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中国人为什么没有信仰求解
邓晓芒教授以四点来作深刻的剖析:中国人什么时候有过人文精神、什么是真正的信仰、中国人为什么缺乏信仰、我们可能有什么信仰。他的演讲风趣，思想深邃给人以深刻启迪。他说，我们可以建立超越宗教和教派上的精神层面上的信仰追求。真善美可以作为信仰，其前提是要求个人独立，形成保障思想自由的体制和自由精神对话的氛围。当前要紧的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做好人格建设的任务，促进个人精神生活达到自我意识的觉醒。
讲座一开始，邓教授就提出一个问题＂我们什么时候有过真正的信仰＂．他谈到90年代曾经有人讨论过中国人文精神失落的问题，但最终没有结果．他说，实际上＂中国人文精神的失落是一个假命题＂．中国的精神不是人文精神，而是自然精神，天地精神．纯粹的人文精神是不会因物质环境的改变而改变的，因而也就不会有人文精神的失落的问题．人文精神具有超越性，它是纯粹的精神，与物质完全分离，而中国的精神却是建立在自然界之上的，以人为本的，与世俗紧密联系的精神，也就是说中国人没有真正的信仰．首先，什么是真正的信仰呢？
最初的信仰源于宗教，而宗教主要有自然宗教、实用宗教、自由宗教。自然宗教更多的是迷信，实用宗教起源于古罗马，是统治者统制人民的工具；而自由宗教则是真正的宗教，其代表是基督教。
基督教强调不依赖耶稣的法力，反对迷信，推崇纯粹的精神超越。无怪黑格尔说，基督教是绝对宗教。现在答案揭晓了，真正的信仰是精神的独立，是一种纯粹的精神超越。邓教授说了一个故事。以前一个学生告诉他，自己信教了，问是什么教，说是基督教，再问为什么信教，答曰精神痛苦，又问为什么不信佛教，又答曰信佛教也可以。宗教真的彼此间无区别，只是像马克思所说，是人间的鸦片，因为它可以麻痹人们的精神吗？其实不然，邓教授说，佛教能给人安慰；而基督教则教人承担痛苦，树立独立人格。这就是绝对宗教所具有的特质。信仰不同于迷信，迷信多是与物质相连，有所求才会迷信。而信仰是一种内在超越，它甚至可以忽略温饱问题。真正的宗教推崇超出动物式的生存模式。基督教认为，上帝面前无贫富，它承认一切人都是自由的。有信仰的人，越谦卑越高贵。
那么，我们为什么没有真正的信仰？中国古代的张载有一个闻名天下的理想：为天地立心，为百姓立命，为往圣继绝学。邓教授说，这是典型的知识分子精英理想，有理想性，但无超越性，在解决百姓温饱问题后，很容易产生失落感，所以这并不是信仰。如果，我们今天为我们没有信仰感到悲哀，这不是我们信仰的失落，应该说是发现了我们信仰的真相。我们应该做的不是捡回我们的信仰，而是反思我们为什么没有真正信仰的原因，并且了解西方宗教信仰的根基。为什么没有真正的信仰？实际上，我们的自我意识没有独立，更谈不上用逻辑的眼光去分析我们的自我，去跳出，不断地跳出。当然，中国也有反思的思想，比如吾日三省吾身，也讲慎独，但这反思精神是一次性的，有个既定的标准，即用传统天道、天理，以三皇五帝传下来的那套法则来反思自己，看自己是不是符合，不符合就自我批评，符合就继续做下去。这是一次性的，不能不断地跳出自我。这是中国人自我意识没有独立起来的明显体现：没有建立独立的内心的精神生活，也没有个人独立的精神需要。个人与群体是融合为一，不可分割的。天理、天道都是群体的法则，个人不能例外，亦不能跳出去；相反，个人必须用这套现成的法则来办事、来衡量。它是一套既定的标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该怎么样等等，从远古时代就这么传下来，没什么道理可讲的。中国人从生下来就生活在这种群体关系之中，很难有独立的精神生活和精神世界。
所以，中国人在懂事之后，就更加自觉地把自己沉默在群体之中，比如说，他受到委屈和伤害，只有在群体中才能找到安慰，或者说就能找到安慰，因为他没有更高的精神要求。西方人在群体中、家庭中可以得到保护，但寻求不到精神安慰。因为他们个体独立了，有他个人的精神追求，与别人无关，在这方面，他们的痛苦和失败在群体中找不到安慰，必须寻求纯精神的上帝才能安慰他们。所以，中国人这种群体使人有一定的精神性，但这只是群体意义上的精神性，而且与群体的物质性是密不可分的，正如前面讲的，拯
2. 中国人为什么没有信仰
