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报刊对近代中国的影响，有什么
1、改变了人们接受信息的方式
2、冲击了传统经典对人们思想的禁锢
3、促进并产生了新思想新文化的气门运动
4、开创了近代文明的先河,帮助国人了解世界
1 中国近代报刊的发展
近代中文报刊的创办是同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和中国半殖民地化相联系的。早期的报刊 以西方传教士创办的一批中文报刊和以华侨为主要读者的外文报刊为主，宗教性报刊占主导 地位，还有商业性报刊和其他专业性报刊等。这些报刊主要是传教士等殖民者为叩开古老的 中国的大门应运而生的。1815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和米怜等在马六甲创办最早的中文报刊《 察世俗每月统纪传》，这是近代以来以中国人为读者对象的第1份中文报刊，揭开了中国近 代报刊史的序幕。1833年在广州出版了我国境内最早的中文报刊《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 在1840年鸦片战争前，外国传教士在南洋的华南沿海一带共创办了6家中文报刊和11家外 文报刊，这些报刊主要内容是宣传基督教的道德观念。
19世纪70年代起，一些早期的改良主义者开始创办报刊，宣传向西方学习，中国报刊出 版事业空前活跃。这时期的报刊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结束了 外国人垄断中国报刊出版的局面。1873年艾小梅在汉口创办了我国第一份自办报纸《昭文新 闻》，接着1874年王韬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1895年8月康有为等维新派出版《中外纪 闻》。1896年8月梁启超等在上海创办的《时务报》，此后，维新派在各地创办的报刊相继 出现，主要有澳门的《知新报》，唐才常和谭嗣同等在湖南创办的《湘学报》。
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反映当时思想和文化的各种报刊纷纷创立，1900年1月，兴中 会陈少白在香港创办《中国日报》，接着国内外涌现出大量宣传革命的报刊，主要有上海出 版的《苏报》、《国民日日报》、《俄事警闻》、《警钟日报》、《中国白话报》等，此外 ，在日本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也先后创办了一些宣传革命的报刊。1905年11月中国同盟会的 机关报《民报》在日本东京创刊，它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以后，1907年秋瑾、宋教仁在 上海相继创办《中国女报》、《民立报》，1911年3月，革命团体文学社机关报《大江报》 在武汉创刊。
1915年，陈独秀主编《青年杂志》(1915~1922年)在上海创刊，提倡民主与科学，吹响了 新文化运动的号角。后改名为《新青年》，是中国报刊史上最杰出的杂志之一。以《新青年 》为核心，傅斯年、罗家伦主编的《新潮》(1919年)、北京救国会主办的《国民》(1919 年)等刊物积极响应，提倡民主，反对封建；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 文。早期的大学学报，如《清华学报》(1915年创刊)、《复旦》(1917年创刊)、《北京 大学月报》(1919年创刊)等。这段期间是中国近代报刊发展壮大的繁荣时期。
2 中国近代报刊发展的背景
中国近代报刊对中国近代文化不仅是比较直接的反映，同时对当时的文化所具有的时代性有 着深远的影响。中国近代报刊的创办是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和中国半殖民地化相联系的 。从近代历史看，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西方诸国陆续进行了一系列的资产阶级民主改革， 实现了资本主义成为世界强国。而中国有着几千年的封建文明，它的文化影响巨大，中国人 对自己的文化有着不言而喻的优越感。但鸦片战争中国的战败使自己看到了与西方的差距。 这种不言而喻的优越感的突破标志着传统民族认同的文化优越感已经呈现危机。这一危机不 仅仅停留于思想层次,而且导致了整个传统文化系统的结构性危机。从19世纪70年代开 始，中国早期的改良主义者开始创办报刊，宣传向西方学习。1895年8月康有为等维新派出 版《中外纪闻》。1896年8月梁启超等在上海创办的《时务报》，此后，维新派在各地创办 的报刊相继出现，主要有澳门的《知新报》，唐才常和谭嗣同等在湖南创办的《湘学报》。 它们作为广大爱国臣民的喉舌,喊出了时代的最强音——国难临头,非变法不足以图强。充 分表达了广大爱国臣民的心声,鲜明地反映了家国垂危,不变就要被淘汰的时代特色。1915年 ，陈独秀主编《青年杂志》(1915～1922年)在上海创刊，提倡民主与科学，吹响了新文化 运动的号角。到了上世纪20、30年代中国出现了文化承载于报刊的热潮，鲁迅、周其仁、林 语堂、胡适、陈独秀、王韬等人以《新青年》、《语丝》和《生活》为阵地，不断从西方引 入文化理念，对那时的年轻人进行轰轰烈烈的思想启蒙，打开了他们视界，国民们开始了对 中国文化的反思，这都直接决定了整个中国文化的进程。
