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录音机是什么时候中国有的。
1960年3月
⑵ 请问“唱片机”流行的年代是哪个时期
19世纪90年代，留声机开始在欧美等国投入应用。与此同时，唱片也很快传入中国。1897年，位于南京路上的英商谋得利洋行最先将蜡筒留声机和圆柱形蜡筒唱片引进上海。这种可以留住声音的机器被上海人叫作留声机，会自己唱歌的盘片则被称作唱片。由于谋得利的最先引进之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唱片被统称为“谋得利唱片”，犹如报纸当时在上海滩上被统称为“申报纸”一样。
当时进口的唱片内容多为外国音乐，一般人难以听懂，洋商们便想法迎合中国老百姓的喜好。20世纪初，法国人乐浜生在上海设摊收费播放《洋人大笑》唱片，其广告语为：“十文钱即可听一次洋人大笑，使你忍俊不禁，为之捧腹。凡听而不笑者，分文不取。”这张片长2分32秒，以各种笑声组合起来的唱片在当时大受欢迎，销路奇畅，在很多人脑海中留下了深刻印象。直到今天，人们还把这张《洋人大笑》作为传入中国的第一代唱片。
“鸡犬之争”
这以后，洋商们开始在上海生产唱片，他们一般在中国进行录音，然后送往国外，制成唱片，再运回中国销售。如1904年胜利唱片公司灌制京剧艺人孙菊仙的《捉放曹》等唱片就是如此，这已被视为中国唱片事业开始起步的象征。
最早在中国设厂生产销售唱片的是法国百代公司和英国留声机公司。百代公司于1908年在上海南阳桥（今西藏南路）附近租房成立“东方百代唱片公司”，由乐浜生经营，其唱片商标为一只报晓的雄鸡。几年后，因经营得法，乐浜生大发横财，百代公司遂于1915年左右，在上海徐家汇谨记桥徐家汇路（今衡山路）1434号购得地皮，成立唱片制造公司，从此开始了中国的唱片制造业。英国留声机公司成立于1898年，第二年，公司老板以100英镑买下弗郎西斯·巴劳德所画的“小狗听留声机”及其版权。因此画名为“HisMaster’sVoice”（主人的声音，简称为“HMV”），所以该公司以后便称为HMV公司。几乎和“百代”同时，“HMV”开始在中国录音生产唱片，和“百代”形成激烈的唱片业竞争。因两家公司的唱片商标分别为“雄鸡报晓”和“狗听喇叭”，故这场商业竞争被报界戏称为“鸡犬之争”。
“大中华”、“新月”和“长城”
20世纪20年代后，上海的经济得到很大发展，唱片的销售也进入黄金时期，报刊上几乎每天都有各家唱片公司的广告在争奇斗艳。除百代和胜利（HMV）外，高亭、蓓开、歌林、宝塔等各国着名唱片公司纷纷在上海设厂开店，中国人自己开办的唱机唱片厂也萌始于这一时期。
1917年，孙中山邀请日本人铿尾庆到上海创办唱片厂，中日合资的大中华留声唱片公司遂在虹口大连路设厂开业，商标为“双鹦鹉”。“大中华”生产的唱片用不同颜色的片芯纸来区别唱片种类：红色为京剧，绿色为歌曲，蓝色为地方戏曲。1924年，它还曾为孙中山先生灌制了几张演讲唱片，这是“大中华”历史上最光彩的一页。1927年，“大中华”收回日资，改由中国人自主经营，成为中国大地上第一家真正的中国唱片厂。
新月留声机唱片公司是当时上海另一家有影响的国产唱片公司，“华商资本，华人制造”是它大力宣扬的口号。
“新月”成立于1930年，主要成员大多为粤人，它除了录制大量广东音乐外，还为中国初期的电影音乐贡献了一份力量。1930年问世的中国第一部配音有声片《野草闲花》所用的唱片，即是由“新月”录制的。这张由孙瑜作词，金焰和阮玲玉演唱的唱片，是中国电影歌曲的开山之作，已成为中国电影筚路蓝缕、耕耘发展的珍贵记录。
“新月”以录制电影音乐而自豪，“长城”则为录制中国京剧而骄傲。1931年6月，上海闻人杜月笙的杜氏祠堂落成，全国京剧名伶云集上海，其中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四大名旦合演的《五花洞》是杜祠堂会中最精彩的节目。堂会结束后，长城唱片公司灵机一动，由上海着名剧评家、梅花馆主郑子褒出面，邀求四大名旦共灌《五花洞》唱片一张。经过重重磨难，由四大名旦合作的《五花洞》终于1932年1月11日晚间灌录成功。很长时间里，长城唱片公司一直以此片为豪，大作广告，其广告语是：“空前绝后千古不朽之佳作”。确实，京剧史上4位大师虽曾有多次同台演出，而他们精诚合作保留的声乐资料却仅此一份，它录下了四大名旦艺术高峰时期的唱腔，堪称弥足珍贵。
