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人如何烧窑

㈠ 印度的美食有什么特点

印度菜强调食材新鲜，香料更是现磨的，烹调各种辣度的咖喱，极富层次感;大量拌入椰浆和酸奶，以增加酱汁的浓度与香味，也是其特色之一。
印度人在食材的选择上比较单一，通常只是鸡肉、羊肉、海鲜和各类蔬菜;调料虽然种类繁多，但是每道菜都会有一款比较主要的调味料，比如孜然、马萨拉等;菜肴的烹饪方式也相对简单，有烧、烤、炒等几种。食客点餐时，只需选择食材、主要调料和烹饪方式，印度大厨绝对可以按照你的口味和要求制作出美味的菜肴。
印度菜口味较浓，但愈往北部则口味渐淡，一般食物的烹调法自古以来就受蒙古人的影响。其中最受人欢迎的一道菜叫做坦肚喱(Tandoori)，是用香料腌过的鸡，放入一种印度特制的炉灶上用文火烤，烤到一定火候，即鸡肉的芬芳开始溢出而肉汁也未被烤干时，吃起来十分美味可口。
除了用鸡烤之外，鱼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烤，一样的美味可口。还有一道叫做“可马”的咖哩料理也很受欢迎，是把肉用凝乳泡软即可食用，味道很特别。
印度还有一种“家常菜”，普通老百姓常常都吃这个，是用一种未切的面包叫Nan，用来和米饭一起配着咖喱吃，米饭的清香夹带着咖喱的美味，定能让你一饱口福。
印度人的主食是麦面饼和大米，每餐都是先吃饼，然后再吃米饭。印度的米饭用名为BASMATI的米做成，是一种世界闻名的米。这种米形状细长，味道浓香，是由印度的气候决定的———半年干燥，半年湿润。
印度北方菜的味道是微辣的，而到南方，就会觉得菜味很辣，这也是由于南北气候的差异造成的。
南方植物多，因此盛菜的器具多为芭蕉叶、香蕉叶等植物叶子，很漂亮。

㈡ 青铜器的制作工艺用流程图说明

中国经历了一个发达的青铜礼器铸作和使用的阶段，这是其它国家所没有的。现有的资料表明，到晚商时候，殷墟青铜器的陶范铸造生产工艺流程已经基本规范化。对这一过程进行详细地研究，可以揭示先秦青铜生产的技术水平与组织管理，进而了解中国青铜时代进行陶范铸造的技术选择的深层动因。

一 陶范铸造的工艺流程 所谓陶范铸造，是将金属熔炼成符合一定成分要求的液体并倾倒入预先制好的陶质铸型中，经冷却凝固、清整处理后得到有预定几何形状和物理化学性能的器件的工艺过程，这是是一个复杂的多工艺过程，其典型工序流程如下：

图1 青铜器铸造工序流程（引自《中国上古金属技术》）

殷墟铸铜遗址从未发现炼炉和炼渣，表明冶炼和铸造工艺是分地进行的。因此，安阳的青铜生产工序不包括上图的左边第一个方框里的矿石开采和粗炼，但不排除有精炼的工序。由上图可见，在浇注开始之前，制备陶范的工序和熔炼合金的工序是同步进行的。以下我们概述各个环节的具体做法（铸型的制作部分详见即将发表于《考古》的《殷墟青铜礼器铸型制作工艺》，本文从简）。

（一） 铸型的制作

1、造型材料的选取和制备
这一步骤即图1所示的泥料选取和泥料加工工序。
为了解殷墟时期造型材料的选择和制备工艺，必须对铸铜遗址出土的陶范进行科学检测。迄今为止，殷墟已发现的几处较大的铸铜遗址中，只有苗圃北地和孝民屯东南地出土的部分陶范做了较为详细的检测。检测结果表明：殷墟陶范采用当地的粘土，经淘洗、练泥、陈腐的工序进行处理，并添加河砂、蚌粉（或其它硅酸盐物质）、植物质等羼和料，主要是为增加陶范的耐热急变性能，改善铸造性能。相比而言，芯中含更多羼和料，以具有更好的耐热度和溃散性。陶范添加的羼和料的数量多于陶器，这可能与铸造性能的要求有关。陶范的分型面上有刷涂红色细泥浆或者烟熏的现象，可能是为提高表面质量所采取的举措。
必须指出，究竟使用何种粘土，是地下的生土，还是河流的沉积土，一直存在讨论。而使用化学方法进行分析，难以得出直接的结论。目前笔者正在与威斯康辛大学的Jim Stoltman教授合作，利用偏光显微镜分析陶范的物理结构，了解原材料的选择和孱和料的添加等工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做法更便于恢复历史的本真。先民们在对材料进行改性的时候，首先看到是它的物理性能的变化。比如淘洗，主要目的就是提高含泥量，虽然化学分析显示氧化钙有降低，但这不是古人的目的。换言之，可以通过氧化钙的降低的现象反证造型材料可能经过淘洗，特别是面料经过淘洗。

