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中国人是怎么命名年的

❶ 谁命名中国china之名 年月

China/中国——为无名国度命名
“中国”的发明
1871年，一位身在巴黎的晚清官员不满欧美人给中国起的名字：“按彼此立约通商数十年来，西人既知中国曰大清，曰中华，核罩何仍以‘斋那’（China）、‘吉那’（China）、‘什音’（La Chine）、‘芝那’（Shina）、‘吉塔’（Cathay）等名呼之？且中国自古迄今四千余年，从无此名，不知西人究何所奉而以是名呼之耶？”这位叫作张德彝的官员无疑是对的，他认识到外国人和大清国民在为中国命名方面存在的差异。更让人吃惊的是，他将“清”与“中国”并列起来。虽然“中国”在这里指的是“清朝”，但是它本身却没有相应的指示物，尽管这一词汇非常古老（“自古迄今四千余年”）。
在张德彝写下不满仅仅几年后，着名的客家外交家兼学者黄遵宪写道，“考地球之国，若英吉利若法兰西，皆有全国总名。独中国无之。”二十年后（1900年），梁启超补充道，“吾中国有最可怪者一事，则以数百兆人立国于世界者数千年，而至今无一国名也。”“中国”不是国名；它的名字还尚待给出。那么当时“中国”是什么意思，为何它在梁启超说的“无名之国”仅仅十年后，就成为了国家的名字？在这个无名的国度里，人们更喜欢用王朝来称呼他们所属的国家，这一致命的特点使得他们无法命名自己居住的地方。
“中国/China”这一概念，伴随其五千年的历史，已经深深植根于当代意识，以至于我们很难昌明想象它曾经的“无名”带给梁启超、章太炎、杨度以及同时代很多知识分子的痛苦。他们那一代人，可以被描述为中华帝国的最后一代思想家，也是中国的第一代民族主义者。这一代人作出的分析甚至让敏锐的学者都感到惊讶。在最近关于19世纪中国跨语际交流的研究中，刘禾考察了“现代世界形成过程对中国的建构”。刘禾翻译上文张德彝的那段话时，把两处“中国”都翻译成“我国”（my country），这种翻译虽然并非不正确，却具有误导性，因为正如“country”一词所暗示的，刘禾的翻译将张德彝所使用的术语指涉为这片土地和人民。解读从20世纪到更早时期对“中国”这一词汇的使用时，存在这样一种倾向：杰出的文献学家梅维恒（Victor H. Mair）在近期的一篇文章中，根本拒绝用“China”来指涉过去，而选择使用“东亚核心区域”（East Asian Heartland）这一短语。1911年中华民国建立后，“中国”变成了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名称。而在这之前，梅维恒的短语似乎更接近“中国”的本意。
梁启超和同时代的民族主义者与张德彝之间的区别，不仅仅在于后者乃清朝官员，而前者具有反清立场。稍微夸张地说，二者真正的区别是两种关于世界的不同历史意识的区别。清朝的子民并不是出于强制而这样看待自身。不仅对于官员，而且对于普通人民来说，政府耐氏告的名称便是国家的名称。海外华人用王朝来计算时间；东南亚的华人寺庙里19世纪的匾额都是以朝代（大清国）和皇帝年号（通常是光绪）来标记时间的。“中国”一词在之后的几十年里，逐渐向上升级为国家与政权的名字，这一段历史也是该时期政治意识转型的历史；那段时期，民族国家的观念取代了帝国、王朝的观念，而“中国”一词开始代表一个民族国家，其历史覆盖了全部的时间，而在此之前，历史都是以王朝更替来记载的。当梁启超这样的民族主义者用“新的民族目的论”来审视“中国”一词旧有的用法时，他们看到的并非是一种发源于不同世界的意识，而是前人所缺乏的历史和政治意识，也即历史和政治意识的失败。在前文引用过的同一篇文章中，梁启超指出了前人造成国家衰弱的三个失败之处：不知道国家和天下的区别；不知道国家和朝廷的区别；不知道国家和国民的关系。
