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进入中原之前中国人信什么

‘壹’ 佛教在传入中国的时候经历了什么，为什么会分为藏传佛教和中原佛教两部分

我们华夏的佛教来自古代印度，准确的说是在汉明帝时期佛教进入到我们华夏的。经过历代的发展，它与中原相结合。这个地区独特的文化氛围在中原发展成了佛教。因为唐朝时期，中原佛教文化通过文成公主传入西藏，并与当地苯教结合成为当今的藏传佛教。因此，中原佛教和藏传佛教有着相同的起源，只是因为它们在不同的地域文化中传播并有自己的特点。

我国大多数藏族人都是虔诚的信徒，藏族文化让许多人感到神秘和向往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可能是由于藏传佛教及其虔诚的信徒。为了不亵渎藏传佛教的深层文化现象，本文将结合藏传佛教的七个外部符号:六字真言、马队、风马旗、祈祷轮、唐卡、磕头、天葬，来探讨与藏传佛教相关的文化，从而让大家更接近藏传佛教。

‘贰’ 佛教是怎样传入中国的

佛教何时传入中国，历来众说纷纭。由于年代遥远，今日欲考出其确切年月，已不可能。但据有关文献记载，可能大体上确定其在西汉末年到东汉初年。

古代铜器佛教创立于公元前六至五世纪的古印度，开始主要流行于恒河中上游一带地方。到公元前三世纪孔雀王朝阿育王及其以后，佛教向印度各地以及周围国家传播，向南传到斯里兰卡和东南亚国家；向北传入大夏、安息并沿着丝绸之路向西域各国传播。汉武帝打通西域交通以后，佛教逐渐传入中国内地。在西汉末年，西域各国到汉的外交使节、侍子以及商人中可能已有一些佛教信徒。三国时魏国鱼豢所着《魏略·西戎传》（《三国志·魏志·东夷传》注引）中有这样一段记载：“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博士弟子景庐（《魏书·释老志》作‘秦景宪’）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日复立（《世说新语·文学》篇注引文作“复豆”）者，其人也。《浮屠》所载临蒲塞、桑门、伯闻、疏问、白疏问、比丘、晨门，皆弟子号。”大月氏是中亚佛教盛行的国家之一，直接派僧侣来中国首都向博士弟子口授佛教经典《浮屠经》，这说明佛教已引起当时社会上某些人们的注意。这是佛教思想传入中国最早的记录。

东汉初年，在统治阶级上层已有信奉佛教者。当时人们把佛教这种外来宗教看做是中国流行的各种神仙方术中的一种，把佛陀依附于黄老进行祭祀，以祈求祥瑞。《后汉书》卷四二《楚王英传》记载：英“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永平）八年，诏令天下死罪皆人缣赎。英遣郎中令奉黄缣白纨三十匹，诣国相（代表朝廷主持封国政务之官员）曰：‘托在蕃辅，过恶累积，欢喜天恩，奉送缣帛，以赎愆罪。”’国相立即将此情况上报皇帝。明帝下诏书说：“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即优婆塞——男信士）、桑门（沙门）之盛馔。”并把这个诏书下达给各封国的国傅。

以上记载，是中国正史中最早的佛教掌故。中国人信仰佛教之见于史籍者，楚王刘英是第一人。楚王英为光武帝之子，建武十七年（41）被封为楚王。史籍揭示楚王英信仰浮屠之教为永平八年。其信奉浮屠之始，当更在永平八年之前。由此可知在明帝永平八年之前，中国已有佛教传入，但它只是作为当时流行的重视祭祀的黄老方术之一种，成为当时一部分中国人民之信仰，在社会上没有发生重大影响。可是，从明鼎帝给楚王英的诏令中，可以看出当时的佛教，已经得到中国政府的默认，甚至给予以支持。

