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如何对待中国空军

㈠ 二战时中日空战战损比

抗战初期，由于日军的战斗机性能不如当时中国空军和苏联援华飞行队使用的伊-15和伊-16.而且苏联飞行员直接参加战斗，所以中日空战的交换比并不难看，获得过如二.一八武汉大空战取得11比5的这样不错的战绩。不过后来由于日军装备了先进的零式战斗机，以及由于日苏合约签订后苏联飞行员不再直接参加空战，中日空战的对比开始向日本倾斜，四一年上半年的空战对比日军获得了99比0的压倒性胜利。直到国民政府从美国雇佣的前美国飞行员组成的飞虎队的到来才使得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到战争后期由于日军将大部分空战力量抽调到本土和东南亚作战，爆发空战的几率大幅度降低，此时中国的天空已经在以美国空军为主组成的中美空军的控制之下了。

㈡ 抗日战争的细节——中国空军

言归正传。此时，中国空军手里，除了霍克外，还有雪腊克、道格拉斯、诺斯罗普等型号的驱逐机、攻击机和轰炸机，主要是从美国购买的，从性能上说并不落后，但却是打一架少一架。所以，中国青年英雄们有一个想法：怎么在牺牲前给日机最大的杀伤。当时他们只有二十三四岁。

在中国空军出动飞机轰炸了日军阵地和军舰后，日本鹿屋航空队的18架九六式轰炸机也升空了，9架扑向安徽广德机场，9架飞向杭州笕桥机场。每架飞机携2枚250公斤的炸弹。原定第一波攻击中国的是驻日本大村的木更津航空队和在上海外海马鞍群岛三艘航母上的海军航空队，但由于气象原因无法起飞。

8月14日午后，第一轮中日空战开始了。

发现日机后，中国空军第4航空大队大队长、吉林青年高志航(法国航校毕业，吉林通化人)立即带队起飞迎敌，在杭州笕桥上空，你来我往，几分钟后，一架飞机拖着长烟掉了下去。

不是中国的！

中国人第一次击落日本战机，自高志航始！在随后十多分钟的激战中，又有两架日机被击落，击落第二架日机的是辽宁青年李桂丹(笕桥航校2期，辽宁新民人)，中国这边人机无一伤亡！

日本人惊了。

中国人也惊了。

中日空军首次接战，日本人完败。蒋介石异常兴奋，问第一架日机是不是高志航打下来的？

高志航早年在东北军航空队服役，九一八事变后，辗转到笕桥。由于九一八事变的不抵抗，导致当时南方这边歧视东北人，航校的很多学员认为高是个间谍。那段时间，高志航可以说是忍辱负重。就是在笕桥这段时间，高苦练飞行技能，到中日开战前，已成为中国空军飞行员里技术最好的。蒋介石五十寿辰时，中国空军助兴表演，高志航的飞行技术叫蒋介石为之大声叫好，随后立即接见了高，并把自己的专机“天窗号”奖给他。

上海开战前，高志航本来率第4大队飞向山西，支援华北作战，但到河南周家口机场时，得到命令，紧急返回笕桥待命，后来很多人说是高杀敌心切，自己飞回来的，其实并不准确。此时，在华东的第5大队驻扬州机场，第3大队驻句容机场。

现在，在高空把日本人打蒙了，日本人嘀咕：不会是苏联人帮中国空军来了吧？或者是美国人？总之他们不相信这一切。转天一早，从马鞍群岛附近的“加贺”号航母上起飞的16架轰炸机由29架驱逐机护航，再次奔袭杭州。高志航率队再次击落日机3架，6：0！随后反追日机至曹娥江，又打下来2架，四川青年乐以琴(笕桥航校3期，四川芦山人)一战成名，驾驶2204号霍克战斗机的他，在杭州创造了一人击落5架敌机的纪录。与乐以琴保持同样纪录的，还有驾驶2401号战机的辽宁青年刘粹刚(笕桥航校2期，辽宁昌图人)。

除此之外，毛赢初(毛邦初之弟)、王荫华、吕基淳、董明德、梁添成(马来西亚归侨)等人分别击落2架敌机，击落1架敌机的更是大有人在。

此时，毕业于清华大学的湖北青年沈崇诲(笕桥航校3期，湖北武汉人)，正驾驶着轰炸机从安徽广德机场升空，在没战斗机护航的情况下冒险而进，去袭击黄浦江上的日舰。但到长江口时，座机出现故障，危急中，沈崇诲绕向浦东，想叫同机的陈锡纯(笕桥航校5期，湖南望城人)跳伞到中国军队的阵地，自己驾机直撞日舰，但被陈拒绝。就这样，沈崇诲和陈锡纯同机穿过日军的高射火力网，猛然撞向日舰。那天是1937年8月18日。

沈崇诲殉国前两天，辽宁青年阎海文(笕桥航校6期，辽宁北镇人)在驾机轰炸日军陆战队司令部时，被楼顶上的高射炮击中。阎海文跳伞后，落到了日军阵地。日军特别想生俘一个中国飞行员，看看重创他们空军的这些人到底是什么样子。所以阎海文一落地，鬼子就包围上来。阎海文手里握着手枪两把，盯着由远而近的日军，连打三枪，前面两个日军倒下。日军指挥官有意捉活的，所以士兵仍没开枪。你不打，好，我打，阎海文又是两枪，又报销了两个日军。