2 铸型的设计和制作
铸型通常是由范、芯以及芯撑组合而成的带有内部空腔的封闭实体，空腔即为待铸物体的形状。范形成器物的外表，芯则形成器物的内腔、孔以及某些中空部分。范与范的结合面谓之分型面。
殷墟铸型的做法是将陶土塑制成模，可能采用了类似陶器的制作工艺，模的形状是按照制范的需要设计的，因此较大器物的模一般是按照不同的部位分别制作，整体模型中不必要的部分会被省略，以节约材料和工时。模上花纹的制作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在表面贴附泥片，上面雕刻花纹；一种是在模的表面塑制主体花纹的轮廓，再用朱砂描绘次一级花纹的线条。
用模翻范，在范上剔刻花纹的细部，有些花纹是直接在范上模印或刻制的，如�肩部的圆涡纹（如图9），这种做法可视作侯马时期模印法的先声。
安阳陶范有两种做法，即李永迪命名的I式范和II式范。前者分型面上没有榫卯，背部光滑，仅有一个水平或垂直的凸棱，较薄，可能主要在三家庄阶段和殷墟一期使用。I式范中有些花纹范，多为一组较窄的花纹，可能是嵌入外面的陶范使用的。II式范主要在殷墟二期以后使用，它的背部凹凸不平，为指窝按压的痕迹，分型面上有榫卯。
针对不同形状和种类的青铜器，一般是按照垂直和水平两个方向来分范，分范的形式比较复杂，这一问题将另文详述。使用复合范的办法制作高浮雕兽头，即在器物范上留下空腔，在凹槽内放置一块范泥，用活块兽头模压印出兽头，也有可能镶嵌小兽头范。
由于对耐火度、退让性和溃散性的高要求，芯很可能是单独制作的，而并非如石璋如所言是完全用模刮去铸件壁厚制成的，特别是一些大型器物的芯，往往是依托不同部位的范，使用粗砂泥夯筑而成。出土的芯一般呈砖红色，质地较为松散和粗糙，不同于质地细腻的模。足等部位的盲芯往往设有泥芯撑，用以同范配合。形成器物空腔的芯带有芯头，芯头侧面有榫，中心有凹窝，用以同底范配合。带有铭文的泥芯多半是由泥模翻印而来，翻印后的阳文还需经过刻制修整，在字的笔画旁边可见清晰的刻槽。其上顶面带有配合用的凸榫，用以镶嵌到器物泥芯上。

3 铸型的干燥、焙烧和装配
铸型制就的下一工序是干燥，组装之后整体焙烧还是分别焙烧之后组装，还存在不同意见。组装之后还要再次干燥(同时也是预热)，方能浇注。 范脱模后，需在背阴处自然干燥(阴干)，使水分缓慢而均匀地蒸发，这对控制范的变形，保证其严密性至关紧要。小型铸型可能是在烘范窑中焙烧的，窑形结构与小型陶窑相同。这一步骤的重点在于焙烧工艺，谭德睿曾认为陶范焙烧温度高于850度，笔者和刘歆益合作研究，初步认为焙烧温度可能只有600度左右，远远低于陶器的烧成温度。这也与万家保的复原实验的数据比较接近。
多数铸范都在分型面开设榫卯，用以配合组成铸型。在芯和范之间有时还需要设置金属芯撑。
大型器物需要使用底范，芯和底范是联接在一起的。有些大型器物直接在底面夯筑底范，比如孝民屯发现的大型圆形器物底范
三足器通常在足的上方安放浇口范，其中一足作为浇口，另两足是出气孔，圈足器的浇口也设在足上，底范会做出浇道的部分。
至此，整个铸型制作完成。

（二）合金的熔炼和配制
这个问题是整个铸造流程研究中的薄弱环节，基本上所有的步骤都是推测，并且存在争论。

1 关于熔铜器具的讨论
安阳苗圃北地和孝民屯铸铜遗址均出土大量经高温灼烧的陶质残片，有些表面有高温灼烧的裂痕（图2），有的表面已经釉质化，呈玻璃态，背面有泥条盘筑或者草拌泥的痕迹。以往的学者都认为这就是熔炉的残片，采用内燃式加热。对苗圃北地出土的残片分析显示，除1个样品的烧流层内有较多量的铜外，另外两个样品只有微量的铜，3个样品均有痕量的锡、铅等存在。

图2 孝民屯东南地铸铜遗址出土的陶质残片（上：正面，下：背面）

笔者曾分析2片这种样品，发现有较高的二氧化硅含量和氧化钙含量，特别是背层，氧化钙含量更高。推测残片的原料很可能是在原生土内加入砂粒和蚌粉得到的。样品背层的烧失量较大，说明还另外加入了植物茎叶，也就是由草拌泥糊成。其中1块样品的焙烧温度高于900℃。有1块样品上附有很少一点铜渣，经检测，含铜、锡、铅三种元素 。
笔者在对安阳孝民屯铸铜遗址出土的大量这种“熔炉”残片进行整理的时候，发现绝大多数残片表面都没有附着金属，即使灼烧得很厉害，表面已接近釉质的样品，从外观上也看不到金属的遗迹，只有少量残片表面粘附有木炭和金属。但是，在苗圃北地和孝民屯铸铜遗址，普遍发现一种表面粘有铜液的残块，有粗砂硬陶和细砂泥质两种，出土时均为小片，不能复原(图3)。此类残片多数有数层衬面，每层衬面均粘有铜液，证明它多次修缮和使用。炉衬表面与铜液接触部分呈灰绿色，且多已烧成了小孔蜂窝状。背面多为较疏松的红烧土。刘屿霞曾多次提到许多红烧土碎片上有炼渣，可能就是这种遗迹 。苗圃北地的发掘者也认为它属于坩埚类的熔铜工具 。

