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对中越贸易有什么启示

‘壹’ 急求文献综述（关于“中印服务贸易竞争力比较”的），下午用，在线等，高分悬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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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比较研究(上)

摘要：随着服务贸易在国际贸易中地位和作用的不断加强，服务贸易的竞争力越来越成为影响一国或一地区国际竞争力的关键。本文通过国际市场占有率和RCA两个指标对中印服务贸易整体和行业的国际竞争力进行了比较，并借助模型对影响中印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因素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对如何提升中国服务贸易竞争力提出政策建议。

关键词：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影响因素

一、引言

在国际分工继续深化和全球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升级的背景下，服务贸易发展非常迅速，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并且竞争日趋激烈，而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也越来越成为衡量一国或地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指标。面对这种形势，如何促进服务贸易的发展，提升其竞争力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早在18世纪，亚当·斯密提出的“绝对优势理论”和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实质上就是有关国际竞争力的分析，因为绝对优势或比较优势往往是一国或地区贸易竞争力形成和发展的基础。20世纪以来，国外一些着名学者提出了许多理论来探讨国际竞争力，其中被公认为竞争优势理论集大成者的是迈克尔.波特。他认为，国家竞争优势的问题实际上是行业竞争优势的问题，关键是理解一国经济的大环境如何影响企业和行业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地位。为此，他提出了着名的“钻石模型”。然而波特所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国家和产业，并没有专门涉及服务贸易的竞争力。而郑吉昌、夏晴(2004)则以波特的观点为竞争优势理论的核心，结合服务贸易的特征探讨了影响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因素，但文中却没有对各因素的影响做具体分析。查贵勇(2006)利用“钻石模型”分析影响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因素，并认为造成中印服务贸易竞争力差距的主要原因在于高等生产要素和相关产业支持的差距。本文也选择印度作为比较对象，因为中印两国经济发展状况相似，但印度在服务业及服务贸易发展上却极为迅速，对中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文中对中印两国服务贸易的发展现状和国际竞争力水平进行了比较，并通过新模型对影响中印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各因素做了具体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提升中国服务贸易竞争力的政策和建议。

二、中印服务贸易发展的现状

从服务贸易总额来看，1990年中国的贸易总额为98.61亿美元，印度为105.52亿美元，两者相差6.91亿美元。但从1991年开始，中国的服务贸易总额开始超过印度，且两者差额越来越大，2004年差距最大，达到563.28亿美元。2005年差额有所减少，中国的贸易总额是1665亿美元，比印度多出315亿美元。从图1可以看出，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和印度的服务贸易总额曲线都在稳定上升，并且曲线越来越陡峭，表明两国服务贸易总额有快速增长的趋势，这与两国都大力推行改革开放政策息息相关。1990年至2005年间，中国和印度服务贸易总额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21%和36%，远远超过同期8.1%的世界平均增长水平。

具体到服务出口贸易而言，2005年中国服务出口额为812亿美元，是1990年的14.13倍，年平均增长率达82.04%。与中国相比，虽然印度服务出口的总额低于中国，但其出口增长速度却较快。2005年印度出口总额为676亿美元，是1990年的14.67倍，年平均增长率更是高达85.42%。同时从服务出口占本国总出口的比重来看，中印两国差距较大。2005年中国服务出口的比重为9.63%，比1990年仅增加1.16%，平均比重也仅为10.56%。而印度的服务出口占该国总出口的比重达到41.55%，比1990年上升了21.14%，平均比重达24.81%，是中国的2.35倍，且比重还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如表1所示)。印度服务出口的迅速增长，得益于其服务业的大力支持。2000年印度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达到48%(而中国仅为33%)，比1980年提高了11个百分点，且其服务业增长速度超过了GDP的增长速度，印度服务业的快速发展推动了其服务贸易的发展。

三、中印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比较

(一)国际市场占有率的比较

衡量一个国家服务贸易国际地位的一个重要指标是其国际市场占有率，即该国服务出口占世界服务总出口的比例，它反映了一国服务出口的整体竞争力。2005年中国服务出口占世界服务总出口的3.36%，位居世界第八，比1990年增加了2.63%。而印度2005年服务出口的比重为2.80%，排名世界第10位，较1990年上升了2.21%。由表2可以看出，从1990年到2005年，中国服务出口在世界的比重均高于印度，但两者的差额却有减小的迹象，如2002年中国和印度所占比重的差额为1.27%，而2005年则减少到0.56%。同时表中的数据还表明了两国的比重都有上涨的趋势，这与两国都大力推行对外开放政策，扩大服务贸易有关。

(二)显性比较优势指数的比较

显性比较优势指数(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RCA)是能反映一国产品或服务的出口与世界产品或服务平均出口水平进行比较的一个指标。其公式为RCAij=(Xij/Xit)／(Xwj／Xwt)。其中，Xij表示i国当期服务的出口额，Xit表示i国当期商品和服务出口总额，而Xwj为当期世界市场服务的出口额，Xwt为当期世界市场全部商品和服务的出口额。如果RCA>1，说明该国的服务出口具有比较优势，如果RCA<1，说明该国的服务出口不具有比较优势，该值越大比较优势就越大。

