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人口收入如何分布

A. 简述我国收入分配的实际情况（城乡、居民、地区、行业等），分析产生分配不公的原因。

产生分配不公的原因：
一、城乡差距造成了基尼系数的扩大，这种状况相对于城乡比较普遍的拉开了收入差距。

二、收入差距拉开的速率非常快，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内，从相当均等拉开到这么大的差距，比起经过若干代人才拉大收入差距的情况，冲击力要大得多。

三、相对于收入分配来说，更为严重的是起点不公平。先天的不公平是客观存在的，人们的禀赋、出身家庭的贫富、所处地区的自然条件有差别。但是后天的起点不公平就有关社会政策的选择。人们主要的不满是受教育的机会、健康的机会、迁徙的机会等等的不公平。

四、过程的不公平最为严重。人的发展机会是不是平等的，进入市场的机会是不是平等的，从比较贫穷的阶层提升的机会是不是平等的。

五、公共政策对起点的公平关注不够，各方面改革不到位引发过程的不公平。


(1)中国农村人口收入如何分布扩展阅读：
一、我国收入分配的实际情况：
1、 全社会收入居民收入基尼系数：超过0.4（差距合理区域上线）
2、城镇居民年增速8%~9%；农村居民年增4%~5%
3、不同的行业工资相差较大
4、企业的经营职位和一般职位间收入差距普遍在20倍以上。
5、财富分布不公平

财富多的人（占城市居民的10%）占有全部城市财富45%；
财富少的人（占城市居民的10%）占有全部城市财富1.4

二、解决分配不公的对策。

第一，大力发展生产力，繁荣社会主义经济。这是缩小偏大的基尼系数的前提和基础。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加快经济发展，把“蛋糕”做得越来越大，不断增强国家经济实力。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在人民生活水平普遍不断提高的基础上，为逐步缩小收入差距奠定日益雄厚的物质基础。

第二，加快农村经济的发展，不断增加农民的收入。这是缩小偏大的基尼系数的核心内容。我国目前基尼系数偏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偏大。当前我国政府向农业倾斜的各项政策是缩小偏大的基尼系数的有效政策。

第三，加强宏观调控，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这是缩小偏大的基尼系数的重要途径。地区差距是形成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方面，缩小地区差距的关键是实现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关键是优势互补、统筹兼顾。

第四，规范收入分配关系，调节收入差距。这是缩小偏大的基尼系数的主渠道。规范收入分配关系主要应从五个方面入手。
(1)保护合法收入。
(2)取缔非法收入。
(3)整顿不合理收入。
(4)调节过高收入。
(5)保障最低收

B. 中国贫富比例是多少

瑞信研究院公布的《2015年度财富报告》显示，中国的中产阶层按绝对值计算达1.09亿人，为全球最多，但仅占全国成年人口的11%，低于全球平均水平的15.9%，目前中国仍有九成人口生活在中产阶级水平之下。因此，中国的社会结构更像是金字塔型而非均衡合理的橄榄型。

现状

（一）城乡间的收入差距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均收入不断提高，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9年的405元提升到2015年的31790.3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由160.2元提升到10772元，城乡收入的差距在绝对量上不断的扩大，二者之间的差距已由244.8元上升至21018.3元。

二者之间的相对差距虽然在近几年出现下滑的态势，城乡收入比由2009年的最高点3.33下降至2015年的2.95，但是相对差距依然保持在较高的位置，同时城乡收入比也超过了1979年的2.52。现阶段城乡收入比的下降一方面反映了国家加大了对农村的支持力度，但另一方面更有可能是人口因素造成的。

近年来中国农村人口增长呈下降趋势，农村人口不断的向城镇转移，城镇人口的数量不断增加，向城镇转移的这部分人口并没有获得较高的收入，因此会拉低城镇居民的人居可支配收入，同时也会使原有的城乡二元结构向城镇二元结构演化，从而造成城镇内部的贫富差距更加突出。

（二）区域间的收入差距

虽然中国加大了对中西部地区的政策支持力度，但是各个区域之间的发展水平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区域间的不平衡发展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善，东部最发达地区的人均GDP与西部最贫困的地区之间的差距在2015年已扩大到8万元以上，且这种差距还将会继续扩大。