图3 孝民屯东南地铸铜遗址出土坩埚残片（上：正面 下：背面）

这不禁使人产生一种疑问��遗址中的“熔炉”和“坩埚”残片到底与金属熔炼是何种关系？
郑州南关外早商铸铜基址出土了一座熔炉的残底，炉的上部残失，只剩一直径约1.60-2.60米的近椭圆形凹坑，坑内填有铜渣、炉壁块、木炭屑、大口尊、坩埚片和红烧土块等。作者推测这是一座熔铜炉，熔铜的工序是先放木炭、次置坩埚、最后再燃火熔铜 。
洛阳北窑西周铸铜遗址出土了近千块的“熔炉残片”，表面烧成龟裂甚至玻璃化，有的还粘有木炭和铜粒，背面有草拌泥的炉圈。但是锅底状的所谓“炉缸”，则内附铜渣两层，材质为红烧土，非常类似于上述的这种坩埚残片 。很难想象，这种不同质地的所谓“炉缸”和“炉圈”属于同一熔炉的不同部分。
北窑铸铜遗址还出土了两座烧窑，窑壁平整垂直，内壁烧结成流状，外壁为红烧土，窑顶封闭，平顶，窑顶中心偏北设一圆筒型烟道（图4）。虽然该窑还属于横穴形的升焰窑，但其燃烧室和烧成室的结构型配置已经接近于马蹄形半倒焰窑，具有较好的加热效果 。发掘报告中并未提及这个烧窑的用途，但很可能与熔炼金属有关，因为如果是烘范窑，通常仅烧到几网络，无法达到让窑壁都烧流的程度。
因此，荆志淳教授和Jim Stoltman教授提出：真正的熔铜器物可能是坩埚，而不是那种陶质熔炉，换言之，是坩埚直接接触金属液，而熔炉则是加热坩埚的器具，这样才能满足浇注时高达1200－1300℃的要求。巴纳先生曾经设想过这样的熔铜器具，陶窑内放置很大的外热式坩埚，埚壁出铜处做得很薄，有管道和窑壁相通，熔化时将管道堵住；铜水化得后，打开管道用棍捅破埚壁，铜水即泻出供浇注用（图5） 。华觉明曾置疑其坩埚的尺寸太大，不能保证合金的熔融，如果坩埚一捅即破，则很难保证其熔炼过程中不会熔穿。尽管存在上述疑问，笔者仍旧认为这种设想有相当大的可能性，因为其能够达到较高的温度，也能解释为何许多熔炉残片表面都没有粘附铜液，它们很可能是窑壁的残片。但是，由于陶质熔炉残片的烧流层也曾检测出多量的铜，因此还不能否认其作为熔炉的可能性。
为此，笔者和Stoltman教授分别提取了大量样品，欲对这两种残片的化学成分、显微结构和制作方法进行详细的分析，荆志淳和岳占伟在安阳着手进行复原实验，测算这种窑炉能够达到的最高温度，以期作进一步的讨论和深入研究。

图4 河南洛阳北窑地下升焰式横穴窑

图5 巴纳设想的熔铜窑炉图

2 鼓风
鼓风设施的应用和改进，对于冶金技术的发展至关紧要。
我们在安阳的所有铸铜遗址都发现了陶管（图6），少数陶管表面粘有铜渣，它与铜器铸造有关是勿庸置疑的，侯马铸铜遗址也曾出土类似的遗物，并认为是鼓风的工具 。在周原也有类似的发现。泰利科特的《冶金史》一书中有埃及金匠使用带陶风嘴的吹管的材料（约1460B.C.,如图7）。但是这种陶管的用法可能与这种埃及的吹管有所区别，具体如何使用，目前还不清楚。

图6 孝民屯东南地铸铜遗址出土陶管

图7 埃及金匠用陶吹管吹火助熔（转引自《中国古代金属技术》，326页，图8－20）

“橐”这种风囊鼓风器，尽管并不知道确切始于何时，却在古书中多有记载。尽管在商代并未发现橐或其他鼓风器的遗存，但是《金文编》附录上11中有“ ” 字，此字一般出现在爵、觚、鼎上，形如皮囊，应为“橐”的古写，又《甲骨文编》中有“ ”字，如同用手提引皮橐，这些都可以作为商代使用皮风囊的佐证。
在清代刘�云《矿政辑略》中说，这种鼓风的皮囊，是使用一整张黑山羊的皮缝合，仅在腹部留出小孔，塞入竹筒，深约两三寸。使用的时候，将皮囊套在脚上用脚踩住，一手提住皮头，从上到下按压，则风就会从竹筒中喷出，可用于炊事或者冶炼。这种原始形式的皮风囊，至今仍在许多原始民族中使用，如民族学调查所见的藏族使用的皮囊（图8），由通风管、皮囊和闭合装置组成，操作者用手启闭控制鼓风 。印度也有类似的材料，与藏族使用的非常相似（图9）。这种工具对于小规模熔炼还是很适用的，便携，制作也方便。

