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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同语怎么形成的

发布时间:2023-01-03 03:07:06

1. 普通话的来历 普通话是怎么来的

1、民族共同语是民族内部共同用来交际的语言,是识别一个独立民族的主要标志之一。

2、汉民族共同语最晚在上古的夏商周时期就产生了。当时的民族共同语叫“雅言”,主要流行于黄河流域,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语言就是雅言。汉代的民族共同语叫“通语”。唐宋时期,人们写文章、作诗词非常注意使用“正音”(国家颁布的读音)。明清时期的汉民族共同语叫“官话”。民国时期汉民族共同语叫“国语”。新中国成立后的汉民族共同语叫“普通话”。

3、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着作为语法规范。它作为我们汉民族共同语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一方面,作为北方方言代表的北京话,数百年来作为官府的通用语言传播到了全国各地,而发展成为“官话;另一方面,“白话文运动”以后,作家们自觉地用普通话写作,涌现出一大批作为普通话书面语规范的典范作品。“国语运动”又在口语方面增强了北京话的代表性,促使北京语音成为全民族共同语的标准音。北方方言区自身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和人口优势等客观条件奠定了普通话作为汉民族共同语的地位。

2. 什么是现代汉民族共同语 以及其形成

二、什么是现代汉语
“现代汉语”这个词通常有广义与狭义两种解释。广义的解释指现当代以来汉民族使用的语言,包括民族共同语——普通话和方言;狭义的现代汉语则仅指普通话。现代汉语这门课程讲解的是狭义的现代汉语。
语言同现代汉语是一般同个别的关系。现代汉语作为一种语言,具有一切语言共有的性质。

三、共同语和方言

1、共同语

指一个部落或民族内部大多数成员所共同掌握和使用的语言。它是在一个地方方言的基础上形成的。这个地方方言通常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区的方言。现代汉语民族的共同语是普通话,普通话也就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着作为语法规范的汉民族共同语。
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是在北方方言的基础上形成的。
2、方言
指局部地区的人们使用的语言。现代汉语方言大致分为七大方言区。它们是:北方方言(以北京话为代表);吴方言(以上海话为代表);湘方言(以湖南长沙话为代表);赣方言(以江西南昌话为代表);客家方言(以广东梅州话为代表);闽方言(由于内部比较复杂,又分为一些次方言,主要以闽北的福州话和闽南的厦门话为代表);粤方言(以广州话为代表)。
七大方言中,北方方言分布的地域最广,使用人口也最多,约占汉族总人口的73%,北方方言区内部又可分为四个次方言区;即:华北东北方言、 西北方言、西南方言、江淮方言。
方言与方言的差异主要表现在语音上。
共同语与方言的关系:
方言在共同语形成之前,是形成共同语的基础;在共同语形成之后的相当长时间里,仍是民族语言的地域分支或变体,与共同语同时存在,并且接受共同语的影响。

3. 汉语共同语的产生可以追溯到上古哪个时期

1、首先要认识到的是方言不是单只北方的方言,还要包括南方方言。
2、共同语就是普通话,是一种通用语,它跟地方方言的关系就像是英语跟其他国家语言的关系一样。英语只是促进交流,减少民族隔阂的工具,普通话也是。
3、虽然说都是中华民族的语言,但是普通话跟方言之间没有什么十分必然的联系(除了北方方言外)。普通话的历史很短连500年都不到,形成于清朝,是满族语碰撞汉语的结果,中国的方言少则1000年多则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所以不能说普通话是中华民族语言的标准、典范,也不能说中国方言演变自普通话。