近代社会生活的剧烈变化反映到了文化领域，而近代报刊是承载文化的载体，它必定要反映 时代主流文化。近代中国报刊的发展和中国近代文化的发展都是与中国近代政治经济变动、 社会变革是紧密相联系的，近代报刊业自创办之时起,在传播西方思想,打开国民视界,启发 民众思考的同时，不断寻求文化独立和新的文化品格。因此，中国近代报刊对中国近代文化 特点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发挥近代文化的当代价值有着重要的作用。
3 中国近代报刊对中国近代文化的影响
近代中国报刊的发展与中国近代政治经济变动、社会变革是紧密相联系的，它对对中国近代 文化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近代中文报刊的最早创办是1815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和米怜等在马六甲创办的中文报刊 《察世俗每月统纪传》，1833年在广州出版了我国境内最早的中文报刊《东西洋考每月统纪 传》。至此报刊成为近代西方文化在中国的重要传播方式，直到19世纪末，几乎垄断了我 国的报刊事业，中西文化开始相遇。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中国早期的改良主义者开始 创办报刊，宣传向西方学习，报刊传播观念的初步觉悟是本时期报刊发展的思想基础，报刊 被他们视之为“国之利器”。其中康有为等维新派于1895年出版《中外纪文》、梁启超等在 上海1896年8月创办的《时务报》以及维新派在各地创办的《知心报》、《湘报》、《国闻 报》等。维新派宣传西方近代文化，包括进化论、社会契约论、天赋人权论等思想，对中国 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虽然维新失败，但近代文化却并未消失，中西文化的交流、冲突显 得复杂和尖锐。资产阶级民主思潮的兴起并积极创办报刊宣传革命，近代文化的发展进入了 新的历史时期。国内外涌现出大量的的宣传革命的报刊，有陈少白的《中国日报》、《苏报 》、国民日日报》、《民报》、《民立报》等。其中《东方杂志》是中国近现代报刊史上出 版时间最长的杂志，它在知识的推广、史料的积存等方面为中国近现代文化事业作出了贡献 。革命派宣传的自由平等博爱和共和国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辛亥革命的胜利让中国建立了 “西式”的共和国，但是，袁世凯的篡权使这个西式的共和国有名无实。由于备受专制主义 之苦，迫使中国人从心理层面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和批判，同时也加深了对西方文化的接触 和了解，进而发动了具有启蒙意义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激进民主主义者以《新青年》为 核心，傅斯年、罗家伦主编的《新潮》、北京救国会主办的《国民》等刊物积极响应，同时 出现了大量的文学报刊、青年报刊以及面向青少年的文化教育报刊、科技报刊主要有《小说 月报》、《先驱》半月刊、《清华学报》等。它们反对专制主义，提倡民主、反对迷信，提 倡科学、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对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进行了有力的批判。这个时期出 现的中西文化的交流与冲突主要体现在了精神领域的交流与冲突，它促进了人们思想的解放 和对真理的追求。
我们在研究和探讨中国近代报刊对中国近代文化影响中发现，它们的出发点都是爱国、救国 、治国，爱国主义是它们的最主要内容。因此，整个中国近代文化的发展线索同时也是中国 近代报刊的发展历程。文化精神是承载于报刊之上的，中西文化的相遇、交流、冲突是中国 近代文化的基本特点，是与那个时期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和中国半殖民地化相联系的， 而中国近代报刊的创办和发展同样如此。