如果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进行衡量，则2015年东部最发达地区已超过西部最贫困地区29000元以上，是西部最贫困地区的2倍之多。

（三）行业间的收入差距

行业间的收入差距体现在部分带有垄断性质的行业以及高新技术行业的从业人员收入过高，具体特征表现为准入门槛较高、专业性强、能够获得较高的利润等，这些行业主要包括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金融保险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察业等。

而收入较低的行业往往具有竞争较为激烈、生产的产品附加值较低、准入门槛较低且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特征，这些行业主要包括农林牧渔业、制造业、住宿和餐饮业、居民服务业等。

其中金融保险业是平均工资最高的行业，而农林牧渔业是平均工资最低的行业，二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在2014年时达到79917元，收入比达到3.82。

（四）财产差距不断增大

除收入之外，人民所拥有的财产对贫富差距的影响越来越重要，而近年来中国财产逐渐向少数人聚集，这种财产不平等程度的加深也进一步拉大了贫富差距。北京大学公布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5》显示，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约三分之一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

2015年胡润公布的中国富豪榜中，前726人的财富为99350亿元，占2015年中国GDP的14.5%。同时，房地产在居民财富中占有较大的比重，《中国家庭财富调查报告2016》显示，房产净值占全国家庭人均财富的65.61%。

而近年来房地产价格，特别是一、二线城市房地产价格的快速上涨导致了贫富差距的分化，这种分化不仅体现在有房者和无房者之间的分化，还体现在不同城市之间的分化，过高的房价也使贷款买房者提前透支了未来的收入，使买房者“贫困化”。

此外，金融资产也对贫富差距的扩大具有推动作用，而且出现金融资产逐渐向高收入家庭集中的趋势。《中国民生发展报告》也显示中国财产不平等程度逐年走高，1995年中国财产的基尼系数为0.45，2002年为0.55，2012年达到0.73，财产不平等程度已明显高于收入不平等程度。

解决方法

（一）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实现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的同步提高，在合理保护资本合法权益的前提下，规范和约束资本行为，建立劳动者报酬与企业经济效益挂钩的工资增长机制，加强工会力量，完善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缩小雇员与经理层的收入差距，增强劳动者的谈判地位，同时需要规范国有垄断性行业的劳动者报酬，提高非垄断性行业的劳动者报酬。

（二）强化税收制度在收入分配中的调节作用

加大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加快个人所得税制度改革，逐步转向以家庭为单位课征所得税，充分考虑家庭异质性问题，建立个税综合数据库，健全财产税税收体系，进一步完善财产税的税基、税种和税率，加强对资本所得的征收力度，尽快实现房产信息登记联网制度。

适时开征房产税、遗产税，重点向拥有多套房产的人群征税，减缓贫富差距向代际间的传递，降低弱势行业的税负标准，减轻低收入人群的税负压力。

（三）健全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提高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加大对低收入人群的扶持力度，保证低收入人群的基本生活水平，建立健全社会保障预算体系，加强保障资金的监管，确保资金使用的透明度，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范围，积极引入民间资本，稳定社会保障制度的资金来源，鼓励企业积极从事各项慈善事业，健全公益财产管理制度。

以上内容参考：网络-中国贫富差距

C.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如何统计的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根据全国十几万户抽样调查基础数据，依据每个样本户所代表的户数加权汇总而成。

可支配收入指调查户在调查期内获得的、可用于最终消费支出和储蓄的总和，即调查户可以用来自由支配的收入。可支配收入既包括现金，也包括实物收入。按照收入的来源，可支配收入包含四项，分别为：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和转移净收入。

计算公式为：可支配收入 = 工资性收入 + 经营净收入 + 财产净收入 + 转移净收入。

其中：

经营净收入 = 经营收入 – 经营费用 – 生产性固定资产折旧 – 生产税。

财产净收入 = 财产性收入 – 财产性支出。

转移净收入 = 转移性收入 – 转移性支出。

(3)中国农村人口收入如何分布扩展阅读：

居民可支配收入是指居民可用于最终消费支出和储蓄的总和，即居民可用于自由支配的收入，既包括现金收入，也包括实物收入。按照收入的来源，可支配收入包括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和转移净收入。

