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欧洲如何互补

㈠ 中国与欧盟建立了什么关系

1975年5月6日，中国与欧洲经济共同体建立外交关系。1983年10月，中国与欧洲煤钢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分别建立外交关系。1983年11月1日，中国与欧洲共同体正式宣布全面建交。

1998年，中欧建立面向21世纪的长期稳定的建设性伙伴关系。2001年，双方建立全面伙伴关系。2003年，中欧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2003年，中国发表首份对欧盟政策文件。2013年，双方发表《中欧合作2020战略规划》。2014年，中欧提出打造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

中欧关系的历史

冷战后，发展同欧洲关系不是中国外交的重点。相比之下，中国倾向发展中美关系中日关系和同其他亚洲国家关系。然而由于经济交流增加，并且双方都开始致力于建立多极化世界体系，中欧关系发展迅速。

欧盟对中国兴趣巨大，因此1990年代欧洲政府频繁访华。中国欧洲的贸易增长高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从1985年的USD14.3 billion in 1985增长达1994年的 USD45.6 billion，翻了两倍。

㈡ 中国与欧盟关系

3月28日，疫情防控以来的首趟中欧班列从湖北武汉出发，将急需的防疫物资、生活必需品等货物运往德国、法国、匈牙利、捷克、波兰等欧洲国家。在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青白江铁路港片区，这些中欧班列连接了中国和欧洲的城市，为欧洲国家送去物美价廉的中国商品，也为中国各地带来欧洲各国的葡萄酒和其他商品。统计显示，上半年，中欧班列开行数量大幅增长，累计开行5122列，同比增长36%，反映出中欧经贸关系的蓬勃发展，也充分说明了中欧关系的重要性。

今年是中欧建交45周年。当前，中国和欧盟的贸易额均领先世界。中国是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仅次于美国；欧盟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据欧盟委员会的统计，中国是欧盟最大的进口来源地和第二大出口市场。中国和欧洲平均每天的贸易额超过10亿欧元。

中欧双方都致力于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过，相比而言，欧盟的对华立场表现出复杂性。2019年欧盟发布了《欧中战略展望》政策报告，将中国定位为“合作伙伴”、“谈判伙伴”、“经济竞争者”和“制度性竞争对手”。由于欧盟对华态度的这种复杂性，针对不同的事务和政策，欧盟会采取不同的方式与中国接触。一方面，欧盟在与中国的贸易和投资往来中表现出积极的一面，另一方面，又时不时地采取可能破坏双边关系的举措。例如，7月30日，欧盟以涉嫌网络攻击为由制裁两名中国公民和一家中国企业。

中国和欧盟在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治理模式等方面确有不同，但双方合作远大于竞争。正如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7月30日与意大利外长迪马举行视频会晤时所说，中欧双方应相互尊重、相互欣赏、相互借鉴，使世界更加丰富多彩，使不同文明、不同发展模式的国家实现共同促进、共同繁荣。

中欧不是制度性竞争对手，而是全面战略伙伴。双方有着广泛的共同经济利益，这使得双方的合作必不可少，而不是可有可无。尽管新冠肺炎疫情带来诸多挑战，加之中美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但最近我们看到，中欧高层交往日益频繁：7月28日，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与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东布罗夫斯基斯以视频形式共同主持了第八次中欧经贸高层对话；7月29日，国务院副总理韩正与欧盟委员会第一副主席蒂默曼斯举行了视频会见。在双方努力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及其灾难性影响之际，中欧关系似乎呈现出更大的发展势头。

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东布罗夫斯基斯在第八次中欧经贸高层对话前夕表示：“当前的危机让我们别无选择，只能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伙伴携手合作。通过齐心协力，我们可以更快地实现经济复苏，并在贸易和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领域取得进展。”欧盟仍然对与中国合作持开放态度，特别是在贸易和投资领域，但中欧关系的发展也面临一些障碍。正如东布罗夫斯基斯在同一场合所说的那样，“我们还有一些症结需要解决，例如给予双方企业对等待遇。”

在中欧关系上，中方始终支持欧洲一体化进程，希望欧盟发展壮大，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重要作用。中国与欧盟的繁荣和可持续增长是息息相关的。双方更多的是合作伙伴，而不是竞争对手，更不是“制度性竞争对手”。这一点可以从双方的贸易数据中得到证明。根据海关总署的统计数据，今年上半年，中欧双边贸易额达2841.57亿美元。在全球化时代，作为拥有不同治理模式的两大经济体，中欧双方可能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竞争，这是很自然的，但双方也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中欧从合作中获得的利益远大于竞争可能带来的损失。

随着双方在贸易和投资谈判上取得进展，美国将密切关注，其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更加紧密的中欧关系。欧盟能否在美国施压下保持战略定力，按照自身的根本和长远利益行事，是对欧盟领导人的重大考验。面对疫情带来的挑战和困难，中欧有机会建立更加紧密的双边关系。美国正为了一己私利煽动意识形态对抗，欧盟需保持警惕。更为重要的是，中欧应密切合作，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抵御逆全球化浪潮，共同倡导多边主义，促进经济早日复苏，给双方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作者：邢玉堂 中国外文局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科研管理与国际合作部副主任、副研究员）

㈢ 中国成为欧盟最大贸易伙伴， 提到欧盟你会想到什么

中国成为欧盟最大贸易伙伴，提起欧盟，我会想到很多，其中最近的事情是英国脱欧的事情。改革开放以来，欧盟逐渐成为中国非常重信喊巧要的经贸伙伴。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世界上最成功的经济一体化组织，中欧合作特别重要。

国际合作具有普遍性，这体现在国际合作在各个领域的飞速发展，特别是在经济方面，国际合作的深度和广度得到了极大的加强和扩展，国际政治合作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军事，科学，技术和文化方面的国际合作突飞猛进。中欧之间的合作始于经贸领域，历史悠久。从中欧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双边关系的稳定发展，中欧关系的战略转折和全面发展以及世界金融危机背景下中欧关系的新纪元经贸关系一直是两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中欧经贸关系日趋成熟，合作领域不断扩大。在经贸领域，中欧有着强烈的互补利益。在具体的合作过程中，中欧实现了互惠互利。