与从清朝到“中国／China”的转变相伴随的是将中国发明成一个民族国家。名称的变化是更宏大进程的一部分，这一进程调动了各个学科，包括历史学、地理学、考古学以及人种学，来对民族国家进行建构。“中国”一词，随着此后的革命进程将获取不同的意义，不同的对手对它的理解也截然不同。这一过程在某些方面仍在继续，虽然与一个世纪前的情况大有不同。
20世纪中国的历史学家和文献学家为追寻“中国”一词的起源和意义下了很大的工夫。根据一项完整的调查—此调查用20页的篇幅罗列了秦统一前“中国”一词的使用情况，王尔敏定义了 19 世纪之前“中国”一词所涉及的五种含义：
（1）京师；（2）国境之内；（3）诸夏之领域；（4）中等之国（周朝较小诸侯的王国，当时周被称为“天下”）；（5）中央之国。
以上含义无一指涉现代民族国家。在帝国时期开始后的两千年里，“中国”一词不再具有重要性，它通常指的是王朝的中心，或者用来区分华夏与北方草原游牧部落之间的疆域（讽刺的是，华夏是北方和西北的部族联盟，起源于非汉族，却被中原人用来当作自己的名字，例如“中华”或者“中夏”）。在前面提到的研究中，刘禾考察了清朝和欧美霸权在语言学意义上的遭遇，这一遭遇导致具有长久历史的词语意义发生了剧烈变化，产生了我们今天在英语（和其他欧洲语言）中理解的“China”以及汉语中的等价词语，特别是今天居住在那里的人们用以称呼自己国家的名称—中国。这也意味着，那里的居民，“Chinese people”，便有了“中国人”这一等价语。
刘禾通过追溯“夷”这一词语意义的变化来证明上述变迁。它最初指的是“外来的”，但是自1830年代起开始指“野蛮的”。这一变化是为了履行条约义务，而对词语意义进行了定型，而这次与中国签署条约的是英国人。对“外来”意义的定型，同时限定了词语的内在意义，从而产生了华夷之分，这不仅会带来严重的外交后果，也让中国居于文明的核心。因为“中国”一词的字面含义是“中央之国”。列文森将19世纪的变革描述为“从天下到国家”，预示了中国空间的自我认知从“世界”缩小为诸民族国家中的一个。但是这一全新的用法也含有扩张的一面。至18世纪，“中国”一词从一个高度地方化的、对应于帝国中心的空间概念，或者一个“原始”的文明空间概念，变成了一个民族国家的疆域概念，它覆盖了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的区域。
刘禾的分析提醒我们，正如“夷”这一词语，“China”最终变成了单数，并在汉语中与“中国”相对应。虽然在19世纪，它仍然受到许多清朝官员或知识分子的抵制，但是却从外文用法中获得了现实地位。当“中国”一词于周代后期最初出现时（大约公元前一千年晚期），它指的是多个王国，并且经常用作复数——“中央诸国”（Central States）。刘禾提供的材料证明，19世纪，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和官员仍旧这样理解这个词。但在19世纪的进程中，面对涌现的国际秩序及其所带来的压力，“中国”成为了单数，指的是有着确定疆域的国家，以及正在生成中的中华民族。按照刘禾的说法，这一意义是“跨语际遭遇”的产物，为古老的词语注入了全新的意义。
到1860年代，这些用法进入了清朝外交文件中。可以看到的是，这一时期，“China/中国”两个词语在国际条约的翻译之中发生了连结，成为了对等物，指的既是领土，又是建立于这一领土之上的国家。“中国”一词出现在官方文件中的频率不断增加，特别是对外国文件中提到“China”一词作出回应时，几乎可以与“大清国”互换使用。它不再指“中央的诸国”；当用来表述一个单数的主权实体中国时，该词的历史指示物消失了（并且最终被遗忘了）。刘禾的说法并不牵强，正是翻译的过程最终使得“中国”成为了国家的名称，自此这个国家便以“China”的各个变体而为国际社会所认知。