最后的子弹，阎海文留给了自己。

几天前，高志航被蒋介石惊为神人。

但实际上哪有神人，有的只是长空中一个个普通的中国青年誓死报国的情怀而已。沈崇诲、陈锡纯、阎海文之后，为国捐躯的还有：梁鸿云(笕桥航校3期，山东栖霞人)、任云阁(笕桥航校6期，河北文安人)、谭文(笕桥航校3期，山东海阳人)、刘粹刚(10月殉国于山西)、高志航(11月殉国于河南周家口)、乐以琴(12月战死于南京)、李桂丹(转年战死于武汉)……

㈢ 1940年一架中国飞机是怎么挑战三十二架日本飞机的

日军保存着一段录像，它记录了一架中国飞机是怎么挑战三十二架日本飞机的。
[ 转自铁血社区 ]

1940年，日军组织了一次对成都的空袭，出动了三十二架九七式重型轰炸机。此时，按照日军的统计，中国空军应该已经没有战斗力了。为了宣扬这次轰炸，他们在行动之前特意请了记者小柳和八木登上轰炸机，带着摄像机准备拍摄轰炸情景。
小柳次一，福冈县人，曾连续八年以陆军报道部嘱托的身份担任日军随军摄影记者。先后到过中国，菲律宾，千岛群岛等地。在战争结束的时候，他没有按照日本军部最后的命令销毁所有胶片，以其拍摄的照片为主出版了《从军五千公里的历程》，《从军记者的战争》等，并在横滨和平祈愿馆等地举办过影展，1994年病逝。这一段镜头，是小柳在奉命拍摄轰炸成都影片时的“意外收获”。
当时成都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我们的空军本来就处于劣势，而且警报预警做得不够好，使我方经常遭到意外损失。到1940年，中国空军几乎荡然无存。

这种情况下，日军认为这次轰炸应该是一次很轻松的任务。但当日军飞到成都上空，发现有一架中国战斗机起飞迎战——仅仅一架，从空中如陨石一般凌空俯冲向三十二架日军轰炸机组成的机群。他在乱军中选择了自己的目标，恰好就是小柳和八木所在的轰炸机。所以，他单枪匹马如赵子龙般的雄姿被永远地记录在日本记者的电影胶片中。
他率先对敌机发起攻击，但当发现自己的机枪威力太小，打不下日军大型轰炸机后，日军惊恐地看到——这架中国飞机撞了过来。从拍摄画面来看，日本轰炸机发现危险后立即右转，两架飞机平行飞行了好几秒，中国战机好像悬停在了空中。可以看出，这是一架双翼战斗机——这意味着它的起落架是不能收放的，这在二战中已经是很落后的机型了。

日军机群的拦阻火力拦不住这架艺高人胆大的中国战斗机，小柳的镜头里，满是这架战斗机射出的曳光弹的轨迹。这一次的射击没有落空，但日本轰炸机并没有被击中要害，那架中国战斗机似乎不肯甘心，一直打到极近的距离仍在开火——小柳在事后写的旁白中说这架中国战斗机在“离我们只有几米的距离”与其擦肩而过。

当时，这名中国飞行员就是开着一架如此落后的双翼飞机在三十二架日军飞机机群里穿梭攻击。首先，数量上1：32；其次，中国飞机只有机枪，很难打下日军的重型轰炸机，这使战斗还没打响，胜负的天平就已经倾斜。但这个中国人仍然无畏地杀入日军机阵中英勇冲杀。他在日军飞机中左冲右突，而后突围而走。

我非常好奇这个中国英雄到底是谁？查找资料后发现，他应该是一名中国空军航校的教官。日本人的情报非常准确，轰炸成都的时候，中国的空军战斗部队真的已经没有飞机了。这名教官驾着自己的教练机起飞迎战。他在回忆录中写了当时的事情。他没有重点写自己飞上天怎么与日军纠缠，也没有计算自己是否能够侥幸生还。他还有一句话：“我的学生都战死了，现在该我这个老师上去了。”
这一句话让我们知道了抗日战争时候的中国人是以什么样的心态投入战斗。抗战对于中国人来说，不是为一家一姓而战，而是一场捍卫我们文明的战争。

㈣ 在徐州会战接近尾声时，中国空军到日本进行“纸片轰炸”事件是怎样的

“纸片轰炸”发生在徐州陷落的当天。

徐州会战失利后，侵华日军越来越猖狂，日军飞机对武汉、重庆、广州的轰炸也越来越频繁。国民政府召开最高军事会议时，有人提出，中国应该对日军占领徐州作出强烈反应，在这个时候，一定要千方百计打击侵华日军的嚣张气焰，要激励全国军民的抗日热情。在日军的强大攻势面前，中国采用什么方法打击日寇？这是一个难题。

有人说：日军飞机对中国的大城市狂轰滥炸，中国空军就不能轰炸日本本土吗？

有人说：中国是文明古国，是礼仪之邦，不能像日本法西斯那样，滥杀无辜。

有人说：“七七”事变以来，日军残暴地屠杀中国人民，侵占中国大片领土，中华民族遭受了巨大灾难。日本本土并非固若金汤，我们为什么不能让日本当局尝尝中国人的炸弹？

有人提出：空军能担任远航日本的重任吗？国民政府的空军组建以来，还没有作过如此远距离的飞行呢！

这次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决定秘密派飞机到日本，不投炸弹，只投掷宣传弹；并责成航空委员会军令厅选定远征日本的空勤人员。