在中国历史上，长期以来流传着汉明帝永平年间因梦见佛陀而派人到西域求法的说法，并以此作为佛教正式传入我国的开始。这种说法几乎得到历代统治阶级的承认。例如：后赵着作郎王度上给石虎奏议有：“往汉明感梦，初传其道；”唐太宗《三藏圣教序》有：“大教之兴，基于西土，腾汉庭而皎梦，照东域而流慈；”唐代着名古文家韩愈在其上给宪宗的《论佛骨表》中也有：“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后汉时流入中国……汉明帝时始有佛法……”

从现有资料进行考察，汉明帝感梦遣使求法之说，虽然带有一些虚构成分，但其基本情节还是比较可信的，只不过它不是佛教传入中国的开始，只能说明印度佛教进一步向中国传播而已。

关于汉明帝感梦遣使求法的记载很多，说法也很不一致。其中最早的记载是着于东汉的《四十二章经序》：“昔汉孝明皇帝，夜梦见神人，身体有金色，项有日光，飞在殿前。意中欣然，甚悦之。明日问群臣，此为何神也？有通人傅毅曰：‘臣闻天竺有得道者，号曰佛，轻举能飞，殆将其神也’。于是上悟，即遣使者张骞、羽林中郎将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至大月支国，写取佛经四十二章，在十四石函中，登起立塔寺。于是道法流布，处处修立佛寺，远人伏化，愿为臣妾者不可胜数。国内清宁，含识之类（佛教语，泛指一切有生命者）蒙恩受赖，于今不绝也。”

此外，东汉末年的《牟子理惑论》、晋王浮《老子化胡经》、东晋表宏《后汉纪》、宋范晔《后汉书·西域传》、南齐王琰《冥祥记》、梁僧{右《出三藏记集》、粱慧皎《高僧传》、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东魏杨街之《洛阳伽蓝记》、北齐魏收《魏书·释老志》、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等书，皆有明帝感梦求法的记载，但在时间和细节上各有不同。这主要是由于东汉以后，佛教与道教的斗争激烈，佛教徒为了抬高佛教的地位，有意添枝加叶，把汉明帝求法的故事尽可能地完备起来的缘故。如佛教徒鉴于传说中汉明帝派遣的使者中有“张骞”的名字，惟恐与汉武帝派遣出使西域的张骞相混淆，而遭到论敌的攻击，因而便把张骞的名字删除，而易为蔡情，王琰的《冥祥记》就是这样改的。

佛教虽在西汉之际已传入中国内地，但发展极为缓慢。根据现存可靠资料，在东汉末年以前，除传说西汉哀帝时大月氏使者口授的《浮屠经》和东汉明帝时译者不明的《四十二章经》以外，没有其他佛经传译。而到东汉末年，由于儒家思想统治地位动摇，对人们的束缚力量下降，佛教思想有机会与其他各家思想同时传播；而且由于社会长期动乱不定和危机严重，它可以与老庄的消极无为和悲观厌世思想一起受到人们的欢迎。东汉桓帝时，安息僧人安世高来到东汉首都洛阳，译出小乘佛教基本经典《阿含经》的许多单品（章）小经。他是佛教经典的第一个中文翻译家。据梁启超说：“其书传于今者，真伪合计，尚三十余种，其为中国佛教开山之祖，固无待言”。旧说安世高翻译佛经时住在洛阳，并且还有一位中国人临淮（今安徽宿迁西北）严浮调做他的助手。安世高不仅翻译佛经，而且到处宣传佛教教义。灵帝末年，中原战乱，安世高避乱到江南传教，最后死于会稽（今浙江绍兴市）。从安世高起，那些用古印度文字所写的佛经，才第一次有几种中国文字的译本。

古代田园风景安世高所译佛经多属小乘佛教。所谓“小乘”是公元前后兴起的大乘佛教对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的贬称。“乘”是梵语运载物（如车、船）的意思。大乘佛教自称能运载无数众生超脱苦海，达到彼岸，而说小乘佛教只能运载少量生灵达到彼岸。安世高所译经籍的主要内容是介绍小乘佛教的基本教义和修行方法，中国内地早期佛教信徒可以通过这些经籍加深对佛教的理解。因其所译经典“义理明析，文字允正”，在佛教史上很有影响。