龙头还是“百代”
竞争虽然激烈，然稳占唱片行业龙头地位的还是非“百代”莫属。百代在20世纪30年代的宣传口号是：“当代名歌全归百代，影坛俊杰尽是一家”，这充分表现了百代当年的霸气，而百代也确实骄傲地做到了这一点。当时百代出版的唱片种类最多，包括曲艺、戏曲、器乐曲及歌曲等，其中尤以国语流行歌曲数量最多，也最为人津津乐道。整个30年代，百代囊括了流行音乐唱片70％以上的市场份额，拥有最佳的创作和编曲人材，并聘用了水平极高的白俄乐队伴奏。
当时的百代场面极阔，着名歌星有自己的录音室，作曲家有自己的办公室，里面均陈设有钢琴。流行歌坛最负盛名的歌星，如周璇、白虹、姚莉和李香兰等，均隶属于百代旗下；而红透半边天的影坛明星，如胡蝶、阮玲玉等也都纷纷为百代一展歌喉。打开当时的报刊，几乎每天都可看到百代的大幅广告，而沪上的一些广播电台，也都时时刻刻在播放百代的唱片。百代确确实实称得上是当时唱片业的大哥大。
造就了明星
唱片业的蓬勃发展，造就了很多明星，并拓宽了他们事业发展的道路。早期的流行歌曲多出自歌舞团的表演节目，如《毛毛雨》、《桃花江》、《可怜的秋香》等，热门的歌舞演员，像黎明晖、王人美、黎莉莉等，自然而然地成为第一代的唱片明星。她们“歌而优则演”，后来纷纷涉足影坛，成为风云一时的影界红星。30年代末至40年代的一些重要歌星，如白虹、龚秋霞、白光等，也都依循这一途径而成名。
与此同时，一些电影明星虽然在歌唱造诣上并不尽如人意，但依仗其骄人的声望和号召力，也纷纷成为各唱片公司网罗的对象，胡蝶、阮玲玉、徐来、陈云裳、李丽华、金焰、赵丹、梅熹等一批影坛红星都灌录过唱片，并各有自己的“上榜歌曲”，如金焰的《大路歌》，赵丹的《春天里》等。
此外，由于当时的一些电影选用了一些正统的声乐家来演唱插曲，如郎毓秀演唱的《天伦歌》，盛家伦演唱的《夜半歌声》等，这种举措促进了流行歌曲的“文艺化”，并使这些学院派出生的音乐家也成了“唱片明星”。
唱片的影响在这几股势力的推动下日趋广大，并在各个层次的听众中找到了知音。当时，霞飞路（今淮海路）上由白俄开设的唱片店，场地宽敞，片源丰富，是音乐爱好者频频光顾的圣地。
惬意的场景
我们在老电影和老照片中可以经常看到这样惬意的场景：一对夫妇旁边依偎着一双儿女，全家满脸幸福地在听着从哥伦比亚钻石唱机或宝芳公司的花壳手摇唱机里传出的美妙音乐。虽然，每放一张唱片就得摇手柄上发条，再换唱针。每分钟78转的唱片，每放一面最多二三分钟就要停机翻身。尽管如此麻烦，但上海人素来喜欢赶时髦，职员以上的家庭，还是会咬咬牙买上一个，小心翼翼地伺候着。那绝对是家里的超贵重物品，小孩子是不准随便触摸的。其实，上述这些唱机还是普通型的，高档的豪华型唱机只能出现在有钱人家的客厅里，那往往是集唱机和收音于一身，尺寸硕大，落地造型，上机下柜，华丽非凡，当然，价格也十分惊人。
唱机唱片虽非大众之物，但对大众的影响却不可小觑。一台唱机，聆听的对象绝非仅仅只是一个家庭，亲戚、朋友、邻居、同学都可能受到恩泽。我们从现在的一些怀旧文章中常常可以会心地读到这样的情节：一帮年轻人如何偷偷聚到同学或朋友的一间小屋里，倾听着那神奇木匣里传出的美妙乐音。那种刺激神秘的情景，在年轻人的心灵里往往会刻上难以磨灭的印象，以至在几十年后，还会时时想起那间小屋，那个硕大的喇叭，那唱针划在唱片上的沙沙声响。
以下是关于唱片机没落的历史:
http://www.frchina.net/forumnew/viewthread.php?tid=25199
⑶ 唱片业是何时兴起的
1877年爱迪生发明留声机。1887年蜡筒留声机推上市场，由于机器笨重，使用不便，且不能复制，未能获得有价值的商业应用。1888年德国人贝里纳改进了早期留声机，推出了圆盘唱片。圆盘唱片由于水平播放，使针压保持稳定，提高了音质，而且它的生产工艺便于工业化大规模复制，使唱片走入人们生活成为可能。因此圆盘唱片的出现，宣告了唱片工业的诞生。
