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脱亚入欧
福泽谕吉：脱亚论
以下是福泽谕吉对脱亚入欧的解释，作为一个中国人，里面提到的侮辱性词，该生气就得生气
随着世界交通的手段便利起来，西洋文明之风逐日东渐。其所到之处，就连青草和空气也被此风所披靡。大致说来，虽说古代和今天的西洋人没有多大不同，但他们的举动在古代较为迟钝，而今天变得活跃起来，无非是利用交通这个利器的缘故。对于东方国家的当务之急来说，此文明的东渐之势十分强劲，如果下定决心来阻止它的话，这样做倒也不是不行，但观察当今世界的现状，就会发现事实上是不可能的。莫不如与时俱进，共同在文明之海中浮沉，共同掀起文明的波浪，共同品尝文明的苦乐，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文明就像麻疹的流行一样。眼下东京的麻疹最初是从西部的长崎地方向东传播，并随着春暖的气候逐渐蔓延开来。此时即便是痛恨该流行病的危害，想要防御它的话，又有可行的手段吗？我确信没有这样的手段。纯粹有害的流行病，其势力的激烈程度尚且如此，更不要说利害相伴、或利益往往更多的文明了。当前不但不应阻止文明，反而应尽力帮助文明的蔓延，让国民尽快沐浴文明的风气，这才是智者之所为。
西洋近代文明进入我日本以嘉永年间的开国为开端，虽然国民渐渐明白应该采用西洋文明，气氛也逐渐活跃起来，但在通往进步的大道上，却横卧着一个守旧衰老的政府（这里的政府指德川幕府――译者注）。应该如何是好呢？保存政府的话，文明是绝对进不来的，因为近代文明与日本的陈规旧套势不两立。而要摆脱陈规旧套的话，政府也同时不得不废灭。如果试图阻止文明的入侵，日本国的独立也不能保证，因为世界文明的喧闹，不允许一个东洋孤岛在此独睡。
对此，我们日本的有识之士，基于“国家为重”、“政府为轻”的大义，又幸运地依靠帝室的神圣尊严（这里的帝室指天皇――译者注），断然推翻旧政府，建立新政府。国内无论朝野，一切都采用西洋近代文明，不仅要脱去日本的陈规旧习，而且还要在整个亚细亚洲中开创出一个新的格局。其关键所在，唯“脱亚”二字。
虽然我日本之国位于亚细亚东部，但国民的精神已经开始脱离亚细亚的顽固守旧，向西洋文明转移。然而不幸的是在近邻有两个国家，一个叫支那（这里的支那指中国――译者注），一个叫朝鲜。这两国的人民，自古以来受亚细亚式的政教风俗所熏陶，这与我日本国并无不同。也许是因为人种的由来有所不同，也许是尽管大家都处于同样的政教风俗之中，但在遗传教育方面却有不尽相同之处。日、支、韩三国相对而言，与日本相比，支国与韩国的相似之处更为接近。这两个国家一样，不管是个人还是国家，都不思改进之道。
在当今交通至便的世界中，对文明的事物不见不闻是不可能的。但仅仅耳目的见闻还不足以打动人心，因为留恋陈规旧习之情是千古不变之理。如果在文明日新月异的交锋场上论及教育之事，就要谈到儒教主义。学校的教旨号称“仁义礼智”，只不过是彻头彻尾的虚饰外表的东西。实际上岂止是没有真理原则的知识和见识，宛如一个连道德都到了毫无廉耻的地步，却还傲然不知自省的人。
以我来看，这两个国家在今日文明东渐的风潮之际，连它们自己的独立都维持不了。当然如果出现下述的情况的话，又另当别论。这就是：这两个国家出现有识志士，首先带头推进国事的进步，就像我国的维新一样，对其政府实行重大改革，筹划举国大计，率先进行政治变革，同时使人心焕然一新。如果不是这样的情况，那么毫无疑问，从现在开始不出数年他们将会亡国，其国土将被世界文明诸国所分割。
在遭遇如同麻疹那样流行的文明开化时，支、韩两国违背传染的天然规律，为了躲避传染，硬是把自己关闭在一个房间里，闭塞空气的流通。虽说经常用“唇齿相依”来比喻邻国间的相互帮助，但现在的支那、朝鲜对于我日本却没有丝毫的帮助。不仅如此，以西洋文明人的眼光来看，由于三国地理相接，常常把这三国同样看待。因此对支、韩的批评，也就等价于对我日本的批评。
假如支那、朝鲜政府的陈旧专制体制无法律可依，西洋人就怀疑日本也是无法律的国家；假如支那、朝鲜的知识人自我沉溺不知科学为何物，西洋人就认为日本也是阴阳五行的国家；假如支那人卑屈不知廉耻，日本人的侠义就会因此被掩盖；假如朝鲜国对人使用酷刑，日本人就会被推测也是同样的没有人性。如此事例，不胜枚举。