4. 我国的民族共同语经历了怎样的历程

我们的民族共同语经历了从雅言、通语、天下通语到官话、国语、普通话的漫长历程。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地域辽阔的大国,而且有记载的方言分歧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存在而且相当严重了。当时中原地区管“虎”就叫“虎”,可是地处长江中游的楚国却叫“于菟(读作wūtú)”。《孟子》里说:“有楚大夫于此,欲其子之齐语也。一齐人傅之,众楚人咻之,虽日挞而求其齐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庄岳之间数年,虽日挞而求其楚,亦不可得也。”大意是说,有个楚国官员想让他的儿子学会楚国话。请一位齐国人教儿子学齐国话,可是周围的楚国人都说楚国话,实际上是干扰他儿子的学习,虽然每天都严厉地督促他儿子努力学习楚国话,却总是达不到目的。而吧他儿子送到齐国的庄岳住了几年,就学会齐国话了,这时再每天严厉督促他学楚国话,却又学不会了。孟子用这个例子说明环境对人的影响是巨大的,甚至是不以认得意志为转移的,我们却从这里了解了早在孟子那个时代,方言分歧已经是很严重了,而且这个故事还告诉我们学习语言必须有一个良好的语言环境。 春秋战国时期与方言同时并存着天下共同语,叫做“雅言”。这也应该是情理之中的事。你想啊,当时天下百家争鸣,论辩和游说十分盛行,法家、名家、墨家、儒家、道家、阴阳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各派人物周游天下鼓吹自家学说,能说别人不懂的家乡话吗?只能说天下各国都听得懂的雅言。苏秦、张仪奔走七国宣传合纵连横也必须说雅言。记载孔子言行的《论语》里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是说孔子在诵读《诗经》、《尚书》和主持典礼的时候,都是说雅言而不是说自己的家乡话鲁国方言。孔子有来自天下各国的“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可以推想孔子在讲台上一定是说雅言而不是说鲁国话。早在春秋时期就已成集的《诗经》,收集的是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500多年的诗歌305篇。如果我们注意到这些诗歌来自如今陕西、山西、山东、河南、河北、湖北各地,大多数来自民间创作,本来应该反映出各地方言语音的差异,但经过文人(例如孔子)的修订和删改,在押韵方面已经很成熟,说明《诗经》是用当时的共同语雅言定稿的。 着名语言学家林焘先生在《普通话和北京话》一文里告诉我们,从周朝到秦朝,王室每年秋天都要派官员到全国各地去搜集地方歌谣和方言,集中保存在朝廷的“密室”(档案室)里,可见当时的统治者是十分重视方言的,可惜这些宝贵的资料在秦末战乱时全部散失了。西汉末年,着名的文学家扬雄见到一些残存的资料,就以这些资料位基础,向全国各地来长安的人作广泛的方言调查,用27年的时间编成了《方言》,这本书记载了大量的方言词语,并且一一加以解释。全书的第一条是:“党、晓、哲,知也。楚谓之党,或曰晓;齐宋之间谓之哲。”用“知”来解释楚国的“党、晓”和齐、宋之间的“哲”,说明“知”是天下大家都懂得的词,是共同语,而“党、晓、哲”则是方言。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必是各地方言与天下共同语并存,《方言》也确实多次使用“通语”、“凡语”这些词。这些都能证明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有共同语与方言并存。 当然,古代的共同语(雅言、通语)跟今天的共同语(普通话)还不能说完全是一回事。我们说的不同,并不是说雅言、通语和普通话的语音、词汇、语法有差异,古代的共同语跟今天的共同语在语音、词汇、语法方面当然有巨大的差异;我们所说的不同,是说古代的共同语并没有像今天的普通话一样在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有明确的规范标准,只是大家能够听懂即可,而且古代的共同语只为数很少的士大夫阶级服务,只在王室宫廷和读书人的书斋以及一些商贾圈子里流通,跟今天的普通话通行全国各地,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人民生活服务,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汉代以后至宋代,虽然没有指代共同语的一个名词,但是共同语是一直存在和应用的。今天我们用普通话诵读唐诗宋词,觉得大多数作品在音韵上都是很美的,只是少部分作品好像押韵不太严格,有的平仄有点问题,是不是唐宋的诗人们不太注意诗词格律呢?其实不是。因为古代至现代,语音变化很大,例如古代的入声字在今天的普通话里都分别派入阴阳上去四声了,声母、韵母都有不小的变化。