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中国哲学传统的

❶ 简述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

谈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其前提是承认在中国古代有“哲学”（的思想），这个哲学与西方哲学有“相似点”，或者说中西哲学有它们的普遍性，但中国哲学又有其不同于西方哲学的特殊性。
“哲学”是个译名，它出自日本近代思想家西周对philosophy的翻译。西周先把philosophy翻译为“希贤学”或“希哲学”，取宋儒周敦颐所谓“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之意，即把philosophy理解为“希求贤哲之智之学”。在1874年出版的《百一新论》中，西周始把philosophy译为“哲学”，他说：“将论明天道人道，兼立教法的philosophy译名为哲学。”应该说，“哲学”这个译名的成立一开始就具有了“会通中西”的特点。如果没有中西的会通，那么就只有 philosophy，而没有“哲学”。
中国古代没有“哲学”这个名词，但是很早就有“知人则哲”和“哲人”的表述，“哲”的意思就是“智”或“大智”（《尚书正义·皋陶谟》），而“哲人”乃指“贤智”之人（《尚书正义·伊训》）。孔子在临终时曾慨叹而歌：“泰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史记·孔子世家》）可见哲学的“哲”字在中国文化中有其深远的根源。
中国古代的学术分类或图书分类中也没有“哲学”这个“学科”，因没有这个“学科”，所以中国哲学缺少“系统的记载”。这样，我们若要对中国哲学作“系统的研究”，就如蔡元培在为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写的序中所说，“古人的着作没有可依傍的，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
冯友兰先生在1931年出版《中国哲学史》（上册），他指出中国哲学虽然没有“形式上的系统”，但有“实质上的系统”，“讲哲学史之一要义，即是要在形式上无系统之哲学中，找出其实质的系统”。此所谓“找出”，仍不免要“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即找出“中国之某种学问或某种学问之某部分之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也”。他又认为中国古代所讲“性与天道”及其“为学之方”的那部分内容“约略相当于”西方哲学所讲的宇宙论、人生论和方法论。
胡适和冯友兰都是为了强调“中国哲学史”之名的现代意义，而侧重于讲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之“同”（当然冯先生所谓“约略相当于”也包含着“异”的意思）。于是，金岳霖先生在为冯着写的“审查报告”中提出，“中国哲学史”这个名称仍有“困难”，“所谓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哲学的史呢？还是在中国的哲学史呢？”他又说：“现在的趋势，是把欧洲的哲学问题当做普通的哲学问题”，这虽然“有武断的地方，但是这种趋势不容易中止。”
冯着的上册是1931年出版，上下全书是1934年出版。此书对张岱年先生写《中国哲学大纲》（1937年完成）有重要影响。金岳霖先生对冯着提出的问题，正是张着在序论中首先要解决的。于是，不同于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导言的先讲“哲学的定义”，也不同于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绪论的先讲“哲学之内容”，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的序论首先写有“哲学与中国哲学”一节，指出“对于哲学一词的看法”可分为两种，第一种是以西方哲学为“唯一的哲学范型”，凡与西方哲学不同者“即是另一种学问而非哲学”；第二种是“将哲学看作一个类称”，西方哲学只是此类的一个“特例”，“如此，凡与西洋哲学有相似点，而可归入此类者，都可叫作哲学”。依后一种看法，“则中国旧日关于宇宙人生的那些思想理论，便非不可名为哲学”，即它也是哲学这个“类名”的一个“特例”。
显然，张先生的“类名”与“特例”之分，就是要解决哲学的普遍性与特殊性问题。只有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了，才能避免“武断”地把西方哲学当做“普遍哲学”，从而避免“中国哲学史”之名的“困难”。《中国哲学大纲》又名“中国哲学问题史”，它所讲的不是“把欧洲的哲学问题当做普通的哲学问题”，而是讲“中国（的）哲学问题”。关于中国哲学的“条理系统”，张先生也指出：“我们对于中国哲学加以分析，实乃是‘因其固然’，依其原来隐含的分理，而加以解析，并非强加割裂。”“求中国哲学系统，又最忌以西洋哲学的模式来套，而应常细心考察中国哲学之固有脉络。”显然，这里已经不是片面强调“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了。

❷ 中国传统哲学都包括哪些方面

引言：中国传统哲学都包括哪些方面？ 中国的传统哲学文化是有很多方面的，只要传统哲学的源头就是在诸子百家的时期。当时是因为中国传统的思想还没有定下来，百家争鸣的文化更是让中国传统哲学得到了一个融合，有儒家，道家，法家，兵家等等。最后虽然封建统治是以儒家为主要的主旋律，但是依旧有其他的思想相以衬托，所以中国传统哲学文化是比较悠久的。

中国的礼仪也是在不断进步的，从传统的哲学中就可以看出中国的礼仪是有很强大的规矩的。无论是从老师还是学生的看法或者是君臣之分等等这些在古代时都是比较严格分明的，并且阶级层次也是比较固化，这也是中国传统的礼仪。其实这些思想不仅是友好的同时有坏的流传到现在的中国的礼仪都是更加礼待他人的一种好的方面。

