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周边政策怎么看待

① 如何看待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

一．开场叙述（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历史叙述）： 在西方列强来扩张到东方前，中国与周边地区和民族形成了一个和谐共处的关系，史称华裔秩序。在西方列强到达东方以后，先是以坚船利炮打开了周边国家的大门，在那里实行了长期的殖民统治，然后以这些地区为跳板，对中国进行侵略和蚕食。 新中国成立前后，大部分邻国也获得独立，中国与周边邻国之间的关系进入一个新的起点。 改革开放后，中国通过积极发展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为中国的国内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周边环境，逐步改善了与东盟、蒙古、越南、印度等周边国家的关系，大大改善了中国的周边环境。 进入新世纪，中国提出了“安邻、睦邻、富邻”思想，积极落实“以邻为伴，以邻为善”的政策，加强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和务实合作，化解热点，参与或促成一些多边机制，营造了一个和平稳定、平等互信、合作共赢的周边环境，创造了我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历史最好时期。但是近年来，中国与邻国关系中连续发生了一些摩擦和纠纷，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声音。 二．分析中国周边国家中的不利因素 1.中国周边地理环境的复杂性。 中国被称为“世界上邻国数目最多的国家”。中国不仅邻国的数量多，而且这些国家的情况十分复杂多样，这在整个世界上较为少见。中国所处周边环境特别复杂的性质，决定了在中国与邻国之间发生摩擦的概率要更大一些。 2.在中国与近邻国家之间，还存在着一些历史遗留下来的，未解决的边界问题。 其中包括中印边界问题、中日钓鱼岛问题，还有南中国海问题。在这些领土和领海的划界问题上，虽然中国希望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加以解决，但一些邻国不断采取各种手段，试图强化对争议地区的实际占领。这反映了周边某些国一种机会主义的心态，它们试图利用中国的和平主义政策，造成对中国不利的既成事实，谋取现实的利益，或者强化自身在未来边界谈判中的地位。 3.由于中国崛起带来的冲击。 这一冲击既有物质的层面，也有心理的层面。从物质层面上说，中国崛起，首先意味着东亚地区国家之间的实力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与实力对比的变化随之而来的，是国家之间相对地位的变化。随着中国经济地位迅速上升，日本东亚经济主导国的地位受到冲击。从发展趋势上看，似乎中国正在逐渐确立自身在东亚地区的主导地位。日本对这一前景并不是欣然接受，而是试图延缓这一进程，或者通过与其他国家联合的方式，制约中国影响力的上升。这就在一定时期内增大了双方发生摩擦的可能性。 与实力地位的起伏相伴随的，还有心理上的失衡。在日本、澳大利亚、韩国等国公众过去的印象中，中国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冲击了这种传统的心理印象。一部分人有意无意地把本国内部出现的种种经济问题，归结为中国经济竞争、中国货的大量涌入，也在客观上增强了其对中国的负面情绪。 三、分析中国周边国家中的有利因素 1.中国实力的持续上升。 在过去30年中，中国的综合实力获得了很大提升。不难发现，近两年在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中出现的不少摩擦，其实是由于中国实力上升带来的一个副产品。 国际社会普遍有一种预期，认为中国在未来不短的时期内，还会保持强劲的上升势头。也就是说，中国是一个继续处于上升进程中的国家。从根本上说，周边的这些国家并不愿意轻易得罪一个上升中的大国，因为从长远来说，这不符合它们的利益。这意味着，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中国与邻国关系中虽然会有一些不和谐的声音，但其程度和范围是有限的。周边关系中的摩擦，都不会发展到失控的程度。 2.中国在周边地区逐渐增大的影响力。 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贸易额巨大，是许多周边国家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同时，中国在周边国家的投资也在迅速增长。周边国家对中国经济影响力的扩大，持一种多少有些矛盾的心态，一方面欢迎由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所带来的经济机会；另一方面，也有一些防范心理，担心从经济上受制于中国。但不管怎么说，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关系，是双边关系中的一个重要稳定因素，这在几年前中日关系的“政冷经热”中已经有清晰的体现。 3.国际社会对中国战略意图的认知。 它们要判断，中国的实力足够强大以后，中国要干什么？中国会追求什么样的目标？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追求这些目标？在上个世纪90年代，很多周边国家对此感到焦虑，“中国威胁论”在周边地区比较盛行。中国提出了一系列政策理念和政策举措，来缓解这方面的焦虑，包括新安全观、和平崛起、负责任大国、建立一系列伙伴关系、提出睦邻、安邻、富邻的外交政策，推动建设和谐世界与和谐周边等等。此外，中国积极参与与周边国家的自由贸易区的建设，积极推动地区机制的建立和发展。中国与邻国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也在不断加深。现在，周边国家对中国战略意图的疑虑已经大大缓解。 四、最后陈述（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及应对策略） 虽然从表面上看，近两年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中，出现了不少纠纷或摩擦，但是，当我们从一个比较长的时间视野来考察时，就会发现，这些问题从其发展程度来看并不严重。周边安全环境中的不利因素和有利因素，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有些因素是可以改变的。随着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综合实力的巨大提高，中国营造周边环境的能力有了很大增强。面对当前的周边环境，我们最重要的还是发展，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一个国家特别是大国，它的国际地位最主要的还是取决于其物质实力。对中国来说，最重要的是，抓住当前的机遇，进一步提升自己的综合实力，提升营造有利的周边环境的能力。其次，是努力保持中美关系的稳定，只要双方做出足够的努力，中美关系可以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局面。第三，发展睦邻外交，拓展中国在周边国家中的影响力。综合实力的增强，使中国营造有利周边环境的能力也相应增强。最后，是加强软实力建设。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改善中国在周边国家心目中的认识和印象，使中国形象在这一地区更具亲和力。