图8 藏族使用的皮囊（转引自王工硕士论文）

图9 印度使用的气囊

目前还无法确知安阳时期鼓风的器具和作用形式，但是据记载早在战国时期，即已使用多橐鼓风。以安阳当时熔炼合金的温度以及规模而论，很可能已经使用多橐鼓风，并且，商代的鼓风器可能比藏族使用的皮囊还要复杂。

3 合金的配制
商代青铜合金的配制是在专门的铸造场地或者作坊中进行的。到了晚商阶段，已经熟练掌握了铜－锡－铅三元合金的冶炼和熔化技术。当时的工匠对于青铜合金配比与机械性能的关系已经有了相当深入的认识，并且对于操作也有相当严格的控制，已经可以按照不同的用途来有意地采取不同配比的合金。同时，原料的供应是否丰厚，社会风气的变化以及等级身分的尊卑，都可能对青铜器的合金配比造成影响。
但是，迄今为止，殷墟青铜器的合金配制的工艺问题尚未得到解决。苗圃北地铸铜遗址曾出土了一件长方形铜块，有学者推断其是作为铸造青铜器的备用料 。这块铜块究竟是人们有意生产的低锡合金锭？还是浇注锡青铜器时多余金属液的结块？此铜块中的锡是人为有意识加入的，还是冶炼含锡铜矿时带入的？仍有待判定。由于没有发现锡锭，故殷墟出土的大量锡青铜器是如何合金化的，尚需进一步研究。殷墟小屯村E16坑曾出土有2块铅锭。2块铅锭的金属部分含高纯量的铅及微量锌、砷 。铅锭的存在表明是用金属铅直接配制青铜合金的。。近年来安阳在一处商代水井中发现一件椭圆形的大金属块，对其进行分析检测，将对此问题有所帮助。

（三）浇注
浇注是将熔融的铜合金注入铸型型腔的过程。为了提高充型能力，可能采用了预热铸型、过热浇注和配制充型力强的合金等措施。
预热铸型是提高充型能力的措施之一，万家保在复原试铸商代青铜器时将铸型预热到300－400℃ ，冯富根等则预热至400－500℃，浇注时的铸型温度在200～300℃ ，均得到了较满意的结果。
无论是纯铜还是铜合金，液态温度越高，流动性越好，充型能力越强，反之则相反。因之，浇注温度要高于熔点。现代铸造工艺将这个温度差称之为过热温度 。殷商铸铜的浇注温度尚未见诸测定报告。万家保复原试铸时的熔化温度为1350℃ ，冯富根等试铸时的熔化温度为1200℃、浇注温度在1100~1200℃ 。根据洛阳北窑西周铸铜遗址熔炉温度为1200～1250℃ ，可知冯富根等人的试铸更接近于真实情况。另外，过热温度越高，铜合金的吸气能力越大，易使铸件生成气孔。因此，过热温度的掌握应恰到好处。
小型器物当是用浇包来浇铸的，大型铜器则可能使用浇包和槽道浇注。苗圃北地铸铜遗址出土了一座半地穴式的工棚，底部安放有大型的长方形底范，如前图16所示，同时残存几条有流向的灰色发亮的流面，据推测是铜液流经的槽道。透过这些现象可以猜测，如果将浇包安放在当时的地面上，铸造时捅开，铜液即可由槽道而注入安于棚底的铸型 。孝民屯铸铜遗址出土的大型圆形器物底范也位于半地穴的F43内，说明这种猜测是有道理的。大型器物铸造时有可能已采用《天工开物》所载槽注法，采用四到八个浇包同时槽注。