再举几个例子便足可以说明问题。亨利·惠顿（Henry Wheaton）《万国公法》（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的中文版于1864年首次问世，其中的世界地图使用了“中国”这两个汉字来指示今天中国的区域，“大清国”仍旧被用作清朝的官方称谓。例如，1869年的《中秘通商条约》第十九条将签署国称为“大清国”与“大秘国”。如果不进行更彻底和更系统的分析，我们很难知道究竟是什么决定了称谓的选择。看上去有可能是，当指示机构时，更多采用“大清国”，但这只是我的一个印象。更重要的做法是，比较在同一处地方所使用的“大清国”和“中国”，甚至更有意思的是考察条约中提到“中国人”的地方。
同样值得强调的是，使用名称的第一个字来表示全名（例如以“中”来表示“中国”或以“秘”来表示“秘鲁国”），这一缩略形式引入了另外一层抽象因素。国家由名字的第一个音节来代表，而所有具体的指代都整合到发音中，这一音节也因此毫不含糊地指涉一个实体—中国。比起“中国”在官方文件和备忘录中的频繁使用更能说明问题的是“中国人”的提法。在1860年代的文件里，“华人”和“华民”仍然是提到海内外中国人时最通常的一种用法（如“广东华民”）。但是，文件中也充斥了“中国人”、“中国工人”的提法，至少还有一次提到“秘鲁之中国人”。这至少表明了去疆域化中国人观念的出现，它要求“中国”作为国家在其领土疆域之外承认中国人并对他们负责。
当20世纪初的晚清知识分子开始关注这一问题时，外交实践已经建立了“China”与“Chineseness”的现代观念，而汉语的对应词便是“中国”和“中国人”。在我们能够解释为什么这些实践将“中国”作为“China”的对应词之前，还需要更多的研究。但是如果我们将梁启超的解决方案作为当时的一个典型的话，最终使用这一术语来称呼这个民族，应当是出于实际的原因。在上文已经引述的段落中，梁启超说，既有的王朝机构和外国观念（China，Cathay等）都不能提供一个可替代的方式来为“吾史”命名。“万无得已……称之曰中国史”，他写道，因为这一术语乃“吾人口头所习惯者”。大约三十年后，历史学家柳诒徵为“中国”一词的使用提供了一个类似的证据。最近，一位历史学家认为，“中国”一词的意义变化既是与过去的决裂，也是对过去的延续。这一矛盾性抓住了现代中国与其历史之间的矛盾关系。
为国家命名只是“发明中国”的第一步。更具挑战性的下一步，则是将领土、人民及其历史中国化。梁启超于 1902 年发表的《新史学》，便试图实现这一目标。既然“China/中国”的新观念是与欧洲现代性遭遇的产物，后者也为实现这一目标提供了工具，新的历史学科便是工具之一。其他工具还包括地理学、人种学和考古学。早在中华民国取代清朝之前，历史教育已经在制造“新国民”方面开始发挥作用，直到今天它仍然非常重要。同样重要的还有地理学，它试图带来一种关于“中国”空间的新意识。同时，考古学将“中国人”的起源带回到更加远古的过去。而人种学则在新兴的社会学与人类学学科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因为它关系到从族群多样性中完成民族建构的任务。
不过，对于历史的考察仍然充满了矛盾。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便是族群构成的问题，这一问题关系到如何将“天下”转变成一个同质的民族国家。“中国”这一全新的意识将中国视为在生物和文化上的统一体，这一观念与过去多民族之天下帝国的历史事实产生了冲突。族群意识不仅未能确认民族的同质性，反而使民族空间族群化了。1980年代以来，对“中华民族”的质疑再次成为学者考察的对象，这一次是由费孝通对于中国“多元一体”的描述引起的。费孝通在“民族自在”和“民族自觉”之间作了区分，这是对马克思阶级意识划分的一种延续。在某种程度上，意识在将一致性带入到不完整实体时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费孝通所作的区分不仅表明了当下与过去的联结，而且指出了当下与过去存在的差异。

