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中国古建筑风格对日本,韩国,越南有哪些影响
韩国不是受影响,而是整个就是从中国照搬照抄过去的。这个国家到清末甲午战争前,都还一直是中国的属国。受皇帝封号。所以讨论韩国古建筑风格根本就不科学。
日本孤悬海外,和大陆交流的最早桥梁其实是古朝鲜,之后圣德太子大化革新,大规模的学习隋唐的制度,文化,服装,技术。一代代的遣随使、遣唐使,可以说是把随唐精髓全搬了回去。其建筑风格深受隋唐影响,之后由于气候等条件有了一定发展和变化,但是痕迹还是很深。包括家具,用品都带有浓厚的隋唐风韵。
越南的情况跟以上两个不同。越南曾经是古中国领土。古称交趾郡后称交州。自汉武帝灭南越国后就一直存在。虽然地处偏远,在一些中央统治虚弱时期对其控制力不足,但交趾是固有领土这事没跑了。大名鼎鼎的马援马伏波,就是带着一帮人把这地方平了。所以这里的古建筑受中国影响也比较深,但是主要是气候条件制约,这地儿的气候条件跟中原差太多,所以还是保留很多地方建筑风格。比如角楼之类。
‘贰’ 越南建筑的特点
史前时代,根据东山文化出土的铜鼓上的图案,越南早期居民多生活在高脚屋中。现在,越南仍存在类似的房舍。
当中国文化开始传入越南时,中国建筑亦开始对很多越南建筑的基本构造产生影响,塔、寺庙、公共建筑、文人及贵族的宅第、皇家的宫殿均受到很大程度的影响。
越南建筑在接受了大量中国传统建筑和文化的影响之外,也具有很多自己的特点。
越南传统建筑的飞檐多数比较宽大,建筑的高度较为低矮,四面有窗,这些设计往往是为了更好地降温和通风,以适应越南本地湿热的气候。
越南的皇城的格局很多模仿中国皇城的格局来营建,但亦有一些例外。一个不同的例子是,顺化的紫禁城摆脱了传统东亚城市规划原则中严格的南北走向的限制,而是沿着香江(越:Sông Hương/滝香*)而建(可能是出于风水学的考量),皇宫朝向东南方,其皇城的边缘部分与河水并没有采取截然分开的方式,而是将河水与建筑界线的关系进行了模糊化的处理,过渡自然,另外,整个顺化皇城的体量比北京紫禁城小。
另外,从现今保存的越南古建筑来看,其多色彩和装饰性的特点较为突出,对砖石的使用率亦比较高。
‘叁’ 我国古代建筑
故宫,赵州桥 ,雷峰塔,黄鹤楼,长城,北京四合院
‘肆’ 越南这个“盗版故宫”,为何能成为世界遗产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地大物博,自古以来就非常强大,因此中国丰富灿烂的文化,不仅是在中国地区流传,对周边很多地区,也有着深远的影响。东亚文化圈,是世界4大文化区之一,它就是指那些受中国及中华文化影响、过去或现在使用汉字、并曾共同使用汉语作为书面语、受中华法系影响的东亚及东南亚部分地区的文化、地域相近区域。
中国很多周边国家,比如日本,越南,韩国等等,在过去都受过中华文化的影响,而在它们的文化上也有体现,日本的茶道,插花,韩国的服饰,建筑等等,都有中华文化的影子,而提到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国家,我们经常会提到日韩,但其实越南,也是一个受中国文化影响很深的国家。
‘伍’ 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发展及其特色
中国建筑是世界唯一以木结构为主的建筑体系。基干深厚的文化传统,中国建筑艺术的重大特点是:
1、以宫殿和都城规划的成就最高,突出皇权至上思想和严密的等级观念;
2、特别注重群体组合的美,或取中轴对称院落式布局,或为自由式,以前者为主;
3、注重与自然的高度协同,尊重自然;
4、艺术性格特别重视对中和、平易、合蓄而深沉的美的追求。中国建筑艺术是中国人的伦理观、审美观、价值观和自然观的深刻体现。
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建筑始终保持了自身的独特性格。从其全部历史,可分出三个大的阶段:商周到秦汉,是萌芽与成长阶段,秦和西汉是发展的第一个高潮;历魏晋经隋唐而宋,是成熟与高峰阶段,唐代的成就更为辉煌,是第二个高潮;元至明清是充实与总结阶段,明至清前期是第三个高潮。这三个阶段可分别以秦汉、隋唐、明清为代表。
中国各少数民族的建筑也鲁具异采,大大丰富了中国建筑体系的整体风貌,其中尤以藏族、雏吾尔族、傣族和侗族建筑更富特色。
中国建筑艺术曾对日本、朝鲜、越南和蒙古等国发生过重大影响。
中国建筑艺术简史:
中国建筑从原始社会开始萌芽,历商周至秦汉,为萌芽与成长阶段,可以秦汉为代本。
秦汉建筑在商周已初步形成的某些重要艺术特点基础上发展而来,秦汉的统一促进了中原与吴楚建筑文化的交流,建筑规模更为宏大,组合更为多样。
秦汉建筑类型以都城、宫殿、祭祀建筑(礼制建筑)和陵墓为主,到汉未,又出现了佛教建筑。都城规划由西周的规矩对称,经春秋战国向自由格局揍变,又逐渐回归于规整,到汉未以曹操邺城为标志,已完成了这一过程。宫殿结贪官苑,规模巨大。祭祀建筑是汉代的重要建筑类型,其主体仍为春秋战国以来盛行的高台建筑,呈团块状,取十字轴线对称组合,尺度巨大,形象突出,追求象征涵义。
秦汉建筑艺术总的风格可以“豪放朴拙”四个字来概括。屋顶很大,已出现了屋坡的折线“反字”,即以后“举折”或“举架”的初步做法,但曲度不大;屋角坯没有翘起,呈现出刚健质朴的气质。建筑装饰题材多飞仙神异,忠臣烈士,古拙而豪壮。
中国建筑历魏晋隋唐而宋,是发展与高峰阶段,可以隋唐为代表。
魏晋时北方民族进入中原,形成民族大迁移大融合的复杂局面。中原士族南渡,江南地区开始进入了建筑艺术舞台;人生多难,促使佛寺、佛塔和石窟大量出现,成为中国仅次于宫殿的重要建筑类型;文人常退迹山林,促使了自然美的更深发掘,中国园林美学获得发扬的契机。
隋唐在长期动乱以后复归统一,尤其盛唐时代,政治安定,经济繁荣,国力强盛,与西域交往频繁,是中国封建社会盛期,建筑艺术也取得了空前成就,
隋唐在长期动乱以后复归统一,尤其盛唐时代,政治安定,经济繁荣,国力强盛,与西域交往频繁,是中国封建社会盛期,建筑艺术也取得了空前成就,
隋唐建筑类型以都城、宫殿、佛教建筑、陵墓和园林为主。都城规划已完全规整化,气势恢宏,格律精严。宫殿组群极富组织性,空间尺度巨大,舒展而大度。佛寺格调欢乐而华丽,洋溢着对现实人生的积极肯定。陵墓依山营造,气势磅膊。园林已出现皇家园林与私家园林的风格区分,以后者的艺术意境更高。隋唐建筑单体内质外美,非常强调整体的和谐与真实,造型浑厚质朴,已较多采用凹曲屋面与屋角起翘,十分柔和大度,内部空间组合变化也很适度。