蒋介石的外籍顾问端纳得知中国空军要远航日本，连连摇头，说：去日本？中国飞行员没有这个能力，应该聘请一位美国飞行员。

经过协商，美国飞行员选定了。但这位飞行员狮子大开口，远航日本一趟，必须给他10万美金。那时候，10万美金约合40万大洋。这不仅是要价高，也是对中国飞行员的藐视。

在这种情况下，国民政府有关部门决定，把远航日本的任务交给空军第14中队中队长徐焕升。徐焕升是笕桥航校第1期毕业生，曾经到德国学习，能担当此任。随徐焕升编队飞行的僚机由佟彦博驾驶。佟彦博是笕桥航校第3期的毕业生，曾经担任蒋介石的专机驾驶员。

5月19日15时23分，徐焕升驾驶1403号长机，佟彦博驾驶1404号僚机，悄悄地从汉口机场起飞了。这两架美制“马丁”B-10B轰炸机运载着100万份宣传单，经过2小时飞行，按预定计划到达宁波栋社机场加油，于23时48分起飞，向日本飞去。

领队远征日本长崎、佐世保等地胜利归来的中国空军第14中队队长徐焕升。

“马丁”B-10B轰炸机翼展21.49米，机长13.63米，装有两台功率为775马力的发动机，可携带1025公斤炸弹，最大时速为343公里，升限7300米，航程900公里。这是经过充分准备的两架飞机。5月20日凌晨2时45分，中国飞机飞临长崎上空，撒下传单，再向日本的福冈、九州等一些城市飞去。

随着中国飞机B-10B的一阵阵轰鸣声，宣传单雪片似的飘落下去。徐焕升和佟彦博及时向国内反馈信息：空中没有拦阻，探照灯柱到处可见，高射炮火密集射来……

那夜，日本的长崎、九州等城市的市民们惊恐万状，军方束手无策。狂妄的军国主义者万万没有想到，中国空军的飞机能飞到日本领土上。当他们看到中国空军撤下的传单时，日本举国骚然。

㈤ 一架中国飞机是怎么挑战三十二架日本飞机的

抗日战争期间，日本记者拍摄并留下了这段让我们今天看了都忍不住流泪的悲壮影像！时长7分钟，强烈建议看视频你自己在网上搜索视频看 看文字的很少 望采纳

记录了一架中国飞机是怎么挑战三十二架日本飞机的。

1940年，为了逼迫中国投降，日军连续组织对重庆、成都等地进行战略空袭，给中国军民造成巨大损失。7月24日，日军华中派遣军出动了32架重型轰炸机对成都进行空袭。这次空袭有些特殊，因为日军竟然在其中一架轰炸机上配置了一个摄影组。按照日军的统计，经过连续战斗，在成都的中国空军已经丧失了战斗力。为了宣扬轰炸效果，他们在出动之前派遣战地记者小柳和八木登上其中一架轰炸机，带着摄影机准备拍摄轰炸场景，作为新闻片向日本本土的国民播放。

送两名记者登机的时候，日军认为这次轰炸应该是一次很轻松的任务。

31架日本陆航轰炸机组成一个近似三角形的大型编队——由于航程的原因，日军未出动战斗机为其护航。两名日本记者所在的飞机则在编队侧面单独行动，拍下了不少“威风凛凛”的镜头。

当轰炸机群即将飞到成都上空之际，一声警报打断了他们。日军射击手匆忙开启自卫机枪的保险，慌乱地四面张望——中国战斗机起飞迎战了！

转眼间，一架中国战斗机便出现在日机编队的斜上方——仅仅一架。在这场1对32的对决中，那架中国战斗机动作坚决果断，从高空似陨石一般凌空扑向32架日军轰炸机组成的机群，犹如赵子龙冲向长坂坡一样。

每架日军轰炸机都在拼命朝它开火，但中国战斗机轻灵的动作让所有日军飞机无法有效打中目标。

纵向击穿整个日军阵容后，这架飞机一个转向，第二次冲锋竟然直冲小柳和八木乘坐的轰炸机。

可能因为日本这架轰炸机孤独存在于阵外，使中国飞行员误认为它是日军的指挥机，本着“擒贼先擒王”的理念，立即把它作为了自己的目标。

这架双翼战斗机射出的子弹打得日军轰炸机上的零件都脱落了，但无法击落。

就在日军飞行员庆幸运气还好的时候，这架中国战斗机灵活地一转身，又从左侧转身扑了过来，目标依然是小柳和八木乘坐的轰炸机。

这一次的射击没有落空，但日军轰炸机仍没有被击中要害，那架中国战斗机似乎不肯甘心，竟然笔直地撞向日军轰炸机。

日军飞行员本能地向右转舵，避开撞击，两架飞机一时在空中出现了相对静止的状态，中国战斗机仿佛悬停在日军机窗达几秒之久。小柳在事后写的旁白中讲道，这架中国战斗机在“离我们只有几米的距离”与其座机擦肩而过。

中国战斗机没有结束自己的战斗，它放弃攻击小柳和八木乘坐的轰炸机，再次杀入日军轰炸机编队。战机在日军机群中左冲右突，然后突围而走，在又一阵混战之后消失在蓝天之中。

即使在这么多飞机的围攻下，这架飞机最后被查到是生还的！

经过对资料的认真调查，最后查到这架飞机的驾驶者是一名中国空军航校的李姓教官。在那一天，成都的中国空军，只有他一个人的起飞记录。

他在这次战斗中生还后转入战斗部队，成为中国空军第四大队，即志航大队的大队长，抗战期间共击落日机4架。

㈥ 中国空军的“纸片轰炸”对日本的影响究竟有多大

1938年5月20日凌晨，日本九州熊本县和鹿儿岛县的民众被天空中传来的巨大引擎声惊醒。但是事发突然，日军的本土防空力量来不及做出反应，也没有战斗机及时升空拦截，任由中国飞行员投下所有传单后离去。 随后日本警察的和宪兵迅速出动，要求居民必须全部上缴传单，并且在九州展开了大范围的搜缴传单的行动，然而效果甚微。

