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是怎么传到中国的

A. 佛教是什么时候传入中国的是由谁传入的

一、佛教传入中国的确切年代尚无定论，异说颇多，最广泛的说法是东汉永平十年（67），汉明帝派遣使者至西域广求佛像及经典，并迎请迦叶摩腾、竺法兰等僧至洛阳，在洛阳建立第一座官办寺庙——白马寺，为我国寺院的发祥地；并于此寺完成我国最早传译的佛典《四十二章经》。

二、从南北朝开始中国佛教进入兴盛发展阶段。南北朝时佛教已遍布全国，出家、在家佛教徒数量增加很快，北魏《洛阳伽蓝记》记载洛阳城中寺庙鼎盛时达到1367所， 而北方的长安僧尼过万，南方的建业（今南京）也有佛寺数百座。

三、隋唐时期是中国佛教鼎盛之时。隋朝皇室崇信佛教，唐朝皇帝崇信道教，但对佛教等其它诸多宗教都采取宽容、保护政策。中国佛学逐步发展成熟。

四、封建社会后期，汉地佛教衰落，戒律废弛，丛林破败，僧人无知，迷信盛行。近代以来，在杨文会等一批佛教界有识之士的带动下，佛教在各个方面得到一定的发展。

五、抗日战争时期大批爱国僧人如着名佛教社会活动家太虚大师积极支持抗战，为争取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支持在全世界广为宣传，佛教界还在战地组织了僧侣救护队，为争取祖国自由独立做出了应有贡献。

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汉传佛教界首先与全国人民一道参加了土地改革运动，废除了封建地主所有制及其它各种剥削制度，佛教事业日益发展。

七、1952年11月成立了中国佛教协会筹备处，1953年（癸巳年）中国佛教协会在北京成立，圆瑛法师当选会长，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恢复和落实，使中国佛教获得新的发展。

(1)佛教是怎么传到中国的扩展阅读

佛教观点

一、否定宿命论

1、佛教否定宿命论，认为人有命运，但是不鼓励人听天由命，而是希望人开创命运。佛教主张诸法因缘而生，因此命运也是因缘生法。坏的命运可以借着种植善因善缘而加以改变。

2、命运既然可以因为行慈悲、培福德、修纤悔而加以改变，因此命运并不是必然如此不可更改的。再坏的命运也能透过种种的修持而加以改造。相反地，好的命运不知善加维护，也会失却堕落，所谓‘居安思危’，不能不戒惧谨慎！

二、缘起论

1、《中论》说：“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亦名是假名，亦是中道义”。又说：“未曾有一法，不从因缘生，是故一切法，无不是空者。”即一切事物都是因缘和合而生，既然是众缘所生，就是无自性的，就是空的。

2、佛教认为，因缘不具备的时候，事物就消失了，这样的一种现象就是“空”。那么，什么是因缘呢？因者是主要的条件，缘者是辅助的条件，主要的条件和辅助的条件都不具备的时候，就没有事物的存在。

3、因此，任何事物的存在都需要具备主因和辅因。当因缘具备的时候，事物就存在；因缘不具备的时候，事物就消失。

4、缘起论是般若思想的基础。般若重视“缘起”。《佛说造塔功德经》里有一个偈语：“诸法因缘生，我说是因缘；因缘尽故灭，我作如是说”。

5、今天，我们不论站在什么立场上来看，这四句话都是对的，世界并不是神创造的，确实是由各种各样的因缘、条件聚合而成的，这是佛教的根本道理，也是般若最核心的思想。“缘起”是我们理解般若思想的一个重点。

三、反对自杀

1、佛教认为人身难得。众生在无量劫的轮回中，获得人身的机会如“盲龟值木”，极为难得。对修学佛法来说，人身无八无暇、有十圆满，是学习佛法最好的善缘条件。

2、无论我们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追求世间的幸福生活，还是修学佛法，追求出世间的解脱利益，都要依靠这极为难得的宝贵人身。

