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好干部有哪些

‘壹’ 中国当代的好干部的人名

张俊勇，湖北红安人，现任武汉市江汉区区长。
吴锦，湖北红安人，现任天门市市长。
李国斌，湖北红安人，现任荆州市副市长。
曾晟，湖北红安人，现任武汉市国资委主任。
耿洪山，红安两道人，现任武汉市新州区区委副书记。(副厅级)
徐小元，湖北红安人，现任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委员。
徐述舟，湖北红安人，现任湖北省烟草专卖局副总经理。
何德剑，红安县上新集镇人，现任江苏省南京市纪委副书记、监察局局长
李文华，湖北红安人，现任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蔡德坤，红安七里坪典明联山人，现任湖北省民宗委副主任，原任黄冈市委常委。
秦汉峰，红安七里坪人，籍贯红安华河秦湾，现任湖北省银行监督管理局党委委员、纪委书记。
秦汉军，红安七里坪人，籍贯红安华河秦湾，现任中国电器科学院副院长。
张建民，红安七里坪河西街人，现任湖北省物价局常务副局长。
叶明权，红安七里坪人，现任中国土地矿产资源法律事务中心副主任(副厅级)。
王合意，红安七里坪人，现任中共深圳市委政法委副巡视员
喻长友，红安叶河人，现任湖北省国土厅副巡视员。
吴业正，红安华河人，现任四川省国土资源厅土地利用处处长(后提拔为副厅级)。
钟浩，湖北红安人，现任江苏省南京市财政局巡视员，原任南京市财政局副局长。
韩德锋，红安二程人，现任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副厅级)。
林更斌，湖北红安人，现任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党工委书记、办事处主任(副厅级)
吴冰，湖北红安人，女，现任湖北汽车工业学院党委常委、纪委书记。

‘贰’ 为人民鞠躬尽瘁的好干部有哪些

为人民鞠躬尽瘁的好干部有焦玉禄，任长霞，罗刚，.沈岩.，，，。这些好干部分别来自农村，公安，航母.他们有的使农村改天换地，有的多次与犯罪分子作斗争，出色完成任务，保卫国家安全，有的为航母.事业做出杰出贡献。都值得我们学习的。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叁’ 二十世纪60年代被人民誉为党的好干部的是谁

二十世纪60年代被人民誉为党的好干部的是焦裕禄。
焦裕禄（1922-1964），山东淄博人，1922年8月16日出生于贫农家庭。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人民解放战争，先后担任河南尉氏县副区长、区长、区委副书记、尉氏县委书记等职。
1962年12月调任中共兰考县委第二书记，不久任县委书记。为了改变兰考贫穷落后的面貌，他不顾严重的肝病，实地考察灾情，进行调查研究，以身作则，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向灾害展开了顽强的斗争，被兰考人民誉为“党的好干部”。

