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时候中国城市规模缩小

⑴ 各国城市化进程的初期阶段

在各国城市化进程的初期阶段，通常会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1. 人口快速增长：城市化进程通常伴随着人口大规模涌入城区的现象。这是因为城市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好的生活条件，吸引了大量人口向城市迁移。

2. 农业经济向城市型经济转型派腔：城市化进程会导致农业经济逐渐萎缩，而城市型经济逐渐成为主要的经济形态。这是因为城市中存在更多的工业、服务业和商业等非农产业，对农业经济的依赖逐渐降低。

3.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加快：为满足人口增长和城市化进程带来的需求，在城市化初期阶段，通常会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如道路、桥梁、供水、电力、通讯等，以提高城市的生活质量。

4. 城市规模扩灶羡旅大：城市化进程会促进城市的规模扩大，并形成新的城市中心和商业区域，同时使城市周边隐凳的卫星城市也得到了快速发展。

5. 社会文化变迁：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社会文化也会发生改变。城市中更多的人口流动和多元文化的交汇，进一步促进了社会文化的变革和多样化。

⑵ 中国古代工商业为什么会“高水平停滞”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是工商经济最为发达的国家，是世界经济的发动机。早在十世纪的宋代，GDP总量就占到了全球的三分之一，到明代，中国仍然保持着经济规模第一的地位，拥有最高的粮食产量，棉纺织业的生产规模是英国的6倍。
然而，无比悲哀的是，如此早慧而发达的工商经济，却保持了长达千年的“高水平停滞”。当世界进入到工业革命时期之后，它竟远远落后，受各国欺凌，成为了一个名符其实的“东亚病夫”。
生于1930年的许倬云是一位注重实证和量化数据的历史学家，1940年代的抗日战争时期，他曾随家在中国各地流浪，目睹农村之真实景象，后来撰写《汉代农业》一书。他观察到：“在1949年以前，中国的农村变化不太大，我当时看到的农村基本上跟汉朝相差不多。”
各地农村所用的机械类农具，如水排（水力鼓风机，约早欧洲一千多年）等都是在汉代就已经发明出来了。
在工商方面，改变也许比农业要多很多，不过在一些关键产业，进步仍然是让人汗颜的。以农耕及工业革命时期最重要的产业铸铜冶铁业为例，早在商代，已能够组织三百人以上的作业团队铸造重达875公斤的巨型铜鼎，从日后出土的汉代冶铁作坊看，其规模已可达千人以上。
然而到清朝末年，冶铁作坊的规模也与此相仿，几乎没有扩大。另据计算，西汉时期每户家庭的用铁量将近4公斤，而这与1949年之前农村家庭用铁的实际情况大体一致，也就是说，两千多年来，中国家庭的用铁量没有增加。
在城市经济方面，最繁荣的大都市出现在宋代，而进入明清之后，城市规模竟有所缩小。据台湾学者赵冈的研究，中国在唐宋两朝，城市人口占到总人口比例的20%以上，而到1820年的晚清，竟只有6.9%。
更让人困惑的是，在全球经济规模第一的国度里，从事工商业的商人阶层却成了一个被妖魔化、边缘化的族群。他们的政治和社会地位极其低下，自《史记》之后，正史之中几乎没有完整记录。
甚至连司马迁也因在《史记》中专写《货殖列传》一章，而遭到后世学者的病诟，东汉班固就认为：“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
以工商业最为繁华的宋代为例，有名有姓的商人寥寥无几，在史书上，连妓女的名字都远远多过商人。
在清代，山西商帮控制了中国的盐业、边贸和金融业，其财富总和相当于中央财政收入的两倍，可是在536卷的《清史稿》中，被记录在案的晋商仅一人而已。商人阶层的懦弱和缺乏自主精神，更是让人印象深刻。
1932年就到了北平城的美国学者费正清，一生以中国为研究对象，其中，商人阶层当然是他关注的一个群体。
为了更形象地描述看到的景象，费正清用了捕鼠的比喻，“中国商人具有一种与西方企业家完全不同的想法：中国的传统不是制造肆宴一个更好的捕鼠机，而是从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权。”
1955年，国学家钱穆在他创办的香港新亚书院专讲《中国历代老帆政治得失》。他的课程共分五讲，分别是汉唐宋明清，最后为一“总论”。
在“总论”中，钱穆提出“从这两千年的历史中，我们可以对以往传统政治，找出几条大趋势。”他共指出四条，其中第一个关键词是“集权”“中央政府有逐步集权的倾向”，第二条关键词是“抑商”“中国传统政治上节制资本的政策，从汉到清，都沿袭着”。
若在今日，有人专讲《中国历代经济变革得失》，其“总论”的两大关键词恐怕也逃不出钱穆所谓的这两条“集权”与“抑商”。
在“集权”与“抑商”的背后，是一个无比强悍的政治权力制度安排高度专制、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中国从公元前七世纪开始，以“管仲变法”为标志，开始探索国家积极干预产业经济的试验，此后多有演进，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逐渐成为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
这种中央集权、大一统的帝国模式并非一日建成，它经历了一个漫长、血腥和充满探索的历程。对于专制者来说，想要维持集权统治，必须在四个方面完成制度建设，它们包括：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模式、全民思想的控制模式、社会精英的控制模式以及与之相配套的宏观经济制度模式。
中国历史上的众多制度创新，从本质上来说，都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其裂含银历代创新，蔚为壮观，最终形成了四个基础性制度，它们共同构成了支撑起集权政体“大厦”的四根“支柱”
郡县制度：为了保证帝国的稳定，在政治上必须保证中央的人事任命权，避免地方割据势力的滋生；
尊儒制度：封杀“百家争鸣”的学术传统，以实现全民在意识形态上的大统一；
科举制度：通过公平的考试制度，将优秀人才吸纳到体制之内为我所用；
国有专营制度：在经济上，实行重要资源的国营化垄断，以控制国计民生。
这些制度历经上千年的打磨和探索，日渐趋于精致完善，在明清时期达到巅峰。如梁启超所言：“中国为专制政体之国，天下所闻知也。虽然，其专制政体，亦循进化之公理，以渐发达，至今代而始完满。”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实在是大一统制度的“故乡”。
在上述四大基础性制度中，唯独“不如人意”的是国有专营化的经济制度。在长达一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国人始终没有找到一个与“惟我独尊”的大一统中央集权政体相适应的、能够维持长久持续发展的经济发展模式。历代多次着名的“变法”，均与此有关而这也正是本书内在的叙述逻辑。
自宋代“王安石变法”失败之后，中央政府彻底放弃了整体配套体制改革的变革路径，进入明代之后，转而实施闭关锁国的政策，并推广“男耕女织”的社会经济型态，中国的经济能量向乡村猛烈地下沉。
而在同一时间点，西方则走出中世纪，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文艺复兴、航海大发现、工业革命。历史的“大分流”由此而生。本文来自于《浩荡两千年》

