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从印度边境回国

Ⅰ 中国公民可以出境吗 境外滞留人员如何回国

自2020年春季前夕开始，新型冠状病毒迅速向全国各地甚至是国外开始蔓延，中国各省市启动一级卫生响应，世界卫生组织也对此次的中国疫情高度重视，并将武汉肺炎列为国际公共卫生事件。对此许多市民也想询问，疫情不是很严重的地区，中国公民是否可以正常出入境呢。

根据疫情防控工作需要和一些国家、地区已针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实施入境管制措施的情况，为保障中外人员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维护正常出入境秩序，国家移民管理局建议，近期有出国出境计划的内地居民合理确定出行时间，并部署全国海陆空边检机关做好提示指导，避免公民可能造成的不必要损失。

外交部领事司也提醒中国公民留意外方有关疫情防控的入境管制措施，根据自身健康状况合理安排出行，详细了解并遵守目的地国有关入境规定。

据了解，对持有往来港澳台签注、受疫情影响未能在签注有效期内入境港澳台地区的，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将在疫情解除后，根据持证人意愿免费重新办理相同种类和有效期的签注。

此外，对载运疫情防控物资的交通运输工具，国家移民管理局已部署各口岸出入境边防检查机关开通绿色通道，特事特办，快速高效办理边检通关手续。

外交部“领事直通车”微信公众号2月1日发布消息介绍，1月31日以来，外交部会同有关部门先后协调派出3架包机，从马来西亚沙巴州、泰国曼谷、日本东京等地分别接回滞留国外的湖北籍居民310人。

据介绍，此前，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影响，不少湖北籍人员因国际航班调整等原因难以回国返家。外交部坚决贯彻党中央工作部署，指导驻有关国家使领馆并协调文旅、民航等主管部门，短时间内组织充足运力，与有关国家政府密切合作，迅速、有序接回我人员。

朝鲜

暂时禁止中国公民入境

2020年1月27日

菲律宾

暂停向中国公民签发落地签证

2020年1月28日

马来西亚

暂时拒绝持中国护照且签发地或出生地为“湖北”人员入境。

哈萨克斯坦

暂停中国公民72小时过境免签政策，暂停霍尔果斯边境合作中心哈方一侧工作。

日本、韩国、越南、印度、英国、印度尼西亚、法国、缅甸、意大利、阿联酋、马来西亚、斯里兰卡、澳大利亚等国家

中国公民须填写并提交健康状况申报表

新加坡

暂停所有在过去14天内到访过湖北的中国公民，以及持有湖北省签发护照的中国公民入境或转机。暂停为持有湖北省签发护照的中国公民发放各类签证，暂不享受96小时过境免签政策。持有湖北省签发护照的中国公民

所持各类新加坡签证将暂时失效，无法入境新加坡。2020年1月29日

Ⅱ 再回中国之前在印度还要隔离十四天吗

在印度回中国之前不用在印度隔离14天，但要测得体温正常才能登机，回到中国之后再隔离14天，否则不允许你离开机场，那么为什么要隔离呢？又该怎么隔离呢？

为什么要隔离观察？

一方面尽早发现密切接触者是否发病，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在14天隔离期间可以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治。另一方面更守护其他人的身体健康安全，防止密切接触者在潜伏期内将病毒传染给身边的健康人群。因此，隔离观察是非常有意义的，也是至关重要的，是对自己和他人负责任的行为。

为什么要隔离14天？

面对新型冠状病毒的潜伏期为3至7天，最长的不超过14天，而此次发现的新型冠状病毒即使在潜伏期内也是具传染性的。由于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传播规律和认知有限，专家建议对有疑似感染者，或是表现轻微者，进行家中隔离14天的办法。

那么隔离14天没有发病是不是就代表没有事了呢？

当我们身体被这种新型病毒感染后，身体就会调动自身的免疫机制进行对抗，全面应战，身体就成为了免疫系统与病毒交峰的战场，所以就会出现一些变化。对很多感染上病毒的人来说，首先身体会发热，这是我们的身体自动提高体温来增强免疫力的本能表现。每当你的体温升高1度，也就代表着免疫力会增强多倍，也就会更好地降低病毒活性。

