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中国的老师为什么不受人尊敬
看了已有的两个回答，作为一个乡村普通教师的孩子，实在是忍不住想要说些什么。
为什么老师越来越不受尊重了？绝对不只是老师这个团体本身自己的问题，原因有很多，一条一条慢慢来吧：
①媒体的报道的光环效应给所以教师的风评带来的负面影响。
就和医生这类职业一样，不明真相的公众很容易就将小众事件带入整个群体造成巨大的客观偏见。而教师尤其如此。
对于现代的许多人来说，一辈子五分之一左右的时间都是和教师呆在一起的，碰到的老师数量也非常多。在这么多的数量中，难免碰到几个不是特别称职的老师，人总是倾向于记住那些对自己影响比较大的事件而忽略其他小的事件，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怨念似的记忆还会不断强化，所以看到媒体上报道哪个老师不好的时候，总会结合一下自己的“经历”，最后得出天下乌鸦一般黑的结论，进而进一步加强舆论，导致舆论和现实的进一步偏离。在加上中国古代文化对于教师的描述给予了人们对于教师有比其他职业更高的期待，最终导致在现代，教师这个本来非常光荣的职业变成了一个舆论位置非常尴尬的职业。愿意尊重这个职业的人自然就变少了。
②老师，特别是乡村教师平均素质的不合格。
如果你问我现在老师的平均素质是不是不如以前了？作为一个从小在学校长大的人，在我目所能及的范围内，我可以肯定地和你们说：
是。
老师的素质确实不如以前了，在我父母教书的那个高中，我以前常去我母亲的办公室自习，经常就能看到办公室有几个年轻教师在办公时间，办公室人不多的时候拿电脑在打星际争霸，我还经常趴在那看。我几乎很少看到他们备课。
有人可能会问了：这种人也能当老师吗？学校怎么选的人？太不负责任了吧？
对，这种人也能当老师。但学校却不是故意招这种人，而是在来应聘的人里，这种已经算比较好的了。
现在，稍微优秀一点的人，如果不是对教书特别感兴趣，压根不会来选择老师这个行业 （大学教师除外，教师对他们而言是副业）就连我父母都反复和我说：儿子，好好读书，以后找个好点的工作，最好不要来当老师教书，特别是乡村中学。
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这个看似光荣的职业却没有人愿意来？
谁该对此负责？
还记得以前我父母任职的高中举行了一次旅游。在外面这些教师都同一地不再以老师称呼对方，而是互称“xx老板”。
习惯了平时他们互相叫“xx老师”的我感觉很好奇，就问我父亲为什么这么叫，答案是“现在很多人瞧不起老师，知道你是老师的话人家会宰你。”
这件事在我父母的学校是有过先例的，曾经有个老师因为自己的老师身份被某个旅馆宰过一次，因为这些旅馆的人觉得老师“好欺负”。
有个老师开车的时候不小心碰到了个横穿马路的人，后来这人知道了该老师的老师身份后，直接在原来的赔偿上加了一倍，最后什么法院判决什么结果我不知道，但再次见到这位老师时，我很明显地看到他瘦了一圈。
且不说这些事情后面还有些什么特殊的隐情，但能让一个学校的老师在旅游的时候自觉隐瞒自己的身份，我觉得“老师”这个身份的社会地位和普遍印象的确有些问题。
老师什么时候成了弱势群体的代名词了？
不要说什么老师手里有“把柄”，那些孩子不在这个老师这里的人呢？他们到底怎么看待老师的？
现有的几个回答也许能解答这个问题。
另一方面，老师维权往往比一般人困难，因为是老师，公众往往对其有更高的期待。比如那个撞了人的老师，别人能对他恶言相向，死缠赖打，他能吗？
明天媒体就给他来一篇：“震惊!新时代的老师既然行迹如此恶劣!我们的孩子到底该何去何从？”你信不信？
对，就是这么扯淡。
类似的，老师被学生打了都不能还手，还手了又是一波舆论冲击，学生打老师是不懂事，老师打学生就是罪大恶极。
呵呵呵。
我不是维护某些老师什么，只是在陈述事实而已，现在的有些教师真的是没什么可以维护的东西了。
要提倡素质教育，学生不能打不能骂。哪怕学生打你。
提倡清廉，我父母所在学校一年一度的外出旅游取消，年终奖金取消，除去基本工资没有其它任何多余收入。
提倡教育减负，学校禁止组织补课，禁止教师组织补课，进一步限制一般教师收入。虽然在大城市压根没怎么受这政策影响，人家没补课，那是正常学习时间。
当你们看着网络上那些不仁不义敛财的老师大骂时，却忘了他们只是教师团体中很小的一部分。大多数老师并没有那么不仁不义，甚至还有很多好教师，但你们的舆论和惯性思维却同时波及到了他们中的所有人。
没地位，挣得少，还被骂，这就是当一名普通乡村教师的普通情况，试问，在这种情况下，谁愿意去当一名普通教师？
的确，在有些富裕地区当教师确实是非常好的，但不是每个地方都那么有钱，中国有几个能真正称得上发达的地区？而教师是几乎没什么升职变动空间的，愿意当教师的人一般性格也比较安稳，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选择了教师几乎就是一辈子。
你愿意在一个非富裕地区在这种情况下任劳任怨地干一辈子吗？
反正我是不愿意。
另外，乡镇地区的学生素质可不比发达的城区，甚至有些学生，甚至可以说是败类。城乡结合部比你们想象的要可怕太多了，因为父母从小缺乏相应的教育，现在初升高的门槛又不高。我曾经就见过从来不读书，上课睡觉，放假在社会混，一个月换一个女朋友的高中生，还经常欺负同学，但学校一直海找不到合适的把柄开除他，直到他参加了一次校外的群架才得以开除。
根本教不了，人家父母都懒得管，你能怎么办？打不能，顶天了骂两句。我父亲曾抱怨道：我求那些说着用爱感化学生的专家自己来感化一个试试？
还有就是一般学生，我母亲算是一个非常有耐心的人了，每一个学生出现了什么问题她都会认真的和其沟通很久，也经常举行一些班级活动增加感情。但这并不防碍她的学生在宿舍煮火锅差点把宿舍烧了。