从服务贸易总体的RCA的比较来看，中国和印度的差距比较明显。从表3可以看出，2005年中国服务贸易的RCA指数为0.51，比1990年仅增加了0.05，并且从1995年至2005年，RCA指数一直徘徊在0.49-0.63之间，表明中国服务贸易的比较优势很弱。与中国相比，印度服务贸易的RCA指数大部分年份都在1以上，2005年更是高达2.21，且RCA指数还处于稳定增长的趋势之中，印度的服务贸易表现出很强的比较优势。

从服务贸易RCA分项比较来看，中国在旅游业方面比较优势明显，其RCA指数从1991年到2002年始终维持在1以上，且持续上升，2004年虽有所下降但仍达到1.43。在运输业方面，RCA指数变化较大，由1990年的1.65持续下降到1998年的0.41；从2000年起运输业的RCA指数开始不断上涨，到2004年已达0.84，但仍不具有比较优势。而在其他商业服务上，中国的比较优势不显着，RCA指数一直小于1。印度各部门却有着不同的状况。印度旅游业的RCA指数近年来一直处于下降的趋势中，1992年指数为1.36，但到了2004年却只有0.48，比较劣势越来越显着。在运输业方面，RCA指数的变化和旅游业很相似，也在持续降低，2004年仅为0.50。然而近年来，印度其他商业服务的比较优势则在逐渐增强，从1996年的0.80上升到2004年的1.56(见表4)。

综合上述三个竞争力指标的比较来看，虽然中国服务贸易的国际市场份额比印度要大，但服务贸易的总体竞争力却比印度低。中国在传统的旅游服务上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而印度则在其他商业服务方面显示出了明显的比较优势，但两国在运输服务上都不具有比较优势，国际竞争力较弱，并且印度的劣势更为显着。

四、影响中印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因囊分析

本文以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为核心，结合服务贸易的特性以及中印两国具体的国情，通过修正后的模型来探讨影响中印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因素。新模型(如图2所示)保留了波特“钻石”模型的基本内核，要素条件、需求条件、服务业及关联产业和企业战略、组织结构与竞争理念仍然作为一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决定因素。不同的是新模型突出了政府的作用，不仅将其由“钻石”模型中辅助要素提升为决定要素，而且还把它置于“中心”位置。新模型还添加了两个“环”，内环表示国内环境的影响，包括一国的文化环境、制度环境和商业环境等，而外环则代表着国际环境的影响，如经济全球化、区域集团化等。由于国内环境和国际环境的形成不是阶段性的，而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并且其对一国贸易竞争力的影响从短期来看表现为对竞争力的强弱是有利还是不利，从长期来看则是后者如何受前者的影响，所以本文将国内环境和国际环境归结为辅助因素。波特将机遇作为“六要素”模型中的另一辅助要素，但本文考虑到机遇不可求的特性，并且其作用的发挥往往要通过改变一定的国内或国际环境才能产生影响，所以并未将其作为一个基本因素独立出来，而是化入“环境”这一辅助要素之中了。

接下来本文将结合中印两国的具体国情来逐一论述模型中的各个要素对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影响：

(一)要素条件

服务贸易的生产必须依托一定的生产要素，如旅游服务需要优美的自然环境和浓厚的人文环境，金融、保险、银行离不开雄厚的资本等等，生产要素是服务型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生产服务的要素也可以分为基本要素和高级要素，其中基本要素是指一个国家先天拥有的自然资源、地理位置、气候条件、普通工人等要素。而高级要素则是通过投资和发展而创造的要素，如充足的资金、先进的技术、高素质的人才等。各国应当把自己的服务贸易竞争策略建筑在发挥本国高级要素的优势之上。由于高级要素也是变化的，今天的高级要素明天可能变成一般要素，因此，各国在发展国家竞争优势时，关键是创造一种有利于高级要素生成、发展、不断提高、升级换代的环境。正如波特所认为的，随着科技的进步，一国要在国际竞争中取得竞争优势，其环境优势要比基本要素更为重要。

中国和印度皆为世界文明古国，历史悠久，拥有丰富的文化遗产和旅游资源，这为两国旅游业和旅游贸易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中国和印度人口数量众多，为服务贸易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廉价的劳动力，但两国劳动者在质上存在一定的差别，因而对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影响也不尽相同。尹翔硕、申朴(2005)通过对中国和印度1980-1989年和1990-2000年这两个时间段内劳动、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这三种要素的积累对服务贸易出口增长的影响做了时间序列分析，发现中国劳动力积累对服务贸易出口增长的贡献度很大，而印度人力资本积累对其服务贸易出口增长贡献度较大，说明两国服务贸易比较优势的来源不同：中国服务贸易比较优势主要来源于其丰裕的劳动力，而印度更多地来源于人力资本。由于一国人力资本的快速积累能够为其现代服务贸易部门比较优势的增强提供有利条件，所以必须大力发展教育以此来迅速积累人力资本。