⑶ 全国收缩型城市名单

全国收缩性名单分为下边五类

1、结构性危机型城市

东莞、鞍山、抚顺、齐齐哈尔、台州、锦州、营口、义务、阜新、淮北、鸡西、佳木斯、

鹤岗、鄂尔多斯、萍乡、通化、通辽、白山、肇东、乌兰察布、瑞安、永康、海城、汕尾、

三明、兰溪、满洲里、北票、桦甸、霍州、五常、舒兰、北安、海林、讷河、集安、图们、宁安

2、大都市周边型城市

都江堰、三河、台山、鹤山、高碑店、金坛

3、欠发达型城市

汉中、洪湖、大冶、兴宁、儋州、河津、河池、天长、当阳、辛集、泊头、昌邑、江山、连州、东方、乐昌、津市、龙泉、万宁、合山、五指山、韶山、高要

4、边余芹境型城市

哈密、扎兰屯、富锦竖散毕、二连浩特、根河、阿尔山、额尔古纳

5、数据调整型城市

济南、景德镇、寿光、大理、龙口、靖江

(3)什么时候中国城市规模缩小扩展阅读

日前发布的《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首次提出收缩型中小城市概念，要求这类城市瘦身强体，转变惯性的增量规划思维，严控增量、盘活存量，引导人口和公共资源向城区集中。这是国家优化城镇化布局、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部署，为收缩型掘手中小城市指明了精致化的发展方向。

城市的发展应符合城市发展的一般规律，都有其产生、发展、变化的阶段性特征。收缩与增长一样，是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现象，今天的增长并不意味着明天就不会收缩，今天的收缩也不意味着明天就不会重新增长，两者辩证统一于长时段的城市发展之中。收缩型中小城市要走向精致化，需要从思维、理念、措施三个方面做好准备、扎实推进。

参考资料：中国经济网-郭鹏：推动收缩型中小城市精致化发展

⑷ 北京欲将人口控制在约2300万，国家为何要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

现在我国的城市环境问题越来越值得我们关注，特别是最近几年的中国城市污染问题，已经引起国家的关注，也引起老百姓的注意。中国现在的城市里面最明显的环境污染就是空气质量的下降，而且经常伴有严重的城市雾霾出现，可以说是遮云蔽日，这样的严重问题说明，我国的城市规模真的需要控制了，不然环境问题会更大。

今天我看到北京市规划国土委出了一个草案，那就是《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0年）》草案，现在草案已经全部的编制完成，现在是充分征询和吸纳公众意见的时候，从北京的规划草案来看，这次北京对于人口的控制，城市规模的控制有一个详细的数据，而且目标也是分明确，值得全国各个城市借鉴。

北京市的规划草案，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有战略目标，有科学统计，有数据方面的分析。这说明北京市规划草案，是我国总结建国以后的城市建设规模，把中国的整体城市建设经验总结起来，并发扬创新精神的一次规划，这对于科做猛学的建设北京市有很好的作用，可以加速北京市的合颤枝理布局，环境改善。

同时北京市的规划草案，限制认可和城市规模，也是为了保护生态环境的一个不办法，因为城市盲目的扩大，只能使周边的自然环境遭到破坏，在这样的情况下，人口的压力对于城市来说是不可能负担的，因为环境和人口数量有一个比例，一旦超出比例的话，人口和城市都会面临巨大的问题。

北京欲将人口控制在约2300万，是考虑到北京综合实力的一个决定，也是为了加强北京市未来的潜力，做出的正确决定，如果北京市不控制人口的话，那么北京市未来的发展就会发生危机。另外国家要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也是出于纯洞桥这方面的考虑，所以综合上面的分析，大家可以看到，这次的北京规划草案，真的十分科学和务实！

⑸ 近几年，中国城市数量下降了么

市是一昌察个行政单位，在我国有直辖市、地级市、县级市等不同级别的行政单位，由于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我国的城市数量和规模都在扩大，越来越多的人口进入城市生活，所以不存在城市数量下降的情况。楼主所说的这种情况，应该是区域规划调整的结果，如最近原广州市下辖的县级市——从化市将撤市改区，耐汪茄取消原来的县级市而并入广州市区这一情况，这正反映了城市规模扩大的情况，大的城区由于扩大需要而兼并小陵桐的城区。

