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请问国际关系学院在历史上出过哪些名人
外经贸部前副部长安民，财政部司长邹加怡，外交部发言人秦刚，着名国际问题学者阎学通、楚树龙、刘江永、李义虎、李绍先、陶坚、杨明杰、杨伯江，歌手刘欢等。
秦刚，男，1966年3月生，籍贯河北，大学毕业。
1984—1988，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学习；
1988—1992，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外交人员服务局科员；
1992—1995 ，外交部西欧司随员、三秘；
1995—1999，驻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大使馆三秘、二秘；
1999—2002，外交部西欧司二秘、副处长、处长；
2002—2005，驻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大使馆参赞；
2005—2009，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发言人
阎学通，男，1952年生于天津。成长在知识分子家庭，曾在黑龙江建设兵团度过九年劳动岁月，1982年毕业于黑龙江大学英语系，获学士学位；1986年毕业于国际关系学院，获国际政治学硕士学位；1992年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1982年9月-2000年6月，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历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对外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副主任、主任等职。是我国国际关系学界中倡导科学方法论和预测国际形势的着名学者
楚树龙现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国际战略与发展研究所副所长，中央电视台国际报道顾问，中美友协理事、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中国委员会理事。 楚树龙1978年在大连外国语学院获英语言文学学士学位，1985年获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法学硕士学位，1993年获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博士学位。
1979年北京外国语大学日本语专业毕业后进入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1987年获法学硕士后赴早稻田大学读博士课程；1988年辍学回国，当年被聘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副研究员；1992年任该所研究员、东亚研究室主任；1993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客座研究员；1994年国家人事部授予全国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95年国务院颁发特殊津贴表彰；1998年美国哈佛大学客座研究员；1999年任中央外办参赞（副局长）；2002年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伟伦兼职教授；2003年任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教授兼副所长。 现兼任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常务理事、教育部日本问题专家组成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亚非发展交流协会理事、中国太平洋学会理事、中华日本学会《日本学刊》编委、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特邀研究员、《环球时报》“清华-环球对话”“清华-环球论坛”专栏特邀主持人等。
李绍先，山西太原人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第三世界研究中心主任，国际舆论研究室主任。中国中东学会副秘书长。中东问题专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代表着作： 《一脉相承阿拉伯人》、《海湾寻踪》，时事出版社出版。
杨伯江，历任日本综合研究开发机构（NIRA）客座研究员、日本国际论坛客座研究员、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东北亚研究室副主任、哈佛大学客座研究员、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东北亚研究室主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日本研究所所长、涉台研究中心主任、朝鲜半岛研究室主任等重要职务。现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日本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华日本学会常务理事、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中国委员会委员。
刘欢，现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西方音乐史》。
1963年8月26日出生于天津的一个教师家庭；
1981年至1985年就读于北京着名的政治外交类高校国际关系学院，攻读法国文学专业；
1985年夺得北京首届高校英语、法语歌曲比赛双料冠军；
1985、1986年随中央讲师团自愿赴宁夏石嘴山支教一年，讲授音乐；
1986年参加中央电视台《电影世界》周末文艺晚会录像，演唱英法歌曲《乡村摇滚》《我的路》以及电影《德黑兰43年》《野鹅敢死队》主题歌，这是第一次进棚录音，也是首次录像；
1987年首次为电视连续剧《雪城》录音主题歌《心中的太阳》、片尾曲《离不开你》；
1987年录制电视连续剧《便衣警察》主题歌《少年壮志不言愁》；
1988年荣获《人民日报》主办的由全国读者投票评选“八八十大金星”称号，得票数位居第二；
1988年为时事政论片《世纪行》创作主题曲《你是一面旗帜》；
1988年首次自己投资自己制作录制演唱专辑卡带《刘欢的沙龙》；
1988、1990、1992年连续三届当选“全国影视十佳歌手”；
1990年凭借歌曲《丁香雨》《黑船》获得《中国青年报》主办的“全国十大青年作曲家”创作、演唱双奖；
1990年与韦唯合作演唱第十一届亚运会会歌《亚洲雄风》；
1991年参加中央电视台首次大型赈灾义演电视直播晚会，演唱歌曲《世界需要热心》，因“迟到”被“封杀”；
1991年与歌手韦唯共同发起北京演艺界赈灾义演，在北京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北京电视台合作共募善款1600万元，并与众明星录制和演唱专为此创作的歌曲《共有的家园》；
1993年应导演郑晓龙、冯小刚的邀请为电视连续剧《北京人在纽约》创作音乐；
1993年与韦唯合作演唱第七届全国运动会主题歌《五星邀五环》；
1993年与韦唯合作演唱首届东亚运动会主题歌《崛起的东亚》；
1993年应北京奥申委邀请与韦唯合作录制奥斯卡获奖得者乔治•莫罗德专为北京申奥创作的歌曲《GoodLuckBeijing祝福北京》英文版，并赴摩纳哥参加2000年奥运会举办国揭晓仪式；
1994年应邀赴纽约参加在举世闻名音乐圣殿卡内基音乐厅举行的演出；
1994年《北京人在纽约》荣获北京电视艺术家协会颁发的“电视剧优秀音乐创作奖”；
1994年在上海万人体育馆参加第二届中日歌会与陈燮阳指挥的上海交响乐团合作演唱《千万次的问》,与日本音乐才女五伦真弓演唱《恋人》
1994年应邀赴日本参加第12届广岛亚运会开幕式，演唱自己的作品《让我们同行》；
1994年应导演米家山的邀请为电影《带轱辘的摇篮》创作音乐；
1995年应导演赵宝刚邀请为电视连续剧《东边日出西边雨》创作音乐；
1995年应文化部的邀请赴罗马尼亚担任布拉索夫国际流行音乐节评委； 1996年在“中国当代歌坛经典回顾展”大型活动中荣获“中国十大歌手奖”和“中国十大词曲作家奖”；