❷ 为什么我们国人的姓名不超过四个字，外国人的姓名那么长

我们在看美剧的时候，经常会记不住角色的名字，剧中角色的名字实在是太长了，少的可能有七八个字，长一点的可能有十多个字，实在是非常难记。中国人的名字就好记很多，一般都不超过三个字。我国和外国人的名字字数不一样，主要还是我们命名的方式不一样。

外国和中国名字不一样，主要还是两国的文化不同，取名习惯不一样。大道至简，我认为中国人取名的方式还是比较科学，不会像外国人名字那样过长。可能也是汉字博大精深，一个字就有很深的内涵了，不需要多个字来表达。

❸ 春节的传说

1.春节传说之一：熬年守岁放鞭炮

熬年守岁，其实就是在一年的最后一天夜里不睡觉，熬一整夜来迎接新的一年。想必大家都是在一亲人一起开着春晚搓麻将、打牌中度过这一晚的，探究这个习俗的来历，民间流传着这样的一个小故事：

相传在太古时期，有一种叫“年”年的怪兽会在每年的天黑以后出来吃人，鸡鸣破晓后便返回山林中，百姓们便把“年”肆虐的一夜视为关口来煞，称作“年关”。

为了平安度过这一年，百姓们每到这一天晚上，都会提前做好晚饭，关好门窗，躲在屋里全家老小一起吃“年夜饭”，由于这顿晚餐具有凶吉未卜的意味，所以置办得很丰盛，还要在吃饭前先供祭祖先，祈求祖先的神灵保佑，平安地度过这一夜，吃过晚饭后，谁都不敢睡觉，挤坐在一起闲聊壮胆。后来大家又发现“年”最怕红色、火光和炸响。

因此，每年熬年守岁，其实就是在一年的最后一天夜里不睡觉，熬一整夜来迎接新的一年。想必大家都是在一亲人一起开着春晚搓麻将、打牌中度过这一晚的，探究这个习俗的来历，民间流传着这样的一个小故事：

相传在太古时期，有一种叫“年”年的怪兽会在每年的天黑以后出来吃人，鸡鸣破晓后便返回山林中，百姓们便把“年”肆虐的一夜视为关口来煞，称作“年关”。

为了平安度过这一年，百姓们每到这一天晚上，都会提前做好晚饭，关好门窗，躲在屋里全家老小一起吃“年夜饭”，由于这顿晚餐具有凶吉未卜的意味，所以置办得很丰盛，还要在吃饭前先供祭祖先，祈求祖先的神灵保佑，平安地度过这一夜，吃过晚饭后，谁都不敢睡觉，挤坐在一起闲聊壮胆。后来大家又发现“年”最怕红色、火光和炸响。

因此，每年除夕，家家贴红对联、燃放爆竹；户户烛火通明、守更待岁初一一大早，还要走亲串友道喜问好。这风俗越传越广，成了中国民间最最隆重的传统节日。

守岁习俗兴起于南北朝，人们点起蜡烛或油灯，通宵守夜，象征着把一切邪瘟病疫照跑驱走，期待着新的一年吉祥如意。这种风俗被人们流传至今。除夕，家家贴红对联、燃放爆竹；户户烛火通明、守更待岁初一一大早，还要走亲串友道喜问好。这风俗越传越广，成了中国民间最最隆重的传统节日。

守岁习俗兴起于南北朝，人们点起蜡烛或油灯，通宵守夜，象征着把一切邪瘟病疫照跑驱走，期待着新的一年吉祥如意。这种风俗被人们流传至今。

2.春节传说之二：万年创建历法说

相传，在古时候，有个名叫万年的聪明小伙儿，常年被混乱的节令所困扰，就有了把节令定准的打算。一天，他上山砍柴累了，坐在树阴下休息时，无意间受到树影的移动启发设计出了可以测定一天时间的晷仪，后来，又在山崖上的滴泉启发下做了一个五层漏壶，来计算时间。天长日久，他又发现四季轮回的规律。

作为一个有抱负的青年，万年决定为国分忧，就带着日晷和漏壶去见但是的国君祖乙，为他讲清了日月运行的道理。祖乙听后龙颜大悦，在天坛前修建日月阁，筑起日晷台和漏壶亭。希望万年创建历法，为天下的黎民百姓造福。

一次，祖乙在登上日月坛时，看见天坛边的石壁上刻着一首诗：

日出日落三百六，

周而复始从头来。

草木枯荣分四时，

一岁月有十二圆。

万年指着天象，对祖乙说：“现在正是十二个月满，旧岁已完，新春复始，祈请国君定个节吧”。祖乙说：“春为岁首，就叫春节吧”。据说这就是春节的来历。后来，国君为纪念万年的功绩，便将太阳历命名为“万年历”，封万年为日月寿星。以后，人们在过年时挂上寿星图，据说就是为了纪念德高望重的万年。

