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欧洲18世纪兴起的中国热

⑴ 结合材料一和所学知识，说明导致18世纪欧洲出现一股中国热的主要原因有哪些

那时欧洲兴起工业革命，需要大量资本市场正是对外扩张的时候。中国地大物博的闭关锁国无论是文化还是物质对他们来说是神秘有诱惑的。中国的东西很难出口到外国，就变得珍贵。外国贵族争相收藏拿来炫耀成为常事，比如茶叶，贵族们会用精致瓷器表演如何炮制还会把叶子全部吃完。

⑵ 十八世纪欧洲掀起“中国热”，当时的欧洲人有多爱中国

我们都知道在18世纪的欧洲是极为喜欢中国文化的，在当时的欧洲的大街小巷之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中国的影子。而且在那个时候，但凡是一些富贵人家，家中就要放着一些中国运来的瓷器以及茶叶。而且欧洲人喜欢喝茶的习惯也是因为喜欢中国的茶叶而养成的。

但是可惜的是，中国当时自以为是天朝上国而不去学习西方传教士带来的先进的技术，这就导致中国的国力开始下降，中国开始落后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也就导致了中国热后来在欧洲渐渐的衰退了。

⑶ 十八世纪为什么在欧洲大陆掀起中国风

18世纪欧洲的“中国风”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深藏既久，蓄势待发。一朝被引，即成疾风。所向披靡，倾倒一方。
文化是人类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产物，是人情和人性表现的载体。所以文化不管什么类型，产生自哪个民族或地域，因为有人性这个媒介，一经接触，就会相互吸引，进而相互交流，相互影响，乃至相互交融。当然不是所有的文化都会很快交融，有的甚至还会发生摩擦，以至战争，例如宗教文化，历史上的十字军东征和17世纪欧洲的三十年战争都是。但大的趋势是交融,而交流是它的过程。
一般来说，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会形成不同的文化。除此以外，生产力发展的先后，也会对文化产生明显的影响。比如欧洲人自17世纪起就开始摆脱农耕文明，开始了工业文明。他们的文化遂转型为“工业文化”，而我们直到现在，虽然生产方式已经工业化了，但文化形态基本上还保留着农耕文明的特点。因为一种新型文化形态的形成需要时间的沉淀。工业文化的背景是雄厚的物质力量和以“普济众生”为己任的基督教精神，所以这种文化的特点是阳刚文化，强力文化，它是进取性的，是岀击型的。而我们的农耕文化是一种阴柔文化，它是封闭性的，是守成型的。
今天讲的这个题目就跟西方这种“工业文化”的特点很有关系。因为是岀击型的，所以它要输出他们的文化，首先是他们的宗教文化，即基督教文化，这就必须派传教士；因为是进取性的，求知欲很强，急于了解世界的事情，并且拿回自己想要的东西。最初的西方传教士就起着这双重作用：一方面向非基督教国家输出教义，同时从对象国获取信息和情报。这就形成了欧洲人对中国发生兴趣的初潮。这股初潮的主要“弄潮儿”是欧洲的传教士。这些传教士都有双重的素质：虔诚的布道士和执着的科学家、探险家。
初潮
直到元代，西方人才知道中国的真实存在。此后，传教士们开始翻译中国文化典籍