1997年应投资人朱时茂和制片人王伟的邀请为电视连续剧《胡雪岩》创作音乐；
1997年签约索尼音乐和上海声像；
1997年发行首张个人双碟精选集《记住刘欢》；
1997年与韦唯合作演唱第八届全运会主题歌《生命的放飞》；
1997年为下岗工人录制公益歌曲《从头再来》；
1997年应邀担任领队带团参加香港亚洲流行音乐节；刘欢
1998年应着名作曲家谭盾之邀与世界大提琴大师马友友同台合作，参加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庆祝香港回归一周年谭盾作品音乐会“天地人”；
1998年为国产美术大片《宝莲灯》创作和演唱主题歌《天地在我心》； 1999年荣获首届CCTV和MTV“音乐盛典”“最受欢迎男歌手奖”；
2000年作为全球唯一的华人男歌手,被载入美国出版全球发行的《》精装纪念册；其作品《爱之无奈》同时收入该纪念册之珍藏版；
2000、2002年应邀担任CCTV第九届、第十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决赛评委；
2000年荣获中国原创歌曲排行榜最高奖项“杰出成就奖”；
2000年获CCTV和Channel[V]颁发的“新千年杰出男歌手奖”；
2000年以“着名音乐家”的身份被收入国家邮政局发行的“新中国艺术家”大型明信片集；
2000年应谭盾的邀请参加在上海大剧院举办的谭盾千禧年作品音乐会暨上海新年音乐会，演唱《爱之无奈》、《相约如梦》和与人合作演唱歌剧《茶花女》选段；
2001年应邀录制申奥歌曲《我们可以》并赴莫斯科参加凤凰卫视制作的2008年奥运申办国揭晓仪式直播节目；
2001年《少年壮志不言愁》.《千万次的问》.《好汉歌》三作品同时入选北京百姓投票评选的新中国建国以来“我最喜爱的电视十佳歌曲”；
2001年与毛阿敏合作演唱第九届全国运动会主题歌《又见彩虹》；
1999、2002年连续四年分别参加在世界着名的俄罗斯莫斯科克里姆林宫英国伦敦千禧宫、希腊雅典卫城、南非约翰内斯堡曼德拉剧院举行的“为中国喝彩”大型演出；
2002年应中国爱乐乐团总监、指挥余隆先生的邀请参加北京第五届国际音乐节闭幕式演出；
2002年应邀参加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北京新年音乐会；年轻时的刘欢 2003年获第三届《音乐风云榜》“终身成就奖”；
2003年与京文唱片合作发行首张翻唱专辑《六十年代生人—给我的同龄人及后代》；
2003年应邀担任中国轻音乐协会首届“学会奖”评委，并获“流行音乐贡献奖”；
2003年荣获第四届中国金唱片“最佳流行专辑”.“最佳男歌手”.“评委会大奖”，成为获得奖项最多的音乐人；
2004年在首都体育馆举办《欢歌2004》首次个人演唱会；
2004年获得CCTV和Channel[V]颁发的第十届华语歌曲“榜中榜”之“评委会特别奖”；
2006年在上海体育馆举办《欢歌2006》个人演唱会；
2007年与莫华伦、廖昌永三人联袂的《震撼音乐会》7月3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2008年独立创作《福娃奥运漫游记》主题曲《北京欢迎你》，并与蝌蚪合唱团联袂演绎。
2008年8月8日受邀与莎拉 布莱曼演唱北京奥运会主题曲《我和你》
‘贰’ 世界各国对中国改革开放的看法
朋友你好！不同的国家对我国改革开放的看法都不一样，国外学者普遍认为，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国际地位等各个领域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短短30年间，中国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走过的道路，实现了从贫困落后到繁荣发展、从农业大国到工业大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封闭孤立到全球交往的历史性转变。
●墨西哥学者韦利娅•埃尔南德斯：改革开放为世界造就了一个“中国奇迹”
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巨变，受到了国外学者的高度关注和评价。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传媒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韦利娅•埃尔南德斯说：“改革开放的30年是中国高速发展的30年，改革开放为世界造就了一个‘中国奇迹’。”法国索邦大学教授、着名经济史专家雅克•马赛义认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在近代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南非斯坦陵布什大学副校长阿诺德•万•齐尔教授说：“30年来最震撼世界的国家无疑是中国，中国社会经济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大突破、大跨越和大发展，可以说，世界各国都强烈感受到了中国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发生的巨变。”
●美国着名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中国过去三十年的成就可谓显着、惊人
在国外学者看来，1978年的中国还是一个低开放、低收入的国家，但改革开放政策使得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大幅度提升。对此，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亚洲研究中心主任阿塔尔•侯赛因不无感慨地说：“中国经济30年的发展已经使中国变成了另外一个星球”。美国着名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也颇有同感地说：“中国过去三十年的成就可谓显着、惊人。我们当初也没有想到中国能发展得如此之快，能取得这样的成功。”美国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西瑟斯•德里克(Scissors Derek)说：“30年前的中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地位无足轻重，过去30年的发展带来了中华巨龙的腾飞”。
●英国学者阿塔尔•侯赛因：中国农村上亿人摆脱贫困，实现粮食自给自足，这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上一个了不起的事情，也是改善人权的巨大成就
改革开放不仅使中国改变了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濒于崩溃的经济，而且使数亿人摆脱了贫困，使人民生活水平显着提高。不论在城市还是乡村，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人的生活还停留在缺吃少穿的阶段，今天则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对于这种变化，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米哈伊尔•季塔连科说：“数千年来，吃、穿、住一直是中国民众操心的大问题。但在改革开放10年后，这些问题就基本得到解决。可以说，改革开放成就了这一历史性的功绩。”墨西哥知名经济学家、中国农村问题专家约兰达•特拉帕加•德尔芬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30年间，中国农村上亿人摆脱贫困，现在中国基本上实现粮食自给自足，“对于一个人口超过13亿的大国来说，这可以说是一个奇迹”。“中国政府对农村发展道路的探索和实践是独特而卓有成效的”。在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亚洲研究中心主任阿塔尔•侯赛因看来，这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上一个了不起的事情，也是改善人权的巨大成就。
●俄罗斯学者雅科夫•贝格尔：改革开放改变了成千上万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精神面貌