网络时代就是这样，在各种乱七八糟的信息洗脑下，学生开始越来越不想听老师说话了，网络上的某些大V，骗的不就是没啥生活阅历的小屁孩吗？还有所谓的经济论，说什么你给老师老师钱，老师教你，天经地义。再加上教师的网络风评，某些新闻中学校的黑暗面，父母缺乏管教，有些孩子压根不把老师当回事。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这样，但或多或少受了一些影响，最大的特征就是我母亲说的：现在的这些孩子的确越来越缺乏感情了。以前逢年过节我妈的手机基本上一直在响，几乎她教过的每一个学生都愿意给她发上一条祝福短信，现在自己班上能有一半的人就不错了。自己辛辛苦苦地照料着班上的同学，从心理到起居面面俱到，最后连一条祝福都没有，实在让人有些心寒。我父亲更极端点：人家不把你当回事，你还把人家当回事干嘛？做完你应该做的就走就行，当什么班主任？我妈以前还拿好学生的例子反驳我爸，现在也不反驳了，只是说当老师就该对别人负责，因为实在是心太累了。一腔热血洒在别人的冷屁股上，怎么不心寒？
为什么老师的平均素质会变差？因为优秀的人不愿意当老师了。为什么优秀的人不愿意当老师？你看了上面心里还没点b数吗？
有些人根本就是为了混个稳定的活才来当教师的，他自己甚至不一定喜欢孩子，不一定喜欢他所教授的那门课，你指望这种人能有什么职业素养？能有什么师德？
我父母现在所在的那个高中新招的几名老师，有个据说是大学全程挂科最后补考才领的毕业证。你指望这种人的教学水平能有多高吗？
啥？学校不要这种人就行了？你学校还要不要新老师了？还办不办了？虽然优秀的不愿意来，来的都是不优秀的，但你敢不要吗？
指望老教师退休上任啊？
老师素质降低了，家长当然也不满意啊：我孩子说这老师讲课讲得差，我问他些事还吊儿郎当的，什么老师啊，现在的老师就这水平吗？
家长不满意了，骂老师，老师舆论更差，更不受尊敬，更没人愿意当老师，但待教育的孩子却不会变少，只能凑数，越凑质量越低，越被骂。
恶性循环。
③民众无理由的过高期待。
就如我上面所说，老师也是普通人，也有七情六欲，不是每个教师都是孔夫子，大多数人也只是来混口饭钱的。本来过年过节，家长为了感谢老师照顾送点东西，也算合理吧？结果发现了几个没师德的靠送礼敛财，ojbk，所有老师都被想收了。
教书育人的人，怎么能做收礼这种掉b格的事呢？禁了禁了。
补课，现在城乡教育差距越来越大，城市因为经济水平高，招到的老师自然好一点。在以考试定成败的今天，从小各种补习也是从开局就能碾压了一般的农村孩子，高中学校为了孩子的前途组织补课，虽说有些功利，但也过得去吧。
但现在主张减负，而且教师挣什么补课费，没师德，禁了禁了。
（不是我说，自己搞的高考制度本来就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现在又特么说减负，学生是高兴了，农村的家长们快疯了。看着快高考了自家孩子天天在家啥也不干就完手机电脑，刚喊减负的那年，我妈经常接到电话问学校为什么不组织补课了，说自己管不住孩子，该怎么办。虽我们说读书是自己的事，但那些挣着辛苦钱供着孩子的父母可不是这么认为的啊，现在网络发达，农村的孩子很多又缺乏自制力。杨永信能活下来真不是没原因的啊。）
学生不听话，又是打架又是欺负同学，父母又懒得管，让老师代管。完全说不通的情况下加入适量体罚也说得过去吧。
但现在主张人权，不能打骂学生，而且有些老师体罚过度晾成了大错，没师德，禁了禁了。
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民众对老师和学生的过高期待造成的。哪有那么多能用爱感化学生的老师？哪有那么多甘愿清贫的老师？哪有那么多愿意好好读书的三好学生？
大家都是普通人，但民众却把他们都当成了圣人。
这是最大的问题，圣人是心甘情愿的，不是逼出来的，而这个社会却在逼迫老师成为圣人。
最终的结果就是没人愿意去当教师，现实离理想中的形象越来越远。
感觉自己说的很乱，就这样吧，作为一个普通乡村教师的子女，这些事实在是不吐不快。
至于吐了会发生什么，就与我无关了，我也没指望几个人会看，看了也没几个能懂，甚至可能还会被骂。
算是自己对父母所在现状不满的一种发泄吧。
再强调：以上内容仅仅适用于大多经济欠发达地区，没有了解过发达点的城市中教师的具体情况，据我父母说，城市教师的待遇要比普通乡村公立中学好很多，不了解，不做评价。
❷ 中国在世界上最有名的科学家有那些
钱学森
1911年12月11日生，浙江杭州人，1959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博士学位。
1929年至1934年在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学习，毕业后报考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录取后在杭州笕桥飞机场实习。1935年至1939年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学习，获硕士学位。1936年至1939年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与数学系学习，获博士学位。1939年至1943年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研究员。1943年至1945年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助理教授（其间：1940年至1945年为四川成都航空研究所通信研究员）。1945年至1946年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副教授。1946年至1949年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副教授、空气动力学教授。1949年至1955年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中心主任、教授。