㈡ 近代中国报刊的创办，发展对当时中国社会有什么意义
首先，正是这些报刊所刊载的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宣传内容，促使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觉醒，开启了自由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之门。其次，外报促使中国知识分子观念的转变。外报的创办者们输出的近代报刊的知识与模式，开拓了国人封闭的视野，新兴中国资产阶级政治人物的参政意识、民主意识逐步增强。而报刊——舆论工具无疑是历史发展的助推器。在外报影响下产生的资产阶级舆论，对封建专制制度形成了猛烈的冲击，加速了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中国社会变革的进程。当时如果没有这个“加速器”，仅靠国内资本主义萌芽的自然演进，中国近代化的进程恐怕要缓慢得多。在外报的影响下， 国内一些知识分子开始逐步认识到报刊的各种社会功能，积极投身报界，引进“西学”，自办报刊。这一时期，不论是普通知识分子还是统治者，对报刊都有了进一步的理解与应用。维新派报刊和其他新兴报刊一起，向广大读者进行了资产阶级思想启蒙和救亡图存的宣传教育，他们把自己接触到的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学说通过报刊介绍到国内，使更多的知识分子从八股科举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开始大规模地议论时政，参与变革。近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剧烈的变革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报刊的形成与发展。同样，近代报刊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促进了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转型。近代报刊的确在某一程度上使国人传统封闭锁国的心态向近代开放意识转变，推进了国人对近代民主制度的探索，从而加速了中国近代化的前进步伐。
㈢ 报纸在中国近代史中的作用
如果单纯报纸只能提供娱乐,传播时事消息,宣传的作用.
但是报刊意义就不一样了,比如《新青年》.
《新青年》的主编陈独秀.它创办的历史背景：辛亥革命后,封建势力企图复辟,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未能在我国真正建立起来.它创办的指导思想：为了实现资产阶级民主政治,首先要开展一个宣传民主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启蒙运动.
《新青年》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对封建迷信进行了有力的揭露和批判.这是当时《新青年》宣传的主要内容,也是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
《新青年》的编辑成员和撰稿人主要在以陈独秀、鲁迅为代表的激进民主主义者,有后来明显地站在右翼立场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胡适,也有后来从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知识分子的李大钊（揭开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新页）等.
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拉开文学革命序幕,《尝试集》第一本白话诗集,“白话圣人”）、陈独秀提出“文学革命”的主张.鲁迅卓越的“随感录”杂文、论文和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新青年》上第一次笔名）等的发表.陈独秀、易白沙、吴虞等批评孔子、打倒孔家店的文章（对解放人思,唤起对民族命运关心,为新文化彻底胜利至关重要作用）.
《新青年》的宣传有力地打击了封建思想,并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道路.
㈣ 报纸在中国近代史中的作用
报纸在中国近代史的作用是非常厉害的，他传播了先进的文化和知识。让中国人民可以接触到事件，给中国人民一种启蒙的作用。
㈤ 报纸出版物的出现对近代中国的影响