‘肆’ 有哪些尽心为人民做事的好干部

有很多尽心为人民做好事的干部比如焦裕禄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代表。

‘伍’ 党的好干部有哪些

1.牛玉儒：牛玉儒同志1952年11月出生于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一个革命干部家庭。1970年5月在通辽县农村插队锻炼。 1971年12月在哲里木盟盟委办公室工作。1975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7年3月担任通辽县莫力庙公社党委书记。1978年2月在中央民族学院干部培训班政治专业学习。1979年7月在内蒙古自治区哲里木盟委员会组织部工作。1980年5月调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办公厅工作。 1983年3月在内蒙古自治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先后任秘书、秘书长、常委，其间于1987年9月至1989年11月在内蒙古管理干部学院行政管理专业学习。1989年11月开始，先后任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政府党组成员，秘书长兼办公厅党组书记。1996年11月任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委副书记、市长。2001年2月任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政府党组成员。2003年4月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呼和浩特市委书记。牛玉儒同志是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牛玉儒同志在3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忠诚党的事业，忠于党和人民，忠实地为内蒙古各族人民谋利益。特别是走上领导岗位后，坚定地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自觉践行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认真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解放思想，求真务实，开拓进取，以饱满的革命激情和忘我的工作精神，创造性地抓好工作落实，在分管和负责的领域作出了突出贡献，赢得广大干部群众的普遍赞誉。
在包头市工作期间，牛玉儒同志紧紧依靠全市各族人民，在经济建设、改革开放、城市建设、深化企业改革、关心群众生活等方面，提出并实践了具有创新性的思路和措施，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针对经济转轨过程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突出抓了国有企业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组建了一批大型企业集团，成功地推进了稀土高科、明天科技、华资实业、钢联股份、北方重汽等企业实现股票上市。努力扩大对外开放，着力改善投资环境，树立了包头对外开放的良好形象。他紧紧抓住震后重建的机遇，用经营城市的理念进行城市改造和建设，实施了一大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工程，使城市面貌和人居环境发生了显着变化，先后荣获全国园林绿化、住房制度改革、安居工程先进城市和“联合国人居中心2000年国际改善居住环境最佳范例奖的良好范例”等光荣称号。
在自治区政府工作期间，牛玉儒同志分管西部大开发、对外开放、商贸流通和政法等方面的工作。他坚持从抓项目建设和规划编制入手，在建立和完善重点项目库的同时，积极向国家有关部门汇报，争取到一大批重点建设项目；认真组织编制了《内蒙古自治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规划纲要》，有效地促进了西部大开发的深入开展。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等多种招商方式，拓宽对外开放思路，扩大招商引资领域，落实目标责任制，并多次率团到沿海发达地区和国外进行招商与经贸洽谈，2002年超额完成了“引进国内资金200亿元，进出口总额20亿美元，直接利用外资2亿美元”的工作目标，实现了我区对外开放的新突破。在所分管的商贸流通和政法工作方面，也颇有建树。
在呼和浩特市工作期间，牛玉儒同志团结带领市委 “一班人”，充分调动人大、政府、政协领导班子和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在过去工作的基础上，解放思想，抓住机遇， 自我加压，奋力赶超，再创发展新优势，实现发展新跨越，取得显着成效。2003年，夺取了抗击非典和经济建设的双胜利，生产总值增速跃居全区和全国27个省会(首府)前列，提前实现了“十五”规划奋斗目标。城市建设力度进一步加大，市容市貌明显改观。成功承办两个文明建设经验交流会，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今年上半年，全市经济社会继续快速协调发展，优势产业集群进一步做大，城市建设步伐进一步加快，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正在朝着实现“到2007年全市经济总量、财政收入和城乡居民收入在2003年的基础上翻一番，综合经济实力和人均收入水平位居全国5个少数民族自治区首府城市第一”的目标迈进。呼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城乡面貌的明显变化，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无不凝聚着牛玉儒同志的心血和汗水。特别是在住院治疗期间，牛玉儒同志仍心系事业，忘我工作，忍受着病痛的折磨，全身心地关注和牵挂着呼市的经济社会发展。住院治疗期间，他几乎每天都通过电话询问、指导和督促重点工程的进展情况，还带病两次考察城市建设和开发区的工作。去世前不到一个月，仍以顽强的毅力，主持召开市委九届六次全委会议，作了激情澎湃、鼓舞人心、催人奋进的工作报告，进一步描绘了呼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宏伟蓝图。他把毕生精力奉献给了他所热爱的事业，奉献给了他所热爱的人民，奉献给了他深深眷恋的草原，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牛玉儒同志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在大是大非面前头脑清醒，具有较高的领导艺术、较强的亲和力、创造力和工作推动力。他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原则，认真贯彻党的干部工作路线，坚持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他坚持原则，光明磊落，顾全大局，作风民主，团结同志，清正廉洁。在班子内部，是团结合作的模范；在干群眼里，是良师益友。不论是青城还是钢城，不论是干部还是群众，无不被他的革命激情和奉献精神所感染。
牛玉儒同志是党的优秀民族干部，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政策水平，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和党的民族政策观察、处理民族问题，旗帜鲜明地维护党和国家的利益，维护党的团结和各民族的团结。
牛玉儒同志自觉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作风深入，注重实效，竭尽全力为群众多办事、办实事、办好事。他经常深入到企业、街道、社区、农村牧区等基层一线，深入到下岗职工、困难居民、贫困农牧民之中，体察民情，了解民意，直接解决涉及老百姓利益的实际问题，深受广大干部群众的信任和爱戴。他廉洁奉公，严于律己，对家属子女从严要求，为各族干部树立了良好的公仆形象。
2.王海峰 今年53岁的王海峰，是庆城县瓜菜蚕桑站助理农艺师，1994年他被原庆阳县委、县政府破格选拔为科技干部，1999年10月，他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参加工作的20多个春秋里，他的足迹踏遍了庆城的山山水水，为推动瓜菜产业发展奉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年华。
