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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艺如何定义

发布时间:2022-04-12 07:53:43

㈠ 什么是当代中国文艺的历史方位

新时代新征程是当代中国文艺的历史方位,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深刻把握民族复兴的时代主题,把人生追求、艺术生命同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愿望紧密结合起来,以文弘业、以文培元,以文立心、以文铸魂,把文艺创造写到民族复兴的历史上、写在人民奋斗的征程中。

从新的历史方位认清新时代文学的特征和使命,要进一步明确我们所面临的基本任务:

1、不断推进创作具有新时代特征的优秀文学作品。提供符合新时代需要的优质文学服务,在满足需求的同时,更加致力于给人民以精神力量、传承优秀文化传统和增强文化自信。为此,必须加强探索创作规划组织模式,围绕党和国家的重大部署、重要节点和重大活动组织好重点创作,描绘新时代新征程的恢宏气象。

2、深入实践“以人民为中心”,书写人民史诗。要有力地引导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通过“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实践活动等有效形式,全身心投入到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中,择取具有代表性的人民形象,艺术地再现其奋斗历程和精神世界。

㈡ 传统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含义是什么,有哪些局限性

编辑本段什么是中国当代文学
A当代文学的命名
,"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时间区别主要以1949年新中国建立划分,分期概念普遍得到认可.
B"当代文学"命名的原因
在50年代后期,为1949年以后的中国大陆文学命名,是最主要的动机.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到今天主要分为“社会主义初期文学”、改革开放后的“新时期文学”、“中国先锋文学”、“中国自由文学”、以及“通俗流行文学”等五大类。 "五四"文学革命之后,对在这一"革命"中所诞生的文学的描述,是指称其为"新文学". "新文学"的概念具有这样的含义:从"历时"的角度而言,是表明它与中国"古典"的,"传统"的文学的时期区分;从"共时"的角度,则显示这种文学界的"现代"性质,即在题材,主题,语言,文学观念上发生的重要变革更替.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中国已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必然地出现一种新的性质的文学形态,这样,到50年代后期,"新文学"的使用已大大减少,开始出现了以"现代文学"加以取代的趋向,而"当代文学"是"社会主义文学"的这一理解,一直延续到80年代以前的若干当代文学史的写作中。改革开放后,当代文学的多元化使得各种当代文学论着异彩纷呈。
C什么是"当代文学"
北大的洪子诚教授认为:"中国当代文学"首先指的是1949年以来的中国文学;其次指的是发生在特定的社会主义历史语境中的文学,它限定在"中国大陆"这一范围之中,台湾,香港等地区的文学与中国大陆文学,在文学史研究中如何"整合",需要提出另外的文学史模式来予以解决;"当代文学"的另一层含义是,它的文学时间,是"五四"以后的新文学"一体化"趋向的全面实现,到这种"一体化"的解体的文学时期.
编辑本段源流
以启蒙主义为特征的"五四"文化传统是一种一元化价值取向的知识分子的运动,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实践被认同为新文学传统的主流.但是,1937年爆发的一场全国规模的民族解放战争形成了新的战争文化传统,使识分子的战斗传统受到考验,因此,自战争开始,中国文学史的发展过程实际上形成了两种传统:"五四"新文学的启蒙文化传统和抗战以来的战争文化传统.这两种文学传统,有时是以互相补充或者比较一致的方式,有时则以互相冲突以致取代的方式来影响当代文学.
编辑本段分期及其发展概况
第一阶段:1949--1978年
"第一次文代会"的召开,使长期被分离在两个地区(国民党统治区和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的文学工作者终于"会师","五四"新文学的战斗传统和战争中形成的解放区文化传统在目标一致的前提下合流了,并且正式确立了毛泽东的《讲话》所规定的中国文艺新方向为全国文艺工作的方向,在当时,当身带硝烟的人们从事和平建设以后,文化心理上很自然地保留着战争时代的痕迹,在这种文化氛围的制约下,文学观念由军事轨道转入政治轨道,两军对阵的思维模式具体地表现为片面强调阶级斗争的教条模式.
第二阶段:1978年--1989年
文学的真正"复苏"来说,是以1978年8 月开始的"伤痕文学"为标志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抗战以来影响了中国文化建构四十年的战争文化规范被否定,1979年1 0月在第四次文代会上,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致祝辞,明确提出了"不要横加干涉"的意见,并且承认文艺创作是一种复杂的精神劳动,党"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 198 0年,中共中央正式提出了 "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总方针.1984年胡启立代表中共中央出席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作出了"创作自由"的许诺.8 0年代的文学充满了生机勃勃的创新精神和活跃气氛."五四"新文学传统又渐渐地恢复了活力.
第三阶段:90年代——新世纪
90年代初的文化特征:知识分子在"共名"状态下持有的一元化的政治社会理想被淡化,多元文化格局在不自觉中逐渐形成.在文学创作上则体现为作家放弃了宏大历史叙事,转向个人化的叙事立场,特别是由此走向了对于民间立场的重新发现与主动认同.新文学的传统在90年代表现出新的活力. 90年代的文学具有的"无名"特征:出现了无主潮,无定向,无共名的现象,几种文学走向同时并存,表达出多元的价值取向.其次是作家的叙事立场发生了变化,从共同社会理想转向个人叙事立场.其三,由于时代"共名"的消失,使一批面对自我的作家在开拓个人心理空间方面的写作实验得以实现.个人立场的文学叙事,转向更贴近生活本身的个人写作方式,一批被称为"新生代"的青年作家和女性作家应运而生.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从本世纪初开始,又出现了中国自由作家,中国自由文学等概念,将中国当代文学提升到一个新的,史无前例的高度,使得中国当代文学更加无序,更加模糊和个人情绪化,一个真正的对于文学的自我回归的年代正在出现。

㈢ 中国从古至今的文学大家对文学的定义

文学是指以语言文字为工具形象化地反映客观现实的艺术,包括诗歌、散文、小说、剧本、寓言、童话等,是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以不同的形式(称作体裁)表现内心情感和再现一定时期和一定地域的社会生活。

㈣ 怎样定义中国古代文学

中国古代文学是一个历史源远流长的发展过程。它与中国大历史、文化紧密相连,显示出特有的民族性、传承性、时代性的特征。它以汉民族文学为主,同时有兼容了其他少数民族的历史与文学,构成蔚为大观的中国古代文学。无论是中国古代的诗歌,还是散文、戏曲、小说都有着明显的可以追寻的历史。并且呈现着在创作和理论上的不断发展,丰富,日臻完善。每种题材的演进都是一部历史,而且脉络清晰。充分体现并显示着它的历史与文化的博大精深。显示出以中国古代文字为载体的中国古代文学在内涵上极大的丰富和巨大的张力。