在中国第一次把大乘般若学传入汉地的僧人是支娄迦谶，简称支谶，原籍大月氏，“禀持法戒，以精勤着称，讽诵群经，志存宣法”，于汉桓帝建和元年（147）来到洛阳，至灵帝中平年间（184—189），共译出佛经十四（或十五）部。他也有两个中国人做助手，一是洛阳孟福（字符士），一是南阳张莲（字少安）。从此看来，当桓、灵之际，中国已有不少佛经中文译本，这就说明当时的佛教，已经渐渐成为中国人的宗教。

‘叁’ 佛教什么时候传入中国的

佛教西汉末年东汉初年传入我国。据文献记载，佛像可能于此同时传入。但在中国西部的新疆以及甘肃河西走廊地区（古代称之为西域），佛教和佛教艺术的传入则更要早一些。

印度佛教传入中国汉地年代，学术界已有定论。据《善见律毗婆沙》记述，在阿育王时代，佛教第三次结集后，曾派大德摩诃勒弃多至臾那世界（原注：汉地）；派末世摩至雪山边国。西藏多罗那他《印度佛教史》称达摩阿育王时，高僧善见至大支那弘法。南璺（wen四声）佛教史书则称派末世摩至支那。以上这些布教活动因无译述遗迹传世，无法证实。

先秦说。认为早在先秦时期，佛教就已经传入我国。如“周世佛法已来”说，把佛教的传入上溯到公元前10世纪的周昭王、穆王之世（《汉法本内传》《周书异记》）。又有人说孔子已闻“西方有圣者焉”。而据史料推算，孔子和释迦牟尼属同时代人，当时儒家、佛教均处初创阶段，中国和印度两国尚无交通关系，所以孔子和释迦牟尼相互知晓的可能性很小。

(3)佛教进入中原之前中国人信什么扩展阅读：

汉魏之际，佛教虽已传入中原，可在史料中，关于佛像的记载却极为鲜见。在出土的佛教文物中，有四川乐山崖墓的佛雕像、彭山崖墓内发现的陶制佛像，这些据考证都是汉代的作品。但是这时的佛教文物遗留下来的为数极少。

东汉末年，下邳相笮融建造了一个规模宏大的佛教寺院，据说可容三千余人，其中还安置了身穿锦彩衣物、铜质涂金的佛像，这是中国的造像立寺首次见于正史记载。

传入中国汉族地区的佛教，经过长期的经典传译、讲习、融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从而形成具有民族特点的各种学派和宗派；并外传朝鲜、日本和越南。

汉建元二年至元朔三年（公元前139～前～126），张骞出使西域期间，曾在大夏见到从鳊贩运去的蜀布、邛竹杖，说明当时中印之间已有民间往来，可能佛教也随之传入汉地。

汉武帝还开辟了海上航道与印度东海岸的黄支等地建立联系。近年考古发现，东汉时的四川彭山墓葬中已有佛像，江苏连云港孔望山佛教摩崖刻像初步证实也属于东汉时期。东汉明帝于永平八年（65）赐楚王英诏言其“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可见当时已有佛教传入。

‘肆’ 请问中国人在道教儒教和佛教之前，中国人信啥

中国的古人，信仰自然，古代的中国称为神州，所谓神仙遍地走的地方，大家本来就在道的本体中自然存在，没有所谓的信教一说。说信教已经是在否定了不信教的人而立教，已经不是大道了。

‘伍’ 佛教是在什么时候传入我国中原地区

公历纪元前后，佛教开始由印度传入中国，经长期传播发展，而形成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中国佛教。由于传入的时间、途径、地区和民族文化、社会历史背景的不同，中国佛教形成三大系，即汉地佛教（汉语系）、藏传佛教（藏语系）和云南地区上座部佛教（巴利语系）。