1989年，王海峰被庆城县马岭镇政府招聘为农技员，在该镇从事农业技术推广工作。在当农技员的几年中，他系统地自学了农业科技知识，使自己的科技理论水平达到专业化。1992年，县上决定，在马岭镇实施“菜篮子”工程，他就带领马岭镇董家滩和宗顾村2村10户群众建起了10栋“三膜冬韭”塑料大棚，他白天下棚进行技术指导，晚上点灯苦读科技知识。在他的精心指导和辛勤浇灌下，当年“三膜冬韭”大棚就收入了1.8万元，棚均收入达到1800多元，在当地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和震动。因为这1栋半亩大的塑料大棚，一茬的收入，相当于10亩大田作物的收入。第二年，马岭镇“三膜冬韭”大棚就一下子新发展了67栋20多亩，年总收入达到12万余元，这些都离不开王海峰的辛勤指导。
有了好的开头，王海峰和当地的农民群众积极性更高了。带着喜悦，带着农民群众的信任，1994年，他又指导马岭镇4个村26户群众建起了39栋19.5亩日光温室。温室蔬菜生产当时是一个新生事物，农民群众连见都没有见过，何况还在冬季。为了搞好这些温室生产，他整天吃住在群众的温室中，手把手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科技知识和生产经验免费传授给这些渴望致富的乡亲。在农忙时节，他节假日也不休息，和菜农们同吃同住同劳动。白天，他挨个在温室中巡查，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帮助群众解决；晚上，他又举办培训班，耐心地为群众讲解温室蔬菜生产技术。一年下来，王海峰的脸黑了，人瘦了，头发都花白了，但群众的脸上有了笑容，因为他们种植的温室蔬菜棚均收入达到1.72万元，总收入就有70多万元。有人讥讽他很傻，这样卖命地干又不多一分钱工资，何必那样呢？他说：“这里是生我养我的地方，看到乡亲们能够致富，我也就‘富’了。”有的群众过意不去，给他服务费，都被他婉言谢绝了。
多年从事技术指导，使王海峰积累了丰富的生产实践技术经验。2000年，为了壮大瓜菜产业科技人才队伍，王海峰凭着娴熟的技术和丰富的生产经验，被县政府调到庆城县瓜菜蚕桑技术指导站工作。在站上工作期间，他先后在马岭镇、庆城镇、玄马镇等6个乡镇蹲点，进行温室、大棚蔬菜生产技术指导；参与了庆城教子川、熊家庙米家川等10个设施蔬菜生产示范点的建设工作。先后从北京、天津、湖南等省市农科院所引进了辣椒、番茄、黄瓜、西葫芦、草莓、薄皮甜瓜、西瓜以及“航天菜”新品种120多个。他还借助市、县科技项目，试验、示范和推广了嫁接栽培技术、节水灌溉技术、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有机生态型无土栽培技术、膜面集雨种养沼一体化循环综合利用等新技术30多项。这些新品种、新技术在全县日光温室、塑料大棚中进行了大面积推广，取得了非常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设施蔬菜亩产量由原来的3000多公斤提高到现在的6000公斤以上，经济效益较原来增加1倍多，仅2009年为群众创经济效益达16万元。2009年后季到现在，他长期吃住在庆城县玄马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同玄马镇的菜农打成一片，发展蔬菜产业，使示范园区和四个行政村的瓜菜收入达到70多万元。寒来暑往，他的辛勤奉献，博得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极大赞誉，成为农民群众心中的一面旗帜；他的热心奉献，拉近了干群关系，许许多多农民群众成为他的好朋友、好兄弟。
多年来，由于长期在温差大、湿度高的温棚中工作，使他落下了一身的风湿病，但他没有任何抱怨。他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咱是老党员，咱不干谁干”。王海峰家在偏远的山村，上有父母，下有妻儿，但为了农业科技工作，他顾不上照看年迈七旬的父母和身患重病的妻子，也从没有因家庭困难向单位提出过任何要求。为了大家，他牺牲了小家；为了群众的菜园子，他总是不断走东家，跑西家。在他心目中，群众的家就是他的家，群众的大棚就是他的办公室。
“一双铁脚为民忙，一颗红心献给党。”这正是王海峰的真实写照。他的无私奉献，获得了省、市、县各级党委、政府的表彰奖励。2007年，他被甘肃省农牧厅、科技厅、人事厅评为“优秀科技特派员”。2008年，他荣获了由省委组织部、宣传部、省人事厅、省农牧厅组织评选的“甘肃省农村优秀人才”奖。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栏目、甘肃电视台等媒体曾先后报道了他的事迹。
3. 王裕元：王裕元同志是原泰县大伦乡顾家人，生于一九一一年，出身于贫农家庭，一九四一年春天参加革命，同年秋天加入中国共产党。王裕元同志生在黑暗的旧社会，当时正处于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瓜分中国，疯狂掠夺中国经济的年代。由于家境贫寒，王裕元十一岁时就逼迫到地主家当工打伙，专门服侍地主的小崽子，端尿擦屎，驮着上学，除此之外，天不亮就得扫地，烧火，晚上还要服侍老地主，装烟，倒水，捶背，整天忙个不停，稍有怠慢，就挨打受骂，三年多的奴隶生活，他渐渐悟出了一个道理：穷人穷在社会制度的不合理。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正当抗日反伪斗争进入高潮的时候，党组织也深入到大伦地区进行活动。在党组织的引导和培养下，王裕元同志的政治思想觉悟有了明显的提高，懂得贫苦大众要翻身要解放，除了要拿笔杆子，还要拿起枪杆子，投身革命，彻底推翻三座大山，才会过好日子。从此他瞒住父母和妻子儿女，秘密参加革命。先是挨家挨户做过细的思想发动工作，及时传达党的指示，把大伦地区的抗日反伪工作搞的热火朝天，卓有成效。党组织根据他本人的申请和现实表现，当年秋天，就批准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斗地主、惩恶霸运动中，王裕元同志立场坚定。
他根据县区委指示，充分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斗争。他天天起早摸黑，走门串户，依靠贫下中农，团结中农，组织民兵，发展人民武装力量，另一方面，注重调查研究，专门查清恶霸盘剥人民的事实。他先后组织斗地主三十多次，在每次斗地主、斗恶霸的大会上，他身先士卒、冲锋在前，以证据确凿的事实，斗得地主哑口无言，低头认罪，不得不答应人民的要求，减租减息运动开展的轰轰烈烈。
一九四六年冬天，人民公敌蒋介石公然违背全国人民的意愿，撕毁“双十协定”，疯狂进攻各大解放区，全国内战爆发。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指挥全国人民的解放战争，为了坚决、彻底、干净地消灭国民党反动派，党中央采取把苏中苏北的新四军北撤，以收回胳膊，集中力量，狠狠打击的方针，以迎接全国的解放。县委指示新四军一旦北撤，地主反动武装将会猖獗一时，很可能利用大伦庄的有利地形和众多华丽房屋做掩护，建筑碉堡据点，搞反革命复辟，以阻挡人民解放战争的滚滚洪流。为了不让国民党反动派和还乡团有机可乘，要求在新四军北撤之前，以最快速度，最短的时间，将大伦庄地主几千间房屋，全部拆除。这就是赫赫有名的“破拆”运动。王裕元同志一回到乡，立即召开乡村干部会，传达上级指示，部署破拆工作，连夜发动大伦乡人民群众，连同周边地区共组织一万多个男女老少，爬上地主的屋顶，用钉耙筑的筑，用翻耙推的推，用木头撞的撞，用担子挑的挑，用箩筐抬的抬，大小船只运的运，火把把大伦庄照的通红。
王裕元同志亲自登上屋顶，一面指挥群众拆屋，一面参加拆屋行动，他饭顾不上吃，水也顾不上喝，脚被钉子戳破，鲜血从鞋里往外滴，也顾不上包扎，原定三天三夜的破拆任务，由于王裕元同志组织周到，指挥有方，仅用一天一夜的时间，就把大伦庄十八个大门，五千多间房屋全部化为平夷。国民反动派曾想在大伦庄造据点，建圩子，阻止新四军南下的阴谋彻底破产。
不屈服，忠于党，赤胆忠心。1947年10月初十下午，王裕元同志在大伦庄南郊申家拐儿一群众家召开乡村干部会议，研究部署新四军北撤后，在白色恐怖下，如何保存自己，继续开展工作。正当会议紧张进行的时候，由于叛徒告密，加之站岗放哨的民兵一时疏忽，大河东塔子里据点的反动派像饿狼一样从三个方向包围了申家拐儿，扑向王裕元开会的哪栋房子。王裕元同志临危不惧，首先烧毁文件和材料，接着组织干部转移，最后自己留下一个手榴弹，先躲在西屋粗板床底下，手和脚蹬住床愣子，敌人颤颤抖抖地用铁叉在床底下倒戳了几遍，以为床底下没有人，这时富农的老婆示意，敌人把西屋围的水泄不通，王裕元本想拉开弹弦与敌人同归于尽，但想到周围还有十几个群众在场，为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他放弃了自曝身亡的念头，就在这一瞬间，敌人把床掀翻，王裕元同志落入了敌人的魔掌。敌人先施软的，说只要王裕元交出在场的谁是党员，谁是干部，就不追究王裕元的责任，王裕元一口否认，破口大骂。接着又是严刑拷打，王裕元死不低头，绝不屈服。敌人花了好的的功夫，没有从王裕元同志的嘴里，得到丝毫东西，只好将王裕元同志，五花大绑，想押到塔子里的据点去，但王裕元同志一步都不移，黔驴技穷的反动派，只好将王裕元捆在门板上，抬着走。王裕元在门板上活蹦乱跳，闹得敌人不好抬，这时天色已晚，驻守在茆垛的新四军游击连听到王裕元同志被捕的消息，从响堂村的牛桥赶来救援，穷凶极恶的敌人见势不妙，就在大伦庄南头的坝头将王裕元同志谋害，时年37岁。
王裕元同志是党的好干部，人民的好儿子，他把短短的一生，献给了党，献给了人民的解放事业。
王裕元同志的英勇事迹，永远铭记在广大人民心中。