打个比方，屋院相邻的村庄内的一群人，在他们出现无法无天的愚行而且残酷无情的时候，即使这个村庄里偶尔有一家人注意品行的端正，也会被他人的丑行所淹没。和这个例子一样，支、韩两国的影响已成为既成的事实，间接地对我外交产生了障碍，这样的事情实际上并不少，可以说这是我日本国的一大不幸。
既然如此，作为当今之策，我国不应犹豫，与其坐等邻国的开明，共同振兴亚洲，不如脱离其行列，而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对待支那、朝鲜的方法，也不必因其为邻国而特别予以同情，只要模仿西洋人对他们的态度方式对付即可。与坏朋友亲近的人也难免近墨者黑，我们要从内心谢绝亚细亚东方的坏朋友。
⑵ 只那是什么意思
日本辞书《广辞苑》解，“支那”，“外国人对中国的称呼（源于‘秦’的转讹），初出现于印度佛典”。在日本，“从江户时代（公元1603—1867年）中期以后曾使用过。”到19世纪中期之前，日本人用“支那”指称中国与“唐国”、“清国”等无意义上的差别，没有特别的政治含意。
日本社会开始用“支那”蔑称中国始于中日甲午战争中清政府失败，1895年清政府被迫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把近代中国的耻辱推向极点。长久以来一直把中国尊为“上国”的日本人先是震惊，继而因胜利而陶醉，上街游行，狂呼“日本胜利！‘支那’败北！”从此，“支那”一词在日本开始带上了战胜者对于失败者的轻蔑的情感和心理，“支那”逐渐由中性词演变为贬义词。
1930年，当时的中华民国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并由当时的中国国民政府外交部照会日本政府。决议说，“中国政府中央政治会议鉴于日本政府及其人民以‘支那’一词称呼中国，而日本政府致中国政府的正式公文，亦称中国为‘大支那共和国’，认为‘支那’一词意义极不明显，与现在之中国毫无关系，故敦促外交部须从速要求日本政府，今后称呼‘中国’，英文须写National Repubic of China，中文须写大中华民国。倘若日方公文使用“支那”之类的文字，中国外交部可断然拒绝接受。”
从1930年底起，日本政府的公文都改“支那共和国”为“中华民国”，但社会上一般书面语和口语，仍把中国蔑称为“支那”，侵华日军被称为“支那派遣军”，中国人被叫成“支那人”。直到二战结束后，中国以战胜国身份派代表团到东京，1946年6月，以“命令”的方式通知日本的外务省，从此以后不许再用 “支那”这个名称。同年6月6日，日本外务次官向各报社、出版社，日本文部次官7月3日向各大专院校校长，先后发出避免使用“支那”名称的正式文件，文件写道：“查支那之称呼素为中华民国所极度厌恶者。鉴于战后该国代表曾多次正式及非正式要求停用该词，故今后不必细问根由，一律不得使用该国所憎恶之名称。”
日本还有人以孙中山过去曾用过“支那”称呼为自己辩解。孙中山在1899年、1903年等少数场合的确使用过“支那”一词，原因之一是当时正处于“支那”向贬义词演变的初期。
但从1905年后，“支那”的贬义逐渐浓厚，从此，孙中山就不再用“支那”一词，而是用“中国”。另一个原因是，孙中山作为革命者，他认为“支那”等同于清王朝，而“中国”则是他进行革命所要建立的中华民国，在中华民国建立前称“支那”指清王朝，辛亥革命后改称“中国”。
* 支那 拼写形式有 Cina China Sina (日人支那シナ即为sina直译)
本身只是纯音译
⑶ china 的这个称呼的来历
欧洲一些国家称中国为“China”、“Chine”是源于
“秦”（Chin）。英文“瓷器”（china）一词则是由
“China”一词派生来的，而不是“China”是从“c
hina”派生的。说Chinese是“瓷人”完全是无中生
有，挑拨离间。随便问问你身边的美国人或英国人就会得出答案。
Chinese硬译是“秦人”。就像早先的华人自称“唐人”，
