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经济增长靠什么

‘壹’ 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什么论文

中国要想在世界经济发展的大潮中获得稳固的地位，获得可持续的发展态势，看来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改变当前的经济增长方式就是重要的一步骤，也或许只有把这些工作完成了，我们的经济发展的基础才算夯实了。我们的经济发展中有许多偏向是需要纠正的。我们现行的经济发展模式的注重财富的创造却并不太顾及财富的再分配，正如有学者所感叹的：“到目前为止，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最大的缺憾在于，没有类似的计划使国民财富同步增长。”我们知道从最终需求上看，消费和投资需求的形成机制是不一样的。一般来讲，居民消费倾向是相对稳定的，可支配收入成为居民消费的重要解释变量。这也就决定了消费是一种对于可支配收入的支出，在消费倾向不变的情况下，可支配收入增长的越多，消费增长得也就越快。但在我国现在实际的情况却是，国民反而成为改革成本的长期承担者，这也正是我国国内市场为什么迟迟不能够建立起来，而不得不过度依赖出口和投资来实现经济的增长的根本原因，并因此留下内需不振、经济失衡、社会矛盾激化等种种后遗症。另一点则是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财富的创造的只是注重政府的主导，这种模式的弊端是显见的：一方面的原因在于在积极地财政政策下，通过国家财政所进行的投资是低风险的，而由此带动的民间投资投资（无论其资金来自于自有或者资本市场譬如证券市场的融资或者银行借贷）都是有风险的。从而无形中对民间资本形成了挤出效应。另一方面的问题在于，由政府举公共工程或援助私人企业的法，只能适得其反。原因是政府筹措资金，势必加重资本市场和纳税人的负担，进而必然会妨碍私人企业的活动。而这些因素的集合，自然是于总体上降低了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力。目前世界已探明的能源储量中，煤炭只够开采230年,石油只够开采43年，天然气只够开采62年。中国地大而物不博，人均煤炭拥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50%，石油、天然气人均资源量更是只有世界人均的1/15,形势就更为严峻。按照现有消耗速度，中国的煤炭储量只能开采80多年，石油储量只能开采11.4年。但中国的能源浪费现象又非常严重。长期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严重依赖能源投入，主要表现为“三高一低”(高投入、高能耗、高排放、低产出)。目前中国单位产值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美国的4.3倍，德、法的8倍，日本、瑞士的11倍。能源系数总效率仅约10%，高达90%的能源在加工转换、储运和终端利用过程中损失和浪费掉了。在世界舞台上，中国正在扮演着两个截然不同的角色：一是正面的，世界工厂，白猫;二是负面的，世界最大的污染排放国，黑猫。中国的二氧化碳、化学需氧量、氮氧化物、二氧化硫等排放量均为世界第一，单位污染排放量是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十几倍。目前中国的能源消费结构也很不合理。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为30亿吨标准煤，其中煤炭占68.7%，石油占18%，天然气占3.4%，非化石能源只占9.9%。中国发电量的83%依赖于煤炭(火电),但火力发电厂也是污染排放大户。火力发电厂每发1度电，要排放1.2千克二氧化碳、9克二氧化硫、4克氮氧化物。2009年中国火力发电量为29814亿度，污染是极为惊人的。所以中国必须调整能源消费结构，加大核电和水力发电比重。而且中国火力发电厂整体上效率偏低，大多在27%到33%之间。目前世界最先进的百万千瓦超临界机组的热效率可高达45%，中国火电厂提高改进的空间依然很大。火电中的小火电机组占了相当比重，其效率平均比大型发电机组低10%以上，对环境的污染也更惊人。一手抓淘汰落后产能(小火电)，一手抓节能减排(大中型机组)，在很长时期内是中国工业的一项艰巨任务。但传统能源总有用完的那一天。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大力发展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和低碳经济才是正道，虽然很大程度上是情非得已。随着能源资源的日益减少，未来能源资源一定会卖成天价以体现其稀缺性，届时中国企业将如何应对?显而易见的是，未来哪个国家对能源资源的依赖越低，哪个国家就可以在世界经济格局中掌控的话语权。这方面发达国家又先行一步。以英国为例，2009年英国石油需求比2008年下降4.5%，天然气需求减少7.5%，净二氧化硫排放量减少9.75%。德国和北欧国家更是公认的“低碳经济”先驱。笔者认为，低碳经济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四层意思：一是能不用就不用，尽量节约资源;二是能少用就少用，尽量使资源得到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三是投入产出最大化，尽量以最小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成本，实现最大的经济社会效益;四是大力推广绿色制造、清洁生产技术，尽量减少碳排放。自世界金融危机以来，各地政府都把保增长列为首要任务，上了很多大项目。据周生贤部长透露,四万亿计划中用于节能减排和生态建设资金达到2100亿元，加上支持自主创新、结构调整和应对气侯变化的资金3700亿元，绿色投资比例达到14.5%。这体现了中央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决心,固然可喜。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85.5%的资金与节能减排关系不大,与发展低碳经济有一定矛盾。绝大部分投资以扩大产能为中心，为保证如此巨额的投资万无一失，采用了最成熟最先进的生产技术。但这些技术绝大多数已达到了现有生产方式的极限，客观上加重了对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的依赖，与发展低碳经济的愿景背道而驰。低碳经济不仅意味着要改进工艺技术，甚至意味着中国庞大的生产能力将化为乌有，并不象抑制产能过剩那么简单。比如目前全国钢铁产能超过7亿吨，产能过剩2亿吨。真要用低碳标准改造，对象就不是那过剩的2亿吨钢铁，而是整整7亿吨钢铁!从这个角度看，发展低碳经济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即便从绿色消费的角度出发，大上产能也是与低碳经济相矛盾的。比如大量生产小汽车而不是自行车，但汽车却是大气主要污染源;大上造纸产能而不是无纸化公，无谓的大量消耗了木材;大量生产空调而不是改变奢侈的生活方式，满足于夏天将空调定在26℃,冬天将空调定在18℃,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低碳生活。最重要也最关键的是，“低碳经济”意味着中国将为“碳排放权”埋单。中国并不掌握“低碳经济”的核心知识产权，很有可能走上“引进—落后-再引进”的老路。但真正先进的技术是买不来的，很长时期内中国必然处于“低碳经济”产业链的低端环节。在传统产业中，中国正从产业链的低端环节爬到中端环节，有些已到了产业链的高端环节。以家电为例，从CRT电视到平板电视，中国家电一直在引进生产线和技术，并将CRT电视做到了极致。虽然目前中国还不掌握平板电视核心技术，但多多少少会有一些技术传承，也有一些吸收消化再创新。但“低碳经济”意味着中国企业将从头再来，意味着传统的吸收消化再创新将无以为继。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0年中国人类发展报告——迈向低碳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未来》指出，中国实现未来低碳经济的目标，至少需要60多种骨干技术支持，其中42种技术中国目前尚未掌握核心技术，这意味着70%的减排核心技术需要用巨额财富“进口”。如果再不用铁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中国这个世界工厂在“低碳经济”时代恐怕仍然是个代工命。