利玛窦
在元代以前，西方人对中国所知甚少。最初他们只知道有个产“丝”的地方，就把那地方叫“赛丽斯”，后来又叫“契丹”，再后是“奇那”。中国有史料说，罗马人曾在6、7世纪派使团来过中国。但欧洲却找不到这样的证据。反正西方人直到忽必烈的骑兵横扫欧洲大陆时，才知道中国的真实存在。13、14世纪之交马可·波罗的历险，反映了西方人对中国的兴趣。但那是个别人的行为。官方行为约两个半世纪后，即1583年才获明代万历皇帝的准许。在这前后葡萄牙、法国、意大利等国都派出了传教士来中国。其中最成功的是天主教大本营梵蒂冈派出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 attieo R icci，1552 -1610，图）。
利玛窦于1582年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他采取聪明的策略，首先融入中国的社会和生活，经过19年的苦心经营，上上下下结交了许多中国的士大夫（包括当时最大的学者徐光启）甚至京都要员，终于在1601年见到了中国皇帝（万历皇帝朱翊钧）。最后他死在中国，生前留下了《利玛窦札记》。他的墓直到现在仍在北京。利玛窦是个很有眼光的传教士，他的工夫并没有完全用在公关上，而用在对中国国情首先是对中国古代儒家经典的研究和翻译上。1593年他已经将“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的主要部分用拉丁语翻译了出来，呈送给梵蒂冈教皇。利玛窦开了个好头。不久他的继任者金尼阁（比利时人）也把“五经”（《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翻译成拉丁文，并在杭州刊印出来。这是中国古籍最早的西文译本。
当然这两个人的译本还只是起个“抛砖引玉”的作用，它们本身还算不上完善的译本。完善的译本过了半个世纪才出现，那已经是清代的早期和中期了。清代早期的康熙皇帝和中期的干隆皇帝都是比较开明的帝王。他们允许西方传教士继续来中国传教（康熙于1692年宣布基督教对中国“有益无害”），而且还亲自和他们交流。传教士们便利用这个机会发奋地研究掌握中国的方方面面，他们仍把古代经典的翻译当作要务之一。于是经过几代传教士的努力，这些儒家经典系列都有了完整的译本，其中“四书”的完整拉丁文全译者是比利时传教士卫方济（F ran ciscu s N oel，1651-1729）。他在前人的基础上经过20余年的努力，于1711年在布拉格大学刊印了他的“四书”全译本和介绍中国其他古代思想家的《中国哲学》一书。“五经”的拉丁文全译本则是由好几位传教士如法国的白晋、刘应、马若索和雷孝思等人完成的。到了干隆时期，这些古籍又有了法文译本，它们是由法国传教士孙璋、宋君荣和钱德明等人完成的。此外他们还用法文写了《孔子传》和《孔子弟子传略》等这样一些着作在北京出版。这已经是18世纪下半叶的事了。
高潮
高潮形成于17世纪下半叶至18世纪中叶。主要标志有下列几个方面：
中国学成热门
这些西方传教士为了达到更有效的传教布道的目的，作了坚忍不拔的“知己知彼”的努力，对中国国情进行了可以说全方位的了解，不仅是典籍，对中国语言文字、历史地理、天文数学、科学技术、医学、农业、园林等等都进行了研究，着书立说，出版了不少具有开拓意义的着作，许多人因而成了了不起的学者。据记载，1682年，意大利传教士柏应理回罗马时，带回的在华传教士的着作达400多册。同时他们也将大量中国的各种书籍带回欧洲。如1794年法国传教士白晋回国时，光赠送给法国路易十四国王的中国图书就有300册。法国另一名传教士马若索为法国皇家文库收集了几千卷中国图书。在传教士写的着作中，语言文字方面的就有意大利人卫匡国的《中国文法》、西班牙华罗的《官话简易读法》、路易十四的顾问傅尔蒙的《中国文典》等；史地方面的如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1585，被译成多种语言）、冯秉正的12卷本的《中国通史》（1783）、特别是A·基尔契的影响最大的《中国》；法国传教士杜赫德包罗万象的巨着《中华帝国志》很受启蒙学者的欢迎。其他如哲学、天文学、医学乃至武术方面的书籍亦不在少数。

⑷ 解读18世纪的欧洲中国热

引领欧洲时尚 18世纪欧洲流行"中国热"
1700年1月7日，为庆祝新世纪的到来，“太阳王”路易十四在法国凡尔赛宫金碧辉煌的大厅里举行了一场盛大的舞会。当巴黎上流社会的显贵命妇们到场后，随着一阵音乐响起，只见国王竟身着中国式服装，坐在一顶中国式八抬大轿里出场，全场顿时发出一片惊叹声。这场由奥尔良公爵策划的“中国式”舞会，其实只是当时整个欧洲一种特殊风尚的一个片段。这种特殊的风尚，就是18世纪流行欧洲100年的“中国热”。

传教士描绘中国盛世美景，动荡欧洲出现“中国热”