德国着名哲学家哈贝马斯认为，现代化的过程体现为原先整合在一起的不同领域逐渐分离的过程。而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就是社会领域不断分化的过程，随着政治——经济的分化，迅速导致了其他各方面的分化的连锁反应，文化的分化当然也是其重要结果。中国经济的自律和分化导致了观念的极大转变，市场经济促成了市场化的大众文化的出现。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主任研究员雅科夫•贝格尔认为，中国每年有数万年轻人赴西方大学深造，数百万人在本国大学学习，包括学习英语。在掌握现代化知识的同时，他们中的一些人还受到了西方的世界观、生活态度和行为方式的影响。中国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思想日趋国际化。他说，中国年轻人跟西方同龄人一样听同样的音乐，看同样的好莱坞大片、肥皂剧和电视娱乐节目。美国的电影和体育明星在中国的受欢迎程度不亚于本国。中国有的城市还准备建迪斯尼乐园。改革开放改变了成千上万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精神面貌，尤其是生活在大城市的人，包括人们的衣食住行、社会交往、爱情婚姻等。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主席约翰•桑顿：中国正在发生的变化，可能改变中国人对民主的看法，并进而塑造中国政治的未来
不少国外学者肯定中国的村民选举、公民社会的发展和法治的进步，认为这些都是中国政治发展的成果。他们注意到，中国公民比以前享有了更多的民主权利和自由。正如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主席约翰•桑顿所指出的：“中国正在发生很多变化，在政府中、在共产党内、在经济领域中和在一般社会生活中，这些变化可能改变中国人对民主的看法，并进而塑造中国政治的未来。”
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沈大伟认为，中国共产党采取的一系列政治改革“相当有效地应对了(党所面临的)许多挑战……从而维持了它的政治合法性和权力”。
●南非学者马丁•戴维斯：中国政府作出的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科学发展战略决策具有远见卓识
大多数国外学者肯定，中国经济不仅在数量上发展迅速，而且其科技含量越来越高。着名中国问题专家、南非斯坦陵布什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马丁•戴维斯，自1986年以来，先后访问中国25次，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情况有着独到的见解。他说，中国政府作出的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科学发展战略决策具有远见卓识。30年来，中国科技界在纳米、超导、古生物、航天科技等方面一项项自主创新成果让中国科学家站到了世界前沿。从“两弹一星”到“载人航天”，中国科学家更加自信，中国自主创新能力更强，中国科技发展的前景更辉煌。
最近，美国《纽约时报》和英国《金融时报》分别发表文章，认为中国可能成为科技领先者。中国的互联网用户为全球第一，甚至超过北美用户的总和，而且多是年轻人。中国还拥有世界超级计算机500强中的15台，成为仅次于美国、西欧和日本的超级计算机大国。中国培养的科技人才比西方多得多，每年达64.4万，比美国多三倍。“中国曾经是创造了四大发明的文明古国，它的科技创造力有可能突然爆发出来并一举成为众多现代科技领域的领先者。”
外国学者普遍认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无疑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俄罗斯学者季塔连科：创新是中国党和政府最重要的特征，创新能力和决心使党和政府能够在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进行连续的深入的变革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米哈伊尔•季塔连科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留下“三大经验”：第一条经验是，中国领导人在改革开放之前进行了意识形态领域的准备工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起到了解放思想、为改革培育土壤的作用；第二条经验是，所有改革开放政策的制定都以中国特殊国情为基础，是中国土生土长的改革，不像俄罗斯照搬西方经济教条；第三条经验是，政府推广政策时采取“循序渐进”的做法，正是这种渐进性改革保证了理论上的全面性和实践的实验性能够结合在一起。季塔连科特别强调，中国共产党的有力领导保证了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实践证明，强有力的政权能够解决与社会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他还认为，创新是中国党和政府最重要的特征，创新能力和决心使党和政府能够在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进行连续的深入的变革。
●美国学者齐迈克：中国共产党的决策客观上给中国和世界带来了巨大变化，极大地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生活，仅凭这一点，“我就要给中国共产党打一个高分”
美国洛杉矶太平洋国际政治研究所研究人员齐迈克认为，中国改革之所以成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富有智慧的中国人民不断突破禁区，并把一系列重大措施付诸实施。“让市场的力量充分发挥作用，开放经济特区，打破国营独大的所有制模式，鼓励人们自由择业，让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出国学习先进的科技知识，取消人民公社，关闭经营不善的国营企业，大批吸引外资进入中国……如果没有这一项接一项的大胆尝试和重大措施的出台，中国的改革开放不可能取得如此的成功。”他认为，中国改革的成功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分不开的。所以他说：“尽管一些西方人经常批评中国共产党，但我认为它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以及所采取的有效的改革措施值得充分肯定。由于中国共产党的这些决策客观上给中国和世界带来了巨大变化，极大地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生活，因此，仅凭这一点，我就要给中国共产党打一个高分。”
●俄罗斯专家皮沃瓦罗娃：中国的改革开放“创造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形成了一整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打破了原有社会主义的教条
新加坡的郑永年说，“这次金融危机期间及其后，如果美国发展成了社会主义，或者欧洲更加社会主义化，并不会使人感到惊讶。对中国来说更是这样。它提醒人们，中国需要避免的是意在消灭市场和资本的贫穷社会主义，而非社会主义本身。社会主义就是要社会对资本和政治进行节制和监管”。俄罗斯学者皮沃瓦罗娃赞扬中国的改革开放“创造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形成了一整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打破了原有社会主义的教条。这符合世界潮流。
●瑞士学者胜雅律：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无疑是一项正确的政策，深谋远虑的政策
在评价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时，以研究并向西方介绍中国的“三十六计”而闻名的欧洲着名汉学家、瑞士比较法研究所胜雅律教授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无疑是一项正确的政策……如今已持续30年，而且还要继续下去，这显然是一项深谋远虑的政策。”
