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什么时候成为世界工厂

Ⅰ 中国为什么成为世界工厂

中国成为“
世界工厂
”的原因：
1.中国
劳动力成本
低，年工资/年产值比最低；
人口众多，市场潜力大；
2.
中国资源
丰富，靠近原料产地；
3.改革开放的优惠政策；
土地价格
低；不断改善的交通条件等。
中国能够成为世界工厂的依据主要基于以下四个要素：
第一是劳动力的成本优势会得以继续保持；
第二是需要在
劳动密集型行业
和
重化工业
保持技术创新；
第三是需要解决体制改革的问题，包括资本市场改革和
政府机制
改革；
第四是必须解决好约束中国发展的资源和环境污染等问题。

Ⅱ 中国过去为什么被称为世界工厂

中国以前是一个世界组装车间。中国的制造业在国际产业链中扮演的是“世界工厂”角色，只是挣着一点辛苦的代工费，把利润的大头留给外国的同时，还对本国的资源、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因此，也才有了“8亿条裤子才换来一架波音飞机”的感慨。任何行业的产业链，除了加工制造，还有六大环节，包括产品设计、原料采购、物流运输、订单处理等。加工制造仅仅是创造出产品价值的10%，而后六个环节则创造了90%的价值。

Ⅲ 为什么过去三十年只有中国发展成为“世界工厂”

中国经济过去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及其所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目前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中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世界五百强中的一多半都在中国开展各种形式的合作、合资或者独资。

中国经济过去三十年之所以成功的根本原因完全就是对外开放却可能是十分错误的、危险的。因为对外开放在短期看是重要的，但其重要性正在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而逐步下降；此外，我们如果过度强调对外开放，也可能会蒙蔽决策层的视线，并误导我们今后恰当合理地应对目前以及未来的各种挑战。同样道理，我们的以上说法也可以用来批驳其他各种单因素假说的解释力和重要性。

中国经济之所以取得过去三十多年的飞速发展，根本的原因是中国政府对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和认识问题出现了认识上的飞跃，结果是中国的政府治理逐步走上了所谓良性治理的轨道。比如，中国政府对1840年以后中国落后挨打的历史有了清醒的认识——关起门来搞发展可能行不通，对1912－1949年国民党脱离中国小农经济基础而采取西方一套政府管理体制并最终丢掉政权的深切体会，中国政府对计划经济时期政治凌驾于经济之上以及最终国民经济走向了破产边缘进行的深刻反思，特别是对苏联、东欧由于经济发展落伍最终导致国家政权发生巨变的事实进行的深刻反省，如此等等，都使得中国政府认识到了政府合宜政策对于经济发展的极端重要性。

这些政策不管它是什么，因为改革之初中国政府可能并不知道它们具体是什么，在改革之前改革者的头脑中根本就不存在一个一揽子的政策和改革框架，相反，“不管黑猫还是白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实事求是，摸着石头过河，边试点、边总结、边推广，换句话说，不管什么样的政策和制度，只要是合宜的，适合于经济体的，为企业和大众所欢迎的，就是好的必要的政策。

其结果是，我们看到1978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1983年乡镇企业改革的推行，1986年城市金融、汇率、对外贸易体制的改革，1994年财政分权体制的改革，1998年以后房地产市场的放开，2002年西部开发，2006年新农村建设、2007年的科学发展观等等。

其实所有这些政策、改革或者发展战略都是中国政府治理逐步走向良性发展轨道的一个个轨迹和组成部分。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过去三十多年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如此成功的关键，恐怕就在于市场化导向的改革与政府对改革的大力推动，其实完全可以称之为所谓的政府对于经济、政治、社会问题等的一系列良性治理举措。

从更深层次来看这个问题，恐怕就是中国政府和人民清楚地认识了中国的历史、文化和传统，很好地尊重了中国适合小农经济的地理和环境条件，并且通过渐进、试错的方式逐步找到并选择了所谓良性政府治理的道路。舍此，恐怕任何的单一因素都难以对过去三十多年改革开放如此成功进行圆满和清晰的解释。