② 如何看待当前中国的周边形势1

国际局势复杂多变，除传统安全威胁的挑战外，我国的周边安全还受到来自经济侵略、文化渗透、和平演变等各个方面的没有硝烟的威胁。中国周边地区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具活力和潜力的地区，也是新旧矛盾的交汇点。中国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与沿线国家发展战略的相互对接，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朋友圈不断扩大。以中国综合国力大幅度提升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崛起，成为影响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重要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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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形势与政策论文如何看待当前中国的周边形式

在东亚，朝鲜半岛局势十分紧张，韩国就所谓的“天安号”事件，与美国一起举行了一起针对性明显的军事演习。而朝鲜半岛是中国东北地区安全的战略缓冲，因而半岛局势的紧张不仅会破坏朝鲜半岛地区的和平和稳定，也势必会影响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再者日本在我国钓鱼岛附近逮捕了一名我国的船长，导致中日关系持续紧张。日本的“鹰派”外交部长前原诚司又公然捏造中日外长早已就“东海问题”会谈达成一致，并公然指责中国“中国稀土出口停滞”问题。美国国务卿希拉里甚至表示钓鱼岛属于美国对日防卫义务的《美日安保条约》第5条的适用对象。总结近期东亚形势，中国在东亚地区遭受美、日、韩三方面的压力。形势不容乐观。
在南亚半岛，印度一直把中国视作对手而非朋友。而其二十一世纪的战略目标恰恰是发展强大的军事力量，威慑巴基斯坦，遏制中国，拦阻地区外大国向南亚渗透，实现控制印度洋。而印度洋是中国与中东、波斯湾、地中海、东非等地联系的海上必经之路。而印度与巴基斯坦在核军备和常规军备上的竞赛愈演愈烈，也威胁了我国的西部形势。 东南亚地区，东盟多国与我国发生领土、领海争端。而我国在南沙群岛的实际占领区并不多。而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近年来非法在我国领海采集油气的做法也是严重损害了我国的领土主权和经济利益。近期越南又在东盟峰会上向外界表示越南计划重新向外国军舰开放金兰湾。而无论是那个国家使用这个港口都必将对南海局势产生影响。
北亚的俄罗斯，自古以来一直是中国最大的邻国和影响我国安全的最重要因素之一。而近年来中俄关系友好，但俄罗斯在复兴之后是否会如以前一般咄咄逼人，还是未知数。 中亚的局势比较复杂，中亚各国在颜色革命后，有些国家政治不稳定，发生动乱，这势必会影响我国的安全角势。 西部地区泰国政局不稳，多次出现红黄对峙，而缅甸发生动乱大量难民逃亡中缅边境，种种事件也影响了我国局势的稳定。

④ 如何看待中国提出的“睦邻，安邻，富邻”周边外交政策

“睦邻，安邻，富邻”周边外交政策是一项非常友好的外交策略，是继承和发扬了50年代中国提出的“何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基础上，创造性的根据时代特点提出具有现实意义的新外交方针。落实好这一外交政策，有助于维护中国周边的何平和安宁。

⑤ 当代中国周边局势及应对政策这题应该怎样回答比较有条理性

和谐世界理念，与过去中国政府一直坚持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政策是一脉相承的。和谐世界理念与在国内建设和谐社会是一体两面，互为依托的关系。“和谐”并非我们网上很多网友戏称和恶搞的那种，以强权压制异见造成和平假象的做法，她的实质在于，在承认不同社会群体（国际实体）、不同组织和个人（不同国家、地区、国际组织）之间存在着利益诉求的矛盾的基础上，通过合理统筹，使得各方矛盾能够在尽量实现最大化的双赢，而且不破坏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大局上，将矛盾予以平稳化解。任何社会和国际体系都不可能避免矛盾的出现，但是不能放任矛盾存在和激化，那只会导致破坏与倒退，最终会使相关的全体人民都受害。