在1938年日本军国主义的统治下，在最为艰难的战争岁月里，参加这次“纸片轰炸”勇敢的中国飞行员以坚定的信念和无比的勇气不仅鼓舞了全国的抗战军民。还鼓励了一批具有正义感的日本民众，这些日本民众冒着被日本警察捕杀的风险，写下“杀死天皇”、“蒋介石是世界伟人”这样的标语。这些标语足以证明，中国空军的这次“纸片轰炸”意义足以记入史册。

㈦ 国军曾对日本本土进行“轰炸”，日军是如何应对的

1938年5月，台儿庄战场上的硝烟正逐渐散尽，中国军队虽然取得了台儿庄战役的胜利，但日本人却从未觉得自己从台儿庄撤退是“战败”，最多也只是“失利”。

当时日本陆军部的将军们都坚持认为，台儿庄战役从战争全局来看，也只是一次出击失利，而此次失利也根本不会影响早已设定的侵华战略。

时任日本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稻田正纯也在日后的回忆中说过：“濑谷、坂本两支队自台儿庄后退问题，从战况看是当然的”，甚至稻田正纯还用略带质问的口气质疑他们为何没有早一点儿后退。

岛国日本敢于亮剑泱泱华夏，若非得到全体国民的拥戴而举全国之力，又怎敢为之？

国军的“纸片轰炸”或许会让日本人感到意外，毕竟日本人绝不会想到1938年的国军飞机还有能力远涉重洋飞到日本本土的上空，但他们也不会因此而产生任何的退怯心理。对于中国战场的前景，他们还是非常乐观的，而他们的乐观与蒋介石的乐观有着本质的区别，蒋介石的乐观类似于鲁迅笔下的“阿Q”，阿Q除了乐观值得称道外一无是处，而日本人的乐观却是基于明治维新后几十年积累下来的强大国力。

更为讽刺的是，就在国军飞机起飞的那一天，日军顺利占领了徐州，之后日军一鼓作气进逼河南，而为了阻止日军南下，国民政府下令炸开花园口黄河大坝。花园口决堤虽然短暂的阻挡了日军进攻的脚步，但上千万民众受灾，上百万百姓因此而失去生命也是不争的事实。

而国军的“纸片轰炸”还是没能阻止日军进攻的脚步，没多久武汉会战爆发，武汉沦陷。

所以说，从古至今，任何手段的威慑都必须建立在自身实力强大这一基础之上才能达到既定的效果，如果脱离这一基础，那就是一场可笑的闹剧。

最后，我想说的是，虽然国军“纸片轰炸”的行为没有太大的意义，但执行这场任务的国军将士们还是非常英勇的，他们毫无疑问也是众多抗日英雄中的一分子，值得大家所铭记，这里列举一下当时执行那次任务的人员名单：时任中国空军第14队队长徐焕升，副队长佟彦博，飞行员蒋绍禹，苏光华，通信员陈光斗，吴积冲，领航员雷天春，刘荣光，其中佟彦博，苏光华，雷天春和吴积冲都在后来的对日作战中殉国。

㈧ 二战时中国空军怎么样

抗战爆发前：
空军实力:中国飞机600 日本1600 (日本年产飞机能力1580,其后随着战争规模的加大，日本加大了飞机的产量，高峰期间一年上万,.中国却接近为零)

中国空军当时正处于初建阶段，实力远逊于日本。当时共有各种飞机600架，其中作战飞机仅305架，因为依赖进口，缺乏零件的缘故，在抗战爆发时能够投入战斗的飞机仅223架，共编为31个中队。

日本当时没有独立的空军，航空兵分别属于陆军和海军。陆军共有54个作战飞行中队，其中战斗机中队22个，轻轰炸机中队6个，重轰炸机中队8个，侦察机中队15个，轰炸、侦察混合中队3个。陆军航空兵团共有作战飞机约960架。日本海军陆基和舰载作战飞机共计640架。

抗战前期1937-1941年
1937年，中国空军对日作战成绩斐然，但由于自身家底薄弱，很快于年底即装备、人员即消耗殆尽。
苏联援华：1937年11月组成苏联志愿航空队援华作战，直至1941年6月，由于苏德战争爆发，大规模援华中断，这期间，苏联先后向中国出售1285架飞机及其他作战物资。苏联政府还帮助中国建立了航空物资供应站、飞机修配厂和航校、训练基地，以轮换方式分批派遣军事顾问，连同各种空、地勤技术人员共计5000余人，训练中国飞行员和地勤人员，雪中送炭，使得中国空军起死回生。
该期间中国空军实力比原来有很大的提高，但在日军的巨大优势面前，逐渐损失殆尽，特别是飞行员损失严重。
抗战后期1941-1945年
美国援华：1941年8月1日，陈纳德率领中国空军美国志愿大队参加抗战，1942年7月3日，陈纳德根据美国陆军部和蒋介石的命令，解散美国航空志愿队，而以志愿队部分队员为主组建隶属美国陆军第10航空队的第23大队。美国航空志愿队解散之后，飞虎队所留飞机和人员归并美国陆军航空队第23大队，与派驻中国的第16战斗机中队组成美国空军驻华特谴队，隶属美国陆军第10航空队，美国驻华空军特遣队的骨干力量。1943年3月10日，美国陆军航空队将驻华特谴队编为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陈纳德晋升少将司令。协助组建中国空军,对日作战。
随着双方力量对比的改变，空战局面逐步好转，至1945年已夺回制空权。

