美”人物，也有时而遭遇的“最糟”事件。
“对公德现状的分析评价，必须基于中国目前社会发展的特殊阶段、时代背景和社会基本结构。武断地做出好与坏的判断都不能使人信服，也是不负责任的。”万俊人强调。
4. 解局：教化与法治并重
“阿姨，对不起，是我爷爷不对。”一个七八岁的小姑娘因为自己的爷爷辱骂公交车司机，而郑重地向司机道歉，司机感动地流下了眼泪。不久前，发生在河南郑州97路公交车上的一幕在网上传开，触动了很多人。
“小姑娘的行为说明，公德教育需要从娃娃抓起。同时，针对社会不同群体的不同特点，要实行全方位、全覆盖的公德教育。”中国伦理学会副会长、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王小锡说。
“除了加强公德教育，还应该完善法治。首先要在法律上明确公民应该遵守的基本规则，其次，应该完善社会信用体系，推进社会公德建设。”倪素香表示，针对部分法律难以落实、失德行为“死灰复燃”的现象，在加大执法力度的同时，可以建立个人信用档案，将不文明行为计入档案中，并与升学、就业、营商等挂钩，让失德者在社会上“寸步难行”。
事实上，相关举措已在逐步推行。2015年4月，《游客不文明记录管理暂行办法》开始施行，目前已有4批共16名游客被列入“黑名单”；2015年8月，深圳交警发出第一份行人出行信用报告，闯红灯行为将影响个人信用记录。
倪素香同时指出，加强公共设施的建设管理、提供更人性化的社会服务，也是公德建设必要的环节。如配置更多的分类垃圾箱、完善道路规划和建设、改造小区环境等，都能对人的行为产生引领作用，有效避免不文明现象发生。
官淼还记得，前几年京沪线上刚开通动车组时，旅客在车厢里吸烟的情况时有发生。“现在，我们的服务措施不断完善、宣传力度加强，同时处罚执行到位，旅客基本不会在高铁车厢里吸烟了。相信今后旅客出行的文明程度会越来越高。”