⑷ 录音机和留声机是什么时候传入中国
40年代
⑸ 中国哪年开始有录音机
葵花牌盒式磁带录音机是中国第一台盒式磁带录音机。由上海电声厂生产于上世纪70年代末，附原包装带说明书，变压器，品相好，能使用。很值得收藏
⑹ 录音器是从什么年代有的
1888年美国的O.史密斯发表了利用剩磁录音的论文，奠定了录音机的理论基础。1898年，丹麦V.波尔森发明了钢丝录音机。1907年波尔森又发明了钢丝录音机的直流偏磁法，使录音机进入实用阶段。1927年，美国W.L.卡森和G.W.科彭特发明了钢丝录音机交流偏磁法(现在使用的交流偏磁法为后人所研制)。1930年出现钢丝录音机商品，不久又出现钢带录音机商品。1935年，德国通用电气公司制成磁带录音机。1951年和1953年，中国上海钟声电工社先后制成了中国第一台钢丝录音机和磁带录音机。1963年，荷兰飞利浦公司发明了盒式磁带，从此盒式磁带录音机很快在家庭中得到普及。
⑺ 简述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历史
1985年之前是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起步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中共在思想路线、组织路线和政治路线上的全面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以及改革开放政策的确立，中国的国民经济逐渐得到恢复并取得初步的发展。与此同时，中国社会公众开始在思想上冲破极“左”牢笼的束缚，渴望了解新生活、新知识和新观念，社会公众的文化消费需求也得到了复苏。在此宏观社会背景下，这一时期中国的文化产业领域也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恢复性发展，尤其是娱乐业逐渐地从无到有开始起步。比如，20世纪70年代末，国外盒式录音带和录音机开始涌入中国，这一新兴录音设备和制品，由于使用方便而深受消费者的欢迎。80年代初，中国开始建立录音制品出版社，与此同时，海外录像机和录像带大量传入中国。1983年，上海市和广州市在全国城市中首先进行录像的生产和经营，自此开始，音像业在中国城市中迅速地得以发展。1979年，上海市创作出了中国第一部电视报道剧《永不凋谢的红花——张志新》、第一条国内企业电视广告“参桂补酒”和第一条外商广告“雷达表”，1984年出现了第一家营业性的卡拉OK厅，以后又出现了第一家音乐茶座、第一家营业性舞厅等，建立了最早的文化演出公司，恢复了外国音乐的广播节目，使群众的文化消费市场逐步得到恢复。[1]尽管由于当时文化生产和流通的机制还没有完全从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文化商品无论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远远不能满足居民的需求，基本处于求大于供的状态，但这一时期中国文化领域的实践，无疑有力地冲击了中国社会公众原有的价值观念。比如，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大众传媒的发展以及西方传播学进入中国尤其是进入科研机构和大学课堂，不仅引发了中国新闻界的一场大论辩，而且也使中国的传媒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场讨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新闻媒介究竟是以传递信息为主还是以宣传为主”、“信息传播在当今社会中的重要地位”等方面。在此过程中，“信息是抽象概念”，“信息传播无视信息的阶级性”等反面意见接踵而来。然而，在国际新闻媒介参与信息革命和国内大力推进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诸如“新闻媒介”“大众传播媒介”“大众传播事业”等提法终于开始在中国城市中流行；在学术界，这样的提法逐渐成为共识和普遍的学术用语。因此，这一时期中国城市文化领域的崭新实践，给中国城市公众的思想观念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人们逐渐地开始意识到，文化不仅仅只是政治宣传(像文化大革命时期表现的那样)，只具有教化的功能，而且也是一种娱乐品，更是一个经济门类；文化行业不只会花钱，而且还能赚钱。