隋唐建筑艺术风格可以“雄浑壮丽”四字来概括,具有可贵的独创精神,重视本色美,气度恢宏从容,堪称为中国建筑艺术的发展高峰。
元明清三代是中国建筑艺术充实与总结阶段,明至清前期是第三个高潮。
五代两宋至元,封建商品经济高速发展,市民阶层兴起,审美趣昧更趋近于富有普通情趣的日常生活,艺术日益程式化,更着意在细部和装饰的追求。
都城仍然规整方正,商店居宅临向街道,面貌生动活泼;宫殿规模远小于隋唐,而序列组合更为丰富细腻;国家级祭祀建筑布局严整细致;佛教在唐以后己显衰微,佛寺、佛塔已不复见盛唐的恢宏;私家园林和皇家园林的实践更加丰富,与前代相比,同样现出繁细的倾向。官式建筑完全定型,结构简化而装饰性加强。总的来说,明清建筑艺术可以“精细富缛”四字大致概括。
明清最值得称道的是民间建筑和少数民族建筑的显着成就,大大充实了传统建筑文化的内容,最终形成了各地区、各民族多种风格。
中国建筑的文化精神:
世界文明古国、巍然屹立在东亚大陆的伟大国家中国,拥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国土,占世界总数五分之一以上的人口,五十六个民族和超过三千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创造了独具特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建筑艺术就是整体中华文明之树中特别美丽的一枝。
笼统而言,古代世界曾经有过大约七个主要的独立建筑体系,其中有的或早已中断,或流传不广,成就和影响也就相对有限,如古埃及、古代西亚、古代印度、古代美洲建筑等,只有中国建筑、欧洲建筑、伊斯兰建筑被认为是世界三大建筑体系。其中又以中国建筑和欧洲建筑延续时代最长,流域最广,成就也就更为辉煌。
中国最早的史前建筑,诞生于距今约10000年的旧、新石器时代之交,即原始农业开始出现,人们的定居要求开始增强的时候。而最早显现出初步的关于美的也即广义艺术要求的建筑,则出现于公元前4000年新石器时代中期。从一种结构体系而言,中国传统建筑终结于二十世纪初。
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建筑始终完整保留了体系的基本性格。从其全部历史可以分出几个大的段落,如商周到秦汉,是萌芽与成长阶段,秦和西汉是发展的第一次高潮;历魏晋经隋唐而宋,是成熟与高峰阶段,唐宋的成就更为辉煌,是第二次高潮,可以认为是中国建筑的高峰;元至明清是充实与总结阶段,明至盛清以前是发展的第三次高潮。可以看出,每一次高潮的出现,都相应地伴有国家的统一、长期的安定和文化的急剧交流等社会背景。例如秦汉的统一加速了中原文化和楚、越文化的交流,隋唐的统一增强了中国与亚洲其他国家,以及中国内部南北文化的交流,明清的统一又加强了中国各民族之间、并开始了中西建筑文化的交流。与其他艺术例如诗歌常于乱世而更见其盛的情况不同,可以认为,统一安定、经济繁荣、国力强大和文化交流,正是建筑艺术得以发展的内在契机。
中国传统建筑以汉族建筑为主流,主要包括如城市、宫殿、坛庙、陵墓、寺观、佛塔、石窟、园林、衙署、民间公共建筑、景观楼阁、王府、民居,长城、桥梁大致十五种类型,以及如牌坊、碑碣、华表等建筑小品。它们除了有前述基本共通的发展历程以外,又有时代、地域和类型风格的不同。
基于中国长期的宗法社会土壤,中国建筑以宫殿和都城规划的成就最高,突出了皇权至上的思想和严密的等级观念,体现了古代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政治伦理观,而与欧洲、伊斯兰或古印度建筑以神庙、教堂和清真寺等宗教建筑成就更高明显不同。宫殿从夏代已经萌芽,隋唐达到高峰,明清更加精致。西周已形成了完整的都城规划观念,重视规整对称突出王宫的格局,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规整式格局有所破坏,汉代又开始向规整的复归,隋唐完成此一过程,元明清则更加丰富。隋唐长安、元大都和明清北京,是中国历史最负盛名的三大帝都。
中国的宗法伦理观念,也影响及于其他几乎所有建筑类型,如祭祀自然神和先贤圣哲的准宗教建筑坛庙,以及在特别强调血缘宗亲关系、特别重视“慎终追远”、“事死如生”等观念的文化背景下发展的帝王陵墓等,它们几乎是中国特有的建筑类型,以规模之隆重,气氛之肃穆而令人瞩目。
中国主要流行从印度传入的佛教,佛教建筑包括佛寺、佛塔和石窟,还有石幢、石灯等建筑小品。佛教建筑在初期受到印度的影响,很快就开始了中国化的过程,体现了中国人的审美观和文化性格,充满了宁静、平和而内向的氛围,而与西方宗教建筑的外向暴露,气氛动荡不安完全不同。道教是中国的本土宗教,道观向佛寺学习,同样具有安详的风韵。大别而言,佛道寺观可分为敕建寺观和山林寺观两类,前者更接近宫殿,严谨壮丽;后者更接近民居,自由灵巧。佛塔在中国建筑艺术史中占有重要地位,类型多样,形式丰富,发展脉络历历可寻,时代特色和地域特色也体现得更加鲜明。
基于与自然高度协同的中国文化精神,热爱自然、尊重自然、建筑镶嵌在自然中,仿佛是大自然的一个有机组成,而与其他建筑体系更强调人工与自然的对比不同。这在中国各建筑类型中都有明显的反映,如城市、村镇、陵墓或住宅的选址和布局等,并上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风水”学说就是其集中代表。注重与自然高度协同的观念在园林中更有突出的表现,属于自然式,而与欧洲或伊斯兰的几何式园林有别。中国园林主要有皇家园林和私家园林两种,两汉时以前者为主,成就高于后者,唐宋以后私家园林的水平渐高,到了清代,皇园转而要向私园学习了。它们虽具有共通的艺术性格,而私家园林更多体现了文人学士的审美心态,现存者以江南地区成就更高,风格清新秀雅,手法更为精妙;皇家园林主要在华北发展,现存者以北京一带最集中,规模巨大,风格华丽。中国园林在世界上享有崇高的声誉,被欧洲人誉为“世界园林之母”。
种类繁多的民间公共建筑如宗祠、先贤祠、神祠、会馆、书院和景观楼阁等,以明清留存最多,也无不深深浸染着传统文化精神。衙署留存较少,现存较完整的几座也都在清代,有一套规定的布局模式,为示清廉,风格都比较朴素。属于居住建筑的王府和各地民居现存者也多是清代所留,其中民居尤其值得注意,不但种类繁多,形式十分多样,而且以其更直接更真切地面对普通人生,所体现的群体文化心态也特别率真而质直,反映的地域特色更加突出,其特有的朴质明智之美,有时并不在皇皇巨构之下。