⑵ 中国如何走出政治陷阱

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最早觉醒的阶层，但中国的知识分子可能是最早被消解的政治团体。中国的知识分子试图把自己打扮成先知先觉者，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很容易落入到历史的窠臼，要么重蹈覆辙；要么拾人牙慧，成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民主政治的宣传员。在公有制为基础的国家，或者社会资源绝大多数掌握在政府手中的地区，民主政治的发展必须走自下而上的道路，必须逐渐剥离政治选举中的财产收益，最大限度地保护国家的存量资产和公民的财产权利，只有这样，中国的民主政治才能走出亚洲民主政治的历史轮回，彻底洗刷清算与报复所留下的斑斑血迹。
中华民族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在学习的过程中，逐渐失去了自我，以至于在民主政治发展道路上，进退维谷，左右为难。曾经有一个在学术界私下流传的笑话：中国学习苏联，结果却建立了封建官僚体制；中国学习南斯拉夫，结果却出现了地方保护主义；中国学习越南，结果却打乱了正常的政治秩序；中国学习美国，结果却出现了金融危机。
其实，民主政治作为一项国家制度，是不能杂糅百家，相互借鉴的。民主政治制度是一种根植于民族传统的基本制度。民主政治制度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选举制度，也不仅仅是选举或者考试制度下的官僚制度，民主政治制度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融入到民族血液之中的文化传统。如果盲目照搬西方国家的民主政治制度，那么，最终的结果很可能是画虎不成反类犬，民主政治改革成为祸国殃民的代名词。
当前中国大陆与台湾在民主政治发展中呈现出两种完全不同的形态。大陆试图在宪法体制下，借助于执政党的力量，不断地更换执政团队，吐故纳新，巩固执政党的利益基础。但现在看来，这样的改革的百弊丛生。首先，在缺乏民意基础的情况下，“城头变幻大王旗”，只能徒增选民的反感，而不会给执政党带来实际收益。在传统的清官政治文化中，人们只注意行政首长的所作所为。行政首长要想树立自己的威信，必须亲自组阁，并且对自己的阁僚负责。可是，由于大陆实行所谓的公开选拔制度，行政首长的权力被上一级行政机关所取代，行政首长很难对执政团队的行为负责，这就出现了行政首长形式上享有行政权力，但却没有实质权力的尴尬局面。所以，公开选拔干部，非但不能组成精干的团队，反而出现了权责不明的现象。一旦出现重大安全生产责任事故或者突发事件，行政官僚体制运转不灵的现象，就会直接暴露出来。现在越来越多的知识精英分子加入执政团队，可是，在执政团队中精英分子越多，行政的效率就会越低。
其次，从改革的策略和价值取向上来看，执政党试图通过吸收社会各界的知名人士加入执政团队，以此来提高政府的公信力，但这样一来，却颠覆了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公务员制度，使得一大批公务员正常的职务变动受到影响。这场改革非但不能提高执政效率，反而会挫伤公务员的积极性，使得相当多的公务员在正常的体制之外，寻找终南捷径。http://zzh1125.blog.china.com/index.html
第三，由于没有实行广泛的总辞职制度，在执政团队内部积累了大量的公务员。执政党一次次进行精简改革，然而，改革的结果却是公务员的队伍越来越庞大。在公务员队伍无法分流的情况下，执政党将一些国家设立的事业单位包括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乃至大型国有企业行政化，并且把这些单位的岗位作为公务员的犒赏，而这样一来，就使得许多企事业单位越来越具有行政化的色彩。在官本位体制下，这个社会逐渐形成了特殊的官僚结构。
第四，由于没有定期的选举制度，所以，在公务员内部出现了明显的“内部人控制”现象，集体腐败或者体制腐败几乎成为中国大陆的常态。只要进入公务员体制内部，那么，就可以分享腐败的成果。如果公务员试图脱离这个体制，保护选民的利益，那么，就会成为众矢之的。那些离经叛道的公务员，要么会失去党内的职务，要么会被绳之以法。执法机关的选择性执法，非但不能起到震慑的作用，反而给公务员以明显的心理暗示：只要在公务员内部循规蹈矩，跟随上级首长亦步亦趋，那么，就可以坐享其成；反过来，如果试图颠覆现有的腐败体制，那么，最终的结果很可能会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事实上，韩国和台湾民主政治发展的最大的成果，不在于建立了民主政治体制，而在于定期选举之后，执政党会千方百计地清算在野党的各种贪污腐败行为。由于实行周期性的选举，被清算的在野党也有可能在下次选举中，重新上台执政。为了争取更多的选票，也为了取得清算政治对手的机会，政客们会千方百计地打扮自己，重新赢得大选。
所以，不要被一些政治家华丽的政治言词所迷惑。在民主政治发展过程中，亚州地区面临的最大问题就在于，政治更像是一种集体分赃的活动。在绝大多数资源掌握在政府手中的时候，掌握政权就意味着取得了资源的支配权。正是在这种利益的诱惑下，才会有人前仆后继，争取攀登上政治舞台。
透彻的分析亚洲国家的政治生态，会令人产生悲观情绪。笔者看来，私有化条件下的民主政治与公有制条件下的民主政治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私有制条件下的民主政治，是一种纯粹的管理社会事务的民主政治；而公有制条件下的民主政治则是一种财产分配为主导的民主政治。在公有制条件下，或者在资源被少数族群所控制的条件下，民主政治选举就是一种典型的政治掠夺。过分夸大民主政治选举的功能，或者被某些少数政治人物的清廉形象所迷惑，从而对亚洲国家民主政治的发展寄予厚望，如果不是十分幼稚的表现，那么就是别有企图。
在有关宪政改革的讨论中，曾经有学者指出，建立国家的目的不是为了分配公民的财产，建立国家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的财产，或者宪法就是要为公民创造财富提供机会。所以宪法过去不能、现在不能、将来也不能规定财产制度，一个国家的财产制度应当由民法或者财产法加以规定。这种宪法观念，是一种来自于社会启蒙思想家的传统社会契约思想。这种观念把国家看作是不食人间烟火的政治体制或者社会结构，而事实上，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是一个巨大的资产，谁掌握了国家这个资产，谁就拥有财富的分配权或者支配权。正因为如此，国家的宪法必须对财富的分配作出原则规定，只有这样，才能防止少数人利用政党之间的相互竞争，不断地占有国家的财富；也只有这样，才能防止国家权力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自己所掌握的国家权力，掠夺或者侵吞公民的个人财产权。