1985年到1992年是中国文化产业的逐步扩展阶段。在这一时期，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中国文化部门也开始积极探索改革的路子，文化工作者的生存意识、商品意识、竞争意识等显着增强。面对日渐发育的文化市场，文化工作者逐步摸索出了“以文补文”“多业助文”等多种经营模式；开始尝试性的调整和转换文化体制，为克服中国文化部门中普遍存在的政企不分、政文不分、效率低下等问题，进行了文化企业和事业单位的领导建制的转换试验，如在剧团实行院长、团长负责制，在报社、出版社实行社长负责制等；许多城市文化部门开始在实践中寻求改革“大锅饭”分配模式的途径，如1987年沈阳市电影公司对其所属的12家电影院实行了“三挂钩”承包经营。诸如此类的改革举措，使中国的文化领域在新的历史时期呈现出锐意进取的态势。同时，在这一时期，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中国居民的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文化需求也日益增长。比如，上海市人均GDP在1990年达到5910元人民币，1992年则上升到8652元人民币。上海市居民生活消费的恩格尔系数从70%左右逐渐降低到60%左右，人均每年文化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从80年代的4%以下逐渐增加到1992年的7.8%，成为市民家庭日常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2]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文化消费需求的增长，无疑有力地促进了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在这一时期，不仅产业化的浪潮扩展到了中国文化的制造业和文化服务业领域，出现了各种形式的以营利为宗旨的文化企业 和广告公司，而且文化产业也取得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比如，据不完全统计，1978年中国已有图书出版社200多家，出版图书品种1.5万种，总印数33.74亿册。到1986年，出版社增加到446家，比1978年增长一倍以上，出书品种5.2万种，总印数52.03亿册，与1978年相比均有了大幅度的增长。
与此同时，1985年以后中国文化领域出现的一个突出现象，就是中国公众的文化消费特征越来越朝着娱乐型、多样化、可参与性的方向发展，在中国社会公众中产生重大影响的文化形态，几乎都是娱乐性的、消遣性的消费文化。如1986-1987年的崔健摇滚乐；1988年风行的卡拉OK；1989的汪国真诗歌；1990年的电视连续剧《渴望》；1991年的电视连续剧《编辑部的故事》等等。顺应中国城镇居民消费性的文化需求，1985年以后，另一引人注目的现象则是各种文化娱乐设施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90年，京、津、沪、黑、吉、辽、皖、苏、浙、闽、川、粤等19个省、市、自治区的城镇有歌厅、舞厅、卡拉OK厅共6966家，台球厅37201家，电子游戏厅17039家。[3]1992年，单是上海市就有娱乐场所2000多家。这一时期还有一个重大的事件，就是1988年，在政府体制改革，许多国家机构被精简的情况下，文化产业司却在文化部机关大精简中脱颖而出，成为文化部唯一新成立的司。这一引人注目的重大举措，表明文化产业已得到了国家的正式认可，也标志着以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进入了从自发到自觉的新的历史阶段。
