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如何看待中国古代的隐士行为

⑴ 急求，对古代归隐的看法！！

古代归隐的分两种人：

一是对时局失望的人，看透了红尘，看透了朝廷，认为到政府里任职不如自己生活自由自在，在政府里任职不能实现自己的报复，索性把自己藏起来，比如陶渊明。

二是渴望一鸣惊人的人，辛辛苦苦归隐起来只为遇到一个赏识自己的人好一飞冲天一鸣惊人，比如诸葛亮、姜子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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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师范大学教授陈传席先生，把中国古代隐士分为：

1、完全归隐：归于此类的隐士是真正意义上的归隐，他们与为仕而隐完全没有干系，即使有时机有环境有条件，甚至朝廷派人来多次延请，他们也拒不出仕，如晋宋间的宗炳、元代的吴镇等。

2、仕而后隐：这种类型的隐士在中国古代很多，当过官，因为对官场不满而解冠归去。这其中，名气最大的是陶渊明，其隐逸的名气甚至超过其诗名。但陈传席认为在陶渊明归隐之后就变成“真隐”了。

3、半仕半隐：此类人先是做官，但后来不愿做了，但辞官又无保于生计，于是虽做官，却不问政事，过着实际的隐居生活，虽然不具有隐士的名分，但却有隐逸思想，如唐之王维。

4、忽仕忽隐：如元明之交的王蒙、明末董其昌，均是先做官，然后又隐居，待朝廷征召或形势有利，又复出仕，之后再归去。陈传席先生评价这种人不果断，拖泥带水，并说王蒙创造了拖泥带水皴，董其昌的画用笔含糊不清，太暗而不明，就和他们的性格有关。

⑵ 中国古代的隐士都是怎么一回事

“隐士”就是隐居不仕之士。首先是“士”，即知识分子，否则就无所谓隐居。不仕，不在仕途，终身在乡村为农民，或遁迹江湖经商，或居于岩穴砍柴。历代都有无数隐居的人，皆不可称为隐士。

隐士首先是知识分子，是“士”阶层的成员之一。并不是所有居于乡野山林不入仕途之人都可称为隐士，那些向往入仕但却无机会无能力入仕之人不是隐士，那些没有文化的农夫樵子细民野老也不是隐士。

只有那些能保持独立人格、追求思想自由、不委曲求全、不依附权势、具有超凡才德学识、并且是真正出自内心不愿入仕的隐居者，才能被称之为隐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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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士有真假之分，真隐士的人格特点是寻求诗意的栖居，是人性的一种回归，是对仕隐情结的一种解脱。如老子出关归隐，孔子周游列国累了，便说沂水春风“吾与点”，庄子看惯了大小诸侯尔虞我诈，便要到自然中去逍遥；陶渊明在仕途上倦了，便吟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而假隐士的社会角色是官迷、财迷、名誉迷。安贫乐道，就是隐士高洁人格的最重要的特征隐士从来都是贫困的，但其精神却是富有的。有了做人的精神，便有了做人的骨头。

网络-隐士

⑶ 关于中国古代隐士的一些问题

你好楼主，古人崇尚高风亮节，不为五斗米折腰，通常隐士一是在期待明主，比如诸葛孔明；二是对当时社会比较灰心，故而隐于山水之间；三是不求功名利禄，只为逍遥天地间，因此不出世。

所以古人对于隐士是比较钦佩的，同时也是一种向往，能如此的洒脱，性情。但也有着一丝的无奈。

陶渊明的隐逸，是对当时社会的一种无声抗争。陶渊明十三年的仕宦生活，自辞彭泽县令结束。这十三年，是他为实现“大济苍生”的理想抱负而不断尝试、不断失望、终至绝望的十三年。最后赋《归去来兮辞》，表明与上层统治阶级决裂，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决心。