中国建筑特别重视群体组合的美。群体组合常取中轴对称的严谨构图方式,但有些类型如园林、某些山林寺观和某些民居则采用了自由式组合。不管哪种构图方式,都十分重视对中和、平易、含蓄而深沉的美学性格的追求,体现了中国人的民族审美习惯,而与欧洲等其他建筑体系突出建筑个体的放射外向性格、体形体量的强烈对比等有明显差别。
中国建筑与世界其他所有建筑体系都以砖石结构为主不同,是独具风姿的唯一以木结构为主的体系。结构不但具有工程技术的意义,其机智而巧妙的组合所显现的结构美和装饰美,本身也是建筑美的内容,尤其木结构体系,其复杂与精微都为砖石结构所不及,体现了中国人的智慧。对有机的结构构件和其他附属构件的进一步加工,就形成为独特的中国建筑装饰,包括内外装修、彩画、木雕、砖雕、石雕和琉璃,有十分丰富的手法和生动的发展过程。
中国各少数民族建筑也都各具异采,大大丰富了中国建筑的整体风貌。藏族建筑深植于独特的藏传佛教文化土壤之中,虽吸收了汉族建筑的一些形象和手法,而自成体系,非常富于特色,规模宏大,色彩鲜明,性格粗犷巨丽,其代表性杰作,不愧为世界级的建筑艺术精品。维吾尔族以伊斯兰教建筑成就最大,属于世界伊斯兰建筑体系,造型浑朴含韵,性格静穆沉思,其民居也与汉族民居有显着不同。傣族信奉上座部佛教,建筑受同为上座部佛教流行地区的泰、缅等国影响较大,除富于特色的干阑式民居外,以妩媚玲珑的佛寺佛塔更具风韵。侗族建筑虽受汉族影响较大,仍以其特有的鼓楼和风雨桥闻名中外,艺术性格质朴古拙。此外,如回族伊斯教建筑、纳西族、白族、土家族和朝鲜族民居,也都各具异采。这些民族的建筑艺术作品,象闪现在天空的点点明星,与汉族建筑一起,共同组成为中华建筑的灿烂。
中国建筑以中国为中心,流波泛及朝鲜、日本、越南和蒙古等广大东亚地区,产生了巨大影响。它们与中国一起,共同构成为以中国建筑为核心的东亚建筑。明清时期,中国建筑特别是与西方完全不同的园林艺术,又开始为欧洲所知,并产生了实际影响。同时,中国建筑早在汉晋时代又接受了主要来自南亚和中亚的外来影响,这些影响在历史的长河中都被中国融化为自身的有机部分。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古代并没有给我们留下有关建筑理论的系统专着,但中国建筑的高度成熟及其伟大成就,证明中国建筑不但拥有而且已发展为十分富于中国特色的建筑艺术理论,包括一整套建筑哲理,也包括建筑或环境的空间和形体构图方法。它们散见在各种文史典籍之中,而且采取了“中国式”的阐述方式。有的虽然还没有被古人总结为文字,但从大量的建筑作品中,人们还是有可能读懂其中深藏的信息。
近代以来直到今天,中国建筑在传统的土壤上,结合新的时代要求和新的建筑手段,吸收外来建筑文化,继续前进着。特别是在最近一二十年中,以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为契机,更以日新月异的速度向前发展,已经产生了初步可喜的成果。
在这里,我们将全面展现中国建筑艺术,她的光采照人的美丽风貌,她的波澜起伏的发展历史,和蕴藏于其中的中国文化精神
中国建筑的历史分期:
中国建筑自其源始至于今,未尝一时停止其活动,其蜕变为赓续的,故欲强为划分时期,本为一种不合理且不易为之事。然因历朝之更替,文化活动潮平之起落,以及现存资料之多寡,姑分为下列各时期。
一、上古或原始时期(公元前200年以前),自上古以至秦。此期间文献与实物双方资料皆缺乏。殷周战国以来城廓宫室遗址虽已有多处确经认定,但尚有待于考古家之发掘。殷以前则尚无实物可考证。
二、两汉时期(公元前204年至公元220年),此四百余年间为中国建筑成年时期,建筑事业极为活跃,史籍中关于建筑之记载颇为丰富,建筑之结构形状则有遗物可考其大略。但现存真正之建筑遗物,则仅墓室、墓墓阙数处,他为间接之材料,如冥器汉刻之类。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元220年至公元290年),虽在五胡扰攘之破碎河山下,宫殿与佛寺之建筑活动极为澎湃。而佛教之兴盛则为建筑活动之一大动力。实物之在工艺表现上吸收有“希腊佛教式”之种种圆和生动雕刻,饰纹、花草、鸟兽、人物之表现,乃脱汉时格调,创新作风。遗存至今者有石窟、佛塔、陵墓等。
四、隋唐时期(公元590年至906年),隋再一统中国,定都长安,大兴土木,为唐代之序幕。唐为中国工艺之全盛及成熟时期。因政治安定,佛道两教兴盛。宫殿寺观之建筑均为活跃。天宝乱后,及会昌后周两次灭法,建筑精华毁灭殆尽,现存实物除石窟寺及陵墓外,砖石佛塔最多。隋代一石桥,唐末一木构佛殿,则为此期间最可贵之遗物。唐之建筑风格,既以倔强粗壮取胜,其手法又以柔和精美见长,诚蔚然大观。
五、五代宋辽金时期(公元906年至1280年),五代赵宋以后,中国之艺术,开始华丽细致,至宋中叶以后乃趋纤靡文弱之势,宋辽金均注重于宫殿之营建,其宫殿虽已毁尽,其佛寺殿宇之现存者,尚遍布华北各省,至于塔幢,为数尤伙,作风手法,特征显着,规则谨慎,循旧制之途径,增减嬗变不已,此期除遗留实物众多外,更有《营造法式》一书,为研究中国历代建筑变迁之重要资料。
六、元明清时代(公元1280年至1912年)。元明清三代,奠都北平,都市宫殿之规模,近代所未有,此期间建筑传统仍一如古制。至明清之交,始有西藏样式之输入外,更有耶稣会士,输入西洋样式。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之刊行,则为清官式建筑之准绳。最后至清末,因与欧美接触频繁,醒于新异,标准摇动,以西洋建筑之式样渗入都市,一时呈现不知所从之混乱状态于民居市井中,旧建筑之势力日弱。
七、民国时期(公元1912年以后),民国初年,建筑活动颇为沉滞。始欧美建筑逐渐开拓其市场于中国各通商口岸,而留学欧美之中国建筑师亦起而抗衡,于是欧式建筑之风大盛。近二十年来,建筑师始渐回顾及中国固有之建筑。遂有采其式样以营建近代新建筑者,自此而后,建筑师对于其设计样式均有其他地域或时代式样之自觉,不若以前之惟传统是遵。今后之中国建筑,亦将如今后世界各处之建筑,将减少其绝对之地方性。
然因传统、背景民族气质等等原素之不同,亦将自成一家,但其型成,则尚有所待耳。
‘陆’ 中国近代的建筑发展史
一般人所说的“洋楼”,泛指解放前外国人居住的“小洋楼”、使用的“大洋楼”,多见于上海、天津等大城市;但如果从专业研究的角度来看,“洋楼”的内涵要丰富得多,中国近代建筑也不是上海外滩的那种“洋楼”就能代表得了的。
中国近代建筑基本上是指在中国国土上于近代社会发展历史时期(1840--1949年)所建造的建筑。
