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是中国化

㈠ 佛教的中国化是怎样的

佛教本来是一种纯粹的外来宗教，传入中国以后，与中国固有的以儒家为主体的思想意识形态存在着根本的矛盾，也与土生土长的道教在宗教观念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

儒家重生不重死，提倡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最终完成内圣外王的修养过程。佛教则以“无生”为宗，宁愿放弃现世的人事，专替死后打算，从而达到脱离生死之苦，避免轮回报应的目的。儒家讲孝道，将孝视为“至德之要，百行之首”，而佛经则讲识体轮回，生死变异，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尽孝的必要性。儒家讲“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而佛徒出家，没有子嗣，完全不合儒家的规范。

道教既相信神不灭，而且也相信肉体能够常生。所以道徒求不死之药，行导引、房中之术，期望益寿延年，肉体飞升。对于佛教专意经营死后之事，道教大不以为然，抨击它是“修死之道”。襦、佛、道三家伦理观念与宗教观念的差异，必然引起冲突和斗争。佛教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为了能够在中国立稳脚跟，在早期佛经的翻译过程中，他们采取选、删、节、增等方法，使有关译文尽量适合中国伦理道德的要求，从而调和观念间的对立。尽管这些努力也取到了相当的成效，但并不能完全消除三家思想意识的矛盾与冲突。随着佛教在魏晋南北朝的兴盛繁荣，儒、道与佛教理论观念上的矛盾也日益尖锐，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在南方，斗争的形式主要表现为思想的交锋；在北方，则表现为政治斗争的形式。由于道教徒的煽动和佛教自身发展给国家利益所带来的实际危害，北魏太武帝与北周武帝分别发动了灭佛活动，使佛教遭到沉重的打击。

儒、道与佛教的冲突、斗争，迫使佛教采取更加主动的姿态进行调整、改造。隋唐之际出现的天台宗与华严宗，其实就是佛教调和与儒、道矛盾的产物。禅宗南宗的诞生，对佛教进行了更加彻底的改造，从而真正实现了佛教的中国化。

首先，禅宗破除了佛学烦琐派的学风。南北朝隋唐佛教的兴盛，也把佛学的烦琐学风推向了顶峰。佛徒对于佛经盲目顺从，对之进行烦琐的注疏，严重束缚广大佛徒的精神，引起他们的反感。禅宗南宗以不立文字相标榜，提倡简易的修习方式，从而使僧徒从烦琐的戒律和义疏中解脱出来，获得精神的自由。

其次，禅宗与玄学合流。魏晋玄学与禅宗在思想认识上存在着许多一致性，因此二者可以合流。玄学发挥庄子消极厌世的思想，以无为贵，而大乘佛教否认物质世界的客观性，以空为宗。玄学家任达放荡，蔑视礼法，而禅宗放弃经典，不顾戒律，其行为与玄学家无异。

第三，禅宗与儒学合流。儒学正统派坚持性善论，禅宗南宗也一改佛教关于人在前生都有罪恶的观点，强调人人可以成佛。儒学以孝为人伦之本，佛教在这一点上向儒学让步，也大力宣传孝道，甚至认为孝是成佛的根本。

以禅宗为代表的佛教实现中国化，就完全改变了中国佛教长期以来的依附地位，使广大僧众从印度佛经的控制下解脱出来，获得发展的自由，也使佛教完全适合了土大夫的口味，从而得到统治阶级的容纳，与儒、道并存，成为维护统治的重要工具。

㈡ 中国人是怎么想的 国际化还是中国化

中国人是一个长期被灌输“国家”概念，却根本缺乏“国家”理念的民族体系，我们的“国家”是应该为我们服务，却不应该向我们索取义务的福利机构。中国人缺乏责任心，个人与家庭的利益是对国家建设评定的标准，自我欲望的满足永远在“国家”概念之前。民族劣根使然。我们说“爱国”，其实更多是爱自己，如此而已。