如何居家隔离？

1.隔离者一个人待在有良好通风的单人房间内。

2.拒绝任何人前来探访，只留一个身体健康无任何慢性病的人护理。

3.家里的其他人不要待在隔离者的房间内，应待在其他房间，要是没有条件这么做，那一定要和隔离者保持1米距离。

4.隔离者的活动区域尽量减小，最好不要与家人有共享区域，比如卫生间、厨房等，如果有，务必要开窗通风。

5.除隔离者外，护理人员也必须戴上口罩，口罩一定要贴紧面部戴，戴好口罩后不要随意去触摸口罩，摘下口罩后要洗手。

6.只要和隔离者有接触，或者是在隔离者的房间里面待过，一定要将双手洗净消毒。

7.隔离者的房间每天要用消毒液喷洒消毒，注意门把手也一并消毒。

Ⅲ 2022年印度尼西亚回国好回吗

你好！这个不确定，如果2022年世界各国疫情得到有效的控制，那么回国后就不需要隔离了，不过从当前疫情分布情况来看，不

Ⅳ 怎么从印度坐船回中国

很高兴为你解答问题。首先，中国和印度之间不通铁路，所以不可能坐火车从印度回中国；
其次，由中国出发的国际客轮，目的港都是韩国和日本，没有到印度的；同时也没有客轮从印度到中国，只有不定期的货轮到中国的天津和浙江的北仑港，所以只有在印度的班加罗尔和孟买这两个城市搭乘货轮去中国。

所以，目前常用的公共交通工具中，没有客轮和火车可以到达印度。
楼主要是实在不想坐飞机的话，可以考虑走公路，在中国沿318国道，到达中国尼伯尔之间的樟木口岸，由樟木口岸出境进入尼泊尔，再由尼伯尔进入印度。
目前这条路线目前比较艰难，如果一定要坐船，请联系中国驻班加罗尔和孟买的使领馆，叫他们协助处理。

Ⅳ 2022年印度尼西亚回国好回吗

咨询记录 · 回答于2021-12-14

Ⅵ 中国公民从印度回不到中国,大使馆怎么办

当前从印度回国是比较困难的

Ⅶ 论述中国领土争端的现状及解决方案！80分！答越好追加分越多！

【 作 者 】内维尔·马克斯韦尔
【作者简介】（英）内维尔·马克斯韦尔
【 译 者 】郑经言
【编 者 按】内维尔·马克斯韦尔是英国着名学者，曾在1959年后一个相当长时期任《泰晤士报》驻南亚记者，目睹了印度对华战争的整个过程。1967年回国后，他进入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学院，研究有关中印边界历史和中印边境冲突等问题，并于1970年出版了在国际上影响巨大的《印度对华战争》一书。此后，马克斯韦尔仍不断跟踪和研究中印关系的发展，写过一系列有关的论文和文章。《中印边界争端反思》是他的新作，发表在印度《经济与政治》周刊1999年4月10—16日一期（第34卷第15 期）上。作者根据多年来的观察和不断增加的新史料进行分析后确认：印度制造了1962年边界争端。它拒绝就此问题进行谈判，然后，企图凭借武力实现其主张。中国的武力反击从战略上和政治上说都有其正当理由，印度的政策的确使北京没有其它现实的选择余地。印度遭到“未受挑衅的侵略”是一种自我安慰的神话，中印边界一直没有解决是尼赫鲁政策的结果。
通过对中印边界争端的反思，作者得出以下结论：一、中印边界战争完全可以避免；二、在边界战争前及其后的几十年里没有能解决边界问题，责任在印度；三、是印度的政策将一个在外交上僵持的争端推向战场。如果印度政府继续这种政策，还可能导致战争重演。

此文的摘要曾在1999年10月12日和13日的《参考资料》上发表。

【 正 文 】

尼赫鲁政府寻求独自决定印度与中国的边界应当坐落在哪里，然后将它选定的边界线强加给北京，拒绝就此进行谈判。这意味着，除非北京屈服于印度对阿克塞钦和麦克马洪线以北地区的领土要求，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中国1962年的军事行动是进行反击和先发制人，而印度遭到“未受挑衅的侵略”是一种自我安慰的神话。中印边界一直没有解决是尼赫鲁政策的结果，除纳拉辛哈·拉奥政府外，继任的历届政府一直严格遵循这些政策。