‘陆’ 党的好干部 指的是谁啊

党的好干部，指的是焦裕禄。
焦裕禄，革命烈士，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2年被调到河南省兰考县担任县委书记。时值该县遭受严重的内涝、风沙、盐碱三害，他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同全县干部和群众一起，与深重的自然灾害进行顽强斗争，努力改变兰考面貌。他身患肝癌，依旧忍着剧痛，坚持工作，被誉为“党的好干部”、“人民的好公仆”。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铸就了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

‘柒’ 建国68年了,一共出了几位党的好干部

中国历届教育部长 马叙伦 1949.10--1952.11 教育部部长 张奚若 1952.11--1958.02 教育部部长 杨秀锋 1958.02-1964.02 教育部部长 刘季平 1964.02--1964.10 教育部代部长 何伟 1964.10-1968.07 教育部部长 朱奎 1968.07-1969.05 教育部部长 刘鸿益 1969.05-1970.01 教育部部长 周荣鑫 1975.01-1977.01 教育部部长 刘西尧 1977.01-1979.02 教育部部长 蒋南翔 1979.02-1982.05 教育部部长 何东昌 1982.05-1983.06 教育部部长 李 鹏 1985.06-1988.04 国家教育委员会主任 李铁 映 1988.04-1993.03 国家教育委员会主任 朱开轩 1993.03-1998.03 国家教育委员会主任 陈至 立 1998.03-2003.03 教育部部长 周 济 2003.03-2009.10 教育部部长 袁贵 仁 2009.10-

‘捌’ 感动中国的二十世纪60年代的党的好干部是谁

感动中国的20世纪60年代的党的好干部是:焦裕禄。
焦裕禄(1922年8月16日-1964年5月14日)，山东淄博博山县北崮山村人，原兰考县委书记，干部楷模，中国共产党革命烈士。在兰考担任县委书记时所表现出来的"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精神，被后人称之为"焦裕禄精神"。
1922年8月16日，焦裕禄出生在一个贫苦家庭，194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0年，被任命为尉氏县大营区委副书记兼区长，1954年8月相继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大连起重机厂机械加工车间进修，1962年被调到河南省兰考县担任县委书记，1964年因肝癌病逝于郑州，终年42岁。
2009年9月10日，在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等11个部门联合组织的评选活动中，焦裕禄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

‘玖’ 我国焦裕禄式的好干部

红网连续报道之一：焦裕禄式的好干部——胡昭程
作 者： 林之乐 吴通清
栏 目： 湖南要闻
日 期： 2001-09-10
稿 源：
正 文： 教师节来临前的一天清晨，在湖南省桂东县，一队队少先队员、青年团员胸戴白花，自发来到位于县城西南方的宝塔山上，在一座坟墓前，他们庄严肃穆地献上他们亲手制作的花环。

这里，长眠着他们敬爱的一个人——桂东县原教育局局长胡昭程。

一个埋头数十年，在边远的贫困山区创造了教育奇迹的人。

一个有着强烈的爱心，却又对自己的家人极为“冷漠”的人。

一个视事业比生命更为重要的人。

为了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他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直到将自己52岁的本应健硕的身躯滋养他脚下深爱着的土地。

在这第十七个教师节来临之际，红网特推出《焦裕禄式的好干部——胡昭程》大型连续报道，谨以此文献给为党的教育事业奋斗终生的胡昭程同志。今天刊发第一篇《大山里的奇迹》。

地处湘粤赣边区的桂东县是国家级贫困县，17万人口之中至今仍有3.6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在郴州市，至今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想不通，去桂东”。

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个“连鸟都飞不过”的地方，却创造了教育的奇迹：这里的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达99.3%，巩固率99.9%；初中入学率100%，巩固率98.1%。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80%以上的干打垒校舍得到改善；引进香港“苗圃行动”资金598万元，建成“苗圃希望小学”29所。2000年，全县高考录取率达85.48%；今年高考，仅桂东一中就有76人上了本科录取线。

由于教育的长足进展，促成该县党政一班人下定决心，每年以80%的财政收入作为教育投入。在当今教师队伍人心不稳之际，全县教师流失率却仅为千分之零点几。1998年，桂东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比原计划提前两年实现“两基”目标，被湖南省人民政府评为“两基”先进县；1999年4月，湖南省委、省政府在桂东召开“全省贫困地区与少数民族地区农村教育现场会”,下发了《关于学习推广桂东县教育改革和发展经验的通知》，全国各地数百个团组、数万名党政干部和教育工作者先后到桂东来参观学习。

漫步在田间地头，只见一座座颇具规模的现代化学校高高矗立，有如镶嵌着一粒粒明珠。此时此际，你怎么也不相信，这里是素有“湖南西藏”之称的桂东。难怪1999年国家教育部原副部长周远清同志前来视察工作时，由衷地说：“桂东在贫困落后的地方办出了发达地区的教育，真了不起！”
http://www.gdjyw.com/zcjs/hzc2/red09100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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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县委书记牛向阳近日在全县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专题报告会上指出，要结合宣传身边的榜样，以典型引路，把先进性教育活动落到实处，为凤台率先崛起和在全省率先跻身全国百强县提供坚强的政治和组织保障。本刊今天刊发的长篇通讯《焦裕禄式的好干部———郭新吉》和《王志文：三十八年的平凡 三十八年的奉献》，就是我们身边的榜样。他们为共产党员如何在新时期保持先进性做了新的诠释。党员领导干部要以郭新吉为榜样，对照自己，自觉在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上找差距。普通党员要以王志文为楷模，反思自己，如何在本职岗位默默奉献，实践党的宗旨。进一步增强实干意识、创新意识、奉献意识，永葆共产党员的先进性，为实现凤台的新崛起发挥应有作用。

焦裕禄式的好干部———郭新吉

历史跨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党中央重提学习焦裕禄，激荡着亿万人民的心。在这英雄辈出的年代，广袤辽阔的皖北大地上，涌现出一位“焦裕禄式的好干部”，他就是原凤台县委书记郭新吉。

“为群众办事苦点、累点算不了什么。”