简单的思路与结构的话，首先从理论上剖析和谐世界理念的内容与实质（以相关的官方文件、官媒公布的评论报道和政治理论课本上的论述为准）；然后分析中国周边的形势，探讨各方之间存在的互利共赢可能和潜在利益冲突点，然后通过论述，证明通过和谐世界理念的指导，能够以最优的方式化解周边各方相互之间（不只是中国与邻国，还有邻国与邻国之间）存在的矛盾，实现各方互利共赢；最后收尾，以前面分析为基础，论述和谐世界理念的合理性和先进性，指出她不仅是未来指导我国对外交往的方针指南，也是未来构建成熟理性的国际关系的重要方向。

⑥ 你如何看待中国当前的周边形势

中亚不稳以吉尔吉斯斯坦政局异动最为突出。2010年4月7日，吉尔吉斯斯坦政局发生突变，首都比什凯克爆发大规模反政府示威，在2005年靠所谓“颜色革命”上台的巴基耶夫政府被一举推翻，以奥通巴耶娃为首的反对派宣布成立临时政府，巴基耶夫先是逃往南方，后流亡国外，而临时政府也一直难以有效掌控巴基耶夫前总统具有传统影响的南方地区。6月10日，吉尔吉斯斯坦南方重镇奥什的吉尔吉斯族与乌兹别克族之间爆发大规模族群骚乱，造成严重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大量乌兹别克族难民逃往邻国乌兹别克斯坦避难，吉临时政府先后向俄罗斯与美国提出求援，但俄罗斯除了加强其在吉军事基地戒备外一直按兵不动，而中国政府则立即展开了大规模的撤侨行动。6月27日，吉就新宪法举行“全民公决”，新宪法规定吉将由总统制改为议会制，公决获得高票通过。7月3日，吉临时政府总理奥通巴耶娃宣誓出任“过渡时期”总统，任期到2011年底。吉议会选举定于2010年10月举行，吉政局演变前景仍然存在着不小的变数。
南亚则有多个国家政局剧烈动荡。阿富汗首当其冲，巴基斯坦紧随其后。美国奥巴马政府强力实施“阿富汗-巴基斯坦新战略”，大举增兵阿富汗，对巴基斯坦一再实施越境打恐，引发极端势力与恐怖组织强烈反弹，致使南亚恐怖袭击活动有增无减。与此同时，美国干涉阿富汗选举，导致当选连任总统卡尔扎伊与“占领国”美国、“占领军”北约部队之间矛盾加深。美国于“9·11”后发动的阿富汗战争已近九年，“塔利班”不但没有被美军剿灭，反而“愈挫愈勇”、影响力趋于增强。美国决策层内部对“阿富汗新战略”也存在严重分歧，前线指挥官麦克里斯特尔将军对奥巴马总统出言不逊，奥巴马为维护自身权威被迫临阵换将，将“战功卓着”的麦克里斯特尔解职，改以中央司令部司令彼得雷乌斯将军接任。对于美国“阿富汗新战略”的黯淡前景，英国《金融时报》载文指“美国正在阿富汗走进死胡同”；
巴基斯坦被美国绑上“反恐”战车，巴对本国部落区极端势力发动清剿，但遭致“巴基斯坦塔利班”的残忍报复，“巴塔”一再制造严重恐怖袭击活动，不断造成巨大伤亡，巴正陷入恐怖活动与“反恐”难解难分的“恶性循环”。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也严重受制于议会，大权趋于旁落；
尼泊尔在野的第一大党尼联合共产党（毛主义）发动大规模罢工，迫使尼总理尼帕尔在执政仅13个月后于2010年6月30日辞职，尼政局陷入新一轮“波动”；
作为南亚最大的国家，印度虽然政局总体稳定，但民族分离组织与反政府武装（印度“毛派”等）不时对印度安全部队发动突袭，破坏铁路等重要交通设施，造成严重伤亡与损失。
东南亚政局动荡以泰国为首。支持泰国前总理他信的“红衫军”反政府示威者从3月14日开始便占据首都曼谷的闹市区，与政府军及亲政府势力不时“擦枪走火”。泰国总理阿披实在“忍让”多时之后，于5月13日晚派军方封锁“红衫军”示威地点，试图逼走近万名示威者，“红衫军”军事领导人卡迪亚当场中弹身亡。泰国军队于5月19日开进“红衫军”集会区域，展开“清场”行动，双方冲突造成严重伤亡与财产损失。多名“红衫军”领导人于当天下午集体自首，宣布结束集会示威。阿披实总理于当晚发表电视讲话指，政府有信心使国家恢复正常和走上可持续复苏道路。5月25日，泰国刑事法院以涉嫌恐怖活动罪名，批准逮捕前总理他信，泰国内阁批准把在曼谷和23个府实施的宵禁再延长4天。7月6日，泰国政府决定将在曼谷等19个府已实施3个月的紧急状态法再延长3个月，以保证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泰国乱局虽暂时缓解，但国际舆论普遍认为泰国社会矛盾依旧难解；