多数国外学者认为，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国际影响的加大，中国应当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伯格斯坦：全球经济增长，中国开始扮演决定性的角色
在美国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上，媒体注意到一个细节：美国总统布什在白宫以晚宴款待各国领袖，每次与客人合影时布什都站在左边，唯独与胡锦涛合影时，是让胡锦涛站在左边。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伯格斯坦目睹这一幕。他说，过去是“美国打喷嚏，全世界就感冒”；如今变了，“全球经济增长，中国开始扮演决定性的角色。”在此次峰会之前，《纽约时报》已经指出，在这次被称作“第二次布雷顿森林会议”的峰会上，最吃香的是中国。法国《世界日报》12月3日发表达尼埃尔•韦尔内的文章，指出“世界重心”正在“向逐渐取代西方位置的亚洲迁移”。
●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裴敏欣：中国因改革开放而崛起并成功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可谓是二战后第二大最能影响世界格局的国际事件
不少国外学者认为，改革开放既改变了中国人的命运，也对世界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通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成为全球产品的主要生产者，“中国制造”让世界各地的消费者受益。中国对全球的影响力大大提升。中国经济对世界的影响举足轻重。
美国着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教授认为，中国经济的巨大成功，对世界经济产生了积极影响，其他国家也可分享到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裴敏欣认为，如果要排列二战后世界上最重要的有影响世界格局的国际事件，那么除了冷战结束，中国因改革开放而崛起并成功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排在第二位不会有争议。
阿根廷萨尔瓦多大学中国问题专家豪尔赫•马莱纳说：“国际社会和发达的北方国家为了使中国利用经济繁荣来缓解危机而赋予中国的主角地位是显而易见的。”南非学者马丁•戴维斯认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经济繁荣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随着中国的迅速发展，整个世界经济、地缘政治格局都会因中国的发展而改变。
●俄罗斯学者雅科夫•贝格尔：在中国全球化的同时，世界也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化”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米哈伊尔•季塔连科对中国30年的发展有一段概括性看法。他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这个诞生过儒家、道家哲学思想的古老国度，如今已经屹立在世界舞台的显要位置，但她从未有过野心，始终保持着‘谦谦君子’的风度。在奥运会之后，我相信中国人民还会以平和心态面对世界，不骄不躁，踏实工作。”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主任研究员雅科夫•贝格尔认为，随着中国影响的扩大，中国会“全球化”，而世界也会“中国化”。他说，从中华文明的历史经验来看，它能够成功吸收其他文化的元素，使其自身文化得到充实和巩固，但不会被其他文化所彻底改变，西方世界也不可能像改变中国经济那样在未来彻底改变中国文化。未来很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在中国全球化的同时，世界也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化”，这既表现在经济方面，也表现在文化方面。
●荷兰籍中国问题专家柯伟亮：中国必须积极参与打造国际经济新秩序，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荷兰籍中国问题专家柯伟亮指出，在30年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一直“韬光养晦”，集中精力发展经济，这项策略是成功的。但如今中国必须积极参与打造国际经济新秩序，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他说：“当前世界经济急需一套全新的管理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已不适应需要。中国必须在新的国际管理组织中担任领导角色，中国不能再逃避。”新加坡前领导人李光耀在一篇题为《下一步，中国会让整个世界安心》的文章中指出：北京奥运会是一次最好的演出，展示了许多人一起击缶和打太极的场面……其主题是和平发展。但中国人还应当继续努力，不应该表现自己的民族优越感。中国的经济规模要求中国人必须谦虚谨慎，以便让世界各国相信，中国的崛起是和平的。
●维也纳大学学者特拉普尔：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中国必须意识到自己承担的全球责任，为世界的和平发展做贡献
2005年9月15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提出了建设“和谐世界”的理念，进一步树立起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维也纳大学学者特拉普尔表示，中国不会成为继美国之后的另一个世界警察。他认为，首先，世界现代史已表明，只有一两个警察来管理世界是管不好的。就算世界上最富有的美国，也有力不从心的时候。目前正在上演的金融危机就是很好的例子。其次，中国文化的最显着特征是目光远大，中国哲学的精髓是谦和。儒家突出一个“和”字。历史上，中国没有殖民地，没有境外驻军，尽管中国曾有过这样的实力和机会。所以，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中国必须意识到自己承担的全球责任，为世界的和平发展做贡献。
国外学者认为，用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或西方自由主义理论都难以说明中国的成功。于是，便出现了种种解释。几年前，“北京共识”比较流行，近来“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受到关注。
●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乔舒亚•库珀•雷默：“北京共识”的核心是一个国家应该根据自己的特点进行发展
一些国外学者认为，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2004年，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清华大学教授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提出了“北京共识”理论。他认为，“北京共识”的核心是一个国家应该根据自己的特点进行发展。就中国而言，发展的三个基本定理是：（1）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试验；（2）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3）循序渐进、积聚能量。
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不仅适合中国，也是适于追求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发展中国家效仿的榜样。墨西哥学者杜塞尔•恩里克认为，“北京共识”与以新自由主义为核心的“华盛顿共识”不同，政府在其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即根据发展情况，不断在实践中总结经验，不断对政策措施进行修正。墨西哥和拉美国家盲目采用新自由主义理论，造成了可悲的结果。“北京共识”值得发展中国家学习。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中国模式整合了各个方面的动力机制，因此成为中国高速发展的基础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认为，中国模式是一种混合模式，既不是苏联模式，也不是西方模式的延伸；既否定了苏联的完全公有化模式，也破除了西方的极端私有化模式。它整合了各个方面的动力机制，因此成为中国高速发展的基础。中国模式是国际最优经验和中国本身实践结合的产物，既有世界性，也有中国性。因此，在讨论中国模式时，光强调国际性或者光强调地方性（中国特色）都不是很科学的。