从样式研究的角度来看 中国近代建筑主要有三大类型
在中国几千年的古代封建社会里,虽然政治上有二十余朝皇帝的更替,文化上有多次的对外交流,但是,中国文化基本上是连续的一元文化。中国的建筑,在中国整个环境总影响之下,虽各个时代有时代的特征,其基本的方法及原则却始终一贯。
历史进入十九世纪后,封建主义的清王朝经历“康乾盛世”而日趋衰落;欧美资本主义各国却因工业革命而迅猛发展。中西文化交流从明末清初开始,就不处在同一个起跑线上;鸦片战争以后,则完全以侵略和被侵略的方式进行了。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标志,中国步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近代社会,以此为开端的中国近代建筑的历史进程,也由此被动地在西方建筑文化的冲击、激发与推动之下展开了。其间,一方面是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继续,一方面是西方外来建筑文化的传播,这两种建筑活动的互相作用(碰撞、交叉和融合),就构成了中国近代建筑史的主线。
至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随着外国文化的大规模侵入,在中国国土上除了传统的古代建筑仍在延续、演变之外,外来的欧洲建筑样式逐渐多起来,在中国近代的建筑历史上形成以模仿或照搬西洋建筑为特征的一股潮流;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则又出现了以模仿中国古代建筑或对之改造为特征的另一股潮流。这两股潮流在中国近代建筑史中时隐时现,此起彼伏。加之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欧美“国际式”新建筑潮流的冲击,使中国近代建筑的历史呈现出中与西、古与今、新与旧多种体系并存、碰撞与交融的错综复杂状态。中国近代建筑正是这种多元文化下的历史见证。
1、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洋式建筑:
以模仿或照搬西洋建筑为特征的中国近代建筑
由于中国国土幅员广阔,各地发展很不平衡。中国沿海地区、长江沿岸地区的一些城市,由于轮船航运业的兴起、外国的入侵和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较早作为商端口开放,因此较多地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在这些城市出现的某些洋式建筑。而大部分内陆地区的城市由于交通不便,仍处于与外部世界较为隔绝的状态,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表现为强;只有个别城市或临近边界、或因铁路建设的发展等原因,也有洋式建筑兴建。
沿海城市的洋式建筑以上海外滩(Bund of Shanghai,又称“黄浦滩”)和南京路、天津九国租界、广州“十三行”和沙面、厦门鼓浪屿、青岛胶澳租界“青岛区”的建筑为代表。
长江沿岸城市的洋式建筑以南京下关、武汉汉口租界的建筑为代表。
内陆地区沿边城市哈尔滨早期的建筑主要通过中东铁路的修建和开通,受俄罗斯传统建筑和十九世纪末欧洲流行的“新艺术运动”样式影响,在中东铁路系统的建筑和东正教堂中表现为多。滇越铁路(1903--1910年)是中国西南地区的第一条铁路,它的建成加速了云南的近代化。越南人在参与了滇越铁路的修建和昆明商端口的开发过程中,间接地把其所受法国建筑文化的影响带到滇越铁路沿线的城市和昆明。
北京的洋式建筑则以东交民巷使馆区建筑为滥觞,以资政院、大理院为代表。
洋式建筑的设计者基本为外国来华的建筑事务所或建筑师。
2、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传统式建筑:
以模仿中国古代建筑或对之改造为特征的中国近代建筑
本世纪的第二个二十年,中国建筑的历史中反映出了世界上现代建筑思潮的影响,同时也反映出了中国建筑师面对列强的入侵而激发的民族意识,这两种因素有剧烈的碰撞、交叉和融和。
传统式建筑的典型代表可以说是在中国近代建筑历史中具有传奇色彩的第一代建筑师吕彦直(1893?929年)设计的南京中山陵(1925?929年)。中山陵陵园总体平面呈钟形,引人发“木铎警世”之想,寓意深远;墓在祭堂后合乎中国观念,式样采古制,建筑朴实坚固,形势及气魄极似中山先生之气概及精神。
吕彦直生年仅36岁,但他以设计并主持建造南京中山陵而确立了自己在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的地位。1926年他设计的广州中山纪念堂,是中国近代跨度最大的会堂建筑。
1927年国民政府成立,定都南京后于1929年所作“首都计划”,则是中国进行的较早、规模较大的城市规划设计。“首都计划”的详细方案中,全部政府办公建筑均采用中国传统建筑造型,极力提倡采用“中国固有之形式”,意为发扬光大本国传统的文化。这在二十年代是一种开创性的设想。
在北京,传统式建筑以二十年代所建北京协和医学院 (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简称 PUMC )新校舍建筑群体、燕京大学校园建筑、辅仁大学、国立北平图书馆为典型。
令人深思的是,较早出现的传统式建筑的设计者主要是外国来华的建筑事务所或建筑师。反映出外国建筑师处在中国近代社会多元文化的背景下,对当地传统文化的吸收和追求。
3、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新式建筑:
欧美“国际式”新建筑潮流冲击下的中国近代建筑
中国近代建筑的历史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进入重要的发展时期。其标志是中国近代建筑教育兴办,并日益完备;中国建筑事务所陆续开业,中国人建筑师成长起来;中国建筑团体先后成立,学术活动得以开展。
杨廷宝(1901-1983)是中国第一代建筑师中出类拔萃的人物。他的设计作品运用中西建筑处理手法,不墨守陈规,刻意创新,在三十年代初期就已弛誉南北。他所在的基泰工程司(Kwan,Chu and Yang)是中国近代建立较早、规模较大的建筑事务所,中国有相当影响,天津、上海、南京等地的许多重要工程均出自基泰之手。