1992年以后是中国文化产业的全面扩张阶段。这一时期，中共确立了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在这个宏观背景下，中国文化体制改革的步伐明显加快，开始从“直接管理”向“间接管理”、从“办文化”向“管文化”、从“小文化”向“大文化”等转变。如天津市对直属艺术表演团体采取了三个层次的管理模式。第一层次是对少数重点剧团规定艺术生产指标，经费由国家拨款予以重点扶持。第二层次，对多数剧团实行“定额补助，一次包死，超支自负，盈余归己”。第三层次，推行多种形式的经营承包责任制。上海市在1997年至2000年的新一轮改革中，根据国际化大都市发展的要求，对市属艺术院团布局结构和管理模式进行重新定位，把它们分为政府重点投入院团、政府部分资助院团、社会办团、民间职业剧团等四个层面，在文化生态上形成自上而下的金字塔状结构。并在确保重点院团的前提下，鼓励社会办团，规范并发展民间职业剧团。在探索城市文化经济宏观管理新路子的同时，一些城市也大刀阔斧地对文化机构及其队伍进行“消肿”。如上海、哈尔滨、沈阳、天津等城市通过合并、撤销等方式对多余的剧团进行了精简。上海市文化局原有剧团18个，经过重新布局结构和撤并后，到1998年还有15个市文化局直属艺术团体。为了“消肿”，上海市文化局从1992年开始在各艺术院团实行全员聘任制的改革，即在对全体演职人员进行全面考核的基础上，确定各个工作岗位，自主安排演职人员上岗或待岗下岗，自1997年以来，上海市文化局又开始新一轮的艺术剧团体制改革，中心内容是实施全员聘任合同制，改国家用工为单位用工，改固定制用工为合同制用工。这一改革是全员聘任制的发展，为解决人员能进能出问题迈出了坚实的一步。[4]
这一时期，在文化体制改革的有力刺激下，社会力量和外资参与中国文化经济发展的新格局也已开始形成。这尤其集中体现在社会各界对文化产业的大量投入上。以文化艺术、娱乐、音像书刊发展为例，1997年国有文化部门创办的文化经营单位只占整个文化经营单位的10%左右，而非国有文化部门创办的已占88.6%。[5]在北京，“民营国营同台竞争”，甚至成为一大新景观。北京是中国的首都和文化中心之一。不仅汇聚了一大批中央级的文化机构，而且由于首都行政机构、军地部门多，文化层次多，客观上形成了一种多元制衡的体制现象，给多样性的文化产业投资者提供了非常大的生存空间。在北京，之所以能形成一个由20万文化人组成的“北飘集团”(意为在北京自由漂流和随机组合)，无疑与这种多元制衡的弹性体制空间密切相关。北京“民营国营同台竞争”的一个典型案例，是1993年由民营企业家钱程与中央乐团签约，出资45万元承包了北京音乐厅。承包方除保证中国交响乐团演出场地以外，主要以出租场地、承办国内外演出为经营方向。自承包以来，音乐厅大胆探索演出市场规律，其改革成效大致可归纳为三方面：规范秩序，增加演出，收齐场租；广泛吸收社会投资；投资创新性剧目。2000年初，北京市与钱程签约，同意他以自然人的身份，承包由政府投资上亿元刚改建完毕的北京标志性文化建筑——中山公园音乐堂。一位民营企业家使国营音乐厅职能“复位”显示了民营资本在激活文化市场和发展文化产业方面的独特功能、地位和作用。据统计，2001年，北京地区全年共有音乐演出3000场，其中仅北京音乐厅和中山公园音乐堂的演出场次就达700场。品种繁多的音乐会既包括了古典音乐，又有流行音乐和现代音乐，基本可以满足观众不同的欣赏口味。2001年，在北京音乐厅和中山公园音乐堂系列演出的带动下，北京地区的许多演出一系列的方式推出，降低了成本，取得了一定的规模效应。在上海，1999年初开始，平均每天都有十多家企业申办中外合资娱乐场所，它们希望在上海未来娱乐市场大发展中占有一席之地。在此情形下，上海出现了和新型的大商厦建设结合起来，把娱乐场所建设在综合商厦内，将消费与购物休闲融为一体的新趋势，如徐家汇的港汇广场、汇金百货、东方商厦等，已经以一流的商厦硬件作基础，以“错位消费”的经营方式形成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娱乐消费圈。[6]