㈤ 介绍些中国文艺

一九五0年五月四日文艺节,中国文艺协会在台北市中山堂宣告成立,由陈纪滢等诸位先生为发起人。简称“文协”的中国文艺协会,是台湾历史悠久,最具规模的文艺社团,会员约达二千人,皆艺文界有成之士。本会由理事长及秘书长主掌会务,下设十七个委员会,分别为:诗歌创作研究,散文创作研究、小说创作研究、音乐、美术、话剧、电影、广播电视、戏曲、摄影、舞蹈、民俗、文艺评论、新闻文艺、国际文艺交流、两岸文艺交流、文艺翻译、会务发展等委员会。
现任理事长为王吉隆(笔名绿蒂,诗人,亦任新诗学会理事长,曾受邀出席中国文联第五、六、七届文代会。)理监事皆当今知名作家、艺术家,有陈义芝、林黛、廖俊穆、宇文正、杨奉琛、向明、南方朔、封德屏、蔡诗萍、向阳、司马中原、周玉山、赖秀峰、周志刚、陈祖彦、林锡嘉等。
每年五月四日,“文协”均举行文艺节庆祝大会,并颁发文艺奖章及荣誉文艺奖章,已办五十二届。其中文艺奖章,颁与新秀或杰出文艺人士;荣誉奖章则颁与赠资深、卓越贡献的艺文硕彦。“文协”经常举办各项艺文活动,如新春团拜、灯谜大会、春、秋两季茶叙、新书发表会、音乐演唱会、诗歌朗诵会、作家下午茶、各项文学研讨会,并开办文艺写作研究班,及各项展览,包括摄影、绘画展等。此外,二十多年来致力两岸文艺交流,每年均受“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之邀组团赴大陆各省作文艺交流访问,并定期邀请“作协”及“文联”访问团来台。亦邀请杰出文艺人士赴海外地区作艺文交流,邀请各国艺术家、作家来台访问演出,如“世界诗人大会、”“两岸美术交流展”等。出版有《文学人》季刊供会员写作及联系交谊。
本会成立有“艺文中心”及“文艺沙龙”、“新原人艺廊”,提供文友聚会及各类艺术演出及展览。

㈥ 中国的经典文学作品是怎么定义的,主要包括哪些

经典文学作品指具有典范性、权威性的;经久不衰的传世之作;经过历史选择出来的“最有价值的”;最能表现本行业的精髓的;最具代表性的;最完美的文学作品。最能代表这一个时代的文学作品。经典和精品是有区别的,精品只是指作品的质量,而并不需要有经典所据有的其它特性。 所在行业的精品,或者说是一个时期里的精品。具有代表性质和意义。

特点:
较多读者
通俗性
跨时代性
言近旨远
启发教育性
涉及人类生活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

古典文学
文学介绍

文学是用语言塑造形象反映社会生活的一种语言艺术,是文化中极具强烈感染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典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闪烁着灿烂光辉的经典性作品或优秀作品,它是世界文学宝库中令人瞩目的瑰宝。中国古典文学有诗歌、散文、小说以及词、赋、曲等多种表现形式,在各种文体中,又有多种多样的艺术表现手法,从而使中国古典文学呈现出多姿多彩、壮丽辉煌的图景。几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养育了中国古典文学,中国古典文学对传统文化更具有深刻的影响力。
《诗经》与先秦散文
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社会发生急剧变化的时期,此一时期,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一席之地的即先秦散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氛围促进了文学的繁荣,也迎来了文化光辉灿烂的时代,尤其是儒、墨、道、法几家学说,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
楚辞汉赋
辞赋是中国古代文学样式之一。辞因产生于战国楚地而称楚辞;赋即铺陈之意,以“铺采摛文”“直书其事”为特点。两者都兼有韵文和散文的性质,是一种半诗半文的独特文体。结构宏大,辞藻华丽,讲究文采、韵律,常用夸张、铺陈的手法。
魏晋文学与南朝文论
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摧垮了东汉王朝,代表中小地主利益的曹操、刘备、孙权三分天下。曹操力量最强,在文学方面成就也最大。以“三曹”和“建安七子”为代表的“建安文学”在古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所谓“三曹”即指曹操与其子曹丕、曹植;“七子”即指汉末作家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他们均能文善诗,且与曹氏父子关系密切。建安时期,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个“俊才云蒸”的时代,大量作家和作品涌现出来,使各种文体都得到了发展,尤其是诗歌方面打破了汉代四百年沉寂的局面。五言诗从这时开始兴盛,七言诗在这时也奠定了基础。历代文学评论家都把建安时期看作文学的黄金时代。
唐诗、宋词、文与传奇小说
唐文学的繁荣,表现在诗、文、传奇小说的全面发展上以及作者众多而大师辈出上。初唐以四杰为代表:卢照邻,骆宾王,王勃,杨炯。盛唐主要有山水田园诗: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浪漫主义诗:以李白为代表;现实主义诗:以杜甫为代表;边塞诗:以高适,岑参,王昌龄为代表。中唐诗以李贺、白居易、贾岛为代表。晚唐诗以李商隐,温庭筠为代表。唐宋八大家中,唐朝的有两位代表人物:韩愈、柳宗元。唐传奇小说代表:沈既济《任氏传》;陈玄佑《离魂记》;李朝威《柳毅传》;白行简《李娃传》;蒋防《霍小玉传》;元稹《莺莺传》。
道统与文统紧密结合,使宋代古文真正成为具有很强的政治功能而又切于实用的文体。宋词分为北宋词和南宋词,其中流派分为:婉约派:以李煜冯延巳君臣,晏殊晏几道父子,欧阳修,柳永,秦观,周邦彦,李清照,为北宋代表,以姜夔,吴文英,王沂孙,史达祖,蒋捷为南宋代表,婉约派是宋词主流。豪放派:北宋苏轼首创,由南宋辛弃疾发扬光大,两宋之交繁盛一时。主要代表人物有:苏轼,贺铸(北宋),辛弃疾,陈过,刘克庄,张元干,张孝祥以及后来的文天祥为南宋豪放派代表。另外还有格律派:周邦彦,姜夔,吴文英,王沂孙,史达祖为代表;朦胧派:吴文英;辛派:辛弃疾,陈过,刘克庄,张元干;姜派:姜夔,吴文英。唐宋八大家中,宋朝的有六位代表人物: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
此外,戏剧、说话等通俗文艺在宋代也有迅速发展,逐渐形成了以话本和诸宫调、杂剧、南戏等戏剧样式为代表的通俗叙事文学,从而改变了中国古代文学长于抒情而短于叙事,重视正统文学而轻视通俗文学的局面,并为后来元明清小说、戏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宋元戏曲和明清小说
在中国的传统文学观念中,小说常被当作街谈巷议之言;戏曲被认为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作品。因此,小说和戏曲起步较晚,直至元、明、清才迅速发展起来,一些伟大的作家与作品相继出现,戏曲方面,如元代关汉卿的《窦娥冤》 、王实甫的《西厢记》、明代汤显祖的《牡丹亭》、清代孔尚任的《桃花扇》等,都是不朽之作;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等 ,也均为文学珍品。《红楼梦》更是纪念碑式作品,它把中国文学推向了新的高峰,并足以和世界许多知名的小说媲美 。
中国古代文学虽然在不断发展着,但却表现出异常稳定和凝固化的特点,与西方文学相比,统一性和单一性相当明显。这种特点是和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紧密相关的。中国文学大部分在封建社会的小生产土壤中产生,几乎一直在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中,在重视文化思想、并对之严格控制的情况下发展。所以中国古代文学与外国文学的联系相对说来较少,大部分时间处于封闭的环境中,除了特殊的历史时期外,总的说来与宗教的关系相当疏淡。这就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学凝重稳健的性格。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初,随着中国封建社会开始发生的重大变化,这种性格开始打破。中国古代文学的正宗诗文,到清代中叶,大都由于因袭旧艺术形式、缺乏新思想内容而走向末路。鸦片战争以后,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认识到本民族经济文化上的弱点,文学上出现了龚自珍、黄遵宪等为代表的开明派;戊戌变法运动前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代表人物梁启超、黄遵宪等提出了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的主张,要求“崇白话而废文言”,号召革命的政治小说也相继产生,例如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 、吴沃尧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的《老残游记》 、曾朴的《孽海花》等,都是揭露当时社会黑暗的谴责小说 。
代表作品:
《诗经》《离骚》《九歌》《九章》《天问》《九辩》《周易》《尚书》《春秋》《左传》《国语》
《论语》《老子》《战国策》《礼记》《古诗十九首》《孔雀东南飞》《盐铁论》《汉书》《史记》
《三国志》《神女赋》《搜神记》《诗品》《文心雕龙》《阳春白雪》《全宋词》《赵飞燕别传》《沧浪诗话》《贵耳集》《吹剑录》《全元散曲》《西厢记》《牡丹亭》《窦娥冤》《世说新语》《长生殿》《桃花扇》《聊斋志异》《隋唐演义》《红楼梦》《儒林外史》《镜花缘》《虞初新志》《全唐诗》《全五代诗》《花间集》《孽海花》《唐宋传奇集》《离魂记》《柳氏传》《太平广记》《柳毅传》《霍小玉传》《南柯太守传》《古文观止》
《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封神演义》《金瓶梅》“三言两拍”《儿女英雄传》《施公案》 《三侠五义》 《榴花梦》 《笔生花》 《艺概》
《饮冰室诗话》