●俄罗斯经济学院教授弗拉基米尔•波波夫：中国的发展模式，或者说东亚的发展模式，对所有发展中国家具有无法抗拒的诱惑力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中国问题专家皮沃瓦罗娃认为，中国模式是“以社会经济发展为导向、受国家调控的市场经济模式，这一模式是与世界潮流相一致的。”俄罗斯经济学院教授弗拉基米尔•波波夫指出：“中国的发展模式，或者说东亚的发展模式，对所有发展中国家具有无法抗拒的诱惑力，因为这种模式引发了世界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一轮增长……这种模式与美国开出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处方可谓背道而驰。”
●俄罗斯学者米哈伊尔•季塔连科：中国改革开放理论提出了解决中国国内和国际发展之间的社会经济矛盾和不同文明冲突的最佳模式
多数学者逐步认同，中国模式的核心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结合，是“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的结合。因此，它既克服了传统社会主义的缺点，又避免了传统自由主义的弊病，值得发展中国家乃至西方发达国家学习借鉴。俄罗斯学者米哈伊尔•季塔连科认为，中国的经验可以成为缩小南北差距、打破“金元帝国”对世界格局垄断的基础。中国改革开放理论避免了社会主义危机，提出了解决中国国内和国际发展之间的社会经济矛盾和不同文明冲突的最佳模式，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在国外学者看来，“中国模式”具有以下几个明显特点：（1）中国模式具有特殊性。中国的成功在于选择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2）中国模式具有包容性、兼容性和创新性，它努力把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把经济高速增长与社会全面发展协调起来，把政府宏观调控与市场微观运行结合起来，把效率与公正协调起来，把传统与现代结合起来。（3）中国模式强调发展的人民性。“华盛顿共识”的目的是帮助银行家、金融家，而“北京共识”的目标是帮助普通民众，强调以实现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为本。
多数国外学者认为，中国目前面临极好的发展机遇，但同时也面临许多挑战。
●日本学者宇野重昭：中国改革开放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造成了一种思想和道德标准的真空状态,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
国外学者认为，目前中国的发展和世界的金融危机给中国建设美好的社会福利制度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从发达国家的历史看，所有社会福利制度包括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教育制度都是在一个国家经济高度增长的时候建立起来的。中国目前应当利用扩大内需的机会，尽快建立有效的公共服务制度，这是保证社会稳定的根本，也是经济进一步增长的动力基础。没有保障体系，内需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拉动。
还有的学者指出，中国改革开放中出现了价值缺失，需要引起充分注意。日本学者宇野重昭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造成了一种思想和道德标准的真空状态,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经济改革越是向前推进,就越是有必要重新加强传统道德,即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泽菲林•迪亚布雷：随着经济不断发展壮大,中国必须充分考虑贫富差距扩大问题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副署长泽菲林•迪亚布雷认为，2005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就达到0.45,超过国际公认的0.4警戒线，这意味着贫富差距扩大。他指出:“在经济转轨的初期也许还可以容忍一些不平等的现象存在,但随着经济不断发展壮大,必须充分考虑这个问题。”
荷兰国际关系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中国问题专家柯伟亮(Willem van Kemenade)认为，“保持稳定”既是中国政府此前30年最大的成就之一，也是今后将面对的最大挑战。为此，中国政府需要大力发展农村和偏远地区经济，尽快提高弱势群体的收入，纠正社会不公。日本学者奥岛真一郎与内村铃木认为,“中国政府有必要像20世纪的许多国家那样,确立一种再分配制度,……以进一步提高人民的机会均等”。
●英国剑桥大学发展学委员会主席彼得•诺兰：中国政府要解决现在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就不能倒向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
英国剑桥大学发展学委员会主席彼得•诺兰长期研究中国问题，其《处在十字路口的中国》一文以极其宏大的视野深入分析了中国当前面临的一些深层问题,如贫困与不平等、全球商业革命给中国企业带来的挑战、环境恶化、政府能力的下降、国际关系中存在的挑战、金融机构面临的危机等。他由此认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已经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中国政府要解决现在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就不能倒向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而是要对现有的道路进行改进。其中,他尤其强调了国家的作用，强调政府应该在根本上提高效率和消除腐败。
●德国着名中国问题专家桑德施耐德：中国发展的成功和失败其实就只有“一线之隔”，走错一步，结果可能是灾难性的，而这其中的关键就是“保持稳定”
俄罗斯莫斯科卡耐基中心学者强调，中国经济的发展改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的发展以及面临的威胁与挑战都会对世界格局的发展和走向产生影响。该基金会的一项研究报告指出,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不会遭遇来自大国的直接军事威胁,但却存在隐性风险。比如,随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地位的加强,世界的传统领袖(美国、欧盟、日本)决不会在自己控制的市场空间对中国让步。在这种情况下,“共产主义中国”就会被他们视为潜在的危险,必然受到他们来自各方面的遏制,包括政治、思想、军事等方面的遏制,以达到削弱中国国际地位的目的。中国领导人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对这种威胁作出正确的反应。当然,西方世界也不希望与世界经济密切相连的中国出现混乱。因此,中国共产党政权的最有效措施就是在高层建立合理的机构和机制，以应对各种风险。德国着名中国问题专家、德国外交政策协会研究所所长桑德施耐德：“中国发展的成功和失败其实就只有‘一线之隔’，走错一步，结果可能是灾难性的，而这其中的关键就是‘保持稳定’”。
‘叁’ 什么是远东危机