Ⅳ 中国过去为什么被称为世界工厂

“世界工厂”或是我们当前经济的一个写照，却不能说我们的目标就一定非“世界工厂”不可。

比如国内的钢铁产业，年复一年地忍受着比房价上涨速度还要快的铁矿石价格，其中产能过剩是一个重要的掣肘因素，而这过剩产能的很大一部分是用于对外出口。但是，因为出口的大多是低端钢材，价格不可能定得很高，所以这些钢厂在承担了环境、资源破坏等成本后却获利微薄，基本等同于给国际三大铁矿石生产商打工。

制造业是不能抛弃的，金融危机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欧美国家实体产业“空心化”。但中国企业不能只徘徊在产业链的最低端，生产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的零部件，而应更多地生产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核心部件。我们无法全然抛弃“世界工厂”的发展模式，但是如何跳出“世界工厂”的思维，却是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应有之义。

Ⅳ 我国从何时起被誉为“世界工厂”的

没有一个定时，主要是珠三角加工兴起，媒体慢慢叫出来的。

估计90年代末吧，那时候珠三角得的点子产品就占了世界很大份额了。有一个说法就是：东莞一条高速公路堵塞，全球的点子产品就会缺货。夸张了一点，就是这个意思

Ⅵ 中国世界工厂时代已过去，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利弊

美国媒体称，美媒称，中国是世界工厂已成过去时，且正日益成为世界的消费者。一些细节很说明问题。中国消费者已越来越成熟，而且越来越富裕，其购买的产品也在不断升级。中国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达63.4%。家庭消费出现迅猛增长，增至4.5万亿美元。零售销售以年均10%的增长率稳步上升。

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有利有弊，我国应在发挥其益处的基础上，充分重视产业的结构调整和自主创新能力的增强。

1. 利处

首先，有利于发挥我国劳动力资源充裕且价廉的优势，解决就业问题。另外，有利于我国借鉴国外的技术、经验，提升我国制造业的总体水平。更重要的是，有利于我国参与国际分工，提升自身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

总结：中国正由世界最大的工业品供应国逐渐转变为全球最大、或者至少能与美国相媲美的世界最大市场。

Ⅶ 中国世界工厂时代已过去，有那些国家曾当过世界工厂

28日以《中国消费者如今已经统治了世界》为题报道称，更重要的是中国的消费性质出现了改变，即消费不再围绕着生活必需品。中国是世界工厂已成过去时，且正日益成为世界的消费者。忘掉以投资和出口为中心的旧增长模式吧。

历史上成为世界工厂相继有英国、美国和日本。

1. 18世纪的英国

在工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18世纪英国在其完成工业革命以后，机器大工业代替了手工工业的生产方式，大大提高了工业生产效率，开辟了新的工业生产门类，并在殖民主义炮舰政策的配合下，向世界各地输出工业品。可以说，英国是当时的世界工厂。