保护公民的财产权利，是宪法的一项重要功能。假如宪法不能保护公民的财产权利，或者宪法不能有效地约束行政机关的权力，那么，定期选举制度就会变成毫无意义的充满铜臭味的交易制度。事实证明，亚洲许多国家的政治选举，更像是一场实实在在的权钱交易。政治家要想获得选票，必须支付金钱；而要想得到更多的金钱，必须获得充足的选票，取得执政地位。
走出这种权钱交易的历史怪圈，并不容易。在这样一场政治交易中，参与者都有可能获取财富，但是反对者却永远失去分配财富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在亚洲实行多党制的国家，腐败现象丝毫没有减少，反而有不断增多趋势的原因。新加坡是亚洲非常特殊的城邦国家，在这样一个弹丸小国，执政党通过高效率的运作，获取了大量的财富，并且将其中的部分直接变成生活资料，在公共产品供给方面，满足新加坡人的基本要求。正是这种生活资料的“公有制”，使得这个国家的执政者才能长期稳定执政。一些反对党试图破坏这种政治体制，结果他们轻则失去生活资料，重则被投进监狱。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一个殖民地转换而成的特殊政治地区。在这个地区实行官僚统治，但是，官僚体制在经济发展方面无所作为，除了掌握土地拍卖权之外，行政当局几乎在经济领域不发生任何作用，正因为如此，在这个地区才会形成相对清廉的政治风气，贪污腐败现象才会相对较少。
所以，我们在设计中国民主政治改革路线图的时候，一定不要沉醉在业已形成的政治体制框架之中，试图通过照抄照搬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结构或者法律制度，改造中国的政治体制。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所谓民主政治，从微观上来看就是实行一人一票，但从宏观上来分析，必须建立彻底剥离财产属性的社区自治制度，并且通过社区代表公开选举产生国家政权机构，否则，一人一票的政治选举很可能会出现周期性的社会灾难。民主政治是保护公民财产权利的外在制度，而财产权利则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基础。只有优先确认公民的财产权利，才能出现真正的民主政治体制。这样说丝毫不意味着民主政治只能在生产力发达阶段才能实现，而是说在民主政治发展的过程中，必须把保护财产权利的法律制度放在突出的位置，只有在充分保护公民财产权利的基础上，才能讨论民主政治的发展问题。通俗地说过，不管哪一个政党上台执政，都不能随意剥夺公民的财产权利，到那个时候，民主政治才是真正的现代民主政治。
当前在中国大陆，新左派的一些代表人物主张大政府，试图通过扩大政府的权力，确保整个社会资源公平分配；而一些极右派的代表人物则主张实行三权分立，通过实行联邦制改革，在每一个联邦主体内部实行三权分立，最终建立类似于美国的国家政权体制。在我看来，新左派对政府权力过大所造成的危害，缺乏历史性的反思；而极右派的代表人物所主张的三权分立，无非是以中国的解体为最终目标，除了带来持续动乱之外，不可能给中华民族带来福音。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走自己的路，这既是历史的教训，也是中国当前政治体制改革的经验总结。
在笔者看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注意以下几个问题：首先，必须注意技术上的改革与观念上的改革，不能用技术上的改革代替观念上的革新。三权分立、公开选举都是技术上的改革，这些改革是必要的。但是，在没有进行观念变革之前，笔者可以大胆直言，这些改革都可能会原地踏步。道理非常简单，执政党在掌握了国家资源之后，培养了一大批官僚人员，这些人可能比某些理论家们更了解中国的政治生态，所以，实行公开选举之后，他们可以挟雷霆万钧之势，横扫所有的政治选举战场。当年苏联解体之后，许多人误认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会掌握政权，但是一夜醒来，他们才赫然发现，国家发生了变化，但是掌握国家政权的仍然是苏联共产党的传统官僚队伍。这说明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从观念变革开始，如果没有观念上的改变，那么，公开选举很可能会换汤不换药。
其次，必须注意社会知识阶层的政治立场。在民主政治发展时期，社会知识阶层会不断发生变化，以前那些站在官僚体制外部，高举批判旗帜的知识分子，很可能会由于政治利益的诱惑，而放弃自己的立场，从而走进体制内部，扮演帮凶的角色。现在大陆高校的一些知识分子，越来越习惯于从事政治投机活动，他们主动放弃自己批判的工具，在体制内部担任一官半职，从而享受更多的社会福利。这种政治立场决定了中国的民主政治发展不能依靠知识阶层，而只能从富裕起来的企业家或者广大的小资产者那里发现中国民主政治改革的原动力。中国知识分子摇摆不定的立场和近代以来经常呈现的投机心态，决定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民主政治发展过程中很难扮演中流砥柱的角色。少数知识分子被招降纳叛之后，转过头来对昔日的战友反戈一击，这既是发生在中国的活生生现实，同时也是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中国的政治常态。知识分子永远都是言语的巨人、行动的矮子，不可能在社会政治变革中扮演关键的角色。
概括起来说，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最早觉醒的阶层，但中国的知识分子可能是最早被消解的政治团体。中国的知识分子试图把自己打扮成先知先觉者，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很容易落入到历史的窠臼，要么重蹈覆辙；要么拾人牙慧，成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民主政治的宣传员。在公有制为基础的国家，或者社会资源绝大多数掌握在政府手中的地区，民主政治的发展必须走自下而上的道路，必须逐渐剥离政治选举中的财产收益，最大限度地保护国家的存量资产和公民的财产权利，只有这样，中国的民主政治才能走出亚洲民主政治的历史轮回，彻底洗刷清算与报复所留下的斑斑血迹。