一、“中国1962年的侵略”：印度的弥天大谎

印度总理A.B.瓦杰帕伊在其1998年5 月致克林顿总统的信中为具政府的核试验辩解时，说到中国“在1962年对印度的武装侵略”和尚未解决的中印边界争执（注：A.B.瓦杰帕伊总理致克林顿总统的信，《纽约时报》，1998年5月13日。）。 印度的政治阶级自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以来，从一开始即坚持说，边界争端和边界战争是中国扩张的结果，而最后对印度突然进行的“大规模侵略”导致其军队的瓦解。中国的说法相反，它指责印度顽固不化和扩张领土，并将其军事行动说成是进行反击和先发制人。伴随着近40年积累的观察并且根据新的材料，现在对导致战争并使边界争端依然没有解决的两国政府各项政策的起因进行反思，是适时的。

印度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其于本世纪中叶开始存在时，即面临着一项共同的任务：将它们的边疆转化为边界。这在事实上是它们作为现代国家这一新身份的一种基本的正式表现，因为它们开始模仿和追赶那些在前三个世纪里由于民族主义的出现和民族国家的兴起而提倡推广一种新的政治机制的欧洲国家；这种新的政治机制即是边界：经过外交谈判同意的一条线（划界），联合标定在地面上（标界），准确地印刷在地图上，并在两个相邻的主权国家之间的条约上予以描述，因而它们承认了自己的版图及其邻国的领土。（注：这里的定义和论据来自艾恩斯利·T ·埃姆布雷富于暗示的论文《边疆转化为边界：现代国家的演进》（Frontiers into Boundaries: The Evolution of the ModernState），见《想象中的印度：印度历史论文集》（Imagining India:Essays on Indian History）（牛津大学出版社，德里，1989年）。）前现代国家可以存在于边疆之内，边疆不是线而是国家之间的过渡地区、区域：现代国家需要边界。
就中国来说，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建立时，中印边界问题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但却是一项要与约十来个同中国毗邻的国家进行谈判或反复谈判就数万英里通常难以接近的地带取得一致同意和确切划定主权界线的巨大任务的微小因素。那广阔的周边地区的许多地段体现了列强对中华帝国入侵的颠峰标志，而被逐的国民党当局又留下了要收复这些“失去领土”的民族统一的承诺。北京的新人认识到，要接过这一遗赠势必会挑起同其许多邻国难以驾御的争吵，特别而最危险的是同为沙俄通过根据强加的瑷珲条约（1858年）和北京条约（1860年）所兼并的中华帝国在远东的大片领土的继承者苏联的争吵。因此，他们决定，新中国将基于历史遗留给他们的准线解决边界问题。周恩来利用1955年在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的机会表明了其政府的态度：
……同有些国家的一部分边界尚未划定。我们准备同邻邦确定这些边界，在此以前我们同意维持现状，对于未确定的边界承认它尚未确定。我们约束我们的政府和人民不超越边界一步，如果发生这类事情，我们愿意指出我们的错误并立即退回国境。至于我们如何同邻国来确定边界，那只能用和平方法，不容许有别的方法。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会改变这种作法。 （注：《 1955 年国际事务文件》（ Documents on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55）（OUP，伦敦，1958），第423页。 （译者按：这里的引文与《周恩来外交文选》第10页上的文字有少许出入））

此后的发展说明了这一政策声明的极度重要性，因而值得进行分析。周恩来解决边界问题的第一个步骤是声明某些段落尚未划定，需要鉴别。接着是维持现状的协定，双方严格维持现状，如果发生超越边界的事情，应立即承认并予以纠正。第三，他期待着未来的谈判，并且保证中国将只能使用和平的方法解决领土争端。最后，他警告说中国将不会容许任何其它办法，含意是如果邻国使用武力则会以武力回答。（注：如果带着周恩来发表此项声明前5 年在中印边境上所发生的种种情况的事后知识来阅读它，那么似乎合乎逻辑的是，他当时对印度的态度已心中有数了，因为此前的军事调动、公开声明和制图学要求已清楚表明了印方同中国意向相对立的模式。）