1955年回国。1955年至1964年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1965年至1970年任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1970年至1982年任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协副主席。还历任中国自动化学会第一、二届理事长，中国宇航学会、中国力学学会、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名誉会长，中科院主席团执行主任、数学物理学部委员。1986年至1991年5月任中国科协第三届全委会主席。1991年5月在中国科协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科协名誉主席。1992年4月被聘为中科院学部主席团名誉主席。1994年6月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是中共第九至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是中国航天科技事业的先驱和杰出代表，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和“火箭之王”。在美学习研究期间，与他人合作完成的《远程火箭的评论与初步分析》，奠定了地地导弹和探空火箭的理论基础；与他人一起提出的高超音速流动理论，为空气动力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56年初，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同年，国务院、中央军委根据他的建议，成立了导弹、航空科学研究的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并被任命为委员。1956年，受命组建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所——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并担任首任院长。他主持完成了“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规划，参与了近程导弹、中近程导弹和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直接领导了用中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参与制定了中国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参与制定了中国第一个星际航空的发展规划，发展建立了工程控制论和系统学等。在空气动力学、航空工程、喷气推进、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等技术科学领域作出了开创性贡献。是中国近代力学和系统工程理论与应用研究的奠基人和倡导人。
1957年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1979年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杰出校友奖。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989年获“小罗克韦尔奖章”、“世界级科技与工程名人”奖和国际理工研究所名誉成员称号。1991年10月获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的“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一级英雄模范奖章。1995年1月获“1994年度何梁何利基金优秀奖”。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授予他“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着有《工程控制论》、《论系统工程》、《星际航行概论》等。
钱三强
钱三强，原名钱秉穹，1913年出生于浙江绍兴，父亲钱玄同是中国近代着名的语言文字学家。他少年时代即随父在北京生活，曾就读于蔡元培任校长的孔德中学，16岁便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32年，又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1936年，钱三强毕业后，担任了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严济慈所长的助理。翌年，他通过公费留学考试，在卢沟桥的炮声响起之际，以报国之志赴欧洲，进入巴黎大学居里试验室做研究生，导师是居里的女儿、诺贝尔奖获得者伊莱娜·居里及其丈夫约里奥·居里。