原文地址：
http://www.gjmy.com/Print.aspx?id=15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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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hi..com/jean5060/blog/item/7c86ddc8677ac6167e3e6f2e.html

http://xmwb.news365.com.cn/cjzq/t20051018_68730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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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对您有帮助

‘贰’ 中国和越南、印度开战的利弊

剧我分析！中国和越南之间没什么大的问题！不可能打！因为中国的实力和越南不在一个层次上！中国不用武力就可以对越南施加压力解决问题！中国和越南在南海上存在争议！但主要是美国因素问题不大！
中国和印度，就比较复杂了！本来两个国家就都互相不信任！中国和印度的双边关系是比较弱的，互相不信任！！而且还有领土争端，边境问题到现在没解决，这些年中国一直用巴基斯坦在战略上牵制印度，印度用西藏问题在中国背后挑事！而且最关键的是中国要发展，必须有治海权，所以印度洋中国一定要有在那里说话的权利！现在中国海军远洋没有权利，印度洋被印度海军控制。在这个问题上也有争端！因为中国要发展，印度洋是通道呀！不能永远让印度控制，所以中国要搞航母么！要说打的话 现在中国在海洋上没有任何实力跟印度打，最大的可能是在边界上有小规模冲突！！

‘叁’ 印度公司拓宽赴华之路，为什么贸易战后越来越多印度公司拥抱中国

贸易战后，印度看到了美国的真实面目，美国选择打压其他国家，而中国选择愿意与其他国家合作。中国打开大门欢迎印度，历史证明与中国合作会带来经济政治的腾飞;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让印度看到了希望。

印度当然愿意走进中国，印度的公司当然不会错失机会，他们看到了走进中国是一个明智的选择，是一个双赢的选择。

‘肆’ 如何正确处理中印经贸关系

中印贸易关系发展是个经济问题，但政治和安全上的因素也对其产生间接影响。从总体上看，中印双方的交往不多，相互了解不够，除近年来少数互访过的官员、商人、学者外，两国广大民众对对方的国情和政策缺乏基本了解，互信程度较低。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印度人担心中国同巴基斯坦的合作会影响印度的安全，对中巴的密切关系依然怀有戒备心理，这使中印在政治上的互信度降低，影响两国政治经济合作的发展。其次，“中国威胁论”的影响，使印度对中国的快速发展产生畏惧心理，对中国商品产生抵制情绪，使得中国在印度的市场缩小，中印贸易发展受挫。另外，中印边界和西藏问题也对边境贸易的发展和贸易的便利运输业产生很大的影响。
长期以来，中印贸易合作水平虽然不高，但基本保持平衡，中国盈余有限。然而到2006年，印度对华贸易出现赤字由2005年的八亿美元顺差变为逆差41.2亿美元。进入2007年，印度对华贸易赤字继续上升，这一现象在印度引起了强烈反响。

印度媒体曾专门撰文建议印方采取措施，积极寻求并扩大对中国的出口产品种类，以缩减正在扩大的印方逆差。两国贸易不平衡主要源于贸易结构的不合理。从进出口结构分析，印度对中国出口的商品主要是初级产品，其中矿产品和农产品占其对中国出口总额的一半以上。而印度从中国进口的产品主要是机械制品、化学制品、金属制品、纤维及纺织制品。印度对中国出口的产品多为资源密集型或劳动密集型产品，而中国对印度出口的产品主要为附加值较高的工业制成品，这种进出口结构使得印度产品在中国的市场有限，也容易产生贸易逆差。印度方面的媒体认为，如果不解决快速增长的中印贸易赤字问题，巨大的贸易失衡将会给两国的经贸合作带来障碍。

印度保守的市场准入政策也在客观上阻止了中印经济关系的进一步发展。首先，尽管印度已经推行了很多年经济改革，但其内向型经济特质十分明显，整体的对外开放度并不高。其次，印度的贸易保护水平之高在全球的开放经济体中位居前列，除了近30%的制成品平均关税之外，印度还对进口维持着一系列的额外收费，各种非关税措施纷繁复杂，贸易争端立法不规范，解决程序也缺乏透明性。近年来印度关税已陆续下调，但仍居较高水平。高关税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中国商品的进入，阻碍了中印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另外，印度政府的行政干预较多，办事程序繁琐，效率低下等欠佳的国内投资环境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中印经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伍’ 中印贸易政策，中国对印度的政策和印度对中国的政策，分析下，谢谢！

印度从10年时间发展到发展中国家的行列都是靠美国和欧盟的关系才有现在，和中国没有太大的经济往来，中印只是表面而已而俩个最大国家人口都众多。美国看好印度。印度要超越中国 所以没有什么好分析的 保持表面关系即可 重大投资牵扯不上