缅甸即将举行历史性的全国“大选”，缅甸军政府意图在选前进一步“收编”缅北少数民族地方武装，引发后者反弹，加之军政府与“民主派”之间矛盾可能激化，致使缅甸局势变数增加；
菲律宾举行完总统大选，小阿基诺以“反腐败”为旗号高票当选，开始了六年任期；
东南亚地区形势动荡还体现在海洋方向上，尤其是南海形势更趋复杂，其中既有海盗活跃威胁海上通道安全，也有南海海洋权益争端加剧，包括岛礁主权争议、专属经济区划分冲突、海洋渔业与油气矿产资源矛盾等，而越南、菲律宾等国企图借助美国等域外大国介入南海争端，企图使双边争议“多边化”，美国也极力“插手”南海问题，致使南海形势更加敏感复杂。
东北亚形势主要因韩国“天安号事件”而骤然紧张。在朝鲜半岛方向，韩国于5月20日公布“天安”号事件正式调查结果，认为导致2010年3月26日韩国海军“天安”号警戒舰爆炸沉没的原因，是遭到了朝鲜小型潜水艇发射的鱼雷攻击，美国和日本政府随即分别表示“强烈谴责”导致“天安”号沉没的行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同日表示，中方主张各方应冷静克制，妥善处理有关问题，避免局势紧张升级。朝鲜则于5月21日发表声明对此予以坚决否认，指如韩国以“天安”号事件为借口对朝鲜进行报复，朝鲜将采取一系列强硬措施加以应对。韩国总统李明博于5月24日就“天安”号事件对国民发表讲话，要求朝鲜道歉，表示将禁止朝鲜船只进入韩国领海，中断韩朝贸易、合作与交流，并将与有关国家协商后将该事件提交联合国安理会。韩国同日还表示将恢复“对朝心理战”，更积极参与“防扩散倡议”，在近期举行韩美反潜军事训练。韩国并于6月4日致函联合国安理会主席，通报其联合调查结果，请求安理会做出反应。特别是，韩国与美国欲藉“天安号”事件于7月份在黄海一带举行大规模联合军演，有传闻指美国核动力航母“华盛顿号”可能参演，由于黄海属于中国近海与高度敏感海域，美韩军演不仅临近中国领海，而且直逼中国的政治中心，何况“天安号”沉没迷团未解，美韩大规模军演不仅将进一步激化朝韩、朝美矛盾，更将威胁中国安全，也不利于东北亚的和平稳定，因而遭到了中国政府的坚决反对。经中国方面的努力斡旋，联合国安理会于7月9日通过了关于“天安”号事件的主席声明，声明未明确事件的责任归属，只是谴责了导致“天安”号沉没的攻击，并对韩国政府、人民、该事件遇难者及其家人表示深切同情和慰问，强调维护朝鲜半岛及东北亚和平、稳定，鼓励以和平手段解决半岛未决问题，鼓励半岛北南双方恢复直接对话和协商。而致力于解决朝鲜核问题的“六方会谈”已被搁置多时，半岛“无核化”进程仍然充满坎坷；
日本政局持续动荡。先是鸠山由纪夫前首相因驻日美军基地搬迁问题等处置失措于6月份被迫辞职，由菅直人出任民主党新党首并于6月8日出任新首相，接着是7月11日举行参议院改选，由于菅直人的消费税改革方案“得罪”选民，致使由民主党与国民新党组成的执政联盟失利，在野党占据了参议院过半数议席，在野的自民党赢得选举、成为参议院第一大党，日本由此再次出现了朝野政党分别控制众、参两院的“扭曲国会”，民主党执政难度进一步增大，日本政局前景自2009年9月“变天”后重又趋于动荡不定；
朝鲜政权“换代”进程明显加快。2010年9月28日，朝鲜劳动党召开党代表会议，选举朝鲜劳动党最高指导机关。在朝鲜劳动党历史上，党代表会议只在1958年和1966年举行过两次。此举表明朝鲜领导人金正日培养“接班人”的“紧迫感”增加。与此同时，朝鲜“货币改革”以失败告终，国内经济困境加剧。
西亚动荡主要是“两伊问题”。伊拉克战争已爆发七年有余，美国扶植的伊拉克政府虽然渐已基本控制局面，美国也加快了从伊拉克“撤军”进程，但“基地”组织仍不时制造重大恐怖袭击活动，伊拉克安全角势难有根本好转。而伊拉克“大选”之后的新政府因为党派矛盾而一再“难产”，伊拉克政治前景也难以明朗；
伊朗朝野双方围绕2009年“大选”结果爆发激烈冲突的“选举后遗症”仍未彻底消除，而伊朗核问题更是错综复杂。联合国安理会于2010年6月9日通过了对伊朗制裁的1929号决议，而伊朗总统内贾德则对新决议不屑一顾，表示将继续推进“和平利用核能”。与此同时，美国宣布单方面对伊朗新制裁，对伊朗多管齐下，一面强化军事威慑，一面加大颠覆渗透，而伊朗也是积极备战、毫不示弱，伊朗核问题前景更加堪忧。
在南太（平洋）地区，连政局一向平稳的澳大利亚居然也发生“政变”，陆克文总理因矿产资源税政策失误等严重影响其工党年底选情，陆克文迫于工党内部巨大压力提前辞职，吉拉德出任工党新党首并成为澳大利亚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理，吉拉德于7月17日宣布将澳大利亚议会选举提前到8月21日举行。