㈨ 二战期间，中国有没有空军

看看这篇文章，二战时我国空军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有过卓越表现。

我以我血荐轩辕——记抗战时期的中国空军 -----------------------------------------------------
侯文强

编者按：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各族人民八年抗战，浴血斗争，用血肉赢得的自鸦片战争以来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伟大贡献。为了传承民族精神，勿忘国耻，珍惜和平，本刊特组织编发此文，以缅怀先烈、告慰英灵。

这是一场力量对比悬殊的惨烈撕杀，空中洒满了中国蓝天勇士们的鲜血；

这是一场关系民族存亡的生死较量，中国之鹰第一次在空中开辟了反侵略斗争的新战场；

这是一场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唯一取得完全胜利的反侵略战争，年轻的中国空军在空中为侵略者准备了一个又一个坟墓。

历史锁定在1937年8月14日，也就是“八•一三”事变爆发后的第二天，中国空军奋起抗击，在长江江面追逐敌舰、在杭州上空勇杀飞贼，并以6∶0的空战战绩给了日本侵略者一记响亮的耳光：中国不可辱，中国军队不可辱，中国空军更不可辱。3年后，国民政府将8月14日定为中国的空军节。

在随后长达8年的铁血抗战中，从东海之滨到万里长江，从九州岛上空到喜马拉雅山之巅，到处留下了中国雄鹰战斗的影子。8年间，中国空军不仅以骄人战绩，更以中国空军独有的战斗精神风貌，感动了四万万中国军民。

以劣抗优，屡挫强敌

中日空中开战之初，中国飞行员都是没有空战经验的新手，战术、技术水平还十分稚嫩，中国最先进的战斗机（当时习惯称之为驱逐机）也是多年前从美国引进的霍克－3；而首先挑衅中国空军的是自夸为“虎之子”的日本海军第一联合航空队，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其属下的木更津航空队，更是号称日本空中力量精锐中的精锐。

也许是因为受外族欺压越久，心中复仇的怒火越强烈。抗战一爆发，初生牛犊不怕虎的中国空军就和经验丰富的日本空军（日本空中力量分为陆军航空兵和海军航空兵）在空中拼起了“刺刀”。

中国空军继取得“八•一四”空战大捷后，在随后的两天内又在华东上空连续痛歼来犯飞贼，取得“八•一五” 、“八•一六”空战大捷。短短3天时间，第一联合航空队38架新型九六式攻击机就被中国空军击落18架。华东上空简直成了侵略者的空中墓地。日本媒体发出 “中国已非昔日之支那”的哀叹！而在前几天，不可一世的日本空军还不承认中国空军的存在！

在激烈的空战中，一个又一个优秀飞行员在血与火的较量中脱颖而出。特别是四大队分队长乐以琴，在“八•一五”空战中驾驶2204号战机左右开弓，弹无虚发，一连击中4架日机，打得日本飞行员魂飞魄散。从此，日本飞行员称乐以琴为“空中赵子龙”，只要遇到2204号战机，就主动避开，从不敢与之单独交锋。

继连续击落3架敌机后，9月26日，伤势未愈的四大队长高志航，又在南京空战中挑落号称日本“四大天王”之一的山下七郎大尉。山下七郎也被中国军民生擒。

高志航一时被誉为中国的“空军军神”。其领导的四大队也屡次大败木更津航空队。对于高志航的出色表现，日本也佩服得五体投地，称其为“中国空军最有价值的飞行员、指挥员”。日本飞行员出发前都要发誓说：“我要做了亏心事，出门就碰上高志航”。面对中国空军在蓝天筑造的铜墙铁壁，木更津航空队队长石井义大佐多次受到上司斥责却又一筹莫展，最后以剖腹自杀交差。

10月6日，换装新型九六式舰载战斗机的日本海军第二联合航空队，在空袭南京得手后，竟然在南京上空作起了特技表演，羞辱因实力大减未能升空迎战的中国空军。第五大队飞行员刘粹刚怒不可遏，单机起飞迎敌，迅速打下一架日机，其他日机当即抱头鼠窜。当时，南京万人空巷，冒着被日机扫射的危险为刘粹刚喝彩。从此，刘粹刚被誉为 “中国的红武士”。

高志航、乐以琴、刘粹刚，还有后来的梁天成，被合称中国空军的“四大天王”。

在华北战场，9月21日，并非中国空军主力的第二十八中队以7架战机（多为更加落后的霍克－2）在太原上空迎战号称日本陆军航空兵“射击之王”的三轮宽少佐带领的20余架战机。中队长陈其光在3名队友相继中弹牺牲的情况下，毫不畏惧，紧紧咬住三轮宽的长机不放，直到将其击伤，被日军视为 “军宝”的三轮宽在迫降后被中国军民击毙。日本陆军航空兵又受到沉重打击。

挑战极限，力挽狂澜

由于地面部队屡战屡败、中国军民对抗战初期表现出色的中国空军总是抱着特别的期望。而中国空军每到关键时刻总是挺身而出，不断挑战飞行极限，尽可能挽救战局、鼓舞民心士气。但与此同时，以“四大天王”为代表的中国空军精锐也几乎损失殆尽。