中国近代报业在竞争发展的历史嬗变过程中，无不与国际传播的大背景密切相关。“所谓国际传播，表现更多的是利用大众传播的交流，即特 定的社会集团通过印刷传播（报纸、书刊）或者电子传播（广播、电影、电视）面向受众的社会范围最广的传播。”[1] 而信息的国际传播交流地位，往往与一国的国力兴衰有关。近代的中国，被动接受的是殖民化的媒介话语，西方传教士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面纱，携媒介经营理念以虚伪面孔出现，但内质却是赤裸裸的文化渗透；19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外国媒介资本规模及其强势话语霸权的冲击，我国近代报业幡然醒悟，改良派与革命资产阶级报业纷纷出笼，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运作模式与近代国际接轨。而国际传播并非现代媒介外部生存环境的专有词，它和近代的“西学东渐”一脉相承，在中国报纸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它一直为媒介提供了丰富的时代背景，也深刻影响着中国近代报业汇入世界传媒潮流的进程。
中国近代报业时间范畴界定
中国近代报刊的时间范畴，一般认为是从1815年（《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在马六甲出版）到1915年（《新青年》杂志在上海出版）。[1]我国国人独立创办报刊，最先是艾小梅于1873年在汉口创办《昭文新报》，但此报存在时间很短。随后，1874年1月，由我国第一个报刊政论家王韬在香港主持创办《循环日报》，同一时期，报人容闳在上海创办中国大陆第一份由中国人主办的中文报纸《汇报》。对此，关于中国近代报刊产生的时间颇有争议。倪延年、吴强先生在其编着的《中国现代报刊发展史》中提到：“虽然，从19世纪初就有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大陆创办了中文报刊，但毕竟不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报刊，称之为中国近代报刊似乎稍失严密。而以艾小梅、容闳、王韬等人为首创办的第一批中文报刊，则不是势单力薄就是远离大陆，故难以从中国近代报刊的社会作用角度来认识。我们认为：中国近代报刊产生的实质性标志应是康有为等人于1895年在北京创办的中国大陆最早的政论性杂志《中外纪闻》。当然，这一标志的出现不是突发性的和偶然的，而是先人们（包括外国人和中国人）创办报刊的理论和实践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自19世纪50年代起在香港、广州、上海、汉口、福州等地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批中文报刊，可以看作是中国近代报刊的开端，同时也是中国资产阶级报刊的萌芽。”[3]
倪、吴两位学者的观点表面上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深究其观点却存在三个方面值得商榷：一是关于中国近代报刊产生时间的表述前后矛盾和含糊，既认为19世纪90年代是产生的实质性标志，又认为19世纪50年代是中国近代报业的开端，同时在该书的第9页提到“中国近代报刊的发展历史基本上与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历程相一致，即当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具有积极进步意义的前期阶段时，中国近代报刊也处于上升时期”；二是在理解“中国近代报刊”时，把“中国（人）”作为创办者主体，而从客观历史来看应把“中国（人）”做作为地域性主体，这样就不会割断报业发展流程中的历史联系，毕竟“中国近代报刊”与“近代中国报刊”的内涵不同，如果是后者，则倪、吴观点姑且可以自圆其说，但这样会有悖报业历史发展事实；三是在外国传教士创办报刊过程中，其报纸形式和内容逐渐趋向中国化，且有的报纸吸收中国报人参与合作，如王韬在英国人麦都思主持的墨海书馆从事十三年，为他后来办报提供了借鉴。有的报刊后来被中国人接手主持，如史量才接办《申报》。因此，按照方汉奇先生的观点，把中国近代报刊产生时间界定为1815年传教士创办第一批中文报刊开始，既符合报业发展的历史，也便于问题的讨论。
渗透与移植——近代西方报业的东渐