⑶ 中国如何走出中等收入国家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很多发展中国家在人均收入达到3000至5000美元后，人均收入增长长期陷入停滞，而迟迟不能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现象。经过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持续增长，目前中国人均GDP已经超过6000美元。在未来20年内，中国经济是持续增长而转变为发达国家，还是会步拉美国家与东南亚国家的后尘而迷失在中等收入陷阱之中，这目前已经成为国际社会讨论的焦点问题。
中国如何走出中等收入国家陷阱
首先，从资本层面来看，尽管中国的投资率已经相当之高，然而在提高资本的边际收益率方面，中国还至少有两方面潜力可挖。一方面，中国经济目前存在着制造业过度发展、服务业发展不足的产业结构失衡。通过调整激励机制来刺激服务业投资的发展，不但有助于缓解制造业的产能过剩，而且有助于提高居民部门的相对收入水平。另一方面，目前中国的很大一部分投资是由国有企业完成的。
其次，从劳动力层面来看，中国政府应从延缓劳动力数量下降与提高劳动力素质两方面下功夫。在延缓劳动力数量下降方面，中国政府应尽快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在未来也可以通过适当延长退休年龄等方式来缓解人口老龄化的冲击。
再次，从全要素生产率来看，中国政府至少应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构建中国的创新体系，提高中国居民与企业的创新能力：第一，中国政府应努力提高研究开发支出在GDP中所占比率；第二，中国政府应该加强对国内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增强个人与企业进行科技创新的动力；第三，中国政府应进一步发展完善国内金融市场，尤其是大力发展包括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产权交易市场、创业板市场、中小板市场、主板市场在内的一系列直接融资体系，为国内主体的创新活动提供市场化融资支持；第四，中国政府应保持与扩大对外开放，努力从国外引入新的科学技术，并通过参与国际竞争来增强本国企业的创新能力。