从陶渊明归隐后的生活来看，陶渊明的归隐不同于东晋时借归隐买名邀誉的其他隐士，他是真隐，是一种人生的选择，是一种对“举世皆浊”、“众人皆醉”的厌恶。

鲍照诗歌的艺术风格俊逸豪放，奇矫凌厉，但在当时却被目为“险俗”或 “险急”。首先，从诗歌的思想内容与情调来看，鲍照以寒士的身份抒发了贫寒之士的强烈呼声，表现为昂扬激越之情、慷慨不平之气和难以抑制的怨愤。他描写边塞战争、征夫戍卒以及游子、思妇和弃妇的生活，反映普通百姓及不幸家庭的悲哀；同情百姓的疾苦，揭露统治者横征暴敛和官僚政治的腐朽等，都是很有特色的。其次，从诗歌的艺术形式、表现技巧以及风格特征等方面来看，鲍照的诗歌尤其是乐府诗，多得益于汉魏乐府和南朝民歌的艺术经验。他现存的200首诗中乐府占八十多首，其中有三言、五言、七言、杂言等多种形式；有的是学习汉魏乐府，这些作品的题前多冠一“代”或“拟”字；有的是学习南朝民歌，如《吴歌》三首、《采菱歌》七首、《幽兰》五首、《中兴歌》十首等。学习民歌，在当时曾被文坛盟主颜延之等人轻视，鲍诗也被视为“俗”。鲍照在这些俗体调的诗中，又以跳荡雄肆、酣畅淋漓的笔力，“慷慨任气，磊落使才”（刘熙载《艺概·诗概》），心情发泄孤寒之士慷慨不平的激愤之情，因而被视为“险” 或“险急”。然而文学史的事实证明，鲍照诗歌的成就，远远超出了以颜延之为代表的“错采镂金”式的“士大夫之雅致”。他的诗以凌厉之势和“发唱惊挺” 的独特魅力，不仅在当时标举独出，征服了同时代的许多读者和诗人，而且也深得后代诗人与诗论家的赞许。如唐代诗人杜甫就曾以“俊逸鲍参军”（《春日忆李白》）来称美李白；宋代敖器之说“鲍照远如饥鹰独出，奇矫无前”（《诗评》）；明代陆时雍说“鲍照才力标举，凌厉当年，如五丁凿山，开人世之所未有。当其得意时，直前挥霍，目无坚壁矣。骏马轻貂，雕弓短剑，秋风落日，驰骋平冈，可以想此君意气所在”（《诗镜总论》）；清代刘熙载说“‘孤蓬自振，惊沙坐飞’，此鲍明远赋句也，若移以评明远诗，颇复相似”，又说“明远惊遒绝人” （《艺概·诗概》），这些都足以说明鲍照诗歌俊逸豪放、奇矫凌厉的艺术风格在中国诗史上的突出地位。

特别值得称道的是，鲍照模拟和学习乐府，经过充分地消化吸收和熔铸创造，不仅得其风神气骨，自创格调，而且还发展了七言诗，创造了以七言体为主的歌行体。他以丰富的内容充实了七言体的形式>

⑷ 历史上的名士都是隐士，这是什么原因呢

仕与隐的矛盾一直是中国古代文人志士的一大困扰，由此矛盾产生的隐逸心态也随之盛行。其实，生长于中国名士身上的“隐逸之风”自古以来就一直存在，他们或身归 于山林，或朝野于庭而隐于内心。其实，隐逸之风之所以盛行，归根结底还是政治矛盾 激化的原因。魏晋时期政局极不稳定，战乱导致生灵涂炭，士人的性命更是朝不保夕。

诗文也是人事，既有诗，就可以知道于世事未能忘情。”风云变幻，朝代更迭。昏暗的政治时局终不会持久，大一统的国富民强时代也终究要来临。中国文人历来所具有的人世之心也会在这政治贤明之际再度出野，正所谓“穷 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骨子里的人世之心最终还是要显露于山水之中，而山青水秀的隐林生活也只是多数名士想要大展宏图的一个过渡阶段。

⑸ 如何看待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隐逸之风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中会出现"逸士"的原因，我认为是他们是不满意现实政治，得不到朝廷重用。

可以这么说，但凡隐居者，都是些拥有独立人格的高尚之士，他们或博览群书，或德性高尚，或多才多艺，为乡里所称。他们隐居以后，虽说也留下了大量的诗歌、书画与专着，比如陶渊明、陆羽等，但对于大多数隐士来说，所学非所用，随着他们的辞世，其一肚子学问也就随之带进了坟墓，这对于当时的社会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极大的浪费。在西方，教会是与政治权威相抗衡的另一种权威，知识分子不满意现实政治，可寄身教会，衣食无忧地研究科学、哲学、自然科学等，自得其乐的同时，也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进步。而中国的知识分子则没有这么幸运，一旦选择了隐居，则衣食住行皆成了问题，要亲自“种豆南山下”了。并且，除了琴棋书画及儒道学问外，更无自然科学的内容可供他们研究，其内心的苦闷，可想而知。