‘陆’ 印度作为人口大国如何发展，这对我国有什么借鉴意义

印度今天已经是世界上人口最年轻的国家之一.由于出生率高,这一趋势至少还能持续20年.到2025年,印度人的平均年龄还将只有30出头一点；70％的印度人将处于工作年龄,到2050年时,印度将比中国多2亿工作人口!
当然,问题是必须给那么多的印度工作者以足够多的工作岗位.印度并没有很充裕的时间.印度流行一个词,叫“机会之窗”.机会之窗打开了,就的你会不会利用了.印度财政部说：“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一旦国家发达了,人们就会拒绝生孩子,人口就会进入老化阶段.
印度的未来有个关键前提：全国教育体制的发展.印度至今在这方面是失败的.因此,印度主管部提出一个设 ：把学校私有化.原因是：市场经济体制能够更好地适应印度社会对学校教育不断增长的需求.而目前的政府体制官僚主义之严重是众所周知的.
美国高盛投资银行估计,如果印度用好它的“机会之窗”,那么它的有利的人口发展曲线完全可能使它在今后50年里保持5％的经济年增长率.这样,印度将在30年后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中国和美国的世界第三大经济体
2印度作为人口大国如何发展,这对我国有什么借鉴意义?
从经济方面来看：
中国最需要学习的是印度走出去的精神,依赖于长期的英语教育和海外关系,印度人总是能在欧美建立许多许多商业关系,印度发达的软件业和制药业都得益于此,而很多到了海外的中国人只会写论文,也是由于英语和高等教育方面的底气,使得印度人开拓海外市场的自信比中国人要强,中国人有世界工厂,但还未有成功的世界贸易,其实中印这方面可以互补,这样说并不是掩盖中国华侨的贡献,东南沿海的例子已经很说明问题了,只不过由于高等教育体制等问题,中国的英语应用教育并不是开口讲的英语!
印度最应该向中国学习的是基础教育,印度有广阔的市场发展前景和潜在的市场,发展的问题在于基础劳动力素质!这造成了社会贫富的严重不均和产业发展不平衡,导致印度的中产阶层的实际消费能力远落后于中国大中城市的工薪阶层.至于房地产,这是东亚国家的通病,印度可以通过发展基本建设而不是房地产来拉动经济,房地产业只会加剧富裕阶层对中下阶层索取的欲望,如果印度能探索出自己的路就好了!其实中国在这方面并不是什么很好的榜样,只不过传统上人民比较重视基础教育而已,而印度传统上只重视精英教育,其实只有大多数人的利益被认可了,印度社会才会有均衡发展的可能.