（四）铸后加工
《荀子•疆国篇》称“刑范正、金锡美、工冶巧、火齐得，剖刑则莫邪已。 然而不剥脱，不砥厉，则不可以断绳。剥脱之，砥厉之，则蠡盘盂，刎牛马，忽然耳。”这一段话不仅特指铜剑铸作，于先秦青铜器制作亦有比较普遍的意义。他把器件铸作明确地分成铸造、铸后加工两阶段。
其中，前四句概括了古代青铜器冶铸工艺的四个要素，意为：铸型必须形制端正、尺寸准确，要用优质的铜锡配制合金，匠师具有熟练的技巧，合金的熔炼、浇注均要火候得当。这体现了先秦时期人们对于冶铸技术要诀的理解，为人们多所援引。但是，后一段被提及的比例远远低于前者，说明人们没有将铸后加工置于应有的重要地位。事实上，铸后加工对于器件的最终质量具有关键的作用，通常包括脱范、清理、磨砺等。脱范后有局部缺损的铸件还需补缀。
器物铸成冷却后，用力敲打即可去除铸范，泥芯因附着器内，较难去除，需要使用工具将其剔凿出来。然后使用锤击、锯截、錾凿和刮削等手法，以去除浇口、飞边、毛刺和多肉等。所用的工具包括一些金属器具，比如铜削、铜刻针等。
殷墟青铜器的补缀分为两种，一种是所谓熔补，即直接以熔融铜液倾倒在需补缀的孔洞或裂隙上；另一种是补铸，如果青铜器的一部分或附件，如足或�等，由于种种原因未铸成或断折，则需在残体上做范，再经浇注与器体熔接而成。
铸坯变为成品、具有较好的外观，磨砺起着重要的作用。许多青铜礼器上的磨痕现仍清晰可辨，应是用粗细砺石逐道加工而成。孝民屯铸铜遗址就出土了数千块磨石，大小、厚薄、形状不一，质料有粗、细砂岩两种，用之打磨修整铜器的表面，也说明该道工序的工作量之大。殷墟铸铜遗址中木炭往往与砺石同出，在磨光之后，有可能使用木炭在水中打磨器物，使铜器发亮 。
那么，铸后加工的工作量到底在铸作过程中占有多大的比重呢？由于缺少记载，仅凭出土实物和冶铸遗存的情况难以得到确证。华觉明根据史贻直、德成等于干隆二十四年编纂的《钦定工部则例九十五卷》的记载进行了统计和计算，用拨蜡法制作爵、�等礼器，铸造阶段用工量仅为用工总量的4.20%～5.30%。如以铸造用工量为1，则前期准备的用工量是7.07～8.92，铸后用工的加工量高达10.29～15.09。即使除却镟里合口、年号镌刻、烧古诸项商周青铜器没有的工艺，仍然高达6.29～10.18 。由此推测：商代青铜礼器形制复杂，又仅用铜质、石质工具进行操作，依器件复杂程度不同大概接近6～10的范畴，象司母戊鼎、司母辛鼎这样的大件，或者还需更多。
也许正因为铸后加工如此繁复，才迫使铸师们代复一代地想方设法改进工艺，殷墟青铜礼器铸造工艺的发达、铸铜工序的严格可能与此不无干系。在一定条件下，不利因素之逼迫正是促进工艺更替的重要动因。理解这一点，将有助于我们理解技术演进的本质及有关因素相生相克、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

二 讨论

1、两大技术体系的结合
综上所述，殷墟时期青铜器陶范铸造工艺具有非常复杂的生产工序，显示出青铜器的铸造不像陶器、骨器、玉器那样是单一行业独立完成的，而是两大技术体系－－制陶和金属冶铸的有机结合，双方互相适应、不断调整的结果。
《墨子•耕柱篇》有云：“陶铸之于昆吾”，指的即是用陶范铸造铜器。在中国古代，“陶冶”、“陶铸”是当然地联系在一起的，这正反映了冶铸与制陶的历史联系。高度发达的中国青铜冶铸技术，其根底是在高度发达的制陶技术之中。具体表现在：许多铜器的形制和纹饰以各种陶器为祖型；铜器的成形由制陶术的模制工艺得到启示；熔炼金属的高温技术来源于制陶业的经验；造型材料的选取和制备、铸型的加工制作技术亦均来自制陶术。
中国青铜器有别于其他地区的特征有三，即器物的形制、纹饰和铭文，这三者与陶器都有着直接关系。比如鼎、簋、觚、爵等主要器形，都可以在陶器中找到它的原型，而二里头时期封顶铜�对封顶陶�的模仿也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云雷纹、兽面纹、夔龙纹也都分别能在彩陶的纹饰中找到祖型。在陶器上刻画符号的思想很可能为铸造业继承而形成铜器上的铭文。
熔炼金属的高温技术来源于制陶业的经验，这一点前面已有详细的讨论。对于制陶业而言，高温技术的突破性改进来自窑炉的发明。烧成温度的高低，气氛性质的好坏，取决于窑炉结构是否合理，也就是取决于窑炉抽吸空气量的多少，窑炉是朝着能控制进窑空气量，提高烧成温度，掌握还原气氛的方向发展的 。竖穴式的升焰窑，火眼的数量和分布非常重要，火眼数量越多，火与陶坯的热交换越均匀，远处的火眼采用放大孔径的办法来弥补火焰压力的不足，以此来达到改善窑内的温度分布状况。火膛越大窑炉升温越快，温度越高 。这些技术都被铸造业继承。采用高温技术(包括对炉气的控制等)改变天然物性质，得到所需要的属性，最先是在陶器烧制中实现的，然后，又由青铜冶铸业所继承和发展。所以，就对自然界的变革和作业性质来说，与其它手工业技术相比，青铜冶铸和制陶有着更紧密的联系。
造型材料的选择和制备技术非常关键。古代陶器质地较致密，气孔率低，氧化铁(Fe203)含量较高，氧化钙(CaO)含量低，一般不采用农耕土和含腐殖质较多的地表土，也不用普通黄土，而是选取红土、沉积土、黑土为原料，有时需掺砂、蚌粉、植物质、陶末等孱和料以减少收缩和改善其耐激冷、激热的性能 。所有这些工艺经验和焙烧规范都在铸型材料的制备中得到了体现。陶范和陶器材料的制作和焙烧工艺的不同显示出制陶部门为提高铸造性能所做的工艺调整。这一点很重要，需要澄清细节。也提醒我们，对金属技术进行研究，还要兼及对陶瓷技术的深入理解。中国绵延的黄土环境，在此基础上新石器时代既已高度发达的制陶技术，直接关系着为何中国青铜时代会选择陶范铸造这样一个工艺系统，而不是锻造或是其它铸造方法。