综上所述，当前中国周边动荡呈现普遍化、常态化、复杂化乃至一定程度的联动化，其中又以一国内部的政局不稳居多，也有两国之间的冲突甚至对抗，还有大国强权的介入与角逐，不同类型的问题相互交织，传统与非传统安全挑战并存。尤其是“天安号事件”、吉尔吉斯斯坦“变天”、伊朗核问题僵局、巴基斯坦恶性恐怖活动频发等“四大危机”同时“发作”，并分别引发东北亚、中亚、西亚、南亚四大“板块”“震动”不已，致使中国周边形势复杂而严峻，“变”、“乱”、“险”交织，“变脸”不断、“乱象”纷呈、“险象”环生。面对“乱云飞渡”的周边环境，中国应准确“把脉”、从容应变。
二、周边国家政局动荡主要包括三种情形
中国的周边国家大部分属于发展中国家，少数属于发达国家，按其政治体制、所处社会发展阶段与“稳定程度”，也可大致分成“成熟民主国家”、“转型国家”与“问题国家”三大类，周边国家政局动荡可依此分为三种情形。
第一类是所谓“成熟民主国家”的政局演变。如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等，其主要属于“政党政治”与“选举政治”的范畴，包括主要政党围绕选举与执政权所展开的权力斗争，在野党对执政党的监督，立法机构对行政机构的权力制衡等，其政局波动具有周期性、规则性、暂时性与可控性，确定性相对较大，对中国的影响主要体现为对华政策与双边关系的调整变化。
第二类是从所谓“威权体制”转向“民主体制”的“转型国家”的“转型阵痛”。中国周边国家政局动荡多数属于此类，其政局动荡具有中期性、常态性，不确定性与风险较大，对中国的影响主要是双边关系变化与地缘政治经济利益易受冲击。此类国家大多处于新旧体制转轨期，由于民主体制不健全、旧体制“惯性”强大、军方与权贵等既得利益集团尾大不掉、既有社会矛盾继续存在等，导致政府腐败严重、当局缺乏权威性与政局动荡，甚至不时发生政变等倒退现象。其中屡见不鲜的是外来移植的“民主”产生“水土不服”乃至扭曲变形，各方对选举结果产生争议乃至激烈“碰撞”，选输的不“服输”，以至“选举闹剧”不时上演、“选举综合症”频繁发作。例如，中亚的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斯坦、土库曼、乌兹别克五个“斯坦”国家均系从“前苏联”解体而来，体制上不同程度带有“前苏联”的痕迹，哈、塔、乌三国政权“新老代际问题”突出，土国新总统尚在摸索之中。而吉尔吉斯斯坦自从2005年在西方大国策动下爆发“颜色革命”以来，虽然“复制”了西方“民主”，但前总统巴基耶夫实际上依旧推行家族式统治，导致民怨沸腾、最终重蹈其前任阿卡耶夫总统的覆辙。
第三类则是西方所谓的“问题国家”的政局混乱，其发展极端则是成为严重影响地区稳定的所谓“失败国家”，其政局异动具有长期性、系统性、突发性与高度不确定性。例如，美国着名的国际问题刊物《外交政策》2010年第四期推出所谓“2010年失败国家排行榜”，将中国周边多个国家列入其中，包括“第六名”的阿富汗、“第七名”的伊拉克、“第十名”的巴基斯坦、“第十五名”的也门、“第十六名”的缅甸、“第十八名”的东帝汶、“第十九名”的朝鲜等。这些国家大多具有重要的地缘战略价值，其中有些还是与中国存在传统的“特殊关系”，是中国周边安全战略与地缘战略依托带的关键环节，对中国国家安全与周边和平稳定的潜在影响极大，需要重点关注与严密防范。由于这些国家国内矛盾严重激化、不同势力争权夺利白热化、当局治理失效、内外压力巨大、“选举综合症”严重等原因，致使其政局异常混乱，极个别的甚至反政府武装坐大与叛乱蔓延，其典型是伊拉克、阿富汗与巴基斯坦，而伊朗、缅甸与朝鲜亦被西方归为所谓的“问题国家”或“失败国家”。美国《外交政策》的这一所谓“排名”反映了西方的政治偏见及其惯于对外乱贴“政治标签”的话语霸权，是为西方对外干涉服务的政治工具，但对我们观察与前瞻周边环境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而中国周边国家在该“排行榜”中“名列前茅”的还有：孟加拉国第二十四名、斯里兰卡第二十五名、尼泊尔第二十六名、伊朗第三十二名、乌兹别克斯坦第三十六名、塔吉克斯坦斯坦第三十八名、老挝第四十名、柬埔寨第四十二名、所罗门群岛第四十三名、吉尔吉斯斯坦第四十五名、不丹第五十名、菲律宾第五十一名、巴布亚新几内亚第五十七名。