1940年，钱三强取得了法国国家博士学位，又继续跟随第二代居里夫妇当助手。1946年，他与同一学科的才女何泽慧结婚。夫妻二人在研究铀核三裂变中取得了突破性成果，被导师约里奥向世界科学界推荐。不少西方国家的报纸刊物刊登了此事，并称赞“中国的居里夫妇发现了原子核新分裂法”。同年，法国科学院还向钱三强颁发了物理学奖。
1948年夏天，钱三强怀着迎接解放的心情，回到战乱中的祖国。他回国不久就遇到1949年1月的北平和平解放，他在兴奋中骑着自行车赶到长安街汇入欢庆的人群。随后，北平军管会主任叶剑英派人找到他，希望他随解放区的代表团赴法国出席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中共中央还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拨出5万美元，要他帮助订购有关原子能方面的仪器和资料。看到共产党的领导人在新中国尚未建立时就有这种发展科学事业的远见，钱三强激动得热泪盈眶。从国外归来后，他于开国大典当天还应邀登上了天安门。
从新中国建立起，钱三强便全身心地投入了原子能事业的开创。他在中国科学院担任了近代物理研究所（后改名原子能研究所）的副所长、所长，并于1954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5年，中央决定发展本国核力量后，他又成为规划的制定人。1958年，他参加了苏联援助的原子反应堆的建设，并汇聚了一大批核科学家（包括他的夫人），他还将邓稼先等优秀人才推荐到研制核武器的队伍中。
1960年，中央决定完全靠自力更生发展原子弹后，已兼任二机部副部长的钱三强担任了技术上的总负责人、总设计师。他像当年居里夫妇培养自己那样，倾注全部心血培养新一代学科带头人，在“两弹一星”的攻坚战中，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核专家，并在这一领域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发展速度。人们后来不仅称颂钱三强对极为复杂的各个科技领域和人才使用协调有方，也认为他领导的原子能研究所是“满门忠烈”的科技大本营。
晚年的钱三强身体日衰，仍担任了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中国核学会名誉理事长等职务。他一直关心中国核事业的发展，强调不仅要服务于军用还要供民用。1992年，他因病去世，终年79岁。国庆50周年前夕，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钱三强追授了由515克纯金铸成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表彰了这位科学泰斗的巨大贡献。
赵九章
(1907年10月15日—1968年10月26日)，出生于河南开封。气象学、地球物理和空间物理学家。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51年加入九三学社。九三学社第三、四、五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赵九章出身中医世家，幼年就读于私塾，预备从事文学。在“五四”运动影响下，改学科学，立志“科学救国”。1933年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后，赵九章通过庚款考试，于1935年赴柏林大学从师气象学家H�von�菲克尔。
赵九章1938年获德国柏林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西南联大任教，1944年经竺可桢教授推荐，主持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工作，承担起继竺可桢之后中国现代气象科学奠基的重任。1946年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迁往南京北极阁，成为我国现代气象学研究的重要基地之一。解放战争后期，气象研究所奉命迁往台湾，赵九章和所内科学家们一起留下来迎接新中国的诞生，为祖国的气象事业立下不可磨灭的功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赵九章促进组建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在赵九章主持下，该所很快发展成一个人才济济的科研机构。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兰州高原大气物理研究所等研究所中一批有成就的科学家都直接或间接受过赵九章的指导。
赵九章1956年任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气象组组长，1958年和1962年连续两届当选中国气象学会理事长。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赵九章在气象学、地球物理学、空间物理等领域做出了突出贡献，并为科学事业培养了大批人才。
