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发展中国影视界

‘壹’ 影视界如何推动经济发展

从资本角度来看,影视行业在中国目前还只是一个规模比较小的行业,仍处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不过,因为电影行业的利润率、市盈率比较高,近年来仍是资本市场的“宠儿”。但影视产业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因此其中的风险比较难以把握。一个好的剧本能不能拿到拍摄许可证、拍摄能否完工、完工后能否卖个好票房、完成拍摄后能不能通过电影审查等,都存在变数。这就需要通过精通金融与影视两个领域的复合型人才进行风险把控,凡鱼传媒的创始团队是金融行业出身,拥有多年的金融行业经验,并且在近年来深耕影视领域,拥有诸多国内外影视行业资源,使影视与金融相结合,打通了从电影摄制到发行、推广,从信息收集到流程管理,从规避风险到保证回报,从法律到经济到艺术的方方面面。

‘贰’ 中国电影史的六个发展阶段是怎样划分的并阐明时间划分的依据。

自1905年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的诞生到2005年，中国的电影已走过了整整一百年的历程。在这百年的中国电影历史长河中，中国电影的发展史离不开中国武术的熔入。

中国电影从无声、单机、黑白影片到高科技、大投入、环绕立体声巨幕电影，乃至全球最有影响力的电影节，以武术及以尚武崇德的侠义思想为主题的电影占据了中国电影的重要地位。因此，可以说，中国武术促进了中国电影的发展；中国电影推广和宣传了中国武术。

2 武术与中国电影发展的三次高潮

2.1第一次高潮

中国电影第一次武术动作片高潮出现在20世纪的20年代至30年代。在当时，人们习惯称其为“武侠电影”。 武侠电影随着中国电影的发展而发展到了第一次高潮。这个期间各种各类的武侠电影纷纷出现。

其武侠电影的急速发展，是与当时的文化背景、武侠小说等都有一定联系的。1928年上海明星影片公司根据武侠小说《江湖奇侠传》改编并摄制成武侠电影《火烧红莲寺》。历史上人们也一直认为《火烧红莲寺》是中国第一部武侠电影。

当时红极一时的《火烧红莲寺》，其票房和社会人气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以后的3年内，为满足观众的要求，《火烧红莲寺》的续集竟拍了有18集之多。就连今日的美国巨片《蝙蝠侠ⅰ》、《蝙蝠侠ⅱ》、《蝙蝠侠ⅲ》都会感到汗颜。《火烧红莲寺》说的是，湖南的浏阳和平江两地为争码头而引发械斗，涉及到武林中的昆仑派和崆峒派，以及红莲寺庙等。剧情可以不去深入，而《火烧红莲寺》的连续18集，事实上形成了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次武术动作片高潮。以后在1940年和1993年，香港又制作了两集，从而使《火烧红莲寺》总共拍了20集。

在整个1929年至1931年期间，上海的50余家影片公司，共拍了250余部武侠电影，占全部出产影片的60％。

由于日本侵华战争，中国电影受到了巨大的创伤，同时也导致了中国武侠电影第一次高潮的结束。

2.2 第二次高潮

中国电影第二次武术动作片高潮出现在20世纪的50年代末至70年代。在60至70年代，武术动作片和言情电影一样，成为支撑香港和台湾电影业的两大支柱。在这期间，涌现了一批代表这个时期武术动作片的最高水平的演员与导演。如李小龙、洪金宝等及以后的成龙、元氏兄弟等。

1958年，香港峨嵋制片公司首先拍摄了金庸的《射雕英雄传》和《碧血剑》，之后，台湾地区也出现了武侠电影，如1960年台联影片公司的《七剑十三侠》等。

1973年，中国武术动作片翻开了重要的一页。《猛龙过江》，是李小龙自编、自导、自演的影片，是世人公认的远征欧洲打入世界影坛，并获得成功的武术动作影片。同年的《龙虎争斗》是李小龙与美国好莱坞华纳影业公司合资生产的影片，成为中国第一部与国外电影公司合作的武术动作片。《死亡游戏》是李小龙自编、自导、自演的最后一部影片，遗憾的是李小龙并没有拍完这部电影就去世了。

此后，虽然香港和台湾的武术动作片还继续在生产，但作为群体性的武术动作片创作、拍摄、效应等逐步减退了。

2.3 第三次高潮

中国电影的第三次武术动作片高潮出现在20世纪的80年代初。1980年，北京电影制片厂首拍了刘晓庆主演的《神秘的大佛》，打开了武术动作片的先声。1982年由河南开封市演出公司和香港联华电影联合公司摄制的、李连杰主演的《少林寺》真正掀起了武术动作片的第三次高潮。在这期间，大量的武术动作片题材的影片诞生了，如1983年的《少林寺弟子》、《武当》、《武林志》等；1984年的《自古英雄出少年》、《木棉袈裟》、《大刀王五》等。同时，武术动作片有了将动作片与民族文化相融和的意韵。

由中国内地所引发的武术动作片与香港和台湾的武术动作片有一定的不同之处。即相比较而言，在叙述故事的前提下，更多的表现了一种民族传统文化的内涵和思想的熏陶。

步入90年代，香港的武术动作片又有了一个新的篇章，1992年的《新龙门客栈》、1993年《东方不败》、《狮王争霸》等对中国电影具有较大的影响。尤其是间隔了半个多世纪的《火烧红莲寺》，在1993年又拍了第20集的连续系列。以及1994年的《天龙八部》等等，都对武术动作片的第三次高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所有的武术动作片中，以出生于广东佛山的黄飞鸿的武术生涯为题材的武术动作片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从1949年的《黄飞鸿传》至今，已有了100余部关于黄飞鸿武术生涯的故事片。

3 武术动作片代表人物及其代表作品

在整个武术动作片中出现了许多代表人物，而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主要从以下几点探讨。

3.1李小龙

在20世纪60至70年代期间，李小龙从武术的咏春拳开始创造截拳道，而后进入影视圈，轰动世界影坛。从而使中国武侠电影又进入了第二次高潮。

李小龙作品有童年时期的作品《富贵浮云》、《细路祥》、《人之初》、《雷雨》、《人海孤鸿》；1969年《丑闻喋血》；1971年《唐山大兄》；1972年《精武门》；1973年《猛龙过江》、《龙争虎斗》；1973年《死亡游戏》（未完）。

在李小龙的电影中尤其是《唐山大兄》这部武术动作片，是由香港嘉禾电影公司所制作。该片成功塑造的中国英雄人物“唐山大兄”带动了中国电影进入世界电影市场，主角李小龙由此而成为了一代国际电影巨星。

3.2 成龙

出生于1948年的成龙，数十年的从影使其成为全球的公众人物。他的电影有很多，基本以《警察故事》系列、《醉拳》系列为他奠定了武术动作片的地位。此外，具有影响力的电影有《群龙谱》、《A计划》、《蛇形刁手》、《奇迹》、《红番区》、《霹雳火》、《简单任务》、《我是谁》、《一个好人》、《尖峰时刻》等等。成龙1995年就获得了香港浸会大学的荣誉社会学博士。他的《醉拳ⅱ》赫然登上了美国《时代》杂志，被评为十大电影佳片。成龙热心于慈善事业和公益事业，尤其是为2008年的北京奥运当形象大使。

3.3李连杰

1996年在英国伦敦举行了“李连杰作品专辑展映”，出现了异常热烈的哄动场面，反映了李连杰已成为继李小龙、成龙之后在欧洲备受瞩目的中国功夫明星。李连杰的武打动作，除了传统的中国功夫之外，又加入了好莱坞的动作特技效果。李连杰成功地打入了德国、比利时、美国、日本等西方国家。

李连杰作品有1982年《少林寺》；1984年《少林小子》；1986年《南北少林》；1988年《中华英雄》；1989年《龙在天涯》；1991年《黄飞鸿》；1992年《黄飞鸿ⅱ》、《笑傲江湖》等；1993年《狮王争霸》、《方世玉》、《太极张三峰》等；1994年《洪熙官》、《精武英雄》及2004年《英雄》、2005年即将上映的《霍元甲》等。

李连杰的身价随着其名声业越来越高，从1982年《少林寺》的数百元，到1996年香港龙祥电影公司与永胜娱乐公司签下了《黑侠》、《黄飞鸿ⅵ》等三部片子，达到了3600万港币；而以后的影片也在千万美元之巨。

3.4 其他代表人物

《武当》中的司马剑（赵长军饰）、《塞外奇侠》中的卓已航（原文庆饰）、《武林志》中的东方旭（李俊峰饰）等。在众多的武术动作影片中，以《黄飞鸿》为题材的影片可以说是达到了武术动作之最。而饰演《黄飞鸿》的演员也几乎囊括了所有的武术动作片名演员。如成龙、李连杰、洪金宝、元彬、甄子丹、赵文卓、王群、邱建国等；还有不少其他名星。如谭永麟、刘家辉、梁小龙等。在这其中《黄飞鸿》中的黄飞鸿（关德兴饰）。1940年开始，关德兴饰演《黄飞鸿》，一直到1970年，整整演了99部以《黄飞鸿》题材的电影。

4 中国武术动作电影的发展趋势

从《定军山》到《卧虎藏龙》再到2005年周星驰《功夫》、徐克的《七剑》的中国电影百年的发展史中，可以看到武侠电影的发展趋势。

4.1重视电影节的评选与奖项

世界上形形色色的电影节有3000多个，而国际制片人协会承认的国际A级电影节一共是11个。在这林林总总的电影节中，其中奥斯卡是国际A级电影节中举足轻重的国际电影节，同时也是商业性最强的电影节之一。中国的电影界对此十分重视与关注，如张艺谋近年来的每一部大片似乎都剑指奥斯卡，而且都是与武术动作片有关的电影。

对于中国电影来讲，奥斯卡不仅仅是一个在世界面前亮相的好机会，更是一个争夺世界电影市场的契机。参加奥斯卡，得奖不易，既使获得提名也同样具有意义。而如果获得奖项，则对中国电影的整体形象提升和世界电影市场的定位都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2001年的73届在奥斯卡的奖项，称为中国武术功夫电影的《卧虎藏龙》再一次使中国武术动作片亮相全球影坛。《卧虎藏龙》是由李安导演的，李安有着中国内地、中国台湾和美国的生活经历。而整个剧组有中国内地、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的演员以及美国和马来西亚的华人演员组成。在获奖的时刻，舆论界称其为“世界华人的电影艺术成就”。