1937年10月，在战机即将告罄之际，中国空军驱逐机司令兼四大队长高志航挑选率20名优秀飞行员到兰州接受苏联援助的飞机。日军乘中国空军主力不在，竟然出动150多架飞机轮番轰炸防守上海大场的中国军队，中国守军损失惨重。高志航在兰州听到这一消息后，向苏方代表提出，把一个月新机训练时间缩短到3天。随后几天，高志航先后两次顶风冒雪驾机独闯六盘山，开辟了从兰州直飞西安的六盘线航线。不幸的是， 6架战机在强行穿越六盘山时毁于狂风暴雪之中，机毁人亡。

10月26日，山西沦陷在即，山西军队向南京政府请求空中支援。捉襟见肘的南京政府决定派王牌飞行员刘粹刚率3架战机星夜驰援，以表示中央政府对山西抗战的支持。由于天气恶劣，其他两机相继掉队或返航，刘粹刚仍然单机驰援山西，结果，在一团漆黑中撞到山西高平县的魁星楼，不幸牺牲。

11月11日，上海沦陷在即，华东前线中国空军的驱逐机损失殆尽，无法为轰炸机群护航，第二大队徐卓元副中队长仍然带领3架轰炸机冒险出击日本“龙骧”号航空母舰，将其炸得遍体鳞伤。返航时，3架中国战机遭到日机的截击，二亡一伤，4名机组人员殉国。

12月3日，南京危在旦夕，中国空军仅剩乐以琴、董明德二人起飞迎战数十架日机。乐以琴驾驶战机在日机中走起了凌波微步，致使企图左右夹攻他的两架日机互撞而亡。更多的日机围了上来，乐以琴的战机很快中弹起火。乐以琴在跳伞时为防止给日本人当靶子，打开降落伞较迟，结果触地牺牲。

12月22日，高志航率领的14架战机因连日大雨陷在河南周口机场动弹不得，又因汉奸的告密遭到日机偷袭，大部损失。高志航在连续3次发动飞机未能成功的情况下，毫无躲避之意，壮烈殉国。

尽管损失惨重，中国空军仍时不时发动反击。1938年5月19－20日，第十四中队中队长徐焕升带领2架轰炸机对日本进行“人道远征”、“纸片轰炸”， 先后在日本长崎、福冈上空撒下数百万份传单，震惊世界。徐焕升因此成为二战期间“轰炸”日本本土的第一人，战后被美国《生活》杂志评为二战期间最为着名的12名飞行员之一。徐焕升等人安全归来后，中共中央驻武汉代表处特向勇士们送去“德威并重 智勇双全”锦旗一面。周恩来还在欢迎致词中给予高度评价：“我国的空军，确是个新的神鹰队伍，正因为他们历史短而没有坏的传统，所以民族意识特别浓厚，而能建树了如此多的伟大成绩，这更增加了我们的敬意。”

1942年5月，日军占领缅甸，美国援华物资最后一条陆上通道—滇缅公路被切断。中国空军又和美国空军一道勇闯喜马拉雅山和横断山脉，开辟了从印度汀江到四川宜宾的主航线以及数条支航线。这就是着名的“驼峰航线”。在中国抗战进入最困难的时刻，中、美飞行员不仅为中国抗战空运大批急需物资和军火，还极大地鼓励了重庆方面的抵抗斗志。由于航线极其复杂，气候恶劣，加上日军不时偷袭，到抗战结束前，共有100多名中国机组人员长眠于驼峰航线。

众志成城，同仇敌忾

也许是愤于国民党军队内部长期派系争斗和地域间的歧视，起初，来自奉（包括东北三省）、川、粤、桂等地方的飞行员在抗战爆发后总是要比自视为中央嫡系的江、浙籍飞行员更为勇猛，企图以空战实绩证明自己的飞行技术和对祖国的忠诚，一有空战，往往率先冲入敌阵，损失也格外惨重。

“八•一四”空战爆发后，第一个升空迎敌并首开中国空军抗战期间空战击落敌机纪录的第四大队大队长高志航，便是东北空军出身。

还有一位东北籍飞行员阎海文在抗战爆发后当众发誓：“我是一个流亡者，我要打回东北老家去，要为东北3000万同胞复仇”。8月17日，阎海文在战机起火后跳伞，不幸被风刮到敌阵。日军士兵蜂涌而至，企图抓活的。阎海文从容拨出手枪，连续5枪，射杀5名日兵，然后将最后一颗子弹送进自己的头中。

烈士的鲜血激起了全体中国空军将士的复仇怒火，团结御侮的决心很快取代了内部派系争斗，同为炎黄子孙的血泪取代了地域间的歧视。

高志航因“八一五”空战受伤住院后，浙江籍飞行员王天祥代理第四大队大队长之职继续抗击日军，一周后光荣殉国。阎海文牺牲后的第二天，江苏籍飞行员沈崇诲在战机发生故障后拒绝跳伞或迫降，带着复仇的怒火连人带机撞向敌舰，与之俱沉。尤为可贵的是，中国空军还主动打破军种间的畛域之见，不遗余力地支援地面战斗。

1937年9月18日，为纪念“九•一八”事变6周年，中国空军几乎调动所有能出动的飞机对淞沪日军进行彻夜轰炸，给日军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物资损失。由于中国空军的持续攻击，日军头两个月在上海几乎是寸步难行。