在以1931年“九·一八”事变为始和以1933年3月日本退出国联为终的远东危机时期，英国是“唯一在远东拥有较大利益的欧洲国家”〔（1）〕，对远东时局的演进有着重大影响。在危机的全部过程中，英国始终立足于维护其在华利益的立场，以帝国主义的目光审视着事态的变化，以殖民主义的口吻对危机加以评价。由于缺乏与日本抗衡的力量，英国只能求助于外交手段和舆论工具，执行着一条以防日、限日和避免与日发生军事冲突为主要内容的政策。《李顿调查报告》是这一几经变化的政策的最终体现。本文的主题便是对危机后期英国所持政策的探讨。
（一）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并不断扩大事态。英国完全清楚，事件是日本“军部或满洲司令官（即关东军司令官）所为”，日军“仔细从事密谋和隐蔽的计划似乎是明显的。”〔（2）〕英国驻国联代表塞西尔在一份备忘录中指出：“不容置疑，一个保护国是东京军部的既定政策。”〔（3）〕然而，由于英国在华利益主要分布在长城以南地区，特别是在长江中下游流域，而在东北的利益是微不足道的，所以，日本的侵略活动未对英在华利益构成威胁和压力。因此，亲日倾向颇为明显的英国政府认为：“英国在满洲的利益明显少于（英国）与日本保持坦诚关系的益处。”〔（4）〕再有，当时英国在远东的军事实力不足以同日本对抗，以及欧美列强对日本的行径都持不过问的态度，“没有人有丝毫想要在猫脖子上系铃铛的念头。”〔（5）〕，因而，英国对事变持消极的“不干涉主义”政策，〔（6）〕避免卷入纠纷，特别是防止引起日本对英国的不满。英国外交部训令驻外使节“特别不要首先对任何一方（指中日）提出抗议。”〔（7）〕其具体的作法就是英国利用受它操纵的国联，敷衍中国的呼吁和国际舆论。英国此举是对日本的姑息，客观上起到了放纵日本的作用。
10月26日和28日，日本提出要与中国进行直接谈判，并附有5个条件，以不谈判就不撤军相威胁。而中国则提出先撤军后谈判。人所尽知，按照日本的条件进行中日谈判“将是中国同爬在自己背上的老虎谈判，”但英国却努力试图促成谈判。〔（8）〕国联遂通过决议，主张中日直接谈判。英国估计到国联在谈判问题上不会有所作为，只能以“表示遗憾”而告终。为了应付国际舆论，英国借日本提出要求国联派一调查团到东北“调查”的建议之际，操纵国联。于12月10日，在国联行政院会议上通过了派调查团到中国东北进行“调查”的决议。日本的本意旨在阻止国联通过制裁它的决议，并用拖延时间的方式，以造成侵占东北的既成事实。而英国则随机应变，借此掩饰外交上的失败和被动。英国预料，调查工作需要6－9个月的时间。届时，双方情绪会冷静下来，风波会自行平息。这就是李顿调查团的由来。英国又一次姑息了日本。
在中国东北的得手，使日本的野心急剧膨胀，为了转移国际上对其强占东北的视线，并取得进攻中国内地的新基地，迫使国民党南京政府屈服，1932年1月28日，在上海，日本借所谓“日本和尚事件”，挑起了“一·二八”事变。日本在本不属于其势力范围的上海的侵略活动“将改变长江流域的全部形势，”并首先直接威胁到英国在华利益，这使英国大为震惊。英国政府已明确意识到日本的“冒险政策远远超出了我们迄今为止所估计的那样。”〔（9）〕1月29日，英国外交大臣西蒙致信首相麦克唐纳：“我在思想上已不怀疑日本正在推行一个野心勃勃的计划，如同它们在满洲一样。”〔（10）〕外交部远东问题顾问普拉特预测：“如果日本继续未受到抑制，英国将被迫从远东全部撤出。”〔（11）〕
根据其实力，英国在中国的唯一目的是尽可能通过外交途径遏制日本在华东地区的侵略扩张，防止英国在华利益受损。为此，英国推行“积极的和解政策”〔（12）〕，采取了较前强硬的方针和一系列积极主动的措施，由“非常出色的中国事务问题专家”〔（13）〕兰普森领衔出面，在中日之间进行斡旋和调解，终于促成了《淞沪停战协定》的签定。英国主动而积极的干预是“一·二八”事变得以平息的重要因素之一。因而，英国将它视为一大外交胜利。
（二）
《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上海局势逐渐稳定下来。7月17日，驻沪日军“已根据停战协定，完成了撤退”，〔（14）〕长江中下游的紧张气氛终得缓和。在这半年多时间里，日本借上海事变转移了国际舆论的注意力，赢得了时间，基本完成了在中国东北的侵略扩张。因而，如何对待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再次成为英国远东政策所面临的中心问题，它关系到中国乃至远东的局势是否能够稳定。“一·二八”事变时日本的所作所为对英国产生了强烈震撼，“在远东，由于来自日本而不是其他国家的恶意，使我们损失惨重。”〔（15）〕“（日本）对于英国在远东而言，有一种真正危险。”〔（16）〕日本已成为威胁英国在华利益的势力，并危及着英国在远东的既得利益和维系亚太地区和平的华盛顿体系。这迫使英国采取谨慎和认真的态度对待事态发展，积极谋求东北地区局势的稳定，防止日本再次进入中国内地。
在对待日本侵占东北这一问题上，英国仍站在殖民主义的立场上，认为东北是日本的势力范围，是日本的“生命线”，强调东北问题的“复杂性”。外交部远东事务副次官威利斯利写道：“以法律根据来裁决目前日本在满洲的条约权力的发展是困难的。”〔（17）〕因为，他们认为，日本在中国东北的侵略扩张是违背和践踏国际公约的，但从经济和物质上讲，日本却“有利于”该地区的发展。而且，英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认为日本实际上已控制了东北，还扶植了一个傀儡政权，因此，拟在东北恢复“九·一八”事变以前的状态已是不可能的，日本“将在满洲取得胜利，就象它在朝鲜那样”。〔（18）〕英国还认为：“只要它能避免，日本不会打算同西方决裂。”〔（19）〕但是，英国也清楚地看到，日本的侵略行径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广泛的愤怒。在国联，许多中小国家纷纷抨击日本，要求国联对日实行制裁；“各国的民主力量不约而同地发出反对日本，声援中国的呼声；在中国，反日爱国运动此起彼伏。兰普森电告西蒙：“如果我们在任何方式上宽恕了非正义或庇护日本，其影响是相当可叹的和世界范围的。”〔（20）〕这种影响“可能会导致英国在国联陷于左右为难的被动地位”，以致英国对国联的控制力的被削弱和在中国出现反英运动。英国对1927年中国的反英运动记忆犹新，尤其是对抵制英货的斗争手段。另外，英国不愿看到东北被日本独吞，因为，这违背了英国所支持的“门户开放”原则，会使东北的大门对英国关闭起来。因此，“为了生死存亡的主要利益，我们必须继续进行调解。”〔（21）〕这时的“调解”已不同于以前，是面对长城内外的现实和英国在华利益的安危，采取谨慎和有效的外交措施，维持现状。普拉特颇有权威性地说：“无法根据纯粹的司法原则，找出永久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们必须抛开理论上的主权而面对现实。”〔（22）〕
鉴于远东的现状，英国制定相应政策的原则是“既不激怒日本，也不放弃与中国的友谊”，扮演“维持和平的平衡力量”。〔（23）〕由于“日本确有足够的力量来公开反抗世界，而且，不会有任何国家为了达到限制它的目的而准备战争。”〔（24）〕因此，英国政府认为：一方面“我们必须避免处在（与日本）对抗的位置上，要保持处在道路的中间部位。”〔（25）〕另一方面，虽然，中国的国民党政府及其军队无心也无力抗战，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又被围困在湘赣闽等地而无法开赴抗日前线，但是，在远东地区，中国仍是一股打击、抵御和牵制日本的强有力的力量，并有可观的潜力。除了正在全国蔓延并因得到世界广泛支持的抗日爱国运动外，在经济贸易上，中国的抵制日货运动对日本的打击也是十分沉重的。再有，中国政府及社会都在不同程度上希望英国等列强出面干预，阻止日本的侵略扩张，所以，如果英国袖手旁观或过于偏袒日本，势必导致中国因失望而迁怒英国。英国外交部官员认识到，只有促进同中国的联系，英国才能维持在远东的影响。〔（26）〕
在这种情况下，平衡原则成为此时英国远东政策的基调。〔（27）〕在执行过程中，英国仍不直接出面，而是在幕后操纵国联代为行事。西蒙把英国的行动方针归纳为：“（1）相信国联并在可能的情况下与其一致行动；（2）在将会招致与日本严重对立但又没有必要的情况下，不要起带头作用；（3）公平地对待中日；（4）努力将日本留在国联中。”〔（28）〕12月13日，普拉特在备忘录中，就英国在国联中奉行的原则写道：“英国代表应避免处在一个突出或主导的地位，”并强调：“英国政府……的原则是……在双方的争议中，保持与他们的传统友谊并尽量最大能力在远东恢复和谐的国际关系。”〔（29）〕
（三）