在奥斯卡的奖项提名中，《卧虎藏龙》得到了10个奖项的提名。最终得到了最佳外语片奖、最佳美术指导奖、最佳摄影奖、最佳原作音乐奖等4项大奖。这是中国电影首次在国际A级电影节奥斯卡中的举足轻重的奖项。

有意思的是，这部配英文字母的华语片还在美国引发了学中文的热潮，甚至有的学校将《卧虎藏龙》剧本当教材用。

2005年，中国电影有了一个崭新的评选活动——中国电影排行榜。排行榜4个项目，每个项目有5个提名。我们发现最佳制片人中的5部电影有2部是武术动作片，它们是《功夫》和《十面埋伏》。其中《十面埋伏》有3个项目的提名。

4.2电影市场的票房价值杠杆

从票房价值来看，《卧虎藏龙》仅在北美就达到了近2 亿美元的票房、台湾的会宇多媒体以8位数即千万元的价格取得了《卧虎藏龙》全球独家动画版权、包括盘片和商业性合作的授权等，《卧虎藏龙》得到数亿美元的收入是毫无疑问的。

同样，《英雄》在2004年的76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之后，在美国两个周末的票房达到了1800万美元，最后在全球达到了1.7621亿美元的票房奇迹，而《英雄》在国内的票房收入仅占其中的17.24%。《十面埋伏》的海外版权被“索尼经典”购买了以后，其票房突破了7200万美元。来自影片发行方中影发行放映分公司的统计数据显示，2005年7月29日开始放映的徐克的《七剑》，全国首个周末三天票房总计2600万元人民币，这个成绩和《头文字D》的首周票房基本持平。同时头3天在东南亚已取得过4000万的票房成绩，发行负责人翁立表示，“从《七剑》的首周表现来看，总票房达到七八千万难度不大。”因此《七剑》的中国电影排行榜估计也将是前列的。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电影排行榜以电影的票房收入作为一个十分重要的指标。

4.3娱乐性的武术动作片将异军突起

《我的功夫女友》被誉为2005年的中国“首部现代功夫喜剧”。它糅合了浪漫、搞笑、功夫、励志等多种元素。《我的功夫女友》是继韩国影视明星张娜拉的电视剧《明朗少女成功记》创下收视高峰，并捧红了张娜拉的亚洲小天后地位之后的又一巨作。圈内人把其称作是中国版的《明朗少女成功记》。虽然由于档期的原因，张娜拉最终未能出演此剧，但《我的功夫女友》将中国功夫与喜剧的结合吸引了大家的眼球。许多海外的影片商也看好该片，希望引进现代功夫喜剧《我的功夫女友》影片。

2005年3月香港引进内地的首部电影叫《精武家庭》。它是集武打、动作、喜剧温情于一体的武术动作电影。该片由成龙监制，“成家班”参加了全部的拍摄工作。总投资为4000万元的《精武家庭》有惊险的跳楼场面和高难度的武打动作。

而香港另一武术动作片的明星洪金宝也在2005年的4月推出了“洪式”的喜剧功夫电影《龙威父子》。《龙威父子》取景于云南和广西一带，秀美的自然风光和壮观的瀑布河流更衬托出了中国武术动作影片的传奇色彩。

在2005年的贺岁片市场里，以周星驰为主演的，作为新年贺岁片的中国功夫电影《功夫》展现了“电脑功夫”和武术真功夫的结合。此外，影片使这贺岁功夫片不同于普通的功夫片。《功夫》一片投资1.5个亿港币，片中仿效了不少好莱坞影片的经典段落，十分抢眼。

沉寂了3年以后的徐克又推出了武侠巨片《七剑》。该片目前拍摄完毕，已经于2005年7月29日与观众见面。

徐克认为，剑是兵器之王，象征着中国武侠文化的精神，剑中蕴涵着侠义的风度和修养，并且有一种浪漫荡漾在其中，无论在攻击时和防守时，你会发现那其中藏有哲学。关于剑，徐克认为有很多内容可以发展，一招一势让人们重新认识剑，剑不仅仅是一个打斗的工具，它应该有七种精神，有七种颜色。

虽然《七剑》一直被称为2005年最受期待的香港电影。但是，一部《琴魔》日前在香港试映后，有抢走《七剑》的风头的趋势。《琴魔》是一部古装武术动作片，耗资数千万，光道具“天音琴魔”就花费了10万以上。业内人士评论，《七剑》和《琴魔》这两部动作片的竞争，将带动整个香港电影市场的进一步复苏。

4.4 武术与中国电影发展的互存互进

中国电影的发展离不开武术的源泉。武术的全球化宣传与推广离不开中国电影。在《定军山》成功拍摄之后100年的中国电影风风雨雨中，中国电影的发展始终与中国武术发展互存互进。

20世纪70年代，功夫巨星李小龙使世界认识了中国武术，形成了一个中国功夫的热潮。

80年代，李连杰的《少林寺》掀起了全国的武术浪潮，据不完全的统计，在《少林寺》及其他武术动作片放映之后的数年内，全国的武术业余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竟达到了万所之多，少林寺的所在地，河南登封地区有100余家武术学校。其中有不乏规模较大和档次较高的武术学校。比如塔沟武校的习武学生超过了万人等。同时，全球的武术热也再一次升起。

2001年获得奥斯卡4项大奖的武术动作片《卧虎藏龙》，无论在全球电影界的影响力、票房收入的市场因素，还是在中国电影和中国武术的宣传与推广，都达到了一个空前的程度。

在中国电影发展的100年中，武术动作片的走向全国、走向世界，不仅仅有提升中国电影的国际地位，扩大电影的市场效应的作用，而且更有宣传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桥梁作用和宏扬民族精神的教育作用。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史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通过电影进行宣传，从而使中国走向世界，使世界认识中国。如奥斯卡、如嘎那、东京电影节等等是中国影片成为世界各国了解中国的一个窗口。再如电影《霍元甲》的放映，使无数国人为之倾倒，从而使民族的凝聚力，民族的自豪感大大提高。

中国电影是中国武术走向世界的桥梁，中国武术是中国电影发展的源泉。两者的互存互进将永远延续下去。

5 结语

武术是我国特有的一项民族传统体育，其内容繁多，门派林立，表现形式多样，具有极大的健身价值和技击价值，同时更富于娱乐价值。电影正是反映人们的文化精神生活的一个体现，而武术动作电影又在电影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武术能够与电影结合起来，共同促进双方的发展。