⑹ 中国的城市化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论中国城市化发展的三个阶段 据国家建设部《2003年城市建设统计公报》显示，至2003年末，我国设有城市660个，城市人口近3.38亿，城市面积39.9万平方公里，城市化水平为33%左右。世界城市化的平均水平1998年为55%。在工业革命之后，中国的城市化之所以长期处于落后的状况，是因为 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城市发展的进程走的是一条十分曲折，时而又不断反复的艰难道路 一、 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第一个阶段 近代史之前的中国城市化，因为它对中国今天城市化的发展不具有现代化意义上的启示作用，因此本文不予涉及。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这100年内，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具有近、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第一个阶段。它的发展呈现出这样一些特点： 城市化的发展十分不平衡。东南部城市化进程较快，而中西部地区则远不如 东南沿海，这一现象一直延续到今天。 城市工业化特征差距悬殊。比如东南沿海的大连、天津、青岛、上海、广州 等城市不仅在城市规模上迅速扩张，而且其工业化进程也较迅速。而中西部地区的一些城市甚至不处在工业化进程之列。东南沿海城市的建筑、通讯、工厂、商业、交通已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有了相当程度的联系。譬如上海外滩一条街的高楼大厦，青岛的洋楼区。而其他不发达地区城市则不具备这些工业化的明显特征。 城市的商业化功能不显着。有一种说法，西方资本主义的每个城市都是以市 场为中心的，而中国城市是以官府、衙门为中心的，象北京，紫禁城是它的中心。而市场则散布在四周，比如菜市口、花市、瓷器口都在边上而不在中心。这一阶段的城市中心是属于官府，城市的政治、军事的特征和意义更为显着和重要，也就是说，中国城市形态上商业化的功能不占主导地位。 城市文化畸形发展。由于列强的入侵，东南沿海的一些城市已经受到了西方 文化较大的影响。同时，由于长期的封建文化的熏陶，中华民族的一些风俗、传统习惯、戏剧、本土文化也占有一定的空间，这二种不同的文化在同一个城市空间里共存，相互影响但又并行发展着，实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种奇特现象。例如：这一阶段的上海已经与传统的中国城市距离很远，西方的文化随处可见，并且占主流地位，但中国的传统文化又顽强地在这个城市中生存着。如沪剧、越剧这些地方剧种也拥有大量的观众，这种文化畸形发展的现象令人十分费解，不过，人们认为这个现象与上海日后形成的海派文化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二、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第二个阶段 这个时期大约是1949年~1980年左右，这30年间，中国的城市化道路走得非常艰难，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处在一种“反城市化”的状态。例如：对农村与城市在户口的管理上实行二元分割的社会结构模式，限制农民向城市的流动，甚至出现过大规模地把城市的人口向农村转移的现象，这些做法在客观上使中国的城市化进程长期处于停滞、缓慢，有时甚至是倒退的状态。这一阶段的城市化的状态有如下特点： 城市的发展具有规划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在30年间实行的是计 划经济，因此城市的发展也有了比较明确的规划性。除了关注东南沿海城市的发展，还考虑国家整体战略的需要，新建了一些工业城市，另外，还从备战的角度出发，从一些大城市搬迁了许多工厂和人员，新造了一些三线城市。这些新增的城市在客观上为中国的城市布局，特别是中西部城市化的进程提供了一些积极的因素。 城市的生产功能凸显。这一阶段过程中，城市的建设与工业生产的发展不可 分割，不管是大城市，还是中小城市，办工业，办交通运输业是城市的最主要的任务。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全国的省会城市基本上也是该地区工业生产最发达的城市。消费、商业、第三产业这些功能仅占城市次要功能的地位。 过分强调生产功能，特别是工业生产的功能给城市化的发展埋下了一个极大的隐患环境污染的问题，给今天的城市化发展遗留下了一个巨大的包袱。 城市仍然是行政的中心。也许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习惯，在这一阶段里，各个 省会城市基本上都是该省最大的城市。以次类推，各级地方政府所在地也基本上都是该地区最大的城镇。不仅如此，政府的办公地往往还占有该城市的中心地段、黄金市口。这种现象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略有改变。 城市的市区与郊区界限分明。在这30年的时间内，城市的市区与郊区的人 们在户籍管理上泾渭分明，按计划供应的商品也有相当的区别，而且在建筑物景观、交通、商业、电讯设施等方面也有着明显的差异。城市的整体规划和发展受到了严重的制约，某种程度上也妨碍了城市化的进程，而且市区人口、工厂、建筑物高度密集，给城市未来的发展增加了很大的麻烦。 可以这样认为，这30年间中国城市化的发展取得了一些成绩，但由于在观念指导上，具体实施时基本上是一种反城市化的战略，致使城市化发展的进展缓慢，时而还处于停滞状态，并且还积累了大量的矛盾，给中国未来的城市化发展留下了许多包袱和难题。 三、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第三个阶段 这个阶段大约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198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明确提出了“允许农民进城”。再加上我国开始逐步地实行市场经济体制，推进中国的城市化发展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被当作国家未来发展的战略方针得以全面的重视和实施。。因此，这一阶段城市化与前二个阶段有着不同的特点。 城市化与现代化相联系。 一些发达的国家，其城市化程度均80%以上。而且在当代社会中，城市化已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它在市场经济丰富的商品生产的支持下，由城市居民所创造的一种现代文明的生活方式，它能极大地提升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某种意义上讲，城市化与现代化是同一个词。一个国家如果有绝大多数的人口都是居住在城市里，也就意味着这个国家基本上实现了现代化。因此，中国的政府开始抛弃以往反城市化的观念，改革并大力推进城市化，而且把它与实现现代化紧密相连。 城市的消费性功能趋强显现。中国城市以往的主要功能是政治行政中心，生产中心，也许这些功能在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中还会存在相当长的时间，但在今天，城市消费性的功能开始显现，而且有逐步走强的发展趋势，其标志是一些大中城市中金融、贸易、通讯、运输和第三产业服务业开始迅猛的发展，其增长的速度，发展的规模均超过了工业产业。当然各个城市的消费功能所处的地位有着一定的差异，但令人欣慰的是，各级政府开始清醒地意识到城市的消费性功能是城市的主要功能之一，推进中国的城市化发展离不开加强城市消费性功能的建设。 城乡一体化战略得以实施。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曾经实施过在世界上少见的严格户籍制度，这个户籍制度也许在当时因为某些因素不得已而为之，但客观上却限制了人与人、人与资源之间的流动关系，对中国的城市化发展带来了许多不利的因素，特别是造成了城郊或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别。 20世纪80年代，户籍管理制度的社会屏蔽功能大大削弱了。进入21世纪，有的省、市宣布取消城市户口与农村户口之间的差别，也许这不仅仅是对人权的尊重，同时也意味着长期以来反城市化政策的终结，中国开始了从人口的城乡逆向流动转变为城市化的正向流动。 这一流动的直接结果，使得城市开始了在规模上的扩张，一些大中型城市开始重视卫星城镇的建设。在现代化立体交通的基础上，一些特大型的城市开始出现了发达国家城市化进程中的第二阶段“分散化”的特征。城乡之间一体化的战略得以实施，城乡之间可以共享城市化发展所带来的现代文明的生活方式。 以大城市为中心的都市圈逐步形成。前30年间，人们对大型城市的发展一直持批评的态度。但是，在当今世界上，一些国际性大都市，随着科技的进步，经济的飞跃，却呈现出许多令人不可忽视的优越性。 大型城市往往是经济贸易活动的中心城市，它的集聚效应带来了经济上的高度繁荣。而人口的密集与经济的繁荣同时也创造出无数的就业机会，它的发散效应还形成了连片的城市群、广阔的区域经济增长地带，其结果还往往带动了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与腾飞。 中国已初步形成了三个大都市圈、其中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圈最有望成为世界第六大都市圈，这一地区的城市将以上海举办2010年世博会为平台，共同努力打造上海大都市圈。 这些以大型城市为中心的都市圈的崛起与以往分散、独立、规模不大的城市相比较，它能更有效地利用资源和能源，完善交通的设施，提供良好的教育，控制环境的污染，提升人口的质量。而且从全球范围来看更具备可比较的现代意义 以大城市为中心的都市圈的逐步形成和不断地完善发展是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必经之路。中国要珍惜改革开放以来的城市化发展收获的成果，坚定地加速推进城市化的进程，增强协调发展，因为城市化与祖国的现代化紧密相联，城市和大都市圈代表着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和一个国家的综合竞争力。

