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为什么我们祖国叫“中国”
因为我们的祖先认为中国就是世界的中心,所以叫中国。另外欧洲古人认为他们是世界的中心,我们又在他们的东面,按远近叫我们远东
‘贰’ 中国人口为什么那么多浅显的回答就不用了。
其一,中国几千年来是一个农耕民族,农业生产不同于工商业活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效益的增加和农业劳动条件的改善是非常困难和非常缓慢的。农业主要是靠天吃饭,靠人干活。人口多,劳力多,产量就多。生产人口的成本低,收益大。这就必然刺激人口的绝对增长。
其二,中国农业以种植业为主,畜牧业少而又比较集中在边缘区域,由动物引发的大规模的瘟疫很少爆发,缺少对人口的一种自然淘汰的手段。
其三 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在于,由于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性,它没有经历过商品经济的原始积累和竞争阶段。而竞争是实现社会资源优化的杠杆,也是实现人口优胜劣汰的最有效的最合理的手段。欧美人种的优化,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竞争和两极分化实现的。这一过程虽然残酷,但结果是相当合理的。我们没能经历这一过程,我们只能拖拽着巨大的各色人口,踯躅着爬过半封建社会,拥挤在初级阶段。
其四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实行了计划经济,分配上是平均主义,经济上没有竞争,“人人有饭吃,人人有工作”,各种政策实际上向低素质者倾斜。继续延续了农业经济的“人多力量大”的传统观念。五六十年代批判了马寅初的“新人口论”,自此,人口的迅速增长一发不可收拾。目前,虽然中国已经进入了低生育率国家行列,但由于人口增长的惯性作用,当前和今后十几年,中国人口仍将以年均800-1000万的速度增长。按照目前总和生育率1.8预测,2010年和2020年,中国人口总量将分别达到13.7亿和14.6亿;人口总量高峰将出现在2033年前后,达15亿左右。
‘叁’ 为什么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
.历史和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这是因为:
1、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状况不允许走资本主义道路。
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从19世纪下半期开始萌芽,但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始终没有发展为独立的力量。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未完全断绝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联系,在政治上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和力量,他们所具有的软弱性、动摇性,决定了没有彻底推翻封建统治、推翻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能力,只能依附于国际资本主义来寻求生存和发展。中国没能发展成独立的完全的资本主义社会,这种状况并没有因国民党的执政而改变。国民党取得政权后,既没有兑现它所许诺的“平均地权”,也没实现它所声称的“发展民族工商业”,倒是依附于帝国主义、具有封建性的官僚资本和“四大家族”聚敛了大量财富,使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泥潭中越陷越深。对国民党政权的完全失望,使中国的普通民众和知识界坚定地站在了中国共产党一边。民主党派纷纷明确表态支持中国共产党改造旧中国、开辟新道路的政治、经济主张。甚至连主张第三条道路的知识分子也不反对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中国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得到了工农大众的支持,得到了知识分子的赞同,得到了各民主党派的拥护。
2、时代条件和国际环境的新特点促使中国人民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正处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中国要完成近代以来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必须摆脱帝国主义的束缚。毛泽东同志指出:“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它们的目的,就是要占领中国的市场,掠夺中国的资源,使中国保持殖民地半殖民地状况。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决定了中国要选择社会主义道路。20世纪30年代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引发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政治、信仰恐慌,使得资本主义的吸引力不断下降。而当时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蒸蒸日上。经济建设取得辉煌成就。在经济危机打击下,资本主义国家加紧对华经济掠夺,日本更是悍然发动侵华战争。民族危机促使人们寻找新的出路。社会主义苏联为中国提供了一种崭新的制度选择和新的社会样板。因此,走俄国人的路,成为许多先进分子的共识。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影响力迅速扩大,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成为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3、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决定了中国必然走社会主义道路。
从中国社会各个阶级、阶层的特性来看,农民阶级是民主革命的最大力量,但由于他们的经济和文化条件而带有分散性和某些落后性;民族资产阶级有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强烈愿望,但由于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和能力;工人阶级是中国最先进、最革命、最有组织性的阶级,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天然领导阶级。因此,中国的民主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理所当然地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在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而没有其他哪个政治力量能够提出正确的纲领,团结一切进步力量,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问题,解决中国实现人民民主和维护国家统一的问题。无产阶级作为领导阶级,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者,在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后,必然要把这一革命引向社会主义方向。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在这两个阶段中间,“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这就决定了中国必然走社会主义道路。