3.春节传说之三：“压岁钱”的来历

传说古时候有一种身黑手白的小妖叫“祟”，每逢大年三十的夜里都出来害小孩。他只要用那双惨白的手在熟睡的小孩额头摸三下，小孩子就会发高烧，讲呓语；等到几天后高烧退去，原本聪明伶俐的孩子就变得神志不清，呆头呆脑了！

人们害怕“祟”来伤害自己的孩子，就在这一天通宵灯火团坐不睡，“守祟”保护孩子。后来有一户姓管的人家老来得子，为了保护这来之不易的孩子，他们在这一晚就逼着孩子玩耍，用红纸包八枚铜钱，小孩拆了又包，一直到睡下。但这夫妻俩可不敢睡，守在孩子身边。半夜狂风骤起，“祟”又来张狂而来，当它得意地准备用手去摸孩子的额头时，枕边突然裂出一道亮光，“祟”吓得魂飞魄散，仓惶而逃。后来这对夫妇把“红纸包铜钱”的事告诉大伙儿，家家户户也就年年按照这样的方法防“祟”，小孩子们再没被伤害过。

据说这八枚铜钱是八仙变的，暗中保佑孩子平安。红包“压祟”的习俗也延传至今，因“岁”与“祟”谐音，“压祟”发展到现在也就自然叫做“压岁”了。

4.春节传说之四：贴春联和门神

据说贴春联的习俗，大约始于一千多年前的后蜀时期，春联的原始形式就是人们所说的“桃符”。

在中国古代神话中，有个鬼界，当中有座棵覆盖三千里桃树的山，树上有只金鸡。每当清晨金鸡长鸣时，夜晚出去的鬼就必赶回。负责看守鬼界大门的两个神人叫神荼、郁垒，如果鬼在夜间干了伤天害理的事，他们就会立即将它捉去喂虎，所有的鬼都怕他们。于是民间就用桃木刻成他们的模样，放在自家门口，以避邪防害。

后来，人们干脆在桃木板上刻上神荼、郁垒的名字，认为这样做同样可以镇邪去恶。这种桃木板后来就被叫做“桃符”。

到了宋代，人们便开始在桃木板上写对联，一则不失桃木镇邪的意义，二则表达自己美好心愿，三则装饰门户，以求美观。又在象征喜气吉祥的红纸上写对联，新春之际贴在门窗两边，用以表达人们祈求来年福运的美好心愿。由于我国民居的大门，通常都是两扇对开，所以门神总是成双成对。

唐朝以后，除了以往的神荼、郁垒二将以外，人们又把秦叔宝和尉迟恭两位唐代武将当作门神。相传，唐太宗生病，听见门外鬼魅呼号，彻夜不得安宁。

于是他让这两位将军手持武器立于门旁镇守，第二天夜里就再也没有鬼魅搔扰了。其后，唐太宗让人把这两位将军的形象画下来贴在门上，这一习俗开始在民间广为流传。

(3)我们中国人是怎么命名年的扩展阅读：

1.春节，中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是传统上的农历新年。春节俗称“年节”，传统名称为新年、大年、天腊、新岁，口头上又称度岁、庆新岁、过年。

2.中国人过春节至少已有4000年以上的历史。在民间，旧时传统意义上的春节是指从腊月的腊祭或腊月二十三或二十四的祭灶，一直到正月十九日。在现代，人们把春节定于农历正月初一，但一般至少要到农历正月十五（上元节）新年才算结束。

3.在春节期间，中国的汉族和一些少数民族都要举行各种庆祝活动。这些活动均以拜祭神灵、祭奠祖先、除旧布新、迎禧接福、祈求丰年为主要内容，形式丰富多彩，带有浓郁的各民族特色。受到中华文化的影响，属于汉字文化圈的一些国家和民族也有庆祝春节的习俗。春节是个欢乐祥和的节日，也是亲人团聚的日子 。

4.人们在春节这期间都尽可能地回到家里和亲人团聚，在这节日里亲朋好友之间走访拜年，表达对亲朋间的情怀以及对新一年生活的美好祝福。

5.春节是中华民族最隆重的传统佳节，同时也是中国人情感得以释放、心理诉求得以满足的重要载体，是中华民族一年一度的狂欢节和永远的精神支柱。春节与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并称为中国四大传统节日。

6.“春节”民俗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