那么说到汉地佛教，也就是楼主所提到的内容。佛教传入中国汉地年代，学术界尚无定论。古代汉文史籍中记载，秦始皇时，有沙门室利防等18人来到中国。恐怕这事最早的记录的佛教传入中国。另外，据《善见律毗婆沙》记述，在阿育王时代，佛教第三次结集后，曾派大德摩诃勒弃多至臾那世界（原注：汉地）；派末世摩至雪山边国。西藏多罗那他《印度佛教史》称达摩阿育王时，高僧善见至大支那弘法。南传佛教史书则称派末世摩至支那。以上这些布教活动因无译述遗迹传世，无法证实。

后到西汉时期，中印已有民间来往，可能佛教也随之传入汉地。经典的传入，据传始于汉元寿元年，但究为何经，已失传无闻。虽然，历来均以汉明帝永平年间（公元58～75）遣使西域取回《四十二章经》为佛法传入中国之始。但是此说是否为历史事实，近代颇有争议。

所以，目前一般认为，佛教是在东汉时期【正式】传入中国。

‘陆’ 佛教传入中原 佛教什么时候传入中原

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的年代，依史料记载，一般认为为汉明帝时期，“汉明感梦，初传其道”的说法最为有名，证据更充分，三国以来即被流传。
东汉永平七年（公元64年），汉明帝刘庄（刘秀之子）夜宿南宫，梦一个身高六丈，头顶放光的金人自西方而来，在殿庭飞绕。次日晨，汉明帝将此梦告诉给大臣们，博士傅毅启奏说“西方有神，称为佛，就像您梦到的那永平求法样”。汉明帝听罢大喜，派大臣蔡音、秦景等十余人出使西域，拜求佛经、佛法。
东汉永平十一年（公元68年），修建了中国第一座佛寺白马寺，是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兴建的第一座官办寺院，有中国佛教的“祖庭”和“释源”之称，距今已有1900多年的历史。
梁代慧皎《高僧传》记载此事云：“汉明帝梦一金人于殿廷，以占所梦，傅毅以佛对。帝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往天竺。愔等于彼遇见摩腾、竺法兰二梵僧，乃要还汉地，译《四十二章经》，二僧住处，今雒阳门白马寺也。”因此在佛教史上，多以汉明帝永平十年(六七)，迦叶摩腾与竺法兰以白马驮经像来华，是为佛教传入之年。明帝为纪念白马驮经，将二僧所住的鸿胪寺改名为“白马寺”，成为中国第一座佛寺。尔后，凡僧尼所住之处即称为“寺”。白马寺被后世佛弟子尊为“祖源”和“释源”，而二僧所合译的《四十二章经》，也成为中国第一部汉译佛经。
继迦叶摩腾与竺法兰之后，陆续有梵僧来华，他们主要经由丝路前来。然梵僧弘化有显着事迹者，始于东汉末年以洛阳为中心的译经工作。据《开元释教录》载，从桓帝到献帝(一八九－二二○)的四十年中，译有经典一八七部三七九卷，这说明中国佛教开始了较大规模的发展。而译经高僧中以安世高和支娄迦谶最具代表性。
安世高，原为安息太子，东汉桓帝建和元年(一四七)东来洛阳，二十馀年间，致力译经，共译出《安般守意经》、《阴持入经》、《四谛经》、《八正道经》等三十馀部，多为小乘禅数“阿毗昙”之学，是中国早期传译小乘思想的第一人。其次第禅观的修行及传译的平易精简，对佛教的传播贡献卓着，是中国早期佛学流布的奠基者。
支娄迦谶(简称支谶)，大月氏人，桓帝末年游化至洛阳，于灵帝时译出经典十四部二十七卷，皆为大乘之学，以《道行般若经》、《首楞严三昧经》和《般舟三昧经》最为重要。《道行般若经》乃中国般若系经典最早的译本，其后魏晋玄学兴起，般若思想能相应盛行，此经居启蒙之大功；《首楞严三昧经》和《般舟三昧经》是介绍大乘禅观的着作。其中，《般舟三昧经》又为阿弥陀佛信仰传入汉地的开始。支谶的译典，为后世大乘佛教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综观中国佛教初期的弘译可分为二系：一为安世高小乘禅数阿毗昙系，二为支娄迦谶大乘方等般若系。这是由于时当印度大小乘兼畅之世，所以汉末二大译师实代表印度佛教的两大系统，也可以说中国一开始所接受的佛教便是兼具大小乘，这是中国佛教初传的特色。
印度佛教最初传入中国，因文化背景全然不同，故被视为与当时流行的黄老神仙方术同类，仅通行于少数的王公贵族之间，如楚王英“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图之仁祠”、桓帝“宫中立黄老浮图之祠”。尔后，在社会政治上，宦官外戚斗争为患，天灾时起，黄巾起义，军阀混战而民不聊生；在学术上，两汉儒家困于“经学考据”、“谶纬合流”而抑郁难抒。因此平民、士子在长期生活悲苦、心灵困顿之时，佛教的无常及因果观，纾解了他们的情绪，而方等般若的精深更启迪了他们的思想。所以，到了汉末三国时代，佛教逐渐由上层遍及民间，由少数人逐渐扩展到多数人，弘化地区也由洛阳、长安往南方开展。