很久以来，欧洲就一直渴望了解中国。早在罗马帝国时期，中国的丝绸作为一种奢侈品就曾在上流社会引起轰动。进入16世纪后，大批传教士纷纷前往中国，而他们带回的各种报告则直接引起了欧洲对中国的巨大兴趣。在众多传教士当中，利玛窦具有特殊的地位。他不但在中国获得了很大成就，也成为当时向欧洲知识界介绍中国文化的重要人物。16世纪中叶，利玛窦最早把儒家经典《四书》、《五经》译为西文，他的《利玛窦日记》第一次向欧洲全面介绍了中国的道德和宗教思想。正是经过他的倡导和努力，来华传教士们把中国的哲学、宗教、科学、技术、艺术等介绍到欧洲，并在18世纪的欧洲产生巨大影响。

18世纪时，中国正处于康乾盛世，而欧洲仍在经受着教派纷争和战乱之苦。当前往中国的传教士们将一幅美好的中国图景呈现在人们面前时，立即引来整个欧洲的无比惊羡。结果在17世纪末至18世纪末的100年间，在欧洲形成了前所未有的“中国热”。在长达100多年的“中国热”期间，无论是在物质、文化还是政治制度方面，欧洲都对中国极为追捧，以至于在1769年曾有欧洲人写道：“中国比欧洲本身的某些地区还要知名。”

中国器物引领欧洲时尚，中国宫殿风靡欧洲各国

在“中国热”流行欧洲期间，人们普遍爱好来自中国的物品，热衷于模仿中国的艺术风格和生活习俗，以致形成一种被称为“汉风”(Chinoiserie)的时尚。这种时尚渗透到了欧洲人生活的各个层面，如日用物品、家居装饰、园林建筑等。

17世纪以来，丝绸、瓷器、茶叶等中国特产开始大量进入欧洲，成为上流社会显示财富的奢侈品。据说茶叶最初传入欧洲时，曾被上流社会当成包治百病的良药，妇女们常用它来治偏头痛。在1650年时，英国一户普通人家一年的生活费用大约为5英镑，而1磅(0.45千克)茶叶的价值就高达10英镑。中国瓷器一直受到欧洲众多王侯的珍爱，被视为“东方的魔玻璃”，通常只有在王宫和贵族的客厅里才能看到。

中国的上等丝绸也受到欧洲消费者的极大欢迎。由于当时欧洲生产的丝绸质量还比不上中国，所以他们往往绘上中国式图案并注明“中国制造”，冒充中国丝绸进行出售。此外，来自中国的漆器、墙纸、扇子乃至轿子等都一度进入欧洲上流社会的生活。这种需求的日益剧增，使当时从事中欧贸易的商人们大发横财。到1692年时，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赢利总额已超过1亿法镑。

在追逐各种中国器物的过程中，欧洲社会迅速形成了一种时尚，包括举行中国式宴会、观看中国皮影戏、养中国金鱼等，都成为高雅品位的象征。这种时尚最典型地体现在中国式园林与建筑在欧洲的盛行。1670年，一向以奢华着称的路易十四，下令在凡尔赛为自己的一位宠妃建造了一座“中国宫”。这座建筑一经落成，马上引来了欧洲各国的效仿。一时间，欧洲出现了许多中国风格的代表性建筑，其中最着名的要算普鲁士“无忧宫”中的中国茶亭。

由于中国时尚的狂热流行，当时也出现了很多趣闻。1672年，当传教士闵明我神父从中国回到欧洲时，马上就成为了明星式的人物。1698年，巴黎曾出现了一位自称是中国公主的女人，受到上流社会高规格的接待。然而到后来，人们却发现她只是一位来自法国乡下的女骗子。

18世纪的法国油画《天文学家》，画中人物均穿着中国服装。

⑸ 1718世纪为什么出现中国热欧洲思想家对儒学

17——18世纪，欧洲出现了一股“中国热”，许多思想家对中国文化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德意志的莱布尼茨盛赞儒家道德及其影响下的社会秩序和国家统一。法国伏尔泰认为，中国的考试制度使管理职位人人皆可争取，欧洲应加以采用。以上史实说明了：
①儒家思想总体上符合欧洲资本主义需要
②儒家的“大一统”思想符合德意志国家统一的需要
③中国的考试制度有利于法国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等级制度
④儒家的“民贵君轻”思想对欧洲资产阶级推翻封建君主制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 B ]