㈣ 中国与欧盟建交的原因如题 谢谢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欧洲联盟的外交关系建立于1975，伏歼中欧基哗关系基于1985中欧贸易与合作协议，从2007起，双方开始谈判提升关系到新的Partnership and Cooperation Agreement 层面，已经有20多个项目的谈话和协定签署，设计环保、教育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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㈤ 中德两国企业合作的互补性

中德企业合作的思考
◎ 文/南存辉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中国已经从一个普通消费品的市场大国，逐步成为高档消费品的市场大国。

“坐奔驰，开宝马”，曾是中国社会上一句流行语，形象表述了富裕起来的中国人对高档汽车的最初认识，也直观地反映了中国消费者对德国制造的高档工业品和消费品的高度认可。

多年来，德国企业及机构向中国输出的工业、交通大型设备和民用环保、家居制品以及金融、零售等各领域的产品与服务均取得很好的业绩。为数众多的德国企业扎根中国当地，凭借先进的技术与管理，占据诸多行业的产业链高端，获得巨大的市场份额和丰厚的利润回报。

根据德国工商总会（上海办事处）研究发布的《德国工商总会2007年调查》报告，截至2007年11月，德国企业经中国政府批准的在华投资项目有5,800多个，设立独资及合资企业2,500多家，实际在华投资金额累计约160.4亿美元。德国中国商会近期对在华德资企业的调查结果显示，得益于中国良好的政策环境与中国经济的强大活力，大部分德国企业的在华投资获得成功，实现了经营目标，新投资项目达到盈亏平衡的时间仅需2至4年；90%以上的德资企业计划在短期或中期扩大在华经营规模，40%以上的德资企业计划在中国开设新的子公司。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企业通过引进、学习、消化吸收及再创新，使中国逐渐成为制造业大国，形成了门类齐全的产业体系。以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为代表的、由众多中小企业参与的、各具特色的制造业基地初具规模，形成了一定的产业配套能力，基本处于产业价燃族旅值链的低端，为全球市场提供的是质优价廉的产品。“中国制造”已经成为穗庆各国居民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中国中小企业为包括德国在内的各国民众生活质量的提高做出了较大贡献。

据统计显示，中国中小企业创造的最终产品和服务价值占到国内生产总值（GDP）60%，提供了75%以上的城镇就业和50%以上的税收总额；德国中小企业提供了德国70%的就业岗位、80%的职业培训，创造了45%的国民生产总产值。在中国，65%的专利、75%的技术创新、80%的新产品开发是由中小企业完成的。因此，中小企业既是中德两国经济的主体与基础，也是两国经济合作的主要参与者。

中德两国经济技术的互补性强。众所周知，中国不仅是全球最大的潜在消费市场，也是全球最大的工业品市场之一。在过去10年间（1997-2007年），中皮凳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18.6%。根据中国统计局在2006年所作的预测，在未来三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GDP的年均增长率将保持在7%以上，至2020年国内GDP总量将超过60万亿元，人均GDP超过4万元，折算美元超过5,500美元/人，实现（或超额实现）中国政府提出的2020年人均GDP比2000年翻两番的战略目标；未来十五年内，资本积累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率在50%以上，其次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快速增长，预计在“十二五”期间，其贡献率将超过40％；

因此，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市场将保持对工业品的强劲需求。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将继续成为推动区域乃至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这是包括德国在内的各国企业的历史性机遇。即将召开的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等，更是为各国企业包括来自德国的中小企业继续开拓中国市场提供了良好机会。在此历史条件下，中德中小企业具有广阔的合作前景。

就中德两国中小企业之间的合作而言，我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考虑：

一、国际贸易

近年来，中德两国贸易的发展势头良好。中国是德国在亚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德国是中国在欧洲最大的贸易伙伴，两国间贸易额占中国与欧盟27个成员国贸易额的三分之一。据德国联邦统计局统计，2007年1-11月份双边贸易额达到772.86亿欧元，同比2006年增长15%。双方出口商品结构大体保持稳定，两国贸易合作的法律框架逐步完善，合作的机制比较健全。

贸易合作已经成为中德两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两国经济健康发展的推动因素。在中国重化工业、轨道交通、先进制造业、节能减排、新能源、水处理和环保等产业的发展过程中，德国中小企业生产的机械设备、电力电子、精密仪表、自动化装置和新材料等高技术产品具有广阔的应用市场；而中国中小企业在付出巨大资源与人力代价基础上生产的各种高性价比的工业品与消费品，将继续成为德国民众高福利生活的重要基础。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中国企业出口德国的产品结构也在发生一些值得关注的变化。德国联邦统计局近期公布的统计报告显示，2000-2007年间德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中，高附加值产品所占比重呈上升趋势，如办公设备、电脑设备及元件所占比例从2000年的10.4%增加到2007年的18.6％，电视机、收音机及其他电子产品的比例由12.6%增至16.5%；而附加值相对较低的商品，如家具、玩具和装饰品的进口比重从11.1%下降至9.7%，纺织服装类则由11.5％降至9.7％。中国出口德国商品的结构性变化，与我国领导人在2005年访德期间提出了有关深化两国经贸合作的建议内容是一致的。

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人均资源相对贫乏、环境承载力较为薄弱的国家。中国所面临的人口、资源及环境等方面的约束条件，决定了中国只有改变粗放式的增长方式，在技术进步基础上构建资源节约型的产业结构，才能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中国出口商品结构的演变，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中国政府为调整产业结构所作的努力。

我们要在继续保持双边贸易的同时，稳步提升双边贸易的深度，扩大双边贸易的宽度，提高交易频率和交易额，增加技术与服务在双边贸易中所占的比重。

二、产业衔接

德国是世界制造业大国，更是制造业强国。如果说“德国制造”推进了中国产业的技术进步，那么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中国制造”对德国的进一步贡献则是，随着进入德国市场的中国产品技术水平的逐步提高，将直接推动德国企业的技术革新与产业转型，进而有利于德国企业全球竞争力的持续提升。