好在中国自古就有这个传统，帝王允许这些采取不合作态度的知识分子逍遥于世俗生活之外，如尧时的许由，周时的伯夷、叔齐等，算是给这些人了一条出路。

隐士中也有具清醒政治头脑者，如东汉桓帝延熹时的汉阴老父，汉桓帝“幸竟陵，过云梦，临沔水，百姓莫不观者”，只有他“独耕不辍”；更有南郡襄阳人庞公，面对荆州刺史刘表的责问“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他这样回答道：“鸿鹄巢于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栖；鼋鼍穴于深渊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栖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这是隐逸者何等理直气壮的宣言！

只可惜这些知识分子，既不能从政，又不能进行专门知识的研究，而默默终其一生，这不能不说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巨大损失。

⑹ 怎样看待古人归隐现象

古代隐居者有两种情况：一、为修道。二、为躲避，例如躲避战乱、赋税、劳役、兵役、仇杀等等。

其实古代的隐逸生活要比普通大众的生活强出许多，自己开几亩田，没有人管，没有赋税，没有劳役，逍遥自在，粮食蔬菜若有剩余，还可以下山去换点酒喝，或者干脆自己酿酒。

而今天隐居却是比较痛苦，因为相对来说，古代的隐居生活比大众生活要强，当代隐居的话，生活却不如普通大众，这在心理上会有对比。

在这个意义上说，隐居者的减少倒是一种进步，很多学者在叹息隐居者的丧失，认为是当代人的物欲太强，这话很有道理，但也不绝对，因为我们的社会生活很好，国家政策很好，没有人逼着去做劳役、兵役、没有苛捐杂税，而且生活很丰富，到处是乐子，根本不必避世。

至于修道者，隐居只是一种修行方式，真正得道后，最后还是会入世，因为他不忍心抛弃众生。

隐士文化是中国最重要的文化成分，即便隐士消失了，但是隐者情怀却会经常叩击我们的心灵，这便是安宁祥和。

⑺ 关于古代隐士大家给点看法

隐士”就是隐居不仕之士。首先是“士”，即知识分子，否则就无所谓隐居。不仕，不出名，终身在乡村为农民，或遁迹江湖经商，或居于岩穴砍柴。不论早期还是后期，隐者总的说来都是弱者。他们既不能面对现实拍案而起，或奋而反抗，或钻营求进，只好退隐，但却有更多的时间从事文学艺术等创作。他们或过着悠闲的田园生活，或结庐于山林之中，所以中国的田园诗和山水画特盛。。历来学者对隐士都是持反对态度的，认为隐士逃避现实，应负国家衰亡之责。当然，隐逸不宜提倡，年轻人隐逸不仅不宜提倡，还应加以反对。但隐逸者所创造出灿烂丰富的文化却不容否定。而且，隐逸的根源在政治浑浊和强权统治，应该鞭挞的正是这一批独夫民贼和卑鄙之徒
当然强者可以反抗，虽失败也不要紧。弱者呢？只好退隐，总比同流合污要好。
隐士表面上超脱，在意识形态上也表现出超脱，实则内心都有无穷的痛苦。
清新，质朴的诗风，其飘逸、洒脱的
中国文化意义上的“隐士”，是有着“扶苍生，济天下”的雄心壮志的文人墨客，但他们终究是文人，当梦想与现实相碰撞，梦想便终成泡影，孤寂、苦闷、忧郁、彷徨、愤满，万种情愫交织在了一起，毁灭了他们原先的志愿，却糅合成了以摆脱社会黑暗现实的新的理想，

⑻ 对于"隐士"谈谈你的看法

有人说中国过去的隐士，就是西方文化中自由主义者“不同意”的主张，他不反对，反正个人超然独立，这是民主政治的自由精神。这个比方表明上看起来很对，实际上还是不大对，因为中国一般知识分子中，走隐士路线的人并不是不关心国家天下大事，而是非常关心，也许可以说关心得太过了，往往把自己站开了，而站开并不是不管。印度的思想，绝对出家了，去修道了，就一切事务不管；中国的隐士并不是这种思想。研究中国的隐士，每一个对于现实的政治社会，都有绝对的关系，不过所采取的方法，始终是从旁帮助人，自己却不想站到中间去，或者帮助他的朋友，帮助他的学生，帮助别人成功，自己始终不站出来。在中国过去每一个开创的时代中，看到很多这样的人。像这一类，也属于隐士之流的思想，明知道时代不可以挽回，不勉强去做，不作儒家思想的“中流砥柱”——人应有中流砥柱的气概，但能不能把水流挽回呢？这是不可能的，只可以为自己传忠臣之名而已，对时代社会则无法真正有年贡献。道家说要“因应顺势”，这类人的做法，就形成了后世的隐士。当然在当今如此开放如此尊重人才的社会，大可不必做隐士了。
最后还要谈一个问题。历来学者对隐士都是持反对态度的，认为隐士逃避现实，应负国家衰亡之责。当然，隐逸不宜提倡，年轻人隐逸不仅不宜提倡，还应加以反对。但隐逸者所创造出灿烂丰富的文化却不容否定。而且，隐逸的根源在政治浑浊和强权统治，应该鞭挞的正是这一批独夫民贼和卑鄙之徒。《南史�6�1隐逸》有云：“夫独往之人，皆禀偏介之性，不能摧志屈道，借誉期通。若使夫遇见信之主，逢时来之运，岂其放情江海，取逸丘樊？不得已而然故也。”天下事，能努力的，当然应该努力，但有时是努力而无济于事的。苏东坡《大臣论》有云：“天下之势，在于小人，君子之欲击之，不亡其身，则亡其君。”结论曰：“非才有不同，所居之势然也。”如武则天、慈禧，只一妇人，然天下势在其手，千军万马都不能奈其何，又何况一手无缚鸡之力的士人呢？当然强者可以反抗，虽失败也不要紧。弱者呢？只好退隐，总比同流合污要好。 隐士表面上超脱，在意识形态上也表现出超脱，实则内心都有无穷的痛苦。

