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面对外国人 为什么不少中国学生不自信
如今，国人越来越能感受到国家崛起带来的荣耀和光芒，但是，面对外国人，依然还有不少中国人很难表现出应有的自信心。
为什么中国学生不自信
作为教师，体会很深的是，就多数而言，我的中国学生远不如欧美国家的学生表现得那么自信，那么敢于提问甚至挑战老师，即使在同一个课堂上也是如此。我对国民自信问题的议论，就从这里说起。
中国学生缺乏自信，是因为他们的智力或水平不高？显然不是。有些外国学生哪怕仅读到一份资料、一篇文章，如果发现其观点同老师不合，就敢拿来当面质疑。也许是中国学生比外国学生更崇拜老师？也不是。中国学生私下对某些老师很不服气，是常有的事，只是不敢当面表露而已。
据我观察，中国学生在老师面前之所以不自信，主要是因为他们没有感到自己同老师在知识面前是平等的，在人格上也是平等的。一个学生对老师传授的知识和观点如果持怀疑态度，那就是“不听话”，就得不到好分数。而听不听话，在班级里的分数排名高低，是衡量好学生的首要标准。在如何把握这些标准方面，老师有很大权力。学生在老师面前不敢自信，由此而来。
在欧美的现代教育中，学生能否独立思考，是否对知识刨根问底，以至是否自信，是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同时，能否鼓励学生独立思考，挑战固有结论，也是衡量老师水平高低的重要尺度。有意思的是，在欧美的中国留学生，经过一段时间的耳濡目染，很多人都能跟当地学生同样自信，同样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因为在那里，如果学生（特别是大学生、研究生）不能发表独立见解，反而会得不到高分数。此外，学生不必惧怕老师，老师反倒有几分怕学生，因为学生也要给老师打分数。在大学里，学生评价不高的老师，选他的课的人数就少。长此以往，老师晋升职称就成问题，甚至保不住饭碗。
可见，所谓中国学生不自信的问题，主要不在学生本身，而在于学生和老师之间的人格关系是否平等， 在于对人（包括老师和学生）的评价体系，在于培育学生的社会环境。
真正的病根在社会内部
将中国学生的例子放到更广阔的背景上，可以看到，部分国民在外国人面前缺乏自信，只是表象，真正的病根在社会内部。自信产生于自尊，而自尊又以相互尊重为基础。人与人之间固有天资和能力上的差异，但人格上应该是平等的。在不平等的社会里，国民性格必然被扭曲。鲁迅笔下的阿Q，描绘的是近百年前国人在内乱外患之下那种无奈的沉沦。阿Q挨了假洋鬼子的揍，受了屈辱，回过头来却向柔弱小尼姑报仇发泄。在我们国家，两千多年的专制等级观念还远远没有肃清，而今社会上嫌贫爱富之风又在污染一些人的灵魂。在下级、“层次低”的人面前颐指气使、不屑一顾的人，转过脸去就会在长官、富豪面前低三下四，自信全无。
如果在社会内部用地位、权势、财富来衡量个人和群体的价值，在国际上也会用不平等的势利眼光去评判事物。清末朝廷对内不讲民族平等，对外不讲国际平等。先是用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拒绝开放；后来在洋枪洋炮下败退，又欲“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丧权辱国。他们对百姓趾高气扬，在洋人面前则卑躬屈膝。对内没有人权，对外丧失国权，何来民族的自尊自信！
新中国的成立结束了民族屈辱的历史。中国在国际上一贯倡导国家不分大小强弱，一律平等。但是，一项响亮的外交原则，却不能扫除沉积于部分中国人内心深处的自卑－自大情结。走入开放时代，我们猛然意识到本国还很贫困落后，一些人不免在发达国家面前产生自卑感，心向往之。另一方面，这种自卑感常常以自傲的面目出现，就像阿Q那样声称：“我们先前———比你阔得多啦”。