综上所述,中国之所以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而是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不是由哪一个政党、哪一部分人的主观意愿决定的,而是中国人民包括工人、农民、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其他社会阶层人士共同作出的选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肆’ 我们的国家为什么要叫中国
“中国”一词最早出现是在(周代)《诗经》中,如《大雅·民劳》“惠此中国”。但《诗经》中的此类“中国”实为“国中”,还不是真正指国家。称国家的“中国”一词,在战国诸子书中已屡见不鲜了。如《孟子·滕文公上》云:“陈良产地,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又“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庄子·田子方》:“中国之君子,明乎礼义而陋干知人心”……这些都说明:上古所谓“中国”,即指后世“中原”。但地域不及后世中原广,而相当于今山西、山东、河南、河北一带。
"中国"一词的频繁使用,主要在周以后。《礼记·王制》有云:"中国夷戎,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中国、蛮、夷、戎、狄,皆有安。"十分明显,此时的"中国"一词,是与蛮、夷、戎、狄对举而使用的。如果说《礼记》的成书时间较靠后,则《左传·庄公三十一年》有"凡诸侯有四夷之功,则献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国则否"的说法,足见春秋前期,"中国"一词就已经与蛮、夷、戎、狄对举。那么"中国"指谁呢 《公羊传·禧公四年》称:"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桓公救中国而攘夷狄,卒荆,以此为王者之事也。"齐桓公救援邢,卫等国,被称作"救中国",足见此时的"中国",已经扩大到被认为是"诸夏"的国家。
到这里,就不能不言及《公羊》学派的"春秋三世说"。《公羊传·成公十五年》有:"《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易为以外内之词言之 言自近者始也。"东汉经学大师何休进一步发挥公羊学派的说法,将《春秋》所记242年的历史,理想化地分为三个阶段,即:"所传闻之世","所闻之世"和"所见之世"。"所传闻之世见治起于衰乱之中……故内其国而外诸夏","所闻之世见治升平,内诸夏而外夷狄","至所见之世着治太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虽然那242年历史发展事实并非如此理想化,但我们必须承认此种理念对民族关系发展规律做出了某些正确认识和预见。夏、商时期,应该是华夏民族的形成时期;而集华夏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之大成的"周礼"的形成,是华夏民族最终形成的标志。观夏、商、周、春秋,各邦国不断分化,有的进入华夏集团,有的进入蛮、夷、戎、狄集团,像祀国这样的国家,一度摇摆于夷夏之间,最后终于摆进了华夏集团,成了"诸夏"的一分子。
关于“中国”一词的含义,大致有两种解释
1.中国二字有京都、京师之意。最早这么用中国一词的便是《诗经·大雅·民劳》中的“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民亦劳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师,经绥四国”。据说这几句诗是规劝暴君周厉王的,让他先从爱护京都的人民开始,然后推而广之,安定天下。汉代研究《诗经》的学者毛苌,特意为“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作注:“中国,京师也。”《孟子》中记载了一段齐王对大臣说的话:“我欲中国而授孟子室。”照现在的意思,不过是想在京城中给孟夫子盖间房子而已。汉末学者刘熙也说:“帝王所都为中,故日中国。”
2.中国一词指古时华夏民族聚居的区域。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大河南北,古称中土、中原,或称中夏、中华。当然也被称为中国。这些称呼,实际是指黄河流域一带。如《史记·楚世家》载:“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当时的楚地在长江中下游地区,这里所讲的中国实际上就是对黄河流域的几个国家的统称。
‘伍’ 为什么说新中国的成立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简答题
原因:
1、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时,废除了民国年号,改用公元年号,以西历耶苏基督诞生的那一年为元年。中国从此以崭新的面貌立于世界舞台上。
2、中国的历史上,都属于封建社会,历史上每一次王朝的推翻和政权的交替,都没有改变封建社会的本质。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才彻底推翻了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建立了与封建社会有本质区别的社会主义社会。所以说,新中国的成立,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意义:
1、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辟了中国历史新纪元。从此,中国结束了一百多年来被侵略被奴役的屈辱,真正成为独立自主的国家;中国人民从此站 起来了,成为国家的主人 。
2、新中国的成立,壮大了世界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力量,鼓舞了世界被压 迫人民争取解放的战争。
‘陆’ 历史和人民为什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为什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
1.中国的近代史是中国人民屈辱的血泪史,也是中华民族抗击帝国主义侵略的抗争史,在苦难的日子里,中国的知识分子时时刻刻都在思考着救国之路,那么,为什么最后中国人民选择了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呢?这是中国人民经过实践作出的历史性的选择。
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的失败证明了农民阶级领导的革命不能救中国。
百日维新和戊戌变法的失败证明了不触动封建统治根基的改良运动不能救中国。
辛亥革命的失败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不能救中国。
最后能够在苦难和黑暗中拯救中国的就只有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共产党了,最终中国共产党解放了全中国,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因此,中国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中国共产党是实践和历史必然的结果。