❸ 现代社会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具体体现

中国传统哲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不论从其思想内容还是从其思想形式方面都有自己鲜明的特点。这些特点在宇宙观、辩证法、认识论、方法论、人生观、伦理观、价值观、审美观等各方面都有所表现。

一、关注现实政治伦理而忽略自然宗教

美国的德克·布德（Derk Bodde）在1944年出版的《美国东方学会杂志》第62卷4号发表一篇题为“中国文化形成中的主导观念”的论文，文中说：“中国人不以宗教观念和宗教活动为生活中最重要、最迷人的部分，……中国文化的精神基础是伦理（特别是儒家伦理），不是宗教（至少不是正规的、有组织的那一类宗教）。”这确实揭示了中国文化也是中国哲学的一个主要特点。中国历史上的诸子百家，大多数人都关心现实的政治伦理，都渴望从政做官，目的就是治理社会和教化人心。内圣外王之道始终是中国文化的理想目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始终是中国知识分子努力奋斗的目的。中国哲学中，政治哲学和伦理哲学最为发达，内容也最为丰富。中国的教育史上，也始终都以这种政治伦理为最主要的教育内容。相比之下，中国哲学中的自然哲学内容就显得贫乏，诸子百家中很少有人把治学的重点放在自然研究上。正因为如此，中国传统文化中才科学成分不足。虽然在实用技术上中国古代有非常丰富的发明创造，但是这些技术背后的科学原理却很少被清晰揭示出来。同样地，中国哲学也不关心宗教，对远离现实的宗教没有热情。中国人对宗教的信仰不虔诚，一个人可以同时敬奉很多宗教的神灵，但是不论敬奉什么神灵，都是为了让神灵保佑自己的现实利益。因此中国人没有基督徒和伊斯兰教徒以及印度教徒那样虔诚狂热的宗教感情，宗教生活是可有可无的。正是这种文化精神，中国历史上才既没有发生西方式的科学革命，也没有陷入西方中世纪的黑暗时期，而一直以道德礼仪之邦的形象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二、主张天人合一而反对天人对立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中国哲学的主流思想是天人合一。中国哲学认为，人类与自然本就是一个整体，自然界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条件，人类生存的一切需要都是自然界提供的，因此人必然无法脱离自然界，必然要依赖自然界，必须与自然界保持和谐一致。在诸子百家中，对天人关系大都强调人类的一切活动应该顺应自然，应该顺应自然规律，遵循自然固有的性质和特点，恰当地利用自然物产，适应自然对人类的限制尺度，最后实现自然允许范围内的人类目的。从人类与自然的力量对比关系中，中国哲学认为自然力量是无比强大的，人只是自然中之一物，是渺小的。因此人绝对不可逆天行事，否则就必遭天谴。中国哲学史上虽间或也有人提出天人相胜思想，但是这种思想没有成为中国历史的主流思想，没有成为支配中国人行为的精神力量。从总体而论，中国哲学不赞成天人对立，也明确认识到，如果处理天人关系不当，造成天人对立的局面，最终必然会酿成天灾人祸。通观中国历史上的农业、水利、建筑、各种手工业的成果，都渗透了这种顺应自然的理想观念，很少有与自然鲜明对抗的物质发明。

三、重视宇宙生成而忽略宇宙构成

在本体论思想中，中国哲学始终关注的是天地万物由何而来问题，而不太重视天地万物由何而成的问题，这就使中国哲学本体论鲜明地表现出宇宙生成论的特点。太极论认为天地万物都从太极发源，由太极分化变现而来；道体论主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在天地之先，是天地之始和万物之母；理本论强调理在物先、理在事先，未有天地而有天地之理，未有万物而有万物之理，天地万物由理而出；心本论则主张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天地万物都在心中，是心孕育出来的；元气论认为元气是天地万物始基，元气通过聚散产生了天地万物；天命观实质是一种神创论，而神创论本质上也是生成论，只是带有意志的生成论，天命既不能控制也不能改变，绝对地规定了天地万物的产生和归宿。其他的宇宙论如道教的太一说、管子的水地说也都属于生成论范畴。真正带有构成论意识的有宙论思想，在中国古代只有唯一的五材论，五材论主张万物由最基本的五种元素组成，是土与金、木、水、火杂合而成的。可惜的是这一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发挥，在秦汉以后就中绝了，没有成为中国宇宙论的主流。