2、铸造业的组织和管理
这一条笔者不能展开讨论，因为这本身就是另外一个很复杂的题目，将另文详述。
唐际根以殷墟有承继关系的2000座墓葬为基础，利用统计分析，提出晚商社会是以氏为单位的平行结构，同时具有垂直分布的社会阶层，王室或精英阶层不足不到1％，贵族阶层占7－10％，82－87％的人口属于平民，而最低的阶层只有大约3－7％，这一结果表明商代不是奴隶社会，而以平民为主 。这个发现提醒我们有必要重新考虑工匠的身份问题，进而探讨殷墟冶铸业的组织管理。
根据对甲骨文和金文文献中“工”、“多工”、“百工”等词的释读和辨析，认为殷墟时期的工匠多半具有平民的身份。而殷墟西区墓地以及铸铜遗址出土的工匠墓地研究显示，大部分出工具的墓均规模较小，一般都有棺，或有棺有椁，并有成组的陶器或一两件青铜礼器。这说明这些墓主人生前有一定的生产工具和财富，并有相应的社会地位。他们很可能是“工”的主体，在作坊中从事技术性的工作。从各墓区中墓葬的延续性来看，这些“工”以家族为单位，世守其业，与文献上记载的“工之子恒为工”（《国语•齐语》）一致。商代和西周铜器上多镌刻有族徽，许多都对应着不同的职业，说明在商代开始，各族群的职业明显趋于专一化 。
《左传》定公四年：“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分鲁公以……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分康叔以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 氏、樊氏、饥氏、终葵氏”，这些族的名称被认为与其职业相关，比如陶（陶器）、施（旗帜）、 （炊器）、长勺和尾勺（酒器）、索（绳索）、樊（防护围栏）等 ，索氏器的发现亦证明这些人可能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 。而卜辞关于“左工”，“右工”的记述，也被认为可能存在类似于军队的编制 ，这说明当时是有严格的组织管理的。
根据铭文辨识和有限的考古资料，参考春秋战国时的情况 ，对殷墟铸造业的组织管理作一个可能的推测：殷墟冶铸业的管理似乎也有这样一个三级结构，但是不如战国时期那样规范和严密。
王室成员或高级贵族作为监造者，不参与实际生产，在铭文中常有“××作器”的记载。
“司工”为管理手工业的官员；“多工”为从事管理的下层官吏。
制造者为“工”，具有较高技艺的匠师从事技术设计和操作指挥；工匠，承担大部分的生产活动，可能存在制模、制范和铸器的技术分工，由不同的族众来分别完成；工奴可能来自俘虏、罪人或家奴，从事铸造生产中技术含量较低的繁重体力劳动，比如取土、练泥、焙烧陶范、加热鼓风、搬运以及铸后清理等。
以铸造司母戊大鼎这样重达八百多公斤的铜器为例，运土、备料、制模、制范、制芯、合范、焙烧、合金熔炼、鼓风、浇注、清理、打磨，大概需要上百人同时工作。要这么多人有条不紊地工作，须有高超的管理水平和严格的纪律性。

三、结语
综上所述，可以得到以下三条结论。
1、殷墟青铜器铸造工艺流程的各个环节均已步入规范化，并达到较高的水平。殷墟铸造业规模的扩大、铜器产量的大幅提高，是建立在工艺流程的规范化、工艺控制的严格性基础上的。
2、必须依托于严格的组织管理，才能完成各个部门之间的协调，使得铜器的复杂化生产过程得以实现。
3、中国青铜时代陶范铸造的工艺选择，是与中国的黄土环境及与之相应的高超的制陶技术密切相关的。

㈢ 看完印度卖肉摊，真是受不了，印度究竟是怎样卖肉的

印度人都把肉放在荷叶上，有的印度人还把脚放在肉上面，让人一看就没有食欲，感觉他们那实在是太不卫生了。

他们都注意卫生，一些肉类供应商将有自己独特的方式来吸引顾客。他们把肉铺在荷叶上，尽管看起来有些破旧，但比直接将脚放进肉中的人更卫生。印第安人有特殊的生活方式，他们认为脚会比手更干净，但是如果外国游客看到他们，他们会感到很不卫生。这个地方的习俗和习惯仍然会受到影响，印度人很难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那么，每个人都不会因为这种做法而去印度旅行吗？这就是印度人过自己的生活的方式，我们不能从外部角度改变他们什么。