A．①②③
B．②③
C．②③④
D．③④

⑹ 欧洲在世界近代史中出现两次中国文化热，不久消失的原因是对中国文化热有何看法

17世纪末至18世纪末这一百年，“中国文化热”在欧洲兴起。 法国国王路易十四（1643-1715）执政期间，为了借助耶稣会的传教士在中国打开的局面，于1685年（康熙24年）1月28日，亲自签署任命书， 从国库中拨款9200镑作为年俸，资助白晋等6名“有突出才能”的耶稣会士赴中国传教。后来，他们先后成为康熙身边的“教师”和“谋士”，因而，也就成为康熙与路易十四之间，进行沟通的重要桥梁。 1699年（康熙38年），白晋着《中华帝国史》一书出版（1940年天津再版），此书的序言，充满了关于中国政治文化的客观资料。他认为“儒学毕竟预示着一种一般的全球性道德观的可能性；汉字也蕴含超越方言、地形的全球性语言的希望”。这两个方面后来也被聪明的哲学家莱布尼茨所运用。而在300年后的今天， 他的预言惊人地变成了现实。 从十七世纪中叶以后，大部分在中国的传教士是法国人。他们都受过高等教育，有丰富的学识，在中国长期居住，并且熟悉中国文献，其中不少人在中国的宫廷中供职，能够获得其他任何旅行者不可能得到的中国及其文化的知识。他们写了大量有关中国的记述，传播给法国和欧洲的公众，这使得法国人对中国的了解超过了对欧洲的了解。就在这个时期，中国的《论语》、《大学》（以《中国的智慧》为名，于1662年在法国翻译出版）、《中庸》（以《中国政治道德学》为名，于1663年在法国巴黎翻译出版）、《孟子》等四书，以及《诗经》、《书经》 、《易经》、《礼记》、《春秋》等五经，还有《乐经》、《孝经》、《幼学》和朱熹的着作，被翻译成西方多种文字在西方发行。此外，耶稣会士们还撰写了大量介绍中国历史、地理、社会制度以及天文、医学、动植物学和文学等方面的着作。 欧洲100年的“中国文化热” 经过耶稣会士们近百年的传播，终于从1685年到1789年，在欧洲形成了100年的“中国的文化热”，法国的巴黎大学，成了“中国文化热的中心”。中国、孔子、儒学，“在欧洲获得了前所未有过的知名度”。尽管18世纪的法国是“英国的世纪”，但是，中国“似乎比英国更受青睐”。1769年有人写文章说，“中国比欧洲本身的某些地区还要知名”。 在这个历史时期，欧洲正处在从中世纪的封建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转变阶段。在新的历史时期到来之前，需要有近百年的思想准备，要逐步形成新的思想和理论。这个思想准备阶段的主要特点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新思想，与耶稣会士传入欧洲的儒家思想，这两种思想之精华的整合。法国文学史创始人居斯塔夫．朗松认为，自1680-1715年期间，是文艺复兴以来的欧洲文明与中国的儒家思想相融合，进而形成启蒙思想——法兰西社会精神的大变换时期。产生于这个时期的欧洲思想有以下6个要点： 1、要求有清晰的和有条理的思想，关注事实和经验，既不向偏见、 也不向权威让步，一个人为他自己寻求真理； 2、良心是自主的，信条是独立的；因此，所有地方的善人，与种族或宗教无关，从根本上讲都有同样的道德原则，并且个人可以自己判断善与恶，总的来说，善就是“中庸之道”； 3、善和乐是一致的，人们不应该去寻求消除，而是要导引他们的欲望。 这强调的是此世的享乐，来世的赏罚消失了； 4、善，并不是如后来卢梭主张的，本来就有的，而是文化和文明的产物； 5、快乐的哲学被扩展到了互惠的地步，由此，一个人会认为，要使他自己幸福，就需要使别人幸福； 6、“仁慈”的美德要被“人道”的美德所代替。”[1] 应当说，这六条思想在《论语》中和在早期儒家思想中都能够找到“有不同寻常的相似之处”。如第六条，就是用“人道”取代“神道”，用儒家的美德替代基督的美德。 这些新合成的智慧，为启蒙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 在17-18世纪的欧洲，有一批大思想家，都曾经非常狂热地崇拜中国文化，如：伏尔泰、莱布尼茨、霍尔巴赫（哈）、魁奈、歌德、克斯柰……。他们“发现，令他们惊讶的是，在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孔子以同样的方式思索同样的思想，并进行了同样的战斗”。于是他们把孔子的人道主义价值观、民主观、平等观、自由观、博爱观，视为“天赐的礼物”，魁奈在他的《中国专制制度》一书中声明：“中国的学说值得所有国家采用为楷模。”霍尔巴赫也宣称，法国要想繁荣必须“以儒家的道德代替基督教的道德。”就是这些启蒙学者们响亮地提出，要向欧洲“移植中国的精神”。这就表明，中国的儒家思想，已经成为他们“自由、 平等、博爱”等民主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和依据。