3、传印会长指出，佛教既反对杀生，也反对自杀，更倡导护生。对自杀行为，佛陀有明确的呵责和禁止：“汝等愚痴，所作非法！岂不闻我所说慈忍护念众生，而今云何不忆此法？”并制定戒律：“若自杀身，得偷罗遮罪。”因此，所谓“自焚不违背教规教义”的说法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四、反对末日邪说

1、末日传言没有任何佛教经典依据，佛教是给人信心、给人希望、给人欢喜的宗教，佛教徒不应该轻易相信和传播世界末日的说法。佛教宣称每天都是好日。

B. 佛教是通过什么途径传入中国的

佛教的传播

中国佛教包容了北传佛教、南传佛教和藏传佛教三大体系，全面继承了印度三个时期的佛教。世界上完整的佛教在中国，世界上完整的佛教经典也都在中国。可以说，佛教诞生在印度，发展在中国。

汉族地区佛教

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大月氏王使臣伊存向中国博士弟子景卢日授《浮屠经》，佛教开始传入中国。史称这一佛教初传历史标志为“伊存授经”。1988年是中国佛教年。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大致经历了译传、创造和融合三个阶段。

C. 佛教怎样传入中国的

佛教到底是什么时候传入中国的？在我国的史书上有多种记载。

汉明帝，名刘庄，是东汉光武帝刘秀的儿子。汉光武帝到了63岁，害病死去。太子刘庄即位，就是汉明帝。

据说，一天夜里，刘庄做了一个令人非常费解的梦。他梦见一个金人，浑身上下都闪耀着金色的光芒，脖子上还挂着一个和日光一样的光环，全身散发出来的光芒非常耀眼。这个金人忽然从天而降，飞到了金殿之前，绕着殿飞行，忽然又升到天空，往西去了。梦中的汉明帝见到这样的金人，心中十分高兴，居然都笑出了声来，这一笑，他就醒了，然后就再也睡不着了。第二天上朝时，汉明帝迫不及待地把夜里梦见的景象说给众大臣听，让他们给自己解梦，说说这个全身闪金光的金人到底是谁，代表着什么意义。可是，朝中的许多大臣都说不出那个头顶发光的金人到底是谁。

当时朝中有个大臣叫傅毅，最为博学多才。听到了皇帝的这个怪梦，他出列参奏道：“陛下，臣曾听说天竺(今印度境内)有一个神仙，被称为佛，身体轻盈，能在天空中飞翔，陛下梦中所见，可能就是佛吧。”汉明帝听说竟真有和自己梦中所见一样的人，就连忙追问道，天竺在什么地方，离汉朝有多远。傅毅回答说，天竺在汉朝以西，传说中有几千里的路程。

这样的回答，引起了汉明帝的好奇心，他想派人到傅毅所描述的天竺国去看一看。不久，汉明帝终于把自己的想法变成了现实，他派秦景、王遵等十二人，出使天竺。

风景画鉴赏实际上，傅毅所说的天竺，就是佛教的发源地，本来是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出生的地方(天竺是古代印度的别称，释迦牟尼出生在古印度北部迦毗罗卫国，在今尼泊尔境内)。释迦牟尼大约出生在公元前565年，原是个王子。传说他在二十九岁那年，抛弃了王族的舒适生活，出家修道。他创立了一个宗教，叫做佛教。

他所指的佛，就是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佛教创立于公元前6世纪，距离汉明帝在位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了。释迦牟尼到处宣传佛教的道理。他传教四十多年，收了不少信徒，大家尊称他“佛陀”。他死了以后，他的弟子把他生前的学说记载下来，编成了经。

据史书记载，汉明帝为了一睹神秘金人的真实面貌，派出了到天竺去的使团。秦景、王遵等十二人领命以后，经过长途跋涉，历尽了千辛万苦，终于到天竺国。

他们在当地受到了十分热烈的欢迎，天竺国上上下下都对这些来自遥远的中原地区汉朝的客人们非常友好，天竺有两个沙门(就是高级僧人)一个名叫摄摩腾，一个叫竺法兰，还帮助王遵和秦景懂得了一些佛教的道理，王遵和秦景就趁机邀请他们到中原来。