㈣ 印度贫民窟穷人如何做饭

哈哈哈，关于这个问题嘛~

如果你刻意去问，是什么也不会发现，是什么也问不出来的，但是如果你耐心观察，可以发现很多蛛丝马迹。

食物是我们一天之中不可缺少的东西，因此我们会对它格外地重视。说到重视食物，恐怕世界上没有人能跟印度人比了，我们之所以对食物重视，是我们必要靠它活下去。印度人对于食物重视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宗教信仰，食物是他们用来和神明交流的媒介。那么，既然印度人这么重视食物，他们平时是如何做饭的呢？

不过，这种一锅煮的食物在我们看来实在是没有什么卖相，看起来倒像是喂给某种着名懒惰生物的。

对于印度人的做饭方式，你们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分享哦，也给小编来个点赞加关注吧，谢谢你们啦。

㈤ 全球极端高温天气持续，没有空调的印度人，如何熬过50度的高温天气

夏天温度非常的高，而印度人大多数都没有空调，所以在面对高温的时候，他们也会想一些办法。印度是比较贫穷和落后的，所以生活的水平是比较低的，只能保持温饱。生活距离享受还是有非常大的差距，所以在夏季他们避暑的话和我们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到印度去旅游还是觉得有点被热到怀疑人生 。

这种方法大多数是印度的穷人会这样做，因为河水是免费的，比较清凉。而有一些条件的就会买西瓜或者冰棍儿，以及冷饮来解暑。而且印度人非常喜欢冰块，如果走在街头的话，就会发现有很多商贩抱着冰块在卖。印度人也会买冰块来度过夏天炎热的天气，因为冰块非常的便宜，买回家就可以给身体降温，效果会比喝凉水吃冷饮要久一些。

㈥ 印度人如何供奉伽内什

在印度有象神节来供奉伽内什。信徒们去寺庙膜拜象神伽内什，或请一尊象神放在家中供奉，节日结束时人们抬着象神一路游行，最后将象神沉入水中，意味着回归自然，然后节日宣告结束。因印度各地情况不同，象神节的起止日期略有差异，但通常都要持续10多天，今年的象神节普遍从9月11日开始，22日结束。

㈦ 印度风俗

印度有 牛的王国 之称,牛是当地最神圣不可侵犯的动物 在路上驾车时,千万注意不要撞到牛,更不要配戴牛制品进入庙宇,同时最好也尽量避免以牛为摄影对象 印度还有一项特别不同的习惯,回答对方问题时若将头歪一边或摇头,那是肯定的表示,可千万别会错了意,造成不应有的麻烦 信仰印度教的印度人实行种姓制度,打听当地人的种姓 阶级也是一件极不礼貌的事

不要摸小孩的头印度等地的人们不希望别人摸自己头上的任何一部分,他们也不喜欢去摸别人 他们认为,头部是人体最高的部分,也是人体中最神圣无比的部分,尤其是孩子的头,被视为神明停留之处,所以,在任何情况之下绝不允许触摸

被邀去吃饭不必客气在印度人的观念中,吃东西时要大家一起分享,独食是小气而不礼貌的行为,所以印度人邀请人共餐,绝不是碍于情面假惺惺,而是诚心诚意的邀请,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回绝当然令人不高兴

不跟身份悬殊的人进餐印度 尼泊尔人很重视身份 在印度若身份不同或所属阶级有异,就不能同席共桌,一起吃饭 尼泊尔人也同样有类似的阶级划分,在其国内,对 身份 的重视,超过了一切

买酒有时间限制在泰国有个规定,凌晨2时以后不准再买酒,否则会被警察处以罚款 在印度新德里,星期二 星期五 公休日以及每月第一天为禁酒日,在这些天就是神通广大的人也休想买到酒

不可骑在佛像上拍照在东南亚的佛教国家,旅客如果对寺庙 佛像 和尚等做出轻率的行动,被视为 罪恶滔天 有些不明利害的游客,曾经由于跨坐在佛像上大拍纪念照而被刑罚 对想带回去的佛像纪念品,也不可放置地上,因为在信奉佛教的国家购买的佛像虽然归自己所有,但必须对它有一份敬意,如当它是一玩物,随意放置或粗手粗脚地动它,这种行为,会引起该国人的不快