新中国成立初期，技术力量薄弱，赵九章与涂长望携手合作，组建联合天气预报中心和联合资料中心，为新中国气象事业中两个最基本的分支(天气分析预报和气象资料)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他和几个有名的科学家在这两个联合机构中担任业务领导并从事实际工作。
赵九章把科学的发展与国民经济联系起来，做出了重要贡献。20世纪50年代初，赵九章主张在广东等地以种植防风林带方式改变局部小气候，为橡胶移植到亚热带地区创造了条件。50年代中期，国际上开始人工降水研究，在赵九章的积极倡议下，在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研究人工降水，使我国的云雾物理研究开展起来，并取得了暖云降水理论和积云动力学等研究成果。
赵九章十分重视气象学的现代化建设。50年代初，他通过大量的工作和研究，及时提出气象学要数理化、工程化和新技术化，并在工作中贯彻这一指导思想。这对我国气象学的现代化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50年代初，计算机的问世使天气预报从定性向定量化的发展具备了条件，赵九章支持、鼓励刚从国外回来的顾震潮应用手算图解法解微分方程，从而使我国的数值预报发育成长起来，并培养一批科技力量。当我国第一台计算机出现后，数值预报研究和业务就开展起来了，为60年代末我国正式发布数值预报奠定了基础。同时赵九章十分重视把新遥测和遥感技术应用到大气科学中。50年代中期，他支持应用空气动力学的风洞和先进的测试仪器研究大气湍流。在赵九章极力推动下，中国仅有的两个臭氧观测台建立了，这为研究大气中的臭氧成分打下了基础。
根据国家建设的需要，赵九章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海潮观测研究对于我国国防和经济建设具有重大意义，但在当时却是空白。50年代初，赵九章亲自指导开展我国海区海浪及波谱的研究，研制出观测设备和一整套观测分析仪器，为认识我国海域的波浪特征，开发海洋资源做出了贡献。
赵九章是中国人造卫星事业的倡导者和奠基人之一。他积极促进空间科学发展。从50年代后期开始，赵九章以极大热情投入我国空间事业的创建工作。1958年，赵九章是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二部的主要技术负责人，负责卫星研制的各项准备工作。同年10月，他提出“中国发展人造卫星要走自力更生的道路，要由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的重要建议。60年代三年困难时期，赵九章及时调整发展计划，把主要力量放到投入资金和人力较少的气象火箭，逐步开展其他高空物理探测，同时探索卫星的发展方向。60年代初期，中国科学院成功地发射了气象火箭，箭头仪器舱内的各种仪器及无线电遥测系统、电源及雷达跟踪定位系统等，都是在赵九章领导下由地球物理研究所研制的。他们还研制了“东方红1号”人造卫星使用的多普勒测速定位系统和信标机。
1964年秋，赵九章不失时机地向国务院提交了开展卫星研制工作的正式建议，引起中央的重视。1965年3月，中央批准中国科学院提出的方案。1965年10月起，在中国科学院领导主持下举行了卫星建造总体方案的进一步论证，会上赵九章提出了重要意见。
紧接着，负责实施人造卫星发展计划的651设计院成立，赵九章主持科学、工程技术方面的工作。他对中国卫星系列的发展规划和具体探测方案的制订，对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返回式卫星等总体方案的确定和关键技术的研制，起了重要作用。1985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赵九章在科学研究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赵九章是中国动力气象学的创始人。1938年，赵九章把数学和物理引入气象学，研究信风带主流间的热力学，完成了我国第一篇动力气象学论文——《信风带主流间热力学》。
行星波斜压不稳定的概念是赵九章首先提出的。1945年，赵九章指出，实际大气在斜压状态下可以是不稳定的，即振幅将随时间增长而形成天气图上观测到的气压场的槽、脊分布和发展，这是现代天气预报的理论基础之一。1946年赵九章在芝加哥大学做这一学术报告时，引起国际气象学家的高度重视。在气象学发展史上公认“公元1946年，中国赵九章提出行星波不稳定概念”。
20世纪60年代初，赵九章指导他的学生，研究了地磁扰动期间史笃默(Stormer)捕获区变化和带电粒子穿入地磁场的机制等，并着有《高空大气物理学》专着。
在他领导下还完成了核爆炸试验的地震观测和冲击波传播规律，以及有关弹头再进入大气层时的物理现象等研究课题。
赵九章是优秀的科学家，也是热心的教育家，培养了众多的科学人才。他勤于治学，也热心育人，我国一些着名气象学家叶笃正、顾震潮、陶诗言、顾钧禧、郭晓岚等都受过他的指导。赵九章重视基础教育，他任地球物理所所长职务期间，于1958年一手创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地球物理系，提出以“所系结合”的方式办系，亲自主讲高空物理学并指导研究生。赵九章重视人才，培养提拔人才，周秀骥、曾庆存、巢纪平等都是赵九章不断给予关心、爱护和鼓励而成长的杰出科学人才。