中德两国中小型制造企业的比较优势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和互补性，具体表现在，德国中小企业产品的优势为领先技术、专业设计、高品质、工艺精湛及可靠耐用，在专业应用领域具有很强的竞争力。而中国中小企业的产品则以适用性、通用性及高性价比取胜，主要定位于大批量的经济型市场。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两国中小型制造企业不同的产业优势是可以互相衔接、互为补充的。两国中小企业之间要加强产业内的分工与协作，围绕各自的比较优势，建立互补共赢的产业合作模式。如在德国企业占有传统优势的专业设备领域，可通过OEM及ODM方式更多地采用中国企业生产的非核心部件，使在保持产品性能与质量的同时，降低制造成本，提高生产效率，进一步增强市场竞争力；在德国企业相对逊色的标准化产品领域，则可通过技术转让、授权生产、组建合资企业等方式与中国厂商合作生产，形成综合竞争优势，填补市场空缺。我们相信，如果德国的技术研发、工业设计、生产工艺及质量管理体系，结合中国良好的产业基础及优质廉价的人力资源，可以形成全球性的制造业竞争优势，并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积极力量。

中国的中小企业要积极开拓视野，创新国际业务方式，改变以往原料从国外进口、生产加工在国内、产品销往国外的“孤岛化工厂”模式，积极走出去设立研发机构与生产基地，主动实现与国外企业尤其是与德国中小企业的产业衔接，共谋互利发展。

三、双向投资

中国近代工业的建立与发展，曾在较大程度上借鉴了欧洲特别是德国的工业化经验，这使得中德两国经济在产业结构、经营理念等方面具备一定的互通性，由此为两国企业、包括中小企业在资本层面合作提供了很大空间。

当前，德国企业的对华投资热情持续高涨。根据德国工商总会在对8,000家德国工业企业调查基础上所作的《2008年德国对外投资报告》，中国是德国企业在欧盟以外最受欢迎的投资目的地，约有32%的企业将中国作为首选投资地；对于海外雇员超过1,000人的德国大型企业，中国是超过欧盟的首选投资目的地；41%的海外雇员在200－999人的德国中小企业则计划于今年对华投资。

总体而言，德国企业对华投资优化了其产业的区域布局，中国也成为诸多德国企业最具盈利性、增长最快的区域市场。此外，德国工商总会的调查结果还显示，在中国等国外有投资的德国企业，其国内经营业绩和雇员增长幅度都明显都高于国内平均水平，由此表明对外投资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德国国内的经济增长与就业，增强了德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相比而言，中国企业投资德国尚有很大的潜力。随着中国企业竞争能力的逐步提高，中国资本应走出国门开展对外投资，在更深层次参与国际的合作与分工。由于中德两国经济资源禀赋的差异性与互补性，使德国成为中国企业在欧洲投资最有价值的目的国之一。中国厂商可以通过新建独资企业或与当地企业合资合作等方式建立在德国的业务实体，充分利用当地在科研、技术、工业设计、产业标准、质量认证、职业培训及技术员工等方面的优势，建立面向全欧洲、中东、非洲乃至全球市场的经营主体。

然而，企业之间的合作离不开政府和行业组织的支持和推动。当前我们最大的愿望，一是希望中德两国政府积极推动两国商会和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的交流，为两国企业间的联系和业务往来提供更为有效的中介服务；二是希望德方放宽在市场准入等方面的有关规定，为中国产品进入德国市场提供便利，为中国企业到德国投资营造更为良好的环境条件。

我们相信，只要有积极的态度，宽阔的胸怀。中德两国中小企业之间的合作前景一定会更加辉煌，中德两国中小企业一定会为共同促进两国经济的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

㈥ 试论中国如何借鉴欧盟一体化所取得的成就,在应对亚洲各国的合作浪潮中占据更有利的地位。

中国与欧洲的相互关系既取决于双边关系的客观进程 ,同时也取决于双方各自对于对方的认知状况。中国人对于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正面评价不光与欧洲的实际成就有关 ,而且也与中国人决心投身于东亚区域合作的历史努力息息相关。尽管中国与欧洲无论是历史文化、 现行体制、 还是地缘政治条件都有很大的差异 ,但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演进过程表明 ,中国有许多方面可以从欧洲一体化进程中获得借鉴。

晚清西学东渐以后 ,中国的精英阶层大体上是在以下几个方面向当时最为先进的欧洲学习和取得借鉴的:第一 ,了解世界;第二 ,求强求富;第三 ,救亡图存;第四 ,民主革命;第五 ,科学启蒙。 [1]此后百多年来 ,虽然每一个历史阶段所关注的主题有所变迁 ,但是中国现慧枯察代化的历史过程大体上也是围绕着上述问题展开的。到 20世纪 70年代末以来的改革开放时期 ,中国各界精英又一次表现出了解和研究欧洲、 学习和交往欧洲的强烈意向。这一时期的兴趣则集中在欧洲发生的一系列历史性创举 ,包括像欧洲一体化这样的宏大历史进程方面。

早在改革开放的最初时期 ,中国学术界已经着手对欧洲一体化的经验进行系统的研究。上世纪 90年代下半期和新世纪以来 ,在中国与欧盟之间一系列重大合作项目推动之下 ,不仅中国学界的欧洲研究进入了一个全面深化的新阶段 ,而且对于欧洲问题的介绍也成为中国媒体的热点。以最近两三年为例 ,甚至当欧盟宪法进程遭逢困难的时候 ,中国的媒体和学者总体上还是表现出了谨慎乐观的态度 ,认为欧盟宪法进程所遇到的困难是暂时性的 ,欧盟将用自己深化改革和扩大影响的努力来证明自己的强劲生命力。对于这种乐观的预期应该如何看待呢 ? 事实上 ,这里既包含了中国对于世界发展的多元化特性的一种执着追求 ,因为欧洲人的确是通过自己的特殊方式显示了对于世界发展多样化的信念。同时 ,也表达了中国人民对于欧洲政治家和欧洲人民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合理性及其抱负的一种信任 ,因为这毕竟是欧洲人在半个多世纪的努力实践中所取得的一种成就。在更深层次上说 ,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成功与否已经与中国的未来息息败握相关。因为 ,中国的前途也已经不可逆转地与整个东亚地区乃至于更广泛区域的一体化发生着紧密的关系。这样的一种心理状态和对于事态的理解推动着中国人愿意以一种前瞻式的态度来看待远在欧亚大陆另外一侧的欧洲一体化进程。