‘柒’ 印度尼西亚商务法律对中国的启示

印度尼西亚的贸易投资相关法律法规较为健全，大陆法系国家基本的《贸易法（修订）》、《海关法》、《外国投资法》、《外国投资法（修正）》、《公司法》等法规均有完备的立法。此外，其它还有《关于股份份额的政府法规》、《公共健康法》、《精神药品法》、《麻醉药品法》、《环境保护法》、《投资法（2007年新）》也具有代表性。《2007年关于有条件的封闭式和开放式投资行业的标准与条件的第76号总统决定》和《2007年关于有条件的封闭式和开放式行业名单的第77号总统决定》是重要的单性法规。
关税管理制度1973年颁布的《海关法》是印尼关税制度的基本法律。现行的进口关税税率由印尼财政部于1988年制定。自1988年起，财政部每年以部长令的方式发布一揽子“放松工业和经济管制”计划，其中包括对进口关税税率的调整。印尼进口产品的关税分为一般关税和优惠关税两种。印尼关税制度的执行机构是财政部下属的关税总局。
为了实施东盟自贸区协定税率，印尼政府修订了关税表，宣布自2007年9月14日起，将其中部分产品的约束关税税率下降到20%至45%之间。这些产品包括线材、钢链、铝箔以及汽车零部件。
根据《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货物贸易协议》，自2007年起，印尼对自中国进口的产品关税降至8%。中国与印尼双方还相互承诺，在2010年前，将逐步削减进口关税，对绝大多数进口产品实行零关税。
2008年5月22日，为推动国内汽车组装业发展，印尼财政部发布新的条例，即在2010年前，将整套汽车散件（CKD）的进口税率从目前的5%～40%下调至5%～15%。2008年上半年，印尼政府根据市场行情调高了棕榈油的出口关税税率，其他商品关税税率无重大调整。
进口管理制度印尼的进口管理主要靠《1934年贸易法》来规范。印尼贸易部（原印尼工业与贸易部）是印尼贸易主管部门，其职能包括制定外贸政策，参与外贸法规的制定，划分进出口产品管理类别，进口许可证的申请管理，指定进口商和分派配额等事务。
印尼政府对某些产品实行进口许可管理制度，包括自动许可和非自动许可。实施进口许可管理时，主要采用配额和许可证两种形式。
2008年1月21日，印尼财政部长签署2008年第一号条令，宣布自1月21日起，正式取消10%的进口大豆关税。而在此前，印尼政府已取消了进口大豆的增值税。
2008年5月8日，印尼贸易部表示，印尼政府将重新调整数项纺织品进口条例与规定，并于2010年放宽纺织品进口。
2008年9月3日，印尼工业部长表示，因国内白糖供应过剩，政府将停止白糖进口，工业部已向政府提议停发粗糖和精制糖的进口许可。
2008年10月31日，印度尼西亚贸易部部长于10月31日签署第44／M-DAG／PER／10／2008号条例，规定自2008年12月15日至2010年12月31日，出口到印度尼西亚的电器、鞋、儿童玩具、饮料、食品及服装等六项消费产品须由已合法注册的进口商进口，并在指定的雅加达丹绒普禄、三宝龙丹绒埃玛斯、泗水丹绒北腊、棉兰勿佬弯及锡江苏加诺哈达等5个港口或者其境内的所有国际机场进口。
出口管理制度印尼工贸部1998年第558／MPP／Kep／12／1998号部长令和贸易部2007年第01／M-DAG／PER／1／2007号法令则是印尼出口管理的基本制度。上述法令将出口货物分为4类，并规定企业及个人出口货物必须持有商业企业注册号（TDUP）／商业企业准字（SIUP）或由技术部根据有关法律签发的商业许可，以及企业注册证（TDP）。
2008年5月9日，印尼贸易部宣布，为打击走私活动，提高矿产品出口监管力度以遏制非法贸易活动，同时提高印尼矿产品出口质量，便于国家掌握更精确的相关数据，印尼政府从2008年7月5日开始对矿产品出口实施更严格的审查程序。审查程序包括出口商向监管部门提供矿石产地、数量、质量、船运情况等一系列信息。审查对象则主要为煤、石墨、铜、镍、钒土、锌、金等具有战略价值的金属矿。
2009年1月开始对向中国出口的印尼产水产品实施注册制度，有关质检、检疫问题由两国的相关部门按照商定办法实施。
投资管理制度2007年4月26日，印尼颁布第25号《投资法》，取代1967年《外国投资法》和1968年的《国内投资法》，成为一部统一规范国内外投资的法律。根据此法律，国内外投资者可自由投资任何营业部门，只有在交通、采矿、传播和武器装备等4个领域，因关系国家稳定和机密而有所保留，对外资设限。此外，外资只能在与交通有关的公司和项目中持有最高达45%的股权，在传播领域方面则不能拥有超过20%的股权。
2007年7月4日，印尼颁布第25号《投资法》的衍生规定，即《2007年关于有条件的封闭式和开放式投资行业的标准与条件的第76号总统决定》和《2007年关于有条件的封闭式和开放式行业名单的第77号总统决定》。规定25个行业被宣布为禁止投资行业，仅能由政府从事经营，禁止外商投资的行业主要包括无线电广播与电视广播、公路设备安装、经营机动车辆定期检验、含酒精饮料工业、糖精工业和黑锡金属工业等。另外，有43个行业鼓励中小型企业投资，36个行业为有条件开放的投资行业。
2007年8月，印尼中央与地方政府开始实行投资审批一站式服务。实行一站式服务之后，每个部门都会派代表到投资统筹机构办事处，以便加快办理审批手续。2008年，印尼首都雅加达专区实施简化投资手续后，执照办理过程由156天缩短为38天，申请许可证的程序也相应地由19项减为8项。
最近的贸易投资保护措施主要有第25号《投资法》及2008年28号总统令，有4项税务激励措施将于2009年正式生效。据此，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发展将有望得到印尼政府的重点扶植。