关于中国近代报刊产生和发展的背景，通过考察其历史，归纳起来有两大方面：一是内因。一方面由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与发展，为报业提供了物质条件。另一方面，社会形势的急剧变化，特别是鸦片战争前后，人们渴求对动荡社会信息的需求，这促进各种报刊不断涌现；二是外因。主要因素是西方报业产业的发展和文化扩张，促使西学东渐，本文主要从后者即以国际传播为背景进行历史性考察与分析。中国近代的报刊业源于鸦片战争前西方传教士的传教活动，传教士在南洋和东南沿海一带共办有6家中文报刊11家外文报刊。鸦片战争后的半个世纪里，传教士创办的中外文报刊近170种，约占同期中国报刊总数的95％。正是这些报刊在内容编辑、印刷、发行等方面都带动了中国近代民族报刊的诞生。清政府在鸦片战争前实行严厉的闭关锁国政策和禁教政策，外国传教士及其所创办的报刊大都只能在南洋一带出版，然后寻找机会传入大陆。由于这些报刊的创办者们很多来自工业生产比较发达、科学技术比较先进、报业体系日益完善和发达的西方国家，他们在采编印发等业务和技能上比中国京报和官报具有明显的现代性。19世纪以来，随着西方传教士的东进，中国近代报刊应运而生。外报传入中国后，一些知识分子积极投身报界，引进“西学”，自办报刊。从传教士在1815年8月办第一张中文报纸《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起，“无论是外国人办的，还是中国人办的报纸，均多少不等地承担起了推动中国卷入文化全球化潮流的使命，只不过这些报纸因办报人的不同而各自的出发点和目的不同罢了，但最终殊途同归，缓慢地汇成向文化全球化潮流推聚的合力。”[4] 但中国近代报纸的发展，不管是它的宣传效应，还是它的产业模式，无不深深打上西方传播观念或媒介资本运营理念的烙印。
一是理论层面：西方传媒文化与意识的渗透。鸦片战争前，传教士报刊重点集中在沿海，而且主要是以中国话语阐述西方基督教义和文化观念。鸦片战争后，他们的办报活动向内地深入，上海成为近代报业的中心。从19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以教会或传教士个人名义创办的中外文报刊多达170种，约占同时期我国报刊总数的95%，几乎垄断了我国的新闻事业。这时期外国人创办的中文报刊主要有：《遐迩贯珍》《六合丛谈》《中外新报》《中国教会新报》《中西闻见录》《益闻录》等，这类刊物一方面传播了在当时还不失为进步的新学问，另一方面也表现了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在这些刊物中，尤其以《万国公报》影响最大，它于1868年9月5日创刊于上海，长期担任主笔的是林乐知和李提摩太。该刊采取了将基督教教义、西方文化和中外时政融于一体的宣传策略，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在动荡的局势中合法干预中国的内政，并且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渗透。正如近代新闻学者戈公振在论述外报对中国外交方面所起的作用时说：“初外报对于中国，尚知尊重，不敢妄加评论。及经几度战事，窘象毕露，言论乃肆无忌惮。挑衅饰非，淆乱听闻，无恶不作矣。”[5] 在外报的刺激和影响下，一些接触西方文化的知识分子开始在航运发达的香港创办近代中文报刊。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王韬于1874年1月5日创办的《循环日报》，而这也得益于王韬在欧洲濡染了西方政治、科学、文化以及先进的传播观念，同时形成了他的独特的办报思想和经营理念。如王韬在他的第一篇公开谈论现代报纸的文章《论日报渐行于中土》中，对《泰晤士报》政治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英国之泰晤士，人仰之几如泰山北斗，国家有大事，皆视其所言以为准则，盖主笔之所持衡，人心之所趋向也。”对此，激进的梁启超有不同的认识和看法：“怀才抱德之士，有昨为主笔而今作执政者；亦有朝罢枢府而夕进报馆者。其主张国事，每与政府通声气，如俄土之争战，德奥意之联盟，五洲之人，莫不仰首企足以观泰晤士之议论”（见《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不过，综观两人观点，他们过分夸大了《泰晤士报》的政治作用。西方人鄙视政治与新闻业结盟，国人却趋之若骛。
