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20世纪初中国的状况
20世纪初,受民主思想的影响,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的中国中央政府,不得不顺应历史潮流,采用西方的民主政治体制来维护其统治地位。这期间主要经历了晚清政府和北洋军阀政府,它们形式上打着西方的君主立宪制或民主共和制的招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政治体制的进步,但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先天不正蔽足和后天畸形发展,资产阶级没有真正掌握实权,所以这种所谓的民主体制实际上只是地主阶级为扼制革命而采取的自救措施。中国仍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广大人民群众继续陷于苦难的深渊。
19世纪末,随着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进一步加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维新派,为挽救民族危亡、发展资本主义,大力宣传西方民主政治,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清政府为维护风雨飘摇的封建统治,不得不适应时代潮流,做出西学的姿态,“预备立宪”虽属骗局,但使责任内阁制得以确立。北洋军阀统治的前10年(1912-1919),控制北京政府的实权的军阀,往往打着民主政治的幌子,实行专制统治。这致使北京政府政体形式几经反复:封建君主专制 君主立宪制 总统制民主共和制(总统制)
议会制民主共和制(内阁制) 总统制 君主立宪制 内阁制 君主立宪制 内阁制。这是造成中国近代北洋军阀最黑暗统治的重要因素之一。
20世纪初,面对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清政府一面加强专制,加强武力镇压;另一方面,导演一场“预备立宪”的丑剧,以图欺骗人民,抵制革命。1911年5月,在立宪派的强烈要求下,清政府设立责任内阁,但这一皇族内阁,名为立宪,实为专制。君主立宪徒具虚名。
1911年10月的武昌起义以及全国各省的纷纷独立,使清政府统治土崩瓦解。帝国主义抛弃支持清政府转而扶植具有一定实力且依附于帝国主义的袁世凯。袁世凯很快被推上具有实权内阁总理大臣的宝座,组织了责任内阁,取代皇族内阁,从而掌握了清王朝的全部统治大权。清王朝名存实亡。
1912年1月1日,南方革命党人成立了以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主体的民主共和政体。各省代表通过选举公推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并通过了孙中山提出的各部部长、议长名单,组成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这种政体实则为总统制民主共和制。它的建立宣告了中国历史上自秦汉以来封建帝制时代的终结。
于此同时,坐镇北京的袁世凯进一步巩固了自己在清政府中的地位。他在帝国主义支持和配合下,执行着一种左右开弓的两面作战的策略。一方面借南方革命势力逼清帝退位;一方面挟北方势力与南方讨价还价,以图由他夺取南北全部政权,统一中国。1912年2月12日,袁世凯以内阁总理大臣的名义,逼清帝退位,确立共和政体。14日,孙中山提出辞职,并推荐袁代替自己。15日,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选举袁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南北政权即将合并。限制袁的权力,孙在辞职前提出了三项条件,企图以此使袁离开经营多年的北京老巢,置于南方革命党人的监督和法律的运清哗束缚之下。其中,<临时约法>如下:“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政权组织形式采用内阁制。内阁直接向国会负责。”
《临时约法》使总统的大部分权力下放到内阁,即国家的行政大权不是在总统手中,而是在内阁总理手中。这使刚刚建立的总统制民主共和政体转变为议会制民主共和政体。这样,由议会产生的内阁实权的归属之争,就成为革命党人维护民主共和与袁走向专制独裁的政治斗争。
在第一届内阁的组成过程中,袁世凯以欺骗手段最终控制了首届内阁的实权。为此,资产阶级革命派、立宪派、旧官僚等纷纷组成政治团体,都想争取议会中多数席位,掌握大权,以宋教仁为首的同盟会,幻想在袁世凯统治下实现同盟会的责任内阁制。1912年8月,他把中国同盟会改为国民党,以实现在国会大选中占多数席位,组织内阁限制袁世凯的独裁倾向,把中国政治纳入资产阶级政党政治轨道。
国民党以成立责任内阁为目标,成为权欲和野心极大的袁世凯走向独裁的一个重大障碍,引起袁世凯的忌恨。1912年年底至次年2月,在国会选举中,国民党在615个席位中获392席,占据绝对优势。这样由国民党为主来组织责任内阁即将实现,但袁世凯派人刺杀了宋教仁,由国民党组阁成为泡影。同年9月,袁世凯又玩弄权术,软硬兼施,控制国会。11月,下令解散国民党,取消国民党议员资格。1914年初又取消国会。3月份废《临时约法》为《中华民国约法》,规定取消内阁制,实行总统制旁行,扩大总统的权力。不久又撤消国务院,成立由他亲自任命的参政院。至此,责任内阁制、国会制等资产阶级革命所留下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已被破坏无遗。袁世凯“拥共和之名,行专制之实。”“中华民国”只剩下一块空招牌。
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袁世凯加快了复辟帝制的步伐,企图建立袁家王朝。他的政治顾问日本人贺长雄抛出《共和宪政持久论》,宣扬“中国应效仿日本,集权于袁世凯”。在袁世凯的统一指挥下,各省选出国民代表,举行国体投票,一致赞成“君主立宪”。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当上了君主立宪政体中的中华帝国的皇帝,并改明年(1916)为洪宪元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袁世凯加快了复辟的步伐,企图建立袁家王朝。他的政治顾问日本人贺长雄抛出《共和宪政持久论》,宣扬“中年,元旦正式登极。这时北京政府由民主共和政体转变为君主立宪政治体。袁世凯的权力不但没有受到宪法的限制,反而通过《中华民国约法》据有至高无上的特权。此时,袁世凯名为实行君主立宪,实则实行君主专制。
袁世凯对内复辟帝制,镇压人民运动,对外出卖国家主权和利益,激起全国人民的反对。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为恢复民主共和制度,掀起了护国运动。袁世凯众叛亲离,不得不在3月22日取消帝制,恢复内阁制,由段祺瑞组织内阁。袁世凯仍想赖在总统的位置上,在举国上下一片反对和唾骂声中,绝望而死。
袁世凯死后,段祺瑞凭借军事实力,以在任国务总理和陆军总长的身份,直接控制了北京政府的实权,确立了责任内阁制。规定:“元首居于不负责任地位。”“国务总理领袖内阁成员,综揽政务,统一政策。”欲借责任内阁之名,行内阁总理独裁制之实。总统黎元洪又不甘心做傀儡。北京政府内部总统与内阁总理权力之争,逐步发展成为一场中国是否参加一战为焦点的轩然大波。“府院之争”的结果,黎元洪利用人民反段的要求,免去段祺瑞总理职务,但又无法控制当时的局势,请张勋出面调停。一心梦想重整清室的复辟狂张勋以调停“府院之争”为名,率领“辫子军”进入北京,驱赶了黎元洪,拥戴清废帝溥仪复辟帝制。张勋自封为内阁总理议政大臣,兼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独揽军政大权。
张勋的复辟激起全国人民的反对,一致声讨。段祺瑞见利用张勋驱逐黎元洪的目的达到,即而宣布声讨张勋,十二天的复辟丑剧草草收场。民主共和政体再度被恢复。段祺瑞以“再造民国”的元勋自居,重任国务总理,黎元洪下台。冯国璋继任代总统。中央政府的实权仍操纵在段祺瑞的手中,但段祺瑞继任后,拒绝恢复已被袁世凯抛弃的国会和《临时约法》,企图实现皖系军阀的独裁统治和武力统一。