调查方法全国及分城乡居民收支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组织实施的住户收支与生活状况调查，按季度发布。国家统计局采用分层、多阶段、与人口规模大小成比例的概率抽样方法，在全国31个省（区、市）的1650个县（市、区）随机抽选16万个居民家庭作为调查户。

国家统计局派驻各地的直属调查队按照统一的制度方法，组织调查户记账采集居民收入、支出、家庭经营和生产投资状况等数据；同时按照统一的调查问卷，收集住户成员及劳动力从业情况、住房与耐用消费品拥有情况、居民基本社会公共服务享有情况等其他调查内容。

数据采集完成后，市县级调查队使用统一的方法和数据处理程序，对原始调查资料进行编码、审核、录入，然后将分户基础数据直接传输至国家统计局进行统一汇总计算。

D. 目前中国农民的现状如何‌

根据国家官方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底，我国还有农村人口七亿人，约占我国人口总量的50%，但是，现在真正坚持在农村进行一线农业种植活动的人数可能还不到四亿，而其中真正称得上算是农村劳动力的人口，那就更少了。从全国大多数地区来看，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大量农村劳动力将失去城市。随着城市化进程的进一步加速，城乡之间的差距将进一步扩大。就个人而言，我认为将来会有很少和更少的农民，他将来真正坚持在前线养殖。

因此，种植益处越来越低，种植成本越来越高。而且，难以提高种植规模和人均种植规模，导致最终种植效益的延迟，这将是影响中国农民种植的主要因素。

E. 农村居民的主要收入来源哪里

家庭农业生产经营收入：这是实行家庭承包制后农民取得收入的最主要方式，也是最稳定的方式。根据数据统计，2000年农户家庭农业生产经营收入仍占家庭总收入的65.5%，由此可见，这部分以农业种养业为主的收入来源仍是目前农村家庭经营性收入的基本部分。

集体经济收入：集体经济收入曾是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等集体经济刚刚兴起时农民的重要增收来源，但是由于近年来各种形式的农村集体经济都遇到了资金、技术、管理、人才、市场等问题，这种收入的增长逐渐开始乏力。

其他各种收入：包括来自于各种财产投资性的收入、政府财政或支农政策的转移性收入、租赁变卖财产收入、亲友赠送等各种收入。

F. 2020年中国农村人口的官方数据是多少

截止2020年，中国的农民还有大约5.6亿人左右。

从1949年开始中国有5.4亿人，其中农村人口占比89.36%；而到了2018年，全国人口已近14亿，农村人口占比却降至40.42%。这意味着，70年，中国农民占比减少五成。也就是说，中国14亿人口中有40.42%是农民，而粗略计算截止2018年中国农民还有5.6亿左右。

深层原因则是中国从贫穷落后的农业国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70年来，中国城市数量显着增多、城市人口规模明显扩大、经济总量显着增加，聚集在城市的二、三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要支柱。

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全年城镇新增就业1186万人，比上年少增166万人。年末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2%。

全国农民工[7]总量28560万人，比上年下降1.8%。其中，外出农民工16959万人，下降2.7%；本地农民工11601万人，下降0.4%。

以上内容参考：人民网-中华人民共和国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G. 农村收入变化及其原因

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与原因分析

内容提要：根据2001年在福建省寿宁县和厦门市10个乡镇913户农村居民抽样调查的资料，本文分析了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现状和原因。作者认为，随着农户收入的提高，农户之间的收入差距也日益扩大，经济越是发达，收入差距也越大。地域因素和不同收入来源都对农户收入产生显着影响。统计分析还表明，是否党员和是否担任村干部对农户收入并不具有显着影响，而受教育程度则对农户收入具有正面积极影响。
关键词：农村居民 收入差距 社会转型