㈦ 中国现代文学和现代文艺一样么有什么区别

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区别 现代文学就是1919后三十年至1949这一段时间段内。

当代文学就是1950至现在。

这是一个比较机械的划分,实际上没有这么严格,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文学思潮、区别,就是从时间上划分的其他的,不属于区别,只是不同的研究领域,内容琐碎,不便展开。
中国现代文学,是指从1919年到1949年期间创作的文学作品;中国当代文学,是指从1949年至今这个期间创作的文学作品。
中国现代文学课程的历史跨度为1917年至1949年。其基本内容包括文学史和作品两大部分。主要讲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间发展过程及其规律,各种文学现象的变化和联系,以及其间代表作家的代表作品。
中国当代文学它研究当代文学发展史上的文学运动及重要文学现象,分析当代重要作家作品,总结当代文学的发展规律和经验教训,促进当代文学的发展,使当代文学能以中华民族独特的艺术样式丰富世界文学宝库。
近代:从1840到1919。现代:从1919到1949。当代:从1949年至今。这是中国文学的时代划分,并不是历史领域的划分 。 目前学术界大多采用1917年到1949年的教学/研究框架。通常简称为“现代文学三十年”。但是,这样使用“ 现代文学”概念越来越多地遇到各种复杂的问题。在国外的非汉语学术界,很难从语义上区别“近代”、“现代”和“当代”。比如日本就把“现代化”称为“近代化”。在国内,一般情况下,“现代”和“当代”是同义词,只有专门学习过现代文学史和当代文学史的人才能区别这两个概念。所以对现代文学的范畴问题发生越来越多的质疑。特别是21世纪的到来,使这个问题更加凸显。当我们说“现代”的时候,不是指包括说话时的“现在”,而是指半个世纪以前。这已经给我们带来了许多不便。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这个范畴加以清理。
可是,当我们试图清理“现代文学”这一概念的时候,就会发现问题的复杂性。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现代”这一概念具有多义性。它不仅仅是一个时间概念,同时也是一个价值概念。比如现在同是2004年,我们却可以说欧洲比非洲“现代”,还可以说某件东西很“现代”。因此,对现代文学的理解不仅仅是时段上的差异,而且包括空间上的差异。
从时间上说,首先存在一个“现代文学”的上限与下限的问题。 关于“现代文学”的上限,有很多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是1919年,划分点是“五四”运动。理由是文学与政治应该一致,“五四”运动使整个中国文化得到更新,中国文学的性质当然也发生了质变。这种观点目前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很少,但是学者以外的很多人都这样认为,特别是中学语文课本就是这样教的。笔者给一年级大学生上现代文学课时,第一天问他们现代文学什么时候开始,他们全部说是1919年。这个观点思路明确,缺点是过于简单,因为实际上还是要去追溯1917年的文学革命和1915年的《新青年》。
第二种是1917年,划分点是文学革命,理由是文学的独立性,强调从文学自身的发展线索来判定时段。目前大学教学体制基本采用这个上限。但是这样就等于说现代文学只是新文学,它忽略了通俗文学的发展脉络。
第三种是1911年或1912年,划分点是辛亥革命与中华民国建立。理由是现代文学应该是现代民主国家的文学,推翻了皇帝,才真正有个人的精神空间。这也是把文学与政治相联系。从通俗文学的发展来看,这个上限倒是一个分界点。但是从文学运动来看,这个年份的意义不是特别突出。