⑺ 中国城镇化的开始时间

1991年，辜胜阻在《非农化与城镇化研究》中使用并拓展了“城镇化”的概念，以前都叫“城市化”。

中国城镇化有别于其他国家和地区人类的城市化道路，实际上已经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第一个大阶段是英国的城镇化，由工业化推动城镇化。英国的城镇化用了200年的时间。第二阶段是美国和北美的城镇化，那些城镇化规模更大，但是用了100年时间；第三阶段是拉美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城镇化，只用了40-50年时间就基本完成了这一进程，然后中国的城镇化就开始了。中国的城镇化跟英国、美国、拉美有什么不同点？从人口规模上讲，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个国家的人口转移的城镇化国家，在中国整个城镇化过程中，将从农村向城市转移高达8亿多人口，而且因为国家大、情况复杂、贫困人口多，城镇化速度要比其他国家期望的要低，城市化率每年是1%左右，不像非洲3%、5%，我们认为这个城市化率是合适的。更重要的，大家可以看到，中国几乎是关起门来搞城镇化的唯一大国。英国在搞城镇化的时候有一百多个殖民地，这些殖民地接纳了许多英国移民，由此减轻了许多资源、能源和环境的压力。拉美国家特别是像墨西哥这样的国家，在城镇化过程中仅向美国移民就达4000万。但是中国没有这个条件，过去邓小平曾经这样说过，中国为了对全世界负责，我们不会向世界输出难民。中国努力做到自己关起门来完成城镇化，而且第一次、第二次城镇化过程中能源和原材料价格非常低，石油只有两三美元一桶，但是轮到中国搞城镇化时石油价格暴涨。

城镇化的动力和背景也不一样。第一次和第二次城镇化依靠工业化推动，但是轮到中国搞城镇化的时候，全球化、信息化的影响，包括中国要完成城镇化需要工业化，所以中国是人口转移和就业安排比较一致的国家，这是中国政策制定产生的效果。而美国出现非洲人口转移在前就业安排之后，出现大量贫民窟。

最后，城镇化轮到中国了，但是我们城镇化的时候遇到非常严格的环保要求和低碳排放的要求，这是应该的。但是我们回顾过去，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城镇化的时候，先行国家排放了大量二氧化碳，现在中国在这上面再叠加大家都觉得受不了，但是城镇化的过程是一个必然增加能耗和碳排放的过程，中国到现在为止每年消耗的水泥是世界上所有水泥产量的40%，所有钢材的35%；每年要盖20亿平方米的房子才能满足需求，所以在城镇化过程中需要原材料、能源的消耗以及二氧化碳排放，要完成城镇化又不能有排放，这是不可能的。这对中国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中国城镇化的挑战中国的城镇化刚刚进行到中期，才是完成了47%左右，我们还有30年的城镇化，而且这一个城镇化过程中，每年还要转移1500万人口，二氧化碳排放还没有达到世界的平均水平，但是中国如果选择错误的城镇化模式，不久的将来当我们完成城镇化的时候会出现二氧化碳排放的剧增，这是非常可怕的，没有一个中国人愿意看到这样的前景，也没有人愿意中国这样做，中国人跟所有的世界人民在这个意见上完全一致的，我们应该另辟一条节能减排的生态文明的城镇化道路。

这样一来，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遇到的挑战就多了。

第一，中国是一个水资源短缺、人地矛盾尖锐的国家。适宜人类居住的土地不到整个土地面积50%，而适应人类居住、适应大规模推进城镇化的恰恰是优质的耕地，而耕地人均只有1.4亩，每年因城镇化减少耕地1800万亩左右；中国人均水资源被国际有关组织列为贫水国家。大家要注意，我们国家水资源分布非常不均匀，比如说在华北地区人口占全国的1/3，但是水资源仅仅占6%，而西南地区，人口很少，但是拥有了大部分的水资源。中国的水土资源和各个大国相比，耕地只有人家的1/20，水资源、森林面积也只有人家的1/20，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到底怎么办？在资源问题上我可以这样说，中国是以全球7%的耕地、7%的淡水资源来支撑全球21%人口的城镇化，而且还要关起门来搞城镇化，这样一个难题我们需要30年时间去应答。

第二，中国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候鸟式”农民工群体，而且其流向分布非常不均匀。中国的土地制度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政府，也是属于全民，而农村土地属于集体组织，这就使得农民转移到城里来，但是土地还保留在那里，这在经济学上看来是一个错误，但是在中国却是发挥着有效率的社会保障制度的作用。在这一次金融危机中，中国的出口锐减30%，造成了几千万农民工失业，但是这些农民工回去种地，所以没有出现大的社会问题。但是，这一制度也正在调整之中。中国的大城市里的城中村扮演着一种“贫民窟”的角色，安排许许多多农民工住在这里。从2001—2004年农民工进城的就业分布来说，大城市扮演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从57%到62%，小城市吸引力在下降，这有一个很危险的倾向就是北京、上海这样的超级大城市人口会越聚越多。