‘贰’ 中国经济主要靠什么

中国的经济发展主要靠2个东西:
投资、出口
虽然大家也常说所谓的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投资、出口和消费（内需）。
但实际上，中国的内需市场很难启动，原因有很多国富民穷，加上物价飞涨，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上学难、就医难、养老难。没人会愿意把钱随便去消费的。
为什么别的国家不学习呢？
中国的发展模式有点饮鸩止渴，涸泽而渔。一味的追求所谓的高增长，不顾老百姓的感受，更不顾子孙后代的利益。就像建立在沙丘上的城堡，来股风都可能吹倒！
中国投资拉动型，需要用很多钱，没钱了就开动印钞机印钞。钞票印多了，必然引起通货膨胀，也就是通常说的钱不值钱了，物价上涨了。
现在的发展主要靠各地的基础设施投资、出卖地皮式的土地财政。
中国的经济就像“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
所以，别人不学！别人看着你，都觉得替你感到害怕。
你说呢！？！

‘叁’ 中国经济主要靠什么带动

地产当然算一块大头，但是现在中国房地产被很多炒房团炒高的太离谱，买商品房也不再是为了住而且谋求以暴力的价格出售，导致中国更多需要房子的老百姓买不起房子，但你会发现房产开发商还是不停在造房子，还是有更多的人不停在买房子，因此房价的路路高涨不能代表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其实已经到了界点，泡沫已经浮现了，我们真正要中国经济速度发展就必须拉动内需，让真正需要房子的老百姓买得起房子，让他们人人都可以安居乐业的工作，而不是成为房奴，一辈子就在还清一套房贷，或者连当房奴的资格都没有，那样的话，冲击的不仅仅是中国的经济了，更可能是政治！