1938年3月，中国军队血战台儿庄，三大队北上增援，第一天就击落敌机2架。第五战区司令李宗仁闻讯后，激动地连说几个“好得很”，连日来饱尝日机轰炸扫射之苦的陆军兄弟无不热泪盈眶。4月初，日军被迫从台儿庄撤退，中国空军又在天上截杀，中国军队终于取得了抗战以来战果最大的一次胜利—台儿庄大捷。4月10日，日本陆军航空兵企图从空战中找回便宜，又被中国空军打得落花流水，曾代表日本空军狂妄地向中国空军下战书的日本王牌飞行员加藤建夫也被击毙，成为中国取得台儿庄大捷锦上添花之笔。

1939年12月27日，中日大战昆仑关最激烈的一天，三大队中队长韦一青在击落一架敌机后不幸中弹牺牲，飞机恰好坠入敌军阵地。陆军第200师官兵看在眼里，怒在心中，一边高呼“把空军兄弟抢回来”，一边冲出掩体，和日军展开激烈的白刃战，不仅夺回了烈士的遗体，也乘势大败日军，最终取得昆仑关大捷。

应该指出的是，抗战期间，中国空军还先后和苏联飞行员、美国飞行员进行了密切的合作，取得了一系列的辉煌战果。仅在1939年10月，中、苏空军两次袭击武汉日本空军基地，就炸毁日机近100架，日本海军第一联合航空队司令原二四三少将等大批空军骨干也被炸得血肉横飞。

1943年以后，中美空军密切合作，重新从日军手中夺回制空权。1944年12月27日，中、美空军16架P－51合作袭击广东，日本陆军航空兵王牌飞行员、飞行第九战队队长役山武久少佐率10架二式战斗机升空作困兽斗，结果9架被击落，役山武久也被击毙。中美空军几乎到了独孤求败的地步。

前赴后继，视死如归

抗战期间，与国民党地面部队降将如毛、降兵如潮场面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空军除1941年9月27日张惕勤胁迫2名机组人员驾驶一架轰炸机投降汪伪政权外（其他二人后来也脱离汪伪空军），无一人一机投敌。在残酷的空战中，中国空军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英雄群体。

继阎海文、沈崇诲壮烈牺牲后，1937年8月25日，六大队飞行员、孤胆英雄高漠单机出上海，遭到日军高炮和飞机的上下夹击。高漠左右穿梭，身上多处受伤，仍然坚持炸弹投完、油料将尽时才从容返航，后终以失血过多牺牲。

高志航殉国后，为纪念这位“空军军神”，中国空军特将第四大队命名为“志航大队”。抗战期间，第四大队继承高志航的战斗精神，前赴后继，又有许多飞行员为国捐躯，其中比较着名的有空战英雄乐以琴、梁添成、李桂丹、陈怀民、郑少愚、周志开（王牌飞行员、青天白日勋章获得者）等数十人。在1938年“二•一八”的第一次武汉大空战中，四大队长李桂丹等5名飞行员英勇牺牲。2月21日，武汉社会各界举行“庆祝空捷、追悼国殇”的万人大集会，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送去“为五千年祖国英勇牺牲，功名不朽”的挽联，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对烈士们的敬意。

在1938年“四•二九”第二次武汉大空战中，年仅22岁的四大队飞行员陈怀民在击落一架敌机后受到5架敌机的围攻，机身多处受伤。正当地面数万同胞为之提心吊胆、高喊“快跳伞”之时，陈怀民毅然开足马力，驾机撞向最近一架日机，两条火龙同时坠向地面。一时山河为之变色，草木为之含悲。6月5日，社会各界在武汉追悼空军阵亡将士英灵，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驻汉办事处献上“义薄云天”横幅一面。中共《解放周刊》还特地作了题为《英勇的中国空军万岁》的时评。

对于中国空军视死如归的精神，就连日军也深为钦佩。在阎海文自杀殉国后，日军特在其牺牲处为其树碑，上书：“支那空军勇士之墓”。1937年10月，在日本东京专门举行了“中国空军勇士阎海文之友展览会”，陈列了烈士的飞行服、降落伞、手枪等遗物，前来参观者络绎不绝。

就军事而言，飞行员的价值远远超过飞机本身，但是面对旧中国航空工业一贫如洗、作战飞机损失一架少一架、日本飞机越打越多越打越新的残酷事实，许多飞行人员在飞机受伤或发生意外故障之时，首先想到的不是跳伞逃生，而是尽量迫降、保全飞机。

在“四•二九”空战中，中国飞行员信寿巽在飞机中弹70余处、机身着火的情况下坚持将飞机安全降落到机场，令来华助战的苏联飞行员也钦佩不已。但是，在残酷的空战中，更多的飞行员，如第五大队副中队长梁鸿云、第6大队飞行员黄文模、高漠等人都是在身负重伤的情况下忍痛迫降或返航，虽然保住了飞机，自己却因失血过多而亡。其中孤胆英雄高漠在一度清醒后，第一件事竟是汇报战斗经过。也有一些飞行员在迫降时遭遇不幸，其中最为悲壮的要数曾击落8架敌机的王牌飞行员袁葆康的迫降。他在飞机起落架被敌人击坏的情况下，仍然坚持迫降，希望能保住飞机，结果机毁人亡。