说到底，部分中国人在国际上缺乏自信，就像一些低分学生缺乏自信一样，是评价体系出了问题。改革开放之初，经济无可避免地置于一切之首。随之而产生的一种心态，是以金钱来衡量人的尊卑。这种心态放到国际上，则是以财富多少来衡量本国和他国，误将按照国内生产总值计算的硬实力，即“阔”或“不阔”，视为国际地位高低的主要象征。虽然今天中国经济在高速发展，但在很长时期里仍将是穷国。若仅以“财大气粗”来建立自信，那么中国的自信就遥遥无期了。其实，就像达官贵人、高才生以外的国民也有资格自尊一样，物质实力不那么强大的民族，同样应当以自尊的姿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一些人想以同发达国家比肩的方式，按照他们心目中的“国际标准”来确立自信，其结果往往是东施效颦。争建亚洲第一高楼，以洋词命名奢华住宅，以洋文标注国内自销产品（更不消说伪造洋货），花高价换取有名无实的洋学位，巧立名目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出高租包场到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奏而自诩“征服欧洲观众”……如此种种，都不过是向国人显示自己的骄人之处，以此掩饰内心深处的自卑。
既要转变观念，也要改变某些隐性标准
要让国民真正感觉到同外国人是平等的，而不是低人一头，既要转变观念，也要改变某些隐性标准。直至今日，我们许多单位接待外宾的规格还是高于内宾，而在外宾里，又是接待富豪和西方人的规格高于其他人。刚刚发表的我国食品安全白皮书里说，全国食品国家监督抽查合格率从去年的77.9%上升到今年上半年的85.1%，多年来中国出口食品合格率一直保持在99%以上。我们有理由期待，国内的食品消费者将能够和吃中国出口食品的外国人，享有同等的安全感，而不必等到外国人批评抵制，才开始密切审视食品安全。
中国人要自信，平等的文化观也是不可缺少的。由于逼迫中国打开国门的是西方列强，随之而来的是西方文化的渗透，中国人难以避免地以“中西文化”之辨，取代对丰富多彩的世界文明的深入体察，对于西方文明以外的他种文明，更是知之甚少。所谓的“东方文化”，其实指的是中国文化，而所谓中国文化，指的仅仅是汉文化甚至儒家文化。同时，正如余秋雨先生所指出的：“我们又常常有一个误会，把许多人类的共同精神价值看成是西方文化，而一说西方文化又立即产生民族主义的防范心理。”这个背景，阻碍了以平等态度对待外来文化，让人难以欣赏各种文化中的精华，而割舍其糟粕。在中国贫穷积弱的时候，有人看到的是中华文明中的落后部分，提出“全盘西化”的主张；在中国刚开始强大的今天，又有人提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中华文明优于西方文明，显露出一种文化自傲。
许多人看到国际政治中比比皆是的弱肉强食现象，便以为国际社会中没有任何平等道义可言，只有赤裸裸的利益。在中国面临亡国威胁的年代，当大国争霸仍是世界政治的主要特征时，产生这种想法情有可原。但是，既然中国已经成为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平等一员，国力又有所增加，就应当想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理，为国际公道，为保护人类共同拥有的家园———地球，作出自己的贡献。抱着“西方过去做过的事，我们今天为什么不能做”的态度，以破坏生态平衡来攫取资源，以傲视的姿态对待穷国，为获利而不择手段，是不会赢得国际尊重的。