赵九章鼓励学生要有自己的创见，注意培养民主的学术气氛，他组织的海浪组、磁暴组等研究集体，每周举办学术讨论会，中心发言之后，接着是热烈的争辩。在这个研究集体中，进行各种日地相关现象的研究，取得了一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成果，为我国空间物理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赵九章未能等到1970年4月24日那一刻。当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时，这位享誉国内外的卓越科学家已于一年半前含冤去世。人们是不会忘记这位把自己全部心血倾注在科学事业的科学家的。1997年，在赵九章先生诞辰90周年之际，由王淦昌等44位着名科学家倡议，并经中央批准为赵九章先生树立铜像，以缅怀他为我国的科学事业所作出的贡献。1999年在国庆5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隆重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赵九章院士是其中一位。
王大珩
(Wang Daheng, 1915.2—) 男。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应用光学专家。
江苏苏州人。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38年赴英国伦敦帝国学院留学，专攻应用光子学，1940年获硕士学位。1942年被英国伯明翰昌斯公司聘为助理研究员。 1948年回国后，任2年大连大学应用物理系主任，后在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担任了30多年所长。还曾任哈尔滨科技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仪器馆馆长，国防科委十五院副院长，中科院长春分院院长、电机所所长，吉林省第四届政协副主席，中国光学会、中国计量测试学会理事长，中国仪器仪表学会副理事长。1955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委员。197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3年后曾任中科院科技部副主任、主任。1986年当选为中国科协第三届副主席。1993年5 月当选为中国尖端技术与产业管理研究会名誉会长，第二届中国退（离）休科技工作者团体联合会副会长。
1994年6 月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主席团成员。1994 年12月任中国老科技工作者基金会会长。此外，还曾任中国光子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仪器仪表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计量测试学会名誉理事长、北京市科协主席。是中共十二大代表，第三至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对中国技术光学、激光、光学计量、光学玻璃和光学工程等研究较深。指导研制成功多种光学观察设备。为中国应用光学、光学工程、光学精密机械、空间光学、激光科学和计量科学的创建和发展做出杰出贡献。六十年代以来，制成中国第一台激光器，第一台大型光测装备和许多国防光学仪器。七十年代主持制定了全国第一个遥感科学规划，领导了综合性的航空遥感试验。1986年3 月和陈芳允、杨嘉墀、王淦昌等4 名科学家向中央提出“发展中国的战略性高技术”的建议，得到邓小平同志批准，由此国务院发出了“高技术发展计划纲要”的通知，这一“纲要” 被称为“863 计划”。
1979年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1985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995年1 月获得1994年度“何梁何利基金优秀奖”。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授予他“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郭永怀
山东省荣成市人，1909年生，男，中共党员，空气动力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1935年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1940年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应用数学系留学并获硕士学位。1941年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理工学院研究可压缩流体力学，1945年获博士学位后留校任研究员，1946年起在美国康奈尔大学任副教授、教授。1957年回国后，历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力学学会副理事长，二机部第九研究所副所长、第九研究院副院长等职。1968年逝世。
在我国原子弹、氢弹的研制工作中领导和组织爆轰力学、高压物态方程、空气动力学、飞行力学、结构力学和武器环境实验科学等研究工作，解决了一系列重大问题。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