此外,“华盖建筑事务所”(The Allied Architects Shangai)、“庄俊建筑事务所”、“范文照建筑事务所”、“董大酉建筑事务所”、“兴业建筑事务所”等都是中国近代极为重要的建筑设计力量,在上海、天津、北平、南京、重庆、成都、无锡、桂林、贵阳、昆明等地主持设计了许多建筑项目。
梁思成(1901--1972年)是中国近代建筑教育事业的开拓者,是中国古代建筑历史研究工作的创始人。建筑设计创作不是他一生建筑活动中的主要部分,但他对建筑设计创作问题多有着述,为数不多的作品表现了世界现代建筑潮流的影响,这以他1932年所作北京仁立公司铺面改造设计为代表。
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第一代中国建筑师设计创作的许多重要建筑物,都是今日中国的宝贵财富,成为当地城市的重要景观,给中华大地增添风采。
中国近代建筑是多元文化下的历史见证 但不能成为当代中国建筑师创作的样板
早在本世纪之初,两位中国人建筑师就分别在北京和南京作过不同的尝试:供职于陆军部军需司营造科的沈琪,于1906年为陆军部衙署设计了一栋以西洋样式为主、但颇多中国装饰的主楼;受命于两江总督的通州师范学校工科毕业生孙支厦(1882-1975),在1909年主持设计了一栋基本为西洋样式的江苏省谘议局建筑。此后近九十年间,中国近代和现代建筑师有无数设计作品问世,样式繁杂。但是,虽然经过了几代人的艰难摸索,时至今日,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的结合问题,仍然是困扰着每一个中国建筑师的难题。
虽然今天西方现代文化的冲击不再是伴随着侵略而来,但中国建筑师仍始终跳不出中华民族悠久而灿烂的几千年历史文明所造成的耀眼光环。虽然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第一代建筑师设计创作的许多重要建筑物,都成为今日中国的宝贵财富,值得我们珍惜和保护,但他们的作品似乎也不能成为当代中国建筑师创作的样板。我想,这当是我们对中国近代建筑认识的一个方面。
对作为多元文化下的历史见证的中国近代建筑应予以积极的保护
我们对中国近代建筑认识的另一个方面是:
中国近代建筑作为中国近代社会发展历史时期多元文化下的历史见证,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保护巍然屹立的历史建筑,作为先辈辛苦耕耘的历史见证,是我辈的光荣,也是对后代所应尽的责任。只要我们努力,前景也不一定完全灰暗;问题是我们一定要正视这个课题,仔细想想我们是否能付出失去所有宝贵历史文物的代价。”《活的历史枣保护香港的历史建筑》(1982年)一书中的这一段话,写得是何等地好啊!
关于近代建筑的保护,有两方面的工作:
1、对具体建筑物调查、实测,进行建筑历史研究。
这项工作主要由民间学术团体开展。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是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的第一时期,有部分初步成果问世。但在六、七十年代受到了一定的局限和干扰,除偶有文章在报刊上发表外,大陆上对中国近代建筑史的研究实际上是处于停顿状态。
进入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建筑历史学界,随着对涌进国门的五彩纷呈的众多国外建筑流派的介绍、评论,进而变为对其发生、发展之渊源的关心,并引发了如何认识建筑传统与现代风格关系的讨论。这样一来,中国建筑历史中处于承上启下的中介环节和中西交叉的汇合状态的近代一段再次引起了注意。1985年8月,由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汪坦发起的“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座谈会”在北京举行,揭开了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进入第二时期的序幕。
第二时期的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建设部城乡建设科学技术基金会的联合资助,从1985年到1995年的十年间,举行了五次全国性会议,提出论文 179篇,出版四本论文集(收入论文92篇)。同时,通过中日合作,至1995年底共进行了哈尔滨、青岛、烟台、南京、武汉、广州、北京、厦门、重庆、昆明以及庐山16个城市(地区)的近代建筑调查,填制调查表2612份,出版《中国近代建筑总览》十六个分册。上述工作对于推动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的开展和深入,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前,第二时期的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正处在深入发展的阶段。定于1996年9月在江西庐山举行的“第五次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讨论会”,将是一次承上启下的盛会。
2、对有价值的近代建筑保护、再利用。这项工作主要由政府机构推进。
1988年11月10日,建设部、文化部联合发出《关于重点调查、保护优秀近代建筑物的通知》,体现了在新的形势下,国家主管部门对近代建筑价值的认识和评价,并开始重视其保存与再利用问题。《通知》发出后,在各地主管部门的主持下,同中日合作进行的中国近代建筑调查互相配合,经过多年努力,提出了一批推荐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近代优秀建筑名单和资料。
1995年9月,北京市政府批准公布了“北京市第五批文物保护单位”,共56项。其中27项为近代建筑。
同时,各地对有价值的近代建筑保护、再利用的具体工作也逐步进行。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近年来亦做了部分工作:
1993年7月,在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和北京市规划局支持下,受北京铁路分局文化宫委托对1906年建成的原京奉铁路正阳门东车站建筑进行复原改建设计,以保护北京的历史风貌;1993年10月,受国家文物局委托对三峡工程淹没区四川境内的近代建筑进行考察,对有重要价值的进行论证,提出保护与再利用方案,以保护长江沿岸景观;1994年6月,受西城区文化局文物管理所委托对西城区北京水准原点、陆徵祥家族墓庐等近代建筑进行实测,以建档定级保护;1995年6月,受宣武区建设委员会委托对宣武区大栅栏、天桥、白纸坊地区14栋近代建筑进行实测,以提出保护与再利用方案。
随着中国国内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近代建筑的保护日益受到重视,逐步付诸实践。作为多元文化下的历史见证的中国近代建筑,对其进行保护的现实意义正在逐渐为人们所认识,其历史文化价值也正在逐渐体现出来。
‘柒’ 举例说明中国古代文化对东方国家的影响
中国文化对东方世界的影响,最先表现在物质文化方面。这是因为物质文化的影响,直接关系到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和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关系到受影响者的基本的生活和生产需要。因此,物质文化的影响,是最容易被人们广泛接受的文化影响。
最早受到中国物质文化影响的国家,是朝鲜。据传说,周武王灭殷商后,殷王族箕子率领5000族人避居朝鲜,就已带去了中国文化。战国时代,燕赵等国的许多人为避战祸迁居朝鲜,就不是什么传说。而是确凿无疑的历史事实了。他们最早把中国的金属器具和工具,包括青铜器和铁器,带到朝鲜。两汉时期,中国的丝绸、漆器和铜镜输入朝鲜。魏晋南北朝时期,朝鲜半岛高句丽诸国居民的生活习俗,也明显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高句丽贵族的服饰为宽衣博带,妇女的发式亦多仿南朝。隋唐以后,中朝物质文化交往的规模更大。也更为频繁了。
由于中朝物质文化交往开始得早,而且,越到后来就越为频繁。中国古代的一些重大发明,往往首先传到朝鲜。朝鲜是世界上最早从中国引入蚕种和养蚕技术的国家之一。早在汉代,朝鲜人就学会了养蚕制丝,中国的造纸方法,在公元4世纪时,就已传入朝鲜。中国的印刷术,在发明后不久,在唐末传入朝鲜。11世纪时,朝鲜的印刷术已相当发达。在60年间雕印了《大藏经》1040部、4740卷。中国的活字印刷在11世纪发明后,也很快传入朝鲜。朝鲜人民又以他们的智慧,改进了泥活字。在13世纪中叶发明了铜活字,并把它传到中国。中国的陶瓷技术,特别是中国宋代的清、白瓷技术,给予朝鲜陶瓷业很大的影响。10世纪以后,朝鲜已有窑厂,仿制中国瓷器。中国的又一大发明——火药,在元代传入朝鲜,到14世纪后半期,朝鲜已能制造火器和各种火炮。朝鲜从中国引进植棉技术,也是在元代。此后,棉花成为朝鲜重要的经济作物。到15世纪时,朝鲜的棉布已输出到日本。
朝鲜古代的建筑,也深受中国影响,新罗的都城平壤,就模仿隋唐的长安、洛阳,分宫城、皇城和外部城。
日本也是最早受中国文明影响的国家。秦代中国已发展了高度的物质文明,而日本文明还处于黎明阶段。秦代已有中国人越海到达日本,他们带去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艺。日本传说着,徐福奉秦始皇之命入海求仙,实际上到了日本不再返回,并说徐福带着的1000余人,是在纪伊熊野浦(现在的和哥山县新宫祠)登陆的。秦汉以后,移居日本的中国人更多。应神天皇(公元201—301?年)时代,由于乐浪、带方二郡的秦汉遗民移居日本,日本的养蚕、丝绸等业开始发展起来。《三国志·倭人传》已有倭人种桑养蚕的记载。雄略天皇(公元457—479年)时,接纳中国移民,请他们传授丝织技术,从秦汉到隋代,从中国移植到日本的原始工业。除上述养蚕、织丝外,还有制陶、造船、炼铁、皮革、香料、漆器、琉璃、油脂、酿酒、造纸等。在器物方面,中国的铜铁器、金银器和陶器,大量输入日本。作为日本皇权象征的三种神器——青铜镜、剑、琉璃、制勾玉,都是由中国传去的。在农业上,日本的水稻种植,也是由中国传入的。
隋唐时期,中国物质文化更大规模地传入日本。日本的遣隋、遣唐使和中国唐代鉴真和尚的东渡,在传播中国文化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总计唐朝时,日本所派出的“遣唐使”共十三次(一说十四次),迎送唐朝到日本使节的“迎入唐使”和“送客唐使”有六次,合计共有19次。大规模的入唐使团,一次就有500多人。中国的鉴真和尚,743年到748年六次东渡,最后一次成功地东渡到日本,带去了“玉作人、画师、雕檀、刻镂、铸写、绡师、修文、镌碑”等手工艺人近百人。中国丝绸、瓷器、铜镜、刀、尺、笔、墨、砚、纸张大量输入日本。漏刻、测影等仪器,印刷、水车制造、瓷器、铜镜铸造等技术,均在唐代传入日本。在农业上,中国茶种传入日本。到10世纪时,日本寺院和宫廷的饮茶之风已颇为风行。当时日本人的服饰衣装,也深受唐朝服饰影响。和服的花纹图案,与唐代的花纹有着明显的渊源关系。至今和服中的名词如“唐草”“唐花”“唐锦”,都反映了这一关系。
在城市建筑中,日本的飞鸟、奈良时代的都城,如藤原京、平城京,就是模仿唐长安城、洛阳城建造起来的。寺院建筑也往往仿唐,如奈良法隆寺,从平面布局到细部构造,都无不模仿唐代寺院式样,其台基、殿身、梁架、斗拱、屋顶以及装饰,几乎都与唐代式样一致。至于奈良的唐招提寺,更是由鉴真大师及其弟子依据唐代寺院的风格式样建造的。
中国的围棋,也在唐代传入日本,并在日本民间流传发展,盛行不衰。
宋代以后,中国物质文化继续传入日本。日本人在消化中国文化的基础上,注意给予发展和创造。12世纪时,日本荣西禅师来华,当时宋朝人饮茶之风甚盛。荣西回国后,着《吃茶养生记》,提倡饮茶养生益寿之道,对于唐式茶会在日本复兴,起了很大的作用。到16世纪时,千利休居士(公元1521—1591年)在日本创茶道。1223年,日本加藤四郎来中国学习制陶,长达六年,回国后在日本尾张、濑户制造黑粙瓷器。14世纪中叶,又有日本人伊势五郎,专门到景德镇学习青花瓷技术,到70岁才回国。后来他在日本制造的瓷器“纸薄磬声”。宋元时期来中国学习医学的日本人更多。吉田意休到中国七年,学习针刺,回国后着有《刺针家鉴》。药物学家阿部照任在福建18年,精于本草学,后来被日本人尊为药物学的鼻祖。元明以后,日本的造园艺术,也受到中国影响。明末中国学者朱舜水到日本,传去了中国江南风格的园林艺术。