中国在此后半个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一贯地并且严格地执行了周恩来制定的政策，并取得明显的，现在近乎完满的成功。同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阿富汗、蒙古、朝鲜和老挝进行了谈判，并签订了边界条约。现在谈判在有序地进行：同越南，并且在新德里允许的程度上，同不丹；至于俄国和前苏联的中亚各国，谈判已经完成，除对几个具体地点的争执尚未解决需留待将来尚未确定的日期予以解决而作出防止误解的说明外，已达成（双方）同意的边界。在三种情况下，“和平方法”为武装力量所取代：同印度，苏联和越南。

关于中苏边界，莫斯科起初拒绝重新谈判19世纪的条约，根据这些条约沙皇兼并了清帝国的后来变为西伯利亚和沿海省份的大片领土，怀疑北京坚持谈判包藏着要收复领土的意图。对于将阿穆尔河／黑龙江和乌苏里／乌苏利河作为界河的各种条约的相互冲突的解释，导致苏联使用武力来维护对整个河流和其中的所有岛屿的专有权的要求，而中国的抵抗使两个邻国于1969年发生武装冲突，并走向核战争边缘。（注：见作者发表在以下刊物上的论文： 1973年10—12月《中国季刊》， 《太平洋共同体》（卷1，1期），《现代中国》（卷1，1期，1975年1 月），《外交事务》（卷57，1期，1958年秋），《国际事务》（卷47，1期，1971年1月）。）

直到1987年，在戈尔巴乔夫领导下，苏联才同意重新就中苏边界谈判，并接受了有关的国际法原则，即在没有任何条约作出相反的规定时，界河的可航运性意味着两个主权的分离不是在莫斯科曾经主张的中方河岸，而是在航道分界线（沿主河道最深部分的一条假想线）。结果是两个河岸邻国平等分享使用河流的权利。北京对戈尔巴乔夫推翻其前任的立场立即作出响应，谈判迅速开始，并在适当的时候签署条约，在东部河流和中国西部边境划出了中苏边界需要的确切界线。1997年中俄两国首脑在北京会晤，宣布他们的边界问题的解决是在平等、互谅和互让基础上通过谈判“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样板”。（注：原文见《世界事务》（新德里），卷2，1期，1998年1—3月，第139页。 ）前苏联的中亚各国也同北京解决了边界问题。

至于越南，中国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利用一个涉及不过几百米距离的琐细的边界争执为借口，进行一次意在“教训”的攻击——必须承认教训是中国的霸权。这一中断是对中国在其它方面解决边界问题中坚持原则和务实立场的唯一有害的例外。

同中国的边界问题重要性相比，印度在1947年摆脱英国统治获得独立时所面临的任务要小。印度边境的广阔地段早已为离去的帝国转变为边界。在巴基斯坦分治的地方，国际边界已由拉德克利夫委员会按原先一直是国内的行政区划所确定；经过多次战争和烦人的谈判，英国人已同意了印尼边界并标定了它，即在地面上竖立了界桩，而且与其它两个喜马拉雅山国家，锡金和不丹，（注：J.R.V.普雷斯科特：《条约划定的亚洲大陆地图》（Map of Mainland Asia by Treaty）（墨尔本大学出版社，1975年），第12、13、14章。）也大体上完成了同样的工作。但是在伦敦和印度的英国政府想与中国达成协议以创造中印边界的企图却遭到失败。（注：这些企图的简要说明见作者《印度对华战争》（乔纳森·凯普公司，伦敦，1970年）。全面论述见阿拉斯泰尔·蓝姆的历史系列研究，特别是两卷本的《麦克马洪线》（鲁特莱治和吉甘·鲍尔公司，伦敦，1996年）和《1914—1950年的西藏、中国和印度》（罗克斯福特·布克斯公司，赫尔廷福特布里，赫尔兹，1989年）。）在东部，那里后来成为独立后印度与西藏毗连的东北边境特区，在西部，那里位于由印度控制的查谟和克什米尔邦内的拉达克，同新疆和西藏相接，这里只有边境，即主权界线在最初是分开的但是尚未确定的区域。当两个新生国家的行政管理延伸到边境区域不可避免地发生碰撞时，就存在着潜在的冲突，需要进行谈判。