四、强调直觉体悟而忽略逻辑论证

在对各种事物的思维方式上，中国传统哲学各家各派多表现出重视直觉体悟而不注重逻辑论证的特点。比如儒家强调三省吾身，道家主张静观玄览，佛教倡导顿悟成佛。理学宣扬对事理要涵养切己，默识心通。中国传统哲学的直觉思维具有整体性特点，强调知、情、意一体化和真、善、美一体化，表现为天人合一、情景合一、知行合一的整体性精神境界。这里不主张对天与人、情与景、知与行等进行分析，也不主张对其中的同异进行逻辑上的论证，而是主张对此给出互相联系的整体把握。对于怎样实现这种直觉的整体性思维，中国传统哲学表现为比类与意会两种基本方法。因为整体与部分之间有着相类、相似、相通的特征，中国人把握客体不用逻辑的、分析的、演绎的方法，而用直观的、比类的方法，通过对于个别事物的认识，进而运用比类堆理的方法，由此及彼、由近及远，即可获得关于对象世界的整体性、全面性的认识。万物无穷，万象纷纭，怎样才能揭示其背后的本质？中国哲学强调本体世界的不可言传性与不可思议性，因此要把握本质，语言不可言说，逻辑无能为力，只能对其进行直觉意会。这种思维特点在中国哲学各派中都有充分表达。

五、强调智慧之道而忽略知识之学

中国哲学在智慧和知识关系方面强调智慧之道，对知识之学则认为是次要的。修习哲学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增长知识，而是为了提高境界。否则，追求知识不但无益，甚至还会妨碍对宇宙和人生之道的把握理解。老子就说过这样的话：学得越多可能距离道越远。中国哲学所谓的“道”，有时是指天地万物及人生的本质和规律，有时则指的是关于一切事物最根本的智慧。而“学”则是具体的知识，具体事物无穷无尽，关于具体事物的知识也就没完没了。如果人们追逐具体知识，那就会永远没有穷尽之时，从而也就无法去掌握关于宇宙人生总体的“道”。而不能对宇宙人生的总体有所把握，也就不能认识宇宙人生的永恒真谛。庄子说过这样的话:：人生时间有限，而具体知识则是无限的，以有限时间的人生去追求无限的知识，那是无论如何也实现不了的。相反，为了把握宇宙人生之道，就不能以求知的方式进行，它需要另外一种方式。获取知识可以靠学习方式，一事一物地学就可以得到一事一物的状态和原理的知识。可是要了悟宇宙人生的总体和本质之道，只能依靠修习的方式，从整体上以不可言说的途径去反复感悟，通过内心直觉与事实经验去反复验证，只有这样才能理解把握“道”。当然，对宇宙人生总体和本质之道的理解把握，其价值意义显然要高于对具体事物知识的认识。

六、强调平衡调和而忽略矛盾对抗

中国哲学承认世界的变化发展，承认任何事物及其内部都存在差异，不否认两点论。这可以证明中国哲学不乏辩证法思想，而有些辩证法思想还非常深刻和独到。辩证法的首要前提是承认矛盾，承认两点论，没有这一前提就没有辩证法，就不能说明世界万物的存在。但是中国哲学的辩证法在矛盾关系上强调矛盾的调和，在两点论上主张两点之间的平衡。而不主张两点间的对立，反对矛盾的对抗。儒家的中庸之道就是典型的平衡论的辩证法，也是典型的调和论的矛盾观。这种辩证法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一直是主流，虽然先秦法家极力主张矛盾的对抗斗争，但是终因不合中国历史实际而没有成为中国思想史的主导。道家的辩证法思想十分丰富，但是道家讲究自然无为，讲究和而不争，比儒家更为消极，自然也反对矛盾的对立对抗。佛教也有丰富的辩证法，可佛教认为世界是假是空，劝导人们看破红尘，放弃一切欲望，其辩证法的最终结局也必然是消解矛盾。平衡论是对现实存在的肯定，调和论在处理具体矛盾是也有积极意义。但是这种辩证法在总体和根本上取消了事物发展的动力源泉，从而也就否定了世界永恒的发展变化。

七、重视日用行常而非抽象说理

哲学本来是高度抽象的学问，就纯粹的哲学理论形式而言，它的概念范畴都是超脱具体事物的。哲学之所以具有广泛的指导性和渗透性，就是因为它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抽象性。对于西方哲学而言，在展开其理论体系时，大都是从哲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开始，从一个范畴逻辑地推出另一个范畴，从一个原理逻辑地推出另一个原理。虽然为了说明理论的含义也要举出具体事例，但是就其体系而言，它的纯粹形式化特点是极为鲜明的。但是中国哲学则不重视纯粹形式化的建构，而是从日常生活事实展开论述，就事说理而不纯粹说理。中国哲学认为理在具体事中，离开具体事物哲理也就不存在了。处理日常的人伦事务才是完善人格的最重要的历练功夫，才是实践道德责任的主要途径，而纯粹说理则于事无补。这就是宋代邵雍所指出的： “不离日用常行内，直到先天未画前。”邵雍的这句诗是说蕴藏在日常事务的道理只有通过对日用行常的反复体悟才能得之于心，而绝不是靠抽象说理所能说明白的。理不外于事，如欲明理，则必于具体事上下功夫。能认识和处理好日常事务，就是明理的最好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