⑼ 如何评价中国古代文人的隐士情怀

隐逸情怀起源于先秦，老子的返璞归真，庄子的”无端崖之辞“，无一不是践行隐逸之风。即使崇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孔子，也曾说：“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这可能与历史背景有关，春秋时期宗法分封制遭到破坏，小宗频繁取代大宗，大国逐渐吞并小国，正是礼崩乐坏的年代。三闾大夫殷鉴未远，面对举世的险恶浑浊，隐是一条清醒的生路。既然凭一己之力无法改变上位者之间攻城略地的游戏，又何必深陷泥沼？除此之外，当时军功爵的选官制度也有重武轻文之嫌。隐逸情怀由此而生。

隐士，又称幽人、逸士、高士。他们首先是学有所成的读书人，然后因为各种原因不仕。

功成身退者。“三台位缺严陵卧，百战功高范蠡归。”范蠡跟随越王22年，足智多谋，身经百战，又精于外交，封为上将军。他却懂得鸟尽弓藏的道理，静静迁到齐国，自称“鸱夷子皮”，在海边做起生意。没几年赚得万贯家财，声名远播，官至相国。他散尽金银，搬到陶地白手起家，人称陶朱公。自古以来，开国功臣都难免新君忌惮。与韩信、徐达等人相比，范蠡可称智慧。

以隐求仕者。两千年来，“学而优则仕”是读书人的最高追求。没有不想经世致用，赢得生前身后名的。也许是受选官制度所限，汉代察举征辟制，魏晋南北朝九品中正制，使得“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诸葛亮隐居，却关心天下大势，熟读史传兵书，是为仕而隐，以隐求名。雍容富丽的大唐，出现了终南捷径。白居易的”中隐“为读书人在进与退之间找到了平衡。浪漫的李白曾给以识拔后进闻名的韩朝宗写信，即《与韩荆州书》，非常深情地写：”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可是一旦仕途不顺，他又大呼”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只好“明朝散发弄扁舟。”

曲避全道者。陶渊明归去来兮，倚着向阳的窗子寄托傲世情怀，审视容膝之地只觉心中安宁。他在云开月明时出发上山，夕阳下与飞鸟相伴回家。“草盛豆苗稀”，他仍“带月荷锄归。”“世与我而相违”，他也“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刘禹锡身居陋室，谈鸿儒、调素琴、阅金经。周敦颐笔下“出淤泥而不染”的莲更是成为了君子的象征。这些人多崇尚高洁傲岸的品质，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元稹“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郑思肖“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皆以菊韵言己志。也许正是仕途的不如意，使这些才子的视线转向学问，使中国文学史上迸现出如此多的耀眼星辰，照亮我们来时的路。

去危图安者。都说唐爱牡丹宋爱梅。审美偏好与国家气象不无关联。宋代积弱积贫，因此文人都表现出十分细腻的敏感和自危。梅的凌寒傲雪，不与群芳争艳，正符合士子们对自身精神品质的要求。因此在庆历新政和熙宁变法失败后，他们都选择隐而求安。苏子流放儋州，食无肉、病无药、居无所，生活极其艰难。他高唱：“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他回望平生，九死南荒吾不恨，此心安处是吾乡。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无论为何而隐，无论结果是坚持出世还是选择入世，他们都矢志不渝地坚守了理想。他们是历史星空中最美的星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