所以，在他们回国的时候，不仅带来很多佛经，一同归来的还有这两位天竺的得道高僧。

公元前67年，王遵、秦景带着两个沙门，用白马驮着一幅佛像和四十二章佛经，经过西域，回到了洛阳。

汉明帝并不懂佛经，对佛教的道理也不清楚，但是对送经前来的两位沙门倒很尊敬。第二年，他命令在洛阳城的西边按照天竺的式样，建立了中国的第一座寺院，并且建立了一座佛塔以示纪念。因为把送经的白马也供养在那里所以这座寺就叫白马寺(今洛阳市东)。

从此，佛教就传入了中原大地，并生根发芽，日益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结合，并最终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

随秦景、王遵一起来到汉朝的两位高僧，在白马寺落成后，就一直居住在那里，并且再未返回过天竺，直到圆寂，他们也葬在了白马寺内，为佛教在中原的传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D. 佛教什么时候传到中国

佛教传进中国内地，是佛教史上的重大事件。但对传进的具体时间，说法很多，学术界一般认为，汉哀帝元寿无年（公元前 2年），大月氏王使臣伊存口授浮屠经，当为佛教传入汉地之始。此说源于《三国志》裴松注所引鱼豢的《魏略·西戎传》：

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庐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回复立（豆）者，其人也。《浮屠》所载临蒲塞、桑门、伯闻、疏问、白疏问、比丘、晨门，皆弟子号。

大月氏于公元前130年左右迁入大夏地区，其时大夏已信奉佛教。至公元前1世纪末，大月氏受大夏佛教文化影响，接受了佛教信仰，从而辗转传进中国内地，是完全可能的。

在佛教界，则普遍把汉明帝夜梦金人，遣使求法，作为佛教传入中国的开始。此说最早见于《四十二章经序》和《牟子理惑论》。《理惑论》说：

“昔汉明皇帝，梦见神人，身有日光，飞在殿前，欣然悦之。明日，博问群臣，‘此为何神’？有通人傅毅曰：臣闻天竺有得道者，号之曰‘佛’，飞行虚空，身有日光，殆将其神也。于是上悟，遣使者张骞、羽林郎中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三人，于大月支写佛经四十二章，藏在兰台石室第十四间。时于洛阳城西雍门外起佛寺，于其壁画，千乘万骑，绕塔三匝。又于南宫清凉台及开阳城门上作佛像。明帝存时，预修造寿陵，陵日显节，亦于其上作佛图像。时国丰民宁，远夷慕义，学者由此而兹。《四十二章经序》所记与此大同小异，但都未说明感梦求法的确切年代。袁宏《后汉纪》及范晔《后汉书》等正史，亦未记其年月。后来则有水平七年（《老子化胡经》）、十年（《历代三宝记》、《佛祖统纪》）、三年（《汉法本内传》）、十一年（陶弘景《帝王年谱》）等多种说法。至梁《高僧传》，更称汉明帝于永平中遣蔡情等往“天竺”求法，并请得摄摩腾、竺法兰来洛阳，译《四十二章经》，建白马寺。于是佛、法、僧完备，标志着佛教在汉地真正的开端。

但是，这类记载不仅神话成分居多，内容也相互矛盾。事实上，《后汉书·楚王英传》记，永平八年，佛教在皇家贵族层己有相当的知名度，不必由汉明帝始感梦求法。

此外，还有汉武帝时传入说。《魏书·释老志》记，汉武帝元狩年间，霍去病讨匈奴，获休屠王金人，“帝以为大神，列于甘泉宫。金人率长丈余，不祭祀，但烧香礼拜而已。此则佛道流通之渐也。”此说原出南朝宋王俭托名班固撰之《汉武帝故事》，国内学者一般持否定态度，但海外有些学者认为可信。