孙中山一直认为,国会和临时约法是中华民国的象征。他对段毁法横行的专制统治,进行了坚决斗争,毅然举起护法大旗,提出了“打倒假共和,建立真共和”的主张。但护法运动缺乏反帝反封内容,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没有唤起民众,只是依靠西南军阀反对中央军阀,结果在南北军阀的勾结和夹击下,恢复民主共和制度的愿望落空。此后,段祺瑞逐渐操纵国会选举,选举徐世昌为总统,将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势力,挤出中央政府。一战后,英美等帝国主义从战争中解脱出来,加强了对中国的争夺,反对日本独霸中国。由于美英与日本在华利益冲突,1919年2月,北京政府和西南政府进行的南北和谈没有结果。5月份谈判宣布破裂。中国仍处于军阀割据与混战之中,广大人民群众继续陷于苦难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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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1901不平等条约签订:辛丑条约,
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辛亥革命
20世纪初,中国在列强的瓜分下达到最高潮,国内先进阶级为了国家的命运寻找出路,军阀在列强的支持下纷纷割据自立为王。战火纷飞
❷ 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的历史状况
1、之前是清王朝的苟延残喘,全国革命分子跃跃欲试,列前在中国处处作威作福,分割中国的利益与国土,我国人民与当权者,外国侵略者的矛盾非常尖锐,所谓的三座大山压着我们在革命。
2、之后,便是袁世凯撺掇了革命的果实,当了中国的大总统,并在他死后引起了长达20多年的军阀混战的局面,由此引出了共产党的建立,以及南方孙中山领导的北伐军的北伐,进行二次革命与护法革命。
(2)中国历史现状如何扩展阅读:
辛亥革命的影响
经济发展
辛亥革命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民国建立以后,国内实业集团纷纷成立,开工厂、设银行成为风气。民族资本主义的经济力量在短短的几年内就有了显着的增长,无产阶级队伍也迅速壮大起来。
此外,从辛亥革命各省独立响应开始,中国进入长期的分裂混乱之中,除了袁世凯曾在二次革命之后曾短暂大致统一全国之外,其他中华民国的政权都未能直接统治整个中国(如号称统一的国民政府只能收到五个省的税收),一直要到1950年代,才由中国共产党使中国大陆再度统一。
长期的分裂及战乱知禅,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及现代化建设造成很大的阻碍。
启蒙革命
武汉地区的军事遭到挫折,但武昌起义造成的革命形势是反动力量无法扭转的。
武昌起义后,短短一个多月,全国有14个省先后宣告“光复”和独立,革命风暴席卷神州大地,最后终于推倒了清王朝的腐朽统治。尽管以后还出现过几次短命的复辟丑剧,武昌起义终究导致了中国2000多年来封建王朝统治的结束,它的历史意义是不能抹煞的。
国际影响
辛亥革命推翻了“洋人的朝廷”也就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辛亥革命以后,帝国主义不得不一再更换他们的在华代理人,但再也找不到能够控制全局的统治工具,再也无力在中国建立比较稳定的统治秩序。
辛亥革命对近代亚洲各国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特别是对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反对闹者殖民主义的斗争起了推动作用搭弯尘在亚洲的历史上也是一次伟大的转折。列宁把辛亥革命视为“亚洲的觉醒”。辛亥革命在亚洲打响了民主的第一枪。
❸ 中国100年前现状如何描述
100年前,中国科技落后、教育落后、制造业更落后、经济也是十分落后,人民生活水平也低,但100年后,中国人扬眉吐气,经济上成为世界第二大国,连续纤稿数超越了许多西方发达国家,制造业全球领先,工业体系最完整,军事上拥有了原子弹氢弹,太空毁首有敬闷许多的中国卫星,对比强烈!
❹ 五四战争后中国的历史现状
①五四运动前,先进的知没橡识分子就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讴歌十月革命,李大钊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②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成为新思潮的主流;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与反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③各地举行“五一劳动节”的 活动,扩大马克思主义虚察扰的传播。④先进知识分子到工人中去宣传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运动与工人运动相结合。⑤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有计划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差旦
❺ 1949年--1966年中国处于怎样的现状
处于初步工业化建设的时期,五年计划实施。
中国从1953年开始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从“十一五”起,“五年计划”改为“五年规划”。(除1949年10月到1952年底为中国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1963年至1965年为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外)。
回顾五年计划/规划的历史,不仅能描绘建国以来经济发展的大体脉络,也能从中探索中国经济发展的规律,通过对比与检视过去,可以从历史的发展中获得宝贵的经验,从而指导未来的经济发展。
(5)中国历史现状如何扩展阅读
五年规划作为国家对经济发展的干预形式最早并非源于中国,也非中国所独有。20世纪30年代,苏联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斯大林领导苏联在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问题时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是按计划进行的”。
其后在1929年4月举行的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制定并通过了1928-1932年国民经济计划,标志着五年计划在苏联的诞生。
苏联从自己的国情出发,通过五年计划取得了辉煌的经济建设成就,到1937年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苏联已经实现了以空滚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化,工业总产值迅速跃升至欧洲第一,世界第二。
战后,随着欧亚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五年计划被社会主义含猜阵营中很大一部分国家所借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
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五年计划不仅深刻影响了苏联的经济发展,还对战后所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深远影响,谈亏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模式。
❻ 中国的和平与发展现状
中国的和平与发展现状:
当代中国和平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在上升,引发了国际社会的疑虑。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是通过和平的方式、渐进的方式,在与经济全球化紧密相连的进程中因势利导,趋利避害,走有中国特色的富国强民之路。中国的发展面临着机遇,也有挑战。一、中国发展面临的机遇1、总体和平、局部战争,总体缓和、局部紧张,总体稳定、局部动荡,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国际局势发展的基本态势。国际力量对比正发生朝着有利于和平、发展、合作的方向积极变化。由于国际力量结构已发生根本性变化,两个超级大国对抗已不复存在;和平与发展更加深入人心;世界加速从两极走向一超多级;国际上遏制冲突和战争的和平力量将继续发展壮大,地区性冲突和局部战争将会得到更加有效的遏制;各种冲突和战争,其规模、目标、强度等局限性也在增大、可控性进一步增强。这些因素使新的世界大战在可预见的时期内打不起来。中国目前也没有明显的、直接全面的军事威胁。2、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中国改革30多年以来,各方面实力有了一个很大的提高。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可以发挥我们的优势,趋利避害,赶上发达国家。中国国内并没有完成市场化进程,经济却可以保持高速增长。这正是因为中国正从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受益。中国赶上了经济全球化时代和第三次技术革命,在经济和技术上拥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而且经过多年的探索,中国已经找到了一条适合自己稳定发展的道路。3、中国的基本国情具有和平发展的优势。中国历史悠久、文化底蕴雄厚,又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人口众多,地域辽阔,市场尚未完全开发,人才的素质较高而且使用成本较低。这些为旅睁余和平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坚持改革开放和体制创新,执政能力和动员能力不断提高进一步带来政局稳定、民族团结。这些为和平发展提供了政治保证、制度支持。先进的思想意识和深厚的早州传统文化增强了13亿人民的认同感和凝聚力这些为和平发展提供了思想保证、精神支持。
二、中国和平发展面临的挑战1、人口老龄化。我国人口老龄化呈现老年人口基数大、老年人口增长速度快、高龄化趋势明显、地区老龄化程度差异大、人口老龄化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的特点。欧美一些发达国家在进入老年型社会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一般在 5000~10000美元左右,而我国目前的水平与之相差较远是典型的“未富先老”国家。2010年我国人口总数为13.39亿,2040年达到顶峰14.91亿后才开始下降。与此同时 65岁以上老年人口2010年为1.12亿、2040年达到3.12后仍将继续上升。这一升一降将使中国面临严重的人口老龄化挑战。2、能否解决“超大规模发展难题”大规模发展难题的内涵是:无论看似多小甚至可以忽略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难点,只要乘以13亿,那就成了一个大规模的甚至可能是超大规模的问题;无论绝对数量多么拆滚可观的财力、物力,只要除以 13亿,那就成为相当低甚至很低的人均水平。这个超大规模的发展难题包括能否做到可持续的发展、能否解决资源短缺、能否解决人口的压力、能否解决就业、贫富差距、城乡差距、社会稳定、非传统性的安全因素等问题。“超大规模发展难题”将长期困扰中国的发展。3、政治生态安全、文化生态安全、自然生态安全的挑战。在政治上,我们有两极分化加剧,腐败蔓延等问题。在文化方面,中华民族正遭遇着现实理想的丧失,民族主体意识的缺失等危机。商品交换的理念侵入了我们的思想。在环境上,荒漠化,大气污染,水污染,物种灭绝的问题正在折磨着我们的脆弱生态环境。4、一些大国和现有的国际秩序能否容忍我们的发展。一个国家的发展必然是特定时代的产物。时代大背景决定每个可能快速发展的国家的发展道路、前景和外部环境。西方大国的崛起与工业革命,与他们在世界范围的扩张、掠夺和争夺,是一个密不可分并相互促进的过程。20世纪中叶以来,世界正在进入后工业化、信息化时代。中国的和平发展与这个新时代的到来几乎同步进行,这决定了中国发展的道路、前景和影响,将在根本上不同于西方大国。现有的国际秩序有一些很不合理的地方,在这个方面我们还是要特别地谨慎,不要有意去挑战大国的利益。后起的大国,能不能够比较缓和地融入现存的国际秩序,然后在其中起作用,能不能让一些大国不对抗我们,来容忍我们的发展,这也是一个挑战。
5、主权问题是否会影响中国的和平发展。全球化时代中国更要维护自己的国家主权。在全球化时代,随着世界整体化的加强,国家主权原则受到来自多方面的冲击,导致了国家主权原则内涵的发展与变化,同时也出现了一股趁势否定国家主权原则的潮流。发展中国家需要强化主权,,方能为自身融入全球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安全保障。某些霸权国家正是利用这一点推行新干涉主义,以实行全球治理为口号,危害别国的主权安全。由此,维护国家主权安全的斗争构成了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维护安全的重大主题。国家统一与和平发展已成为中国最核心的国家利益。6、能否成功化解国际上“中国威胁论” 的疑虑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国际上对我们中国的战略疑虑相对增大,西方美国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不希望看到中国的强大,要扼制中国的强劲发展势头。很多第三世界国家也存在中国威胁论的思潮,原因是他们对我们有一定的误解。怎样成功化解国际上“中国威胁论” 的疑虑,是坚持增信释疑,积极营造客观友善的舆论环境。总之,一方面我们一定要认清我们的战略机遇期,一定要看准机遇,重视机遇,珍惜机遇,用好机遇,另一方面,要看到中国和平发展面临的挑战,要强化忧患意识,迎接挑战,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之路。“十二五”规划建议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是科学分析国内外形势新变化新特点和我国发展所处的历史方位所得出的重大判断。我们要抓住这来之不易的机遇,发展自己,迎接挑战。和平发展,就是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为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带来新机遇、新挑战。
中国仍拥有和平发展的战略机遇。当前,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浪潮持续推进,科技革命孕育新突破,全球合作向多层次全方位拓展,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扩大到前所未有的新水平;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增强,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方向发展,保持国际形势总体稳定具备更多有利条件。在这样的国际形势下,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我国发展的机遇前所未有。
阻碍中国和平发展的因素也在增长。世界仍然很不安宁,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深远,世界经济增长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全球发展不平衡加剧,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有所上升,局部动荡频繁发生,粮食安全、能源资源安全、网络安全等全球性问题更加突出。特别要看到,经过30多年快速发展,我国国力大幅提升,引发了一些西方国家的担忧和疑惧。近年来,美国高调“重返亚洲”,策动周边国家牵制我们,我国和平发展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骤然增加。
中国自主把控和平发展大局的战略能力在增强。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对自身的和平发展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会引发超级大国的掣肘和阻挠,增大和平发展的难度系数。另一方面,它也使中国具有越来越强的把握和平发展主动权的战略能力。强大的实力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实现和平发展的重要条件,是推动和平发展的力量支撑。日益凸显的“中国贡献”聚合了中国和平发展的“正能量”,彰显了中国的吸引力、凝聚力、感召力。中国发展红利在为世界各国分享的同时,也在创造世界和平发展的新机遇.