“孔子成了18世纪启蒙学者们的守护神”。 18世纪法国大哲学家、启蒙运动的领袖和导师伏尔泰（1694-1778年），在他的《哲学辞典》中说，我全神贯注地读孔子的这些着作，我从中吸取了精华，除了最纯洁的道德之外，我从未在其中发现任何东西，并且没有些许的假充内行式的蒙骗的味道。”，他又说，“在这个地球上曾有过的最幸福的、并且人们最值得尊敬的时代，那就是人们尊从孔子法规的时代。”。他宣称，“在道德上欧洲人应当成为中国人的徒弟。 伏尔泰读了传教士巴多明（在华时间：1728-1740）的通信之后认为：中国文化传入是对西方文化一次巨大的“文化冲击”，中国文化被发现，对西方思想家们来说，是与达·伽马和哥伦布在自然界的新发现，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一件大事。他还认为：中国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和治理最好的国家”。他说，当中国已经成为广大繁庶而且具有完善而明智的制度治理国家的时侯，“我们（欧洲各国）还是一小撮在阿尔登森林中流浪的野人哩”！他认为人类文明、科学技术的发展，都是首先从中国那里开始的，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遥遥领先。 伏尔泰指出，“中华帝国的组织，是世界上最好的”，“中国是地球上人口最多，管理最好，而且最优秀、最古老、也是最广博的王国”。是他大声疾呼；法国要“全盘华化”!他主张，每个法国人都应该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法国哲学家霍尔把赫（1723-1789），与狄德罗（1713-1784）、爱尔维修（1715-1771）同是法国18世纪启蒙运动中，最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都是“网络全书派”的领导人。他认为：“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将政治和道德结合的国家”，是一个“德治或以道德为基础的政府”，“这个帝国的悠久历史使一切统治者都明白了，要使国家繁荣，必须仰赖道德。。 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1646-1716），被称为“在欧洲，除了莱布尼茨之外，还从未有任何一位哲学家对新儒学感兴趣。”他在1672-1676年期间，作为德国外交官，在法国巴黎居住了四年，这是他能够接触和了解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机会，对于他哲学思想的发展和科学成就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在《论中国哲学》中说：中国哲学“远在希腊人的哲学很久很久以前”。“我们从前谁也不信在这个世界上，还有比我们伦理更完善的立身处世之道，更进步的民族存在，现在从东方的中国，竟使我们觉醒了”。1689年他在罗马逗留了6个月， 期间他结识了由中国返回欧洲的耶酥会士闵明我，获得了许多关于中国的第一手资料。他在1697年写作的《中国近事》一书序言中， 曾经建议：“鉴于我们道德急剧衰败的现实，由中国派传教士来教我们自然神学的运用与实践，就象我们派传教士去教他们由神启示的神学那样，是很有必要的。”。 他的哲学思想， 对于以后德国的哲学家康德（1724—1804）、黑格尔（1770—1831）的哲学思想，都有重要的影响。 半个世纪以前，在1945年，美国汉学家顾立雅（1905—）出版了他的《孔子与中国之道》一书。他对中国儒学在17—18世纪对欧洲的影响，尤其是对法国启蒙学者的影响，做了极其翔实的阐述和论证。他在该书一开头就明确指出： “众所周知，哲学的启蒙运动开始时，孔子已经成为欧洲的名人。一大批哲学家包括莱布尼茨、沃尔夫、伏尔泰，以及一些政治家和文人，都用孔子的名字和思想来推动他们的主张，而在此进程中他们本人亦受到了教育和影响。法国和英国的实情是，中国，在儒学的推动之下，早就彻底废除了世袭贵族政治，现在儒学又成为攻击这两个国家的世袭特权的武器。在欧洲，在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的民主理想的发展中，孔子哲学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通过法国思想，它又间接地影响了美国民主的发展。” 原贴地址: http://www.cnzxmr.com/thread-24268-1-1.html