2.五四时期各种社会思潮纷至沓来,错综复杂。但百川归海,在各种思潮的相互比较中,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进而取得了主导地位。在纪念五四运动80周年的今天,重温这段历史,探讨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革命指导思想的历史必然性,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而且对我们今天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搞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广泛传播并迅速地扎根,是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先锋与桥梁作用分不开的。五四运动前后中国之所以能选择马克思主义,不仅是近代以降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最终必然结果,而且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发展壮大及其斗争的实践需要,更是当时国内外时代背景下中国思想界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弊端进行反思的正确抉择。
3.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写到了自己的旗帜上,成为了一个以马列主义理论为基础的党,中国共产党靠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的革命,经过多年的艰苦奋斗,终于赢得了革命的胜利。
然而,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是攻击资本主义制度的,可最终却没能被西方的无产阶级所接受。那么,为什么会在中国这个封建社会大展拳脚呢?
我认为可以归那为五点:
1. 中国的封建思想根深蒂固,必须拔除;
中国社会封建历史过长,中国人思想里的封建意识太牢固,从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人们就开始寻求中国新的出路,进行了多次革命,中国革命的根本任务就是要根除封建,不但要根除封建的社会形态,还要根除中国人的封建意识。当时的中国必须要有彻底的革命,那些没能甚至不敢触碰封建根基的改良运动、旧式农民起义是行不通的。因此,中国的先进分子必将继续寻求新的革命为中国来寻找出路。
2.资本主义制度在中国行不通;
上述提到的改良运动与农民起义就是在学习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试图按图索骥,依照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来改造中国,把中国富强的希望寄托于实行和发展资本主义。从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到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戊戌变法,以至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最后都以失败告终。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也曾在大陆搞资本主义二十几年,其结果大家有目共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依旧没有改变。而且,第一次世界大战更加证明了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弊端与矛盾。因此,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是走不通的。
3.“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来是与当时全局的客观形式、历史背景是分不开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爆发后,李大钊经过不断地求索和鉴别,逐渐摆脱各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思潮的影响,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率先举起了马克思主义旗帜,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者。十月革命促使了一部分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产生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毛泽东曾说:“一切别的东西都试过了,都失败了。曾经留恋过别的东西的人们,有些倒下去了,有些人觉悟过来了,有些人正在换脑筋。”毛泽东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在这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其中最主要的贡献,就是为中国共产党选择了一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道路,联系了中国当时的社会实际特性把纯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运用到革命中去。
4.五四运动的进一步推动;
五四运动前,还有很多先进分子并不能对马克思主义给予肯定,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才在中国传播开来的。五四”运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进行了反帝反封建,同时,先进知识分子与工人群众结合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使得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
5. 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其独特的优越性;
社会主义的产生,彻底改变了人民群众受压迫受剥削的社会地位,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社会主义不是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上,而主要是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发展生产力,从根本上解决了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从而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社会主义提倡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方式,不断扩大社会福利,实现社会平等,避免两极分化。我们的社会主义,主要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通过充分利用本土资源,不断完善和发展自己。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是历史上的革命家为中国选择的一条明智正确之路。虽然在这条道路上洒下了无数革命先驱的血泪,如今看来,那场革命已取得了完美胜利。然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还有很长,带着祖先们的血泪我们新一代必将走得更远,也必须走得更远……