‘叁’ 中国电影1949-1966这17年是怎样发展的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这段时期文艺史家一般称为“17年时期”。根据记载这个时期新中国一共拍了507部电影，从题材看，这一时期比较着名的电影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主要是反映1949年建国以前社会生活的影片；一类是反映新中国建立以后各行各业、各条战线的斗争和生活的影片。◆反映旧时代、旧社会生活的影片 主要有，反映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历史片：《林则徐》和《甲午风云》等；反映红军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战争片：《红色娘子军》、《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东进序曲》、《回民支队》、《永不消逝的电波》、《红日》、《红旗谱》、《苦菜花》、《烈火中永生》、《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平原游击队》、《渡江侦察记》、《冰山上的来客》、《柳堡的故事》、《董存瑞》、《刘胡兰》、《小兵张嘎》和《鸡毛信》等；反映旧中国旧社会人民生活的、根据名着改编的“改编片”：《祝福》、《林家铺子》、《家》、《早春二月》、《我这一辈子》、《白毛女》和《青春之歌》等；反映封建社会古代劳动人民的生活与斗争的“戏曲片”：黄梅戏《天仙配》、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京剧《野猪林》和《杨门女将》和昆曲《十五贯》等。◆反映新中国建立以后各行各业、各条战线的斗争和生活的影片 如，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战争片：《上甘岭》和《英雄儿女》等；反映建国初期我公安干警同潜伏的美蒋特务斗争的“反特片”：《秘密图纸》、《羊城暗哨》、《霓虹灯下的哨兵》和《铁道卫士》等；反映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农村片”：《李双双》、《我们村里的年轻人》、《老兵新传》和《刘巧儿》等；反映少数民族边疆风情的“风情片”：《阿诗玛》、《刘三姐》和《五朵金花》等；反映社会主义新人新事新面貌新风尚的歌颂片：《今天我休息》、《大李、小李和老李》和《满意不满意》等。◆“17年电影”的不足和贡献 以上这些电影让我们觉得这17年电影离我们既遥远又不遥远，说遥远，这些电影离我们毕竟有40多年了，说不遥远，我们当中的有些人，尤其是有些岁数的人都是看着这些电影长大的，这些电影当中有一些优美的插曲至今我们还能唱出来，像《柳堡的故事》中的《九九艳阳天》、《冰山上的来客》中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上甘岭》中的《一条大河波浪宽》、《英雄儿女》中的《风云滚滚唱英雄》、《铁道游击队》中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等。听着这些熟悉的旋律，就能让人想起很多逝去的青春岁月，倍感亲切，甚至我们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就是在看这些电影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形成的。然而作为中国百年电影史的一部分，我们今天在总体上评价这个时期的电影时要一分为二，“17年电影”有长处也有不足。 先来看它总体上的三个缺陷：首先，17年时期的电影基本上是在一种封闭的环境中创作的。第一，这17年时期的中国基本上和西方国家断绝了关系，处于“闭关锁国”的状态，缺少与外界的交流。第二，和整个中国古代文化也断绝了关系，或者说基本摒弃了中国封建社会劳动人民和知识分子所创造的灿烂的古典文化，像唐诗元曲，《红楼梦》、《三国演义》等当时都被打成封建主义的东西，老百姓是看不到的，电影文艺工作者也是不能看的。像《林则徐》那样的电影可以说是漏网之鱼，因为里面含有反帝国主义和阶级斗争的内容，与当时的主流话语一致，所以才能侥幸出来。而且，即使当时“漏出”了这些影片，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些电影的导演和演员也都受到了冲击。第三，这17年与中国现代传统也断绝了关系。中国现代历史上有两大传统，一是由毛泽东主席所领导的农民革命文化传统，还有一个传统是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知识分子所建构的“五四”文化传统。而整个17年电影反映的都是工人、农民的斗争，反映的是农民革命文化传统，关于知识分子的文化传统实际上是看不到的，仅有的两部《早春二月》和《青春之歌》，前者一出来就受到了批判，后者还是和“五四”文化思想背道而驰的。所以，17年时期的电影基本上是在封闭的环境中创作的。 其次，以一种绝对的集体主义排斥个人的自我。我们说，集体主义是好的，但将它强调到极端的地步，不允许你有任何个人的私心杂念，也不允许你有个人的正常合理要求，这就可怕了。表现在文艺作品上，不管是小说，还是电影都不许描写爱情，不许谈情说爱。即便可以，也是革命加爱情，爱情要和革命、集体主义挂上钩才能露面。那时的诗歌是这么写的，“要我嫁给你吗？你的胸前还缺少一枚奖章”，你是劳模，是英雄我才嫁给你！还有一首，“小伙子，不要在我的窗前弹唱，我的心已飞向远方，我的心上人正手握钢枪，保卫着祖国的边防”，也就是革命加爱情。17年中有一部写爱情的电影《柳堡的故事》，其中描绘的就是一个革命战士爱上了一位农村姑娘，但是为了革命放弃了爱情，整个电影表达的就是“先国后家”，在国家民族危难的时候，“我”是不能谈恋爱的。还有一部电影《刘巧儿》，里面有个唱段：巧儿今天去赶集，碰上了一个他，他又能写又能算，他的名字叫赵振华……关键是最后一句话——他还是个劳模啊！17年时间社会将集体主义摆在最高位，用绝对的集体主义排斥了个人的自我，所以这个时期许多歌颂型的电影都有先人后己、先国后家的要求，像《李双双》和《今天我休息》等。 再次，流露了一种肤浅的乐观主义。这个时期的电影都拍得比较乐观，整个影片的基调是明亮的，充满了欢声笑语，因为新中国成立了，旧社会过去了，人民翻身解放了，精神舒展了，这是好事。但问题是，这些影片里所传达的乐观主义隐含着一种历史观，好像使我们在看完这些电影后有一个错觉——新中国成立了，从此一切就万事大吉了，好像解放战争的炮火已经把旧世界彻底埋葬了，从此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就是一条平坦的、充满鲜花美酒的康庄大道，这就否认了历史的曲折性和复杂性！我们知道，历史的发展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中间布满坎坷和曲折。所以乐观主义是好的，但这种乐观主义背后所隐藏的历史观是值得我们警戒的。 再看“17年电影”的贡献：以上所说的缺陷只是我们站在今天的社会、今天的境况，以比较高的要求来看待过去的东西。其实，“17年电影”的成就是巨大的！当时美国好莱坞的电影将世界其他地方的电影冲击得稀里哗啦，但我们中国的电影却能一花独秀！在一种近似保护的环境下，中国的电影人以一种比较平和的心态创造出了很多优秀的作品。另外，它贡献了一大批为了新中国的诞生，或为了保卫新中国而浴血奋战、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群像。今天，我们可以说出一连串的“17年时期”的英雄形象，像林则徐、邓世昌、洪常青、江姐、杨子荣、董存瑞、刘胡兰、小兵张嘎、王成等等。这些人就是鲁迅先生说过的“中国自古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民族的脊梁”！也就是说，新中国的成立是来之不易的，是相当一批先烈贡献了自己的青春热血甚至性命换来的！今天的江山含着先烈的牺牲，所以无论我们中华民族历史的未来是多么辉煌，共和国将永远不会忘记这些民族的脊梁！17年电影全面、深刻地展现了这些先烈和前辈，将他们的精神和品质作为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传承了下来！这是一笔重要的精神资源，我们中国电影要和西方电影抗衡，首先要依托传统的资源，再晚就不行了，美国都已经拍了《花木兰》，已经拿着我们的传统资源赚钱了。其次就是要依托我国近现代历史所提供的若干资源，譬如中国现代史上那些先烈们传奇性的经历，他们的那种舍身成仁的高尚精神，就完全属于中国电影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和资源，是我们同西方电影竞争的重要的文化资本。图片： http://news.china.com/zh_cn/history/photos/11025921/20050309/12156817.html

‘肆’ 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

新中国电影事业发展

（1）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末

新中国成立后，模仿苏联电影的管理体制，建立起了一个从管理到生产、经营的完整配套的新中国电影事业体制。

1953年，在苏联专家帮助下，我国制订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电影管理计划。其中，对制片厂实行行政指令性管理，建立了摄制工作制度和制片主任制度及制片生产的各项规定。在发行方面，把中国影片经理公司改组为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将各大区公司建制为各省、市发行机构，并建立完善了发行放映经营管理的各种规章制度，在电影局设立了电影放映管理处，各省、市、自治区文化管理部门亦成立相应的各级机构，有一级政府就有一级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加强放映工作的统一管理。这一整套设施的建立，都是以行政化机制为依据和功能目标的，而市场效应和市场运转则作为辅助的手段，因此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垂直管理的政企合一的电影发行体制。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逐步完善起来的电影产业结构体制，以它特有的规律运转，除了1958年和1976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发生过几次动荡外，30年来，其基本架构和内部经济关系未有任何本质上的变化。同其他行业一样，电影业走的是计划经济体制，统一由国家预算拨款和专项拨款维持其建设、生产和流通。制片方面，制片厂根据上级对数量及题材的严格计划接受影片拍摄任务。发行方面，作为全国发行放映总代理的中影公司负责收购影片，之后通过等级分明的各个发行放映公司以业务和行政相结合的手段从省、市、县往放映单位发放拷贝。

（2）20世纪80年代

改革开放后，电影业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出现了几次改革浪潮。1979年的《关于改革电影发行放映管理体制的请示报告》，调整了发行收入分成比例，增加了用于发行放映事业的生产基金。1980年，文化部又以1588号文件的形式规定，中影公司根据发行需要所印制的拷贝量按一定单价与制片厂结算，使制片厂产量增加，利润上升。1984年5月，文化部正式提出成立中国电影总公司的体制改革方案。1985年1月，电影局在广州召开电影体制改革座谈会，提出简政放权、政企分开和扩大制片业与发行业经营自主权的精神。同年，同意在一些地区对部分影片的票价实行浮动，以缓和电影收入的下降趋势，电影的价格体制在经历了35年之后（始终维持在50年代的0.20-0.35元之间），终于在市场竞争的冲击下出现了初步的松动。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进展，录像业、歌厅和综合文化娱乐业开始兴盛，电视日渐普及，使电影观众出现了明显的分流。1984年仅一年时间，电影观众就减少了52亿人次。迫于市场压力，电影制片迅速走向娱乐化类型化。

1986年1月，电影局从文化部划归广播电影电视部领导，加强影视统一领导和统筹规划是合并的初衷，但电影局合并到广电总局后，各地电影单位特别是省、市、县级发行公司仍由地方文化部门领导和管理，以至形成“上合下不合”的现象，对电影全行业管理造成了很大的困难。1986年，全国电影市场进一步萎缩，全国三分之一左右的发行企业亏损，许多放映单位该营它业，反过来又影响到了电影制片企业的严重亏损。针对这种情形，1987年曾经提出了代理发行、一次性卖断和按比例分成等五种结算方式发行影片，但1989年又很快倒退回来，顽强地按拷贝结算的方式。

（3）20世纪90年代后至今

20世纪90年代的电影改革以1993年元月以“广电字（3）号文件”即《关于当前深化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及其《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为标志。自此，40多年的计划经济下电影的统购统销以及由此形成的制片、发行、放映三者之间经济分配上的不合理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其中重要一条就是中影公司的全国垄断经营被打破。但是问题紧接而来，各省级公司在自己的行政区域内独家经营、垄断发行以及发行行业中间环节过多的局面仍然普遍存在。经过发行影片直接面向地市级公司的“江苏突破”、“山东突破”后，制片厂、中影公司与省级公司在发行上的矛盾更加突出。

1994年8月1日，广电部电影局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通知》（94年348号）。这个文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着作权法》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决定》精神，明确影片（着作权）发行权拥有单位可以直接向北京等21家省市（11家老、少、边、穷省、区除外）的各级发行、放映单位发行自己的影片。这一指导思想使得电影全行业所有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得到认可，在很大程度上促使市场多主体的形成。

1995年1月，随着当时广电部《关于改革故事影片摄制管理工作的规定》（广发影字[1995]001号）的出台，昭示着制片行业几十年一贯制的计划管理模式的改革终于迈开了小小的、但却极有意义的一步。根据文件规定，全国拥有故事片出品权的不再仅仅是原来的16家制片厂，一大批一直未得承认的省级电影制片厂终于赢得了自己的影片出品权。很快，一方面省办厂的积极性很快调动起来。山东厂、浙江厂、山西厂等分别投拍了《孔繁森》、《信访办主任》、《刘胡兰》等重点题材影片。但由于其他配套设施的缺乏，制片行业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复兴。

由于市场上影片节目的严重缺乏，使得改革必须往前迈进一步。1997年，制片（出品权）进一步放开，无论“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团体”，甚至“个人以资助、投资的形式”都均可“参与摄制电影片”。1995年的改革还仅仅是打破原16家制片厂的垄断，而1997年的改革则是完全取消了国有制片企业的垄断保护权力。改革方案很快得到执行，北京紫禁城率先尝到了改革所带来的实惠。因《离开雷锋的日子》一炮走红的北京紫禁城影业公司，得到了广电部电影局果断给予的极高奖赏——影片制作企业生产的出品权。

也是在1997年，单片发行权开始放开。《鸦片战争》以民间集资方式操作并以此成立四川《鸦片战争》影视制作有限公司，这一举动在电影界引起强烈反响。发行上，电影局则对这家没有单独出品权的公司首次给予了影片单独发行权，政策方面享有同峨影厂发行此片时一样的权利。同年，地处深圳的南国影联开始了从放映行业争取单片发行权的第一步。这家以放映为主的股份公司，于1997年10月以委托代理方式购买了合拍影片《联合出击》的国内版权。