第三，中国能源存量结构完全失衡，建筑、交通能耗增加很大。中国人均石油和天然气的储量只有全球平均水平的11%和4%，所以当发达国家原来用煤作为工业燃料的，现在转成用天然气了，它的二氧化碳排放就减少了一半，但是中国没有这个条件，中国还是只能以其储量相对丰富的煤，而中国天然气储量非常少，不可能像英国、欧洲、美国能源结构的转移，再加上中国的气候冬天非常冷，夏天非常热，与世界上同纬度地区的平均温度相比，所有城市冬天都偏低了3-15度，所以中国单位建筑能耗应该比全世界平均水平高。所以高速城镇化期间，我们不得不建造20亿平方米的新建筑，也就是世界上40%的建筑量发生在中国，而过去我们所建的400亿平方米建筑需要简单改造。大家知道，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们空调的消耗量、建筑能耗将会逐渐上升，这是一个刚性的消耗，由此造成将来能源问题比产业能耗问题更大，更难克服。中国的人均能耗非常低，就是那么低的能耗，40%左右是因为生产外贸产品所产生的能耗，所以中国替发达国家转移了一部分二氧化碳气体的排放。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人均很低，但是总量很大。

第四，中国的机动化跟城镇化是同步发生。为什么欧洲城市比较密集，而美国城市就出现低密度化，我本人理解欧洲城镇化在前机动化在后。但是美国是城镇化和机动化同时发生，除了纽约和波士顿以外，其实城市都出现严重的城市蔓延，一旦出现城市蔓延问题就大了。中国非常不幸的是，跟美国一样也是机动化跟城镇化同时发生，也就是说中国很有可能出现美国式的城市蔓延，好在中国土地制度是一条“拦水坝”。汽车进入家庭对每个人都有诱惑，一旦拥有汽车人们就可以在地理空间上广泛选择居住地，这个时候城市蔓延是很难阻挡的，所以说中国在这个时候要保持土地制度的基本稳定，才是应对机动化和城市蔓延非常关键的政策。

第五，中国城镇化的推动力失衡。中国依靠工业化来推动城镇化，导致服务业发展比较滞后。这样一来，工业排放污染就比较大，我们同样经历了发达国家所经历过的工业化阶段的水污染、空气污染问题，再加上污水收集管网不足，工业和城市污水排放量上升非常快，前两个五年计划，中国政府下决心加强污水处理，污水处理率是世界上城镇化过程中增长最快的，从1995年20%上升到现在超过了50%。但是，中国沿海和其他河域地带污染问题越来越突出，突发性的事故非常严重。

第六，中国是自然和历史文化遗产众多的国家，但是整个城镇化过程中，也遇到一个盲目照搬国外城镇发展模式的问题。我们向往发达国家那种城镇化的模式，但是那种模式使得我们城市的风格雷同，城市的规划设计缺乏地方特色，自然遗产文化遗产受到破坏，国家风景区、自然保护区是最精华的世界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但是保护难度很大。

第七，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日益扩大。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4，这种扩大的趋势就造成了农村人口快速向城市转移，同时也造成了不同阶层之间的收入差别在扩大。

第八，城镇化带来了区域化的发展。也就是城市区域化了，区域又城市化了，城市之间的竞争就出现了，这种竞争有些是良性的，有些是不好的，这些问题中国人从来没有遇到过，城市群的集中度在提高，城市的决策不仅对城市产生影响而且会影响周边的城市。大家都可以看到，在20年前珠三角的广州、深圳在地图上只是两个小红点，但是现在这些红点连成一片了，这是一种区域的城镇化，急需对城市群综合进行规划，综合进行设计，综合进行引导。中国的对策这样一来，我们就要大家都来对中国面临的挑战献计献策，这不只是中国的问题，而且关系到全人类。我个人想有这么几条：

第一，在城市规划中我们要用强制的管制手段来划定基本农田的保护区，来有效制止城市的蔓延，这种无序的蔓延会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

第二，要坚持紧凑型的城市化发展模式，防止出现美国式的城市郊区化。大家可以看到，美国在100年过程中所经历的城镇化，它的人口密度从每平方英里八千人下降到现在只有三千人，而且在继续下降。中国在过去50年间大中城市的人口密度始终保持在1平方公里一万人，所以中国所有城市叫紧凑型城市。我们要继续采取这样的政策，而且这个政策现在是遇到了机动化的挑战，如果中国走错了道路，就会出现像美国这样的结果，低密度的城镇化就带来汽车依赖症，就带来私有依赖症，一个美国人消耗汽油相当于5个欧盟人。

第三，采取农村人居整治，均衡城镇化的压力，避免非洲式贫困的城镇化。我们不能驱赶农民到城里来，中国政府投入大量资金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来均衡城镇化的压力，这是健康城镇化的一个需求。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赶快把农民聚集到城里来，但他们忘记了生态和能源的承载力。说到能源承载力，我们跟国际上发达国家数据完全不一样，根据我们实际调查，一个城市的居民消耗的能源相当于三个农民，中国农民还是手工劳动为主，所以消耗能源非常低，中国农民人均耕作的土地不到3亩地，只有美国农庄的1%。

第四，要推行严格的节能目标和政策。建筑能耗会出现快速上升，根据我们的测算，如果不进行节能，中国建筑能耗将从现在的3.5亿吨标准煤上升到2020年的11亿吨标准煤；如果推行建筑节能我们就有望节约3.5亿吨标准煤，这是一个巨大节能减排领域。我们现在对所有新建筑都是严格执行节能50%的标准，大城市节能65%标准，两步就达到发达国家水平。现在可以跟大家说80%以上新建建筑已经执行这个标准，但是我们还不满足，要求更多的公用建筑能够走绿色建筑的道路。