⑦ 如何看待中国最近周边的事件

一、中国周边安全环境中的不利因素 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中，一些争议和摩擦的连续出现，是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其中，最主要的有以下几方面的因素： 一是中国周边地理环境的复杂性。中国拥有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疆土，有2.2万公里长的陆地边界线，与中国接壤的国家有14个。中国还有1.8万公里长的大陆海岸线，与日本、韩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文莱、马来西亚等国的领海相接或相重叠，它们是中国的海上邻国。此外还有非接壤但有着密切关系的近邻国家，如柬埔寨、泰国、新加坡、孟加拉国等，因此，中国被称为“世界上邻国数目最多的国家”。 中国不仅邻国的数量多，而且这些国家的情况十分复杂多样，这在整个世界上较为少见。中国所处周边环境特别复杂的性质，决定了在中国与邻国之间发生摩擦的概率要更大一些。 二是在中国与近邻国家之间，还存在着一些历史遗留下来的，未解决的边界问题。其中包括中印边界问题、中日钓鱼岛问题，还有南中国海问题。在这些领土和领海的划界问题上，虽然中国希望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加以解决，但一些邻国不断采取各种手段，试图强化对争议地区的实际占领。这反映了周边某些国家的一种机会主义的心态，它们试图利用中国的和平主义政策，造成对中国不利的既成事实，谋取现实的利益，或者强化自身在未来边界谈判中的地位。 三是由于中国崛起带来的冲击。这一冲击既有物质的层面，也有心理的层面。从物质层面上说，中国崛起，首先意味着东亚地区国家之间的实力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与实力对比的变化随之而来的，是国家之间相对地位的变化。以中日关系为例，在过去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中国是东亚地区的政治大国，日本是东亚地区的经济大国，双方对这种地位结构已比较适应，也都能接受这样一个现实，双方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基本相安无事。随着中国经济地位迅速上升，日本东亚经济主导国的地位受到冲击。从发展趋势上看，似乎中国正在逐渐确立自身在东亚地区的主导地位。日本对这一前景并不是欣然接受，而是试图延缓这一进程，或者通过与其他国家联合的方式，制约中国影响力的上升。这就在一定时期内增大了双方发生摩擦的可能性。类似的情况，也在中印关系、中韩关系等双边关系中不同程度地存在。 与实力地位的起伏相伴随的，还有心理上的失衡。在日本、澳大利亚、韩国等国公众过去的印象中，中国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冲击了这种传统的心理印象。一部分人有意无意地把本国内部出现的种种经济问题，归结为中国经济竞争、中国货的大量涌入，也在客观上增强了其对中国的负面情绪。 印度对于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中国国际影响力的迅速上升，并不感到服气。加上中印之间还存在尚未解决的边界问题，这意味着从政治、安全的角度来说，中印关系在未来一个时期内并不会平静。 当然，理解中国的安全环境，绝不能忽略美国这个因素。美国在东亚地区，存在着一个同盟体系。中国周边的日本、韩国、澳大利亚都是美国的盟国，此外，美国与菲律宾、泰国、新加坡、印度、巴基斯坦等保持着紧密的安全合作关系。特别是，日美同盟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直接针对中国的。美国的战略是维持在全球事务中的领导地位，并试图排除任何一个大国对美国领导地位可能发起的挑战。因此，美国对中国的崛起始终有着防范的一面，试图牵制中国的崛起。判断中国的周边环境，美国的影响是一个始终不能忽视的因素，并且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二、中国周边安全环境中的有利因素 在中国周边安全环境中，同样存在着一些有利因素。 其中，最大的有利因素，就是中国实力的持续上升。在过去30年中，中国的综合实力获得了很大提升。不难发现，近两年在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中出现的不少摩擦，其实是由于中国实力上升带来的一个副产品。 国际社会普遍有一种预期，认为中国在未来不短的时期内，还会保持强劲的上升势头。也就是说，中国是一个继续处于上升进程中的国家。从根本上说，周边的这些国家并不愿意轻易得罪一个上升中的大国，因为从长远来说，这不符合它们的利益。这意味着，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中国与邻国关系中虽然会有一些不和谐的声音，但其程度和范围是有限的。周边关系中的摩擦，都不会发展到失控的程度。 另一个有利因素，是中国在周边地区逐渐增大的影响力。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贸易额巨大，是许多周边国家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同时，中国在周边国家的投资也在迅速增长。