㈧ 怎样看待文艺的意识形态属性

文艺的意识形态性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核心命题,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理论支点。这是因为意识形态作为社会意识中反映人们所处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和思想要求、利益、愿望的那一部分思想观念的总和,在阶级社会中,对于每一个社会成员来说都是先在的,就像葛兰西所指出的,“是由每个人从其进入这个意识的世界之时起,就自动陷入的许多社会集团所强加的”(P.233)。人们在社会交往的过程也就是一个进入一定文化、接受一定意识形态的过程。阿尔都塞也认为只要一个人进入社会,就不可避免地落入到“巨大的意识形态的襁褓”之中,他的思想和行动无不受一定意识形态的支配和规范,所以他把意识形态看作是一种“文化客体”,是人们必须接受的赠品。出于对意识性质以及它与人的思想、行为之间关系的自觉认识,马克思主义才从根本上把文艺界定为一定社会意识形态,并要求无产阶级文艺自觉地担当起以无产阶级世界观来改造世界,以社会主义精神来教育和鼓舞人民大众的历史使命。因而意识形态性也就成了无产阶级文艺的思想灵魂。
正是由于这样,文艺的意识形态性这个命题自它提出之后就遭到许多“纯艺术论”的倡导者的反对,新时期以来,在我国文艺理论界也引起了不少人的质疑和否定,以致有些文艺部门的领导也回避文艺的意识形态性、不敢理直气壮地坚持文艺的意识形态性问题,这实际上是在思想上放弃了对文艺的领导。这些年来,我们的文艺事业在走向繁荣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与社会主义文艺方向完全背道而驰的创作倾向,起着腐蚀人们的意志、毒害青少年的灵魂、败坏社会风气的作用,这显然是与文艺界所出现的一股淡化和消解文艺意识形态性的思潮是分不开的。
这股思潮在我国出现自然不是没有原因的,分析起来大概有这样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受了西方“意识形态终结论”思想的影响。自上世纪中叶以来,西方有些思想家就竭力否定意识形态的现实基础,否定意识形态与现实社会中个人存在活动之间的内在联系,把意识形态直接等同于国家意识形态,等同于一个纯粹的政治性的概念,并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科学,而纯粹是一种意识形态,断言随着苏东剧变,冷战的结束,意识形态也宣告终结。这观点很契合我国某些长期以来深受极“左”思潮压制和饱受“四人帮”文化专制之苦的作家和批评家的思想和心理,他们也就趁我们不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之机,以批判文艺界的极“左”思潮之名,跟着在我国掀起一股否定和消解文艺意识形态性的思潮,试图以文艺是一种“美”、一种“文化现象”来取而代之。这些观点在理论上自然是经不起分析的,因为“美”不可能完全脱离“真”和“善”而独立存在的,所以审美评价和审美选择在根本意义上来说无疑是一种价值选择和价值评价。因此审美观的差异说到底就是一种价值观的差异,它是不可能与意识形态完全没有联系的。另一方面,也与以往我们对意识形态理解上的片面性和不确切性是分不开的,这种片面性和不确切性具体表现为:一是纯科学的倾向,亦只是从意识论、认识论的观点,从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关系、反映被反映关系的角度,来说明意识形态的性质,对于意识形态的价值属性和价值内涵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和阐明。意识形态不同于一般的社会意识,它作为反映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们的思想要求、利益、愿望的那一部分思想观念,是属于一定社会、一定阶级和社会集团的信念体系和行为规范的范畴的,它的任务就是为了凝聚人的思想,把人的行为引导到同一的方向、共同参与到对社会的变革实践。所以,它不仅有认识的属性,同时还有价值的属性,不仅有理论的功能,同时还有实践的功能。这些方面,葛兰西、阿尔都塞和晚年的卢卡契都曾有不少合理论述和发挥,并得到西方学界较为广泛的认同。如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作为表象体系之所以不同于科学,是因为在意识形态中实践——社会的职能比理论的职能重要得多”。卢卡契认为意识形态的“目的是使人的社会实践变得有意识有活力”,“所有意识形态所面临的决定性问题是:Was tan(做什么)?”《简明大不列颠网络全书》在解释意识形态时也认为它是“社会哲学或政治哲学的一种形式。其中实践的因素与理论的因素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它是一种观念体系,旨在解释世界并改造世界”。这些见解都是值得重视的。但是在我国过去,可能为了与马克思、恩格斯早年以意识形态所指代的“虚假的意识”,亦即指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己合法的统治而制造出来的一种虚幻的价值观念划清界线,在阐述意识形态时都侧重于从它对社会存在的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方面,亦即认识论的、科学性的观点来进行发挥,而忽视从实践性的、对社会变革的功能方面来进行理解,这就把意识形态实证化了、认识论化了、纯科学化了。这理解显然是不够全面、准确的。二、是纯理论的倾向,侧重强调意识形态是自觉反映一定社会存在的思想(理论)体系,而无视它与社会心理、个人心理和日常意识之间的内在联系,不认识意识形态作为一种自觉的思想观念,不但是从对社会心理加工、提升而来,如同普列汉诺夫所说的是以社会心理为“共同根源”的,同时还表现为只有经由社会心理,意识形态才能反作用于社会存在。这样,就把意识形态混同于意识形态理论和意识形态科学,视意识形态为远离生活、高高在上、只是少数意识形态专家在研究的纯思辨的、理论形态的东西。尽管我们在理论上都承认意识形态与社会存在之间是相互影响并积极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但由于对这种反作用的内在机制和内在环节没有足够的注意和深入的揭示,从而使得我们对意识形态的反作用的理解还只是停留在抽象的理论说明上,在解决实际问题方面,几乎显得无所作为。而我们之所以强调要真正阐明意识形态对社会存在反作用的道理必须深入分析揭示它的内在机制和内在环节,就是由于马克思所说的:“思想从来也不超出世界秩序的范围”,因为思想不可能直接打破现实关系实现对社会的变革,所以“思想根本不可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这表明意识形态总是以现实的人为物质载体的,它要在现实中发挥作用,首先必须融入生活、融入大众、融入社会心理、融入人们的人格无意识之中,唯其这样,它才有可能转化为一种实践的精神动力。在这方面,葛兰西、赖希、弗洛姆等人都曾做出许多有益的探讨,如葛兰西提出:必须革除“哲学是一种奇怪而艰难的东西,认为它是由特定领域内的专家或专业的和系统的哲学家所从事的专门理智活动”的观念,“不应把所谓‘科学的’哲学的东西,同只是观念的和意见的片断汇集的、日常的和大众的哲学分割开来”。他批评当时意大利流传的以克罗齐和金蒂雷为代表的“内在论哲学”,认为它的最大的缺陷之一就在于:“它们不能在上层建筑和底层之间、‘普遍人’和知识分子之间建立起一种意识形态上的一致性”。这些探讨对于我们克服对意识形态理解的纯科学、纯理论的倾向,全面、深入理解意识形态性质,实现意识形态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是有突出贡献和积极意义的,它应该被吸收到我们的意识形态理论中来,并作为我们探讨文艺意识形态性的重要理论依据来加以研究。