总结：中国不应以成为世界工厂作为未来工业的发展目标，中国的世界工厂时代过去意味着一个更好时代的到来。

Ⅷ 为什么中国被称为成为世界工厂

如果从生产总量上看，中国很多工业品已经位居世界第一，例如煤炭、钢铁、水泥、平板玻璃、彩色电视机、家用电冰箱、洗衣机、空调、微波炉、各类纺织品以及日用轻工业品。但是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廉价劳动力,人均占有的工业品多数还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是工业生产大国，但同时也是工业的消费大国。
中国凭借其人口规模及国土、埋藏丰富的资源，将经济资源集中投入到制造业中并最终发展成为世界规模最大的制造业大国。从21世纪初开始中国频频被外国称为“世界工厂”，正是由于以沿海地区为中心的出口型制造业的发展及迅速壮大。
支撑出口型制造业快速发展的因素不仅有工资低、工作意愿强烈的农村外出务工人员，还有沿海城市政府实施的众多“经济开发区”建设。
通过一系列建设举措，中国已经拥有在服装、电子机器、家电、摩托车等领域的全球最大生产规模，并且成为最大出口国。全世界粗钢的23%、彩电的25%、手机的27%、水泥的37%、汽车的40%、计算机的45%、摩托车的50%、电话机的53%、相机的72%、纺织品的85%产自中国，且生产份额均为全球最大。
中国将通过出口工业产品赚取的外汇投入到国内基础设施建设，从而建立起一座座现代化城市。随着外汇储备的增加，中国将其用于购买国外新设备，以此奠定发展国内高附加价值制造业的基础。最为重要的是，中国将手中持续增多的外汇的大部分用于购买美国政府的美元国债，这也使得中国政府在G20伦敦峰会（全球金融危机后2009年4月召开）等国际场合更具话语权。
中国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到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国历经30年，而无需30年中国就将发展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市场。
正如日本、韩国所经历的阶段一样，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会有更多的消费者购买高价商品，中国无疑将成为未来数十年世界最有潜力的市场，至少会是其中之一。
中国正由世界最大的工业品供应国逐渐转变为全球最大、或者至少能与美国相媲美的世界最大市场。也就是说，“世界工厂”使中国跃进为“新兴发展中国家”之一，而今后“世界市场”将使中国跃进为“新兴发达国家”。
在中国由“世界工厂”向“世界市场”转变的过程中，电子商务的崛起发展是最具代表性的例子。通过互联网，中国企业能够与快速与国际接轨，与国外企业接触、洽谈，进而产生订单，而企业跨国通过互联网与国际接轨的一个重要平台就是电子商务，一个好的电子商务平台不仅能够聚拢国内的行业企业，更能通过平台的效应，联系国内外企业共同发展。

Ⅸ 中国何时成为"世界工厂"

“中国必须成为世界工厂，中国也能成为世界工厂。”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教授日前在第一财经“财经大讲堂”节目中旗帜鲜明地表示。这不是他第一次在公开场合下表达这样的观点，这种声音的另一面是从企业家、政府官员、学者到媒体的许多中国人并不满足于做世界工厂，他们认为中国应该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和服务产业。

要不要成为世界工厂？

樊纲认为，从技术进步发展的角度，中国只有先做好世界工厂，才可能做好世界实验室，服务业才有可能有更好的发展，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才可能稳固。但他更多地是从就业方面的考虑来论证这个问题的——因为农民问题、低收入阶层问题和收入差距问题都是中国社会经济中最大的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则中国必须成为世界工厂。

“要不要成为世界工厂？这个问题的本质是就业问题，是农民从农业中转移出来，实现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问题。”樊纲说。他认为，按照中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要求，中国将来还需要转移出两亿到两亿五的农业劳动力人口，才可能解决现在的收入差距问题。而转移农业劳动力人口的最有效方式，便是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

按照2001年的劳工组织的数据，全世界制造业的劳动力总人口大约一亿六千万，其中中国八千万，其他35个主要制造业国家八千万，其中还有一半在发展中国家。樊纲说：“由此可见，就业机会还是非常珍贵的。我们一定要抓住现有的就业机会，尽可能创造就业机会，千万不要让它流失到别的国家去，而尽可能把别的国家的就业机会吸引到我们中国来。”

“为了中国不陷入由于收入差距扩大造成的社会危机和社会矛盾当中去，我们必须大力创造就业机会，”樊纲说，“在这个大背景下，我不同意有人说，我们这个不要干那个不要干，任何一个就业岗位都是宝贵的。我们已经创造劳动密集型的这些就业岗位一定要巩固住，也许一个企业要升级换代而放弃那些劳动密集型产业，但这个就业机会一定要留在中国。”