周边国家对中国经济影响力的扩大，持一种多少有些矛盾的心态，一方面欢迎由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所带来的经济机会；另一方面，也有一些防范心理，担心从经济上受制于中国。但不管怎么说，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关系，是双边关系中的一个重要稳定因素，这在几年前中日关系的“政冷经热”中已经有清晰的体现。 第三个因素，是国际社会对中国战略意图的认知。它们要判断，中国的实力足够强大以后，中国要干什么？中国会追求什么样的目标？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追求这些目标？在上个世纪90年代，很多周边国家对此感到焦虑，“中国威胁论”在周边地区比较盛行。中国提出了一系列政策理念和政策举措，来缓解这方面的焦虑，包括新安全观、和平崛起、负责任大国、建立一系列伙伴关系、提出睦邻、安邻、富邻的外交政策，推动建设和谐世界与和谐周边等等。此外，中国积极参与与周边国家的自由贸易区的建设，积极推动地区机制的建立和发展。中国与邻国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也在不断加深。现在，周边国家对中国战略意图的疑虑已经大大缓解。 最后，虽然从表面上看，近两年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中，出现了不少纠纷或摩擦，但是，当我们从一个比较长的时间视野来考察时，就会发现，这些问题从其发展程度来看并不严重。我们的周边环境，从总体上看，还是呈改善的趋势。 三、应采取的对策 周边安全环境中的不利因素和有利因素，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有些因素是可以改变的。随着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综合实力的巨大提高，中国营造周边环境的能力有了很大增强。面对当前的周边环境，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应对。 首先，最重要的还是发展，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一个国家特别是大国，它的国际地位最主要的还是取决于其物质实力。对中国来说，最重要的是，抓住当前的机遇，进一步提升自己的综合实力，提升营造有利的周边环境的能力。 其次，是努力保持中美关系的稳定。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对全球事务和亚洲地区的事务有着巨大的影响力。美国的态度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可以影响日本、韩国、澳大利亚以及东南亚很多国家的政策。在中国周边许多热点问题的背后，都有美国的影子。由于中国被美国认为是最有潜力在未来挑战其主导地位的国家，美国对华政策中防范的一面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不可能消失。但美国在保持中美关系的稳定方面也有着重要的利益，在很多国际事务上，美国需要中国的合作。因此，只要双方做出足够的努力，中美关系可以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局面。 第三，发展睦邻外交，拓展中国在周边国家中的影响力。综合实力的增强，使中国营造有利周边环境的能力也相应增强。中国虽然在周边地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但与中国综合实力相比，两者之间并不相称。现在，中国与很多周边国家的关系中，最重要的支柱还处于经济合作的层面，如何加强中国与一些周边国家在政治、战略层面的合作，建立起高度稳定的、经得起国际环境变化考验的战略关系，还是一个需要努力加以实现的目标。 最后，是加强软实力建设。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改善中国在周边国家心目中的认识和印象，使中国形象在这一地区更具亲和力。同时要保持中国在战略上的威慑力，努力维持一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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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怎么看待中国的外交政策

1、突出发展中国家关系的基础地位。

中国继续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双边合作，不断丰富同发展中国家合作的形式和内容，构筑长期稳定、平等互利、全面合作新型伙伴关系。中国对发展中国家援助增加，经贸合作发展较快。积极深化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问题上的协调与合作，推进“中阿合作论坛”建设和“中非合作论坛”后续行动，提升同拉美区域组织的关系。