‘捌’ 印度崛起对中国发展的影响

印度经济崛起的战略影响
当全世界还在试图理解冷战结束对全球势力均衡和不同国家在新的全球体系中的地位与关系会产生何等影响时，并且，在印度的经济改善对全球和亚洲势力均衡的影响尚未得到充分评价之前，哈佛大学一位最杰出的战略思想家对后冷战时代国际体系的性质做了一个耐人寻味的预测，至今，这一预测还令印度的战略政策分析家们感到“于我心有戚戚焉”。亨利·基辛格在其研究西方外交史的《大外交》（1994）一书的序言中，对“世界新秩序”进行了思考，提出了如下猜测：
“21世纪的国际体系表面上将充满矛盾：一方面是分崩离析；另一方面是不断增长的全球化趋势。在国家关系层面，新秩序不同于僵硬的冷战体系，而更像18世纪和19世纪的欧洲国家体系。新的体系至少包含六大主要力量——美国、欧洲、中国、日本、俄罗斯，或许还有印度——以及众多的中等规模和更小的国家。”
不可否认，美国仍然在军事力量上占据着绝对优势，不过，它也要接受其他经济大国崛起的现实。最近，基辛格不断重复他早先的看法，在强调其经济成就重要性的基础上，再次谈到印度作为一个强国的“潜力”（基辛格，2000）。1994年，当基辛格认为印度是一个正在迈向“大国”地位的国家时，人们还不能想象印度可能出现一个1992～1998年那样的高经济增长阶段，另外，印度也还没有宣布自己拥有核能力。难道他有先见之明，还是他希望我们在定义印度的“国际主要力量”的身份时，关注其历史因素和潜在力量？作为一个研究国家实力和现实政治的专家，基辛格在那时就应该非常清楚，印度不但能够维持从20世纪80年代业已开始并且不断加快的经济增长态势，而且，其经济政策将打上现实主义的深深烙印。事实上，那时印度的外交政策正是遵循着现实主义原则，对此基辛格当然是心领神会的。然而，和许多其他的分析家一样，如果基辛格仍然只看到一个那时还不确定的印度大国的“潜力”，那么，问题在于：印度需要采取什么措施才能将潜在力量转变为现实力量？
军事分析家们认为，尽管印度已经宣布了其核大国地位，但是，印度要想成为一个被世界承认的、超过其近邻的军事和核大国，目前还存在巨大的信誉和能力缺口需要弥补。为了弥补这一“可能”和“现实”之间的缺口，最重要的莫过于印度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经济发展和增长是印度作为一个“强国”重新崛起的根本所在。如果印度能够成功地保持高增长率，获得必需的财力用于国防和安全建设以及进行人力资本和社会福利的投资，以确保与邻国之间的和平与安全，那么，基辛格的预言才能最终成为事实。
新的印象
不管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在冷战期间对印度的印象如何，20世纪末，有两个决定性因素迫使西方国家重新认识印度。首先，20世纪最后十年印度的经济成就，以及印度在经济政策和思想方面的转变；其次，印度宣布拥有核武器。对于这两个内生于印度的经济和政治发展因素，美国不得不做出反应。近年来，美国在重新形成对印度的认识时，还有另外两个因素需要考虑进去，它们虽然是“外生”因素，但却影响到印美关系，即恐怖主义活动的上升和中国在亚洲的崛起。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即印度经济的强大、它的军事和技术能力，以及它作为一个自由和世俗的民主国家在对抗教派主义和恐怖主义中所能够发挥的作用，将决定着21世纪印度与美国及西方世界之间的双边关系，反过来，这又影响到美国对未来几十年内印度在全球地位的看法。
印度面临的挑战在于，在可预见的未来能否处理好上述每一个因素——经济增长与发展、国家安全、恐怖主义活动和中国日益增强的实力和影响，从而增进国家安全和确保国民福利。印度如何处理这些挑战，将直接关系到印度在21世纪的全球体系中国家能力的大小与性质及其国家安全。
经济要求
在一本新近的杰作中，牛津大学历史学家弗格森（Neil Ferguson，2001）在驳斥了最近有关国家能力经济基础的过于单纯化的理论之后认为：
“托尔斯泰的问题是：‘国家前进的力量是什么？’如果用‘动员’一词来替代的话，这个问题可能更好回答。显然，它不仅仅是购买力。尽管经济财力很重要，但是它们并不是国家能力的唯一决定因素。一个国家的打击力不仅仅包括其钢铁工业的产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一个国家即便不具备进行足够的军事动员的能力，只要它有更好的战略、运筹和战术能力，它依然能够击败一个经济上的超级对手。同样，我们需要把一个国家的财政体系完善程度——它从纳税人手中集中财力和向投资者筹款的能力——考虑进去。而且，在重大冲突中，一个国家还必须能够最有效地动员其平民。不同经济部门之间必须形成适当的平衡，以便在最大可能地形成作战财力的同时无损于国内的社会福利。因此，国家和私人部门官僚组织的素养及军事组织的素养是同样重要的。”（P418）
弗格森关注的是他所谓的财政力量的四个重要机构支柱：税收征集机构、代议制议会、国债体系和中央银行，它们构成了经济“能力方阵”。显然，弗格森避开了国家能力的经济决定理论，他认为：
“不论税收体系多么有效率，不论议会多么具有代表性，不论国债市场多么具有流动性，也不论货币管理多么完善，最终，一个国家的合法性与如下无形之物具有密切的关系：传统（过去受益的回忆）、感召力（当今领导人的吸引力）、公众信心（对未来收益的信念，包括物质收益和精神收益）以及宣传（政府开动可用的媒体来鼓励所有这些方面）。尽管卡莱尔（Carlyle）担心现代性将把所有的人类关系都转变为经济关系，不过，真正的‘纯粹经济人’（homo economicus），即在每一次交易中永远只考虑最大化自己效用的人，还是极其罕见的，对于社会中的大多数人而言，这样的人好比是怪物。在日常生活中，男男女女会使自身的经济利益屈从于一些其他的动机，像赌欲、惰欲、性欲和破坏欲。”（P422）