⑺ 18世纪，欧洲竟然出现了崇拜中国文化的中国热，是怎么回事

欧洲在17世纪下半叶到18世纪中叶，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兴起一股“中国热”风潮。涌现了大量介绍中国国情的着作。

其中囊括了中国的语言文字、历史地理、天文数学、科学技术、风土人情和道德思想等等，颇具代表性的有门多萨的《中国大帝国史》、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等等。

由于后来“礼仪之争”的加剧，罗马教廷强令中国教民禁止祭祖祭孔，中国统治者便越发反感传教士传教，这导致了在华传教事业的衰落，同时随着欧洲新兴资产阶级的兴起，公众的兴趣也发生了转移，这多重的因素共同作用，最终使持续了百年之久的“中国热”渐趋衰落。

不管怎样，18世纪的“中国热”在漫长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中都是个标志性的历史阶段。结语：然而，一个事物有兴盛就有衰亡，欧洲的“中国热”也不能避免同样的命运。

十八世纪的中国已然走上闭关锁国的道路时，同时代的欧洲文明，却正井喷般百花齐放：科学的突破一茬茬冒尖，新发现新发明层出不穷，终于引爆改变人类文明的“科技革命”。

思想文化的巨人，也是群星灿烂，如火如荼的启蒙运动席卷西方世界，一批批杰出人物，至今享尽后人膜拜敬仰。

⑻ 17-18世纪欧洲为什么会出现“中国热”

“中国热”其实是马可波罗从中国回欧洲后吹出来的,他在书中将当时的中国描述成遍地黄金.而当时的欧洲各国又都在经历工业革命,生产力的提升极大地增加了对流通货币的需求,为了得到更多的贵重金属,各国派出探险家从陆路海路或向东或向西去寻找新的贸易国家和开发殖民地,美洲,亚洲,非洲都是对象,只不过美洲和非洲贫穷落后,空有自然资源,对他们只需暴力夺取即可,而亚洲的中国此时正处于中央集权制度的顶峰,国力强盛,经济发达,欧洲只能需求伙伴贸易,在贸易过程中了解到中国的文化,政治等方面的东西,特别是儒家思想和科举制度.因为当时的欧洲在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后人民的文化素质大幅提升,许多人开始关心参与政治活动,民主之风盛行,中国的科举本来就是给没有门道的底层人民一条改变自己阶级宿命的渠道,这和西方当时渴望平等民主,争取个人权利,有些许相似.而儒家思想本来就是统治阶级影响人民群众的思想武器,这一点更加让西方统治者感兴趣.“中国热”的星期也就不那么奇怪了,至于后来的鸦片战争和殖民侵略战争,无非就是贸易中中国赚多了,西方不满了就开战了,说到底,利益驱使.我的个人见解,你做参考吧.

⑼ 17-18世纪欧洲为什么会出现中国热

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17～18世纪欧洲出现了一股“中国热”，中国古代的主要经典和儒家学说，通过传教士的介绍、研究，在欧洲知识界和上层社会得到了流传和宣扬。德意志的莱布尼茨盛赞儒家道路及影响下的社会秩序和国家统一。儒家学说也成为伏尔泰等启蒙运动者汲取精神力量的源泉。……更是主张开明君主专制的启蒙思想家反对欧洲王权所追求的社会楷模。

⑽ 说说你对启蒙运动时期中国热的看法

启蒙运动发生于17、18世纪的欧洲，是继文艺复兴之后西方思想和文化的又一次解放运动，以理性主义为主要特征。古代中国不重神权的思辨哲学及对伦理道德的强调，与追求理性主义的启蒙运动相符，因此，一些启蒙思想家对以中国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表现出极大的兴趣。着名思想家伏尔泰在其着作《风俗论》中提到，如果说有些历史具有确实可靠性，那就是中国人的历史。伏尔泰还对中国古代政治、法律制度和道德加以称颂。“网络全书派”代表人物狄德罗曾经高度评价过中国儒家经典《四书》《五经》。孟德斯鸠认为，中国的统治者因为严格遵守礼教而取得成功。除了思想、精神文化方面的推崇外，中国的园林建筑、服饰、风俗等也被当时的欧洲人所效仿。启蒙运动时期的“中国热”，说明在近代西学东渐的同时，东方文化对西方文化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