⑷ 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去

中华传统文化走出去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第一，在传播内容上，先术后理，首器次道。海外异域，国情民情迥然不同，文化传统差异巨大。在国内叫得好、叫得响的作品、项目，在国外不一定叫得好、叫得响；反之亦然。想当然把国内的做法，运用到国际上传播，很可能适得其反。比如说，在国内传播传统文化，我们一般是先从理论上讲其重要意义，解决认识问题，然后再着手贯彻实施具体项目。而在他国，相关背景缺乏，文化圈差异带来的理念截然相异，对我了解有深有浅，感情有好有差，判断事物的价值标准不一，认知不等于认同，因此或许正好相反：先实施具体的文化项目。如此说来，我们应尊重差异，不强求对方点赞苟同。特别是，不纠缠于文化观念“形上”的是是非非，而在文化的实证和器物层面上多下工夫，先让对方感性了解，然后激起其主动的思考、理性的好奇、热情的学习。
《意见》恰恰体现了这一原则。在例举的中华传统文化代表性项目中，大部分具有“普世”的实用价值。有谁能拒绝一个健康身心的需要呢？像我们包含神奇针灸、丰富多彩的医药，色、香、味俱全的烹饪饮食，养生技击一体的武术健身等，颐养了生生不息的中华民族，对其他国度的人民亦大有补益。像园林、戏曲、民乐、书法、国画等传统文化艺术，千百年来熏染陶冶出来的精神产品结晶，情感色彩浓厚，如音乐被称为“无国界的语言”，自然也能让“国外民众在审美过程中获得愉悦、感受魅力”。中华典籍、中国文物闻名于世，更能激起世人探寻文明根源的惊奇。不同文明的交融，一定是先在物质的、感性的表层上相互接触，然后慢慢深入至神经和骨髓上去。在此基础上，面对人类共同的问题，放下各自的矜持或傲慢，大家平等坐下来一起研究，然后进行深度的合作才有可能，我们所说的汉学交流、智库合作、图书出版，也有可能进一步地展开和扩大。
第二，在传播方式上，途径不一，模式多样。任何文明、文化传播，都要借助一定的载体、手段。古代受地理和技术条件限制，各个不同文明板块来往有限。近代以来，科学技术大踏步提高，国家和民族交流逐渐多了起来，但文明主体的互动染上了大规模殖民和战争的色彩。世纪之交，互联网等新技术、新媒体的出现，正在把人类居住的这个星球变成一个信息瞬间传递、扩散的“村落”，构建一个“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中华文化传播格局”具有了现实的可能性。
2017年1月19日，在中国实学研究会、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领导干部学国学促进会主办，26国学网承办的“国学孔院行”启动仪式上，有专家就提出：应结合当地政府和学校的有关文化项目，契入进去，丰富其内容，使活动的单向展开变成一种双方的需求。我们理解，《意见》提出的“充分运用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孔子学院，文化节展、文物展览、博览会、书展、电影节、体育活动、旅游推介和各类品牌活动”来助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一个是我们有较大主动性的文化中介机构或人员：比如说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孔子学院，还有华侨华人、各方面出境人员，我驻外机构、中资企业、遍布世界各地的中餐馆；一个是双方合作开展的活动项目，比如说文化节展、文物展览、博览会、书展、电影节、体育活动、旅游推介和各类品牌活动（这些活动有时我们也可以作为主动的一方）；一个是对方主办的各项文化活动，如果有可能我们也可以考虑参与进去。这样看来，只要积极性调动起来，并给予适当政策鼓励甚至资助扶持，机会还是很多的。与某些西方国家文化渗透的图谋不同，我们不是去故意搞乱别的国家和人民，而是更多地从对方的角度着想，丰富其精神文化生活。《意见》提出要“综合运用大众传播、群体传播、人际传播等方式”，其中“大众传播”强调了文字（报纸、杂志、书籍）、电波（广播、电视）、电影、电子网络等大众传播媒介和工具，受众庞杂；“群体传播”相对范围小，针对的是利益、观念、目标、关心等因素相互联结起来的集合体；“人际传播”专指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信息交流，感官参与度高，可使用语言和大量的非语言符号（如表情、姿势、语气、语调）等等。
文化不只是抽象的观念，还和经济利益挂钩。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类开始进入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智能生产力时期，文化除了传统的意识形态和教化功能外，出现文化经济化、经济文化化现象。过去是卖产品（成本+利润），现在是卖品牌、卖文化、卖价值观。文化产业已成为全球成长最快、利润最大产业之一。但是，不要说同欧美发达国家比较，就是和日韩相比，我们在世界文化市场的份额也是很低的——这与文明古国的历史地位、第二大经济体的现实很不相称。新世纪伊始，我国的文化产业年年攀升，潜力巨大。为此，要充分运用我们的经济对外贸易、“企业走出去”前期奠定的基础，配合国家制定的经济开放新格局（如“一带一路”），扩大人文交流，尤其注重“发展对外文化贸易，让更多体现中华文化特色、具有较强竞争力的文化产品走向国际市场”，使得双方受益、多方获利。
“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与交流新模式”究竟是什么？恐怕一下子也很难讲清楚，双方都能接受的模式，需要在实践中磨合、探索。本土化、世俗化本来就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要互通有无、友好协商，切忌自以为是、单向流动。在传播我方文化活动、文化理念的同时，还应注意发掘和汲取所在国的文化精髓。传播、交流实质是不同文明的对话。换个角度、换个方位看自身，对我们在今天从形式到内容上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而言，也是一个外来的比对“刺激”因素。当一种文化具有全球性影响和眼光时，对比使它能够回到对自身的反思和自觉中。
第三，在传播目标上，虚实结合，互利共赢。所谓“实”，就是让交流的双方能够受益得利；所谓“虚”，就是《意见》指出的“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展示好中国形象”——这是我们单向需要达到的一个目标——它同时也意味着我们向对方的好故事、好声音、好特色、好形象的学习。
“故事”在传播交流中最富有亲和力、感染力。来自于生产生活的故事，富有人情味，传达的信息可看可听，大家都乐于接受。如果上升到理论的层面，那就要能作出“打通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汇聚和表征中国的努力、思考和期望，提炼出中国方案、中国智慧。这有利于我们尽快摆脱“国大声弱”的困局，构建对外话语体系，使我们不仅身置国际舞台中心地带，还能在舞台中心发出强音。