2002年开始，以新的《电影管理条例》颁发为总标志，中国电影业开始了新一轮的体制改革和产业化进程。其中重要一个环节是制片业的初步放开，一些民营机构也拥有了独立拍摄电影的条件。这进一步促使民营资本注入到电影制片业中来，从而为电影制片业带来新鲜血液。以往，民营机构拍摄电影是比较困难的，因为缺乏“资格”，所以必须与电影制片厂合作，使用厂标。近年来，广东巨星、华谊兄弟、北大华亿、中博时代、海润等一些民营影视制作机构迅速成长，它们以其独特的理念和手法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但是，由于政策上的限制，他们只能以影视界“游击队”的身份存在。而此次改革意味着民营机构无需再买厂标，可以独立投资拍摄电影。该措施适应社会主义文化市场规律要求——此次形成的制片格局打破了旧有的国有制作机构一统天下的格局，呈现出了多元化的特点（虽然现在这个多元悬殊还很大），将更具有竞争性，因为它们都将在市场规律下平等坐次，优胜劣汰。

发行放映业的机制改革同样激烈，主要体现在“院线制”的推广上。经过近半年时间的酝酿组建和紧锣密鼓的运作，2002年6月1日，全国23个省（市）的30条院线正式挂牌营业。其中，11条为跨省院线，19条为省内院线。同时，北京、上海、湖北、湖南、广东、四川、江苏、浙江等8省（市）已率先完成了两条院线的组建工作，而江苏和浙江则分别组建了3条院线。

院线制的生命力在短时间内显示出来，7月中旬上映的分账大片《星球大战2：克隆人的进攻》仅10天，30条院线的票房就突破2000万元，院线制的威力可见一斑。上海联合院线成立伊始，一个接一个创造票房佳绩，远远超过院线制之前的票房指数。北京新影联院线成立以来也是捷报频传，市场走势强劲。重庆万和院线所属6家影院在经历了6月份市场严重下滑之后票房全面回升。院线制最大的直接受益者当属广大电影观众，电影公司引进分账大片的速度明显加快，《精灵鼠小弟2》几乎与国外同步上映，加盟温州雁荡院线的一家县城影院，已能与北京、上海等大都市的影院同时上映分账大片，使小城镇的观众也能在第一时间欣赏到分账片，这在实行院线制之前是绝对不可能的。

应该说，院线制是电影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电影发行放映与时俱进的必然。其深刻意义在于彻底改变了电影市场环境，使中国电影市场打破行政分割与封闭状态，在国内地域间形成一个整体，从而扩大电影市场规模，促进电影资源的流动性，从而建立起良性运转的电影市场机制。不过，由于在院线制的推广上行政措施太多，组建的市场化因素过于弱小，组建时间仓促，目前院线之间实力、规模及运行机制相差较大，有的还不太正规，因此当前所建立起来的院线制仅仅是一个雏形，只能说它为过去的四级发行划了个句号，至于院线的发展壮大，尚任重道远。同样，院线制中影院所应该享受的自主权，诸如充分的选片权，以影院为主、发行公司指导为辅的票价定价策略，还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改制后的影院位置依旧停留在“一头在市场，一头在国营”的状况中，还处于低级运行阶段。

同时，引进片的发行垄断陆续被打破。虽然引进片依然由国家统一进口，但是开始调整了进口影片的供片机制，实行影片进口与发行分离。中国电影集团在2002年5月宣布将美国影片《浩劫惊魂》的播映权出售给上海嘉禾——一家由香港嘉禾部分所有的公司。这是该集团公司首次将电影发行权出让给带有外资色彩的非大陆中国公司，这在中国电影发行业中具有重要意义。同时，除中影集团原进口影片发行公司外的另一家股份制进口影片发行公司——华夏电影发行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经过两年时间的酝酿和筹备，于2003年6月19日正式宣布成立。华夏电影发行公司属于股份制企业，注册资本6000万元，有19家企事业单位共同投资，中国广播影视集团作为最大股东持有20%的股份，中影集团和上海电影集团各持11%，长春电影集团持10%，剩下的是国内电影系统有影响的制片厂和院线公司。这对进口片发行市场的多元化主体建设将有重要的意义，同时公司内部的多元化产权结构，也有利于公司的效率和良好监督机制的形成。

在农村，发行放映问题随着改革的深入日渐开放。最基层的农村放映单位或个人拿到了属于自己的权力。首先，1993年3号文件明确了县级公司购买农村16毫米拷贝的权力，并一再强调，县级公司应该通过更新观念，转变机制来成为16毫米的经营主体，而不是通过行政手段赋予。此后，1995年8月，广电部颁发了《关于改进和家农村16毫米影片发行放映工作的通知》（即474号文件），进一步放开农村16毫米拷贝经营权，强调任何一级公司和集体、个体的放映单位都可以自由购买，每个16毫米拷贝均含有全国放映权。这种新的运行机制，引入了社会主义市场竞争机制，调动了农村放映队的积极性，让所有的农村电影经营者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公平竞争，优胜劣汰，激活市场。同时，打破人为的市场阻隔，放开区域限制，让16毫米拷贝自由流动，以最大限度地实现其价值。文件还明确要求今后每年定期举办16毫米影片全国性的交易会。同年11月在郑州举行了一次全国性的16毫米影片交易会。4天的交易会成交16毫米影片节目近400个，现货、期货拷贝达3500多个，成交金额为400余万元。交易会深受基层单位的欢迎，但是在执行474号文件的过程中，由于利益的冲突，仍有一些地方阻止农村放映队购买影片和限制放映队活动区域。而后农村电影放映推行“2331”工程和“西新工程”，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伍’ 中国电影何时可以超越好莱坞，成为世界顶尖的电影市场

很多人都知道国外的电影总体上做的是比我们国内的电影要好很多，像威曼系列的电影、速度与激情等这些国外的电影都深受我们国人的喜爱。

虽然我们国家的电影在不断的进步，但是还不乏有一些制作的不好的电影，所以这些制片人导演要积极向好的电影学习，争取将更好的元素运用到自己的作品中去。为大家带来更好的作品。

在我们电影业发展得更好的同时，好莱坞电影也在不断发展，而我们要超越他们要并非易事，所以要更加的努力向好的方面学习，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争取早日超越好莱坞。

‘陆’ 目前我国促进电影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有哪些并对此做出评价

1,放松并建立电影审查制度，允许电影内容客观描写一些现实生活中的现象和敏感问题，比如警察不总是高大全，政府不总是爱民如子。参照韩国电影解禁后，出现的井喷式发展。
2，调整中国电影市场结构，放低进入门槛。资本的力量会带来更大的发展，当然也会带来很大的灾难。尤其是近年来出现明星阵容的垃圾电影。
3，改变中影公司一家独大的情况，尤其是现在韩三平宛如黑社会老大的地位。
4，坚持保护本土市场的策略。纵观全球，在完全开放的情况下，没有哪个国家能抵抗住好莱坞的冲击。
5，鼓励原创，严惩抄袭。
6，产业化和团队的构建。社会分工促进效率的提高，美剧的制作团队，仅编剧，就有总编剧，人物设计，情节的设计，心理描写，场景设计等等;从好莱坞特技的制作也是构建在精良的团队基础上的。
最后就是积累，一项科技的发展需要两个条件：1，社会的迫切需要；2，早期技术的积累。同样中国电影市场的发展既要资本的火车头，又要各方面积累的火车道做基础。以上仅是我的一些个人看法，比较幼稚，希望能互相交流。

‘柒’ 中国电影应如何走向世界

一、中国电影家协会秘书长饶曙光：借助国家战略

目前世界电影产业的主要增量来自中国华语电影，中国电影发展的空间仍然很大。因为电影城镇化还在不断推进，城镇化带来的观影人口将不断增长，三四五线城市的增量仍然会带来红利，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电影的国际传播力依然停滞不前。中国电影在对外传播的过程中，应该借助于国家战略，为中国电影的可持续发展注入更多新的活力，最终在一定程度上打造世界电影的新秩序。”

二、好莱坞电影人马丁·基斯特勒：打造全球化故事

在本届北影节“好莱坞工匠·中美电影交流高峰论坛”上，IG创始人、CEO马丁·基斯特勒认为电影要想走出去，就必须讲述一个全球化故事。“讲故事是以新的方式阐述故事，要不聚焦本地的故事，要不聚焦全球的故事，这个取决于你想捕捉什么观众。”马丁·基斯特勒认为50%中国电影像好莱坞电影，《战狼》风格跟好莱坞的风格非常类似，但是可以打动中国观众。最重要是内容、故事的呈现和讲述方式。故事的讲述方式一定要捕捉全球的观众。”这位好莱坞电影人认为故事首先要好，然后才是营销手段层面的问题。“最重要是你的故事原生态，看一下你这个故事是不是被全球的观众所认可或者能打动全球的观众。”我们现在做电影是让全球的观众来看，我们会把中国好的电影带给全球观众，我认为这个时代已经到来了。”

三、中美电影节、中美电视节主席苏彦韬：搭建文化交流平台

除了作品的输出，各种文化交流活动也是中国电影走出去的一个有效途径。在本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上，“中美双节”主席苏彦韬宣布第十四届“中美双节”将于10月27日至11月30日在美国好莱坞、洛杉矶、旧金山、达拉斯、拉斯维加斯等全美各地举办影视盛典、影视高峰论坛、“金天使奖”颁奖典礼以及电影合拍论坛、电视剧合拍论坛等数十场各具特色的大型电影专场、研讨活动和200多场次的影片展映活动，为中美影视业界的合作搭建更广阔的平台。近期的《战狼》《红海行动》都是非常了不起的电影，这些电影振奋了人心之余，大家对于影片话题的热爱造就了一个更好的主旋律电影的发展契机