2、积极参与国际体系，多边外交活跃。中国支持联合国发挥其应有作用和影响，维护联合国安理会的权威，在联合国改革问题上坚持原则，起了重要作用。

根据联合国宪章精神，积极参与联合国在维和、军控、反恐、发展、人权司法、环境等问题上的合作以及联合国各专门机构的活动。重视其他国际多边体制，推动国际军控和裁军，支持包括防扩散机制的建设的多边军控进程。在反恐、防扩散、人道主义援助、环境与气候、禽流感、跨国犯罪等方面支持多边务实合作。

3、坚定不移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国家与公民的利益。

在台湾问题上，围绕《反分裂国家法》全方位做国际社会工作，阐明我维护祖国统一的原则立场。与格林纳达、塞内加尔实现复交，连续第十三次打掉台当局“参与”联合国提案，再次挫败台“参与”世界卫生大会的图谋。

大力推进经济外交，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的能源合作取得实质性进展，与中东、拉美、非洲等地区的能源、资源合作稳步推进，积极推动各种双边、区域和多边经济合作，为扩大开放和企业“走出去”服务。积极维护我公民和企业海外合法权益，妥善处理各类领事保护案件。

中国外交政策内容：

我国一向坚持走和平发展之路，我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是我国外交政策的宗旨；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我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准则；

独立自主是我国外交的基本立场；

维护我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是我国外交的基本目标。

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是我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立足点；

支持对外开放，加强国际交往，是我国的基本国策。

⑨ 请就如何看待当前中国的周边形式写一篇《形势与政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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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 如何看待中国的外交政策

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一直是我国现阶段的外交政策, 但近期变化的国际形势及有关国家的围堵都对中国外交提出了严峻挑战，2010年冬季从10月29日至11月8日起，美国国务卿希拉里相继访问了越南、柬埔寨、马来西亚、巴布亚新几内亚以及新西兰与澳大利亚。突然如此密集的访问亚太地区国家，让人不得不担心这访问背后所隐藏的外交威胁。
也有观察家因此发出警告—在美国日益活跃的亚洲外交压力之下，中国周边外交数十年来构筑的基础，很可能功亏一篑。这样的警告，并非耸人听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也曾在报刊杂志中说，东南亚周边小国对中国心存疑虑，表面上说的跟它们心里想的并不是一回事，明确的指出了中国外交在周边花的精力远远不够的事实。在美国访问频繁访问亚太地区的这场政治角逐中，朱锋教授指出“中小国家外交发生调整”，是说明它们都在利用中美两强的竞争与矛盾渔利，而美国则利用亚太中小国家的恐华心理，顺势全面介入亚太事务，扮演“大哥”的角色，构筑一个对华的“统一战线”。 正因如此，当希拉里以及奥巴马访问亚洲时，无时不刻都在强调盟友关系、地区安全以及共同的价值观。明眼人一看便知，美国人通过把中国塑造成威胁者角色，在中国的周边大收“保护费”，以安全、价值观为纽带，获得对方的市场回报。
自“天安舰”事件、中日钓鱼岛争端，以及“南海核心利益论”的冲击以来，中国跟周边国家的外交屡着考验，尤其是美国在背后推波助澜，适时对中国施压，使得我国外交压力不断上升，国周边外交也出现了危机。
那么我们要如何应对危机呢？我们该如何进一步完善我们的外交政策呢？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所长郑永年教授曾提出：确立中国外交政策的国际话语权这一解决办法，随着中国的崛起和“走出去”，和西方的摩擦甚至冲突不可避免。尽管摩擦和冲突具有物质基础，但很多冲突的发生是因为价值观的不同。而价值观层面的冲突往往又是因为双方有效沟通的缺失。对中国来说，要和国际社会沟通，就需要确立自身的外交话语，要表明自己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的产生并非中国单方的自我认同，而应该是一种能够得到国际社会认同的价值观，因此我们所确立的“国际话语”必须是结合中国本身的经验，并在和外在世界（既包括西方世界，也包括发展中国家）的互动过程中产生的。我十分认同郑永年教授所提出的观点，毕竟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平崛起”或者“和平发展”的话语已经远远不够。虽然“和平崛起”说明中国本身“为什么和怎么样”融入世界体系。也表明了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愿意承担一个大国的责任的态度。但是，这个话语不能减少我国在“走出去”过程中和西方的利益发生冲突，尤其在价值观层面的矛盾。因此我认为“确立中国外交政策的国际话语权”是刻不容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