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和文化产业的迅猛发展，1992年以来，中国文化市场也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按照文化经济学理论，现代文化市场一般包括文化产品市场、文化服务市场、文化要素市场三大部分，它们是连接文化产业和居民文化消费的桥梁和纽带。1992年之前，在文化面向市场的背景下，文化市场中的文化产品市场和文化服务市场已经在中国取得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但文化要素市场如文化资金市场、文化艺术设施市场、文化艺术人才和劳务市场、文化中介市场、文化产权市场、版权市场等的成长却一直十分迟缓。1992年以来，在中国的一些中心城市，不仅文化市场中的文化产品市场和文化服务市场在前一阶段的基础上取得了进一步的发展，而且在前阶段发展滞后的文化要素市场也开始逐渐地孕育和生长。这里仅以文化要素市场中的文化中介市场发展为例说明之。
毫无疑问，文化中介机构是文化生产、供应、销售、消费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文化经纪人往往既有极强的市场繁感性和相当程度的文化艺术造诣，又有着广泛的社会联系和独有的供销渠道，可以在文化产品与文化服务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充当重要的桥梁角色，能成功地把文化产品和服务推向市场。可以预见，随着文化生产和经营专业化、社会化水平程度的提高，未来的中国文化市场将是一个非常依赖文化中介机构和文化经纪人的市场。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已形成了一种以中介机构、经纪人为主体的文化市场体制，如图书出版业的经纪人最早出现在英国和美国，现在在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几乎任何一个稍有成就的作家都有自己的经纪人。适应世界文化产业和文化市场发展的这一潮流，1992年以来，国内一些文化市场和文化产业比较发达的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等，也在发展文化中介市场方面作了许多积极而成功的探索。例如，上海市建立了多家正规的中介服务的文化实体，逐步覆盖了演出市场的大部分领域，向要素市场的专业化、规范化和国际化跨出了一大步。最有代表性的包括：上海市演出公司、上海市对外文化交流公司、上海市演出总公司、上海文大演出中心、上海广电演出有限公司等。其中，A.上海市演出公司是全国最早建立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国有演出公司之一。它专门经营境内外各类文艺演出，同时经营演出广告、舞台设计、展览、演出器材等相关业务，其特点是初步形成集约化的经营机制，实现了整体运作。到1999年初，已经举办演出15000多场，演出足迹遍布了全国100多个大中小城市，并与美、英、法、德、日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个演出团体进行了合作。B.上海市对外文化交流公司。它是上海市开展对外文化交流的主要窗口，是上海唯一授权组派国内文艺团体、美术团体包括个人赴海外演出或展览的专业服务机构。C.上海市演出总公司，是上海市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一类专业演出经纪机构，专业经营境内外各类文艺演出，同时兼营演出广告、舞美设计、音像灯光器材等。D.上海文大演出中心。它是实行企业化管理的演出中介机构，专门承接境内外各类文艺演出，策划、运作大型演出活动，承接各类文艺培训和文艺比赛及提供与文艺演出有关的咨询活动。E.上海广电演出有限公司。它是从事演出经纪的专业公司，特别是举办与广播、电视、电影相关的文艺活动，负责上海市广播电影电视局系统商业性文化演出活动。[7]