显然 ,中国人对于欧洲一体化进程的看法并不全然取决于欧洲一体化这样一个客观的历史过程 ,而是取决于对欧洲一体化的认知过程中的主体和客体它们各自的境遇、 对于对方的理解 ,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

一、欧洲一体化与东亚区域化

长期以来 ,关于欧洲一体化进程究竟是国际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个特例 ,还是普遍路径的问题曾经有过不少争论。持“ 特例 ” 观者认为 ,欧洲历史条件与文化个性具有特殊性 ,因此欧洲一体化的进程很难在其他地区被重复;持“普遍 ”观者则认为: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 ,随着经济日益出现跨国、 跨区域的流动 ,出现要素之间的更大规模的整合是完全可能的。进一步而言 ,在当今世界上 ,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求诉已经成为不可动摇之势 ,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相互沟通与合作 ,乃至于形成区域间的一体化已经是势所必然 ,欧洲一体化进程完全可以在其他地区被重现。

值得注意的是 ,第一 ,欧洲历史文化条件的特殊性是一个客观的存在 ,但是在其他地前茄区实际上也已经在不同水平上和不同内部结构中出现了可以推动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动因。比如 ,无论在东亚还是拉美 ,市场的发展规模、 市民社会的历史性进步都呈现出对于一体化的需求。第二 ,虽然各地的具体历史文化背景、各区域一体化的具体内容和规模各不相同 ,但是一体化的总体方向已经被证明是可以成为各个区域政治和经济的共同目标的。第三 ,不光是一体化进程本身 ,一体化现象也正在成为影响各个地区和国家内外事务的一个重要因素。特别是对于向着现代市场经济制度转型的国家和地区来说 ,一体化带来的内外事务之间的相互关联和相互影响正在日益增长。因此 ,这样一个重要的变化也促使欧洲之外的各个地区和国家都来关注欧洲一体化这一重要的历史进程。

但是 ,在进一步论证欧洲之外的地区具有学习欧洲一体化经验的可能性之前 ,还是有必要非常冷静地来观察一下欧亚之间的差别所在。从比较的观点来看 ,整个东亚地区无论在历史文化 ,还是在当今政治经济领域中都存在着与欧洲地区的重大差异。

就文明背景而言 ,在当今欧洲各国之间对欧洲文化的高度认同是欧洲一体化的深刻背景 ,这种认同受到长期历史的培植 ,尤其是受到相对统一的基督教文化的熏陶。虽然欧洲的基督教也还有着各种流派 ,但与之相比 ,面貌各异的亚洲各国各地区的宗教状况 ,以及以此为背景的文明状况则要相对复杂得多。

就地缘政治条件而言 ,欧洲国家比邻聚居于欧亚大陆的西端 ,大大地不同于有高山大川阻隔、 相互间交往不便的亚太或者东亚地区的各个国家。欧洲的这种地理条件比较有利于形成统一市场 ,有利于相互之间的合作与交流 ,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相对成熟的区域认同。后工业时代的经济发展与交往虽然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超越天然屏障 ,但依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亚太与欧洲地表景观的差距 ,以及这种差距对于区域合作的影响。

就历史进程而言 ,东亚诸国并没有经过一个如欧洲那样的以文艺复兴、宗教改革、 工业革命为主要内容的世俗化过程 ,在历史上也没有大规模出现过犹如“ 市民社会” 一类作为市场经济与民主法制建构的基本单位的历史要素。这造成了东亚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法制在体制发展方面大大落后于欧洲的状况。

就国际社会结构而言 ,古代希腊城邦体制中“平等竞争型 ” 的国际关系结构 ,经过中世纪的洗礼和文艺复兴时代之后的东山再起 ,成为前欧盟时代的欧洲近现代国际关系的基本框架。 [2]在欧洲各国 ,除战争年代之外大体上是主权独立、 特别是主权相分 ,这反而使得它们有了一个可以实现整合的法权依据。而东亚国家在古代是以华夏文明为核心的等差式国际关系结构。近代以来 ,东亚虽然出现了“ 大君体制 ”(以日本为领头羊的挑战者 )向传统“ 华夷体制 ” 的挑战 ,但整个东亚还并没有进入类似于欧洲的“平等竞争型 ” 国际关系结构。差等式国际结构所带来的主从依附关系和等级观念还时时对区域整合进程起到掣肘作用。就欧洲和亚洲区域之内的国际力量对比而言 ,当今亚太 (至少在东亚 )地区 ,各国规模与实力的悬殊差距也要远远超过欧洲 ,这又对差等式的国际关系结构的持续起到推波助澜作用。这样一种状态使得亚太 (至少在东亚 )地区的政治结构与权力关系和欧洲相距甚远 ,从而对于区域化的进程表现出不同的制约因素。

在时空交互作用的背景下 ,二战后的欧洲与亚太地区也面目各异 ,前者以各大国规制下德国较为深刻的战争反省为前提 ,一步一步地走向区域一体化;而亚太地区则是在二次大战结束后又紧跟着发生了朝鲜战争 ,尔后在美国的庇护之下 ,日本的战争罪行并没有被彻底清算 ,日本政府的战争反省也远远落后于欧洲战败国。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虽然经由 70年代初期中美关系、 中日关系的恢复 ,在亚太地区冷战状态的终结要早于欧洲 ,但是整个冷战时期在亚太地区根本没有、也不可能出现类似于欧洲那样深刻的区域化进程。冷战之后 ,欧洲与亚太之间的差异并没有因为国际局势总体上的深刻变动、意识形态和军事集团对抗的隐退而消失。亚太不仅没有出现象欧洲那样在经济、 政治、 战略等领域的以《马斯特里赫特条约 》 为标志的全面整合 ,而且各国之间无论是经济规模与水平、 社会发展模式、 包括安全结盟等各个方面的取向还越来越显现出形态各异的趋势。

退一步而言 ,虽然东亚与欧洲总体上说都以不同程度的区域化、一体化为发展方向 ,但是这种区域化的动力也有着明显的不同:在东亚地区 ,更多地表现出市场自发的倾向 ,而在欧洲则表现出比较明确而有力的政治推动。