⑸ 中国经济如何走出困境

长期看来！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取决于增长方式的彻底改变，把扩大增长内需和改善民生作为经济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⑹ 中国企业如何走出去

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是我国在新一轮对外开放中的一项重要战略决策。我国要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不断增强综合国力，就必须顺应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在继续推进“引进来”战略的同时，实施“走出去”战略，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与竞争，更好地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走出去”战略的主体是企业，既包括国有企业，也包括民营企业，同时还包括混合所有制企业。这些企业内在的追求利润的动机和外部不断增强的竞争压力，使得它们有参与国际跨国经营的动力和积极性。因而，“走出去”应当首先提高国际竞争力。
中国企业在走向国际化时，必须结合自身实际，从管理、技术、融资模式上有所创新，步步为营，吸收国内外先进的技术与管理经验，注重企业文化的形成。第一，初期考虑在小规模市场中实施并购，待积累一定和相当的并购能力之后再进入较大规模的市场。第二，优先从合作伙伴中选择并购对象。如果没有合作伙伴就不要急于并购。第一步必须要做好内向国际化，与外国企业合作在国内市场上竞争。当合作伙伴较多时，收购机会出现的概率就大。第三，优先以获取技术为收购目的，选择规模实力相对较小、存在盈利状况的业务为收购标的物。如果收购资产能达到目的就不必采取股权收购方式。第四，有效利用国际化专业团队的能力，尤其是公共关系公司。还可考虑联合其他机构，共同完成并购交易。第五，并购是一种必须亲身历练才能获得的能力，稳定的核心人物是关键。这个人选必须在并购初期就确定并且全程主持、参与交易过程和交易后的经营管理。第六，要调动目标公司原高管人员的积极性（如升职为董事）。不要一味追求“主人”的感觉，把未经全球市场检验的中国企业“真经”传至各地。