‘捌’ 中国电影如何更好地与国外电影竞争

首先一个大问题，所谓的耗资几十亿不要全部投入到所谓的大明星身上。

也不要过分的植入过多的广告。这样子中国的电影就可以提升一大步了。

不过最近有些小成本电影在网上颇受好评，几百万的成本却赚的了很多人的好评。这个问题对于几十亿电影就很残酷了。

‘玖’ 中国电影的发展历程

（1931年以前）
中国电影事业发端于20世纪初。1905年，北京丰泰照相馆创办人任庆泰（字景丰）拍摄了由谭鑫培主演的《定军山》片断，这是中国人自己摄制的第一部影片。1913年，美国人经营的亚细亚影戏公司拍摄了由郑正秋编剧、张石川导演的中国第一部有故事情节的短片《难夫难妻》。191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拍摄时事短片。次年成立活动影戏部，此后拍摄了两部中国最早的长故事片《阎瑞生》和《红粉骷髅》。1922年 ，张石川与郑正秋 、周剑云等组织明星影片公司，1923年完成由郑正秋编剧、张石川导演的《孤儿救祖记》，影片严肃地涉及了当时的社会实际，表现手法具有较浓的生活气息，演技自然、亲切、朴素。与此同时，出现了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神州影片公司、长城画片公司、民新影片公司等一批较具规模的影片公司。邵醉翁兄弟于1925年创办天一影片公司，首先取材于民间故事，拍摄一批古装片，并在上海掀起拍摄古装片的热潮 ，还以此立足于南洋市场。
1925～1927年间，上海先后成立140家中小型电影公司；广州、北平（今北京）、天津等城市亦拍摄影片。1928年明星公司开拍《火烧红莲寺》后又形成一股武侠片热潮。此后的4年间上海各公司拍摄了400多部故事片，其中一大半是“火烧”、“武侠”、“神怪”之类光怪陆离、粗制滥造影片。1928年，民新、大中华百合等影片公司组合成联华影业公司，先后拍摄了《恋爱与义务》、《恒娘》、《桃花泣血记》等片。1931年，明星影片公司和友联影片公司试制成功蜡盘发音有声影片《歌女红牡丹》和《虞美人》。1931年华光片上有声电影公司在日本完成中国第一部片上发音影片《雨过天晴》。到1935年，中国完成了从无声电影到有声电影的过渡。 （1931～1937）1930年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先后于上海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九一八、一二八事变后，上海的抗日战争爆发，电影界的有识之士深感时代需要反映现实的影片。1932年5月，明星影片公司聘请黄子布（夏衍）、郑君平（郑伯奇）、钱谦吾（阿英）担任编剧顾问，与郑正秋、洪深等一起组成编剧委员会。1933年3月中国共产党的电影小组成立，由夏衍任组长，成员有钱杏邨、司徒慧敏、王尘无和石凌鹤。电影小组的成立推动了明星、艺华、联华等影片公司的电影创作，也影响了天一和其他小公司的电影创作。当年生产了《狂流》、《都会的早晨》、《春蚕》、《姊妹花》、《民族生存》、《三个摩登女性》、《小玩意》等一批优秀影片，左翼电影运动取得辉煌成就。国民党统治当局在开展对中国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军事“围剿”的同时，加强了对革命文化的“围剿”。针对这种更为尖锐、复杂的形势，左翼电影工作者进行更加隐蔽的斗争，创作出《渔光曲》、《新女性》、《大路》、《神女》、《生之哀歌》、《逃亡》等有影响的片目 ，与此同时 ，左翼电影工作者还开辟了新的制片阵地——电通影片公司，拍摄了《桃李劫》、
《风云儿女》等优秀影片。这个时期还创作一批优秀电影歌曲，如影片《大路》里的《大路歌》和《开路先锋歌》，《桃李劫》里的《毕业歌》和《风云儿女》里的《义勇军进行曲》等，随着影片的放映，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二九运动将全国人民爱国运动推向一个新高潮，上海电影界为适应新的形势，建立起电影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继“国防文学”口号提出后，1936年2月，“国防电影”作为电影创作口号也被提出。1936～1937年7月，上海各电影公司拍摄出一批不同题材样式和内容的国防电影，有《生死同心》、《压岁钱》、《十字街头》、《马路天使》、《迷途的羔羊》、《狼山喋血记》、《壮志凌云》、《青年进行曲》等影片。 （1937～1945）
在国民党统治区，1938年，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参加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领导工作 ，直接地推动了抗战电影的发展。中国电影制片厂在政治部三厅领导下，由阳翰笙担任编导委员会主任委员，迅速投入抗战电影的摄制及其他工作。先后在武汉、重庆拍摄了《保卫我们的土地》、《八百壮士》、《胜利进行曲》、《青年中国》、《塞上风云》、《还我故乡》、《警魂歌》等表现军民英勇抗战的影片，以及《民族万岁》等新闻纪录片。国民党直接领导的中央电影摄影场和1935年成立于太原的西北影业公司也拍摄了宣传抗日的故事片和新闻纪录片。香港到1937年6月底为止，成立了南洋、大观等50多家拍摄粤语片的电影公司。随着抗日战争爆发，香港爱国电影工作者拍摄了抗战题材的影片。从1937年11月中国军队撤离上海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军队进入上海租界为止，上海被称为“孤岛”时期。这一时期，1938年有新华、艺华、国华等私营电影公司拍摄影片。随着新华摄制的影片《木兰从军》上映后的卖座，形成了古装片拍摄浪潮。1941年，时装片取代古装片，新华、艺华、国华、金星等10几家影片公司，出品80多部影片，时装片有60部。万籁鸣、万古蟾(见万氏兄弟)绘制完成的动画片《铁扇公主》是中国第一部较长的动画片。
在日本占领区，日本帝国主义1937年8月21日在长春成立“满洲映画株式会社”（简称“满映”）。后在北平（今北京）成立华北电影股份有限公司。1939年于上海成立中华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伪将新华等几家影片公司合并，成立中华联合制片有限公司（简称中联）。1943年5月12日将以上电影机构合并 ，成立中华电影联合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华影）。中联和华影在4年中拍摄近130部故事片，有宣扬所谓“中日亲善”、“共存共荣”的《春江遗恨》等影片，为迷惑中国观众，也拍摄了不少以恋爱为中心的影片。在抗日根据地，1938年，在八路军总政治部领导下，由延安电影团袁牧之担任编导，吴印咸、徐肖冰、吴本立担任摄影 ，用仅有的两部摄影机拍摄长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1942年又完成长纪录片《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以及一些反映当时延安重大社会政治生活的新闻片。还建立一个放映队，在陕甘宁边区、晋绥边区前线一带放映电影。新四军淮北根据地于1942年购得16毫米摄影机 ，拍摄了有关新四军生活的影片素材，1946年剪接完成长纪录片《新四军的部队生活》。 （1945～1949）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宣传部和国防部分别接管了上海、北平、长春、南京等地的电影产业。在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领导下，一部分革命和爱国的电影工作者进入由中央电影摄影场改组的中央电影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电）各厂，利用国民党的电影基地，拍摄进步影片；另一部分参加进步电影的基本阵地昆仑影业公司，对文华、国泰、大同等民营影片公司也采取团结、支持、争取和协作的方针，使之拍出进步影片。这样，在1946～1949年间拍摄了《一江春水向东流》、《万家灯火》、《乌鸦与麻雀》、《松花江上》、《夜店》、《还乡日记》、《遥远的爱》、《幸福狂想曲》、《小城之春》等优秀影片。这一时期上海共有20多家小电影公司，拍摄了约40部影片，其中大部分渲染谋杀、间谍、侦探、心理变态或描写所谓家庭爱情纠葛等。在解放区，1946年成立延安电影制片厂。1947年以该厂部分人员为基础，组成西北电影工学队前往东北。
1946年10月在晋察冀军区成立华北电影队。1946年长春解放后，中共中央东北局指派舒群、田方等人接管“满映”。1946年10月成立东北电影制片厂（简称东影），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完成17辑大型新闻纪录片《民主东北》，以及木偶片《皇帝梦》、科教片《预防鼠疫》、短故事片《留下他打老蒋》、动画片《瓮中捉鳖》、翻译片《普通一兵》。1949年4月，东影迁回长春，1955年改为长春电影制片厂。北平、上海解放后，在北平、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领导下，接管了在北平、上海的国民党制片机构，分别成立北平电影制片厂（后改为北京电影制片厂）和上海电影制片厂。1949年4月，成立中央电影事业管理局，担负领导全国电影工作的任务。 （1949年以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 ，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进入一个新时期。50年代初期，上海原各私营电影制片厂联合组建为公私合营的上海联合电影制片厂，于1953年并入上海电影制片厂。这样，故事片的生产完全由长春、北京、上海3家国营厂承担。为了培养人才，上海、北京先后成立电影学校，北京的电影学校后成为中国唯一的高等电影专业学府——北京电影学院。与此同时，成立了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筹建了保定电影胶片厂，南京、哈尔滨、上海都建立了电影机械厂，以及八一电影机械厂和北京电影洗印厂等电影工业企业。新中国电影从1949年制作第一部以工人阶级作为解放了的主人翁的影片《桥》开始，在很短的时间，拍摄了《白毛女》、《钢铁战士》、《上饶集中营》、《新儿女英雄传》、《翠岗红旗》、《我这一辈子》、《腐蚀》等优秀故事片 ，以及新闻纪录片《百万雄师过大江》、《红旗漫卷西风》等。但是，由于在电影创作指导思想方面过分强调电影的政治宣传作用，造成题材单一的倾向。对《武训传》等影片的批判，挫伤了部分创作人员的积极性，导致了创作拘谨、产量下降。1953年，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有关领导提出改进领导方法，鼓励艺术家发挥各自长处，从各方面反映革命的历史和现实。1956年，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文学艺术和科学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为了贯彻这一方针，电影局从指导思想、领导、体制等多方面进行改革，取得积极成果，故事片生产由1951年年产10多部逐渐增加到1957年年产40多部，1957年文化部举办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第一次优秀影片评奖 ，奖励了1949～1955年摄制的《南征北战》、《智取华山》、《渡江侦察记》、《鸡毛信》、《董存瑞》、《祝福》、《李时珍》、《神笔》（美术片）、《淡水养鱼》（科教片）等69部优秀影片。1957年，随着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对一些影片和艺术家也进行了错误的批判。1958年又拍摄了许多报道性宣传大跃进中某些虚假的“新事物”的影片，又一次干扰了电影的创作。不久，中央逐步纠正了大跃进中“左”的错误，周恩来对电影界也提出了注意影片质量的要求，促使中国电影事业在1959年形成一个繁荣时期，拍摄了《林则徐》、《聂耳》、《万水千山》、《青春之歌》、《林家铺子》、《老兵新传》、《五朵金花》等题材风格多样、在思想与艺术上达到了较高统一的影片。