1972年秋冬，皖北凤台县遇上了罕见的内涝灾害：全县50多处内河堤坝纷纷溃破，30万亩粮田顷刻被淹，粮食急剧减产，许多灾民等待救济。
就在第二年的3月，郭新吉肩负党组织的重托，出任凤台县委副书记，主管农业生产。到县上任的第二天，东方还没泛起鱼肚白的时候，郭新吉就到内涝最严重的公社和大队去了。
一路上，看到受淹的粮田，就赤脚蹚水而过，了解灾情；碰上农民，就地一蹲，向农民问寒问暖；走进村庄，就往农家茅屋里一钻，往农民床沿上一坐，亲热地同农民聊起来……
在乡下跑了一圈，郭新吉认准了影响凤台经济发展的是水。他在县委常委会上提出：“凤台受害于水，治穷必先治水。”然而，凤台水利现状究竟如何？正确的治水良策是什么？大家的心里都没有底。郭新吉建议：“成立水利普查队，对全县水情深入调查，再作治水决策。”
于是，有100多人参加的县水利普查队宣告成立。郭新吉率领大家背着水壶，带着干粮，扛着标杆出发了。他们穿水田，过河湾，宿村头，象地质队员那样，辛苦踏勘着凤台县的山山水水，岗岗洼洼。
日复一日的奔波，通宵达旦地熬夜，使郭新吉患了颈椎骨病。为了不影响下乡，他瞒着大家不去医院就诊，嘱咐家人保密，自制了一个颈椎骨牵引套，走到哪带到哪儿，利用夜晚吊在门框或床头上牵引。两个月过去了，牵引套换了一个又一个，郭新吉的颈椎骨病没有好转，后颈部的头发却被牵引套磨去了大半。
一天深夜，奔波一天的郭新吉颈椎骨酸疼难忍，老伴心疼地说：“你病成了这个样子，住院休息几天吧！”郭新吉说：“我这点病是小事，全县水利普查才是大事。”第二天清晨，郭新吉又和水利工程师严正出了县城。他俩从禹王山下跨淮河，过东风湖，沿着焦岗湖绕了大半圈，足足走了35公里。一路上，郭新吉走村串户，兴致勃勃，直到下午4点钟才简单吃了顿午饭。回城的路上，颈椎骨阵阵酸疼，他仍然咬着牙走着、揉着。严工程师关心地说：“你身体不好，不要硬撑了，打个电话让县委小车来接一下吧！”郭新吉不同意：“为群众办点事苦点累点算不了什么。我们走着回去，还可以多了解一些情况。”就这样，他俩一路边走、边看、边问，直到晚上9点多钟才走回到县里。
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奔波，郭新吉率领水利普查队，跑遍了全县的山水岗洼，终于摸清了全县境内五大自然水系的源和流，一个“岗洼结合，排灌结合，旱涝兼治，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的水利建设蓝图绘制出来了。一场全县动员，干部、群众齐上阵的兴修水利高潮从此兴起。
在凤台，提起贯穿全县南北的“永幸河”，人们总会想起郭新吉。
1977年晚秋，永幸河枢纽工程方案一出台，就有人提出异议：“这次工程要切开淮北大堤，搞不好会掉脑袋的！”刚接任县委书记的郭新吉坚定地回答：“枢纽工程一定要上，不上，永幸河等于白挖。出了问题，我负责！”郭新吉深深知道，淮北大堤切开后，必须在汛期到来之前重新合拢，否则将直接危及两淮煤田、京沪干线，责任重大啊！为了抢时间，争速度，郭新吉和县委一班人吃住在工地，拉着装满石头的板车，行进在运石队伍最前列。
一场浇灌闸板的硬仗打响了。整整三天三夜，郭新吉没有离开过工地，饿了他就啃一口干馍，困了就靠在木板上打个盹，就在第一块闸板竣工之际，郭新吉因疲劳过度倒在闸板上，头脸摔青了几块，左臂韧带严重损伤。县委的同志要送他进医院，郭新吉哪里肯：“这里就是战场，我决不能离开！”就这样，他拖着摔伤的身体，一直坚持到淮北大堤汛前安全合拢，枢纽工程顺利建成。
凤台县委的同志都知道，每年夏秋时节的防汛工作消耗了郭新吉大量精力。凤台是沿淮低洼地区，每临汛期，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危都令郭新吉夜不能寐。多少个日日夜夜，他带领县委一班人战斗在防汛最前线，夜里守在电话机旁休息；他曾在险要地段一住就是十天半月，直到水退堤安；他曾带着县委一班人，蹚着齐腰深的洪水，到灾区察看水情，把救灾物资送往灾区。
有年秋天，江淮地区连降大雨，沿淮各地相继溃堤、行洪。就在东风湖行洪的第二天，郭新吉担心行洪区还有人没撤离，又冒险乘木船前往察看。船行至行洪口处，由于水位落差很大，船体打横、倾斜，船上4根缆绳一下崩断3根。在危急时刻，郭新吉沉着指挥，仅靠一根缆绳的拉力，将船划出急流漩涡。事后，人们才知道郭新吉不会游泳，都埋怨他不该去冒险。郭新吉却认真地说：“我不去看看，就不放心，就是失职呀！”

“把根深深扎在群众之中”

凡是跟郭新吉一块工作过的同志，都知道他的特点：越是边远、贫困的乡村，他越爱去，而且总是徒步下乡。一次，郭新吉去边远的尚塘乡，办公室派了吉普车，郭新吉不肯：“贫困地区农民的温饱问题还没解决，我们坐小车下乡会脱离群众。再说，徒步下乡也易于接近群众，了解情况。”这一天，他徒步走了80多里地。
每当下乡，他总是便饭从简或带上水壶和干馍，从不给村干部和农民添麻烦。他常对身边的同志讲：“大吃大喝就把共产党人的本色给吃光了，把干部与群众的关系吃掉了。”一次，郭新吉到钱庙乡检查防汛工作，跑了一天没吃饭，村干部很不过意，瞒着郭新吉抓只家养的鸡杀了。菜端上来，郭新吉坚决不吃：“小鸡端走，下碗青菜面，不然我走了。”村干部无奈，只好照办。
毛集乡小花庄因为穷，是全县有名的“光棍村”。郭新吉到村里访农户，跑田头，帮助村里分析原因：一是水利设施差，无抗旱排涝能力；二是水稻面积少，粮食产量低，打这以后，郭新吉常来小花庄，带领群众修水渠，建电站，旱田改水田，扩大水稻面积。两年后，小花庄水利配套，稻花飘香，农业生产打了个翻身仗，邻乡的姑娘也一个个嫁到了小花庄。
徐桥村是凤台县有名的穷地方，郭新吉在徐桥蹲点，帮他们规划了两座电灌站，发动群众挖了5条引水渠。1977年秋，徐桥人迎来了第一个丰收年，第一次不吃救济粮了。秋后的党支部会上，人们情不自禁地谈起了郭新吉，决定派老党员徐文良送50公斤最好的大米给郭书记尝尝。谁知老徐竟被郭新吉挡在门外。老徐说，“这米是你带领咱们栽下的，今年水稻丰收，大伙都有这份心意，你不收，俺无法向支部和乡亲们交待！”郭新吉很受感动，他按国家大米价格付了钱和粮票，留徐文良吃了顿饭。老徐临走时郭新吉交待：“今后不准再送米来。”
东风湖行洪区群众的居住问题，始终是郭新吉的一块心病，目睹洪水泛滥后的断垣残壁，郭新吉流下了眼泪。他沉重地对乡干部说：“不能改变行洪区的面貌，党派我们来干什么！”
随后，郭新吉带领县委、县政府调查组进驻行洪区，广泛听取基层干部、群众和水利工程技术人员的意见，最后形成了因地制宜、分而治之的方案：靠近便峡段行洪堤的河口、张王、何台村就地筑庄台；紧靠淮河大堤的塘沿、刘岗、大桥村全部迁入大堤内；董岗、徐大郢、三拐、后拐村因面积大、人口多，筑保村圩；石湾村因淮河干道拓宽迁往河东山上。
“认准的事坚决干！”郭新吉和县委一班人上工地参加劳动，带领群众大干了两个春秋，改变了行洪区的面貌。1983年秋后的一天，郭新吉带领县委一班人到东风湖察看水情，一位老大娘拉着郭新吉的手感激地说：“这下好喽，洪水治住了，咱们的日子好过了，还是共产党好啊！”郭新吉深情地对大家说：“咱们办了一点应办的事，老百姓都忘不了。党的干部只有把根深深扎在群众之中，才能得到群众的拥护和依赖！”