所谓机遇,中国坚持走和平和发展道路是因为当今世界的主流是和平与发展,但是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挑战就是来西方发达国家的故意破坏。
“中国的崛起不仅给十几亿中国人民带来发展红利,还会给世界六十亿人民带来市场福利。”着名经济学家胡鞍钢预计,未来五年中国进口额累计将超过4万亿美元,可能为相关国家创造8千万个就业岗位,主要集中在欧美日和东亚,因为这些国家和地区是中国的主要进口来源地。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在接受新华网采访时说,随着中国经济、贸易特别是进口规模的扩大,中国将给世界带来巨大的市场机会和就业规模效应。胡鞍钢说,2001-2005年中国累计进口额将逾2万亿美元,相当于为别国创造了4千万个就业岗位。从2006年起的下一个五年规划期间,中国的年均进口额将达8千亿美元,5年累计超过4万亿美元,可能为他国创造8千万个就业岗位。
2005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量将突破1.4万亿美元,其中进口近7千亿美元。据有关方面预计,到2010年中国的贸易总量可能达2.5-2.8万亿美元。
胡鞍钢指出,中国贸易规模的迅速扩大是一件互利互惠的事情。事实上,中美贸易不平衡最大的受益者是美国近3亿的消费者。过去10年,中国产品使美国消费者节省了数千亿美元。
“十一五”期间中国将走内、外需并重的发展道路。胡鞍钢认为,中国今后利用外需既要促进出口增长,更要注重进口增长,特别是鼓励各类企业等经济活动主体在全球范围内获取、购买和配置优势资源和紧缺资源,特别是鼓励企业充分利用国际能源、原材料、高技术产品、先进设备,帮助企业利用国际金融、保险、信息等现代服务业资源。
胡鞍钢说,中国需要充分利用大国市场优势,积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中国也需要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继续拓展国际市场,充分利用国际市场需求,开放中国市场,就会发展世界上最大的市场。(记者 顾钱江 高丽)
中国和平发展面临的外部挑战
我国的和平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距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战略目标则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需要中国人民几代甚至十几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在前进的道路上,我国的和平发展还会有许许多多的困难和风险,外部环境是复杂严峻的。从长远和全局的观点看,我国的和平发展是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密切相关的。面临的主要挑战有三:即霸权主义的威胁,国际竞争的压力和全球化的负面效应。
一、霸权主义的威胁
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惟一超级大国。从力量对比看,它拥有其它各国无法比拟的综合国力,而且这一现实绝非短时期内所能改变。力量对比的绝对优势决定了美国确定建立由其“领导”的国际秩序,或者说称霸全球并且“霸权永续”。为了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它凭借超强的综合国力,尤其是金融优势、科技领先和军力超强,极力阻止出现任何可能对其“独一无二地位”提出挑战的国家或国家集团,同时加紧抢占全球化资源和战略要地,这既是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和战略回旋余地,又是为制约其他国家的发展壮大。美国实施这一战略就把它自身摆在同谋求和平与发展的各国人民相对立的地位。换句话说,它是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以及各国的主权、安全的主要威胁。十几年来,美国的这一战略没有改变,今后只要它还在力量对比上占有绝对优势也不可能改变。这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愿为转移的。只不过在不同时期它推行这一战略的策略手法和部署上的轻重缓急会有所调整而已。
中国作为一个有13亿人口的新兴国家,又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美国从其全球战略出发是绝不会听任中国顺利地和平发展的,总会不遗余力地进行阻挠、干预、破坏。这是美国霸权主义的本性所决定的。美国霸权主义的威胁将会长期存在,这是中国和平发展无法回避的。在维护我国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大前提下,妥善处理中美之间的矛盾与分歧,争取两国关系平稳发展,这将是我国和平发展需要认真对待的重大课题。
二、国际竞争的压力
我国正积极谋求发展,而其他国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在发展,各国之间的竞争将会越来越激烈。这是马克思主义所讲的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不平衡规律的必然现象。我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当前和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世界政治、经济体系是以资本主义为主导的,不管主观意愿如何,必然会受资本主义规律的影响和左右。在资本主义的体系内,对资源和市场的争夺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现实的世界是资源、市场已被几个主要发达国家“瓜分完毕”,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后起新兴国家而言,确保自己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源和市场就更加困难。再加之,世界现有资源已被发达国家消耗很多,它们给世界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已成事实,这些对于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发展构成更巨大的压力。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和曾经历过殖民地苦难的国家,我国不会也不能采取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靠“殖民手段”、使用武力拓展市场、掠夺资源。既要满足我国发展的实际需要,又要坚持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关系的基本准则,这将是我国和平发展必会遇到的一大挑战。
三、全球化的负面效应
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日新月异的科技进步,全球化趋势加快发展是必然的结果。近半个多世纪以来,由于美国在全球金融、经济、科技、政治各方面逐渐占有优势地位,现今的全球化是以美国新自由主义或者自由市场经济模式为主导,美国跨国公司是主要的载体。实践表明,美国的经济发展模式虽然有利于刺激效率的提高,但对维持社会公平却是不利的。其结果是经济增长的同时却导致致贫富差距拉大,在全球范围是这样的,在各个国家(包括美国本身在内)也是这样。贫富差距悬殊成了社会矛盾激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尽管这在各国的表现形式不一:政局动荡、经济起伏、社会紊乱等等,但都会影响和平发展。从全球角度看,这也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一大不稳定因素,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滋生与发展,与此也是密切相连的。对于全球化的负面效应,国际社会的反应越来越强烈,全球反全球化运动的兴起和壮大就是例证。对于中国来说,如何既能利用全球化给我国经济带来的发展机会,又要防范、遏制其负面效应,这是我国和平发展面临的一大挑战。
摘要:中国所选择的和平发展道路,是历史上所有大国在其崛起过程中所未曾经历的。党中央在深刻把握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把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中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与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相联系的基础上做出了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战略决策。走和平发展道路,我国既面临着拥有更大的国际合作空间等机遇,也面临着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等带来的挑战。我国只有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正确应对外部势力对中国和平崛起的干扰和遏止,坚持多边主义,坚持互利合作,实施科教兴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才能达到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目的。崛起过程中 中国面临两大内部难题