一、导言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生产责任制的实施，农村居民的收入有了很大提高。但是，与此同时，农村居民之间的收入差异也日益扩大。有关统计表明（参看唐平、曹蓉，1996），自1980年至1985年，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农村人均纯收入年递增速度分别为16.4%、14.6%和12.9%。尽管东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收入水平都均有大幅度提高，但地区差距则不断扩大。1980年，中、西部农村居民与东部农村居民收入的绝对差额分别为37元和46元，到1995年收入绝对差距则扩大到724和1066元。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差异的扩大引起了许多相关学者的注意。张平在研究中国农村发展的不平等时，试图回答乡镇企业在农村收入不平等中的作用，认为中国农村收入差距既来自区域内也来自区域间，其中区域间收入差异对总的不平等贡献在加大，而区域间收入差距加大最主要的原因是区域间工资性收入的不平等，即各个区域间农村非农化就业机会上的不均等（张平，1998）。赵满华、窦文章（1997）在归纳农村居民收入发生变化的几个特征时，也谈到不同区域之间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扩大和家庭经营性纯收入的比重明显上升。
农民收入差距的扩大也引起了社会学者的关注。美国学者倪志伟根据1985年在福建农村的调查数据提出了着名的市场转型理论（Nee, 1989）。倪志伟的研究表明，在人力资本和家庭组成因素一致的情况下，现任干部家庭收入低于一般农户。与企业主家庭相比，现任干部家庭、离任干部家庭的收入都存在相当差距。因此，倪志伟认为市场转型经济降低了对政治权力的回报，与此同时，人力资本对收入的作用得到提升，这表现在市场改革后夫妻合计教育程度对家庭收入的影响是正向的，且具有统计显着性。而国内学者陆学艺（1999）则根据农村居民收入的变化以及农民的分化情况，认为农民已经分化为八个阶层：农业劳动者、农民工、雇工、农民知识分子、个体劳动者与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乡镇企业管理者、农村管理者等。
为了进一步研究农村社会分层中地域差异的影响，我们于2001年10月在福建省厦门市和寿宁县进行了问卷调查。本次调查抽取了福建省寿宁县的5个乡镇和厦门市同安区4个乡镇以及厦门岛内的禾山镇，每个乡镇又抽取4个行政村，按随机原则抽取20至25位访问对象。此次调查共取得有效样本913个，其中男性样本513，女性样本398，缺省值为2。本文拟根据此次调查的数据对福建农村居民收入的差异及原因进行分析。
之所以在福建省内选择厦门和寿宁的农村进行调查，是因为这两个地区较具有代表性。厦门是五个经济特区之一，享受国家特殊的优惠政策，在制度上相对宽松，经济发展水平相当高，二、三产业发达，吸引外资数量也很多。城市周边地区的农村也相应的受到了厦门岛内的辐射，因此，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在农村地区属于非常发达的。而寿宁地处北部山区，是福建省较穷的一个县。这里交通不便，可利用资源虽然很多，但开发不够，农民的主要产业就是种植业和养殖业，除此之外矿藏很少。种植和养殖出的成果由于交通不便和远离闹市地区，销量很差。同时，当地又缺少先进的科学技术指导，因此，生产效率不高。

二、两地农户收入情况及内部差异

本次调查问卷中与本文分析相关的项目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为农民去年经济收入状况，其中包括去年家庭总收入，种植业收入，养殖业收入，家庭经营收入，外出打工收入，房屋出租收入等等。种植业收入包括种粮食以及蔬菜、水果、茶叶等经济作物；养殖业包括养猪、养鸡、养鸭、养鱼等收入；家庭经营收入包括办工厂、开商店等收入；外出打工包括劳务输出的收入。第二部分属于自变项，包括个人特质、人力资本和政治资本等。个人特质包括性别、年龄、婚否等；人力资本主要是受教育水平；政治资本包括是否党员、是否担任村干部。
从统计结果来看，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甚大。两地农村居民家庭年均收入为15226.25元，而标准差则为40200.22元，离散系数高达264%（参看表2）。另从表1可以看到，在所调查的家庭中，收入最高的5%的家庭的年平均收入高达100476元，而收入最低的5%家庭的年平均收入只有1086元，前者是后者的92.5倍；收入最高的10%的家庭的年平均收入是66533元，而收入最低的10%的家庭的年平均收入只有1459元，前者是后者的45倍。从整体看，收入较高者之间的差异也越大。收入最高的10%的家庭年收入的离散系数高达168%，而收入最低的10%家庭收入的离散系数只有45%。