在东南亚,最早受到中国物质文化影响的,是越南,而且这种影响不亚于朝鲜和日本。实际上,从秦始皇置象郡到公元939年吴权建国前,越南北方一直是中国封建王朝统治下的地区。早在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前2世纪,中原的铁制农具、牛耕和手工技术,就开始传入越南北方。秦末汉初,用转盘制陶的技术传入越南。养蚕缫丝的技术,也至迟在汉代传入越南。公元3世纪,造纸技术也传到越南。越南人用密香树皮等,制造出“交趾密香纸”,质量很高,且带有香味,很受中原士人欢迎。魏晋时期,在中国制陶术的影响下,越南已能生产精湛的彩釉陶和羊陶半瓷的过渡性陶瓷品。越南的印刷术,也是从中国传去的。前黎朝应天14年(公元1007年),越南黎朝皇帝黎龙铤派遣使团到宋朝,求得雕印本的《九经》和《大藏经》。以后宋朝和元朝所刻印的《藏经),都曾送给越南。越南人学到印刷术后,也刊刻了不少汉译佛经和儒家经典。
在器物方面,中国的产品通过贸易大量进入越南。宋朝时输入占城(今越南中部)的商品有草席、凉伞、绢扇、漆器、瓷器等。中国的器物如瓷碗、绫绢、纻丝等,都深受当地居民欢迎越南的古建筑,如城市、宫殿、亭台楼阁等,也深受中国古代建筑的影响。越南古都升龙,就是在古代城市龙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汉代设交州刺史冶龙编,公元866年,唐将高骈筑大罗城于龙编。后来的升龙,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到近代称为河内。
中国物质文化传入柬埔寨,已有近2000年的历史。公元3世纪初,吴国孙权曾派遣康秦和朱应到扶南国(在今柬埔寨境内)。由于康泰和朱应的建议,当地居民的一些习俗有很大的改变,腰间开始围“横幅”。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的纺织品、麻织品、陶器、金属制品,已大量输往柬埔寨。唐宋时期,中国又向柬埔寨出口金银、瓷器、缎锦、凉伞、皮鼓、酒、糖等,这些物品丰富了当地居民的物质生活,极受欢迎,以致追逐“唐货”(中国货)成为一时风尚。元代中国与柬埔寨的物质文化交流,规模更大。温州人周达观在1296年到1297年到真腊(今柬埔寨),目睹了中国物质文化对柬埔寨的影响。他说,柬埔寨人以中国的金银饰物为第一等珍品,其次是五色缣帛、江苏的锡镴。其他物品如温州的漆盘、泉州的青瓷、明州的草席,以及纸张、麻布、雨伞、铁锅、木梳、簸箕、硫黄、硝石、桐油、针线杂货等,都无不受当地居民喜爱。当地人盛饭,也喜欢用中国的瓷盘和铜盘。明代皇帝以回赠礼品的形式,把大量的丝、棉织品和瓷器,交流到柬埔寨,仅在朱元璋当皇帝时洪武十六年(公元1383年),明朝使团就给真腊国王带去金文绮32匹,瓷器19000件。
中国的物质文化传入缅甸,也是相当早的事情。距今两千多年前开辟的由四川经云南进入缅甸、印度的“南方陆上丝绸之路”,对于中国文化传入缅甸曾起过重要的作用。中国丝绸很早就输出到缅甸,用中国丝绸缝制的衣服,在古代就为缅甸人民所喜爱。中国唐代的古籍中就已有“骠国(公元1至9世纪的缅甸古国)妇女披罗缎”的记载。古代缅甸手工业不发达,钢、铣、铜镙、铁锅、剪刀、缝衣针、瓷器等,也大量从中国输入,尤以明清两代为盛,直接方便了缅甸人民的生产、生活。两国人民频繁交往,许多瓜果蔬菜,如石榴、辣椒、卷心菜等,都由中国传入缅甸。有的瓜果蔬菜,还直接冠以缅语“德由”(意为“中国”),以示来自中国,如芹菜、韭菜、油菜、蚕豆及荔枝、红枣、枇杷、杨梅、柿子等。“包子”“饵鈌”“米线”等食品的名称,则借用了云南方言,说明其传自云南。从中国传入的这些瓜果、蔬菜、食品,大大地丰富了缅甸人民的物质生活。
泰国也在很早就受到中国物质文明的影响。从元代到清代,中泰海路贸易的规模一直很大,超过同期中国与越南、缅甸的贸易。泰国宫廷和民间所需的物资,特别是丝绸、瓷器和铜,都从中国输入。泰国古代的手工业技术,也在多方面受到中国的影响。元代,中国工匠到泰国,传入烧制瓷器的技术。后来泰国有名的宋加禄瓷器,就是在吸收中国烧瓷技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明初至清中叶,中国造船工业发达,高超的运船技艺由华侨传到泰国。当时泰国的木船设计和制造都模仿中国。泰国民间使用的器物特别是铜器,也特请中国广东等地的工匠代为加工打制。'
中南半岛上的内陆国家——老挝,也在多方面受到中国物质文明的影响。在古代中老贸易中,中国的丝绸、瓷器大量输入老挝;酿酒、养蚕、烘茶、丝织等技术,也从中国传入老挝。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物质文化,也受到中国文明的广泛影响。19世纪以后,中国福建、广东两省的居民,大批来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带去了中国的物质文明。现在,在新加坡总人口中,华人占了3/4,马来西亚华人也占人口总数的1/3。
对东方制度文明的影响
古代中国在制度文明方面,也是先进的,适应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的。因此,中国封建社会的文明,特别是中国唐代所确立的制度文明,包括官制、学制、法制、礼制、田制和税制,为周边国家主要是日本、朝鲜和越南所欣赏、羡慕、学习和模仿。中国制度文明对周边国家的影响,是中国文化对东方文明影响的又一个重要方面;对被影响国家的历史发展,起过重要的作用。
日本是最早较为全面地学习和模仿中国唐代制度文明的国家。日本大化革新的主要内容,就是学习唐代的先进制度,确立适应当时日本封建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各个方面的制度。这次革新从公元650年(大化元年)开始,到701年(大宝元年)颁布《大宝律令》才告完成。大化革新所确立的各项制度,明显地受到唐代法令、制度的巨大影。
在官制方向,日本在大化革新后所形成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机构,中央设置太政大臣、左大臣、右大臣,相当于唐朝的太师、太傅、太保;中央设有中务、式部、治部、民部、兵部、刑部、大藏、宫内八省,也采纳了唐朝的三省八部制而又有改进。此外,大纳言、弹正台、五卫府、国司、郡司等,都直接根据唐制移植到日本。地方官员如国司、郡司等,都由中央政府任命。