但是不久，在反右倾运动中，电影界又批判所谓的资产阶级人性论和人道主义。加之三年自然灾害，胶片、器材等严重短缺，电影生产又逐步下降。1961年，文化部和中共中央宣传部重申坚决贯彻双百方针，纠正了违背艺术规律，对文艺创作进行简单粗暴的批评干预的“左”的思潮，制定了改善文艺工作和电影工作的一些管理条例。使60年代初期的电影走入正轨，到1965年，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第二个电影创作高潮，生产了《甲午风云》、《革命家庭》、《红旗谱》、《舞台姐妹》、《小兵张嘎》、《英雄儿女》、《农奴》、《白求恩大夫》、《早春二月》、《杨门女将》等优秀影片，以及优秀美术片《大闹天宫》、《小蝌蚪找妈妈》等。与此同时，电影放映单位从1949年的400多个发展到1965年的20363个 。到1965年为止，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共发行1213部长短影片。中国自己的电影工业也已具备相当规模 ，可以生产洗印、录音、摄影、放映机等各种设备、器材，并基本达到自给。但在1966年爆发了文化大革命，电影界百花凋零，万马齐喑。粉碎四人帮后，电影事业获得发展。1979年10月邓小平代表党中央肯定了文化大革命前17年的文艺路线基本是正确的，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纠正了过去提出的“文艺服从政治 、文艺从属政治”的偏颇提法 ，重申执行双百方针。 2013年在人们对《泰囧》的惊叹声中开始。3000万成本的《泰囧》在1月1日这天跨过10亿票房大关，2月17日最终落画时收入12.57亿，成为有史以来最卖座的华语电影——片方最初的预期只是4亿。同在2月，2013年的国产片票房冠军也诞生了，周星驰的《西游·降魔篇》，从大年初一到到初六，拿到了5亿票房，并且鬼使神差地一路卖座下去，直到停在12.46亿元——虽然并未达到周星驰预估的15亿，这个大胆的想象来自《泰囧》的鼓舞 。
2013年中国的电影票房年收入的217.69亿中，国产电影收获了127亿。收获的批评也不少。有人说国产片越来越像春晚，观众“边看边骂，边骂边看”。到了年底，“国民导演”冯小刚给骂得邪火攻心，在微博上反过来痛骂影评人，狠狠地出了一口气。
张艺谋的《英雄》还能在媒体引发广泛的价值观层面上的严肃批评和争论，这种情况今天难以重现。一是互联网的速食文字使争论大多停留在意气和口水，二是国产电影在商业道路上越发“成熟”，早早摘除了可能在意识形态上带来的麻烦。
票房口碑都不错的电影《中国合伙人》这样评价它的主角、民营企业家成东青：“他压根就没想过去改变这个世界，但至少他能做到不被这个世界改变，永远地土鳖下去。”影片末尾很励志地罗列出柳传志、马云、冯仑、陶华碧、李开复、王石等成功企业家的肖像，这无意中勾勒出了2013年国产电影的主流心态——信仰成功，尤其是本土市场的成功。 2012年，内地进口片票房近88亿，国产片票房82.7亿，算输。对中国电影来说，2013注定是以翻身为目标的一年。翻身仗的开场手忙脚乱：王家卫《一代宗师》公映日期在媒体上推迟数次，终于定在1月8日，不能再推。1月3日，王家卫在泰国做总合成，动画部分在法国，特效在法国和香港，音乐在日本，声音效果在澳大利亚，还有在加拿大的、在北京的。要通过技术审查，要搞首映式，要做拷贝并把硬盘分发到各影院终端，保证1月8日的上映。所有人捏着一把汗。
还真做到了。虽然影迷从来不拿票房衡量王家卫，但《一代宗师》的2.87亿成为王家卫在内地的最好成绩。尽管圈内人对它的期待，至少是过3亿。
新丽传媒出品的《101次求婚》在正月初三上映，这个时间点被业内视为“不按牌理出牌”。除了主演林志玲和黄渤，这部小成本电影一切都是陌生的，导演陈正道，恐怕至今都没几个人认识，它意外拿到1.99亿票房，为国产小片又添了不少信心。
《北京遇上西雅图》原来叫《美丽有缘》，出品人江志强是香港人，这是香港喜欢的片名，后来由熟知内地的业内人士建议改名，被称为“割了双眼皮上场”。
上映时间是传统淡季，江志强试探性地问了解市场的人：能卖到1亿吗？导演薛晓路则问：能卖到2亿吗？上映头两天，日票房都只1000万出头，但紧接着，观影史上的奇迹出现了。几天后，突然出现了3600万的数字，结果完全凭着口碑，上映多天的片子竟然开始反弹和爆发：6天过亿，10天2亿，基本成为黑马，最终跑进“5亿俱乐部”。
管虎的《厨子·戏子·痞子》在市场上没有同期的“西雅图”这么热闹。虽然有批评拿这部电影与“手撕鬼子”的抗日神剧相提并论，但它仍收得2.7亿元，成为“第六代”导演票房过亿的“奇迹”。国产电影的话题性彻底超过了《霍比特人》、《巨人杀手杰克》、《魔境仙踪》这些同期进口片。韩国“外援”执导的小成本爱情片《分手合约》被称为“搭顺风车”，也过亿了。陈正道、薛晓路、管虎，三个年轻导演为国产电影带来某种强烈的信号：“中国电影结出了奇葩。它们的容貌五官是观众愿意接受的。”
《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公映时，距离《钢铁侠3》公映只有5天。赵薇的粉丝、原作小说的粉丝显示了他们的力量，首映当日票房4500万刷新2D国产电影的历史纪录。《钢铁侠3》上映后两部电影并非此消彼长，而是比翼齐飞，结果创造了周票房9.2亿的纪录。3D片《钢铁侠3》成为2013年进口片票房冠军，而《致青春》的成绩比它只差四千多万，屈居年度票房的第三名。
2013上半年结束的时候，国产电影票房占比达到了一个历史结点：62.7%。2012年这个数字是48.46%。但《超人：钢铁之躯》和《环太平洋》领队的美国大片随即在没有保护的暑期档来势汹汹。“超人”上映5天，国产片策略性地放出了郭敬明和他的《小时代》。郭敬明粉丝登场，“超人”迅速变成凡人，《环太平洋》也受到阻击。上半年的电影多少有些好口碑。2013下半年，《小时代》伴着巨大的争议，而“富二代”（同在6月面市的《天机·富春山居图》、《不二神探》和《小时代》的简称）遇到的则是巨大非议。最终暑期档结束，国产片票房比例落到58%-59%。
2013年9月淡季，新人导演的小成本法庭戏《全民目击》有人骂也有人喜欢，完成了1.8亿。国庆黄金周，徐克的《狄仁杰之神都龙王》不出意料地收获了6亿。此间还有彭氏兄弟的《逃出生天》，品相不错，票房却只有1.8亿，黄金周结束了。市场随后疲软，从10月中旬到11月中，二十多天里每天全国票房收入只有2000万上下，无论国产片还是进口片，都无法力挽这一段的颓势。
《地心引力》此时被释放，以期拉动市场。超级英雄和超级特效维持着好莱坞在中国市场上的面子，而且他们已经知道在《地心引力》的关键位置放上天宫一号，令中国观众相当受用。
《扫毒》在11月底登陆，《无人区》出现在12月初，各自拿他们应得的票房。《扫毒》上映的时候，国产片票房比例已经落到了54%。年末贺岁档期，没有政策上的保护和限制，但进口片主动避让了。2013年贺岁档，国产片都是常规贺岁作品，反倒出不来《泰囧》那样神经级的黑马。贺岁档最终只拿到21.5亿，比2012年少了4亿，这也是意料之中。
这一年，33部国产片票房过亿，国产片总票房127.67亿，以58.6%的数字翻身压住进口片。盘算下来，2013年总票房比2012年净增47亿，而这47亿，96%来自国产影片。
2015年12月31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通报，2015年全国电影总票房为440.69亿元，比2014年增长48.7%，创下“十二五”以来最高年度增幅。其中，国产影片票房271.36亿元，占总票房的61.58%，以较大优势保持了国产电影在中国电影市场的主导地位。
据统计，2015年我国故事影片产量686部，全年票房过亿影片共计81部，其中国产影片47部；国产影片海外销售收入27.7亿元，比2014年增长48.13%；全年城市影院观众人次达到12.6亿，比2014年增长51.08%。
电影局相关负责人介绍，2015年中国电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走上质量提升、产能优化的新阶段，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取得双丰收。同时，大批优秀青年电影人才相继脱颖而出，“互联网+”促使各种新型业态进入电影行业。
特别是国产影片不断提高创作水平，不断丰富类型品种，受到了市场和观众欢迎。涌现出《西游记之大圣归来》《捉妖记》《滚蛋吧！肿瘤君》《狼图腾》《烈日灼心》《战狼》《解救吾先生》《寻龙诀》《老炮儿》等一批优秀影片，巩固了国产影片在电影市场的主导地位。根据在2015年重要档期开展的综合性电影观众满意度调查显示，电影评价不再“唯票房论”，国产影片的口碑处于持续上升态势。
此外，2015年影院建设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全年新增银幕8035块，平均每天增长22块，全国银幕总数已达31627块。全国影院已全部实现数字化，县级城市影院全覆盖已基本实现。 中国第一部电影是戏曲片京剧《定军山》，内有《请缨》、《舞刀》等片断，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由北京丰泰照相馆摄制。无声片，长约半小时。 中国第一部故事片是《难夫难妻》，1913年在上海拍摄，无声片，郑正秋编剧，郑正秋和张石川联合导演。
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是《歌女红牡丹》，明星影片公司1931年摄制。
中国第一部获得国际大奖的影片是20世纪30年代由蔡楚生导演的《渔光曲》，它在1935年莫斯科国际电影节上获“荣誉奖”。
中国第一部彩色电影是1948年拍摄于上海的戏曲片《生死恨》，由华艺影片公司出品。费穆导演，主演梅兰芳，着名摄影师黄绍芬为摄影指导，李生伟任摄影师。
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故事片是《桥》，编剧于敏，导演王滨，东北电影制片厂1949年摄制。
中国第一部彩色故事片是1956年拍的《祝福》（鲁迅着，夏衍改编，桑弧导演），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
中国第一部彩色宽银幕故事片是1959年拍的《老兵新传》，编剧李准，导演沈浮，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摄制。
中国第一部彩色立体宽银幕故事片是1962年拍的《魔术师的奇遇》，编剧：王炼、陈恭敏、桑弧，导演桑弧，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摄制。
中国第一部彩色舞台纪录片是1953年拍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编剧：徐进、桑弧，导演桑弧、黄沙，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
中国第一部遮幅式宽银幕故事片是1977年拍的《青春》，李云官、王炼，编剧，谢晋导演。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译制片是《团的儿子》，原译名《小英雄》，杨范、陈涓翻译，周彦译制导演，上海电影制片厂1950年译制。
中国与外国合拍的第一部彩色故事片是1958年由北京电影制片厂与法国加朗斯公司合摄的《风筝》，导演王家乙、罗歇·比果。
中国第一部获得德国柏林国际电影节最高奖项“金熊奖”的电影是《红高粱》，导演张艺谋。
中国第一部获得意大利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高奖项“金狮奖”的电影是《悲情城市》，导演侯孝贤。
中国第一部获得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最高奖项“金棕榈奖”的电影是《霸王别姬》，导演陈凯歌。
中国第一次提名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电影是《菊豆》，导演张艺谋。
中国第一次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电影是《卧虎藏龙》，导演李安。