包括文化产品市场、文化服务市场、文化要素市场在内的中国文化市场的发展无疑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文化市场和文化产业具有相生相长的关系。文化产业的发展会刺激居民的文化消费，从而促进文化市场的发育；文化市场的发育能够促进各类文化产品和要素在交易活动中的自由流动，实现文化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拓展文化产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在中国文化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入、文化市场逐步繁荣，以及文化产业已有相当程度发展的背景下，90年代中期以来，文化产业已被一些城市，特别是中心城市列入发展战略和规划之中。1996年，北京市提出要“重新认识文化产业的巨大潜力，迅速壮大北京的文化产业”，“使其成为北京的支柱产业，使北京成为全国重要的文化产业基地”。1999年，上海市提出的文化产业发展目标是：体现上海高档次、多样化、开放型的文化发展水平，形成以高新技术为支撑的多元化的产业格局，成为增强上海中心城市功能的重要支柱和推进文明城市建设的强大动力。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这一时期不仅中国文化产业化的浪潮，从多种所有制进一步扩展到了国有大型骨干文化单位，而且文化产业也逐渐由流通业向制造业、服务业扩展并出现了文化企业集团化的趋势。比如，上海的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北京紫禁城影视公司、上海东方明珠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广播电视中心等等，都是中国文化企业集团化过程中的产物和成功案例。
在上述诸因素的作用下，1992年以来，中国文化产业的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据1999年5月北京市统计局统计，文化行业与旅游行业所创造的增加值约为281.2亿元，占全市GDP的14%。[8]1996年，分布于中国各大中城市的报纸共2202种，与1978年的186种相比，增长近12倍。适应居民消费性的、多样化的文化需求，报纸的种类也大大的增加了，由原来以党委机关报为主发展到多种报纸并存，出现了经济类、国际时事类、文化类、休闲类、生活服务类、法制类、文摘类、观点类、学习类等报纸，出现了周末报、体育报、星期刊、都市早报、都市晚报、都市快报等。报业的经济利润也十分可观。1996年全国报业广告总收入为77.6亿元，占全国广告营业额的21.2%。其中《广州日报》《新民晚报》《羊城晚报》等的广告收入高居榜首，均超过5.5亿元，许多报社新建的办公楼成为当地城市的新景观。[9]从印刷手段和技术设备看，目前全国绝大多数报社都采用了激光照排和胶版印刷等先进技术。少数大报社实现了微机联网，逐步将采编手段推向现代化。自1980年至1998年，分布于中国大中小城市的广播电台、电视台分别从原来的106家、38家增长为1244家、880家，分别增长10.7倍、22.2倍；电视人口覆盖率从49.5%增至87.5%，增长37.9个百分点。有线电视网已遍布中国绝大部分城市，初步形成了一个规模宏大、覆盖全面的有线广播电视专用传输网。1992年以来，中国的音像制品业也取得了较大的发展。