绝不会有人说这其实是蔑称“糖人”。欧洲从罗马帝国时就知道
中国，那时中国是“大秦”。俄国知道中国比较晚，那时已经是
北宋。但和他们更临近的是辽。所以他们称中国“契丹”。把自
己称作“瓷人”的中国人是自取其辱，把中国人称作“瓷人”的
外国人是别有用心。问问任何一个说英语的人就知道，“瓷人”
在英语里叫“china dolls”。真正骂人的话是“C
hina－man”。听见别人这么称你再抗议不迟。至于称我
们“秦人”，虽然使巫婆、任丁他们显得更“正宗”，但没什么
不好。秦帝国毕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皇朝，当时世
界上最强盛国家。如果欧洲也是和俄国人一样到了北宋才知道有
个中国，管咱们叫“宋人”，那才真叫人气得肝儿疼。
至于字尾，加州人、德州人这些“外来户”倒是“an”结尾了，
也不知为什么当年参与美利坚立国的“Marylander”、
“New Yorker”、“New Englander”
就楞把好名都留给他们了。就连当年最被歧视非洲人，也得了“
African”的好名字，实在是颠倒了耶！
词语作为表达思想的载体，常常被打上时代的烙印、留有
历史变迁的痕迹，“支那”一词的称呼也是一样。据考证，“
支那”原是“Cina”〔d�in�〕的音译，是古代印度对古代中
国的称呼，最早出现在梵文佛经中。梵文Cina进入不同的语言
中，其读音变化不大，译音是“China”、“支那”、“脂那”、
“至那”或“震旦”。根据对Cina的来源的不同看法，其原始
含意也不相同。比较有代表性的说法有四种：1．认为Cina在梵
文中表示中国“丝”。古代印度人、波斯人、古希腊人，都用
中国丝（梵文Cina）指称中国；2．认为Cina是秦国的“秦”的
梵文译音，Cina的梵文含义是“秦国”，是古代印度人对秦汉
时期的中国的称呼；3．认为Cina在梵文中有“偏僻遥远”的意
思；4．认为Cina指羌族。
梵文Cina在印度出现后，向西方传播，经由中亚到欧洲，
进入英语，逐步演变为今天英语中的“China”。罗马传教士卫
匡国在1655年最早提出China是秦国的“秦”的译音。在China
一词出现前，欧洲对中国的称呼基本上都来自Cina〔d�in�〕
的读音，只是根据不同的语言稍有差异。梵文Cina向东方传播，
进入中国和日本，译音为“支那”、“脂那”、“震旦”等。
梵文Cina进入古代中国后，古代一般把梵文Cina音译为“震旦
”，但Cina（震旦）是外国人（最初是印度人）对古代中国的
称呼，中国人一般不这样使用。
作为一衣带水的近邻，日本与中国自古有密切交往，日本
人使用汉字有近两千年的历史。受以唐文化为代表的中国文化
影响极深，日本在中世之前随着中国王朝的更迭，对中国的称
呼主要有“唐国”、“大宋”、“大明”、“清国”等。
Cina进入日本后，大多数音译为“支那”。日本辞书《广
辞苑》解，“支那”，“外国人对中国的称呼（源于‘秦’的
转讹），初出现于印度佛典”。在日本，“从江户时代（公元
1603—1867年）中期以后曾使用过。”到19世纪中期之前，日
本人用“支那”指称中国与“唐国”、“清国”等无意义上的
差别，没有特别的政治含意。中日甲午战争前，日本在1888年
印刷的日军必读的《宇内混同秘策》一书中用“支那”指称中
国，并以轻蔑的态度对待中国人，但“支那”一词尚未直接与
对中国的歧视联系在一起。
日本社会开始用“支那”蔑称中国始于中日甲午战争中清
政府失败，1895年清政府被迫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
关条约，把近代中国的耻辱推向极点。长久以来一直把中国尊
为“上国”的日本人先是震惊，继而因胜利而陶醉，上街游行，
狂呼“日本胜利！‘支那’败北！”从此，“支那”一词在日
本开始带上了战胜者对于失败者的轻蔑的情感和心理，“支那
”逐渐由中性词演变为贬义词。甚至19世纪到第一次世界大战
前的荷兰字典中，对“支那”的解释是：“支那，即愚蠢的中
国人，精神有问题的中国人等。”西方其他字典对“支那”的