英国在推行其政策时，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如何对待伪满洲国。日本一再扬言：“满洲问题的解决办法在于承认满洲国为自治的国家，”〔（29）〕并以退出国联为要挟。对此，英国完全清楚，如果承认伪满国。就等于公开支持日本的侵略扩张。在国际上，这会被视为践踏了《九国公约》等国际条约，有损于英国的名誉和形象；在中国，则必将引起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强烈反对，导致英国在华利益受损。对于伪满洲国，英国清楚：“作为傀儡的溥仪绝对没有力量，……日本的当务之急是要巩固它（伪满洲国）在满洲的地位，而总的计划是要把它变成如同朝鲜一样的国家。”〔（31）〕假如英国满足了日本的要求，无疑是承认了东北为日本的殖民地，其结果将会使英国等列强无法在东北推行“门户开放”政策，致使日后不能将自己的势力扩展到东北。因此，英国的对策是以《九国公约》中维护中国领土完整的条款为由，反对东北“独立”，要求取消伪满洲国；在建议在确认中国对东北的主权的前提下，允许东北自治和承认日本在东北的特殊地位。
英国想乘日本尚未在外交上正式“承认”伪满洲国之际，竭力劝阻日本“承认”伪政权，尽管英国明白“日本政府对满洲国的承认不可能被拖延很长时间”。〔（32）〕9月15日，日本拒绝了英国的要求，在外交上“承认”了伪满洲国。英国的第一个尝试失败。
李顿调查团是英国推行其政策的重要工具。调查团的活动完全处在英国的操纵下。3月14日，李顿调查团由日本抵达上海。15日，威利斯利指示兰普森将英国的政策和主张转告李顿。〔（33）〕为了防止李顿受国联反日情绪的影响，9月21日，西蒙致电劝告李顿在返回英国的途中，不要在日内瓦停留。〔（34）〕
10月3日，由国联颁发的《李顿调查报告》（下简称《报告》）〔（35）〕贯穿着英国“面对现实”的“平衡原则”。《报告》除了序言和绪论外，共有10章，洋洋18万字，另附有委员会专家所作的9篇特别研究报告。它出于为了坚持“门户开放”原则而维护中国领土完整的目的，承认了若干事实。《报告》指出：承认中国对东北三省的领土主权，“东三省为中国之一部，此为中国及列国共认之事实”，指责日军未经宣战强占东北，“使其与中国分离而宣布独立，事实俱在。”在中日争端问题上，虽为日本辩解，认为中日双方斗争的性质“属于经济性质”，“至关于经济绝交（即抵制日货）之方法，调查团声明非法举动当所不免”、“双方抗争各有是处”等等，但确定“九·一八事变”是日本所策动，“日方系抱有一种精密预备之计划”，“一九三一年九日十八日夜，该项计划曾以敏捷准确之方法实行之”。其行为“实亦不足以证明军事行为之正当”。对于日方的“自卫”之说，“调查团……予以摈斥”，称“是晚日方之军事行动，不能视为合法自卫之办法。”关于伪满洲国，《报告》认为它是日本扶植起来的傀儡政权，因为“现在之政权，不能认为由真正及自然之独立运动所产生。”“……‘满洲国’之构成……最有力之两种分子，厥为日本军队之在场及日本文武官吏之活动，……若无此二者，则‘新国’决不能成立也。”对于伪满洲国，“一般华人均异其趋”，认为它是“日人之工具而已”。
在关于中日之争的解决原则及措施的内容中，《报告》的观点完全秉承了英国的主张。它认为，在中国东北应该正视现实状况，“……如仅恢复旧状并非解决办法。……恢复原状，亦徒使纠纷重现，是仅就该案全部之理论方法着想，而未顾及局势之真相者也”；主张取消伪满洲国，“维持及承认满洲之现在政体，亦属同样不适当，……此种解决办法与国际义务之主要原则不合，并与远东和平所系之两国好感有碍，且违反中国之利益，不顾满洲人民之愿望，……日后是否可以维护日本永久利益亦属疑问”；要求维护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特殊利益”，“吾人乃承认满洲在日本经济发展上之重要性，日本为该国经济发展之必要要求，建设一能维持秩序之巩固政府，吾人亦不以为无理”，“日本在满洲之权利及利益，乃不容漠视之事实。倘某种解决不承认此点，或忽略日本与该地历史上之关系，亦不能认为适当之解决”；建议东北自治，“满洲政府之改组，应于无背于中国主权及领土完整之范围内，使其享有自治权，以求适合于该三省之地方情形与特征。”为了防止日本“享有经济甚至政治管理权，”独霸东北，《报告》还进一步提出这种自治应是在国际共管的形式下进行，“以国际合作促进中国之建设，”“自治政府行政长官得就国联行政院提名单中，指派国籍不同之外籍人员二名，监督（一）警察（二）税收机关。该二员……当掌有广泛权限，”“行政长官当就国际清理银行董事会提出之名单中，指派一外国人为东三省中央银行之总顾问，”“自治政府行政长官得指派相当数额之外国顾问，其中日本人应占一重要之比例，”“……由外国教练官之协助，组织特别宪兵，为东三省境内之唯一武装实力。”
英国以《报告》为依据，以国联为场所，进行调停斡旋活动。中国政府表示接受《报告》，而日本则反对它，特别对《报告》中“对满洲现实事实的否认，帝国政府（指日本政府）断然不能接受。”〔（36）〕日本政府发言人声称：“该报告对日不公正处甚多，但对华不公正处则绝无。”11月21日，国联行政院就东北问题进行辩论。日本代表松冈洋右在发言中竭力为日辩护，阻挠会议通过《报告》，把日军的侵略行为说成是为了“远东的和平和世界的和平，”〔（37）〕要求按日本的观点修改《报告》。中国代表顾维钧据理辩驳，予以痛斥。会议以中日代表的论战相始终。而出席会议的西蒙则褊袒日本，将侵略者与被侵略者混为一谈，强调《报告》中指责中国的部分，声称中日双方均有过错，而中国应对危机发生负责，并表示英国反对制裁日本。“全世界新闻记者普遍认为英美在满洲事件中屈服于日本。”〔（38）〕12月6日，国联召开大会。会场上争论十分激烈，导致9日休会。日本不断扬言要退出国联。很明显，“日本无意使用国联的和平机构来解决他们的困难，……他们将不忍受外界对满洲的干涉。”〔（39）〕
英国为了打消日本退出国联的念头，一方面操纵国联制定了一个妥协方案，该方案回避了要求日本取消对伪满洲国的承认和国联通过不承认伪满洲国的决议，在形式上赞同《报告》。对于伪满洲国的存在则仅是含糊地表示反对。英国将这个方案提交给国联的一个十九人委员会，英国想以此来缓和国联里的对峙。另一方面，英国打算采取拖延的办法，“让事情延续到（1933年）1月底，”〔（40）〕幻想对局发生转机。直到1933年1月4日，英国还在向日本提出一些妥协条件，以换取日本的让步。1月12日，普拉特在一份外交部备忘录中写道：“我们必须等待时机。届时，……目前不可能的中日之间的问题解决会变成可能。”〔（41）〕然而，事违所愿，在国联，由于中国和中小国家的反对，妥协方案流产。另外，1月15日，美国当选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宣布不承认伪满洲国。美国新表现出的对日强硬态度，对英法等欧洲列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与此同时，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在日本更为猖獗，日本政府对中国实行了新的侵略扩张计划。1月3日，日军占领山海关，并向热河地区发起进攻。日军的炮火宣告了英国的政策的失败，粉碎了英国想通过外交途径和舆论压力，“把日军送回军营，”以解决东北问题的企图。“面对现实”，英国政府无可奈何地认为：“与其为了使日本留下而使国联的尊严和原则受到损伤，倒不如让它退出更好一些。”〔（42）〕西蒙自我解嘲地说：“准备看到的是日本的退出，而不是国联放弃自己的原则。”〔（43）〕2月24日，国联大会通过决议：东北的主权属于中国；维护中国的领土完整；国联成员国不得对伪满洲国予以承认；要求日军撤至满铁属地……。最后，松冈洋右板着面孔发表了简短的声明，他说：“日本政府不得不认为日本就中日之纠纷而与国联合作之努力已达终点。”〔（44）〕日本代表旋即退场。3月27日，日本政府“相信已无同联盟继续合作的余地。”宣布退出国联。英国等国就远东危机所作的调停斡旋工作以失败而告结束。同时，日本加强和扩大了在热河地区的侵略。5月31日，日本迫使南京政府签订了《塘沽协定》，完成了对中国东北和热河的侵占。
（四）
显而易见，由于英国在华及远东的经济利益丰厚，在经历过“一·二八”事变后，便不能再听任日本为所欲为，但又因缺乏足以与日抗衡的力量为依托，使得英国只能仍以一系列国际条约为依据，在维护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口号下，求助于外交手段和舆论工具，来同日本进行周旋，以防止和限制其进一步扩大侵略为首要任务。为此，英国以牺牲中国东北为代价，企图把日本局限在东北，以减轻日本对长江以南的压力，但在那强权胜于公理的场合里，英国这种软弱无力的政策是注定要失败的，因此，远东危机的结果“明显是日本在军事和政治上的胜利。”〔（45）〕