晚近的几十年中 ,东亚和欧洲都面临着深刻的制度转型。但是 ,这两个地区转型的焦点有所不同。东亚主要是在一国之内 ,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市场经济和民主法制体制的更替;而欧洲则主要集中在以本国公民还是欧洲公民为身份认同的争论。近两年欧盟宪法危机中所表达的信息是:欧洲各国的国民虽然不希望一体化速度过快 ,但对于区域一体化进程的方向总体上并没有表示异议。然而 ,在东亚各国面临内部诸多问题、 包括主权问题面临挑战的情势之下 ,从体制变迁和社会转型的一般逻辑出发 ,显然对于一体化进程所必然要求的主权让渡等制度安排会比欧洲国家提出更多的保留;内部转型与对外发展中出现的张力在缺乏区域体制保障的条件下也有可能使该地区间歇性地和局部性地出现纷争、甚而冲突的局面。这又会对于东亚的区域化进程形成牵制。

冷战结束以来发生在欧亚大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对于其各自区域化进程的影响也是有所区别的。从欧洲来说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 》 的启动直接受到冷战结束这一重大变故的刺激 ,不光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之下 ,德国的重新统一使得欧洲有必要以一种新的区域合作框架来避免欧洲地缘政治的失衡 ,而且欧洲也迫切需要以一种新建立的合作边界来抵御可能来自于前苏联地区的动荡局面。冷战的结束对于东亚地区的影响远没有像在欧洲所造成的那样直接。作为冷战的遗产 ,中国海峡两岸和南北朝鲜至今尚未完全统一 ,使得区域一体化并没有成为一个十分紧迫的任务提到亚洲人面前。

冷战结束之后 ,有若干重大变化推动着东亚区域合作的进程:上世纪 80年代以后 ,随着东亚经济的普遍增长 ,出现了是否存在统一的“ 东亚文明 ” 的争论。这场争论所揭示的东亚整合的文化含义 ,不管人们对此肯定与否 ,都激发着东亚人有意无意地把经济增长与文化寻根的问题联系起来;[3]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的直接冲击 ,使得“ 东亚模式 ” 的存在本身受到了严峻挑战,但是同时使得东亚经济合作、 特别是东亚区域金融合作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重视;与此同时 ,中国经济持续三十年高速增长给东亚区域合作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使得整个东亚经济不仅从中国的稳定和增长中获得动力与空间 ,而且也从中国发展的特殊模式中获得某种启示。但是从总体上看 ,亚太 (至少在东亚 )地区的一体化进程 ,特别是在公民认同和体制建设方面还是大大地落后于欧洲的步伐。

二、东亚区域化的强劲动力

虽然存在着以上种种深刻差异 ,但是不是东亚区域合作、 乃至于东亚一体化的进程就无法实施了呢 ? 值得我们十分关注的是 ,正在出现的一些重要趋势在逐步地超越上述差异和限制 ,成为推动东亚区域化的强劲动力。

其一 ,全球化的趋势对于东亚区域合作的引导。实际上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对日本的占领 ,以及上世纪 60年代后日本经济对外扩张的“ 雁行模式 ”对于东亚地区的经济整合都为这一地区提升合作水平作了铺垫。20世纪 80年代以后 ,“ 亚洲四小龙 ” 和“ 亚洲四小虎 ” 的崛起 ,更是为区域一体化提供了充分的物质准备。上世纪 90年代以后 ,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以及这种增长所带来的巨大的辐射效应 ,更是从东亚地区整体发展的角度大大拉近了与欧洲的距离 ,迅速推动了一批区域层面的合作机制的形成 ,从而描画出一幅东亚国家合力推动地区合作的清晰图景。全球化趋势之下的商品与资本、 人员与科技的流动 ,打破国家间的藩篱与阻隔 ,优化了资源的组合 ,创造了史无前例的经济增长 ,给人民带来福祉。东亚人民对于一体化的认知首先是从切身物质利益中获得的;而不是像欧洲那样 ,是从战争的灾难和痛苦的历史记忆中反推形成的。尤其重要的是 , 20世纪 60年代以来东亚经济发展的这种趋势与东亚各民族文化传统比较关注民生 ,注重经济发展的务实趋势相结合 ,从而使得该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尽管有限、但还是举世瞩目的成就。从这个意义上说 ,东亚人民这种对于一体化的追求就长时段而言是可以超越大洋阻隔、 超越国家间的无情竞争 ,甚至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借助于文化传统来推动的。

其二 ,随着经济的增长和发展 ,在 20世纪的最后一个 25年中 ,东亚各地市民社会的成熟和发展已经远不是以前可以比拟的。虽然很难取得关于东亚各国和地区市民社会发展和中产阶级成长的确切统计 ,但是无论在经济发达的日本、韩国、 新加坡、 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地区 ,还是在经济相对后进的“四小虎 ” 国家 ,中产阶级显然已经成长为不光是对于内政拥有巨大影响力 ,而且对于外部事务有着很大作用的社会力量。同时 ,东亚中产阶级对于促进外部世界的稳定以确保国内政治经济正常发展的诉求 ,对于区域一体化进程有着直接的作用。这样的一种作用原则上说与欧洲中产阶级相比 ,虽然晚了几十年 ,但是没有根本的区别。从理论上说 ,在西方工业社会中 ,中产阶级的出现对于二战以后社会进步的推动 ,特别是对于国际社会缓和局势的追求 ,对于冷战局面的最终结束是有着巨大作用的。从逻辑上说 ,西方工业国家中产阶级的表现原则上是可以在东方国家得到重现的。虽然对于东亚各国中产阶级在区域化进程中的作用 ,也许还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比如 ,东亚各国的中产阶级到底是主要地表现为以保护主义为导向的本土倾向 ,还是表现出以开放态度为主旨的区域合作精神 ,这还是一个比较缺乏实证研究的复杂问题。但是根据笔者在东亚各地的实地观察 ,根据与日韩及东盟各国专家访谈中所获得的信息 ,包括从 80年代以来重要历史变迁中东亚各国的商业和知识精英所表现出来的进取与开拓精神来看 ,可以假设东亚中产阶级对于区域合作进程总的来说表现出积极的态度。当我们说到 ,由于东亚各国晚近的几十年来受益于全球化和区域化进程 ,因而有可能对于继续推动区域合作持肯定态度的时候 ,主要指的是中产阶级的立场与态度。考虑到东亚历史的特殊性 ,东亚社会传统上在官、商、 士 (政府官员、 商业阶层和知识分子 )之间的相互交融与渗透的紧密关系 ,中产阶级的这种外向努力极有可能演化为重要的政治成果。