“在我看来能够创造就业的产业就是最光荣的产业。”樊纲对现在从媒体、政府到学者都瞧不起劳动密集型产生的态度颇不以为然，“最理想的状态是把世界资源拉过来放在中国生产来创造我们的就业岗位，这些就业岗位不仅为我们生产，而且要为世界生产，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工厂，尽可能让更多的就业岗位长期保留在中国。”

除了劳动密集型行业，樊纲还认为中国应该大力发展重化工业。他说：“有人说重化工业创造的就业机会不多，这是不对的。重化工业本身也许随着自动化程度提高需要的人越来越少，但是为重化工业前前后后服务的这些产业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比如说一个大型的钢铁厂也许只有二三万的钢铁工人，但是周围为这家工厂服务的就业岗位就可能是三五十万。”

“对中国来讲，任何一个就业岗位将来都是非常宝贵的。我们不能大笔一挥，说这个我们不干了，说我们不要了，这不行。”樊纲说。

基于扩充产业结构的考虑，樊纲说：“从中国的现实出发，从解决几亿农民进一步进城的问题出发，我们需要在今后几十年的时间里，即使我们能够造更多的飞船、导弹，我们仍然要生产皮鞋、袜子。我们要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面能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们要保持世界上最宽的一个产业谱，才能够解决我们最大的人口大国的就业问题。”

能不能成为世界工厂？

樊纲认为中国不仅必须成为世界工厂，而且能够成为世界工厂。而中国能够成为世界工厂的依据主要基于以下四个要素：第一是劳动力的成本优势会得以继续保持；第二是需要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和重化工业保持技术创新；第三是需要解决体制改革的问题，包括资本市场改革和政府机制改革；第四是必须解决好约束中国发展的资源和环境污染等问题。

樊纲对第一个成功要素充满信心。他说：“我们还有两亿到两亿五的农村劳动力人口需要逐步转移出来，这也决定了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的劳动力成本价格不会涨得太多，在世界上依然是有竞争力的。这是我们能够发展各种制造业的一个基础。只有当我们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仍然存在，我们就有机会把那些宝贵的劳动密集型的就业机会继续留在中国。”

对于第二个成功要素，樊纲认为这将决定中国能不能成为一个创新的社会，这一点对于成为世界工厂也是非常重要的。他说：“创新不仅仅是高新科技产业的问题，所有的制造业包括劳动密集型产业都有一个创新的问题。劳动密集型产业和重化工业要想在中国有更大的发展，今后也需要有大量的创新，才能够使中国的这些产业在世界上保持长久的竞争力。”

樊纲认为导致中国许多企业竞争力低下的原因还在于体制上的缺陷，因此需要进行体制上的改革。“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的话，我们也没法成为世界工厂。”他说，“如果我们在资本市场和政府机制的改革进一步深入下去，就会提升我们整个产业对资源运用的效率，我们在这方面的竞争力也会不断地改善，从而使得我们各行各业都越来越具有竞争力。”

樊纲认为资源约束确实成了中国发展重化工业的一个瓶颈要素，但不能因此而放弃搞重化工业，关键的问题在于要提高资源运用的效率。他说：“从经济学角度看问题，资源约束从来不能够限制经济的发展。日本的例子告诉我们，你可以没有资源，但是只要你有效率，你就能够搞重化工业。日本是资源最稀缺的国家，但是日本成了世界上利用资源率最高的国家。”

“一种积极的态度是我们要努力去提高我们的资源利用的效率，积极地去搞重化工业。”樊纲说，“而不是说我们投降了，我们不搞重化工业了，这不叫新型工业化道路，那叫反工业化道路，那是懦夫的道路。”

樊纲认为，我们也不可能再靠大量的污染来换取我们重化工业的发展，但是没有污染仍然是可以发展重化工业的。他说：“我们需要改进的问题是我们能不能提高其他方面的竞争力来弥补这块的损失，或者在治污方面的效率能够比欧洲比美国更有效率一点。发展重化工业并不一定就加大污染的代价，也更不是因为治理污染而竞争力必然低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