提高国民自信的根本，在于建设一个平等、公正、民主、和谐的社会环境，让人民更加热爱自己的国家。在认同祖国、热爱民族文化的同时，以平等之心对待他国，遵从人类的共同精神价值，才能继承从孔子到马克思的宽阔胸怀，在包容中树立民族尊严。
‘贰’ 中国人太自卑了
中国专制极其严重。毛泽东刻意破坏中国古典文化，磨灭中国人信仰。把他自己当成神来信仰。他死后中国人又进行了改革开放，在开放潮流中，中国是一个失去信仰的集体，之后在没有信仰的潮流冲刷下。中国人自然没有信仰，没有信仰就不懂得尊重。这是真理。
‘叁’ 为何中国国会有民族自卑心理呢这是怎样造成呢
OOOOOOOOOOOOOOOOOO顺便讲一下历史：
中国最早的文化心理是“华夏自豪心理”——很正常，尤其是当炎黄联盟打败南方的蚩尤（东南族裔）和南方的祝融（炎帝部落南迁与有苗族裔融合后的部落联盟）之后，建立了从尧舜禹到夏商周的强大国家，拥有文字来叙述自己悠久的历史和血缘世系，这时的文化是一种贵族的自豪心理。类比一下西方，相当于罗马帝国征服希腊和迦太基帝国之后，俯视周边的法兰克部落、高卢部落、迦太基遗民和北非的各种小部落一样，直到汉初，我们都以为我们是唯一有文明可言的族群。
然后，是“中央自豪心理”。随着汉朝建立，一些其他文明的发展，我们有了文明层面上的交流——通西域，是打通了大汉与罗马的道路，我们的文化概念中多了安息（古波斯帝国）、身毒（古印度的孔雀王朝）、大秦（古罗马帝国）的种种异质文明的认识，但是，我们本身的高度发展使我们仍然是自豪的，独树一帜的。不过，春秋大一统观念的形成和秦汉的拓土开疆，对于“中华”的概念已经不仅限于“华夏”（所谓华夏，是春秋时期之前的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即炎黄后裔。此概念主要区别于“四夷”，即挑战炎黄部落联盟战败的东南裔、苗裔以及发展更晚而未曾挑战炎黄部落的北狄、东戎、山戎、肃慎等等族裔，也包括与炎帝同根而后来分道的羌族裔），所以，这一时期的“文化自豪心理”有了更深的含义——不只以华夏族的古老文明为荣，更为秦汉王朝的恢弘大气、邦有法度而自豪。如果说前一段的文化自豪是建立在华夏族的先天性高度发展基础之上的，那么这一时期的文化自豪就离不开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稳定与促进作用。
接着，是“文化忧郁时期”。南北朝长期分裂，五胡乱华，这些都严重打击了建立在华夏文明和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有秩序的统治之上的文化自豪感，但是门阀士族们又保留着一种精神上的“贵族式思考”，所以，文化上表现出迷茫、忧郁悲观的情绪。当然，忧郁不等于绝望，更不等于放弃，中国文化阶层在心底里还是推崇固有文化的价值的，只是现状让他们忧虑，进而难以继续维持以往的底气十足的自豪。其实，忧郁本身还是一种自豪，有着一种“举世皆浊我独清”的疏离感，正是贵族精神的印记。
接着，迎来一次高峰、盛唐的“文化自信时期”。忧郁是一种变相的自尊，过分的自尊又掩饰着不自信。盛唐的经济、军事、法律、行政、执政和社会风气都高度繁荣，反过来给文化打了一剂强心针，这时的文化心理不仅摆脱了“忧郁”的低谷，比“自豪”还更进了一步——“自豪”是认为只有自己是最好的，容易成为偏见；而“自信”则是了解并正视所有的存在，而不关注无意义的比较（毕竟，价值是根植于文化观念中的，很多情况下异质的文明间无法进行不同类的比较），有一种兼容并蓄而自成一家的气度。（这其实给我们今天也提了个醒：不要总是争高低，而是我们要在自己的范围内做好、做踏实。当我们不关注风格的同时，自己的风格就出来了）