唐宋诗人们用的是他们那个时代的音韵,而且不管原作者的籍贯是哪里,他们在音韵格律上倒是高度一致,因此我们也能断定唐宋时期仍然存在着一种能跨越方言障碍的天下通语。事实上,从魏晋六朝历经隋唐南北朝到宋朝,虽然没有出现新的类似“通语、凡语”这样的共同语的新名称,但是产生了大量供写作诗词韵文使用的韵书,比较着名的有魏·李登的《声类》、晋·吕静的《韵集》、梁·沈约的《四声谱》、隋·陆法言的《切韵》、唐·孙愐的《唐韵》、宋·陈彭年等人的《广韵》、丘雍等人的《韵略》等等。韵书的作用是正音,以何为正?当然是通行天下的共同语,决不会是一方之言。 汉代以前的共同语有“雅言、通语、凡语”之称,明清以后的共同语有“官话”之称,而这中间自魏晋六朝至唐宋之间却没有对共同语的称呼,我想这原因是,汉代以前(具体说是汉武帝之前),天下一直处于从奴隶制社会到封建社会过渡的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状态之中,社会盛行“合纵、连横”、周游列国游说辩论、聚天下才子论道讲学,而且人才靠的是自由竞争,因而口才之学繁盛发展,孔子、老子、晏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许行、孙武子、孙膑、蔺相如、毛遂、曹刿等等,无一不是口若悬河的演说家。《孟子》、《战国策》、《史记》等典籍都记录了不少论辩的精彩场面。然而汉代以后,大一统的封建制度日趋牢固,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日益发达,人们的横向交往越来越少,人才的选拔也越来越不重视口才(从举孝廉、九品中正制的举荐到索性以一篇八股文定终身),共同语的社会需求相对减少,共同语的社会影响自然渐趋缩小,以致缩小到没有一个固定的称呼。到了明清时代,资本主义萌芽开始萌动,城市、商业、戏剧、小说乃至对外贸易都日益繁荣,甚至西方殖民主义者或者炮舰相见,或者教会传教,西方科学渐渐东来,我国社会对于民族共同语的需求再次上升,民族共同语终于又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有了一个“官话”的称呼。 古代共同语的语音、词汇、语法虽无明确的标准和规范,但一定是以当时的统治中心的方言为基础的。自商周直到北宋,我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一直在黄河中游的长安、洛阳一带,因此雅言、通语应该是以长安、洛阳方言为基础,或者说大体是当时的长安话、洛阳话。到了北宋、南宋以及同时代的辽、金,天下的政治、文化中心东移,而元、明、清以来的800多年间北京一直是首都,所以中古以后的共同语,有了较大的变化。普通话就是元代以后的共同语发展而来的结果。 元代定都在大都,就是今天的北京。元代朝廷规定学校教学要使用以大都语音为标准的天下通语。元代盛行杂剧和散曲,这是两种接近口头语言的新的文学形式。着名的杂剧作家关汉卿、马致远、王实甫都是大都人,他们的作品《窦娥冤》、《汉宫秋》、《西厢记》等反映出当时大都话的面貌。元代周德清的《中原音韵》是根据元杂剧的用韵编写的,书中归纳的语音(声母、韵母、声调)系统已经相当接近今天的北京话。中原,原指长安、洛阳一带,这时的中原已经扩大到以大都为中心的广大北方地区了。 明清两代的共同语称作“官话”。明代初年,明太祖朱元璋担心读书人“拘于方言,无以达于上下”(使用方言不利于上下级沟通的意思),命人编纂《洪武正韵》并颁行天下,这是官定的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语音标准。“官话”的名称出现在明代中叶。“官话”可以解释成官员在官场上说的话,也可以理解成是大众公用的话,因为“官”有时也当“公共”讲,如围棋中双方均未占领的地盘叫“官”,因而有“收官、官子”之说,旧时称“公路”为“官道”,称“公共厕所”为“官茅房”。“官话”名称的出现标志着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早期形式初步形成。当然,官话还没有明确的定义和统一的规范,只要是不说家乡话,改说官场里通行的话就算是说官话。由于官场上通行官话,所以文人墨客也愿意学说官话,以会说官话为时尚。“官话”甚至都有了个mandarin的外国名字(据说因为满清官员都说官话,所以mandarin是“满大人”的音译)。外国人称官话为mandarin,葡萄牙传教士称满清官员为“满大人”,于是连“满大人”说的官话也叫“满大人”,mandarin就是这么来的。 电视剧《雍正皇帝》有这么一个情节:广东一潮州籍的巡抚向皇帝进贡荔枝,太监把剥开外皮的荔枝果递给皇上,皇上手持荔枝肉问巡抚:“有核儿(húr)没有?”巡抚答:“wú。”皇上把荔枝肉搁进嘴里,一咬,荔枝核儿硌得牙生疼。皇上大怒:“朕问你有没有核儿,你怎么说‘无’?”巡抚吓得够戗,说不出话。旁有懂得潮州话的人赶紧解释说:“皇上,这潮州话就是把‘有’叫做wú,咱们的‘无’呢,他们叫做móu。”皇上虽然生气,但由此联想到官员不会说官话太耽误事,于是下旨要求广东、福建的官员要说官话。电视剧字幕告诉观众这是历史上第一个推广普通话的官方文件。