‘柒’ 佛教出现之前，人们信什么教

佛教出现之前 ,印度教

印度教，乃印度的婆罗门教。佛陀在未出家以前，曾是婆罗门教的遵行者，有深入的学习和领会。然而佛陀并非毫无选择的全盘接受，而是以批评的态度，透过个人的修证体验，对于婆罗门教的主张，提出了不少新的看法。例如：印度教说有“我”，佛教则说“无我”；印度教说“梵”为宇宙之体，佛教则说诸法因缘生灭的本体是空；印度教严格区分阶级制度，佛教则提倡一切众生平等；后期印度教的派别中出现以苦行或乐行的修持，佛教则主张“中道”为修行原则等。
尽管在学说上彼此各成体系，但两千五百多年来，佛教与印度教在印度本土相互消融，也丰富了印度的哲学思想。尤其是当古印度中的四姓阶级转信佛教，悟道证果，乃至在印度中期，印度教藉佛教壮大自宗，都显而易见佛教的出现为印度教的过去提供了深刻的反省，也为印度教的未来指出了宽阔的走向。
印度教形成于8世纪，它是综合各种宗教，主要是婆罗门教和佛教信仰产生出来的一个新教，得到了当时印度上层人物王孙贵族的支持。印度教继承婆罗门教的教义，仍信仰梵，并对存在着造业、果报和轮回的观点，赞成和积极发挥。但并不同于婆罗门教的教义、教规等。首先，婆罗门教原是一个多神教，而印度教是一个具有相当特殊性的神教。印度教也信仰多神，但在多神中应以梵天、毗湿拏、湿婆三神为主神。认为，梵天是主管创造世界之神；毗湿拏是主管维持世界之神；湿婆是主管破坏世界之神。在三个主神中，又往往把毗湿拏或湿婆立为一个主神，其他神都在其下，并都是这两个神之一的化身，所以是具有特殊性的神教。其次，印度教吸收了佛教禁欲的主张，并把释迦牟尼吸收为其主神的化身之一。再次，印度教也普遍建立起僧团和寺庙。婆罗门教初无寺庙，公元一世纪左右才开始有点零星庙宇。印度教自建立起，它的祭祀活动在寺庙举行，有些庆典祭祀还有专门的舞蹈者跳祭神舞，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形成了盛大、热烈的场面。因此，产生的影响也就越来越大。最后，在哲学上，是以一个更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为基础。提出这一体系的是8世纪吠檀多哲学大师商羯罗。他创立了不二论，即一元论学说，认为除宇宙精神梵以外没有任何真实的物，梵和个人精神是同一的、“不二”的。为人们指出了如何摆脱虚妄，达到真实的道路。在他看来，物质、个人灵魂、具有人性的神又都是存在的，但从总的真理的意义上来说，这一切都是幻觉，是梵以幻力进行了神秘而不可喻解的作用的结果。他认为，把幻象当成真有，是以人自身的无知无明为条件的。并强调指出：“只有智者可以透过它看到它背后除了唯一实在的梵以外无它物。”在商羯罗的眼里，人的本我，也即他的不死的灵魂，他的精神，在本性上是与最高实在梵完全相同，人生的目的，就是摒虚幻不实的物质世界，使人的本我与梵合一。至此便可以摆脱痛苦的世世轮回，进入神妙而又销魂的纯粹极乐状态。鼓吹解脱之道是在心智上进行多方面的修养，逐步做到能区分永恒的东西和无常的东西，控制自己的感官，放弃对于世间物质的执着，热心向往与梵的结合，通过冥想梵我如一的真理获得坚定的信仰。商羯罗就是以这一客观唯心论的哲学理论，引导人们崇尚印度教。他还亲自组织了一些重要的宗教活动。并在印度建立了四个圣地和仿照佛教僧团成立了“十名教团”印度教组织。这在最终击败佛教起了很大作用。