之后，随着贵族（这里指西方说的“贵族”，对应于我们这里，更为准确的概念应该是“门阀士族”；而后来因科举兴起而逐渐产生的官僚阶层，在西方并没有相应的准确概念，因此以西方历史的研究方法是无法全面观察我国历史的。）阶层式微，五代十国、乃至宋的局部统一，元的大一统，我们的民族精神第一次有了两条分庭抗礼的方向——市民精神兴起了，代表着一种俗文化，有着轻松、愉快、向善、享乐的特征；上层则把春秋起一直隐隐存在的严肃性、自省性精神发扬起来，成为了宋明理学和陆王心学的主要特征。（这种分层一直延续至今，其中，民国时期官场的江湖文化也是市民文化的表现）这时，我们的民族文化仍然与民族自卑心没有联系。
OOOOOOOOOOOOOOOOOO现在切入正题：
我们华族的民族自卑心理，不产生于民族本身，而是受各种政治思想左右的、是政权斗争中民族作为牺牲品的烙印。
关于这一点，徐复观论的极为精辟：“（近百年来中国文化思想有两个特征。第一个特征是，有中外政治的冲突，而形成中西思想文化的冲突。）反对西方文化者多出于民族的感情，并非出于对西方文化本身的批判。反对中国文化者亦多处于对西洋势力的羡慕，而非出于对中国文化自身的反省。此一冲突，到五四运动而达到高峰；亦在此中国文化吃了决定性败仗。然深刻地加以观察，则中国文化之吃败仗，并非由于西化运动的成功使中国文化成功地“现代化”；实际上，此一胜负，只是意味着西方的经济政治军事的侵略势力在中国得到了压倒的胜利。”
由此，我们可以看得十分真切，中国当代的民族自卑心理，也起于近代清政府腐败软弱，败坏国际形象的惨痛历史。而中国自古的思想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于是在众多各界人士纷纷思索的同时，由于羡慕西方，误在学习兴国之路的时候也中了“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毒——由痛恨国之不兴，到痛恨清政府，到痛恨清政府手下大小无能官员，再到痛恨选出这些官员的科举，再到科举制所绑定的官方儒家文化，再到传统文化，这样一个“华丽的转身”，正是当时侵略者所喜闻乐见的，也是他们大力灌输的“‘殖民地’精神文化落后风貌”的印象。他们利用经济政治优势，在文化上瓦解中国人的精神，从而破坏中国社会原有结构，以利于其殖民活动的展开。（欧洲殖民者称：“白人的子孙，到世界各地去吧，以上帝的名义去教导它的人民，把你们优秀的东西传遍。”所以，很多殖民对象都被灌输了落后、愚昧、“需要白人教导”的思想，为他们的殖民活动创造了合理性）。中国文化上民族自卑心理的形成，是与殖民主义的思想灌输脱不开关系的。
此外，徐复观认为，近百年来中华文化的第二个特征是“正当中国社会大变动时期，所有凡是有力的思想文化，没有不关心到社会政治问题的；而社会政治问题，也没有不影响到文化思想的——于是，文化思想与现实政治结下不解之缘；纯学术性活动，仅退居于不重要的地位。而现实政治的分野，也常常即是文化思想的分野。”
除了中外矛盾，中国社会内部的种种矛盾，也牵扯着各方的政治斗争。我国文化讲究“师出有名”，于是“民族文化”再一次成了炮弹——其实，中西文化优劣的争论，不就和“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是一样的性质吗？当年，也有不少知识分子在被舆论洗脑后，心甘情愿地“承认错误”、“自我批判”。
我国的民族自卑心理来自于文化自卑心理，而文化自卑心理，和近代遭受的侵略脱不开关系，也和中国人本身文化政治不分家的思维逻辑有关系（这里没法子，是自古有之的。传说中圣人一出，先立文字；商周时期，也是战前动员做得很充分，像《尚书》里记载夏启伐有扈的《甘誓》、商汤伐桀的《汤誓》就是他们的战前动员。由于清xx输了，传统文化输了；由于国xx输了，资本主义输了），这是外部环境加上我们特有的民族心理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