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是如何接触中国风的

① 米兰时装周秀中国元素，中国元素是如何逐渐登上国际时尚的舞台

随着现在时代的逐渐发展，很多人对时尚的要求，也越来越多，很多人对自己的川大也越来越生疏的挚爱，慢慢地很多人对时尚方面的东西都非常的关注米兰时装周秀，中国人数逐渐登上国际的舞台。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明星超模等等都会穿着很多带有中国元素的衣服走秀，在这一层面上也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中国的时尚元素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人说，不管是加在很多品牌还是很多衣服，上面这种颜色都非常好看，并且中国人寿具有古典的东方美任何一个人穿上都能穿出优雅的感觉所以这也是外国人为什么逐渐地使用中国元素的原因，穿着不仅好看还很时尚以上观点，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

② 十八世纪为什么在欧洲大陆掀起中国风

18世纪欧洲的“中国风”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深藏既久，蓄势待发。一朝被引，即成疾风。所向披靡，倾倒一方。
文化是人类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产物，是人情和人性表现的载体。所以文化不管什么类型，产生自哪个民族或地域，因为有人性这个媒介，一经接触，就会相互吸引，进而相互交流，相互影响，乃至相互交融。当然不是所有的文化都会很快交融，有的甚至还会发生摩擦，以至战争，例如宗教文化，历史上的十字军东征和17世纪欧洲的三十年战争都是。但大的趋势是交融,而交流是它的过程。
一般来说，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会形成不同的文化。除此以外，生产力发展的先后，也会对文化产生明显的影响。比如欧洲人自17世纪起就开始摆脱农耕文明，开始了工业文明。他们的文化遂转型为“工业文化”，而我们直到现在，虽然生产方式已经工业化了，但文化形态基本上还保留着农耕文明的特点。因为一种新型文化形态的形成需要时间的沉淀。工业文化的背景是雄厚的物质力量和以“普济众生”为己任的基督教精神，所以这种文化的特点是阳刚文化，强力文化，它是进取性的，是岀击型的。而我们的农耕文化是一种阴柔文化，它是封闭性的，是守成型的。
今天讲的这个题目就跟西方这种“工业文化”的特点很有关系。因为是岀击型的，所以它要输出他们的文化，首先是他们的宗教文化，即基督教文化，这就必须派传教士；因为是进取性的，求知欲很强，急于了解世界的事情，并且拿回自己想要的东西。最初的西方传教士就起着这双重作用：一方面向非基督教国家输出教义，同时从对象国获取信息和情报。这就形成了欧洲人对中国发生兴趣的初潮。这股初潮的主要“弄潮儿”是欧洲的传教士。这些传教士都有双重的素质：虔诚的布道士和执着的科学家、探险家。
初潮
直到元代，西方人才知道中国的真实存在。此后，传教士们开始翻译中国文化典籍

利玛窦
在元代以前，西方人对中国所知甚少。最初他们只知道有个产“丝”的地方，就把那地方叫“赛丽斯”，后来又叫“契丹”，再后是“奇那”。中国有史料说，罗马人曾在6、7世纪派使团来过中国。但欧洲却找不到这样的证据。反正西方人直到忽必烈的骑兵横扫欧洲大陆时，才知道中国的真实存在。13、14世纪之交马可·波罗的历险，反映了西方人对中国的兴趣。但那是个别人的行为。官方行为约两个半世纪后，即1583年才获明代万历皇帝的准许。在这前后葡萄牙、法国、意大利等国都派出了传教士来中国。其中最成功的是天主教大本营梵蒂冈派出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 attieo R icci，1552 -1610，图）。
利玛窦于1582年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他采取聪明的策略，首先融入中国的社会和生活，经过19年的苦心经营，上上下下结交了许多中国的士大夫（包括当时最大的学者徐光启）甚至京都要员，终于在1601年见到了中国皇帝（万历皇帝朱翊钧）。最后他死在中国，生前留下了《利玛窦札记》。他的墓直到现在仍在北京。利玛窦是个很有眼光的传教士，他的工夫并没有完全用在公关上，而用在对中国国情首先是对中国古代儒家经典的研究和翻译上。1593年他已经将“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的主要部分用拉丁语翻译了出来，呈送给梵蒂冈教皇。利玛窦开了个好头。不久他的继任者金尼阁（比利时人）也把“五经”（《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翻译成拉丁文，并在杭州刊印出来。这是中国古籍最早的西文译本。
当然这两个人的译本还只是起个“抛砖引玉”的作用，它们本身还算不上完善的译本。完善的译本过了半个世纪才出现，那已经是清代的早期和中期了。清代早期的康熙皇帝和中期的干隆皇帝都是比较开明的帝王。他们允许西方传教士继续来中国传教（康熙于1692年宣布基督教对中国“有益无害”），而且还亲自和他们交流。传教士们便利用这个机会发奋地研究掌握中国的方方面面，他们仍把古代经典的翻译当作要务之一。于是经过几代传教士的努力，这些儒家经典系列都有了完整的译本，其中“四书”的完整拉丁文全译者是比利时传教士卫方济（F ran ciscu s N oel，1651-1729）。他在前人的基础上经过20余年的努力，于1711年在布拉格大学刊印了他的“四书”全译本和介绍中国其他古代思想家的《中国哲学》一书。“五经”的拉丁文全译本则是由好几位传教士如法国的白晋、刘应、马若索和雷孝思等人完成的。到了干隆时期，这些古籍又有了法文译本，它们是由法国传教士孙璋、宋君荣和钱德明等人完成的。此外他们还用法文写了《孔子传》和《孔子弟子传略》等这样一些着作在北京出版。这已经是18世纪下半叶的事了。
高潮
高潮形成于17世纪下半叶至18世纪中叶。主要标志有下列几个方面：
中国学成热门
这些西方传教士为了达到更有效的传教布道的目的，作了坚忍不拔的“知己知彼”的努力，对中国国情进行了可以说全方位的了解，不仅是典籍，对中国语言文字、历史地理、天文数学、科学技术、医学、农业、园林等等都进行了研究，着书立说，出版了不少具有开拓意义的着作，许多人因而成了了不起的学者。据记载，1682年，意大利传教士柏应理回罗马时，带回的在华传教士的着作达400多册。同时他们也将大量中国的各种书籍带回欧洲。如1794年法国传教士白晋回国时，光赠送给法国路易十四国王的中国图书就有300册。法国另一名传教士马若索为法国皇家文库收集了几千卷中国图书。在传教士写的着作中，语言文字方面的就有意大利人卫匡国的《中国文法》、西班牙华罗的《官话简易读法》、路易十四的顾问傅尔蒙的《中国文典》等；史地方面的如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1585，被译成多种语言）、冯秉正的12卷本的《中国通史》（1783）、特别是A·基尔契的影响最大的《中国》；法国传教士杜赫德包罗万象的巨着《中华帝国志》很受启蒙学者的欢迎。其他如哲学、天文学、医学乃至武术方面的书籍亦不在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