⑺ 中国电视节目如何走出去

1、可以在配音制作方面，直接与当地专业影视机构合作，进行‘本土化译制’。

这种方式有效降低了制作和沟通成本，有助于中国影视剧在当地宣传和推广。中方语言专家和外方专业团队的密切合作，也使中国影视剧能够原汁原味呈现给当地观众。

2、加强国际合拍，从节目创意和研发阶段与海外制作公司深度合作，从源头上增强中国内容话语权，是提升中国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方法。

发展之路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影视译制基地推广部副主任孟毅在之前举行的2016“中外影视译制合作国际专家座谈会”上表示，其在埃及、缅甸、巴基斯坦等七个国家的“本土化译制”实践已产生令人满意的成效，摸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影视剧“走出去”的发展之路。

以上内容参考人民网-中国影视剧如何“走出去”？ 现实主义题材受青睐

以上内容参考中国新闻网-中国影视剧如何“无障碍”走向世界？

⑻ 中国文化如何才能走出去

中国文化早就走出去了。。。要不然你以为外国佬为啥要过春节和中秋。。
国外本来就没有春节和中秋的。。。
至于问文化软实力，这是和国家综合实力相关的，如果国家综合实力弱鸡，基本就不用谈文化软实力了。。
就像隔壁印度阿三，其实他的文化软实力很强的，只不过阿三这个国家综合能力弱，所以给人的赶脚就是一个搞笑的角色。

⑼ 中国国有银行如何走出困境

您好，对于你的遇到的问题，我很高兴能为你提供帮助，
非常感谢您的耐心观看，如有帮助请采纳，祝生活愉快！谢谢！
以下是面对困境的方法：
1.静心，越大的困境越要静心
2.不要沉溺在糟糕的情绪中，跳出来
3.以第三人称看待问题和自己
4.勇敢的踏出第一步
5.好好睡觉。让自己不去再往绝望这台路上走，睡好以后更清醒更理智。建议在睡醒以后，拿纸笔找个安静地方，仔细的把所有的情绪困挠写下来并且理性的分析，和自己对话，明确下一步要怎么走。
6.坚持运动。 跑步或者快走等，让自己走出情绪的困境。运动可以产生Runner's high, 让你情绪更好，人更积极正面。 重要的是，你运动的时候会让你不会去想那些让你心烦的事情，运动完成后，会更自信。
7.该怎样还怎样。 给自己定个时间限制允许自己不上班不见任何人等，但是过了这个时间段一定是该怎样还怎样，即使觉得自己很怪很难堪，一定要走出去，转移自己的注意力。
8.找到新的生活目标。开始你想了很久但一直没有做的事情，比如说画画，比如旅行，比如运动等，总之通过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这个新目标上，你就没有时间去想那些让人烦心的往事了。
9.相信时间的力量。 时间会冲掉一切，所有的高兴痛苦悲哀都会随时间而去。
10.相信自己的未来会更好。 相信人品守恒定律，相信这段时间只是攒人品阶段，相信自己会有更好的。
困境中，如果能吸取经验，让自己成长，这是最好的结果。
如果被困境打倒，自暴自弃，这一定是最糟糕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