4.其一,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为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契机。就历史发展境遇而言,俄国和中国有着相似的特征,虽然俄国搭上了近代工业革命的末班车。一战期间,俄国陷入了战争的泥潭。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把俄国从战争的泥潭中解放出来,从而给正在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中国的志士仁人开辟了一条新路。于是,在“五四”运动后期,以李大钊和陈独秀为代表的一部分中国人,便举起了马克思主义的大旗,马克思主义的种子开始在九州大地生根发芽儿。在新文化运动中,各种救国思潮可谓风云际会,各领风骚。然而历史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就和俄国革命的胜利以及中国人实用主义的思维模式是分不开的。俄国人的胜利让中国人感到马克思主义的可行性,尽管国人并没有真正了解马克思主义究竟为何物。可以说,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更多地带有工具的色彩,仅仅是各种救国方案中一个而已。
其二,近代中国所面临的现实以及中国人的“双重超越”理想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思想基础。近代以来,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是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理想。面对落后的实际,变法,无论大变还是小变,成了中国人的主旋律。当时,中国可参考的模式只有欧美资本主义。但是,中国的志士仁人们很快就意识到资本主义同样面临着许多弊病,因此中国不仅要克服传统中的顽疾,还要超越资本主义。只有完成“双重超越”,才能赶上世界的步伐。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其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不可谓不深刻、不透彻。尽管其尚未在实践的基础上取得成功,但是在理念领域它又描绘了一个“大同世界”。这个“大同”的理念迎合了中国人的口味儿,也使得它较其它资产阶级式的救国模式更容易为国人所接受。
其三,马克思主义的内在逻辑与中国传统的思维模式相类似。在中西文化比较领域,这样一个命题基本上已被学界认同,即西方文化是主客二分的,而中国文化则是浑然一体的。随着现代化的到来,西方的“主客二分”思维模式受到了内在的挑战。反思的结果就是从“主客二分”到“主客不分”的转变,克尔凯克尔、尼采、柏格森等人的思想就是这种转变的产物。马克思运用科学的归纳方法来考察人类历史,从而发现了历史的规律,沟通了主客之间的鸿沟,真正凸现了人的主体意义,为人的自我实现找到了科学的道路。这种模式与中国传统中的“知行合一”极其类似,而其现实性(表现为合科学性和规律性)和中国的“重现世”的思维模式则不谋而合。所以,在极其紧迫的年代里,中国人迫不及待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其四,中国特色赋予马克思主义以内在的生机与活力。中国人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不等于把马克思主义变成机械式的教条,也只有“活学活用”,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充满生机。在革命年代,假如没有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的“改造”,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命运就很难想象;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也就没有当代社会主义中国的勃勃生机。在这里,就有一个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的关系问题。一方面,外来的马克思主义只有符合本地的生活习惯、思维习惯、风俗习惯等,才有存在并发展的可能;另一方面,本土文化也只有接受马克思主义,才能站在时代的高度来审视自己,以求得枯木开花。
其五,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只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发展中国,才能发展社会主义。随着中国的发展,本土文化意识的回归也越来越强烈。在这样的历史方位,立场决定视野,全面接轨才能实现“双赢”。现在一部分人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把本土文化当成沉睡的过去,或者干脆标上“封建主义”的标签而永不叙用。岂不知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具体的,而在马克思本人那里,阶级斗争也不过是工人阶级争取权利的手段而已,并不具备目的的意义。马克思本人也并不是有意制造阶级对立,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消除对立,实现阶级之上的和平共处。遍观我国当下的实际,阶级斗争已经成了历史的一部分,轰轰烈烈的革命时代也成为过去。因此,只有摒弃斗争思维,立足于几千年的历史传统,促使马克思主义全面与本土文化接轨,才是“双赢”的出路。
可以看出,中国的现代化不能没有马克思主义。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就少了现代化的标尺,就失去了现代化的目标和方向。同样,中国的现代化也不能没有本土文化。抛弃本土文化,马克思主义就失去了内在的生机和活力,中国的现代化也终将不可能实现。至于二者孰主孰副,我们大可把视野放的长远一些,让历史和人民来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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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中国历史和 中国人民为什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
历史和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作出了三个伟大历史贡献,具体如下:
1、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结束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从此,劳动人民成了新中国的主人。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伟大转折点,标志着中国社会进入了新的时期。
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彻底废除了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
2、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消灭一切剥削制度,推进了社会主义建设。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极大地提高了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广大劳动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这是中国几千年来阶级关系最根本的变革:消灭了一切剥削制度,跨越式的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极大的促进了社会的和谐,推进了社会主义的建设;