在行政机关发生接触时，北京和新德里之间绝对相互冲突的态度立刻变得明显了。

扼要地说，周恩来在万隆所阐明并在此后实践中实践的中国方面的态度期待着以下步骤：（1 ）同邻国政府鉴别和宣布那些需要定界的地段；（2）同邻国共同同意维持现状， 以避免前进中巡逻人员接触时发生冲突和伤亡的危险；（3）考虑到现有的条约、当前的方位、 传统活动和习惯等，进行谈判以求得双方满意的边界协定；（4 ）建立联合边界委员会在地面标出同意的界线；（5）签署一项新的全面的边界条约。

在同样扼要叙述由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及其顾问在独立后最初几年里为印度拟定的立场诸要素前，有必要考虑一下印度民族主义的性质和历史背景，后者对尼赫鲁政府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态度有着深刻而巨大的影响。（注：斯蒂文·A.霍夫曼是在研究中印争执中首先认识到印度民族主义在新德里的政策演变和执行中是何等重要的学者。见他的《印度和中国的危机》（India and the China Crisis）（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0年），处处可见。）

在本世纪50和60年代，在印度民族主义的以下两股不同思潮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一方面是世俗主义的，另一方面是宗教性的，具体来说是印度教的；但对两者来说，它们对想象中的印度所下定义的原则是领土性的，在“神圣的地理学”观念上为两个明显对立的思想体系之间创造了一种联系物。1947年的血腥分治可能被认为会动摇，甚至摧毁那种认为印度的领土界限是历史所确定的绝对观念，但是对世俗的和印度教这两派印度民族主义者来说，其效应却恰恰相反；任何内部或外来的领土挑战均被看作是对这种神圣地理学进行亵渎的企图。（注：阿舒托西·瓦尔希尼：《有争论的含意：印度的民族同一性、印度教民族主义和忧虑政治》（Ashutosh Varshney, Contested Meanings: India's Natinal Identity, Hin Nation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Anxiety），《代达罗斯》（Daedolus）122，3期（1993）。）

印度民族主义的两种变体的温床在于英国统治者以自己的形象培育出来的憎恨英国的精英，这个阶级通过其发展的各个阶段——从侍从阶级，经过挑战者运动到继承权力而成长起来。在整个那个时代所进行的大辩论是有关英国统治建立前印度的历史认同问题。为约翰·斯特雷奇在其1888年出版的《印度》一书所极为令人满意地表达的占统治地位的英国观点是，“印度，即使作为一个国家的印度，按照欧洲人的看法，现在没有，而且从来也没有过任何有形的、政治的、社会的或宗教的统一”。在其为印度确定各处边界的种种努力中，英国人并不认为他们是在为一个现存的国家作出标志，而是相反——通过规定其界限来创立和扩大一个政治实体。这个实体不是一个民族国家，而不过是“像其它帝国一样的一个帝国，被英国多年来的军事威力、外交技巧和欺诈弄到一块的不同领土和人民的集合体，然后凭借强力推行英国人控制非英国人民的手段来维护其存在”。（注：阿拉斯泰尔·蓝姆：《未完成的分治：1947—1948克什米尔争端的起源》（ Imcomplete Partition: The Genesis of the Kashmir Dispute1947—1948 ）（罗克斯福特·布克斯公司，赫尔廷福特布里，1997年），第2页。）