两地农户之间收入的差距也相当大。从表2可以看出，寿宁415个被调查家庭的平均年收入为8690.61元，标准差为8645.97元; 厦门364个被调查家庭的年平均收入22677.59元, 标准差为57217.59元。方差分析表明，两地农户收入的差距具有统计显着性（p<.001）。从两地农户收入的离散系数可以发现，厦门农户之间的收入差距远远大于寿宁农户之间的收入差距。从不同乡镇情况看，寿宁县的大安、犀溪、竹管垅三个乡的农户平均年收入都在10000元以下，寿宁县所调查的5个乡镇中只有鳌阳和武曲2个镇农户的年均收入在10000元以上。厦门5个乡镇家庭的年平均收入都在万元以上，其中同安区的莲花、大嶝、内厝都在100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而湖里区的的禾山镇接近30000元，同安区的马巷镇高达40000多元（参看表3）。方差分析表明，不同乡镇农户收入的差异也具有统计显着性（p<.001）。

三、影响农户收入差异的原因

是哪些因素造成农村居民收入之间如此巨大的差异呢？根据调查资料，我们从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一是收入来源，二是个人因素，包括是否村干部、是否党员以及文化程度等。
先来看收入来源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在问卷中我们问到被访者是否有种植业收入、养殖业收入、家庭经营收入、外出打工收入和房屋出租收入以及这些收入的具体数字。为了便于分析，我们把种植收入与养殖收入合为一项称为“农业收入”。统计表明，在780位被访者中，有农业收入的家庭486户，占62.3%；有家庭经营收入的家庭188户，占24%；有外出打工收入的家庭251户，占32%；有房租收入的家庭54户，占6.9%。从表4可以看出，有农业收入的农户的年人均收入为2447.2元, 没有农业收入的农户的年人均收入为4646.97元, 后者远远高于前者；没有家庭经营收入的农户的年人均收入为2974.83元, 有此项收入的农户的年人均收入则高达4225.79元；没有房租收入农户的人均年收入为3033.34元，有房租

收入农户的人均年收入则达6453.41元。方差分析表明，是否具有上述三项收入对农户人均收入造成的差异具有统计显着性。在表4所列的几项收入来源中，有打工收入与没有打工收入的农户的人均年收入相差不大，而且也不具有统计显着性。这表明，以农业为主要收入的家庭的收入都较低，而家庭经营和房屋出租都能大大提高家庭的收入。
那么，个人因素对家庭收入的影响又是如何呢？从个人政治面貌看，在寿宁的413个被访者中，按家庭年人均收入的高低排列依次是：党员2523.18元、共青团员2234.66元、曾入过团者2217.84元、群众1807.32元，但方差分析表明这种差异不具有统计显着性。在厦门的362个被访者中，家庭人均年收入最高的是共青团员，为7489.39元，其次是党员，5707.42元，入过团者列第三，最后是群众，但这些差异也不具有统计显着性。从是否担任村干部这方面看，在寿宁的被访者中目前担任村干部者的收入最高，其次是曾经担任过干部者，而在厦门组中，曾经担任过村干部者的家庭人均收入最高，其次才是目前在任的村干部。但这些差异在统计上不具有显着性，表明是否担任村干部并不是造成家庭收入差异的原因。

为了进一步分析农村居民收入差异的原因，在表7中我们建立了两个不同的回归模型。 在模型I中，我们分别以虚拟变量“是否有农业收入”、“是否有经营收入”、“是否有打工收入”以及“是否有房租收入”作为自变量（1=有，0=无），用以预测家庭人均年收入。在包括寿宁和厦门两地的总样本中，有农业收入对家庭人均年收入有负面影响，且有统计显着性；经营收入和房租收入对家庭收入有正面影响，也有统计显着性。在总体样本的方程中，我们还加入了是否寿宁作为控制变量，统计结果显示区域对家庭收入的影响是相当巨大的。而在寿宁县的样本中，值得注意的是，是否有房租收入对家庭收入的影响不具有统计显着性，而是否有打工收入对则家庭收入则具有正面影响，且有一定的显着性，表明在寿宁外出打工确实是家庭的一个重要收入来源。在厦门样本中，是否有农业收入与是否有经营收入没有统计显着性，而只有房租收入对家庭收入的影响有统计显着性。
在模型II中，我们增加了“是否党员”、“是否现村干部”和受教育年限三个预测变量，另外加入受访者的性别和年龄作为控制变量。由于农村居民的收入通常是以家庭为单位计算的，因此我们在访问中没有问受访者个人的年收入是多少，只问受访者家庭的年收入是多少，而家庭人均年收入是通过将家庭的年收入除以家庭人口计算的。当我们用受访者的一些个人特质（是否党员、是否村干部以及文化程度）作为自变量预测家庭人均年收入时，就必须控制性别和年龄这两个变量。在控制了性别和年龄这两个变量以后，个人的不同特质对家庭收入的影响才可以进行比较。