5. 现代汉语作为民族共同语的两个发展阶段

第一个发展阶段:“五四”运动以后,随着我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民族民主革命运动高涨,掀起了“白话文运动”,动摇了文言文的统治地位,并最后在书面上取代了文言文,另一方面, “国语运动”的开展,又在口语方面增强了北京话的代表性,这两个运动互相推动、互相影响,使书面语和口语接近起来,促使北京语音成为全民族共同语的标准音,口语有了明确的规范,于是形成了辛亥革命后,称为“国语”的通行的汉民族共同语。
第二个发展阶段:新中国建立以后,由于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对于民族共同语的进一步统一和规范化,有了更高的要求,各地人民对学习统一的共同语也有了迫切的需要。因此,中国科学院于1955年召开了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会上确定把汉民族共同语称为普通话,主张向全国大力推广。会后经各方研究,正式确定现代汉民族的共同语的三项标准涵义,即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着作为语法规范。

6. 什么是现代汉语共同语

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是指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着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标准汉语普通话。

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是在北方官话基础上形成的。近千年来,北京一直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因此,北京话的影响越来越大。一方面,它作为官府通用语言传播到了全国各地,发展成为“官话”。另一方面,白话文学作品更多地接受了北京话的影响,逐渐发展成为具有代表性,乃至典范性的书面语。

发展历程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题为《文学改良刍议》的文章,这是白话文运动的公开信号。文中提出:白话文学为文学之正宗。这个纲领性的意见,很快就得到陈独秀的响应。

钱玄同也及时发出打倒“桐城谬种”、“选学妖孽”(《寄胡适之》,1917)的口号,最先把反对文言文同反对 “独夫民贼”、反对弄坏白话文章的“文妖”(《尝试集序》,1918)联系起来,并在陈、胡强调“文学革命”的时候,第一个考虑到应用文的改革。

1918年 1月,《新青年》实现自己的主张,全部改用白话文。5月,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狂人日记》,标志着白话文运动在文艺方面首先突破,显示实绩。这是中国第一部白话文文章。年底,李大钊(1889~1927)、陈独秀创办白话周刊 《每周评论》,北京大学学生傅斯年(1896~1950)、罗家伦(1897~1967) 等创办白话月刊《新潮》。

不久,鲁迅指出,白话文应该是“四万万中国人嘴里发出来的声音”(《杂感录五十七·现在的屠杀者》),这就把白话文放在现代中国人口语的基础上。

7. 什么是民族共同语我国汉族共同语是什么如何对它定义

民族共同语是民族内部共同用来交际的语言,是识别一个独立民族的主要标志之一。一个民族共同使用的语言。是在民族形成过程中以某种方言为基础﹐同时吸收其他方言的有益成分发展而成的。我国汉民族的共同语就是现代标准汉语普通话。

汉民族共同语的产生年代还不能说得很确切,最晚在上古的夏商周和春秋时期就产生了。当时的民族共同语叫“雅言”,主要流行于黄河流域,《诗经》的语言就是雅言,《左传》、《孟子》中都有一些用雅言解释方言的例子。我国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孔子是春秋时期的鲁国人,他有弟子三千,分别来自四面八方,其语言各异。孔子讲学时就用雅言而不用鲁国方言,我们可以说孔子是推广民族共同语的先驱。

汉代的民族共同语叫“通语”,也叫做“凡语”、“凡通语”或“通名”,西汉扬雄编着的《方言》就是用当时的民族共同语“通语”来解释各地的方言的,这是我国第一部方言着作。隋、唐时代,人们做诗词、写文章非常注意“正音”,因此很多韵书应运而生。韵书的出现,“正音”风气的盛行,都在客观上起到了推行民族共同语的作用。

明清时代的汉民族共同语叫“官话”。“官话”最早用于官场,后来也流行于民间。老百姓也以会讲官话为荣,因为人们认为讲官话代表着一个人的身份和地位。民国时期汉民族共同语叫“国语”。新中国成立后汉民族共同语叫“普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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