在教育制度方面,早在公元3世纪末,朝鲜半岛上百济国的汉学家王仁到日本,带去《论语》等着作,入日本宫廷为汉学教师,日本古代比较正规的宫廷教育由此兴起。但比较完整的学制,形成于大化革新时期。大中兄皇子即位(天智天皇)后,始设大学于京都,隶属于式部,入学者称博士学生;国有国学,隶属于国司。大学内设明经道和纪传道等课程,教育内容从汉文书籍如《礼记》、《春秋》、《左传)、《毛诗》、《周礼》、《周易》、《论语》、《文选》、《史记》、《汉书》等为主。平安时代(公元794——1192年)以后,汉文教育曾趋衰落,但在江户时期(公元1603——1868年),儒学特别是朱熹的理学,对日本教育仍有很大的影响。
日本中古时代的刑罚分笞、杖、徒、流、死五等,又有六议(议亲、故、贤、能、功、贵)八虐(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义)等,均由唐代的五刑、八议、十恶蜕化而来,不过较为简约。
大化革新所确立的田制与税制,也力效唐制,规定全国土地为天皇(国家)公地,实行班田收授法,受田者负担租庸调:租为田租,交纳稻米;庸为徭役,调为贡物,一般交纳绢布。
日本中古时代的礼制,也仿唐制。嵯峨天皇在公元818年下诏说,“朝会之礼,常服之制,拜跪之等,不分男女,一准唐仪。”
古代朝鲜的制度,也深受中国制度文明的影响。早在三国时期,朝鲜半岛上的高句丽、百济和新罗就开始学习中国的制度文化。公元6世纪,百济曾派人见梁武帝,请求梁朝派遣讲授《三礼》、《毛诗》的博士。唐时,这三个国家更加主动地学习唐朝的制度文化。公元648年,新罗女王真德派子文王、侄春秋来中国,“请改章服,从中国制。”来唐的朝鲜留学生也络绎不绝。仅在840年,新罗在唐学成回国的留学生就达105人。10世纪高丽统一朝鲜半岛后,在各方面都积极吸收中国唐、宋时代的制度。
在行政制度方面,新罗也仿效唐朝,实行中央集权制,朝官有宰相、侍中、司农卿、太府令等。高丽时期,确立了完整的中央集权制。中央机关的核心是三省,即内史门下省、尚书都省和三司,执行机关为六部,即吏部、兵部、户部、刑部、礼部、工部。地方行政为道、府、郡、县四级制,分别以按察使、府使、郡守、县令为各级地方官。这套中央集权的行政制度,几乎完全同于唐制。
在教育制度方面,公元4世纪时,高句丽就设太学,教贵族子弟学汉字和懦家经典。公元682年,新罗在首都设立国学。高丽王朝时期(公元918——1392年),儒学成为教育的基本内容,科举制度成为基本的教育制度。公元930年,太祖王建在西京创立学校,设立学博士,实施儒家教育。958年,王建采纳留居朝鲜的后周武胜军节度巡官双冀的建议,开科取士,施行科举制度。此后数百年,科举制度成为选拔人才官员的主要方式。992年,高丽又在首都开京设立最高学府国子监。1109年,又扩充国子监,设立7个专业。1392年李朝建立后,基本上承袭了高丽时的教育制度。
朝鲜封建社会的田制和税制,也深受唐朝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影响。公元722年,新罗对国家直接管辖的农民实行丁田制(以丁授田)和租庸调制。高丽立国后,竭力加强国家对全国土地的支配权,用法律固定下来,于926年起实行田柴科制度,对全部耕地和山林进行登记,统一规定了各级官员和其他吏员的收租权,也规定了授予每个服兵役者的府兵团为十五结(三十三步见方为一结)。
越南中古时代的许多制度,也是在中国的影响下形成的,而且,中国制度文明对中古越南的影响,在某些方面超过了对日本、朝鲜的影响。这种情况,与越南北方地区在公元10世纪之前一直是中国封建王朝统治下的郡县,也不无关系。
‘捌’ 中国建筑发展史
1、夏商周
最早的建筑就地取材,筑土构木、建房架屋,大致上有以下三种形式:干阑式-长江流域,潮湿多雨,人居楼上因地制宜;木骨泥墙式-黄河流域,伞架方式,圆形结构;夯土墙-奴隶时代,与青铜器时代制度有关。
2、春秋战国、秦汉
西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大帝国,并且在咸阳修筑都城、宫殿、陵墓。今人从阿房宫遗址和始皇陵东侧大规模的兵马俑列队埋坑,可以想见当时建筑之宏大雄伟。此外,修筑驰道,筑长城,凿灵渠。
汉代继秦又进入大规模营造建筑时期。汉武帝刘彻先后五次大规模修筑长城,开拓通往西亚的丝绸之路。西汉末年还在长安南郊建造明堂、辟雍。东汉光武帝刘秀依东周都城故址营建了洛阳城及其宫殿。
3、魏晋南北朝
代表建筑:龙门石窟 云冈石窟 敦煌莫高窟
两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民族大融合时期,此期间,传统建筑持续发展,并有佛教建筑传入。东汉时传入中国的佛教此时发展起来,南北政权广建佛寺,一时间佛教寺塔盛行。
据记载,北魏建有佛寺三万多所,仅洛阳就建有一千三百六十七寺。南朝都城建康也建有佛寺五百多所。有大同云冈石窟、敦煌莫高窟、天水麦积山石窟、洛阳龙门石窟等。这一时期的中国建筑,融进了许多传自印度、西亚的建筑形制与风格。
4、隋唐
代表性建筑:隋唐洛阳城 赵州桥 大雁塔
隋朝修建了都城大兴城,营造了东都洛阳,经营了长江下游的江都。开凿了长约2500公里的大运河。还动用百万人力,修筑万里长城。炀帝时期,名匠李春在现今河北赵县修建了一座世界上最早的敞肩券大石桥安济桥。
唐代在都城和地方城镇兴建了大量寺塔、道观,并继承前代续凿石窟佛寺,遗留至今的有着名的五台山佛光寺大殿、南禅寺佛殿、西安慈恩寺大雁塔、大理千寻塔,以及一些石窟寺等。
5、宋、辽、金时期
在建筑艺术方面,自北宋起,就一变唐代宏大雄浑的气势,而向细腻、纤巧方面发展,建筑装饰也更加讲究。北宋崇宁二年,朝廷颁布并刊行了《营造法式》。这是一部有关建筑设计和施工的规范书,是一部完善的建筑技术专书。
6、元、明、清
代表性建筑:故宫 明孝陵
元代营建大都及宫殿,明代营造南、北两京及宫殿。在建筑布局方面,较之宋代更为成熟、合理。明清时期大事兴建帝王私家园林,形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造园高潮。
明清两代距今最近,许多建筑保留至今,如京城宫殿、园林,两朝的帝陵,江南的园林,遍及全国的佛教寺塔、道教宫观,及民间住居、城垣建筑等,构成了中国古代建筑史的光辉华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