鉴于以上认识,我认为,要对文艺的意识形态性有一个准确、全面的理解,就必须从克服以往对意识形态理解上的纯认识论化、纯科学化和纯理论化两方面入手。首先是纯认识论化、纯科学化的倾向。
对文艺的性质作纯认识论化和纯科学化的理解在我国由来已久。早在“五四”时期,有些作家和理论家在介绍西方现实主义(当时叫“写实主义”)的时候,就没有分清现实主义和在实证论哲学和实验医学理论基础上产生并发展起来的自然主义之间的差别,把现实主义混同于自然主义,认为它是“经过近代科学洗礼的最值得提倡的写作态度和方法”。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随着苏联文艺理论的引入,当时苏联广为流传的“文学和科学、哲学一样,都是对客观现实的反映和认识,所不同的只是文学通过具体形象达到客观真实”的文艺观,更是被当作文艺的经典定义被我国文艺理论界所接受,以致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与六十年代初,我们在试图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编写我们的“文学概论”教科书,把文艺的性质界定为意识形态时,根据当时哲学界对意识形态的流行观点,对文艺的意识形态性质也完全作了纯认识论和唯科学主义的理解。如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一开篇对“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文学和社会生活的关系如何”这一问题的回答时认为它仅仅就是“一定社会生活的反映”。基于这样一种理解,以往在我国流行的前苏联的文艺观,也就很自然地被吸收和整合到我们对文艺意识形态性的解释中来,致使纯认识论与唯科学主义的文艺观长期以来成为雄霸我国文艺理论界的一种主导观念,至今影响尤存。
要说明的是:我们不赞成把文艺的性质纯认识论话,并非认为文艺不是社会生活的反应,因为一切艺术的东西不可能是凭空产生的,从根本上说都是根源于一定的社会生活,只不过认为文艺的反映与一般的认识,特别是科学(非意识形态)是不同的,所以,把文艺意识形态性做纯认识论的解释,不仅从普遍性层面上不足以揭示意识形态本身的内容,而且在特殊性层上更与文艺的特性相悖。根据辩证唯物主义所昭示的任何事物的性质都是多重的,相对的可以区分为普遍性和特殊性两个层面的思想,毛泽东同志提出:“对于事物的每一种运动形式,必须注意它和其他各种运动形式的共同点。但是尤其重要的,成为我们认识事物基础的东西,则是必须注意它的特殊点,这就是说,注意它和其他运动形式的质的区别。只有注意了这一点,才有可能区别事物”。那么,文艺不同于其他意识形态的特殊点是什么呢?我认为就是由于作家的审美反映所赋予文艺的审美特性。审美不同于一般的认识,它是以主体的审美情感为心理中介与客体建立联系的。这种情感的反映形式决定了它与一般的认识具有以下不同的特点:就反映的对象来看,认识的对象是不以主体自身利害和好恶为转移的客观事实,是事物的实体属性,而情感作为人们面对客观事物所引起的态度和体验,总是以事物能否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物质的和精神的)为转移的,它反映的是主客体之间的某种关系,是事物的价值属性;就反映的目的来看,认识既然是为了达到对事物客观属性的把握,它所要判明的是“是什么”,目的是给人以知识,而情感反映的对象既然是事物相对于人的需要而言的,因而它离不开人的喜好,它要判明德不仅是一个真与假、而且是一个善与恶、美与丑的问题,所要把握的不仅是“是什么”,而更是“应如何”;就反映的方式来看,由于“是什么”是事物的一种客观属性,它一般通过陈述判断的形式表达出来,一般是以概念、抽象、判断、推理等逻辑思维的方式来加以表述,而情感反映的由于是“应如何”,是人们对事物的一种评价、选择、意识和愿望,所以是以形象思维的方式表达出来。正是由于情感反映不同于一般认识反映的这些特点,使得文艺作品看似像实际生活那样不带任何主观倾向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而实际上无不蕴含着作家对现实人生的态度、评价、理想和期盼,在不同程度上无不打上作家思想倾向的烙印。尽管历史上有些作家标榜他是纯客观的,但只要他被自己笔下的人物和事件感动了,他就不仅会把自己的思想倾向融入作品,而且由于情感机制的激发,还使得作家自己长期潜伏在心灵深处,支配、驱使着自己行动的那种潜意识的追求、企盼和梦想也都浮现出来,在作品中得到集中的流露,从而使得表现在作品中的思想内容往往比作家所意识到的要深广得多。所以,出现在作家笔下的艺术形象往往也就成了作家审美观念和审美理想的载体,一种他内心期盼的“应如何”的人生图景。“应如何”是一个理想的尺度,它是需要通过人的行动去争取的,所以就其性质来说是一种实践的意识。当然,对于这种实践意识,我们不能像西方现代人本主义那样把它完全主观化和个人化,看作只是作家个人一种无意识的心理意向和精神向往;这是由于意识有社会意识和个人意识之分,而我们通常所说的意识形态,向来是指社会的意识、集群的意识而言,而非纯粹个人的意识。所以在实际的文艺作品中,这种“应如何”的人生图景虽然以作家个人理想、愿望、企盼和梦想的形式表现出来,但由于作家是社会的人,他的思想情感总是在社会交往过程中,在接受社会的教育和熏陶过程中产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并这样那样地受着他所处的特定的社会关系所制约的,因而在他的作品中也必然这样那样地以个人的形式反映着一定社会、时代、集团和群众的思想愿望,如同普列汉诺夫所说的伟大作家“最主要的个人特性,‘最高的独创性’表现在这里,就是他在自己的领域里比别人更早或更好、更充分地表现了他那个时代社会的或者精神的需要和憧憬”。愈是伟大的作家,他与社会、时代、群众的这种联系也就愈紧密、愈深刻。所以,就文艺的性质来说,毫无疑问是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范畴的。
正是由于这样,这就决定了一切进步的文艺作品也必然像其他进步的意识形态一样,在社会生活中都起着凝聚和团结群众,激励和支配人们的行动,把人们的行为引导到同一方向,共同参与和投入到社会变革中去的作用。列宁在会见埃森时提出“真正的文学”应该“教导人、引导人、鼓舞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我们的文艺“要使群众警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中号召作家“要塑造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创造者,表现他们那种有革命理想和科学态度、有高尚情操和创造能力、有宽阔眼界和求实精神的崭新面貌,要通过这些新人的形象,来激发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他们从事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创造活动。”都是基于对文艺意识形态性的这种实践性的内涵的理解而提出来的,都表明文艺的意识形态性所彰显的文艺不只是对现实的反映,同时也是对社会的介入。因此作品从作家手中完成,它的价值还只是潜在的,只有通过读者阅读,把作品中的思想情感转化为读者的思想情感,并在读者的行动得以落实,作品潜在的价值才转化为实在的价值。这就要求我们把文艺不能仅仅看作是一个“实体性的定义”,同时还必须看作一个“功能性的定义”不能仅仅从作家创作及其成果一维,而且还必须从读者阅读及其功效一维来进行考察。只有这样,我们对文艺的意识形态性才会有全面而深入的理解。