解释也大同小异。
日本等外国用“支那”蔑称中国，在海外的华侨中引起强
烈反感。有些留学生和华侨投书日本报纸，要求日本人不要再
用“支那”一词，改用“中国”，并引起了一场关于中国国号
称谓的争论。1908年，印尼华侨曾向统治印尼的荷兰殖民当局
提出抗议，反对“支那”的侮辱性称呼。在中日签订二十一条、
巴黎和会和五四运动后，中国国内爆发了更为强烈的抗议“支
那”蔑称的运动。辛亥革命以后，中国政府曾向日本政府交涉，
要求不要把中国称为“支那”，但遭到日本的拒绝。到1930年，
当时的中华民国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并由当时的中
国国民政府外交部照会日本政府。决议说，“中国政府中央政
治会议鉴于日本政府及其人民以‘支那’一词称呼中国，而日
本政府致中国政府的正式公文，亦称中国为‘大支那共和国’，
认为‘支那’一词意义极不明显，与现在之中国毫无关系，故
敦促外交部须从速要求日本政府，今后称呼‘中国’，英文须
写NationalRepubicofChina，中文须写大中华民国。倘若日方
公文使用“支那”之类的文字，中国外交部可断然拒绝接受。
”从1930年底起，日本政府的公文都改“支那共和国”为“中
华民国”，但社会上一般书面语和口语，仍把中国蔑称为“支
那”，侵华日军被称为“支那派遣军”，中国人被叫成“支那
人”。直到二战结束后，中国以战胜国身份派代表团到东京，
1946年6月，以“命令”的方式通知日本的外务省，从此以后不
许再用“支那”这个名称。同年6月6日，日本外务次官向各报
社、出版社，日本文部次官7月3日向各大专院校校长，先后发
出避免使用“支那”名称的正式文件，文件写道：“查支那之
称呼素为中华民国所极度厌恶者。鉴于战后该国代表曾多次正
式及非正式要求停用该词，故今后不必细问根由，一律不得使
用该国所憎恶之名称。”
二战后，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支那”逐渐变成死词，
不再使用。但日本社会上，至今仍有极少数右翼分子仍故意称
中国为“支那”；极个别人把面条叫成“支那面”。日本出版
的一些地图上把中国东海叫成“东支那海”（只不过把“支那
”二字改用平假名拼写），广大侨胞对此极为反感。有位在东
京开饭馆的侨胞为要求取消“支那”称呼，数十年如一日不懈
抗争，他在餐馆的火柴盒和筷套上悲愤写下敬白：“……如果
有人把中国叫‘支那’，将使我们回忆起日本侵略中国，侮辱
中国人的那段历史……”有人愤怒地质问说：把中国叫成“支
那”，如同过去西方人把日本叫成“JAP”，东方人把日本称呼
“倭”，为什么不尊重中国人民的感情？
日本还有人以孙中山过去曾用过“支那”称呼为自己辩解。
孙中山在1899年、1903年等少数场合的确使用过“支那”一词，
原因之一是当时正处于“支那”向贬义词演变的初期。但从19
05年后，“支那”的贬义逐渐浓厚，从此，孙中山就不再用“
支那”一词，而是用“中国”。另一个原因是，孙中山作为革
命者，他认为“支那”等同于清王朝，而“中国”则是他进行
革命所要建立的中华民国，在中华民国建立前称“支那”指清
王朝，辛亥革命后改称“中国”。
“中国”一词最早出现在《诗经》中，指京师、京都；后
来指汉族、华夏族居住地，当时中原汉族以外称为“四夷”，
“东方一隅为中国，余皆夷狄”。汉族、华夏族居中，称“中
国”，即中央之国，是地理概念。大约到19世纪中叶，“中国
”一词才作为国家概念出现，辛亥革命才正式把中国作为国号
固定下来，1911年10月11日，革命军在咨议局议定13条重要方
针，其中第二条即为：“称中国为中华民国。”1949年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国人
民从此站起来了！”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新中国的正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