总之，根据信史胸记载，佛教传入汉地，当在两汉之际，即公元前后。它是通过内地与西域长期交通往来和文化交流的结果。

从两汉之际到东汉末年，约200多年，是佛教在中国的初传时期。它经历了一个反复、曲折的变态过程，终于在中国特定的社会条件和文化背景上定居下来。

西汉末年，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激化，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已经成为普遍现象。王莽托古改制，不但没有缓和阶级对立，反而激起了全国范围的农民起义，西汉王朝最终为刘秀的东汉王朝所取代。在意识形态上，董仲舒草创的谶纬神学，由于国家实行五经取士，处处需用图谶论证皇权的合理性，以致经学与妖言，儒士与方士搅混不清。王莽改制用图谶，刘秀取国也用图谶，图谶成了两汉的官方神学，既是文人做官的门径，也是巩固政权或夺取政权的舆论工具。史载第一个接受《浮屠经》的是汉哀帝时攻读《五经》的“博士弟子”，同当时的这种风气是相适应的。

《后汉书》关于楚王英奉佛的记载，有助于了解佛教在这 种大背景下的具体情况。

楚王英是汉明帝的异母兄弟，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封王，二十八年（52年）就国。《后汉书》本传记：“英少时好游侠，交通宾客。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永平八年（65年），“诏令天下死罪皆入缣赎。英遣郎中令奉黄缣白纨三十匹诣相国曰：讬在蕃辅，过恶累积，欢喜大恩，奉送缣帛，以赎愆罪。国相以闻。诏报曰：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明帝将此诏书传示各封国中傅，明显含有表彰和推广的意思。后来刘英广泛交结方士，“作金龟玉鹤，刻文字以为符瑞”遂以“招聚奸猾，造作图书”，企图谋逆罪被废，次年，在丹阳自杀。

结交宾朋（多是方士），造作图谶，起码在光武诸王中是很流行的。像济南王康、阜陵王延、广陵王荆等都是。但他们制造的图谶，已不再作为“儒术”，而是当作黄老的道术；早先侧重附会《五经》，也转向了“祠祭祝诅”。楚王英对“浮屠”的“斋戒祭祀”，是这种活动的重要方面。由此可见，佛教在中国内地是作为谶纬方术的一种发端的。

汉明帝对于楚王英一案的追究很严，株连“自京师亲戚诸侯州郡豪桀及考案吏，阿附相陷，坐死徙者以千数”。诸侯王作谶纬方术，直接成了大逆不道的罪状。自此以后近百年中，史籍不再有关佛教在中土传播的记载，显然，也是这次株连的结果。

自和帝（89—105）开始，东汉王朝在阶级对立的基础上，又形成了外戚、宦官和士族官僚三大统治集团的长期斗争，至桓、灵之世（147—189）达到顶点，最终导致了黄巾起义（184），东汉皇权陷于全面崩溃。佛教在这种形势下，有了新的抬头。

但作为东汉官学内容之一的天人感应，包括图书谶纬、星宿神灵、灾异瑞祥，始终没有中断过，皇室对方术的依赖也有增无已。汉章帝（76—88）继明帝即位，赐东平宪王苍“以秘书、列仙图、道术秘方”。神仙术已为皇家独享，所以也当作最高的奖赏。到了汉桓帝，更有了明显的发展。他继续楚王英的故伎，在“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或言“饰华林而考濯龙之宫，设华盖以祠浮图、老子”。其目的，一在“求福祥”，“致太平”，一在“凌云”而成仙。佛教进一步被王室视作崇拜的对象。

然而，佛教自身在这个时候已有了义理上的内容。延熹九年（166），襄楷疏言：“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爱”，又说，“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这是早期佛教禁欲主义的标准教义，在传说为明帝时译出的《四十二章经》中，有很集中的反映。

《四十二章经》是译经还是经抄或汉地所撰，以及它成于什么年代，近代学者有很不相同的意见。但它的部分内容，在襄楷疏中已有概略地表现，则没有疑问。此经从“辞亲出家为道”始，始终贯彻禁欲和仁慈两条主线，与襄楷的主张全合。其中言“树下一宿，慎不再矣”，与襄楷所说“浮屠不三宿桑下”，都是佛教头陀行者（苦行游方者）的主张；又言天神献玉女于佛，佛以为“革囊众秽”，襄楷疏中也有完全相似的说法。因此，汉桓帝时重新出现的佛教，已经具有了出家游方和禁欲仁慈的重要教义。但在形式上，与道教的结合比同五经谶纬的结合更加紧密。襄楷本人是奉行于吉“神书”