“打铁需要本身硬”

早在1987年，郭新吉就给自己约法三章：不以权谋私；不损公肥私，假公济私；不收受贿赂礼品。这“三不”，始终融贯在他的言行中，影响着县委一班人。
郭新吉刚调入凤台工作时，老伴和6个孩子都没有工作，全家仅靠他一个人的工资生活，经济上比较紧张。有关部门的同志考虑到他的实际困难，想给郭新吉老伴安排干临时工。郭新吉知道后制止说：“我老伴不识字，不够条件，不能因为我是书记就照顾她。”
郭新吉“文革”中受冲击，他的大女儿当时年岁小，因惊恐刺激过度，后来患有精神病。有位厂长想减轻他一点家庭负担，准备给他大女儿安排个工作。郭新吉闻讯，找到这个厂长：“女儿不能工作，不能白拿国家的钱！”
郭新吉的六弟从小脸被狼咬去半边，父母又早年去世，一直由郭新吉抚养。前些年与外地一位农村姑娘成了家。郭新吉调到凤台工作后，有人好心背着郭新吉将其弟媳的农村户口转为城镇户口。郭新吉发现后，立即找到公安部门，将弟媳的城镇户口注销了。回到家，老伴哭着说：“六弟从小残疾，好不容易成了家。这户口一销，不是拆散了这个家吗？！”
郭新吉鼻子一阵发酸，但他仍坚定地同老伴和六弟说：“我不能因为是领导就以权谋私，搞不正之风。你们不是也恨不正之风吗？我若这样搞，你们恨不恨？你们不恨群众恨！”郭新吉的肺腑之言，得到了亲人的理解。不久，包括郭新吉六弟媳在内的清理农转非名单张榜公布出来，引起了很大震动，不仅教育了广大干部，也促进了全县社会风气的好转。
有年冬天，郭新吉四弟的女儿从河南老家赶到凤台求伯伯给找个工作。侄女在家里一住就是一个多月。老伴沉不住气了，便把这事跟县福利院院长方志平透露了。老方快人快语：“行！跟老郭通通气，我把你侄女安排到福利纸袋厂做临时工。”谁知郭新吉听了一口回绝：“不行！她没受这个照顾的资格。”郭新吉的四弟知道了这件事，生气地瞒着郭新吉找老方让侄女当上了临时工。一个月以后，这事被郭新吉发现了，他先是对老伴发了一通火，然后又找到方志平，让老方辞掉了侄女。
在凤台县直机关，人们至今谈起郭新吉两封家信的事，仍赞不绝口。那日郭新吉任县委书记期间。有一天，他开会抽不出身，就让公务员帮寄两封家信，同时交2角钱买邮票。公务员说：“办公室邮票现成的，干嘛还要买？”郭新吉认真地说：“公是公，私是私，我这是私人家信，不能用公家的邮票。”
郭新吉在县委工作十几年，自己很少坐小车，对于家属、孩子要求更严，就是顺便搭一下车也不准。1980年，郭新吉在阜阳工作的一个儿子回来探亲，回去时恰好赶上县委小车去阜阳办事，司机提出车上有空位，可以把他带回去。可郭新吉却去买了张车票，让孩子挤上长途汽车。郭新吉说：“这对家属、孩子有好处，不能让他们养成一种优越感。”
原县委党校食堂的4间草顶泥墙仓库，郭新吉一家老小在里面一住就是11年。1984年，县里有计划地翻修危房，其中也包括郭新吉的住房。当时，县里安排郭新吉暂时住进招待所，郭新吉诚恳地说：“不必添麻烦了，这点困难我自己能克服。”三九寒天，郭新吉借来一块油布，搭起了一间帐篷，一家人在里面住了一个冬天。
打铁需要本身硬。郭新吉始终认为，作为县委书记，只有严以律己，带头做到一尘不染，两袖清风，才能要求大家清正廉洁，克己奉公。
他时常嘱咐老伴和孩子，任何人送东西都一概拒收。一天晚上，郭新吉家来了一位基层干部，拎了一包土特产品，想请郭新吉为他爱人的“农转非”说说话。郭新吉直言相告：“你爱人能不能转为城镇户口，这要看符不符合户口政策，要由公安部门来研究决定，不是我能帮忙的事。请你把东西拿走。”这位干部执意要把土特产留下。郭新吉火了，不客气地说：“你若放在这里，我明天拎到县委门口给你曝光。”这位干部很尴尬，只好拎着东西走了。这件事传开后，人们都知道郭新吉是个软硬不吃的“怪人”。再也没有人敢给他行贿、送礼了。

“人离休了思想不能离休”