信仰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因为每个人都有内心的、精神上的渴望和需要。哲学教授邓晓芒在《》一文中认为，中国人“没有真正的信仰，是因为我们没有独立的个体，没有内心独立的精神和需要”。这个观点不完全正确。信仰，是一种社会心理，它反映特定的社会结构；它一般需要特定人群的支撑，因此一种信仰往往不是个人的，而是社会性的。譬如，中国人追求了很久的科学，科学这种事物也不是一两个人的事情，它同样具有社会性。国家出了一两个出色的科学家，不等于这个国家就崇尚科学并具备了科学精神。所以，本文认为的“中国人没有信仰”，是一个社会问题、传统文明的问题。 我们知道，世界上有几大代表性的宗教，它们就是不同种类的信仰。这些宗教往往是一种代表性的文明出现了的标志。因此，信仰与文明母体不可分离，在这个文明母体之下的人们，一般都会成为相应的教徒。例如，传统美国社会中的美国人一般都是基督新教的信奉者。同时，我们应该看到，文明一旦成长、进化，往往会与自己的母体发生一定的分裂。所以，当下的文明并不能够完全反映人们的信仰；因为信仰与文明母体的关系非常密切，几乎可以认为是等同的。也就是说，信仰有原始性、原生性。我们可以比喻地说，信仰，就是一种回忆，是女性祖先的子宫内的混沌、有待分娩的状态，它代表着温暖、舒适和生命永恒的希望。因此，不同的环境可以产生出不同的信仰。原始图腾多种多样，鸟兽虫鱼、石头草木，成为了不同部落顶礼膜拜的对象。 宗教都有种族性、区域性的特点，它一般都有自己的神灵。这些神灵创造世界，发布教义，指明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犯罪，目的就是维持一种人世间的社会秩序。世界上几大代表性的宗教都产生于文明社会（以文字的出现为标志），而这些宗教应该是更早的原始宗教发展的产物。而原始宗教又是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留下来的。所以，所有的宗教也是一种民族记忆和回忆；不同的宗教也由此成就了它的种族性和区域性。由于宗教是一个区域之内的人们的共同心理结构，因此，各大宗教社会都经历了“政教合一”的国家模式。但由于文明的发展和世界文化交流的扩大，这种国家模式终于又被人们打破了。可见，宗教也是一种族群意识。族群意识的觉醒既是好事，但也可能是坏事。在《群氓之族》一书中，作者伊罗生认为：族群意识可以建立一个国家，也可以撕裂一个国家。 在文明高度发达的当下，人类的精神世界越来越趋于分裂，在没有得到彻底解放之前，人类再次将目光往历史的深处探寻，并试图借此来消解精神的彷徨无助。寻根意识的兴起，其实就是寻找精神家园、信仰和宗教。但是，对于普罗大众而言，根在哪里，往往不可求得。个体的人在越来越复杂的社会中，就像一根漂浮在河流之中的落草。寻根不得的结果，就是皈依宗教。在一种模糊的历史意识和来世意识之中，希望自己能够得到永生。但是，我们应当清醒的是，真实的世界却是向死而生的。人，本来就不是属于自己的，他的命运在于群体的关系和结构之中。生、死本身也没有多大区别，你、我、他、她，也没有实质性的区别。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认为“众生平等”。但是，这些宗教同时告诫信徒“不要信别的神”——它也是摩西十戒中的第一戒，然而，这个教义恰好表明了，这个世界上还有别的神存在。因此，它在逻辑上是非常矛盾的。人们往往忽略了这样的一个事实——正如摩尔根所说的一样：人类拥有一个共同的起源。但是，理性无法代替宗教信仰，二者大多数时候是相互冲突的。当代社会的危害来自理性的泛滥，而现代以前，不同的宗教信仰也导致了人类的巨大冲突和历史悲剧。 但是，“不要信别的神”的教义并非完全没有道理。简单地说，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风土人情，有自己的特殊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在世界逐步走向融合的今天，坚持自己的“神”、自己的宗教信仰，但又不至于彼此侵犯，肯定是好事，是价值多元的体现。韦伯认为，现代社会就是一个诸神并存的社会，尽管信仰不再像过去那样“迷魅”，人们的精神世界越来越趋向理性。但是，理性并非惟一的，非理性同样有存在的理由。例如自由主义所信奉的宪政，往往是以欧美为典范的。但是，一味地追随西方的结果，可能反而被西方所抛弃。