‘拾’ 中国电影今后应当朝怎样的道路发展，才能在世界电影中占主要地位

在全球化的形势下，讨论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问题不能脱离世界电影的发展水平(包括技术水平和艺术水平)。这就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我们现在看得非常明显的是，影视技术的传播壁垒几乎不存在。电影自诞生以来，在制作方式、存在方式与传播方式三个方面都得到了非常迅速和相当充分的发展，这种发展既取决于电影新技术的发展水平，同时也取决于我们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是否具有较高的自觉性，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盲目性。电影从诞生之初就是科学技术的产物，一部电影发展史就是一个不断地进行技术创新走向完善、艺术创造趋于完美以及这两者不断地相互促进的过程。特别是近年来迅猛发展的数字化进程所造成的影视之间相互融合、相互渗透的发展趋势，更是值得我们高度关注。
正如胡锦涛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时所指出的那样，当今世界，文化赖以发展的物质基础、社会环境、传播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我们要深入研究新形势下我国文化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善于在更加开放的环境中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这一精神完全适用于讨论电影的产业发展问题。但问题在于，我们有必要从电影的概念问题入手。也就说，新的形势之下，特别是从数字技术可能造成的媒介产业重组的前景展望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态势和发展格局，必须建立在对于电影的新的理解和界定之上。
当然，讨论概念对于不少的人来说的确是一件令人讨厌的事情。特别是，对于那些习惯于舞文弄墨之士，或者乐于沉浸在声音与光影世界中流连忘返的人们来说，就更是如此了。对于那些办实事儿及乐于思考者，则另当别论。但是，现在的事情显然已经发展到我们不得不咬文嚼字的地步了。也就是说，到了俗语所说的“老鼠钻到了碗架柜，口口咬瓷儿(词儿)”的地步了。这件事情倒是从某一个角度验证了先贤和“后贤”们的告诫和提示。
《论语•子路第十三》载：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
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海德格尔曾指出：“言词和语言不是把事物包装起来为写作者和说话者的交流服务的包装材料。事物只有在言词和语言中，才首次进入了存在并存在起来。因此闲聊、口号和废话中语言的误用，破坏了我们和事物的本真的关系。”“语言大面积地迅速荒疏，这不仅在一切语言运用中掏空了美学的与道德的责任，而且，语言的荒疏是由于人的本质之被戕害。”
孔子的话和海德格尔的话是相通的。但是，他们的话却并没有引起后世人们的充分注意和重视。即使是《圣经》中的“圣训”，也没有引起人们的多少警觉。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圣经》中的这句名言看起来是很神的，主要是其中的“道”字，是一个中国的古词儿，很难解释清楚。但是，一看英译，含义立刻就清楚了。
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 and the Word was with God, and the Word was God.
《圣经》的英文直译可谓泄露了天机。直译的结果是：“一开始就是词，词与神同在，词就是神。”
《圣经》中坚定明确而又语重心长的神谕并没有让多少人开悟。别是文艺界的人士，包括研究之士，恐怕要很久很久以后才有可能认识到这一点。
按照“先贤”和“后贤”的思考方式和办事儿原则，我们要讨论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态势，就一定要首先为电影正名，即“必也正乎名”。此即所谓“一开始就是词”，这个词就是电影。
只要稍微想一想就会发现，人们对电影这个词儿的认识确实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过程，直至现在仍然有些糊涂，但是现在不能再糊涂下去了。
电影的成一定规模的传播必须有一个公共场所。1895年12月28日，路易•卢米埃尔与其兄长奥古斯都•卢米埃尔用一台被称之为“活动电影机”的设备在巴黎卡布大街14号咖啡馆的地下室里，第一次公开售票，公映了他们的第一批影片，其中包括《工厂大门》、《火车进站》、《水浇园丁》等。这一天后来被电影史家确定为电影的诞生日。这种放映活动被推广的后果是，专门用来放映电影的场所产生了，这就是电影院。此后，尽管确实存在着电影的个人化播放，人们还是不假思索地把电影同它的大规模的播放场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把在这个场所播放的电影称之为电影。人们这样做当然是有充分理由的，因为电影的经济回收和盈利主要靠电影院的销售活动。但是现在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今后还会继续发生变化。这里有一个情况值得特别注意，在电影院里播放的电影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大致有三大类、故事片、纪录片和美术片。目前国内的电影院大体上只剩下了一类，即故事片。纪录片和动画片的播放只是一种零星的行为。今天，我们既可以说纪录片已经沦落为电视节目了，也可以说纪录片改变了它的存在形式和播放形式。但是似乎没有人说纪录片已经消亡了，却有人在谈论电影(即故事片)的死亡。
有了电视以后，人们从来都不认为在电视中播放的电视节目也是电影，哪怕播放的是电视剧。尽管看起来，真正的电视节目大概只有一种，这就是现场直播(中国的第一部电视剧《一口菜饼子》就是直播电视剧)节目。直到电影(无论是故事片还是纪录片)变得可以在电视上播放了(或者通过无线远程传播或者通过录像机、VCD机等)，乃至直接为了在电视上播放的目的而拍摄所谓“电视电影”(无论是用胶片、磁带，或数字化材料拍的)的时候，人们还是没有产生这种认识。人们自然会找出种种理由认为电视电影不是电影，哪怕是在这些理由变得越来越少了的时候，变得越来越不成为理由的时候，除了少数人之外，人们几乎是非常不情愿地接受这种认识。主要的原因，除了面对种种新的情况熟视无睹以外，不是认真地思考电影的概念问题，而是把电影的历史性存在方式、传播途径，同电影本身过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严格地固守电影的“影院电影”的历史界定：“只有在电影院中观看电影，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观看电影”这样一种相当传统的观念。当然我们也注意到，有人甚至产生了这样的疑问：“数码加入进来以后，传统的电影还叫电影么？”
现在的问题是，任何狭隘的电影观念都会影响我们对于中国电影现状及未来的客观估计和展望了。
中国电影有七大“怪”现象。其中之四是大力进行电视电影的拍摄：“电视电影的发展导致大家倾向于低成本运作，难以制作出精品。观众习惯了看电视电影后，就不会再走进影院看电影。我们不能因为我们现在的电影法规和电影基础设施达不到要求而退而求其次，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显然没有从如何调节电视电影和影院电影之间关系(诸如比例分配等等)的角度来看待问题。不是把中国电视电影的发展看成是中国电影发展的一个方面，看成是以一种新的方式满足了中国广大电影观众对于电影的需求的结果，而是看成了挤压中国影院电影发展的一个应予纠正的失误。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能够看出一个意味深长的事实，这就是，电视电影确实具有在一定程度上替代影院电影的功能。一定不会愿意看到这样一种情况的：“由于卫星传播和有线频道的发展，美国电影在欧洲电视播放的电影中也占有了70%。”由此可见，在中国电影现有生产量的状况下，保持一定规模的电视电影的创作和生产，不失为满足广大观众在电视中看到电影的需求的一种可行办法。
结论是坚定不移的：“新科技的物质条件，不管电影人情不情愿，都将彻底地将电影改头换面。下个世纪的电影很可能没有胶卷、没有影棚、没有布景、没有放映机、没有影院。电影将化身在有无线电视、私电视与公电视(机场、酒吧….)、网络电视、手机、电子书页、个人资料簿(PDA)、网际网络、电玩与多媒体、甚至足球场上的超大屏幕或雷射投影……之中。从生产(数字生产、虚拟影像)到行销(跨媒体整合行销)、到消费或重组再消费(影像单位化、数据库化与重拼贴化)，电影都将走出旧世界。”
虽然某些方面并不完同，但对于中国电影产业的未来发展态势与格局的展望必须不失时机地建立在对于电影的新的与时俱进的理解和界定之上。事态的发展在很大的程度上证实了在大约五六年以前对电影做出的界定：“可以配有声音效果并具有画面性质的活动影像。”进一步的证实还有待于对事态发展的继续观察(当然，这也需要一定的耐心和前瞻的眼光)。也就是说，电影不仅必须而且一定会成为一个具有包容性的概念。虽然现在还没有发展到一定要把电视剧乃至电视节目也包括到电影之中的地步。眼下虽不急于收编，但是应该想到，将来一定会出现把这两者当成同类产品的不同规格的品种来加以对待的局面。下述统计表述是意味深长的：“1998年美国的第一大出口行业既不是飞机制造业、也不是农业，而是影视和音像出版业，出口总收入达600亿美元；美国视听产业(影视和音像)在国民经济中的排位已有1985年的第11位跃居到第6位；在录像市场上，美国1997年金录像租赁收入就达96亿美元”。从中国电影发展态势的角度来看，从现在开始，预算一部影片的投入和产出，不仅必须考虑到它在影院和“影厅”中的放映情况，而且还需要同时考虑到它在电视中的播放情况(包括排映和点播)，以及光盘、像带的销售情况。其不言而喻的前提是，还要建立在确保上述种种考虑的有效性的保障体系的存在之上。既然“在美国，电影的海外市场、电视播映、音像制品和其他副产品的收入占总收入的65%左右。”我们还有什么理由称这些收入为“后电影市场”开发呢？这些难道不是题中应有之意吗？在我看来，有了这样电影观念，才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这一观念对于全方位地同时又是布局合理地发展中国的电影事业是很有益处的，我们可能就不会杞人忧天地发出电影的“生存还是死亡”的无谓天问了。