血战到底，永不言败

器不如人，空军8年抗战总是充满了悲壮，至今让人感到心情十分沉重。

1937年8月15日，中国空军分8批冒雨进攻驻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由于中国缺乏重型轰炸机，轻轰炸机投下的18公斤炸弹仅在敌司令部楼顶上留下几个小洞而已。一个又一个年轻的飞行员在攻击行动中英勇牺牲。中国空军仍然顽强地发动一轮又一轮的攻击。最为悲壮的是，第七大队竟然以6架侦察机轮番攻击敌司令部。前座飞行员牺牲后，后座飞行员立即拉开战友的尸体，接替前座继续完成攻击任务。

1939年以后，由于中国飞机在质量和数量上都与日机进一步拉大了差距，中国空军在空战中的损失逐渐加大，继刘粹刚、乐以琴、高志航牺牲后，最后一位天王梁添成也在抗击日军对重庆的空袭中为国捐躯。中国空军的抵抗意志却丝毫不减。11月4日，日本海军第13航空队司令奥田喜久司大佐带领72架飞机偷袭成都。中国空军年仅22岁的新飞行员邓从珊首先杀入敌阵，盯住敌带队长机穷追猛打，在牺牲前将号称日本海军“轰炸大王”的奥田喜久司击毙。

1940年，中国空军最艰难的一年，飞机越打越少，战争初期成长起来的优秀飞行员大多殉国；侵略者的飞机却越打越多、越打越新，特别是臭名昭着的零式战斗机的参战，几乎给中国空军造成灭顶之灾。9月13日，中国空军三、四大队34架老掉牙的苏制И－15、И－16驱逐机迎战13架日本零式战斗机，结果被击落13架，击伤11架，10名飞行员殉国，而日机仅有几架轻伤而已。幸存的中国飞行员落地后泪水涟涟：“我们的飞机差多了，根本还不了手！”

1941年3月14日，中国空军五大队指挥31架驱逐机又和12架日本零式战斗机狭路相逢，再次损兵折将，第五大队大队长、副大队长以下8名飞行员殉国。从此，第五大队的番号被撤销，改称“无名大队”，队员一律配带“耻”字臂章上岗。

尽管如此，中国空军始终没有放弃抵抗的意志和行动，屡战屡败，仍然屡败屡战。

两年后，随着中国空军引进大批美制P－40、P－51先进战机，好马佩好鞍的中国空军马上成为空中的主人，空战又出现向中国一边倒的戏剧性变化。无名大队也因战功卓着恢复了五大队的番号，成为中美航空混合团（以一、三、五大队为基础成立，美方人员占1/5，属于中国空军战斗序列，由原飞虎队队长陈纳德指挥）的中坚力量。1944年7月19日，五大队10架战机和16架日机相逢，取得了6∶0的战绩。8月28日，五大队11架战机再次和数十架敌机交手，又取得10∶1的战绩。

从此，日本的膏药旗在中国的天空消失了，中国空军放手打击日本陆军。侵华日军陆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哀叹道：“对敌机的猖狂几乎束手无策！”

民族脊梁，忠魂永存
1945年8月21日，洞庭湖上空显得格外清澈，五大队飞行员周天明等人心情也特别愉快，他们刚刚接到一项特殊的任务：到洞庭湖上空押送日军洽降代表到芷江机场。日本要投降了！周天明等人驾驶6架P－51驱逐机风驰电掣般地飞至洞庭湖上空。1架从机头到机尾都飘着白旗的日本百式运输机早已在此战战兢兢地恭候。在中国战机的监押下，日机在芷江机场绕场三圈后降落，侵华日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耷拉着脑袋走出了飞机，向中方递交了《日军驻地分布图》和《日军人员武器表》。9月9日，中方在南京正式接收侵华日军投降，中国空军第一路司令张廷孟上校大笔一挥，代表中国空军非常自豪地在受降书上写下自己的大名。

至此，中国空军终于迎来了来之不易的胜利，完成了空中抗战的光荣使命。8年间，中国空军共取得击落击毁敌机1226架、击伤炸伤敌机230架、炸毁炸伤敌坦克车辆8546辆的骄人战绩。一位日军高级军官曾遗憾地说，要不是中国空军的出色发挥，“我们可能已经到了我们所希望去的任何地方。”

当然，由于战争的空前残酷与持久，中国空军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8年中，中国空军损失各种飞机2468架，6164人殉国。而这6000余名烈士，几乎都是清一色的热血青年，其中年龄最大的刚过而立之年，最小的还不到20岁。一大队飞行员高锦纲（1927－1943）牺牲时还是个娃娃，年仅16岁，是为国捐躯的空军烈士中最年轻的一位。中国空军的“四大天王”的牺牲尤其让人感到惋惜。最大的天王高志航牺牲时也只不过29岁，牺牲后被追授为少将，是抗战时期牺牲级别最高的空军军官。牺牲最晚的天王梁天成也只有26岁。刘粹刚牺牲时为24岁。最小的天王乐以琴原名乐以忠，因年纪不够报考空军条件，遂冒其哥乐以琴之名才考取了中央航校，牺牲时年仅22岁。他们都是中国空军的中坚、民族的脊梁，在祖国最需要的时候，把火一样的青春奉献给了自己的祖国。

忠烈虽去，忠魂永存！抗战期间，中国空军曾经高唱“振臂高呼鼓翼升，群英奋起如流星，掀天揭地鬼神惊”的军歌，至今读起来仍然感觉壮怀激烈。2002年8月14日，“八•一四”空战大捷65周年纪念日，解放军空军、北京航空联谊会等单位在吉林省通化市龙泉路40号高志航故居举行了高志航烈士纪念馆开馆典礼，在纪念以高志航为代表的中国空军抗战英烈的同时，以此激励今天的中国空军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