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欧美的价值观和文化已经渗透到了世界每个角落。其结果就是被渗透的区域失去了自己，包括自己的价值观、文化，以及经济利益。例如，中国就是一个信仰别的神的典型。中国经济的外源性就是例证。我们在依赖国际资本的同时，民族产业却每况愈下，更加致命的是，中国几乎被外资经济垄断和控制了。可见，信奉自己的神是否能够坚守，需要一种民族竞争力。合理的民族主义是需要的。 问题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了自己的神。信仰是一种社会结构，但中国却缺少这样的培育信仰的社会结构。而且，中国人既没有民族精神，也不是一个公民社会。个中缘由，乃宗法伦理和政治权力的渗透，而改变了中国人的社会心态。除了伏羲女娲，中国是一个神话很少的国家；尽管中国历史文献浩如烟海，但是信史却只能从公元前841年开始计算。这大概是“文王演易”、孔子删改历史的“功劳”。自从孔子之后，中国人就“敬鬼神而远之”了。儒家学说是所谓的“入世”学说，注重的是现世的人伦实用。而且，中国学界主流至今都不承认，中国人是从非洲走过来的，我们坚持着中国人种的独立起源说。在抹杀原始记忆的同时，我们却树立起了若干个活着的“圣人”。这是权力作用下的“造神运动”。而这种“造神运动”不过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它不承认古始和真实。因此，中国人的“神”是“不务正业”的，它主要的功能是驯化百姓。 有意思的是，在中国人朝着“文明的罪恶”高歌猛进的时候，西方人却在返璞归真。不仅现代如此，近代西方文明的世界征服也是从打破基督教垄断世俗权力开始的。启蒙运动的一个特征就是“杜撰”出了一个人类的“自然状态”，再加上达尔文的进化论，这些都是典型的寻根现象。而在后现代西方，人们在承认诸神并存、价值多元的同时，更发现了人类的同源和同构。在上帝死了的震惊之后，人们发现大写的人也死了。这些西方思想，共同促成了这样一个事实——就像布什所说的那样：权力被关进了笼子之中。这是文明的真正的进步。以现代的这种文明，我们才可能发现古始的“道”。也就是说，人类可能通过这种渠道，返回到人类远古的女性共祖的子宫内，找到足以安顿心灵的和谐故园。但是，我们需要警惕的是，西方国家尽管出现了这样的了不起的思想成就，然而，国家作为迫不得已的恶，仍然在为资源和利益而争抢、侵略甚至杀戮。同样是那个被关进了笼子之中的布什，却悍然发动了伊拉克战争。可见，一切权力的不当利用，都可能制造罪恶。因此，在人类越来越趋同、正在成为一个整体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相反的力量仍然十分强大。伊罗生在《群氓之族》中写道：“面对世界资源与权力的前所未有的激烈争夺，人类社会正把自己撕裂，撕裂成越来越小的碎片。” 很多人担忧中国出现了什么“极端民族主义”，我觉得这是一种无根的民族主义和虚热的爱国主义，它并不可怕，对社会建构也毫无价值。“极端民族主义”思潮已经在20世纪末终结了，中国人已经没有力量在这个方面兴风作浪了。中国要兴起，在文化观念上，应该允许国家统一下的民族主义——但遗憾的是，这样的民族主义可能已经不存在了；同时，在政治形态上，中国应该实现更多的地方自治，培育地方政治的实验场。民族主义和地方自治的充分发展，就是在“矛盾”中寻找全体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增强族群认同的意识。这就是所谓“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之真正涵义。但是，如果将权力视为一种图腾，如果权力失去了公共资源的特性，如果权力不再亲近生命个体，我们就无法达到这个目标，这样的社会就是一个表面和谐实则分裂的社会。哲学教授邓晓芒的观点之所以不完全正确，是因为他没有看到，中国人由于没有信仰，缺少族群认同的意识，所以自我中心主义特别发达，这是回应权力作为图腾的最狡诈、最不道德的策略；反之亦然。同时，我们应该看到，消解权力图腾的过程，就是一个树立各自的信仰、发育各自的生命力的过程。“不要信别的神”积极的政治学意义就是，不要由权力来规定信仰——这种权力无疑是指来自任何国家和势力、集体的垄断性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