‘肆’ 中国经济未来靠什么增长

投资，扩大内需，进出口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三大马车。2015年国家战略上是整顿理清国内的金融环境，淘汰落后产业。这都是对应着投资和进出口，真正的宝压在了扩大内需。网上的消息是政府已经开始批复了不少的基建项目，而且地方政府的负债也打算用一些债权操作的方式来缓解。这样的结果是基建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而地方政府也因为金融政策和手段，变得资本压力不是那么大。但是真正的未来来看还是要考投资。因为中国人力成本上升太快，导致进出口的毛利利润下降，而基建很容易导致浪费。投资，带动经济增长是强国的表现，比如美国。投资会给各个行业带来方便的融资环境，而且使资本得到有效利用而不是存在银行里，也便于向外去入侵他国的经济市场。这不像工业或者农业进入他国，投资是无形切基本难以阻止的。

‘伍’ 未来5年，中国经济的增长需要依靠什么

我们国家经济增长的很大一部分因素是由于投资的拉动，也就是基础建设的开展。

回顾中国基础建设的发展历程，就会发现基础建设不仅仅局限于公路、铁路、水利等领域，除了这些最基本的建设之外，与时俱进的还有互联网，城际铁路，充电桩等等。

总而言之，我国不停地在进行着基础建设，即使是有一天，基础建设完全完成了，我们也不必担心，因为我们还有着潜力巨大的消费和出口。

‘陆’ 中国经济增长，靠什么

金融危机之后，批评中国经济的声音此起彼伏。有人怀疑，中国经济刺激计划最终加深了中国对出口和投资的依赖，并阻碍国内消费的增长。还有人怀疑，金融危机之后，诸如中国这样的低消费、高储蓄国家的增长模式是否时宜？世界经济复苏的力度可能不够强劲，出口不能像过去那样继续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中国经济增长的必然归宿将是走向衰退。 但作者认为，中国针对经济问题的应对之策，不仅手段多样，而且经过精心策划。中国领导层已经认识到，对出口的严重依赖意味着全球经济衰退将使中国变得极其脆弱。中国经济刺激计划的效果令人吃惊，使中国成为最早开始从世界经济衰退中复苏的全球重要经济体。 另一方面，作者极其敏锐而客观地观察到，过去七八年的事实表明，温和的、对边缘修修剪剪的、循序渐进的经济改革不会引导中国经济从根本上实现再平衡。潜在的金融扭曲，对整个中国经济出现的严重资源错误配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柒’ 中国经济增长靠什么 尼古拉斯

尼古拉斯是亚洲问题专家，对中国经济比较了解。其作为外国学者，在观察中国经济时必然会有一种距离感，而正是这种距离感，使他对中国的分析给人一种“旁观者清”的感觉。该书以客观分析为导向，肯定了中国政府在应对世界金融危机时的决断能力。同时，也提出了中国过去10年所面临的发展不平衡，给中国经济带来的掣肘。与国内同类题材的书相比，该书有两个特点：一是运用近些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各种数据和事例来进行研究和说明，清晰地展示了较为客观、真实的中国经济环境；二是书中的每个章节都配有国内外主流经济学家的观点，作者采用逐一论证的方式，使他们的观点孰优孰劣昭然若揭。所以，该书无论是数据论证，还是理论阐述，都比较让人信服。作者高度赞扬了中国政府应对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政策，以及所表现出的临危不惧、未雨绸缪。作者用翔实的数据，驳斥了一些经济学家对中国“国进民退”的批评之声：“即便是在危机的高峰时期，国有企业也没有提高银行贷款的比重，反而给私营企业让出发展空间，使之成为制造业产出和出口增长最重要的推动力。”在解读中国能否发生产能过剩的问题时，作者以钢铁行业为例，通过对日本与韩国产量的对比，得出了“在快速发展的中国，20%的过剩产能很快就能被吸收”的结论。在这本书中，作者也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围绕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所带来的问题，作者通过对近年来居民消费水平比例下降的分析，印证了中国目前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所导致的失衡现象，可能会对居民消费结构产生问题。对当前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作者从财政政策方面，给出了“减少个人税收”、“增加政府消费”、“提高国企给所有者的分红”等策略。同时，作者认为，只有使中国经济转型为新的增长方式，用消费来撬动经济增长点，并且不完全依赖一两种政策工具，才能缓解经济不平衡的可能性，尽早实现更加可持续增长。利率作为金融市场的分配机制，维系整个金融体系的发展状况。作者通过对当前存款负利率和物价水平的比较，认为资本会向收益更高的债券、基金、房地产等市场流动，间接地揭示了我国房地产及地方项目投资过热的现实。眼下，人们习惯于用“转型发展”来概述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总体方向，但对如何改革的建议，大多表现为一些破碎化的理论。作者认为，“过去七八年的事实表明，温和的、对边缘修修剪剪的、循序渐进的经济改革，不会引导中国经济从根本上实现再平衡”。这种“润物无声”的改革，并不能加快经济转型。只有排除左右中国政策的其他因素，以依赖消费需求驱动经济增长的模式来发展，才能加快中国经济转型，消除当前的不平衡状态。