从这样的观点和角度(即所谓行业混淆confusion或产业重组)来看中国电影产业的未来发展态势与格局，2001年12月中国广播电影电视集团的成立，就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特别是它统一考虑中国电影和电视发展战略的眼光就变得更为重要了。虽然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扑朔迷离，其间充满了太多的变数和难以把握的机会，但是却让我们可能看到更多的希望。在这情况下，高度的自觉性和清醒的意识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了。
我们能够看到，在为中国电影的发展献计献策和“开药方”的热潮中，“全球化”和“产业化”可以说是两个使用频率最高的用语。应对全球化和实现产业化甚至被某些人当成拯救中国电影的前所未有的契机和良方。在这情况下，现代影视技术的革命性的力量以及所必然带来的要求即“产业重组”和观念更新的问题，却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忽视也是可以理解的了。因为，尽管计算机、互联网(包括无线、宽带及数字化技术)的迅猛发展对人类社会生活所造成的影响，几乎超出了任何人的想象。但是这一新兴媒体技术及产业对传统媒体产业及其观念的(如报刊业、电视业和影院电影业)的冲击才初见端倪。因此，从现在开始就转变观念，在全球化和产业化的基础之上，认真地面对和贴近中国的现实，努力寻求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发展思路，仍然是来得及的。但有一点我觉得有必要及时加以改变。就像毛主席当年在延安曾经批评某些人“言必称希腊”那样，我们现在也到了对讨论中国电影发展模式“言必称好莱坞”的倾向给以一定质疑的时候了。经常被我们忽略的一点是，世界上发达国家不在少数，但电影产业发展到好莱坞的程度，在全世界可谓绝无仅有。其实，在产业重组的过程中，好莱坞也不是铁板一块。由此可见，好莱坞并不是世界发达国家发展电影的普遍道路。更不必说它应当受到批评和抵制(或者说需要检讨的)诸多方面了：“近年来的好莱坞电影越来越贪得无厌地追求视听奇观性，电影题材越来越变本加厉地脱离人们的现实体验和现实生存，无论是故事或是视听造型都越来越缺乏人文意蕴，越来越强调表像刺激，玩弄技术、玩弄奇观的倾向正在将电影带向一条远离真实、远离性情的道路……”由此看来，一个国家的某一文化行业的产业化及其国际化程度，肯定有一个由政治、经济，乃至文化诸多方面因素共同形成的历史性进程。绝非一朝一夕就能毕其功于一役。设想一个正在调动一切力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中国家去打造和发展国际化、跨行业的本国电影的“航母”，无异于天方夜谭。
从这个角度看问题，情况可能反而更加清楚，而且更加具有启示意义：影院电影业大幅度滑坡、重振乏力，在这方面，即使实现了中国电影的所谓“产业化转型”，似乎也看不到与好莱坞电影打拼的乐观前景，至少在短期内是如此；倒是产业化程度不如电影的电视业的强劲发展势头未现明显减弱的趋势；电子图书和数字图书馆虽在大力建设、不断发展，目前还看不到印刷图书业迅速萎缩的迹象(尽管这种情况根本无法同过去相比)。与此同时，电影在其各种制作方式、存在方式和传播方式(特别是后两个方面)的比例分配方面正在进行着的正是可能造成剧烈变动、重组的积累和酝酿。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电视系统的终端和网络系统的终端将要合一的传播技术前景，虽然尚需时日，但肯定是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之中，发展到一定程度，肯定会对现行电视业和影院电影业包括运作方式在内的各个方面都造成巨大冲击。数字化进程及其技术保障的进展，是一个巨大的推动力量。也就是说，决不能把这些重要的进展看成是与中国电影的发展前景毫无关系或关系不大的事情加以对待。据有关人士透露，到2002年底广电总局已经建设完成国家光缆干线网3.9万公里，省级光缆干线电视网超过11万公里，市级以下光缆传输网超过了30多万公里，可连通2000多个县级网、1000多个企业网、3000多个社区，全国光缆总长超过300万公里，并在东南沿海省份基本上实现了全部联网。据说，广电总局已决定全力推动有线网的商用，目前正在按计划、分步骤进行，并将对有线传输网进行双向改造，推出节目传输、带宽出租、广电在线门户网站、数字电视、电视短信、可视电话、手机电视等业务。
无论形势发展到何种地步，有一点可以肯定，不管是电影还是电视，每一种传统传播的方式都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戏剧上演了几千年，至今仍然在继续上演(哪怕是在文化政策保护之下)。影院电影只上演了一百年，决不会轻易就死掉。在整个电影的播放系统中“寥若晨星”也是一种存在方式。影院电影的确会越来越少，这一点几乎毫无疑问。想一想电影的“黄金时代”正是电影的视听质量都不怎么令人满意的时代，就会明白这一点。试图通过保证电影视听效果的高品质来振兴或恢复“影院电影时代”的昔日辉煌(将近年300亿人次的影院观影量)，看来是没有什指望了。或许“厅电影”会越来越多，就像城市里的超市一样星罗棋布。但相当数量的电影拍完之后很快或立即就成为“电视节目”的情况将成为一种常规状况。
特别是，当技术的发展到了能够在电视中(或电影厅的一个终端中)真正点播电影(当然也会包括一切电视节目，在数字化的条件下这一点是不成问题的)的时候，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想一想下述情况。目前国内的电视剧生产和创作形势仍然未明显减弱其繁荣景象。这种情况表明，对电视剧的观看，已经成为相当多的人的日常生活的不可缺少的部分。如果拿吃饭做比较的话，我们可以说观赏电视剧已经成了人们的精神食量的“正餐”。在新的情况下把看电影(不论以何种方式看)当成人们日常精神生活中的正餐或主要零食并不是一种奢望。正在拟议中的收费电视频道的启动，电影难道不是被作为这些频道资源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方面吗？
中国电影未来发展态势的这种设想，将会提出一系列迫切需要加以解决的问题，这些需要依次解决的既有关于技术方面的，也有关于制度法规方面的，更有理论研究与批评方面的。例如，建立不同级别的节目源站点，进行各种节目的大规模的收集、分类、整理和数字化。其中包括传输方面的建设，目的是便于检索、搜索和点播。在这种情况下，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收费定量(实际上是计费)问题、电影界定的再确认及科学分类问题都会顺理成章地提出来。充分发挥我们的智慧建立和完善适应我国实际情况的、有利于中国电影健康发展的电影、电视法律法规体系也会成为一件非常紧迫的事情。反对收费的观点将会被证明是非常短视的，而采用收费就一定要研究科学的计费办法。
按照设想，今后的电影(特别是电影在被数字化以后)可能会被分成三个大的类别，叙事片算一大类，资料片算一大类，还有一类就是论述片。把documentary由原来的纪录片改译成资料片，翻译成文献片也无妨，只是一定不要翻再译成纪录片了。认为，不管是谁，把documentary译成纪录片，都是一个已经造成了严重影响的历史性错误(哪怕是有历史原因的)。误译的情况在历史上屡见不鲜。但造成如此严重影响的例子并不多见。在新的理解之下，电视剧和电视节目都只不过是电影的一种形态或一种类型而已。
电视剧和电影一样，作品的形态和特征都与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技术的现存条件密切相关。虽然这一观念已基本上被国内外的学术界所认同，但真要具体地指出一部作品的哪些特点与政治相关，哪些特点与经济相关，哪些特点与文化相关，哪些特点与技术相关，又并非易事。甚至应该说是一个难度较高的问题。因为，这些特点并不是现成地或明显地摆在我们的面前，等待着我们去挑拣和拾取。所以，这种研究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是相当缺乏的。我们知道，与理论相比，批评更侧重于对具体作品的特征描述、技巧分析和价值评估。但是，在准确的描述、分析和恰当的评估中，离开了对产生特征、技巧和价值的那些条件的关注和考虑，是缺乏说服力的。
我们在观看电影或电视剧的时候经常会感觉到，我们对片中人物的表现已经失去了耐心，但是我们仍然在关心着她或他的命运，是否继续观看，需要我们在“失去耐心”和“关心命运”这两者之间进行一定的权衡。当前者超过了后者，就是放弃继续观赏，当后者超过了前者，就是继续观赏。但来浏览技术的条件下，这种权衡已经变得没有什么必要了。因为观众可随意地放弃中间阶段的观赏，而只是看一下最后的结果，或有关的段落就可以了。
从此以后，艺术才有可能真正恢复它过去曾经有过但已几乎丧失殆尽的尊严。黑格尔等人关于艺术的并不乐观的设想也将变得根据不足了。影视作品的数字化保存技术，及在大范围内可以流通和检索的技术(包括作品的语言的语种可随意选择)，将有可能使得人们对于“艺匠”作品的需求几乎降至最低。相反，对于真正艺术作品的需求会被提高到前所未有的地步。理论的贬值也将成为过去，恢复其崇高的威望。电影教育在整个国家的国民教育体系中(小学、中学乃至大学)也将会获得其应有的位置。电影这种建立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础之上、在二十世纪发展起来的新的文化形态，作为二十世纪人类文化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应该在全民教育中获得应有的和合理的位置。从而确保印刷文化与电子文化(影视文化是其主体)在全民教育的内容配置方面，保持一种均衡的发展态势和合理的格局。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电影教育才刚刚处在起步阶段，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让电影成为“教科书”，既不是对中国电影的诅咒，也不是中国电影人的梦魇。而发展中国电影教育的双重后果必然是，为中国电影培育出一大批高质量、高品位电影需求者，进而为中国电影培养出一代新的创作者打下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