第五，要实行自行车和公交优先的交通战略。中国在未来十年内要修建世界上最多的地铁，将要投资总数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的自行车数量现在正在稳定，而且有望逐步上升；中国的电动自行车已达1.2亿辆，而且每年增长30%，已经占世界的60%以上。各国优惠政策倾向电动汽车，中国自行车节约空间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第六，我们正在实施太阳能屋顶计划和分配式能源计划。太阳能屋顶计划，为装上太阳能光电板的，每瓦补贴20块钱，这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太阳能电板生产国家。目前，我国已有超过三千万家庭安装了太阳能热水器，占世界使用量的70%。每年光这一项就减排2000万吨二氧化碳气体。最近，把太阳能热水器以国家补贴方式送到农村去。

第七，正在采取大幅度增加城市污水管网和处理厂投资，预计今后五年投资两千亿人民币，所有城市和县城都建立污水处理厂。

第八，建立历史文化名城、名县的保护法规。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史，而且绵绵不断保留至今，保留了大量的文化遗产，非常珍贵，我们正在着手做这样的保护工作。

第九，我们要建大量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来改善低收入家庭的生活条件。

第十，正在编制区域性规划，在整个城市群范围内来统筹地建设基础设施，统筹地使资源共享、生态环境共保、污染共治。更重要的，我们正在建设大量低碳生态城。中国每年要建的新卫星城都在50个左右，是世界上目前最大的新城镇建设的国家。我们正在跟众多国家合作来建立生态城，同时又对原有的城市进行生态化改造。比如，在天津我们建设中新（加坡）生态城，花八年时间在盐碱地上建设人口30—50万的新城市，而在这个城市里可再生资源的使用量将超过30%。
我借这个平台向各位朋友呼吁，正处在城镇化高潮中的中国，我们必须借鉴先行国家的经验和教训，根据中国的实际变革城市规划和公共政策，同时使中国城镇化走对路，坚持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基本原则，全面推行绿色建筑、绿色交通和低碳生态城，希望大家都加入我们的队伍，因为只有中国走绿色发展道路，世界才会绿色。（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 仇保兴）

⑻ 近代中国华北地区城市化的特点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城市化获得了长足的进展，现在已步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和特点。这些新的变化和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罩首个方面。

（一）城市化动力呈现出公有经济、民营经济和外资经济三足鼎立的动力结构

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只有单一的公有经济成分。即公有制经济，包括国有和集体两种经济形式。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非公经济快速崛起，即除公有经济之外其他所有经济形式，包括民营和外资两大类。经济成分趋向于多元化。然而，公有经济的步伐却相对放慢了。尤其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公有经济还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萎缩。这样，在21世纪之初，民营经济就取代公有经济而上升成为中国市场经济的主体。民营经济是指由中国民间资本投资和管理的经济成分，包括除公有和外资之外所有其他经济形式。同时，外资经济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并成为中国市场经济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外资经济是指由境外资本投资和管理的经济成分，包括外商投资企业和港澳台商投资企业两种形式。2006年，公有、民营和外资三种经济成分的比重分别是23%、56%和21%。
因此可以说，当前中国城市化的动力结构为：公有经济为主导，民营经济为主体，外资经济为辅助，三者大体上成鼎立之势。这样的动力结构，就为城市化的快速推进提供了条件。

（二）城市化模式演变成计划、市场和外向三种模式并存的格局

城市化动力成分和动力结构的发展与变化，自然会带来动力机制和模式的演变。计划经济时期，在公有经济基础上，城市化形成了计划机制和模式。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在民营经济基础上，又出现了市场机制和模式。同时，随着外向经济的发展，在外资经济的基础上，还形成了外向机制和模式。这样，改革开放30年来，与动力结构的演变相适应，中国城市化的动力机制与模式也转变成计划模式为主导、市场模式为基础、外向模式为辅助的格局。
从总体上说，这样的模式结构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兼顾了质量和效率，有利于城市化的快速推进。

（三）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加快

动力结构、机制和模式顷腊的优化，加快了城市化进程。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城镇人口平均每年增加不足500万人。改革开放后，城市化步伐显着加快。20世纪80年代，城镇人口平均每年增加1000万人以上，到90年代又增长到1500万人以上。进21世纪，城镇人口平均每年增长接近2000万人，规模进一步扩大。同时，在90年代（1990～2000年），全国城市建成区面积平均每年扩大938平方公里，进入21世纪后（2000～2007年）则平均每年扩大1861平方公里，几乎加快了一倍。

（四）城市化质量显着改进

改革开放后，我国城市化之所以加速推进，主要是由市场经济推动的。在初级阶段，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主要是一些小企业，甚至是个体户。由于个体私营企业规模小，素质低，不规范，主要从事些简单的生产和经营活动。因而，早期的城市化是比较粗放的，存在着大量的半城市化现象，而且带来了环境污染和生态压力。即使到了20世纪90年代，由于大规模的旧城改造和新城建设，各个城市也几乎成了建设工地。进21新世纪后，旧城改造接近尾声，过去那种大拆大建式的城市化开始降温，内在素质的提升已成为新型城市化的主要内涵。尤其是近年来，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各地积极探索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强了科技创新，信息化和现代化进程加快，竞争力增强，城市化质量有了大的飞跃。例如，反映城市现代化水平的各项公用事业指标，进21新世纪后均上了一个大台阶。尤其是园林绿地面积，在2000年之后的建设进度比前一个时段快了两倍多。

（五）大城市发展优势明显增强

计划经济时期，由于政府主导的重工业化道路，中国大城市发展较快。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小城镇雀闷滑快速崛起，大城市风光不再。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从计划经济体制比较薄弱的外围起步的，如农村和小城市，尤其是在东南沿海地区。这样，小城镇和小城市最先得益于市场经济的推动，活力展现。然而，大城市由于受体制的拖累，负担过重，步履维艰。不过，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同时也将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打破了），以及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尤其是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使大城市的活力开始得以恢复和发展。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市场经济体制趋于完善，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逐步增强，大城市、特别是区域性中心城市，如上海、南京、武汉、广州、北京等，发展优势更加突出。2000～2005年，中国城市建成区面积就显示出城市规模越大年均增长率越高的趋势。