其三 ,对于东亚地区一体化的动因一直有着不同的看法。比较多的意见认为 ,东亚一体化的动力主要来自于经济动因。在很多年中 ,这是符合客观实际的一个判断。但是应该看到 ,随着东亚地区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 ,安全因素也越来越突出地成为东亚一体化的动力。东亚金融危机以来 ,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 ,舆论的一般看法是认为东亚地区民族主义倾向严重、缺乏地区合作的机制和杠杆、 [4]整个东亚地区的合作也缺乏文化与道义力量的推动。但与此同时 ,东亚地区近年来也正在表现出非常奇妙的双重现象。一方面是在东亚各国之间由历史和现实的复杂情况所产生的经济、 政治和安全问题对于相互间的信任产生了很大的阻隔。到目前为止 ,在东亚地区还留存着许多冷战时期的阴影。东亚地区冷战形势的解冻要比欧洲地区来得早 ,但是冷战遗留问题却依然使得较高水平的东亚地区合作难以实现。然而 ,问题的另一方面 ,是东亚地区始终存在着日益高涨的推动地区整合的因素。这种努力不光表现为推动经济一体化 ,一种新的宽容与和解为主要方向的政治文化也在重新呈现。比如 ,最近一年多来东亚地区两个最主要大国中国和日本之间政治关系的不断改善 ,就有可能酝酿着东亚地区合作的新的契机。而最近围绕着朝鲜半岛核问题的六方会谈有所突破 ,表明了这种对于地区安全的巨大需求有可能使得区域合作首先从区域集体安全机制领域取得突破 ,从而成为更高层次的准区域合作和区域合作的先声。

其四 ,从地缘政治、 经济与文化的角度来观察和比较中国与欧洲 ,还可以获得一些令人深省的信息。来自法国、 而又长期在中国工作的高大维教授认为:“ 许多西方人以为 ,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比如日本、 韩国和越南一样 ,是一个同质性很高的单一民族国家。事实上 ,中国和欧洲的情况类似 ,中国是远东的‘ 欧洲 ’ 。也就是说 ,中国和欧洲一样 ,是一个内部高度异质而多样化的大陆。 ” [5]这种状况表明 ,中国并不是一个简单化的单一市场 ,而是在统一体制管理之下多样复杂的市场 ,是一个在一种主导文化引导之下具有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的实体。这意味着在亚洲区域整合中起着重要作用的中国 ,重视统一管理模式之下内部多样性之间的和谐 ,具有协调这种内部的不同发展水平、不同的利益诉求之间矛盾的能力。这样的一种历史惯性不光是中国内部保持活力的原因 ,而且显然将对未来的亚洲多样化发展背景下的整合提供历史经验。

以上探讨的是中国所在的东亚地区有没有可能像欧洲那样实现区域一体化的问题。总之 ,尽管存在着种种区域特殊性 ,使得东亚地区没有可能在可见将来在相同水平和相同规模上完全如同欧洲那样实现区域一体化 ,但是近三四十年来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的引导 ,以及中产阶级那样特定的社会阶层可能对于区域化进程的推动 ,为了解决区域安全问题所形成对于区域合作的高度需求 ,以及作为亚太地区的重要国家 —— 中国自古以来对于统一体中内部多样性发展的协调与管理能力 ,所有这些因素都使得东亚地区在今后发展的方向上 ,在政治、 经济、 安全等特定领域中 ,都有可能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走上区域合作 ,乃至于逐步实现一体化的道路。

三、东亚地区如何学习欧洲一体化的历史经验

在如何学习欧洲和学习欧洲哪些经验的问题上 ,中国所在的东亚区域化过程是如何表现出自己的明显特色呢 ?

第一 ,东亚的一体化过程始终是一个开放的过程。东亚不太可能出现欧洲一体化历史上所表现出来的、主要是内向型的经济合作 ,特别是在贸易领域的区域内向型特点。东亚主要国家的贸易无论是对于美国、 还是欧洲都有很大的依存度 ,各国的安全需求和安全公共产品的提供之间存在巨大落差 ,使得对于外部安全关系的需求甚至于要超过对于内部安全合作的需求。东亚地区的资源状况也是使得东亚地区不能不对外部和周边地区开放的一个原因。同时 ,东亚地区的政治发展模式在确保自主性的同时 ,也特别地关注向外部世界的学习 ,从而表现出不同程度上的外向化的趋势。因此 ,东亚的区域一体化始终不能够离开美国和欧洲 ,包括俄罗斯这样一些大国的影响和作用,也离不开例如中东、 非洲等这样一些地区的资源的吸引力。

第二 ,东亚地区的一体化将是一个逐渐地由次区域的合作向区域合作发展的过程。自上世纪 90年代后半期以来 ,在东亚地区正在出现一个新的变化 ,也即大体上是在中国的周边地区相继出现了上海合作组织、 朝鲜六边会谈、 中印俄三边合作、 1加 10或者 3加 10这样的次区域合作的热潮。这种次区域合作的势头 ,以切实解决最为紧迫问题的务实态度着手、从互谅互让的诚信为本的立场出发、 以逐渐积累稳步推进构建地区合作机制的建设性目标为方向 ,已经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和不同程度的区域合作框架。这种次区域的合作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成为区域合作的基础和前提 ,虽然还需要从理论上得到证明。但是 ,正在出现的关于东亚一体化问题的热烈讨论还是可以看作是区域化和次区域化这两个层面合作可能产生紧密互补性的一个信号。