我们指出意识形态就其性质来说不仅是认识的而且是实践的;而实践是人的实践,它总是以人为物质载体的。在对人的理解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反对黑格尔等德国思辨哲学家把人看作是一种“无人身的理性”,认为他首先是“有生命的个人存在,这样,实践也就不像黑格尔所理解的是一种抽象的理念运动,而首先是一种感性的物质活动,同时也决定了实践不仅仅是由理性观念所支配的,同时还必须要有一种感性心理能量,如人的需要、动机、情感、意志等因素所驱动。所以如果我们赞同社会意识形态不仅是认识性的,同时也是实践性的话,那么也就等于表明了意识形态不是纯理论的,它与社会心理以及它的具体表现领域——日常意识、个人意识和人格无意识有着先天的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
社会心理与社会意识形态虽然同属于社会意识,但却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层面。一般来说,社会意识形态是一种自觉的、理性的意识,通常以一定思想体系的形式表现出来;而社会心理是一种自发的,感性的、亦即融化在日常生活之中的未经分化、加工、定性的经验水平的意识,通常以一定社会群体的感觉、情绪、意志、愿望以及社会的风尚、习俗等形式表现出来。它们的关系是:一方面,意识形态是通过对社会心理的加工、改造提升而来,以社会心理为“共同的根源”;而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心理与社会存在的关系最为直接、紧密,是一种日常的实践意识,它作为人们“行为的调节器”,直接支配和决定着一定社会成员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所以,意识形态要反作用于社会存在,也就必须经由社会心理。若是只停留在理论宣传而不能转化为社会心理,意识形态也就很难成为在实际生活中激发和推动人们行为的精神力量,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也就无从谈起。
社会意识与社会心理之间的这种内在联系首先被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拉布里奥拉和普列汉诺夫所发现。如拉布里奥拉在谈到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时,就竭力反对庸俗的经济唯物主义那种“非常粗糙和直线式的表达和说法”,强调“在力图从社会条件中引出作为它们思想表现的第二性成果(如艺术和宗教)之前,必须在研究某种为了一定变化的社会心理学方向具有丰富的经验和某种本领。”并反对把意识形态仅仅理解为某种“教义和体系”,如在谈到道德时,所强调的就是“那种平常在一般人的爱好、风俗、忠告、判断和评价中以经验的和日常的形式存在着的那种道德”。普列汉诺夫对拉布里奥拉的关于“社会心理”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中介这一学说给予很高的评价,并断言:“要了解某一国家和科学思想史或艺术史,只有知道它的经济基础是不够的,必须知道如何从经济进而研究社会心理,对于社会心理若是没有精细的了解,思想体系的历史唯物主义解释根本就不可能。……因此社会心理异常重要,甚至在法律和政治制度的历史中都必须估计到它,而在文学、艺术、哲学等科学的历史中,如果没有它,就一步也动不得。”而之所以这样,就是由于文艺是以作家的审美情感为心理中介来反映生活的。在现实生活中,引发作家创作冲动的首先并非是他理性上认识到的,而是他心灵所直接感受到、体验到的东西。这就决定了文艺在作品中所表达的并非某种抽象的思想观念,而是现实世界中人的意志、愿望、企盼、梦想等活生生的心理事实,所以列宁在把列夫·托尔斯泰比作为“俄国革命的镜子”时,特别强调他是“俄国千百万农民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到来的时候所具有的思想情绪的体现者”,“通过他的嘴说话的,是整个俄罗斯千百万人民群众。”文艺作品与社会心理这种紧密的内在联系,使得它虽然不像其它意识形态那样致力于对社会心理作理论上的概括和提炼,但它对社会生活的反映却是最直接、敏锐,也是最丰富生动,因而也最有利于我们认识它所反映和产生时代的社会现实。孔子很早就提出了“诗可以观”,所谓“观”就是“观风俗之盛衰”。所以《乐记》中以“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来说明文艺是“生人心者”,即一定社会心理的反映。这在现在看来还是正确的。
意识形态不仅以社会心理为中介来反映社会存在,而且也通过社会心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这是由于实践是人的活动,人的活动源于一定需要,而需要总是要在一定的对象中获得满足的。这样就产生了人的活动的动机和目的,并推动着人去探寻一定的手段来实现自己的目的、满足自己的需要。所以实践作为一种感性物质活动,总是离不开意志的激发和情感的驱动的。亚里斯多德在把科学分为“理论科学”与“实践科学”,并把伦理学纳入到实践科学中的时候,就是为了反对苏格拉底把德性看作只是一种知识,认为他“取消了灵魂的非理性部分,因而也取消了激情和性格”。这就充分说明“激情和性格”等非理性的驱动因素在人的行为中的重要。所以,只要我们把意识形态不仅看作只是理论的,同时还是实践的,那么,在社会意识形态与社会心理两者的关系上,我们仅仅只看到社会存在向社会意识形态转化过程中的社会心理以中介作用是不够的,同时还必须充分认识社会意识形态在反作用于社会存在过程中同样也必须经过社会心理。这一点并没有引起拉布里奥拉和普列汉诺夫的足够注意,倒是后来为实践哲学的创始人葛兰西以及弗洛伊德的马克思主义者赖布、弗洛姆等人所揭示和阐明。他们不仅都反对把意识形态看作只是一种抽象的思想体系,认为它是与社会心理、日常意识融为一体的,而且只有当它融入于人的心理结构,成为人的一种社会无意识,人格无意识的时候,才能真正发挥它的社会作用。这正是文艺这种特殊的意识形态,亦即审美意识形态的优势之所在。由于文艺是通过作家的审美情感和审美体验来反映生活的,“情感只能向情感说话”,“情感只能为情感所了解”。这就决定了文艺不像其他意识形态通常以理论的方式让人接受,而是把理性的东西化为感性的东西,通过阅读过程中读者的感受和体验,直接进入读者心理。所以,当读者为作品所感动了,也就意味着他已经站到作家的立场,以作家的眼睛在看,以作家的耳朵在听,以作家的心灵在思考。在思想情感上与作家融为一体了。这种心理层面上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不仅比之于理论教化更能深入人心,而且它的作用也更为持久,更能转化为读者的人格无意识,并对他们的思想行为产生终身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纯粹休闲、消遣、娱乐而不影响人的心灵的文艺是没有的。但是由于我们受过去把意识形态政治化、纯理论化的思想的影响,往往把当今社会流行的那种所谓“满足私人生活空间需要”,“以一种轻松的方式为大众提供文化娱乐”的所谓“大众文化”当作是一种疏离意识形态的纯娱乐文化。但是西方有些学者似乎不这样看,如霍克海默、阿道诺、马尔库塞等都认为这些所谓“大众文化”通过轻松娱乐实际上都是以资本主义的“虚假意识”在欺骗人和操纵人,从而瓦解大众的反抗意志,达到思想控制的目的。在我国则曾有人从相反的角度提出发展“大众文化”可以“起到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的作用”,而以他们的意识形态来占领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的文化生活空间。不论他们论述的角度怎样不同,但有一点是一致的,都说明了“大众文化”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纯粹的“娱乐文化”是没有的。正是由于这些文化是如此全面、深入地融化在大众的生存空间,对大众的思想和行为起着强大而深刻的影响,所以葛兰西把“市民社会”整个地归入到上层建筑的范畴,并提出无产阶级争夺文化领导权的重要性。这对我们认识在把发展文化产业化的过程中如何坚持社会主义的文艺方向的意义是有深刻的启示意义的。