的，此“神书”，“专以奉天地顺五行为本，亦有兴国广嗣之术”，即道教早期经典《太平经》的原本《太平清领书》。襄楷引用佛教的上述教义，主要在于论证“兴国广嗣”的正确之道。他特别提到当时的传说：“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把产生于古印度的佛教说成是中国老子教化夷狄的产物。这意味着佛教处于依附道教的地位。

桓灵之世，经过两次党锢（166—176）和震撼全国的黄巾起义，接踵而来的就是董卓之乱，军阀混战。连年战火，灾疫横生，人民处在死亡线上，痛苦、无望的阴影，笼罩社会各个阶层。这在社会思潮上，引起了重大变化。首先，两汉神学化了的纲常名教，即独尊的儒术，受到了严重的冲击，汉桓帝在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就是对儒术失去信心的表现；黄巾起义奉《太平清领书》为经典，张鲁的五斗米道用《老子》作教材，广大的农民唾弃了官颁的《五经》；在官僚和士大夫层，名教礼法或者成了腐朽虚伪的粉饰品，或者为有才能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所轻蔑。两汉正统的文化思想已经丧失了权威地位，社会酝酿和流行着各种不同的思想和信仰，其中不少可以与佛教产生共鸣。所谓“名不常存，人生易灭”。以“形”为劳，以“生”为苦之类的悲观厌世情绪，以及由避祸为主而引生的不问是非的政治冷淡主义和出世主义等，更是便于佛教滋长的温床。

此外，与图谶方术同时兴盛的精灵鬼神、巫祝妖妄等迷信，也空前泛滥，为佛教信仰在下层民众中的流传提供了条件，加上统治阶级运用政治和经济手段的诱胁，在汉末的某些地区，使佛教有了相当广泛的群众基础。《三国志》和《后汉书》均载，丹阳（安徽宣城）窄融督管广陵（江苏扬州）、下邳（江苏宿迁西北）、彭城运槽，利用手中掌握的粮食，起大浮屠寺，可容三千余人，悉课读佛经；又以信佛免役作号召，招致人户五千余，“每浴佛，多设酒饭，布席于路，经数十里，民人来观及就食者且万人”。

从西汉末年到东汉末年的二百年中，佛教从上层走向下层，由少数人进入多数人，其在全国的流布，以洛阳、彭城、广陵为中心，旁及颖川、南阳、临淮（即下邳）、豫章、会稽，直到广州、交州，呈自北向南发展的形势。

E. 佛教是什么时候流传到中国的

佛教传入中国的具体时间和年代，现在很难考定。
最初传入时，不过在少数人中奉行，未必为上层和史官之流所注意。公元前二年，大月支国原居我国甘肃的一个强盛的少数民族西迁中亚后建立的国家国王的使者伊存到了当时长安，他口授佛经给一个名叫景卢的博士弟子。这是中国史书上关于佛教传入中国的最早的记录。我们可推断，由于在此一百二十年前汉武帝开辟西域交通的结果，当时由印度传布到中亚细亚的佛教很可能早已通过行旅往来而向东方渐进。
也有传说：在与印度阿育王约公元前272－226在位同时的秦始皇公元前246－210在位时代，已有印度的沙门室利房等十八人来到我国咸阳。阿育王时举行第三次结集约在公元前250年，会后派大德赴各国传教，前来中国很有可能。另外，也有认为宋玉《高唐赋》和《史记·始皇本纪》中的“羡门”即沙门的，但因无译述学说传世，无从确考。

F. 请问佛教是怎么传到中国来的，是谁传过来的

东汉永平十年（67年），汉明帝梦见金人，于是派人去西域，迎来迦叶摩腾与竺法兰两位高僧，并且带来了许多佛像和佛经，用白马驼回首都洛阳，皇帝命人修建房屋供其居住，翻译《四十二章经》。