（六）城市化的地域差异已经形成

中国城市化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传统模式，即从计划经济时期一直延续下来的计划模式；另一类是新兴模式，包括前面提到的市场模式和外向模式两种形式。传统模式至今仍在发挥着作用，以政府为主导因素，主要通过行政的力量来配置资源，促进经济发展，推动城市化进程。尤其在中西部地区，这种城市化模式目前仍占主体地位，甚至是唯一的模式。新兴模式是在改革开放后出现的，以资本为主导因素，由市场来配置资源，通过发展经济，推动城市化进程。新兴模式主要存在于东部沿海，尤其集中在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
改革开放后，东部沿海地区城市化步伐之所以显着加快，主要得益于新兴模式。由于这一模式是以新兴工业化（尤其表现为农村工业化，主要从事简单的加工和装配活动）为动力的，城市化的地域扩张快，占地范围广，为离散型城市化。经过30年的发展，这一工业化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市场空间基本上开发完备），目前正在进行转型和升级。尤其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迫使其转型和升级过程不得不加快步伐，向着技术创新型工业发展。而且，这些地区的土地空间基本上被开发完备，不得不向着土地集约型的经济活动转变。同时，经过30年的发展，这些地区已积累了雄厚的经济基础（成为中国的经济发达地区），也在转型和升级，向着服务业发展：一方面是商业贸易，另一方面是生产性服务业。这样，该地区的城市化就在原来初级工业化基础上开始进行再城市化过程，即商业化过程。根据中国的实践经验，城市化有三个阶段：工业化—商业化—都市化。当然，这样的城市化主要是集中型城市化，地区中心城市将得到优先发展，如广州、深圳、温州、苏州、上海等。
东南沿海地区经济的转型和升级，就促使当地产业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扩散，这其中包括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与扩散，如珠江三角洲向东边的惠州、北边的河源及西边的阳江等地进行投资。这样，从东南沿海到西北内陆在产业上开始形成纵向关联，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的梯级差异态势正在形成，并向纵深发展。这样，中部地区的新型工业化过程正在大规模推进，其重点在靠近东部沿海的省份，如安徽、江西、河北等省，在承接产业转移方面具有更大的优势。西部地区，只有少数几个条件适宜的地方有限地展开，如四川盆地、关中平原等地，总体上规模不大。
这样，经过改革开放后30年的发展，原来计划经济时期比较均衡的城市化格局就彻底改变了，中国城市化发展水平在地域上已经形成了梯度差异。

（七）城市化增长重心开始内移

改革开放后，东南沿海地区经济的快速崛起，新兴城市化进程得以启动，从而使得中国城市化重心逐渐东移。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投资重点开始西移，从而使得经济发展和城市化增长重心出现了由沿海向内地移动的趋势。如表4所示，近年来中国东部地区的GDP和进出口额均出现了微弱的相对下降趋势，而中西部地区则有所上升（但东北地区几乎没有变化）。尤其是固定资产投资，中西部地区增长幅度明显提高。从城市建成区面积来看，虽然中西部地区的增长速度仍然赶不上东部地区，但差距在逐步缩小（只有2005~2006年中部地区的增长速度有所反常）。

（八）农村隐性城市化进展加快

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推进，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的村庄建设步伐加快，村容面貌显着改观。楼房的出现，突破了传统上平坦的村落格局。街道路面的硬化，照明设施的建设，以及公共服务设施的普及或改善，如电视、电话、电力、供水、交通等，显着缩小了农村与城市之间的距离。虽然这并不是统计意义上的城市化，但在内涵上与城市化是一致的。因而，可将当前的新农村建设称之为隐性城市化。还有一种形式的城市化，也是隐性的，但却是负效应。主要存在于中西部边远地区的农村、山区或牧区，大批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去城镇打工，学生到附近城镇上学，富裕家庭也迁到生活条件较好的城市居住，从而使得农村人口逐渐减少，村庄不断萎缩，直至消失。在当地，由于农村人口减少，相应的使得城市化水平有所上升。
负效应的农村隐性城市化虽有出现，但并不普遍，更多的是随着新农村建设带来的正效应的隐性城市化为主。这也应该是中国特色城市化的一种表现。