根据表7的分析结果，有几点值得我们注意：
第一，农业收入对家庭人均年收入的影响具有很强的区域性。根据模型I，在总样本中，“是否有农业收入”对家庭人均收入的影响具有显着性，在寿宁地区样本中这一预测变量对家庭收入的影响也具有显着性，但在厦门样本中不具有统计显着性。在模型II中的总样本中，在加入上述预测变量和控制变量后，在模型I中对收入具有统计显着性水平的“是否有农业收入”不再具有统计显着性，这说明在总样本中，是否有农业收入对家庭收入的影响可能是其他因素导致的。根据模型II，在厦门地区的样本中，农业收入对家庭人均收入的影响也不具有统计显着性。但在寿宁地区，在加入以上预测变量和控制变量后，农业收入对家庭人均收入的影响还是具有统计显着性。
第二，是否党员与是否村干部对农民家庭年人均收入的影响不显着。在模型II中，与非党员相比，党员家庭的收入显然略高一些，但在大部分情况下都不具有统计显着性，只有在寿宁的样本中，这一预测变量才有微弱的显着性（p<0.1）。
第三，文化程度对家庭人均收入的影响具有正面积极影响。不管是总样本，还是厦门地区或寿宁地区的样本，受教育年限对家庭人均收入都有着显着的积极影响。如果我们进一步比较寿宁与厦门的两个样本的话，厦门样本中受教育年限对家庭人均收入的非标准回归系为646.53, 远远高于寿宁的124.26。这表明，经济发达地区教育对收入的影响更显着。

四、结论

根据以上分析，在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个结论：
第一，农民家庭之间收入差距日益扩大。经济学中通常用基尼系数来衡量收入的不平等。有关统计表明，从1980年到1995年，全国农村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从0.24增加到0.34 (参看张平,1998), 湖北省从1981年到1996年农村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从原来的0.1739增加到0.2574（时明国，1998）。从统计上看，离散系数的意义与基尼系数是一样的，因此本文用离散系数来表示收入差距。本项调查的结果表明，农户收入的标准差高达264%，而最高收入的10%的家庭的年收入竟是最低收入的10%的家庭的年收入的45倍。从寿宁与厦门两地的比较来看，厦门经济发达，农村居民的收入也较高，但厦门农村居民之间的收入差异也较大。因此，随着的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贫富差距有可能进一步加大。这是我们不能忽视的一个问题。
第二，地区条件差异是影响农村居民收入的一个重要因素。寿宁与厦门两地农户收入的差异十分显着。从总体看，农户家庭收入的离散系数高达264%，但把两地分开计算，寿宁农户之间收入的离散系数只有100%，厦门地区也降至161%。厦门地区农户年均收入高达22677.59元，而寿宁只有8690.614元，前者是后者的2.6倍，而且回归分析也表明这种差异具有统计上的高度显着性。值得注意的是，农户收入的差异不仅表现在寿宁和厦门这两个条件和发展水平都存在差异的地区之间，同一地区不同乡镇农户之间的收入差异也相当大，而且方差分析表明，不同乡镇的这种差异也具有统计上的显着性。表4的数据和表7的回归分析充分表明不同的收入源对家庭总体收入有着显着影响，从事农业生产的家庭收入偏低，有经营收入或房租收入的家庭则收入较高。这正是寿宁和厦门两地农户存大巨大差异以及不同乡镇农户收入差异的主要原因。寿宁地处福建东北部，交通不便，以农业为主，而且有大量人口外出打工；厦门为最早开放的经济特区之一，经济发达，有许多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同时有大量外来人口涌入，许多农民也不再种田而从事商业经营或出租房屋为生。
第三，政治资本对家庭收入的影响并不显着。边燕杰与约翰•罗根在研究天津1978年到1993年改革进程及其收入变化时提出与倪志伟的市场转型论相左的权力维续论（Bian and Logan, 1996）。他们认为，政治权力的维续在再分配和市场两种体制中都有体现。在再分配体制中，再分配的机制一直在起作用，劳动报酬的分配都受政治权力的制约。在市场体制和条件下，政治权力之所以有得到维续，是因为市场是在政治权力结构的影响下成长的，拥有政治权力者可以优先到市场体制中获取优惠。但本项研究的结果表明，政治权力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并不显着。从政治面貌看，尽管在寿宁地区党员家庭的人均收入略高、在厦门地区团员家庭的人均收入略高，但这些差异并不具有统计显着性。从是否担任村干部这方面看，寿宁的现任村干部的家庭人均收入略高于其他家庭，而在厦门则是曾经担任过村干部者比现任村干部和其他村民的家庭年收入略高。同样这种差异也不具有统计显着性。进一步的回归分析表明，是否党员、是否现任村干部对家庭人均收入并不具有显着影响。这说明在市场转型中的农村，权力在分配中的作用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淡化。
第四，人力资本对家庭收入的影响日益重要。 根据倪志伟的市场转型理论（Nee, 1989,1991）, 在市场化的过程中随着政治权力淡出市场，人力资本的作用将提升，教育的投资回报将会增加，人力资本因此会在阶层化的过程中比政治资本发挥更大的作用。国内一些相关的研究表明（如李培林，1995）教育对收入的回报显着而且稳定。我们回归分析也证明了这一点：受教育年限不仅与家庭的人均收入存在显着影响，而且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厦门，受教育程度对家庭收入的影响也远远大于市场化程度和经济发展程度相对较低的寿宁。