印度教的简介
西元前十六世纪，雅利安人进入印度，开始了印度本土的古老文明。就像其他原始部落对自然山川的敬畏与崇拜，雅利安人为了保障自己的生存，也必须膜拜、礼赞、歌颂一切自然神只，且将赞歌编为圣典，相互传颂。到了后期，与人们生活关系较为密切的神只，受到最多的崇拜，雅利安人便由“多神信仰”逐渐转向“主神信仰”的模式。
为了与神沟通，祭祀便成为一件大事，司祭者拥有无上权威，能为自己祭祀、为他人祭祀及教授圣典。于是，在阶级制度严格划分的社会里，司祭者被尊为最高阶级的婆罗门，他们依着“祭祀万能”的神圣职权，开启了神权色彩浓厚的婆罗门思想。
婆罗门教主张：“梵”是宇宙现象的本体，人的生命现象为“我”，宇宙万物皆因“我”而生，故“梵、我”本来不二，凡人不解此理，只好轮回受苦，唯有体证梵我合一，才能得到解脱。此思想弥漫在当时的印度社会，直到西元前六世纪，出现了反婆罗门教的思想家，他们反对祭祀，主张透过禅定、苦行或享乐来完成解脱。鉴于当时修苦、修乐思想的充斥，佛陀提出了不偏于苦，不偏于乐的中道观，做为修行的根本原则。
阿育王及迦腻色迦王时期，佛教成为印度的主要宗教，婆罗门教便相形式微；公元四世纪时，婆罗门教受到笈多王朝的大力支持，又进一步杂糅了佛教及其他学派的思想，于是发生了较大的转变，而以“新婆罗门教”自居，企图恢复旧有地位，这就是今日所说的“印度教”。在印度教的许多流派中，又以毗湿奴派、湿婆派及性力派为主。八世纪以后，印度教的主要思想家商羯罗，依据婆罗门教的根本教义，又吸取耆那教及佛教的优点，使印度教宗教实践的成份加大，原有繁琐的理论淡化，印度教遂一跃而成为当时思想界的主流。直到伊斯兰教入侵印度以后，佛教遭受严重迫害，印度教却因为与伊斯兰教的思想有所交融，而在某些区域仍旧保持着很大的势力。
到了近代，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和西方文化的传入，印度教掀起了广泛的宗教改革，反对古印度教中存在的种姓制度、偶像崇拜、繁琐宗教仪式、寡妇殉葬等愚昧现象。但至目前，印度教仍是印度最有影响力的宗教，大多数人多信奉此教，其种族阶级的不平等待遇及寡妇殉葬等诸多民间陋习仍然未能完全被革除。

‘捌’ 佛教传入之前，中国人拜什么神

佛教传入之前，中国一直以道教为主，拜道教神祇。但中国人更信祖宗，更多的人是拜祭祖宗。

‘玖’ 佛教进入中国之前人信俸什么,烧香不

烧香是中国的，现存文献《诗经》《尚书》已有记载，则其起源必早于诗书时代即西周。

佛教进入中国之前信奉道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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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香起源
烧香是中国民俗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有三个特点极为引人注目：

一是普遍性，汉人烧香，少数民族绝大多数也烧香，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几乎无处不烧