尽管不借助于经济手段，国家也可以追求权力和提高其战略能力，但是，从长期看，可持续的能力必须建立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之上。
对于印度而言，毫无疑问，首要的也是最重要的挑战便是如何加快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速度。经济成就和经济能力构成了国家安全和实力的基础，对于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情况更是如此。经济实力将决定军事实力，并且改变印度与其邻国，特别是她的两个主要对手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关系。印度具备保卫其领土完整和安全的军事实力，尽管如此，她仍然需要维持更高的经济增长率，从而能够改变亚洲乃至全球战略均衡，实现自身发展利益的目标。也正是如此，印度的对手才会努力让印度保持经济上的弱国地位，这正好强调了经济要求的重要性以及可持续经济发展的战略意义。
在其对印度国家能力的“潜力与希望”的调查中，科恩（Stephen Cohen，2001）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未来若干年内，印度能否通过发展技术、后勤服务和军事力量，成为一个影响力不仅仅局限于南亚的大国？”这个问题综合考虑到了成为一个大国所必需的经济与军事力量。然而，科恩过于强调印度的军事、外交和政治能力，而相对疏忽了经济能力。他注意到印度精英阶层的“世界观”与“自我评价”和印度的实际能力之间存在断层，这非常正确。但是，在给后者下定义时，他却没有充分考虑到经济成就的中心地位。实际上，要充分实现印度的战略潜力和国家安全，经济领域的稳健表现将至关重要。
在兰德公司（RAND）的一项研究中（Yeh和Zycher，2000），经济因素被直接纳入到了对亚洲不断变化的战略实力平衡的计算之中。研究认为，如果印度在2000～2015年间能够持续1992～1998年间的经济增长表现，那么，亚洲的力量均势就将发生一个大改写。遵循这一观点，特里斯（Ashleyr Tellis，2001）对印度经济崛起的多方面战略影响进行了分析，他说道：
“问题的本质在于，如果印度在未来二十年左右能够维持大约5.5％的年均增长率，它将成为亚洲舞台上重要的角色。如果它能够将增长率提高到5.5％以上的水平，那么，它在亚洲地缘政治中的重要性会更进一步。”
“如果增长率能够一直保持在7％甚至更高的话，这样的经济成就不但会不可阻挡地使印度成为一个强国，使它在亚洲地缘政治平衡中成为有影响的一极，而且，这也迫使全世界更加关注印度，把它作为一个具有地区影响力的战略实体。”（p240）
在沙费尔（Teresita Schaffer）的《印度的崛起和美国在亚洲的政策选择》一书中，这些思想也有所反映。该书把经济增长的稳健性和治理视为决定印度国家能力性质的关键变量。沙费尔写道：“印度崛起为经济大国和国际事务参与者的程度将主要决定于国内的因素。在我们看来，两个因素的驱动至关重要。第一是经济转型，它将对政治气候、领导人竞争和印度的国际行为产生深刻的影响……第二个驱动力……是政治领导人的素质……”
经济表现与经济实力是政治与外交影响力和军事实力的必要，尽管并非充分基础，这样的观点已经得到了广泛的承认，特别是当人们看到苏联由于经济上的失败而崩溃，而在中国作为一个强国崛起的过程中，经济的快速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总之，我们认为，决定印度的国际形象和能力、战略地位和重要性以及国家安全的并不是经济增长本身，而是增长过程的本质特征和印度解决当前所面临挑战的方式。所谓“本质特征”，在这里指的是增长成果的分配方式、增长对印度的全球竞争力和融入全球经济的影响，还有增长的部门构成，即工业化的程度及其财政可持续能力。这些之所以意义重大，是因为在印度迈向强国地位的过程中，它所面临的更大的安全挑战主要来自内部的经济和政治问题。恰恰是社会和经济的落后状态，由此产生的不公平和政治动荡，以及经济发展的质量威胁着近来备受关注的“本土安全”。
印度国家安全的最大外部挑战来自和巴基斯坦接壤的西北地区的跨国恐怖主义活动。但是，如果不能处理好由于少数人群的社会和经济落后，以及教派和种姓之间的紧张关系所引致的国内安全问题，那么，也就无法解决这一外部挑战。不平等的经济增长只会给国家安全带来隐患。同样，经济落后状况导致印度经济缺乏国际竞争力，从而限制了印度融人全球经济的程度。总之，稳定而持续的经济增长是印度国家能力和安全的基石。
印度过去的经济成就和当前的国家能力
如果说加快经济增长是实现印度战略潜力的关键所在，那么，问题是，印度现有的表现如何？以及，准确地说，经济成就与发展潜力之间到底有多大的差距？