H. 2021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出炉，各个城市的情况如何

各个城市的数据差异非常大，我们经常所提到的北上广深处于前列。

每当我们提到人均可支配收入和GDP数据的时候，这些数据总能反映出区域性质的特征。除此之外，我个人其实并不看好这些平均数据，因为这些平均数据并不能代表大家的真实情况，我个人会更加相信中位数数据，所谓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其实并不准确。

一、这个数据是怎么回事？

这是国家统计局更新的2021年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详细数据，在所有的省份当中，全国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已经超过了2万元以上，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城市更是高达人均7万元以上。虽然这个数据看起来非常好，但人均可支配收入之间的差距非常大，中西部省份的人均可收入数据并不高。

I. 中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比例是怎么样的

截止2005年，我国农村人口人数百分比为63.76%。

经国务院批准，我国于2005年底开展了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工作。这次调查以全国为总体，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为次总体，采取分层、多阶段、整群概率比例的抽样方法。

最终样本单位为调查小区。这次调查的样本量为1705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31%。在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通过调查工作人员的艰苦努力，调查的各项任务已基本完成。快速汇总的全国总人口及其结构的主要数据已基本完成。

相关内容解释

总人口：2005年11月1日零时，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总人口为130628万人，与2000年11月1日零时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总人口126583万人相比，增加了4045万人，增长3.2%;年平均增加809万人，年平均增长0.63%。根据调查数据推算，2005年年末总人口为130756万人。

流动人口：全国人口中，流动人口为14735万人，其中，跨省流动人口4779万人。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流动人口增加296万人，跨省流动人口增加537万人。

城乡构成：全国人口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56157万人，占总人口的42.99%;居住在乡村的人口74471万人，占总人口的57.01%。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上升了6.77个百分点。

性别构成：全国人口中，男性为67309万人，占总人口的51.53%;女性为63319万人，占总人口的48.47%。性别比(以女性为100，男性对女性的比例)为106.30，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下降0.44。

J. 中国统计年鉴中，按收入五等份分农村居民家庭基本情况中，收入的五等份分什么标准各占农村人口的比重是

收入五等份的划分标准是国家统计局制定的。那是根据国家统计局对全国农村住户抽样调查解惑汇总计算出的，从这个指标不好推算五个层次收入水平人口占农村人口发的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