二是历史悠久，现存文献《诗经》《尚书》已有记载，则其起源必早于诗书时代即西周。
三是普及性，几乎做什么都要烧香：对祖宗要烧，对天地神佛各路仙家要烧，对动物要烧，对山川树木石头要烧；在庙里烧，在厕所也烧；过节要烧，平常也要烧；作为一种生活情调要烧，所谓对月焚香，对花焚香，对美人焚香，雅而韵，妙不可言；作为一种门第身份，所谓沉水熏陆，宴客斗香，以显豪奢；虔敬时要烧，有焚香弹琴，有焚香读书；肃杀时也要烧，辟邪祛妖，去秽除腥；有事要烧，无事也要烧，烧本身就是事，而且还会上瘾，称为“香癖”，就仿佛现代人的抽烟饮茶一样。

趣的是，不特中国烧香，世界上好多民族和国家也烧。香的英语写作incense，查《简明不列颠网络全书》（第八卷第543页），载有如下内容：古埃及人从阿拉伯和索马里沿海地区引进香料树，把香当作宗教仪式中的重要用品。巴比伦人在祈祷和占卜时往往焚香。以色列人在被掳往巴比伦（公元前586年－－前 538年）以前引进了香，到了公元前5世纪，一些祭坛专供奉香之用。印度教特别是湿婆派在正式礼拜和家常礼拜中都要焚香；佛教在节日礼拜、成年礼拜以及日常礼拜中都焚香。日本神道教也焚得。从公元前8世纪希腊人就焚烧木头和树脂，以供奉神明和祛除恶魔。罗马人先是焚烧香木，后来引进了香，焚香在公祭和私祭上以及崇奉皇帝时越来越显得重要。

中国烧香的历史，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以汉武帝为界，前面为第一期，可称初始期。其间，所烧的香有以下几种：
柴，玉帛，牲体，香蒿，粟稷等。

烧香的作用是唯一的，用来祭祀。烧香行为由国家掌握，由祭司执行。
周人升烟以祭天，称作“禋”或“禋祀”。《诗·周颂·维清》：“维清缉熙，文王之典，肇禋。”笺：“文王受命始祭天。”即是说，这种祭制始于周文王。
其具体祭法为：将牺牲和玉帛置柴上，燃柴升烟，表示告天。《周礼·春官·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实柴祀日月星辰，以熈燎祀司中司命。风师雨师。 ”注：“禋之言烟。”“ 三祀皆积柴实牲体焉，或有玉帛，燔燎而升烟，所以报阳也。”疏：“禋，芬芳之祭。”（用《十三经注疏》本，下同。）
可见，所谓禋祀，一是点火升烟，二是烟气为香气。以香烟祭神，那么这就是后世所谓“烧香”了。

这一期，香事有以下特点：一是香品原始，为未加工的自然物，还不是后世正规意义上的“香料”（树脂加工而成）；二是自然升火，不用器具如后世的“香炉”；三是专用于祭祀，而祭祀由国家掌握，即，烧香还没有生活化，民间化。明周嘉胄《香乘》引丁谓《天香传》谓：“香之为用，从上古矣。所以奉神明，可以达蠲洁。三代禋祀，首惟馨之荐，而沉水熏陆无闻也。其用甚重，采制粗略。”

第二期，从汉武帝到三国，可称引进期。汉武帝于中国香事的发展，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其一，武帝奉仙，为求长生，是神就敬，而打破了以往“香祭祭天”的垄断