尽管如此，但中西传播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影响，促进了中国新闻学的创立和发展，这同时也归功于新闻学的创立者们，他们对西方现代新闻学的学习与传播尽了很大努力。如我国第一位在西方学习过新闻学的留学生徐宝璜，曾在日本新闻学会听过课的任白涛、邵飘萍，以及当时虽没有出国却是中国全面掌握世界新闻学研究现状的戈公振。他们当中的邵飘萍和戈公振分别是着名的北京《京报》和上海《时报》的主编，在新闻从业过程中，实现了西方新闻学基本理论与中国当时最高水平的新闻实践相结合，构建了有特色的近代中国新闻学，融会了英、德、日、中四大语种着作提供的各种观念、经验和研究方法。其中，戈公振所着的《中国报学史》表现尤为典型，这本书的绪论部分，实际上是新闻理论，虽然只有一万多字，提及的英文、德文和日文参考书籍和文献达二十二种。而整个绪论的思维结构和论证方式，基本上是中国文论的传统模式。可以看出，创立时期的中国新闻学处于世界新闻学研究的比较前沿的地位。正如熟悉英文新闻学着作的徐宝璜在《新闻学》自序里所说：“本书所言，取材于西籍者不少，然西籍中亦无完善之书，或为历史之记述，或为一方之研究。至能令人读之而窥全豹者，尚未一见也。……自信所言，颇多为西方学者所未言及者。”后来，蔡元培为徐宝璜书序中对中国新闻学地位作了准确的评价，他说：“我国新闻之发起（昔之邸报与新闻性质不同），不过数十年，至今而始有新闻学之端倪，未为晚也。”[6] 所有这些传播意识和理论，对中国近代报刊实践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二是实业层面：西方媒介资本和经营理念的移植。中国近代报刊主要包括宗教性报刊、政论性报刊、商业性报刊、专业性报刊、娱乐性报刊等几类，但真正代表中国报纸产业的要数外国人创办的以赢利为目的的综合性商业大报，当时全国商业中心——上海也成为大报竞争的中心。
1872年4月30日，由英国人美查等人集资创办《申报》，打破了于1861年11月创刊的《上海新报》独家经营的格局。美查以商人的眼光来看待他所从事的报业，从报纸的内容、发行和价格三方面与《上海新报》展开竞争。美查认为，“这报是给华人看的，文字应从华人方面着想。”因此在内容上尽量适合中国读者口味，并且从创刊起就确立了“新闻、评论、文艺（副刊）和广告”的办报模式。大幅度降低报价，积极拓宽发行渠道。所以，对手《上海新报》不得不于1872年12月30日自动停刊。《申报》成为上海独家经营的中文报纸。此前创办于1861年的《上海新报》，被誉为“上海中文报纸的第一颗新星”，但是该报的主编都是传教士，报纸的宗教气息很浓，不能适应商业发展需要。《申报》一创刊就呈现出近代报纸比较完备的形态，有消息、广告、京报全录、副刊、经济新闻、社会新闻、言论等体裁。在报道方式上值得借鉴，如在报道重大社会新闻时，经常采用连续报道或集中报道的方法。最为典型的是关于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的报道。此案发生于1873年浙江余杭县，当时《申报》在杭州有一个分销处，杨案发生5个月后，《申报》在1874年1月16日首先刊登了题目为《记禹航生因奸谋命事细情》的报道，把杨乃武名字写成“禹航生”并报道他如何风流放荡而导致犯罪。4月18日又登载了《记禹航生略》一文，报道了该案县审时已判二人死罪，杨姐不服判决，上京控告，因病半途而折回，以及该案在省中复审的全过程。此后一段时期，陆续发表了关于杨案的报道，直到1877年4月《刑部审余杭案》为止，连续报道达四年之久，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也提高了《申报》的知名度和发行量。在1899年11月4日，美国人福开森买下了由英国人丹福士于1893年创办的《新闻报》，由汪汉溪担任总经理，从此，上海报业又是两军对峙——《申报》与《新闻报》。《新闻报》的竞争手段有三：（1）迅速介绍商情，以经济新闻为重点；（2）运用东借西还的资金周转方式，不断添置新式印刷设备；（3）不惜巨资，建立无线电收报台，直接收听外国电讯，赢得新闻出版时间。到1929年，两大报业并驾齐驱。
“外报的畸形繁荣，是外国资本输入的一种表现。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旨在攫取巨大利润，并往往与西方文化渗透并进而互为表里。”[7] 民族资产阶级报刊是中国近代报刊的主流，主要有两类：一是商业报刊，它晚于传教士创办的宗教文化报刊，大多是脱胎于外国人创办的报刊，但比较注重经营管理；另一类是资产阶级政党报刊。从文化底蕴上看，西方宗教文化无法与具有深厚传统的中国文化匹敌，所以随着历史的推移，这些外国人办的商业报纸逐渐转移到中国民族资本手中。在中国创办中文报纸的外国资本，为了沟通语言、迎合习俗、拓展业务，他们纷纷雇佣中国人参与报业采编出版等业务。后来华人资本的壮大以及其从业经验的丰富，逐步控股外国报业资本，《申报》的发展就是这样一个典型。