具体地说 ,东亚区域化进程应该向欧盟学习什么呢 ? 我觉得首先应该学习的是一种精神:将地区合作的目标不光看成是一个直接与日常生活的繁荣富足有关、与增强经济竞争能力有关、 或者与当前的政治经济稳定有关的政策安排 ,还要看作是一个与这一地区的人民世世代代的和平与福祉紧密相关的重要保障 ,看作是一个与人本身存在密不可分的必要前提 ,看作是一个需要为之作出长期努力和巨大牺牲的社会理想。欧洲联合是一个从 18世纪起就从这一角度明确地提出其意义和目的的思想和社会进程 ,无论是对于康德 ,还是对于让 ·莫内 ,欧洲联合首先是一个伟大的社会抱负 ,而不止是一个政策目标 ,或者精心设计的战略 ,欧洲联合要实现的是“ 永久的和平 ” 。因此 ,无论是从实现社会价值目标 ,还是从加强社会认同的角度来看 ,都有必要在这方面对民众实行长期持久的教育。

其次 ,欧洲一体化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与时俱进、 适时因变的灵活态度 ,也是值得一体化进程中的后来者关注。如果不具有对于形势变化的充分感悟 ,不具有对于一体化过程的深刻洞见 ,那么欧洲人就不可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一结束 ,立即就提出有关煤钢联营的区域合作构想 ,从而成为半个多世纪以来区域一体化的坚实基础;也不可能在冷战刚一结束就立即签署《马斯特里赫特条约》 ,从而对于欧盟要成长为一个新的政治、 经济和战略区域合作组织作出如此迅速的反应。同样 ,当两年以前欧盟宪法的制订过程遭遇到重大挫折之后 ,欧盟也能够合乎时宜地作出调整 ,经过认真讨论而作出相应的变动。

第三 ,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对国家内部建设和区域一体化的相互作用的关注 ,也是非常值得我们思考的重要经验。值得注意的是 ,欧洲最主要大国之一的德国半个世纪以来的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就与欧洲的一体化进程有着紧密的关系。如果说国家政治统一问题和区域合作进程是具有高度的内在关联性的一个过程的话 ,那么欧洲一体化可以留给东亚国家、 特别是东亚尚未统一的国家的历史经验就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东亚国家如何在推进国家统一的同时兼顾维持地区的和谐与稳定;同时 ,如何运用地区整合的力量来推进国家的统一 ,将这两个过程辩证地结合起来。显然 ,这些问题都是中国所在的东亚地区实现区域合作过程中必需而且已经在加以慎重考虑的。

第四 ,东亚与欧洲一体化比较过程中经常被欧洲学界所指出的一个问题是:欧洲一体化过程比较多地关注体制建设 ,而东亚国家较多地关注人际关系;欧洲一体化进程比较注重法治的作用 ,而东亚的区域合作则较多地关注通过合作取得效益。虽然这样的比较还是难以概括这两个地区整合进程的全貌 ,但是总体上依然是中肯之言。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还需要作出巨大的努力 ,在自身传统和区域整合的需要之间寻找契合点。

第五 ,在具体的操作上 ,欧盟国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欧盟无论在区域合作活动的目标设计 ,还是在操作程序的具体安排上都体现了他们所采用的有效方法、丰富经验和多边合作的精神。同时 ,欧盟政治精英在一体化进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务实求真的工作态度也值得东亚同行借鉴。以最近欧盟的峰会而论 ,会议工作日程紧凑、 没有过多的礼仪要求、 会议一开始就直接进入讨论主题;与会者不发空论 ,所言及者总是经过充分的准备或深思熟虑的实际问题。与东方传统中有的时候过于关注礼节、 讲究排场的习惯相比 ,欧洲的做法显然要更有效和更为节俭。

结语:对于东亚一体化前景的一种估计

东亚的一体化近期之内所表现出来的模糊不清的局面 ,应该视为是未来一体化进程将有所加速的准备阶段。理由之一是东亚经济所表现出来的突出进步 ,已经吸引了很多西方学者 ,他们甚至提出了世界政治经济的重心向东方转移的问题。理由之二是东亚主要国家所表现出来的合作意向 ,特别是近年来中国和日本政治关系中所表现出的有所缓和的迹象 ,尤其值得人们对于未来的漫长的一体化进程感到由衷的、但还是相当谨慎的乐观。理由之三是各个次区域合作的历史性积累。特别是以六方会谈为基础的朝鲜半岛事务出现转机 ,从深层次上看 ,未必不是一次把坏事变好事、 实现初步的区域合作机制的机会。最后 ,中国和其他东亚人民所特有的集体意识和儒家文化中所蕴含的乐天主义精神 ,这种精神以现世关注为重点 ,以和谐、 稳定与合作为目标 ,以化解和疏导而不是暴力压制为方法 ,这样的一种传统精神是能够为未来的一体化提供帮助的。从这个角度看 ,东亚的整合虽然还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但是这样的发展趋势已经一步一步地越来越成为各国的共同意向。[6] 总的看来 ,作为学习过程的东亚一体化进程是能够从欧洲经验中获得灵感和鼓舞的。

㈦ 新亚欧大陆桥沿线的亚洲国家和欧洲西部国家的经济合作中有哪些方面的互补性

新亚欧大陆桥沿线的闷宴察亚洲国家和欧洲蚂茄西部国家的经济合作中的互补性：中亚国家有丰富祥桐的能源，有广阔的消费市场。但是资金技术不足。欧洲西部国家资金充足，技术先进，能源和资源缺乏，国内市场不足。

㈧ 2012年中欧关系发展看好的原因是什么

中欧关系多年来发展相对比较平稳、顺利，没有经历大起大落，也没有因欧洲政局和领导人的变化而发生重大波动，是有多方面原因的，具体地讲有以下几个方面：

中国一直奉行对欧友好政策。

新中国成立后，欧洲所有大大小小国家都同中国建立并保持着友好关系。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始终把欧洲国家当作朋友，从未与欧洲为敌，也未把它视为竞争对手。中国对所有欧洲国家，不论其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异同，一贯坚持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立场，尊重各国人民做出的自主选择。对于事关欧洲人民切身利益的事情，例如欧洲联合、德国统一等，中国采取理解和支持的态度。中国没有干过任何有损欧洲人民利益的事。中国奉行的对欧友好政策经受了时间和历史的考验，成为中欧关系发展的坚实基础。