其二，武帝时期香品渐走向实用化，如置椒房储宠妃、郎官奏事口衔舌香等，打破了香必用祭的垄断，使香进入生活日用。

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武帝大规模开边，就在这一时期，产自西域的真正的“香料”传入中国。
《说郛》卷35引宋·吴曾《能改斋漫录》称：“又按汉武故事亦云，毗邪王杀休屠王，以其众来降。得其金人之神，置甘泉宫。金人者，皆长丈余，其祭不用牛羊，唯烧香礼拜。然则烧香自汉已然矣。”此外，武帝曾遣使至安息国（今伊朗境内），《香乘》卷二引《汉书》称：“安息国去洛阳二万五千里，北至康居，其香乃树皮胶，烧之通神明，辟众恶。”树皮胶，即树脂，是为真正的香料。
由于有了真正的香料，使武帝时的香事变得格外繁盛起来，后世野史笔记屡称不绝。什么焚“月支神香”解除长安瘟疫（《香乘》卷8），燔“百和之香”以候王母（《汉武外传》），用东方朔“怀梦”香草在梦中与李夫人相见，直至烧“返魂香”使李夫人还魂－－这个传说还传到日本（见《源氏物语》）第48回）。

香事繁盛，香具应运而生，不久，中国第一个香炉也发明出来了，称为“博山炉”。传说上面还有刘向的铭文：“嘉此王气，崭岩若山。上贯太华，承以铜盘。中有兰绮，宋火青烟。”（见《香乘》卷38）。刘向为宣帝时人。从此，香品与香炉配，使中国的香事进入一个新阶段。
然而，从武帝时引入西域香料始，降及东汉三国，在这三百多年间，香的使用还仅限于宫庭和上层贵族之中，极为名贵，难得进入寻常百姓之家。《香乘》卷2引《五色线》称：“魏武与诸葛亮书云：今奉鸡舌香五斤，以表微意。”为馈赠之礼品。又《香乘》卷7引《三国志》称：“魏武令云：天下初定，吾便禁家内不得熏香。”足见焚香即使在宫庭中也还是一种奢侈。

第三期，是普及期。香的走向普及，是隋唐以后的事。普及的原因有二：
一是“西（域）香”由“南（两广、海南）香”所取代。“迨炀帝除夜，火山烧沉甲煎不计其数，海南诸香毕至矣。”（《香乘》卷1）南香的大量涌入，使香的价格降低，为普及提供了物质准备。二是佛道二教从六朝以来大发展，轮番跻身于国教的至尊地位；

二教尚香，“返魂飞气，出于道家；旃檀枷罗，盛于缁庐。”（颜氏《香史序》）从而，信徒汹汹，风气大展，造成烧香走向普及。只不过，这时固有儒教还与释道二教时相对抗冲突，传统士人抵制特别是佛教，而使繁盛的香事略为减色。

迨至宋代，三教融合，烧香之俗，也便御风而行，为大家一致崇尚，士人拜祭孔子时也烧起香来。这就出现了本文一开头所讲那种局面。明屠隆总结道：“香之为用，其利最薄。物外高隐，坐语道德，焚之可以清心悦神。四更残月，兴味萧骚，焚之可以畅怀舒啸。晴窗塌帖，挥尘闵吟，温灯夜读，焚以远辟睡魔。谓古伴月可也。红袖在侧，秘语谈私，执手拥护，焚以熏心热意。谓士助情可也。尘雨闭窗，午睡初足，就案学书，啜茗味淡，一炉初热，香蔼馥馥撩人。更宜醉筵醒客。皓月清宵，冰弦曳指，长啸空楼，苍山极目，未残炉热，香雾隐隐绕帘。又可祛邪辟秽，随其所适，无施不可。”
香与美已融合为一，大量诗文专门写香。兹举北宋陈与义（字去非，与黄庭坚、陈师道齐名）的《焚香》为例：

明窗延静书，默坐消尘缘
即将无限意，寓此一炷烟。
当时戒定慧，妙供均人天。
我岂不清友，于今心醒然。
炉香袅孤碧，云缕霏数千。
悠然凌空去，缥缈随风还。
世事有过现，熏性无变迁。
应是水中月，波定还自圆。

无限心意情怀，寓寄一炷烟中，人生喜怒哀乐乃至形而上的追问与探求均在此找到出路，于是也就难怪世事变迁而熏性是不改的了。香已经完全渗透内化到人的精神之中；这种渗透是那样的深，以至到了民国年间，林语堂还津津乐道，在《生活的艺术》中专门辟一章向美国人介绍中国的焚香，前面明代屠隆的一段话，就是转引自林氏这本书的第六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