《申报》和《新闻报》作为英、美报纸，主要是为帝国主义在华的经济活动提供讲坛，为推销他们的商品做广告宣传。但是，他们以赢利竞争为动力在新闻业务和生产工具的不断变革，他们的报业资本以及先进经营理念的渗入，对后来中国本土报业的发展有不可估量的影响。如1874年创办的《循环日报》，在版式上基本仿效外国中文报纸，广告占报纸版面3/4左右。同时，它以印刷业为依托，进行各种文化事业经营，例如在1880年11月24日《循环日报》上所刊的“中华印务局告白”称：“启者：本局设在港中环百步梯，除发行《循环日报》外，兼印售月份牌、黄遵宪《日本杂事诗》、王韬《蘅华馆诗集》，代售《米利坚志》、《法兰西志》等书籍。”又如《时务报》本是一家政论性很强的报刊，但又兼顾新闻性和娱乐性，以此吸引读者。尤其是时务报馆除定期出报外，还推行许多新式文化事业和实业活动，凸现报纸的综合社会功能。如出版中外时务书籍，代售书报，协办学堂，兼办实业等等。它作为一份绅士办的报纸，完全自筹资金，经营上自负盈亏。尽管没有像《申报》《新闻报》那样走企业化大报的道路，但其运作尤其是它的销售发行具有明显的产业特色，《时务报》的发行主要是通过报馆在各地建立的代售点，18个省内达138处，就连日本和新加坡也设有海外销售点。当然，在这一阶段，商业报纸的运作开始采用企业化模式，但还没有形成报业集团。而到了在20世纪30年代，着名报人成舍我考察西方报业集团，回国后在中国搞报业托拉斯，成立新闻公司，目标是办成包括十家大报以及通讯社、新闻研究中心、定期新闻研究刊物、新闻画报等的报业集团。这是中国现代新闻史上有意识、有组织地组建报业集团的萌芽，也是西方报业经营理念东渐的结果。
三是技术层面：西方报业印刷技术的引进。这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印刷术的传入。首先以铅活字印刷术为首的近代印刷术在西方国家出现，并且逐渐传入中国。1807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奉到达中国，随即展开了广泛的翻译、出版活动。从1815年起，澳门东印度公司印刷所陆续出版了马礼逊编写的中、英文大型工具书《中国语文词典》，这部书是含有中英文两种文字的工具书，如用中国传统的雕刻版，则大量细小的英文字无法雕刻，从当时的技术工艺来看，雕版既无法与铅活字拼接，也不能采用机械印刷。因此，要出版这部书只有采用中文铅活字排印。为此，澳门东印度公司印刷所制造出了世界上最早的一批中文铅活字。当时还没有发明中文字模，无法大批量生产中文铅字，于是采用古老的办法，用刀在一枚枚的铅合金上刻制。这样一项浩繁的工作，决非一人或几人能完成，于是雇佣大量中国人参与其事，包括刻制、排字、审稿、校对、印刷等，才得以顺利完成。1815年，传教士米怜奉马礼逊之命带领中国刻工梁发在马六甲建立了印刷所，这个印刷所早期使用雕版刷印，他创办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就是采用雕版刷印。19世纪初，西方近代印刷术与印刷油墨同时传入中国。到1913年，国人自办的第一家专业油墨制造厂上海中国油墨厂成为我国制造现代印刷油墨的开端，产品分为印书油墨和印报油墨，印刷上海《申报》、《时事新报》、北京《国民公报》、《大国民报》等。另外，通过西方传教士，石印术也传入中国，1833年广州出版了石印中文月刊《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继之有石印中文月刊《各国消息》的出版。1874年，石印技术传入上海，最有代表性的是1876年点石斋石印书局成立。
第二，印刷设备的引进。由于动力的采用、卷筒纸轮转铅印机以及自动铸排机等的发明使用，近代印刷术在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百余年时间里进入了成熟阶段。19世纪欧洲主要国家及美国已建立起近代工业体系，动力、冶金、机械、化学、造纸等工业的发展，为印刷技术的进步提供了有利条件，在这一进程中，印刷生产摆脱了传统的手工业模式，实现了工业化生产，显着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到19世纪70年代，上海、广州、天津、汉口等地的出版社（商）的印刷设备一直来自外国。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上海申报馆购置欧式手摇轮转机，每小时可印几百份报纸。1906年，由英国人发明的电气马达作动力的单滚筒机进入中国，开始新闻纸两面印刷。1912年申报馆购置双轮转机，每小时可印2000张。1916年，申报馆购置法式滚筒纸印刷机，每小时可印8000张。1925年上海时报馆购置德国的彩色滚筒印刷机，是当时先进的凸版印刷机械。在中日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期间，印刷机械开始作为民族工业出现，如1895年上海李涌昌机器厂创建，至1912年先后又有6家规模大体相似的印刷机械厂建立，这些印刷机械厂以维修为主，兼生产一些小型印刷设备。印刷术及设备的引进，积极推动了中国近代报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