在中国崛起过程中,必然要遇到国家制度建设和社会财富再分配这两大内部难题。首先,崛起是一个长期持续的高速发展过程,这种发展必然对现存制度带来巨大的压力。如果说,过去20年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国崛起提供了经济总量急剧扩张的空间,那么,今后20年左右中国的整体制度建设将全面提高中国的社会文化质量和人的素质;同时,政治体制改革将为中国崛起提供内部缓冲机制和国际空间。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国正处在“一个水流最快、最变化莫测的点的附近”,“在中国经济的改革部分与未改革部分势均力敌时,危险最大”。这个问题来自中国改革的长期遗留问题,即“没有动手建立控制和管理一个现代社会所必需的体制”(吉姆*罗沃:《亚洲的崛起》)。这就是中国崛起过程中的制度障碍。
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配套问题,可能是中国改革进程中的核心问题。市场经济、法治社会和民主政治,三者联动,缺一不可。后二者的不完整使前者也不可能充分发展。最近出现的一系列腐败案件,证明权力和市场资源结合或交换的严重性。
财富的急剧增加是中国崛起过程中的必然结果,同时产生贫富差距加大。积聚收入差距拉大和各种矛盾激化并不存在必然联系。发达经济的收入差距之大,并不影响它们的制度灵活性和稳定性。许多发展中经济即使采取压抑贫富分化的政策,依然社会动乱不已。强国和世界500强大公司之间的正相关系说明,如果没有财富和资本的集中(通过市场竞争而不是权力支配的资源优化组合),中国就难以形成真正的国际竞争力和企业竞争力,作为强国的崛起也就成为一句空话。
因此,“均贫富”实际上是放慢或阻碍中国崛起的理论主张。问题的关键不是在于财富的均衡程度,而是在于财富集中和再分配的方式,在于最低收入阶层的基本权利保障和这个阶层的人口比例下降。
在制度建设过程中,应充分吸取前苏联东欧国家的教训。目前我们对前苏联东欧国家的研究不应当停留在解体的原因等一般性研究。我们应十分注意苏联解体前苏共党内利益集团的构成、他们对苏联解体的作用以及苏联解体后他们蜕变为俄罗斯新贵集团的过程。分析这个集团的生成和发展对于我们了解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规律是极为重要的。我们目前面临的腐败现象同利益集团的形成和存在相关。铲除这种利益集团产生的土壤和基础,是执政党建设和国家制度建设的核心问题。只有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崛起才能成为全国人民的信心所在。
中国崛起 需要软力量的建构
软力量是作为一个大国和强国必不可少的基本要素。根据“软力量”概念的提出者约瑟夫*奈的定义:它是一种“影响别人选择的能力,如有吸引力的文化、意识形态和制度”,硬力量和软力量相互作用并相互加强。中国崛起的硬力量部分比软力量部分较早较快提升,也容易得到各方面的重视。但是,软力量的滞后可能成为中国崛起过程中被疏忽的重要内容。在软力量中,制度因素又比文化因素更易于引起注意。因此,在中国崛起的大战略中,应当形成硬力量和软力量、制度因素和文化因素平衡协调发展的总体框架。
中国文化应当成为中国崛起的软力量的重要构成。这种软力量的作用在于对全中国人民,包括港澳台同胞的感召力、凝聚力和认同感;同时,它对全世界文化的吸收能力有助于改善和推进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关系。中国儒家文化的优秀成分确实可以在国际关系中起到润滑剂的作用,如“中庸”、“仁政”、“王道”等等。道家的哲学观点对西方思想界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亚洲国家对中华文化的天然崇拜正在发生深刻的作用。中国文化的特点使中国崛起具有某种亲和力。
由于中国崛起需要几代人的持续奋斗,中国青年一代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就具有特殊的意义。无须讳言,年轻一代(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出生的一代)在传统文化承继方面确实存在着某些缺陷。这并不是他们的过错,而是我们的宣传、教育不当的结果。整个国家的物质至上、急功近利倾向,电视等大众传媒的无孔不入以及干部素质的下降,对年轻人的文化取向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另一方面,青年人思维的开放性和多元性也是中国社会发生历史性变化的体现。青年一代的价值观更具有世界性,对于中国崛起是积极因素,在未来中国的发展进程中可以减少中国与外部世界的摩擦,也会成为推动中国内部变革的力量。因此,应当把青年一代的精神状态变化看作中国社会整体变化的组成部分,其主流是符合历史趋势的。问题在于,我们决策层和舆论媒体本身必须高度重视精神产品的质量和文化氛围的培养,尤其是把软力量的建设放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加以重点发展。
中国崛起需要强有力的精神支柱。培养全民的国家利益意识、全球意识、参与意识和责任感,应当是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双向结合过程,尤其是在社会基础部分首先发生和发展。当前应特别注意在网络文化中培养和塑造新的民族精神和价值体系。网络文化的活跃和主流文化在网络世界的缺位,已经成为我们意识形态领域的极大反差。从某种意义上说,失去网络世界,就是失去未来的文化影响力,失去青年一代,失去中国的国际形象。中国社会经济的信息化和中国崛起的同步发展,实际上是我们重构意识形态的极好机遇。中国崛起必须包括网络文化的发展战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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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和平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当代中国和平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在上升,引发了国际社会的疑虑。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是通过和平的方式、渐进的方式,在与经济全球化紧密相连的进程中因势利导,趋利避害,走有中国特色的富国强民之路。中国的发展面临着机遇,也有挑战。
一、中国发展面临的机遇
1、总体和平、局部战争,总体缓和、局部紧张,总体稳定、局部动荡,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国际局势发展的基本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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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力量对比正发生朝着有利于和平、发展、合作的方向积极变化。由于国际力量结构已发生根本性变化,两个超级大国对抗已不复存在;和平与发展更加深入人心;世界加速从两极走向一超多级;国际上遏制冲突和战争的和平力量将继续发展壮大,地区性冲突和局部战争将会得到更加有效的遏制;各种冲突和战争,其规模、目标、强度等局限性也在增大、可控性进一步增强。这些因素使新的世界大战在可预见的时期内打不起来。中国目前也没有明显的、直接全面的军事威胁。
2、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中国改革30多年以来,各方面实力有了一个很大的提高。
❼ 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现状如何
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成果根本的创造力,是民族历史上道德传承、各种文化思想、精神观念形态的总体。中华传统文化是以老子、孔子为代表的道儒文化为主体,中国约5000年历史中延绵不断的政治、经济、思扰兆想、艺术等各类物质和非物质文化的总和。中华传统文化亦叫华夏文化、华夏文明,是中国5000年优秀文化的统领。而流传年代久远,分歼哗布广阔,文化是宇宙自然规律的描述,文化是道德的外延;文化自然本有,文化是生命,生命是文化;文化是软实力,是决定一切的内在驱动力;文化又是社会意识形态,是中华民族思想精神,是社会政治和经济的根本。