有必要承认的是，促使印度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强国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她的文明史、她对宗教和哲学所做的贡献、她在知识方面尤其是在科学和数学上的成就、她的人口规模和构成、她的地理空间和位置以及她的军事实力——而不仅仅是经济增长。正如加维（John Garver，2001）在讨论印度和中国的竞争时所提到的那样，“人类创造的两个最为璀璨的文明：中国和印度，毗邻在亚洲大陆之上。创造了这两个文明的民族不但有理由为她们的历史与成就而自豪，而且，可以肯定，她们在当今世界还将发挥重大作用。”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最近的一项统计工作通过清晰的经济数据反映出这种历史潜力。麦迪逊（Angus Maddison，1998）在对中国经济成就的研究中构造了一组有关1700～1995年间世界总收入的数据，其中引人注目的是在前工业化和前殖民时代印度和中国在世界经济中所占据的突出地位，以及近年来她们对这一失去地位的不断收复。1700年，中国和印度占到了全世界国民收入的45.7％（表1.1）。到19世纪末，这一比重滑落到24.2％，而到20世纪中叶时已经只有不到9％。随着这两个亚洲巨人在世界总收入中的比重下降，相应的，首先是美国所占份额的急剧上升，紧随着是日本。欧洲的比重在19世纪末上升到超过40％的最高点，随后也开始下降，目前大约和前殖民时代的水平相当。这些数据助长了印度的战略和经济决策界的信心，他们坚信，印度一定会重新恢复她在世界舞台上的强国地位。同样，他们也注意到，经济成就在塑造一个国家的战略实力的过程中起着核心作用。
不可否认，尽管学术界对这些统计数据的可信度还存有怀疑，但是，20世纪后半期最惊人的故事莫过于中国所取得的经济成就。在印度之前，中国就开始了她的高增长路径，在二十五年左右的时间里便成功地使自己世界总收入中的份额翻了一番，从1978年的5.2％上升到1995年的10.9％。随着其经济上的成功，中国也成为奉行重商主义的贸易大国，其占全世界贸易额的比重从20世纪70年代末的大约1％上升到2000年的4.5％。相比之下，印度的起步要更慢。不过，在整个20世纪，印度的经济增长一直在不断加速（表1.2）。
准确地说，最近一段时期印度到底取得了什么样的增长成就？在她的成就与潜力之间到底存在多大程度的距离？尽管印度起步较慢，但是，如果用一个更长的视角来看待其增长过程，那么，我们的确可以看到增长速度在稳步加快。20世纪前半期，统计显示印度实际上几乎没有增长，此后，在1950～1980年间，其GDP年均增长率为3.5％，在1980～1990年间为5.4％，在1990～2000年间为6.2％。而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1992～1998年间，经济增长率超过了7％，尽管随后在1998～2002年间有所下降——主要是由于工业部门增长放缓所致。这就引起了一些有关中期增长潜力的问题。如果全美工商业圆桌联合会与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所（NBAR—CSIS）的观点可以被接受，那么，5.8％的年均增长率，即1980～2002年间所得到的长期增长率，不但无法使印度这个贫穷的人口大国解决发展问题，而且也无法使印度获得一个强国所需要的外交和军事地位。印度的决策者很清楚，只有在下一个十年内保持至少7％～8％的经济增长率，才能够完全解决印度的大规模减贫和应对人类发展的挑战。战略分析家们也认为，政府要想筹集足够的财力来对传统装备的军队进行现代化改造和形成一个可靠的核威慑命令控制系统，这样的一个国民收入增长率是必须要保证的。
尽管还有这些需要警惕的不足之处，印度过去二十多年不断加快的经济增长已经产生了战略性影响。如果中期的增长速度能够提高到年均7％的水平，那么，各种战略性影响也将随之增加，我们下面来讨论这些问题。
业已取得的战略性影响
印度不断加快的经济增长以及更重要的贸易投资自由化政策已经影响到她与各国（或政治实体）的政治外交关系，这些政治实体远的有美国和欧盟，近的有东盟和中国台湾地区。不过，从战略角度来看，受影响最深的还是莫过于她与两个既是邻邦又是战略竞争者的国家的关系。

‘玖’ 中国重新成为印度最大贸易伙伴，这对两国有何好处

在现在这个世界上，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国家特色以及宗教信仰，不同的国家也有着自己独特的外交方式。两个国家可能会因为之间的利益发生冲突，也有可能会因为某个双赢的项目而变成合作伙伴，所以并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要双方的利益达到了，不管之前的关系有多恶劣，都会变得像亲兄弟一样，只有利益才能使国家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和谐，经济共同发展才是所有国家的追求。

中国成为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这对于两个国家都有着重大意义，不仅带动了印度贫瘠地区的经济发展，同时拓宽了我国的经济交流道路，使更多国家看到我国经济实力强横的一面，得到更多的合作资源。

‘拾’ 结合自己对越南的了解,谈谈自己能为中越关系的发展发挥什么作用,3000字论文

这个个人角度不同，不是高分能解决的，要高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