这一时期英国的政策仍同前期一样，是以自身利益的安全与否为核心，《报告》是其主要内容的体现。对于此时英国远东政策，特别是对《报告》，中国史学界一直持否定的态度，认为《报告》“集中反映了西方帝国主义在中国同日本的勾结和争夺。”〔（46）〕对此，我认为，英国的政策应该受到批判和指责。作为帝国主义国家，英国是不尊重中国主权的，而对日本的罪行却表现出一种漠然。当日本以退出国联来威胁西方干涉和舆论谴责时，英国耽心的是由于日本“仍是远东的一流国家和决定因素……。如果日本退出国联，国联在公众心目中会受到损伤。”〔（47）〕在《报告》中，多处无视中国的权益和地位。但是，我们也不应忽略当时的现实，即日本完成了对东北的占领；南京政府的抗日意志消沉，中国军队已撤入关内；在东北，大规模有效军事抵抗已基本停止。因此，面对日本咄咄逼人的嚣张气焰，维护中国领土完整和中国对东北的主权及防止日本的进一步侵略成为中国的当务之急。所以，英国的政策和《报告》在客观上，对中国具有颇为有利的积极内容。正是这些内容在法律上否定了日本侵略行为的合法性，使日本在世界舆论面前处于受指责的被动地位。为此，日本大为恼怒，宣称日本的政策“与国联的见解完全不同”，拂袖离国联而去。
英国在远东危机问题上的政策性失败无疑是向日本表明，列强对于日本的扩张是无力加以有效阻挡的。危机结束后，日本变本加厉地在华进行侵略和渗透，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在亚太地区缔造的和平局面趋于瓦解。同时，国联在国际事务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小，逐渐名存实亡。另外，日本不断膨胀的野心和肆无忌惮的行为，使英国在中国和远东的处境日趋被动和艰难。塞西尔在1941年时写道：远东危机时期英国的为所欲为“……鼓舞了欧洲的侵略势力－－首先是意大利，然后是德国－－蔑视日内瓦（即国联）苦心建立起来的反侵略屏障，并把我们一步步带到目前的地步。”〔（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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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贝利《二十世纪英国与世界事务》（M·H·Bailey,Britain and World Affairs in Twentith Century.）伦敦，1971年第54页。
（2）罗汉·布特勒《1919－1939年英国外交文件集》（下简称《文件集》）（Rohan Butler,Documents on Britain Foreign Policy,1919-1939）伦敦，1960年，第2卷，第8册，第508、511号。
（3）（7）（8）《文件集》第2卷，第8册，第739号，538号，694号附件。
（4）《文件集》第2卷，第9册，第21号。
（5）索恩《外交政策的限制：西方、国联与1931－1933年远东危机》（C.Thorne,The Limits of Foreign Policy:The West,The League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 of 1931-1933）伦敦，1972年，第200页。
（6）拙文《论1931－1933年远东危机时期英国对日政策》，《南京大学学报》1991年增刊。
（9）（10）索恩，前揭书，第238页。
（11）（13）《文件集》第2卷，第9册，第238号，423号。
（12）拙文《英国与“一·二八”事件》，《江苏社会科学》，1993年第6期。
（14）（15）（16）《文件集》，第2卷，第10册，第536号，678号，536号。
（17）罗杰·路易《1919－1939年英国远东战略》（Roger Louis,British Strategy in the Far East,1919-1939），牛津，1971年，第200页。
（18）索恩，前揭书，第293页。
（19）《文件集》，第2卷，第10卷，第169号注（5）。
（20）《文件集》，第2卷，第11卷，第293号。
（21）（24）《文件集》，第2卷，第10册，第545号注（11），第449号附件。
（22）罗杰·路易，前揭书，第200页。
（23）（25）索恩，前揭书，第357－358页，296页。
（26）苔特《1933－1937年英国与东亚》（A.Tratt,Britainand East Asia,1933-1937），剑桥，1973年，第38页。
（27）拙文《对远东危机时期英国对日政策的若干评价的评价》，《史学月刊》，1993年第6期。
（28）《文件集》第2卷，第10册，第674号注（2）。
（29）《文件集》，第2卷，第11册，第85号。
（30）（31）（32）《文件集》，第2卷，第10册，第419号，第513号，第462号。
（33）《文件集》，第2卷，第9册，第356号注（16）。
（34）《文件集》，第2卷，第10册，第700号。
（35）其全名为《国际联盟委员会关于日华纠纷的报告》。本文有关《李顿调查报告》的内容均摘自于龚古今《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帝国侵华文件选辑》（三联，1958年），第138－166页。
（36）中国档案馆《九·一八事变》中华书局，1988年，第695页。
（37）索恩，前揭书，第336页。
（38）伊恩·奈斯《1919－1952年英日的疏远》（Ian Nish,Angle-Japanese Alienation,1919-1952），剑桥，1982年，第41页。
（39）《文件集》，第2卷，第10册，第528页。
（40）索恩，前揭书，第360页。
（41）《文件集》，第2卷，第11册，第202页。
（42）索恩，前揭书，第362页。
（43）考雷利·巴尼特《英国势力的崩溃》（Correlli Barnetl,The Collapse of British Power）伦敦，1972年，第362－363页。
（44）《顾维钧回忆录》第2分册，中华书局，第182页。
（45）《文件集》，第2卷，第11卷，第559号注（5）。
（46）洪育沂《1931－1939年国际关系史》三联，1980年，第22页。
（47）《文件集》，第2卷，第11册，第202页。
（48）索恩，前揭书，第8页。
‘肆’ 中国`外国的科学家有哪些
中国：李四光（地质学家）、邓稼先（你知道的）、钱三强（中国原子弹之父）、袁隆平（袁老对中国、世界功不可没）侯德榜（着名科学家、化工专家、世界制碱工业权威、中国现代化学工业主要奠基人之一，对我国化学工业，特别是纯碱工业和化肥工业的科学技术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国外：诺贝尔（诺贝尔发明了炸药，取得了成千上万的科研成果，成功地开办了许多工厂，积聚了巨大的财富。在即将辞世之际，诺贝尔立下了遗嘱：“请将我的财产变做基金，每年用这个基金的利息作为奖金，奖励那些在前一年为人类做出卓越贡献的人。”根据他的这个遗嘱，从1901年开始，具有国际性的诺贝尔创立了。 诺贝尔在遗嘱中还写道：“把奖金分为5份：一、奖给在物理学方面有最重要发现或发明的人；二、奖给在化学方面有最重要发现或新改进的人；三、奖给在生理学和医学方面有最重要发现的人；四、奖给在文学方面表现出了理想主义的倾向并有最优秀作品的人；五、奖给为国与国之间的友好、废除使用武力与贡献的人。”为此，诺贝尔分设了5个奖。1969年，诺贝尔奖新设了5个奖。1969年，诺贝尔新设了第6个奖----诺贝尔经济学奖。）
居里夫人（世界着名科学家，研究放射性现象，发现镭和钋（pō）两种天然放射性元素，一生两度获诺贝尔奖（第一次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第二次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用了好几年在研究镭的过程中，作为杰出科学家，居里夫人有一般科学家所没有的社会影响。尤其因为是成功女性的先驱，她的典范激励了很多人。）
达尔文（英国生物学家，进化论的奠基人。曾乘贝格尔号舰作了历时5 年的环球航行， 对动植物和地质结构等进行了大量的观察和采集。出版《物种起源》这一划时代的着作，提出了生物进化论学说，从而摧毁了各种唯心的神造论和物种不变论。除了生物学外，他的理论对人类学、心理学及哲学的发展都有不容忽视的影响。恩格斯将“进化论”列为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之一.
范德华（荣誉：诺贝尔物理学奖（1910年），化学中有以他名字命名的范德华力。）
能斯特（能斯特是德国卓越的物理学家、物理化学家和化学史家。是W·奥斯特瓦尔德的学生，热力学第三定律创始人，能斯特灯的创造者。1864年6月25日生于西普鲁士的布里森，1887年毕业于维尔茨堡大学，并获博士学位，在那里，他认识了阿仑尼乌斯，并把他推荐给奥斯特瓦尔德当助手。第二年，他得出了电极电势与溶液浓度的关系式，即能斯特方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