㈨ 中国对艺术的定义

民间艺术”是艺术领域中的一项分类,依照字面上来看就是“某某艺术”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冠上“民间”字样,显然是要与所谓的“宫廷艺术”与“贵族艺术”等有所区隔。不过姑且不论“民间艺术”的领域有多广,其基本架构“某某艺术”的重点在于“艺术”,因此我们有必要先了解有关于艺术的含意。《辞海》(台湾中华书局)中有如下的定义:“艺术”(Art)一、广义:凡含技巧与思虑之活动及其制作,如机械、工匠、建筑、房屋之类,皆称艺术;义与技术相当。二、狭义:指含美的价值之活动,或其活动之产物;意义与美术(fine art)同。可见艺术是指学问与技术而言,也可谓是“巧艺”或“工艺”。这可从周朝的六种技艺(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以及《周礼》郑氏注国学基本丛书中有关“百工”的记事,得知艺术本来的意义就是指“工艺”,而我们从古书中可以归纳出以下之定义:
1. 工艺是指生活所必备的知识。
2. 工艺是指人类制作生活用具之事。
3. 工艺是指考虑材料与加工技术以人工的方式制作器物之事。
4. 工艺是指熟练精巧的技术。
由以上所列对于艺术的定义,再冠上“民间”而成“民间艺术”,就不难理解“民间艺术”其实就是“民间工艺”,而有别于“贵族工艺”、“机械工艺”、“产业工艺”、“美术工艺”、“现代工艺”等艺术领域。举凡在民间形成、发展并广为流传的各种通俗的传统艺术以及具有民间色彩的技术与艺能,例如传统工艺、戏曲、舞蹈、音乐、雕塑、编织、中国结、剪刻、木偶、魔术、杂技、原住民文化……等等,都属于民间艺术。
“皮影”是对皮影戏和皮影戏人物(包括场面道具景物)制品的通用称谓。中国皮影艺术,是我国民间工艺美术与戏曲巧妙结合而成的独特艺术品种,是中华民族艺术殿堂里不可或缺的一颗精巧的明珠。
皮影戏是让观众通过白色布幕,观看一种平面偶人表演的灯影来达到艺术效果的戏剧形式;而皮影戏中的平面偶人以及场面道具景物,通常是民间艺人用手工,刀雕彩绘而成的皮制品,故称之为皮影。
皮影戏是我国出现最早的戏曲剧种之一。它的演出装备轻便,唱腔丰富优美,表演精彩动人。千百年耒,深受广大民众的喜爱,所以流传甚广。不仅如此,皮影戏还对国内外文化艺术的发展起过一定的作用。有不少新的地方戏曲剧种,就是从各路皮影戏唱腔中派生出来的。中国皮影戏所用的幕影演出原理,以及皮影戏的表演艺术手段,对近代电影的发明和现代电影美术片的发展也都起过先导作用。西方世界从十八世纪的歌德到后来的卓别林等世界文化名人,对中国皮影戏艺术都曾给予过高度的评价。建国后,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也曾多次以皮影戏来招待国内外宾客。然而,皮影戏艺术在遭遇“文革”劫难之后,濒危的处境至今未能扭转。
至于皮影戏中人物、景物的造型与制作,却又是属于我国的民间美术范畴。它的艺术风格,在民族艺苑里也是独树一帜。它为了适应皮影戏的幕影表现形式,采取了抽象与写实相结合的手法,对人物及场面景物进行了大胆的平面化、艺术化、卡通化、戏曲化的综合处理。其脸谱与服饰造型生动而形象,夸张而幽默。或纯朴而粗犷,或细腻而浪漫。再加上雕功之流畅,着色之艳丽,通体透剔和四肢灵活的工艺制作效果,着实能使人赏心悦目,爱不释手。皮影人制品(简称影人)不只是用于皮影戏的演出,而且每个人都可以用双手耍玩娱乐,还可以置于窗前或白墙之上,作为室内艺术装饰。由于皮影造型古朴典雅,民族气味浓厚,既具有艺术欣赏性又有收藏价值,所以国内外很多博物馆、收藏家、艺术工作者和皮影爱好者都藏有中国皮影。在国际交往中,也常有国人以中国皮影为上等礼品赠与国际友人。
中国剪纸
剪纸是中国最为流行的民间艺术之一,据考证,从商代开始就有人用金银箔、皮革或丝织品进行镂空刻花制作装饰品,后来在公元 105 年,蔡伦改进和推广前人的经验开始大量造纸,这种镂花形式因找到了更易普及的材料从而诞生为现在的剪纸艺术。
风筝
风筝起源于中国,是目前世界风筝界一致公认的结论。中国最早的风筝是由古代的科学家墨翟制造的,早期风筝主要是用在军事方面的,从晚唐开始逐渐被当成玩具使用,现在中国的风筝一部分还出口日本、朝鲜、欧洲等国家。
剪纸
剪纸是中国最普及的民间传统装饰艺术之一。大约因其材料易得、成本低廉、效果立见、适应面广而普遍受欢迎;更因它最适合农村妇女闲暇制作,既可作实用物,又可美化生活。全国各地都能见到剪纸,甚至形成了不同地方风格流派。剪纸不仅表现了群众的审美爱好,并含蕴着民族的社会深层心理,也是中国最具特色的民艺之一,其造型特点尤其值得研究。