面对各种其他文化的入侵我们这些青年应该加强自身的思想道德建设,树立民族意识,以传播传统文化的传承为己任。面对传统文化时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批判继承,古为今用。面对传统文化,要辩证地认识它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分辨其中的精华和缓改租糟粕。主动学习相关知识,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在行动中培养对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的情感。树立远大的理想和发展观,规范言行,以实际行动做民族文化的传播者、弘扬者和建设者。对于传统文化中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积极向上的内容,应继续保持和发扬。对于传统文化中部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落后的、腐朽的东西,必须移风易俗,自觉地加以改造或剔除。
❽ 新中国成立时,当时的经济、政治、文化状况怎么样
中国现代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国现代史的开端。 新中国经历了五个大的历史时期:
第一,(1949-1952年)人民政权建立巩固,恢复时期。
第二,(1953-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和过渡时期。
第三,(1957-1965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
第四,(1966-1976年)十年文化大革命时期。
第五,(1977-1978年)拨乱反正时期。
第六,(1979-至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1949年至1956年,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这一时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率领全国人民巩固了人民政权,恢复并发展了国民经济,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进程,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政治、经济制度。开展独立自主和平的外交政策。中国人民结束百年屈辱历史,终于真正站了起来。
1949年9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新中国的奠基大会。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并举行开国大典。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还没有完全解放,中国百废待兴,面临重重困难。我们进行了一系列巩固人民政权的斗争。第一,我人民解放军继续解放全中国,解放大西南、海南岛;和平解放西藏;第二,进行了抗美援朝战争,为新中国的建设赢得了和平的局面同时也极大的提高了新中国的威望;第三,在农村完成了土地改革运动,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翻身的解放;第四,在城市开展“三反五反”运动,教育了挽救了大批党的干部,打击了不法资本家的猖獗行径;第五,开展肃清反革命运动,巩固了人民政权,稳定了社会秩序。第六,完成整顿财政经济秩序的工作,实现财政金融形势的好转;第七,恢复发展国民经济,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第八,改造旧社会,荡涤旧社会的污泥浊水,创建了一个朝气蓬勃的新社会。第九,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建立友好关系,获得宝贵的支援,奉行独立自主和平的外交政策。这一系列的措施巩固了人民政权,中国人民的觉悟空前提高,中华民族的凝聚力空前增强。中国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到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完成。
从1953年开始,我国开始施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展开。新中国以苏联为榜样开始社会主义工业化,一五计划也得到了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大力支援。一五计划的重点是,以苏联援建的156个大项目为中心,建立以东北为中心重工业基地,同时在西北、中部建立一批新工业基地。工业化的同时对农业、手工业与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农业和手工业实现了合作化生产,资本主义工商业通过公私合营运动完成,走出了一条通过赎买政策和平过渡的改造方式。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也同时开展,1954年9月,第一届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人民政治协商制度继续保留。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新中国的民主政治基础奠定。到差升稿1956年底,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我国基本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同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也初步形成。新民主主义制度过渡到社会主义制度。1957年我国胜利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以第一汽车制造厂、第一机床厂、第一重型机械制造厂、武汉长江大桥、青藏公路等为代表的工业交通大项目陆续建成。中国第一次拥有了现代化的重工业。汽车、机床、重型机械、飞机制造等部门首次出现,一五计划奠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超笑激过了近代一百多年来的工业建设成就,我国开始改变了工业落后的面貌,向社会主义工业化迈进。1953年底,周恩来总理提出处理国与国外交的基本准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4年中国参加日内瓦会议,1955年出席着名的万隆会议,新中国走上了国际舞台。
1957-1965年,是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新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初步奠定了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文化基础。这一时期西藏完成民主改革。但是,在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中,由于复杂的国内外原因和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不足,我们党在领导国家建设上也出现过急于虚孝求成的教训。1958年-1960年出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等运动的严重失误。1959-1962年国民经济遇到严重的困难,尤其农业遭到严重自然灾害再加上大跃进运动中错误的做法,人民生活出现困难。毛泽东坦诚的承认错误,在周恩来、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努力下,1961年起逐步纠正大跃进中错误的政策,到1965年完成国民经济的恢复和调整,我国的综合实力,特别是工农业生产,进一步增强,建成了以大庆油田、包钢、兰新铁路等为代表的一批工交项目;国防和科技领域出现重要突破,万吨水压机、中程导弹、原子弹、人工合成胰岛素、超音速歼击机都是在这一时期研制成功。但是党内特别是毛泽东主席对国内外形势的判断比较严峻,1962年起开始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左”的错误进一步发展。1964年为了克服城乡基层干部的特权化、官僚化。中共中央搞了四清运动。四清运动形成了两个套路。一个套路是极左,人整人。一个套路是依靠群众,以批评教育治病救人为主。主席反对前者,支持后一种。1965年进行了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于廉政和打击官僚主义是有效的,但是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总的来说“左”的错误在发展。毛泽东和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分歧在扩大。文革在酝酿。
这一时期,中苏关系由朋友转为敌对,美国依然对中国执行遏制封锁政策,加紧对中国的战略包围,新疆、西藏等地区边疆形势紧张。在周恩来、陈毅等老一辈外交家努力下,中国始终团结广大亚非拉国家,支持亚非拉人民的革命解放事业。新中国的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继续为新中国赢得朋友。