3、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极大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改革开放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30年来,我们党的全部理论和全部实践。
归结起来就是创造性地探索和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
30年的历史经验归结到一点,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改革开放极大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性,极大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极大增强社会发展活力,人民生活显着改善,综合国力显着增强,国际地位显着提高。
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国赶上了时代,实现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7)为什么了中国扩展阅读:
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成就:
政治上,建立了各级人民民主政权。从新中国成立初新政权的建立过程看,新政权的建立一般经过三个步骤,先是建立军事管制委员会,安定新解放地区的局势。
第二步,协商产生临时性政权;第三步,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正式的政权。政权的参与者来自方方面面,受到人民群众发自内心的拥护和支持。
经济上,恢复了被多年战乱破坏的国民经济。1949年国民党逃往台湾时,带走了大陆多年积累的黄金、白银、外汇和重要文物,留给共产党的完全是一副烂摊子。
这严重低估了共产党人的能力。我们党内不光有经济行家,更重要的是能用正确的政策调动各方面群众的积极性。
对农民,实行了土地制度改革,使三亿多农民分得了七亿亩土地;对工人,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建立起国营经济,使他们感到政治和经济上都得到了解放;对民族工商业者,不光不没收他们的资产,反而还通过加工订货等方式帮助他们恢复和发展生产。
这些办法,使国民经济到1952年底就恢复到旧中国的最高水平,还迅速解决了国民党留下的严重通货膨胀问题。
外交上,荡涤了帝国主义的污泥浊水。新中国建立前夕,党中央还在西柏坡的时候,毛泽东就提出了新中国的外交方针。其中一条是“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他形象地把旧中国比作一间屋子,过去什么人都进来踩上两脚,藏污纳垢,应该彻底打扫干净,然后再请客。
所谓打扫,就是不承认旧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因为帝国主义侵略而失去的国家民族权益尽可能收回。在这之后,外国帝国主义曾经在中国享有的不正当权益尽数消除,曾经失去的国家主权和民族权益迅速回到中国人手中。
‘捌’ 为什么中国越来越强大了
主要是中国人强烈的勤劳意识,长期被外国佬封锁的大门被逐步打开,劳动力找到了出路,与主义无关。人要是懒了,什么主义都没有用,人要是勤快,挡都挡不住。我担心的是,现在的年轻人吃饱了,变得没有那么勤快了,学会享受了,学会向政府要这要那了,我觉得好像在啃老似的。
现在有人老是在谈什么主义比什么主义好,不如去教育年轻人勤快些好。
建议自己下去查查资料
这样的提问没有意义
‘玖’ 历史和人民为什么选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社会主义是中国历史的必然选择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选择什么样的社会制度,都是与其历史发展走向密切相关的,都有其历史决定性。邓小平同志指出:“人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中国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人民是不是也能站起来,中国是不是也能翻身?让我们看看历史吧。国民党搞了二十几年,中国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证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是不能成功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的毛泽东思想,走自己的道路,也就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把中国革命搞成功了。”这一表述,充分说明了社会主义是中国历史的必然选择。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走什么样的道路就已经成为先进的中国人思考和探索的问题。为了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他们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试图按图索骥,依照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来改造中国,把中国富强的希望寄托于实行和发展资本主义。从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到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戊戌变法,以至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最后都以失败告终。国民党也曾在大陆搞资本主义,最后留下的是一个四分五裂、千疮百孔的烂摊子,使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泥潭中越陷越深。
历史以其血的代价告诉我们,在中国,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一方面,封建主义不愿意走资本主义道路。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长达两、三千年,在中国形成了世界上最完备也最顽固的封建主义生产关系。