现在已发现的最早剪纸实物是南北朝墓葬中的动物花卉团花,学者们则认为可推溯到汉唐妇女使用金银箔剪成方胜贴在鬓角为饰的风俗,而虽已找到蔡伦以前的东汉纸张实物,严格意义上的剪纸恐不会早于汉朝。早期的剪纸大约跟道家祀神招魂祭灵有关,例如杜甫诗中就有“暖汤濯我足,剪纸招我魂”的明确记载。今日苗族仍有年节剪鬼神之形贴于牛栏或门上的巫术习俗。
在过去,人们经常用纸做成形态各异的物像和人像,与死者一起下葬或葬礼上燃烧,这一习俗在中国境外有时仍可见到。剪纸艺术一般都有象征意义,此外剪纸还被用作祭祀祖先和神仙所用供品的装饰物。现在,剪纸更多地是用于装饰。剪纸可用于点缀墙壁、门窗、房柱、镜子、灯和灯笼等,也可为礼品作点缀之用,甚至剪纸本身也可作为礼物赠送他人。人们以前还常把剪纸作绣花和喷漆艺术的模型。
熟练的民间艺人只打腹稿就直接用剪刀把纸剪成图形,专业艺人则有用刻刀在蜡板上制作者,称“刻纸”。经起稿、剪刻、粘贴、揭离、修整而成,可以一次刻透多层纸,而提高产量。
剪纸因材料单薄,多用满幅铺排匀称而物像互相串连的平面构图法,形象多富装饰性,避免大块黑白,用精致花纹点缀装饰主体人物。聪明的艺人在表现“猫捕鼠”时竟创造出“鼠在透明猫腹”的奇特效果,天真烂漫的风格十分耐人寻味。平面重叠铺陈的手法不仅造成浓烈的民族风味,并且扩大了画面的容量、提高了剪纸的表现力。绝大多数剪纸都并不追求严格写实,而是群众心目中的意象的表现,例如陕西剪纸的牛,把牛身上的漩毛做极度夸张而成为牛身上的装饰花纹,既增添了视觉的动感变化,又加强了形式美感。
春节习俗:舞狮子
围绕着春节,几千年来形成了许多风俗习惯。有些习俗,如接神、敬天等,带有迷信色彩。随着人们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已逐渐被淘汰了,有的习俗,赋予了新的内容,如燃放鞭炮、张贴春联和年画、耍龙灯、舞狮等等,迄今仍广为盛行。
舞狮子
每当“爆竹一声除旧岁”时,在我国广阔的土地上,传统的舞狮活动就伴随着送暖的春风和欢乐的锣鼓,出现在城镇和农村。为一年一度的新春佳节,增添了浓郁的欢乐气氛。
舞狮是我国一项传统的民间体育活动,起源于南北朝时代。
据传,宋文帝元嘉二十三年(公元466年)五月,宋朝交州刺史擅和之奉命伐林邑,林邑王范阳还使用了象军参战。这支象军由于士兵持着长矛骑在又高又大的象背上,所以使仅仅拥有短兵器的敌方,连接近它都很困难,宋军的士兵开始吃了大亏。后来,先锋官振武将军宗悫想了个办法。他说,百兽都害怕狮子,大象大概也不会例外。于是,连夜用面、麻等做成了许多假狮子,涂上五颜六色,又特别张大了嘴巴。每一个“狮子”由两个战士披架着,隐伏草丛中。他还在预定的战场周围,挖了不少又深又大的陷井。敌方驱象军来攻,宗悫用弓放出了假狮子,这种“雄狮”一个个翻动着斗大的血口,张牙舞爪直奔大象。
大象吓得掉头乱窜,宗悫又乘机指挥士兵万弩齐放,受惊的大象顿时没命地向四处奔跑,不少跌到陷井里,人和象俱被活捉。……从此,舞狮首先在军队中流行,然后传到民间。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西凉使》中就有“假面胡人假面狮,刻木为头丝作尾;金镀眼睛银帖齿,奋起毛衣摆双耳……”。可见,在唐代已有类似现代的狮子舞了。
为什么在春节期间人们喜欢舞狮子呢?据说,明朝初年,广东佛山地区出现了一头怪兽,每逢年岁将尽,则在佛山郊区出现,到处糟踏庄稼,残害人畜,乡农不胜其苦人们就把竹篦扎成若干头狮子模型,并涂上各种斑驳的颜色,事前布置好,当怪兽出现时,锣鼓齐鸣,群狮奋舞,一齐朝着那头怪兽进发,那怪兽惊恐万状,掉头就跑,尔后,当地乡民认为狮子有驱邪镇妖之功,有吉祥之兆。于是,每年春节打锣鼓,挨家挨户,舞狮拜年,以示消穴除害,预报吉祥之意。
舞狮子,除春节外,在喜庆的日子里,也常以舞狮助兴。民间一般舞狮由两人合作扮一头大狮子(有的地区称太狮),一人扮作一头小狮子(有的地区称少狮),另一人扮武士,手拿绣球作引导,并先开拳踢打,以诱引狮子起舞。狮子随着鼓点的快、慢、轻、重,忽而翘首仰视,忽而回头低顾,忽而回首匍伏,忽而摇头摆尾,千姿百态,妙趣横生,在模仿动作上,有舐毛、擦脚、搔头、洗耳、朝拜、翻滚等动作;在技巧上,有上楼台、过天桥、跨三山、出洞、下山、

㈩ 中国古代文学 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怎么界定

中国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通常是以时代划分的,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以五四运动为界,五四新文化运动是现当代文学的开端;当代文学通常指新中国以来的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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