1966-1976年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文革是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一次全局性的长期的严重错误,给党和全国人民造成严重损失,但文革也是探索在中国怎样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宝贵探索。文革十年党和人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政治运动影响了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速度,冲击了各项社会事业的正常发展。使不少知识分子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由于政治运动全国约有上亿人受到不同程度的牵连,受到政治冲击的家庭和个人身心处于紧张之中,其中的有政治问题的人,生活受到很大的影响。文革期间有许多被怀疑和打倒的人中的大部分人是清白的。
文革期间备战备荒,国防建设规模宏大,国家积累储备比例较高,公共设施建设和住宅建设偏少、商品供应比较紧张。人民生活的实际水平提高缓慢。文革及其稍后时期,大约有1600多万知识青年参加上山下乡运动,上山下乡运动开发建设了边疆和广大农村,锻炼了一代青年。但是也使青年缺乏系统的现代科学文化教育,耽误了一代人,并形成了花费国家巨大财力精力的“知青问题”。文革期间,在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在许多领域仍然取得较大的成就。文革时期,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继续向前推进,国民经济、国防科技事业、对外交往取得重大进步。导弹核武器运载实验、氢弹、杂交水稻、人造卫星、远程战略导弹、万吨远洋轮船、大型电子计算机、核潜艇、导弹驱逐舰都是在这一时期研制成功的。南京长江大桥、刘家峡水电站、攀枝花钢铁基地、成昆铁路、第二汽车制造厂、大港油田等重大项目也都是在这一时期建成,有力的支撑起国民经济发展。在外交方面: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2年,尼克松访华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中国与日本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建交、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掀起建交热潮,这一切都显示了新中国已经登上国际舞台,并以社会主义大国的形象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1956-1978年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时期,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党的领导集体对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艰辛的探索,积累了宝贵的建设经验。在社会主义建设年代,全国人民艰苦奋斗,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到1978年,新中国建立了独立和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改变了旧中国一穷二白的面貌,综合国力大幅提升,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此期间,交通和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加强,建成了铁路、公路、民航、水运交通运输的骨架。文化、体育、卫生等各项社会事业不断发展,中国人民过上了和平安定具有基本物质保障的生活,人民的健康、教育水平比解放前有了很大的提高,形成了社会主义共同的理想,思想道德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中华民族以自立自强的面貌赢得了世界的尊重和瞩目。这个时期英模人物辈出,涌现了雷锋、焦裕禄、王进喜、邓稼先、钱学森等一大批英雄模范人物成为新中国亿万自强不息勤劳进取的人民的优秀代表。
从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上看那个年代
衣着:
那个时候,服装的功能是遮体御寒。到1978年时中国人民的穿衣问题得到了解决,人人有衣穿,基本能够穿暖。但是服装供应还是比较紧张的,新衣服只有年节才穿。人们讲究朴素。农村人们日常的衣服上会打补丁。城乡人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凭布票购买衣物,而且补票是限量的。衣着的色调以蓝、灰、绿、黑、白为主。服装样式比较简单。人们的着装比较传统。春秋季男性以中山装、工装、军装为主。男性在夏季以白衬衣,蓝绿灰色的长裤为主。女性夏季一般着碎花衬衣或者碎花裙子。五六十年代以棉布为主,七十年代化纤衣物逐渐流行。五十年代,列宁服、连衣裙等具有苏联特点的服饰盛行。文革时期,绿军装风行全国。
饮食:
新中国经过近三十年的努力,基本解决了九亿多人民的吃饭问题,这是在人口增长近一倍的情况下完成的。食物种类较少,人们的食谱中主粮所占的比例较大,平时人们以蔬菜和副食产品为下饭食物。肉类和水产品人们吃的较少,基本上过年过节才集中吃鱼吃肉。平时肉类和水产品定量供应。东北和内蒙新疆牧区吃肉情况要好一些。农村居民直到70年代,还以粗粮为主,公社生产队到年终才会分肉。蔬菜供应受季节和地域限制,种类比今天要少。肉类和水产品的供应比较紧张。南北东西地域之间的食物种类差异较大。总的来看建国以来的第一个三十年人们饮食的营养状况逐步改善,但是不如今天快。经济困难的1959-62年的经济困难时期和1967-68年的文革动荡年代,人们的食物供应紧张,品种单调匮乏。从1956年之后,食品供应依靠国营商店。那时居民区里有粮店、菜店、副食店、烟酒糕点店等。1965-1978年,自由市场基本绝迹。城乡之间是找不到公开经营粮食、蔬菜、禽蛋和水产品的小商贩的。改革开放之前,实行供给制,票证几乎和货币一样重要,有钱没有粮票是吃不上饭的。此外油票、糕点票、粮本、副食本等都是日常生活中极为重要的票证。
住宅: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居民住宅建设,建成了大批的居民楼,但是由于受国际国内政治大环境的影响,主要精力用于建设和国防方面,居民住宅建设的资金很紧张,再加上以前的基础太差,和人口的迅速增长。改革开放前,中国人居住的条件普遍较差。1978年全国城市居民人均住宅净面积3.7平方米。大约有40%以上的人住在解放前建的住宅里面。天津、上海、北京、武汉、南京等老城市,有大面积平房区。50%-70%的城市居民住在低矮的破旧的平房之中,不少居民祖孙三代居住在十几平米的平房里。五十至七十年代人民政府兴建了一批居民宿舍楼和工人新村,这些楼房多为三至六层的简易楼房,这些住宅楼解决了改善了人民群众的居住问题。住筒子楼、伙单是不会不少市民那是所经历的。七十年代起,七层以上的高层楼房和综合配套的大型居民区出现,如北京的前三门居住区。1976年唐山地震后,城市建筑的抗震性能提到相当的高度。居民楼的抗震性和质量有了鲜明的提高。改革开放前城市居民的住宅依靠单位分配,住房供给极为紧张,分房得按照规定排队,够条件也得往往等相当长的时间。1978年农村居民人均居住面积约8平方米。大多数农民住平房,砖瓦房不多。北方和北方50%以上的农民家庭住的是土坯房、石头房。西北地区大量农民住窑洞。蒙古新疆西藏的牧民住帐篷,东北林区木屋较常见。南方民族地区竹楼、土楼、木屋比较多,南方农村不少农民住在祖先留下来的传统民居里。但大城市周边新建的的农村砖瓦房较多。
交通出行:
新中国成立后,交通建设迅速发展。到1978年我国约有5万公里铁路和94万公里公路。除西藏外,全国通铁路。除西藏墨脱外全国各县通公路。改革开放前民航建立了国际国内航空网。1969年北京有了地铁,1974年我国有了长距离的管道运输。新中国前三十年我国有了立体化的交通运输体系。中国有了自己生产的汽车、载重汽车、电气化铁路、电力机车、大型喷气式客机(运十)。城市道路建设不断加强。柏油路取代了泥土路。公共交通迅速发展,但是赶不上社会经济发展速度,那时坐车难,公共汽车比较拥挤。道路上,没有私家车,出租车数量极少,坐出租车要凭介绍信提前预约。那时小汽车很少,北京牌吉普在大街上奔驰。大街上有不少三码在跑,大街上还能市场看到马车。人们代步的工具是自行车。一到下班自行车如海洋一样,十分壮观。人们出远途一般乘坐火车,改革开放前我国大约三分之一的机车是蒸汽机车,客车是国产电力机车或者柴油车。当时从天津到北京坐快车是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民航归空军管理,只有够级别的干部才可以坐飞机。从祖国的边远山寨到北京一般需要好几天时间。那时中国没有高速公路,公路客运长途客车也比较少。农村居民出门仍靠步行、乘畜力车。七十年代拖拉机增多。也成为农民代步的工具。78年中国的电话普及率是0.4%,那时只有单位才有电话,用的是数字码盘拨号电话,特别重要的事情才接打电话。中国人大事靠电报、日常写信联系。1978年全国电子计算机才6000台,没有互联网,更没有手机。
文化体育生活;