⑼ 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历史发展

1.城市化水平。
从1949年建国到1978年“三中全会”以前，中国大陆的城市化相当缓慢，在1950至1980年的30年中，全世界城市人口的比重由28.4%上升到41.3%，其中发展中国家由16.2%上升到30.5%，但是中国大陆仅由11.2%上升到19.4%。这种城市化的缓慢并不是建立在工业发展停滞或缓慢的基础上，正相反，改革开放前的29年，中国大陆的工业和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并不算慢，工业总产值1978年比1949年增长了38.18倍，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49年的30%提高到1978年的72.2%；社会总产值增长12.44倍，其中非农产业在全社会总产值中的比重，则由1949年的41.4%上升到1978年的77.1%；国民收入总额则从1949年的358亿元增长到1978年的3010亿元(按当年价格计算)，提高7.41倍，其中非农产业在国民收入构成中的比重，也由1949年的31.6%上升到1978年的64.6%。从1950年到1973年，世界GDP总量年均增长4.9%，人均GDP增长2.9%，其中中国大陆GDP年均增长5.1%，人均增长2.9%，睁源祥高于和等于世界平均水平，高于同期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
2.城市化特点。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城市化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1)政府是城市化动力机制的主体。(2)城市化对非农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很低。(3)城市化的区域发展受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的制约。(4)劳动力的职业转换优先于地域转换。(5)城市运行机制具有非商品经济的特征。
这种城市化的结果，是形成了城乡之间相互隔离和相互封闭的“二元社会”。这里所说的二元社会结构，是指政府对城市和市民实行“统包”，而对农村和农民则实行“统制”，即由财产制度、户籍制度、住宅制度、粮食供给制度、副食品和燃料供给制度、教育制度、医疗制度、就业制度、养老制度、劳动保险制度、劳动保护制度、甚至婚姻制度等具体制度所造成的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构成了城乡之间的壁垒，阻止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自由流动。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的城市化，是在国民经济高速增长条件下迅速推进的，城乡之间的壁垒逐渐松动并被打破，特别是乡镇企业的发展，使得中国的城市化呈现出以小城镇迅速扩张、人口就地城市化为主的特点。
1.城市化进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1）1978-1984年，以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为主要动力推动城市化阶段。这个阶段的城市化带有恢复性性质，“先进城后建城”的特征比较明显。第一，表现在大约有2000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和下放干部返城并就业，高考的全面恢复和迅速发展也使得一批农村学生进入城市；第二，城乡集市贸易的开放和迅速发展，使得大量农民进入城市和小城镇，出现大量城镇暂住人口；第三，这个时期开始崛起的乡镇企业也促进了小城镇的发展；第四，国家为了还过去城市建设的欠帐，提高了城市维护和建设费，结束了城市建设多年徘徊的局面。这个阶段，就人口来看，城市化率由1978年的17.92%提高到1984年的23.01%，年均提高0.85个百分点。
2）1985-1991年，乡镇企业和城市改革双重推动城市化阶段。这个阶段以发展新城镇为主，沿海地区出现了大量新兴的小城镇。
3）1992-2000年，城市化全面推进阶段，以城市建设、小城镇发展和普悉搏遍建立经济开发区为主要动力。1992年到1998年，城市化率由27.63%提高到30.42%，年均提高0.42个百分点。
进入90年代以后，中国城市化，已从沿海向内地全面展开。1995年底与1990年相比，建制市已从467个增加到640个，建制镇则从12000个增加到16000多个；从人口来看，城市化水平也从1990年的26.41%提高到28.62%。
2.城市化政策的变化。
1978年以后，在经济高速增长而城乡户籍分隔的背景裂握下，积极发展小城镇就必然成为可供政府选择的最佳城市化政策。中国的城市化终于由被压制转为松动和放开，过去那种控制城市人口增长和城乡分隔的政策被鼓励小城镇发展的政策所取代。1980年，在当时城乡分隔、大城市基础设施滞后的情况下，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提出了“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城市发展总方针。
为贯彻上述政策，80年代初，开始实行市地级市管理县级市制度，地级市数量增加较快，1983-1998年间，共有100多个县级市升格为地级市，其中仅1983-1985年的3年里，地级市的数量净增加50个。
1983年，加强小城镇建设，以小城镇为主，大中小城市为辅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
1984-1986年“撤社建乡”，并降低建制镇标准，3年里建制镇数量增加7750个；1992-1994年，国家对乡镇实行“撤、扩、并”，结果3年里建制镇又增加7750个。这6年里建制镇增加数相当于1979-1999年间(21年)净增加数的71%。
1986年国家有关部门修订“建市”标准后，县级市也增加很快。1986-1996年的11年间，县级市数量净增加286个。1992年，国务院再次修订小城镇建制标准，促进了小城镇的发展。
1993年10月，建设部召开全国村镇建设工作会议，确定了以小城镇建设为重点的村镇建设工作方针，提出了到21世纪末中国小城镇建设发展目标。会后，经国务院原则同意，建设部等6个部委联合颁发了《关于加强小城镇建设的若干意见》。1995年4月，国家体改委、建设部、公安部等11个部委联合下达《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指导意见》，并在全国选择了57个镇作为综合改革试点。1997年6月10日，国务院批转了公安部《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和《关于完善农村户籍管理制度意见》的通知。通知认为，应当适时进行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允许已径在小城镇就业、居住并符合一定条件的农村人口在小城镇办理城镇常住户口，以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就近、有序地向小城镇转移，促进小城镇和农村的全面发展。农村新生婴儿可以随母或者随父登记常住户口。此后，许多小城市为促进经济发展，基本放开了户籍限制；不少大中城市，甚至北京、上海等，也放松了外地人口进入本市的限制。
1998年10月，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发展小城镇，是带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大战略”，进一步提升了发展小城镇的重要地位。2000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促进小城镇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意见》指出，加快城镇化进程的时机和条件已经成熟。抓住机遇，适时引导小城镇健康发展，应当成为当前和今后较长时期农村改革与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
2000年10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十五”规划的建议中提出：“随着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中国推进城市化条件已渐成熟，要不失时机实施城镇化战略。”为了加快城镇化，2001年5月，国务院批转了公安部《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2001年5月，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意见》指出：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实施范围，是县级市市区、县人民政府驻地镇及其他建制镇；凡在上述范围内有合法固定的住所、稳定的职业或生活来源的人员及与其共同居住生活的直系亲属，均可根据本人意愿办理城镇常住户口；已在小城镇办理的蓝印户口、地方城镇居民户口、自理口粮户口等，符合上述条件的，统一登记为城镇常住户口。这标志着小城镇已经废除了城乡分隔制度。有些地方甚至采取了鼓励农民到小城镇居住和创业的政策。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政策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由过去实行城乡分隔，限制人口流动逐渐转为放松管制，允许农民进入城市就业，鼓励农民迁入小城镇；二是确立了以积极发展小城镇为主的城市化方针。

⑽ 为什么中国在1960年到1965年的时候城市化进程减慢

1958年～1977年是城市化的停滞阶段，这个时期经历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受左倾思想的影响，生产力发展受到严重制约，经济、社会发展受阻甚至倒退，这也直接限制了城市的发展，加速了二元经济的发展，在近20年的时间里，城市人口仅增加了1.2个百分点，城市数量也只是增加了十多个中小城市。城市化水平先由16.25%上升到1960年的19.75%，到1965年为19.82%。

从1958年开始，全国在“大跃进、大炼钢铁”的影响下，农民大量进城，城市人口剧增，全国城镇人口由1957年的9949万人增加为1958年的13073万人，分别占全国总人口的15.4%和19.8%。全国城市数量也剧增，1957年底为177个，1960年为199个，1961年又增加为208个。结果，由于工业建设规模过大，城市化发展过快，大大超过了国力可能承受的限度，严重影响了工业建设和人民生活水平。
因此，1961年中共中央决定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薯埋，做出调整工业项差手弯目、压缩城市人口、撤销不够条件的市镇建制的决定。经过几年调整，全国的经济形势趋于好转，城市化也逐步转上正轨，到1964年底，建制市由208个减少为169个，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又遭受了新的挫折。如出现了大批资源贫乏交通不便的中小城市，实行所谓“山散洞”的建设方针，大大延误了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甚至虚闷出现了把城市变为农村，以达到“消灭城乡差别”的逆历史潮流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