‘捌’ 中国经济增长靠什么

财新《中国改革》 特约作者 朱晓冬 中国经济转型的速度和规模都是史无前例的。在1978年，中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实际人均GDP仅为美国的1/40，巴西的1/10。从那以后，中国实际人均GDP的年均增长率超过8%，现在的实际人均GDP几乎是美国的1/5，和巴西处于同等水平。作为一个人口在世界占比达1/5 以上的国家，中国的人均生活水准快速且持续改善，并且已经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 其他经济体的经验（尤其是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表明，极度的快速增长终会减缓，中国每年超过8%的人均GDP增速不可能无限制持续。中国的人均GDP现在是美国的20%左右，能否达到美国的40%、80%甚至120%呢？ 我将通过讨论什么是中国经济未来的关键增长源，来尝试解释这个问题，分析将建立在中国过去30年经济增长源的相关信息之上。最重要的增长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在上世纪50年代前半期开启了工业化进程。然而，1978年前后的经济表现差异甚大。在1978年之前，实际人均GDP的年均增长率仅为3%，与美国的增长率相差不大，经济基础却比美国低许多。1978年之后，中国的人均GDP增长率上升到每年8%以上。 以标准的经济增长核算方法来考察中国经济在两段时期的增长源，结果显示，1952年-1978年间的主要经济增长源是资本积累，此后的主要增长源是生产率的上升。 1978年以前，增长主要来自固定资产和人力资本的增长，而不是生产效率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在这段时期内实际上是退步的，每年下降1.07%。由于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增加，平均人力资本每年增长1.55%，部分抵消了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劳动参与率以每年0.11%的速度略增。最重要的增长源是物质资本产出比，它平均每年增长3.45个百分点，解释了116%的人均GDP增长。 1978年以后，资本积累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角色互换了。在1978年-2007年间，物质资本产出比基本保持不变，平均人力资本的增长率比1978年之前的增长率低。这两个增长源对人均GDP的增长总共贡献了15%。人口因素的作用也非常有限。由于独生子女政策对人口结构的影响，劳动参与率在此期间每年的增长率为0.57%，比1978年之前的要高。但是，劳动参与率增长的贡献仍然较小，只解释了人均GDP增长的7%。与此相对，全要素生产率以每年3.16%的幅度快速增长。 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是中国1978年以来最重要的增长源，这个结论似乎令人惊讶，因为有一种广泛流行的观点认为，中国经济走的是投资拉动型增长模式，过去30多年的经济增长严重依赖资本深化。 但是，尽管年均GDP中用于实际固定资本投资的份额在1978年-2007年间从33%增加到39%，中国的资本产出比在此期间几乎没有增长。1978年以后中国的资本投资追随着快速的产出增长步伐，但并没有起到引领作用。 正如索洛（Solow,1956）教给我们的：持续的经济增长只能来自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没有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中国30多年的快速经济增长是不可能实现的。 我们将中国改革时期总生产率增长的来源总结如下。1978年-2007年，农业部门的生产率增长对总生产率增长的贡献达到15个百分点，这包括结构改革所带来的直接和间接贡献。但这个增长源随着时间而消退，因为农业在GDP中的占比逐渐减小，它对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贡献将会很小。非国有部门1987年-2007年生产率增长对总生产率增长的贡献达到2.27个百分点。根据Brandt 和 Zhu (2010)的测算，如果非国有部门不存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在1978年-2007 年以及三个子时期当中，非农业部门的生产率增长将接近于0。 我们也应注意到，不同部门的生产率增长可能会互相作用，所以，国有部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不能简单地用总体生产率的增长减去农业和非国有部门的贡献来推算。这个增长源将继续推动中国未来的增长，因为非国有部门在非农就业总量中的占比已经从1978年的48%上升到2007年的84%（在总就业量中的占比超过60%）。 1990年之前，国有部门的生产率一直处于停滞状态；如果把1978年-2007年视为一个整体，那么国有部门对全要素生产率总增长的贡献几近于0。从1998年开始，由于结构重组，国有企业也经历了快速的生产率增长。 生产率的主要增长源随时间变化。例如，在价格双轨制之下，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在 1978年-1984年起了引领作用；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乡镇企业等非国有部门在价格双轨制下起着引领作用；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头10年，经济环境对民营部门更友好，行业的进入和退出变得频繁，竞争压力增大，此时民营企业等非国有部门和重组后的国有企业在经济增长中起到引领作用。 每当原有的改革对生产率的作用行将穷尽时，中国政府总能开启新一轮改革，重燃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