据统计，1998年10月至1999年3月全国35家光盘加工复制厂，近百条光盘生产线，一直满负荷运转，仍不能满足订货需求。音像业的发展不仅极大地刺激了中国流行音乐和卡拉OK的发展，而且也拓宽了所谓的“后电影市场”，使电影除了票房收入以外，还可以制成音像艺术品来获取经济利润。尤其值得一提的是，90年代以来中国的互联网业发展也非常迅速。据调查，在中国，1999年上网计算机146万台，其中专线上网25万台，拨号上网121万台；上网总人数400万，其中专线上网76万，拨号上网256万，两者兼备68万；互联网站点数约9906个。从用户的地域分布看，居前三位的是北京、广东、上海，分别占21.02%，11.77%和8.71%。[
⑻ 留声机的历史
留声机的诞生于1877年。世界上发明留声机的人就是誉满全球的发明大王——托马斯·阿尔瓦·爱迪生。
托马斯·阿尔瓦·爱迪生根据电话传话器里的膜板随着说话声会引起震动的现象，拿短针作了试验，从中得到很大的启发。说话的快慢高低能使短针产生相应的不同颤动。那么，反过来，这种颤动也一定能发出原先的说话声音。于是，他开始研究声音重发的问题。
1877年8月15日，托马斯·阿尔瓦·爱迪生让助手克瑞西按图样制出一台由大圆筒、曲柄、受话机和膜板组成的怪机器。托马斯·阿尔瓦·爱迪生指着这台怪机器对助手说："这是一台会说话的机器"，他取出一张锡箔，卷在刻有螺旋槽纹的金属圆筒上，让针的一头轻擦着锡箔转动，另一头和受话机连接。托马斯·阿尔瓦·爱迪生摇动曲柄，对着受话机唱起了“玛丽有只小羊羔，雪球儿似一身毛……”。唱完后，把针又放回原处，轻悠悠地再摇动曲柄。接着，机器不紧不慢、一圈又一圈地转动着，唱起了“玛丽有只小羊羔……”，与刚才托马斯·阿尔瓦·爱迪生唱的一模一样。在一旁的助手们，碰到一架会说话的机器，竟然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会说话的机器”诞生的消息，轰动了全世界。1877年12月，托马斯·阿尔瓦·爱迪生公开表演了留声机，外界舆论马上把他誉为“科学界之拿破仑·波拿巴”，是19世纪最引人振奋的三大发明之一。即将开幕的巴黎世界博览会立即把它作为时新展品展出。就连当时美国总统海斯也在留声机旁转了2个多小时。
10年后，托马斯·阿尔瓦·爱迪生又把留声机上的大圆筒和小曲柄改进成类似时钟发条的装置，由马达带动一个薄薄的蜡制大圆盘转动的式样，留声机才广为普及。
爱迪生发明留声机的偶然性
然而，爱迪生这项着名的发明构思，却是幸福的偶然性促成的。
一次， 爱迪生一人在静静的实验室里研究改进在纸带上打印符号的电报机。这时，电报机内的一种单调的声音吸引了他。在试图排作这种声音时，爱迪生出乎意料地发现，这是纸带在小轴压力下发出的声音。在改变小轴的压力时，声调的高度也随之变化。这就使他产生了一个念头：借助运动载体上深度不同的沟道来记录和回收声音。
无独有偶，爱迪生在另一次试验电话的时候，发现传话筒里的膜板，随话声而震动。他找了一根针，竖立板上，用手轻轻按着上端，然后对膜板讲话。实验证明，声音愈高，颤动愈快；声间低，颤动就慢。这个发现，更奠定了发明留声机的决心。
几天后，爱迪生就画出了草图，并立即和助手干起来，留声机的主要部件，是一个金属圆筒，圆筒边上刻有螺旋槽纹，把它按在一根长轴上，长轴一头装着曲柄，摇动曲柄，圆筒就会相应转动。此外，还有两根金属小管，管的一头装一块中心有钝头针尖的膜板。经过无数次的改造，世界上第一台留声机诞生了。爱迪生回忆说：“我大声说完一句话，机器就回放我的声音。我一生从未这样惊奇过。”
爱迪生在发明留声机之初，就一改再改。十年过后，他又从架子上的尘埃中把留声机取下来，要继续改进它，他仅在留声机上的发明专利权就超过了一百项。他是耳聋之人，能发明这样一个发声的机器已是令人惊异了。当我们看到今天的留声机时，不要忘记这上头渗透着爱迪生无数辛勤劳动的心血。实质上，在一个多世纪以来，留声机所掀起的文明和发明巨浪影响是非常深远的，电唱机、磁带录音机、磁带录像机、激光声像机……相继问世，追溯其源头，不都是来自爱迪生的伟大发明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