也就是现在的白马寺。

因此，在中国佛教史上，多以汉明帝永平十年作为佛教传入之年。白马寺成为中国第一座佛寺。《四十二章经》，也成为中国第一部汉译佛经。

中国佛教艺术的飞跃发展，是在两晋南北朝时期。

这是中国社会大动荡的时代。来自印度的佛教思想在中国迅速发展，与中国传统文化有了更大的交流。

这种交流不仅对中国思想史的发展有重大意义，而且对中国美术和雕塑艺术的发展也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在绘画方面，顾恺之、陆探微和张僧繇等画家，一方面继承了中国传统的汉画的技艺和风格，一方面又受到了来自印度、西域的佛教绘画表现手法的影响，在绘画理论和表现手段方面，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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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传入中国的具体过程

佛教的传入和发展大约在汉明帝时期（约在公元纪67年左右），佛教传入中国被称为浮屠教。

据文献记载，佛像可能于此同时传入。

公元57年，光武帝病逝，太子刘庄继位，就是汉明帝。有一天，汉明帝梦见一个金人，这个金人有一丈六尺那么高，项佩日轮，在汉明帝脖子以上佩戴着一个太阳般的光圈。

这个日轮，实际上就是佛光，日轮的光芒四射，金色灿烂，金人就在金銮殿上各处飞行。

第二天，汉明帝把这个梦告诉大臣们，许多大臣说不出那个头顶发光的金人是谁。

有个博士傅毅说：“天竺有神名叫佛。陛下梦见的金人准是天竺的佛。”

傅毅所说的天竺，也叫身毒(音yuándú)，是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出生的地方 (天竺是古代印度的别称，释迦牟尼出生在古印度北部迦毗罗卫国，在今尼泊尔境内)。

释迦牟尼约出生在公元前565年)，原是个王子。传说释迦牟尼在二十九岁那年，抛弃了王族的舒适生活，出家修道。创立了一个宗教，叫做佛教。

释迦牟尼到处宣传佛教的道理。

释迦牟尼传教四十多年，收了不少信徒，大家尊称释迦牟尼为“佛陀”。释迦牟尼死了以后，其弟子把释迦牟尼生前的学说记载下来，编成了经，这就是佛经。

傅毅的话，引起了汉明帝的好奇心。

于是就派蔡愔(音yǐn)和秦景两名官员到天竺去求佛经。

蔡愔和秦景一行人一路跋山涉水，当走到大月氏国（今天的阿富汗）一带时，在这里巧遇了两位从天竺来的高僧摄摩腾和竺法兰。

经过交流，蔡愔和秦景认为两位高僧就是汉明帝要找的人，遂决定邀请摄摩腾和竺法兰来中国传授佛法。

永平十年（公元67年），二位印度高僧应邀和东汉使者一道，用白马驮载佛经、佛像同返国都洛阳。

汉明帝见到佛经、佛像，十分高兴，对二位高僧极为礼重，亲自予以接待，并安排在当时负责外交事务的官署“鸿胪寺”暂住。

永平十一年（公元68年），汉明帝敕令在洛阳西雍门外三里御道北兴建僧院。为纪念白马驮经，取名“白马寺”。

“寺”字即源于“鸿胪寺”之“寺”字，后来“寺”字便成了中国寺院的一种泛称。摄摩腾和竺法兰在此译出《四十二章经》，为现存中国第一部汉译佛典。

在摄摩腾和竺法兰之后，又有多位西方高僧来到白马寺译经，在公元68年以后的一百五十多年时间里，有一百九十二部，合计三百九十五卷佛经在这里译出，白马寺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国第一译经道场。

G. 佛教是怎么由国外传入中国的

佛教，起源于公元前500年左右的古印度迦毗罗卫国，在我国最早见于秦国统一六国，即春秋战国时期，汉代在我国开始传播开来。佛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随着人口的迁移而传入中国。

千百年来，佛教在我国取得了极大的发展，特别是唐代，例如唐太宗就曾让玄奘法师去西域学习佛法，这对我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