1986年12月，郭新吉离休了。离休后，为了让子女们集中精力工作，他主动分担了家庭购买煤、粮、菜的任务。一天，他拉着板车去几里外的煤场拉煤，因为买煤的人多，他就拉车站在最后面排队。煤场的认出是郭书记，惊讶地说：“老书记，你这样大岁数，自己来拉什么煤，待会儿我们给你送去。”郭新吉说：“谢谢你们，别人能排队拉煤，我为什么不能。”他硬是排了一个多小时的队，一个人把煤拉回家。
郭新吉离休后，家里也曾热闹过一阵子。有人给他送来了顾问之类的聘书，有人来请他挂个名誉职务。郭新吉一一谢绝。一天晚上，一位自称是某公司经理的人来到郭新吉家，想请他帮忙“办点事”，并保证“不会亏待”。郭新吉回绝后，这个人指着郭新吉破旧的家具说：“你马列了一辈子管什么用？现在离休了，也该活套活套了。”郭新吉说：“我人虽然离休了，但我思想不能离休，我还是一名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就不能干给党抹黑的事。”
凤台淮河大桥建设期间，郭新吉工作过的阜阳县一个建筑单位的同志来找他说：“老领导，大桥建设工程量大，劳驾你动动嘴给我们搞一个工程干，办好了给你2000元辛苦费。”郭新吉眉头一皱，说：“这事我绝对不能干，那不是共产党员干的事。况且我已经离休了，不管大桥建设的事。”他还劝告说：“作为老领导，我要求你不要拿这钱去腐蚀别的干部。”一席话，说得那位同志尴尬而去。
然而只要是党的需要，郭新吉总是主动请战，不讲价钱。去年10月下旬，王集乡东朱、王郢两个村的干部多次向县里反映，由于新集煤矿征地，两村之间的水系被打乱，直接影响了1000多亩土地的水利灌溉，急需县里帮助解决，县里为此请郭书记“出山”作参谋。“老水利”郭新吉实地察看后，提出在两村两边建一个电灌站，既能避开塌陷区、工矿区、生活区，又不影响领近村。县政府很快批准此方案，建成了电灌站，有了好的效益。当地农民感激地说：“老书记又为俺们办了桩好事！”
城北乡岗湖、南金两个村群众的温饱问题一直没解决，郭新吉离休后始终记挂着这里的群众。1988年春，郭新吉将儿女们给他买冰箱的3000元钱拿来，又从亲戚朋友家借来2000元钱，牵头承包了九里湾内的62亩沼泽沟塘。当初的九里湾杂草丛生，蚊虫多。郭新吉每天起早揣上两个馒头，带上一壶白开水，晚上披着余晖归。烈日下，他光着脊梁板在鱼塘拔苇根，除杂草。脚被苇根扎破了，撕块布条缠一缠；腿被虫咬肿了，抹上一点红药水、风油精；细雨中，他披块塑料布，肩扛大铁锹，看渠放水。他曾三下焦岗湖，四上城北湖，向渔业工程师求教，回来边学边实践。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奋斗，62亩精养鱼塘终于出现在九里湾内。当年投放的400万尾毛仔，当年就有了效益。去年夏，郭新吉按股份第一次分得九里湾养鱼红利500元，他家都未回，悄悄把这笔钱送给岗湖村小学。
在郭新吉的示范带动下，九里湾内的2000亩沼泽洼塘得到了全面开发，两年时间，精养鱼塘由62亩发展到170亩。同时，随着鱼塘的开发，水源问题的解决，带动了九里湾内蔬菜生产的大发展。长达2.5公里的鱼塘两岸，四季蔬菜郁郁葱葱，种菜面积已达400亩。九里湾内的老百姓每年人均增加收入150元。看到两个村的农民逐步解决了温饱问题，今年4月，郭新吉主动将62亩鱼塘连同固定资产全部移交给县水利部门。岗湖等村群众动情地说：“多好的县委书记呦，离休了还想着咱老百姓。”
今年春天，县里决定利用焦岗湖的水面资源，加快开发鱼场。为了摸清焦岗湖的资源情况，给县委提供决策参考，郭新吉打算同县人大几位领导一起去实地考察。不巧，这时天连降大雨，他的关节炎复发了，又患了前列腺炎。连解小便都疼痛难忍。一天清晨，县人大一位同志来邀他出门，老伴小声说：“老郭病得厉害，不能出门！”
躺在床上的郭新吉听到了，硬撑着下了床，冲着老伴说：“你怎么说我不能出门，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老伴生气地说：“你早已离休，还操那么多心，不要命啦！”
郭新吉急了，对老伴说：“离休就不能革命了？咱们县还不富裕，我这个老党员还能为老百姓办点事。”
老伴拗不过他，心疼地望着他消失在雨雾中……
http://www.ft.gov.cn/zwgk/topic_view.php?id=49&ty=1

‘拾’ 请你列举几位焦裕禄式的好干部并简要介绍其事迹

1、柴生芳

柴生芳(1969—2014)，男，汉族，1969年7月出生，甘肃宁县人，中共党员，1990年7月参加工作，2004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

2014年8月15日凌晨，当时为临洮县县长的他，因为加班开会后在宿舍休息，诱发心源性猝死，年仅45岁。

定西市“优秀共产党员”，甘肃省“优秀共产党员”，中宣部“时代楷模”。中组部“全国优秀共产党员”。2015年6月，被推选为德耀中华·第五届全国道德模范敬业奉献模范候选人。

2002年，柴生芳留学归来，带着对黄土地的深深热爱，加入到建设家乡的行列当中，殚精竭虑、夙夜在公、一心为民、忘我奉献，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1997年5月，柴生芳赴日本国立神户大学留学。留洋博士的光环，让他有更多到发达地区工作的机会，但是，他毅然决然地回到了生他养他的黄土地。

2006年，柴生芳主动请缨从省委办公厅调任有“苦甲天下”之称的定西工作，这一干就是8年。“出门招商、回家下乡” 这是他给自己制定的两条工作法之一。

为了尽快改善当地农民落后的生产生活条件，推进农村路、水、房、电等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多次汇报衔接，柴生芳争取到了总投资9.1亿元的“六盘山片区交通扶贫攻坚示范试点县”项目。

在临洮工作期间，他跑遍了全县323个行政村，全面深入了解掌握县情实际。面对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县临洮，柴生芳提出了建立“五个到村到户”的精准扶贫思路。