虽然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但封建势力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地位,维护其政治、经济利益,不允许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在近代中国,封建势力还与帝国主义相勾结,压迫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势力不允许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毛泽东同志曾说:“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同时,也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它们的目的,就是要占领中国的市场,掠夺中国的资源,使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并以其强大的经济势力排除和压迫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它们决不允许中国发展成为一个独立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中国的资产阶级也不具备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条件,由于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性,由于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并未完全断绝经济上的联系,所以,他们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更没有推翻封建统治,推翻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能力,只有完全依附于国际资本主义才能得以生存、发展。因而,靠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中国最终也不可能成为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封建主义旧统治又延续不下去。中国的出路究竟在哪里?正当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而感困惑的时候,十月革命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中国的先进分子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中,看到了中国新的出路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中国人民选择了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一历史性的选择,是中国人民历尽千辛万苦才找到的,是中国社会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当时的出路有三条:一是限制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发展民族资本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二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互不相干,长期平行发展;三是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走社会主义道路。在这三条道路中,中国的近代历史已经表明,第一条道路走不通;第二条道路实际上也行不通,不是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义战胜社会主义,二者之间没有调和的余地;惟有第三条道路,才符合中国的国情,符合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性质这一社会发展的规律,而且新民主主义革命也为中国人民选择这条道路奠定了基础。在政治上,我们已经掌握了国家政权,确立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巩固和加强了工农联盟。在经济上,通过没收官僚资本转化为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我们已经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为实现对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创造了最重要的条件。因此,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
总之,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巩固和发展,体现了中国近现代社会运动的客观规律,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变革。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一百多年来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得出的必然结论。所以,邓小平同志指出:“如果我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充分信仰,或者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自己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中国革命就搞不成功,中国现在还会是四分五裂,没有独立,也没有统一。”
‘拾’ 中国为何叫做“中国”,究竟是怎么由来的呢
何为“中国”,现在的理解为“中央之国”。但是在古代,“中国”一词最早并非指国家,而是指一个地域。那么中国什么时候才成为了我国的正式国名的呢?
一,“中国”的第一次扩张:从都城发展到了中原
“中国”一词最早指都城之意,“国”在中国最开始指城市、城邦,如大禹时期有“万国”,而“中国”也就是中间最大的都城。在西周时期,“中国”指周王朝的宗周镐京和成周洛邑两座都城,“中国,京师也”。
“中国”一次最早出现于公元前11世纪的青铜器何尊铭文中,其中写道:“隹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这里的“中国”指洛阳附近地区。而古文献中最早出现的“中国”一词出现在《尚书·梓材》,其原文为:“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此处的“中国”指镐京地区。
忽必烈
另外需要提及的是元朝时期,西方人的“中国”(China)一词形成,其愿意指的是昌南(景德镇),因为该地区盛产瓷器而名扬天下。最开始西方的china是指的昌南,后来演化为了瓷器和中国的意思。在《马可·波罗游记中》,并没有称呼当时的中国是蒙古(Mongolia),而是称为中国(China),这也说明当时蒙古统治者对外所宣传的国名可能是中国。
元朝末年,朱元璋为了推翻蒙古人的统治,又搬出了华夷之辨这一套,以“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作为口号。但是当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又立即承认元朝也是中国的一部分,将之正统化,他说“元主中国百年,朕与卿等父母皆赖其生养”、“元虽夷狄,入主中国,百年之内生齿浩繁,家给人足,朕之祖父亦预享其太平”“朕惟中国之君,自宋运既终,天命真人于沙漠,入中国为天下主,传及子孙,百有余年”。但是明朝深陷于华夷之辨的老套传统中国,未能继承元朝将中国作为正式的国名,而是作为地区概念。
朱元璋
真正继承元朝将“中国”演化为国名的是清朝。清朝入关后,极力弱化各民族之间的区别,因此反对华夷之辨,提出中国不仅指的是汉族地区,还包括清朝内部的所有民族地区。清朝迁都北京,发布告祭天地文:“兹定鼎燕京,以绥中国”。《清世祖实录》中记载顺治对琉球的国书中写道“朕抚定中原,视天下为一家,念尔琉球自古以来世世臣事中国”。
在雍正时期,正式将中国的概念上升为了国名,他认为中国就包含汉族和少数民族地区,“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到了干隆皇帝时期明确规定“夫对远人颂述朝廷,或称天朝,或称中国,乃一定之理。”这也就意味着中国也就是国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