㈢ 马克思主义应该怎样去实现中国化

广义的马克思主义也包括马克思的继任者的理论着作。中共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依据马列基本原理结合中国实际，顺应时代提出适合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就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㈣ 如何理解“坚持中国化”与提高宗

3、“各全国性宗教团体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提高科学化水平、坚持问题导向、抓紧推进相关工作。要做好规章制度的学习宣传，增强宗教界依法依规开展活动的自觉性和主动性。”：（1）如果“各全国性宗教团体”没有让“四进”宗教场所，没有“转化为宗教界自身制度规范”，没有执行这个“党的宗教工作方针政策”，就没有“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就没有“提高科学化水平”，就没有“坚持问题导向”，就没有“抓紧推进相关工作”，就没有完成这“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接下来，会受到严肃的批评警告，甚至取消“合法宗教”的资格。
（2）让“四进”宗教场所，并且在宗教界切实得到落实与学习，就是做好了“规章制度的学习宣传”，就是做到了“依法依规开展活动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否则，如果只是喊口号，装样子，敷衍了事，阳奉阴违，就没有做好“规章制度的学习宣传”，就没有做到“依法依规开展活动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就没有完成这“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接下来，会受到严肃的批评警告，甚至取消“合法宗教”的资格。

㈤ 什么是中国化

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反映出中国的价值，而非西方的理念。 由中国构建的世界秩序
（应该是这样）

㈥ 宗教怎样实现中国化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每一种宗教，要想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扎根生存，就不得不自觉地适应、融入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宗教走中国化的道路，是不以哪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历史的必然、现实的要求，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不论是土生土长的道教，还是外来的宗教，都自觉地与中国社会发展进程协调，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相适应。

㈦ 去中国化，怎么又是这样

从纯粹经济学的意义上来说，肯定是“华盛顿共识”的胜利，两年前我开始思考“中国模式”时就说这个问题。如果“华盛顿共识”要找到一个好的CASE，那肯定是中国，中国是最好的学生。但我强调这纯粹是在经济学层面上。

㈧ 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对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都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搞清楚“三化”的基本内涵及其辩证关系，是深化和拓展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的需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就是指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并以此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过程。科学研判中国的国情国力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基本前提，重中之重是明确中国的社会性质、发展阶段、发展程度等；继承发扬优秀的传统文化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资源，重中之重是结合现实赋予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新解释和新内涵；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伟大实践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基本途径，重中之重是围绕“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而展开的实践探索活动。实践性从根本上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不同国家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具有各国特点、适合本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成为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的辩证统一。

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怎样提出的

党的早期领导人李大钊等都曾经提出过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应用到中国的实践当中去的思想，但在党的幼年时期，对于这个问题还没有形成深刻的、完整的、统一的认识。党的中央领导真正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是在1935年遵义会议以后，而就全党来讲，则是在延安整风以后。

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的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最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命题。

他指出：“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

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

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须解决的问题。”

(9)如何是中国化扩展阅读

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真理，虽然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但将这些普遍真理应用于中国的具体实际却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中国共产党人面对着特殊的国情，在旧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不仅革命的条件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很不一样，而且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道路也不可能相同。

同样，在新中国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如何进行社会主义改革，也不同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要真正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必须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也证明，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发挥指导作用，不仅因为它是科学，而且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它同中国人民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发生了联系，实现了结合，是因为它被中国人民所掌握。

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要求。恩格斯曾明确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

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就是结合各个国家不同时期的具体实际，将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加以具体化；同时，马克思主义也只有在同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才能开辟自身的发展道路。

㈩ 西方经济学如何中国化

中国经济是零散的经济形势，无法将先进的经济形势改变，首先，中国目前已经从计划经济变为以国有制为基础的国有制经济，属于国有领先，而外国，主控权虽在国家手中，但大规模的私有经济仍可为国家创造巨大利润.如苹果，微软之类的.首先，社会体制不同，经济就无法相同.西方经济学主要是实践，而大陆主要是理论知识，属于高才低能型的人才屡见不鲜.个人认为，中国经济学应该向西方走，而不是只停留在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