改革开放前,人们的娱乐活动主要有看电影、听收音机、下棋、打牌、看书等。那个时代的社会文化生活领域很干净,没有宣扬色情低俗的东西,引导人民积极向上,树立共产主义思想道德风貌。电影、小说、戏剧的说教问道浓烈。文革期间斗私批修、大批判成为时代的特色。不论是什么都得分出个黑白是非出来。各个厂组织职工文体活动,如五一和国庆节的文艺演出,职工运动会、篮球赛、乒乓球赛、足球赛等等。青少年爱打乒乓球、踢足球。
教育:
建立了许多中小学,中小学学杂费很低,学生课业负担轻,注重对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和劳动教育。学校文体活动开展得较好。但是办学条件差,不少学校夏季没有电扇,冬天没有暖气,五六十人一个大教室,点炉子取暖。现代化的教学仪器很少。文革期间,教育质量受政治运动影响较差。
就业:
毕业生国家包分配,在国营单位工作,铁饭碗端一辈子。人们工作压力小,但是在大锅饭体制下,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成为问题。主席时代劳动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人民的干劲和热情还是高涨的。
社会保障:
毛泽东时代,中国人民有了基本的社会保障,人民享受普遍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城市居民享受退休金待遇,那个时代福利水平虽然较低,但是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免费的医疗,看病三联单报销。退休百分之百的工资。住房靠分配,分到住房后房租十分的低廉。子女入托入学学费低廉。住房得等待很长时间。农民享受合作医疗,看病比较便宜。县乡级卫生院建立起来。但是改革开放前,国家财力紧张,农民比较穷困,农民养老依旧主要靠子女。
家居和家具
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城乡居民电器较为简单。收音机、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是城市人们生活的四大件。俗称“三转一响” 七十年代中期,黑白电视机开始走入百姓家。农村逐步实现电气化、电灯普及,每个公社都通上了电话、每个村都有广播站大喇叭。但是边远山区还难以通电。
人际关系:
文革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同志式的真诚关系,人们彼此互助,人们很淳朴。但是那个时候,如果存在不正常的男女关系,人们的舆论会让你无地自容,组织上也会严厉批判的。组织像家长,无处不在。你困难组织真管你。你不听话时,组织会修理不听话的人的。
文革发生后,起先人整人,人们之间的关系起了变化了,后来,人们都防着别人,怕被人打小报告。七十年代之后,人与人的关系不是那么热和了。
❾ 1921年的中国历史状况是怎样的
1921年 中国共产党成立
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我国“五·四运动”促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组织上和干部上的准备。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相继建立,标志着成立一个全国统一的共老塌产党组织的条件已经成熟。
从1920年春到1921年春,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革命知识分子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董必武等开始酝酿组织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1921 年7月23日,全国各地代表汇集上海,召开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进行到第四天遭到帝国主义密探的干扰,最后一天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游船上继续举行。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纲领》和《关于党的任务的决议》。纲领明确宣布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1936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以本日为党的诞生纪念日。7月1日纪念日遂成定例。
1921年3月18日,由苏赫巴托尔和乔巴山组建的“蒙古人民军”向驻守外蒙古买卖城(今恰克图)的中猛薯国军队高在田部发起进攻,由于中国军队麻痹轻敌,被“蒙古人民军”打败。溃散的中国军人一部分沿库恰(库伦--恰克图)公路和张库(张家口—库伦)公路返回内地,另一部分北上经枝含者俄境回到东北。从此,中国军队再也没有踏上过外蒙古这块土地!!!!
1921年3月19日,蒙古人民党领导的“蒙古临时人民政府”宣布成立了。这与在库伦的蒙古上层王公和恩琴匪帮形成了对立。由于实力相差悬殊,蒙古人民党决定邀请苏联红军入蒙参战。1921年5月,苏联红军进入外蒙古,在买卖城外打败了恩琴匪帮,挽救了危在旦昔的蒙古人民军。随即于7月占领了库伦。 7月10日,蒙古上层王公与蒙古人民党共同组建了“蒙古人民革命政府”。
外蒙古宣布“独立”和建立“蒙古国”消息传到内地,一时间舆论大哗,国内各民间团体、民主党派纷纷发表宣言,反对蒙古王公贵族分裂祖国的倒行逆施,谴责苏俄对中国外蒙古的武装占领。北京政府的实权人物曹锟和吴佩孚早就对外蒙古闹独立十分恼火。东北的张作霖也大骂俄国人,对外蒙古的“独立”异常愤慨。他一时冲动,竟准备发兵外蒙,以武力解决外蒙纠纷。然而,由于内战原因,张作霖害怕曹锟、吴佩孚借机出兵东北,不敢对外蒙贸然行事。而北京的曹、吴在北边要对付张作霖,南边要对付其它各省军阀,生怕出兵外蒙会丧失自己在北京政府中的实权,因此只有隔岸观火,无可奈何。作为一种外交形式,北京政府发布了一份措词严厉的声明,谴责外蒙古企图分裂中华民国的行径,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然而自那时起,苏联红军就一直留在外蒙古。这期间,那些在苏俄控制下被剥夺了权力的蒙古上层王公开始醒悟,后悔反抗中国的行为,纷纷逃到中国要求发兵收回蒙古主权,赶走俄国人。但是苏联不断增加驻蒙军队规模阻挠中国收回外蒙古主权的行动。内乱中的中国也一次次丧失了收回蒙古主权的机会。
❿ 民国时期,中国社会的现状是怎样
这个时期中国的社会形态,属于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在与西方资本主义强国的关系上,则属于半独立半殖民地国家。
也卖纳慎就是说,它属于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开始的那个半封建半资本主义时代中的一个阶段。中华民国时期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同晚清时期相比,只是封建主义的东西少了一些,而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一些,从而显现了中华民国的历史面貌与晚清帝国的差别。
1912年到1949年,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曾经出现过比较明显的发展,但从总体上看,社会生产力的性质没有重大变化,对社会形态的变化所起中敬的作用不大。而从事历史活动的人却发生了重大变化。
无产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领导未完成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由此决定了中国社会开始由半封建半资本主茄轮义向新民主主义演进。所以,各主要政治集团力量的消长,成为观察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形态发展趋向的一个重要参考因素。
(10)中国历史现状如何扩展阅读:
中国民国成立的背景
1、《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清政府完全成为了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即“洋人的朝廷”),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沉重负担,还损害了国家主权。
2、辛亥革命的胜利。1911年10月10日(农历八月十九)夜武昌起义爆发,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民主共和意识的积聚,大大促进了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空前高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辛亥革命推翻了“洋人的朝廷”也就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辛亥革命以后,帝国主义不得不一再更换他们的在华代理人,但再也找不到能够控制全局的统治工具,再也无力在中国建立比较稳定的统治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