中欧之间没有根本的利害矛盾。

中国地处亚洲东部，同欧洲互不接壤。中欧之间不存在边界问题或领土纠葛。中国本着“一国两制”的原则哪历缺，通过和平谈判，同英国、葡萄牙分别妥善解决了历史遗留下来的香港和澳门问题。这不仅消除了双边关系中的政治障碍，而且使得香港和澳门成为推进中英、中葡以至整个中欧关系的“纽带”。中欧之间从未发生过直接冲突，也互不构成威胁。
中欧在国际事务中互有需要，合作空间巨大。

中国坚定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致力于构建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欧洲国家走的是和平联合、发展自己的道路。中欧双方在处理国际问题的理念和主张上有不少契合和相似之处。例如，双方都反对任何国家采取单边主义政策，主张发挥联合国为主的多边国际机构在世界事务中的主导作用；都主张世界各国按照联合国宪章的精神和原则和平相处，通过对话、谈判解决国际争端，反对动辄诉诸武力或武力威胁；都反对单凭军事手段，采取“以暴抑暴”的办法对付恐怖主义，主张国际社会通力合作，通过政治、法律、经济等多种手段，标本兼治，从根源上化解恐怖主义问题；等等。不仅如此，在当今的时代，中欧双方都面临烂陵着越来越多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应对的问题，如全球化、气候变化、恐怖主义、防扩散、疾病流行等。中欧之间可以而且应该合作的领域越来越多，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时代的要求。

中欧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大。

欧洲是世界工业革命的发祥地，是世界上实现工业化比较早的地区，而中国刚刚走上实现工业化的道路。就整体而言，中欧经济李辩发展处于不同阶段，不在一个水平上，互补性很强。中欧之间的利益吻合点或者说共同点远大于双方之间的分歧点。进一步发展中欧之间长期、稳定的友好合作关系，符合中欧双方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与稳定。只要双方坚持以大局为重，根据相互尊重、平等互利、求同存异、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中欧关系一定会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走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在这里还需要指出的是，中欧关系的发展从不针对第三方，也从不损害第三方的利益。对中欧关系感到担忧，甚至企图加以干扰，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欧洲国家是美国的盟友，采取什么样的对美政策，这是欧美两家的事。双方为了共同利益，加强协调也是情理之中的，中国不会过问。中国既重视发展同欧洲的关系，也重视同美国的关系。但是，中国不会为了发展同欧洲的关系而损害美国的利益，也不会为了发展同美国的关系而损害欧洲的利益。当然，中国也不会同意欧洲和美国为了它们之间的利益分别或者联手损害中国的利益。中国主张为了世界的和平与繁荣，为了应对共同的挑战，中、欧、美三方以及整个国际社会在平等共赢的基础上携起手来，共同努力，创建一个和谐世界

㈨ 欧洲与中国在古代是如何联系的

在我们中国历史中，第一次尝试接触欧洲，是从汉朝使者甘英出使大秦（罗马帝国）核橡开始。虽然没有达到目的，但总算是一次尝试。

最初，成功的和欧洲发生的经济文化交流，是西汉：通过着名的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团慧”，这应该属塌氏答于货物交换。
中国没有直接与欧洲产生联系，是经过丝绸之路途中的各个转口贸易国家间接进行的。比如古印度、古波斯、贵霜帝国等等、

㈩ 如何加强澳大利亚与中国经济互补发展

中国是世界工厂，澳大利亚是有名的资源大国。这方面我们有天然的互补性。这个互补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澳洲的很多产品我们是很需要的，包括
一、资源类 澳洲盛产铁矿石、原煤、天然气，氧化铝等等这些都是我们急需的物资，
二、农产品类 澳洲的燕麦、小麦、牛奶、牛羊肉、葡萄酒晌搜
三、旅游资源 澳洲有着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漫长的海岸线、美丽的大堡礁、广袤的大地。
三、澳大利亚在南半球的港口，是我们向南必不可少的补给基地，南极科考，航天器发射跟踪站等等。
其次，我们可以出口澳洲的东西，都是轻工业和电子产品，包括家电。还有，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壮大，现在有资金向海外投资的需求。
那么现在我们与澳大利亚的经济关系如何？我们与澳大利亚的政经关系是时松时紧的，跟他们的政府有关，也跟澳大利亚的文化有关。澳大利亚是个很纠结的国家，他是白人孤悬在南太平洋上的基地，澳大利亚联邦成立的时候推行的是白澳政策，二战之前紧抱英国的粗腿，二战后唯美国马首是瞻。中美关系好的时候，中澳关系也是好的，中美关系紧张的话，中澳关系也必然是紧张的。还有一件事，二战时，中澳是同盟，特别在太平洋战场上，中国的抗日战争牵扯了日本上百万军队，使得日本无暇登陆澳大利亚。这一点，澳洲一直都是铭记在心的。但是，他们记得的是当时的中国政区最高统帅，所以澳大利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是很晚的。
基于以上分析，如何加强中澳宴厅历关系其实需要我们多做一些工作，我们对澳洲的资源有很大的需求，但这些资源都是不可再生的，我们要宣传我们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也总结一下国内是如何扶持资源大省的，帮助澳洲发展他们的轻工业和家用电器和电子工业，可以在澳洲设立一些产业园，从国内出口加工件，到澳洲组装成品。帮助澳洲的农产品进入我们的电商平台，大型企业要适应澳洲的商业惯例，增加长期合同的比重。可以与澳洲旅游业加强合作，他们的旅游设施还是很粗犷的，质次价高，影响了我们国人去澳洲的旅游意愿。
同时注重文化交流，对于到澳大利亚投资的企业，要提倡尊重当地人，不要拿出一副财大气粗的样子，注意个人修养。要鼓励到澳洲多投资实业，不要一窝蜂投房地产。还要在中澳传统关系上多加宣传，比如墨尔本、悉尼的发展有劳工的心血，二战时，拖住日本大军的不单是统帅和将军，更多的是流血用命的中国人民。我们现在都知道以色列人感激上海曾经庇护他们，中国大陆也是拖住日本的。忘掉这些的，不单是一部伏衫分澳洲人，也有我们，这是不对的。
最后，还是一句话，和而不同，美美与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