然而，当这个初生的、懂多种语言的精英阶层成长成其挑战者阶段时，他们发现了自身所具有的国家本体的主要特征，一种共同的语言（尽管是一种外语，即英语），于是他们开始认定并把自己说成是“印度人民”的成员和代表，而这个群体的存在是诸如斯特雷奇和他同时代的同胞们所否定了的。过了一些年月，印度民族主义者们演化出的用以支持其对政治权力的要求的论据转变成为一种坚定的信念，“强烈相信自古以来就存在着一个由文化、共同经历、风俗和地理所明确界定的国家”。（注：霍夫曼前引书，第25页。）这个概念便成为尼赫鲁政府通过它来审视解决中印边界任务的与个人感情和态度有关的棱镜。如果印度“自古以来就存在”，那么在独立后印度的第一批领导人的头脑中接着而来的便是，其“传统和习惯边界也早就存在并自然地演化出了，因为它们是基于人口和文化的活动，是基于诸如山脊和分水岭等的地理特征”。（注：霍夫曼前引书，第25页。）的确，“北部边界位于现在所在的位置已有约三千年之久”。（注：印度政府有关《印度喜马拉雅边界的历史背景》的照会，《白皮书（第二卷）》，第125页。）推论的结果是，印度的“‘历史边界’必然是由线条组成的”，那就是说，是确切的。（注：霍夫曼前引书，第25页。）

这种理论的大纲可以追溯到印度在边界问题上同北京的外交争论。但是其最为详尽的阐述则出现在很晚以后由一个叫做 T. S. 穆尔蒂（Murty ）的印度官员撰写的一本伪装成学术着作用以鼓吹印度观点的书中。这个印度官员曾密切参与过其政府对边界争端的处理。（注：《边境：一个变化中的观念》（Frontier:A Changing Concept）（帕利特，新德里，1978年）。穆尔蒂原为印度边境部门的一名官员，正是他在50年代末进行实地考察后，提出了东部的边界应当坐落在塔格拉山脊，而不是麦克马洪所划的在南边几英里的地方。他后来在尼赫鲁周恩来会晤失败后成为起草有关边界历史演变报告的印度官员小组的一个成员。）穆尔蒂认为，边境和边境内的确切划分线（即边界），是通过人类的自然交往，一种“历史巩固的进程”，或“晶体化”而存在下来的；并且只需两个相关国家中的一方的有效承认。这种“历史划界”排除了穆尔蒂称之为“形式化”的通过外交进程划界的必要，并将其淡化为仅仅是对通过历史孕育的真正边界形成进程的“装饰”。在他看来，一个合法政府“公开宣布”一条线就足以最后确定边界，“形式化”是没有必要的。

从印度政府所采取的这种思想观点出发，结果必然是，不像其它国家那样认为有必要同邻国进行谈判就其共同边界的走向达成协议，印度便已经拥有了同中国的固定边界，因而谈判成为多余。对印度政府来说，惟一需要做的是，通过其自身的档案研究、参照历史和神话，并考虑安全利益，来“发现”该国与中国的边界的确切走向。一旦确定了适当的走向，便可将它予以公布并画在地图上。正如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不得不给其政府发出的指示那样，印度应当“沿边界全线，……特别是在那些可能有争议的地方”建立哨所；由此产生的有人看守的边界将“不容许同任何人进行讨论”。（注：摘自1954年7 月尼赫鲁向有关各部散发的有关北部边界的通报。它原属秘密，并未正式出版，但印度作家D.R.曼克卡尔看过它，并在他的《1962年的罪人》（Guilty Men of 1962）一书中引用（杜尔西·沙阿公司，孟买，1968年），第128页。 而曼克卡尔让本文作者分享了原件的抄本，他首次将它发表在《印度对华战争》中。）

就这样，（1 ）印度坚持它所主张的与中国的边界全线已经划定；（2）尽快将国家力量推进到它主张的领土；（3）在印度控制其主张的所有领土前，拒绝就维持现状达成任何协议；（4 ）在所有阶段均拒绝谈判其主张的边界走向。以上各点同中国方面的态度绝对是相互矛盾的。简而言之，它们等于是坚持说：在印度看来，同中国划定和巩固边界是一个单方面的进程。

......

Ⅷ 印度回国可以从哪个国家转机

你好朋友，印度回国，不用转机，直接就直飞了，如果你想转的话，可以在东南亚国家转，谢谢。

Ⅸ 玄奘由印度回国路线是怎样的

点击地图，查看详细信息

全程约912.5公里/11小时
从起点出发沿淮河西路行驶222米
右前转沿环城西路向北行驶250米
调头沿环城西路行驶1.25公里
右转沿长江西路向西行驶2.42公里
靠左向西行驶106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