“开门办公、马上就办”这是柴生芳为自己制定的第二条工作法。“开门办公”，群众来说事情，对他来说是“送上门的社情民意”“送上门的群众工作”和“送上门的发展点子”。

柴生芳的生活非常简朴，他乘坐的公车上，除了雨鞋、雨衣、草帽、茶杯、笔记本外，再无他物；他逝世时，脚上还穿着满是破洞的袜子。“升官发财，莫入此门”，这句话被醒目地写在柴生芳一本工作日志的扉页上。

2014年8月15日凌晨，柴生芳同志因长期超负荷工作，劳累过度，诱发心源性猝死，在办公室不幸去世，享年45岁。

2、沈浩

沈浩（1964年5月-2009年11月6日），安徽省萧县人，原小岗村党支部第一书记、村委会主任。

1986年6月，毕业于铜陵财经专科学校。1986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在安徽省财政厅参加工作。

2004年，作为安徽省第二批选派农村任职干部到到凤阳县任小溪河镇党委副书记、小岗村党支部第一书记、村委会主任。

2004年，沈浩同志到安徽凤阳小岗村任党支部第一书记。在小岗村任职近6年来，始终以党和人民的事业为重，干事创业，勤奋务实，勇于创新，无私奉献，以实际行动践行科学发展观。

忠实履行共产党员的神圣职责，在广大干部群众心中竖起了一座巍峨的丰碑，使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小岗村，有了突飞猛进的大发展。

时代先锋，优秀共产党员沈浩同志，因忘我工作，积劳成疾，倒在了工作岗位上，年仅46岁。为党的事业，为“三农”做出了重大贡献。唯一愧对的是他的老母亲、爱妻、爱女与自己。

沈浩为小岗村修建公路，引进资源，集中土地。为党的事业，为“三农”做出了重大贡献。获得全国农村基层干部“十大新闻人物”、安徽省第二批选派干部标兵、全国百名优秀村官、感动中国2009年度人物、全国敬业奉献模范等荣誉。

3、孔繁森

孔繁森（1944年7月-1994年11月），男，汉族，中共党员，山东聊城人，孔子第74代孙。他18岁参军，196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9年复员后，他先当工人，后被提拔为国家干部。

1979年，国家要从内地抽调一批干部到西藏工作，时任聊城地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孔繁森主动报名，请人写了“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己，作千秋鬼雄死不还乡”的条幅。

刚到西藏，他又写下“青山处处埋忠骨，一腔热血洒高原”，以此铭志。 孔繁森同志是优秀共产党员，焦裕禄式的好干部、时代先锋、领导干部的楷模、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2018年12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授予孔繁森同志改革先锋称号，颁授改革先锋奖章。

4、胡昭程

胡昭程，湖南省郴州市桂东县人，1969年10月参加工作，197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长期工作在教育战线，先后当过教师、班主任、中学校长，1983年12月任桂东县教育局副局长。

1990年5月任桂东县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1998年3月任桂东县人民政府助理调研员兼教育局局长，因积劳成疾，不幸于2000年12月21日病逝，终年52岁。

30多年来，胡昭程同志扎根山区，艰苦奋斗，开拓进取，无私奉献，为桂东县的教育事业付出了心血和生命。

特别是他主持桂东县教育局工作以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团结和带领全县教职员工，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锐意创新，走出了一条花钱少、效益高、符合贫困山区实际的发展教育的路子，为改变山区的落后面貌作出了突出贡献。

1992年，桂东县成为湖南省首批“实验教学普及县”；1996年，实现了基本扫除文青壮年文盲的目标；1998年，全县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提高两年实现“两基”目标，被省、市人民政府授予“两基”工作先进县称号；

1999年4月，中共湖南省委、湖南省人民政府在桂东县召开“湖南省贫困地区与少数民族地区农村教育现场会”，并下发了《关于学习推广桂东县教育改革和发展经验的通知》，桂东成为湖南农村教育的一面旗帜。

胡昭程同志的工作得到了各级组织和领导的肯定，先后10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先进教育工作者，并受到记功奖励。

1995年9月，被评为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1998年9月，被中共郴州市委、郴州市人民政府授予“十佳教育公仆”荣誉称号。

5、冯文林

冯文林，男，广西桂平市扶贫办原副主任，工作十分严谨，清正廉洁，秉公办事。他不幸病逝的消息，让很多人感到震惊、痛惜。

2012年5月，冯文林的老家油麻镇平安村有一条扶贫路，冯文林带队去验收时，发现工程量不够。对负责项目施工的单位，他严格按标准验收，毫不讲情，要求必须补足工程量才给予验收通过。

冯文林从来不收受群众的礼物，也不接受建设施工方的宴请。每到一个村子，群众都喜欢走到他身边，与他交谈或询问扶贫政策，他总是微笑着对村民耐心解释，让群众满意而去。

冯文林对工作总能做到“早谋划，早安排”。他经常对同事说，“雨露计划”是一项造福农村贫困家庭子女和群众的民心工程，是增强贫困农民就业能力、脱贫致富的重要途径。

为确保圆满完成年度及“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工作任务，让贫困户尽快入住新居，冯文林毫无怨言挑起易地扶贫搬迁工作这个重担。

他个人没有车辆代步，每天为了按时8:00前到达紫荆镇安置点指挥工人工作，他在6:30前步行2公里多的路程赶上乘坐紫荆专线第一班车，到站后再步行2公里多的路程到达安置点。

为了赶上进度，他全天候与工人打拼在工地上，下雨天穿长筒水鞋，披上雨衣；天气炎热，汗流浃背，便用毛巾抹干汗水，累了就回移动板房办公室伏台休息半个多小时，就是这样一直奋战到晚上9点多，日复一日，坚持到安置点整个项目完成。

2017年，桂平市扶贫办组织全体干部职工体检，冯文林心系安置点的工作，放弃了体检机会。长期超负荷工作，透支了冯文林的体力和精力，他慢慢变得消瘦，身体常常不适，但仍然坚持工作。

2018年1月，冯文林感觉劳累越来越严重，他这才听从单位领导的劝告，拖着疲惫的身体到自治区人民医院做全面检查。医生建议住院观察，以进一步确诊。

他认为是劳累引起的不适，记挂着自己分管的工作，不肯浪费时间住院，马上回到桂平投入到工作中，直至确诊肺癌的报告出来，他仍牵挂着扶贫工作的事情，处理分管工作的大小事务。

3月28日凌晨，他带着对扶贫工作的无比眷恋，对帮扶贫困对象的深情，悄悄地走了，脚步停止在56岁的人生终点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