出生

在印度的传统上十分重男轻女，因为女儿结婚时，父母必须准备一笔丰富的嫁妆，如果没有嫁妆，女儿是嫁不出去的。而这对于贫穷人家而言，确实是一项庞大的负担。

印度人如果生下的是女儿时，会用拍手示意，代表两手空空来也。但如果生的是儿子时，那就大大不同了，家人会立刻敲锣庆祝，表示儿子将来娶老婆时，可以带来响当当的嫁妆。

印度民族风俗谈
回城小马带大家去购物，在车上他就已经是“落足了嘴头”（广东话，意为卖力的游说）介绍印度的香水如何名贵，茶叶如何好等。“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他想什么，大家当然懂，看看嘛，适合的就买一点，其实，他带去的印度小店卖的香水很贵，一小瓶就要15美元，有玫瑰、茉莉、薰衣草和檀香型，买五送一，天晓得是不是小马介绍的自然材料提炼。
晚饭，是在德里的一间古色古香的饭店吃，饭店都把英国殖民主义时代的东西（算是古董吧）旧汽车，旧桌椅、照片、灯具什么的做装修。首先是到楼上看歌舞表演，投影机按顺序介绍印度各民族，每介绍一个就表演哪个民族的歌舞，演员就四女二男，虽然演员的形象差点，声色艺嘛！半小时的表演，音乐舞蹈都还算可以，乐得满场的老外高兴非凡。演出结束，大家到楼下吃印度餐，有烧鸡、咖哩食品，薄饼等，说实话不怎么好吃。至于许多人关心的，去印度是否不能喝印度的水，要喝了会拉肚子，据我全程的感觉，是没有的事。可能是没有真正喝到恒河的水吧。
在回酒店的路上，小马回答大家的提问，例如印度的学校，说是义务教育，但是还要按月收管理费，公办学校是10-100卢比，当然是不同的学校收费不一样。但是私立学校就贵了，每月要2-3000卢比。印度的学制是小学六年，初中四年，高中三年，十三年，然后是上大学。谈到印度的婚嫁风俗，小马笑着说，印度还是父母包办的多，未结婚还不知道自己的新娘是谁，印度人是先结婚后恋爱。他说在印度教中是没有离婚这个词的，印度人一生只结婚一次，女子嫁了人，就一辈子跟定一个男人，没有离婚的。已结婚的女人很容易区分，就是眉间会有点上红点的化妆。据说凡是死了丈夫的女人，就要一生穿白衣，不能戴首饰。自由恋爱结婚的也有，但是就不如包办婚姻的，许多是离婚收场。谈到印度偏远的地区过去有女子嫁了丈夫，丈夫死了，在丈夫火葬时“殉情”的事。有婆家嫌新娘的嫁妆不够，烧死新娘的事。小马承认，过去是有过，至于究竟是被人抛进去的，还是自己跳到火里的，就不得而知。但是，小马一再的强调“80年代后没有了”。说到印度的人口，小马笑了，他说印度教和其他的许多教派，都是没有计划生育这条的，印度现在有人口近11亿，（据印度官方2002年公布的统计数字，印度人口约为10.27亿。）很快就要超过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了。

印度人庆祝小孩出生与平安成长的方式，就是到寺庙进行“普迦仪式”、唱颂祈祷文，然后和亲朋好友举行餐宴。

印度小孩出生后，父母都会找人为他们占卜，小孩的名字多半取自英雄或神只.小孩的生辰八字尤其受到重视，因为这可以决定小孩未来的婚姻对象。

葬礼

印度教徒死亡时，都会在河坛举行火葬仪式。印度教徒去世后，家人会以黄色或白色绢布包裹尸体，然后放在两根竹制担架上，以游行方式抬到河坛火葬地点。

传统上，将死者抬送到火葬场的任务，应该由家属担任，但是现在大部份的人都交给专人处理。在印度，专门处理丧葬事宜的人，都是被视为种姓地位最低的贱民。

一般送葬的仪式都非常简单，但是比较富有的人家，可能会请乐师在前面演奏，浩浩荡荡地游行。火葬前，死者的长子必须手持油灯绕行遗体3次，当火葬柴堆被点燃时，死者长子必须将头发剃光，只在后脑勺留一小撮，然后到河里沐浴净身。火葬结束后，死者骨灰会被扫到河里，代表灵魂已经脱离躯壳、得到解脱。

婚礼

印度人的婚礼是社会地位的代表，也是一生中最重大的仪式。印度青年到了适婚年龄，都会由父母代为寻找社会阶级、语言、区域、背景相同，以及星相可以配合的对象。

印度婚礼仪式相当繁琐，结婚之前，双方家长会透过充当媒人的祭司讨论嫁妆事宜，女方必须答应男女提出的嫁妆数量后，双方才选定黄道吉日、开始筹备婚礼。婚礼前一天，新娘必须根据传统化妆方式，开始抹油、沐浴、更衣、梳头、画眼线、抹唇砂、并且在脚上涂以红色、在额头点红色蒂卡、在下巴点黑痣，接着还要用植物染料在手脚上绘饰汉那图案，然后洒香水、配戴首饰和发饰，最后是把牙齿染黑、嚼槟榔、擦口红，才算大功告成。

婚礼当天，新郎官骑着一匹白马浩浩荡荡地来到新娘家。这时女方家里已经架起火坛，双方亲友在祭司念诵的吉祥真言中，绕行火坛祝祷。之后、新娘在女伴的簇拥下走到火坛前面，由祭司将新娘的纱丽和新郎的围巾系在一起，代表婚姻长长久久。

印度婚礼的晚宴是在新娘家里进行，一对新人坐在婚宴中接受亲友的祝福。婚礼当天晚上新郎是在新娘家过夜，翌日才将新娘迎娶回家。

普迦仪式（Puja）

普迦是印度教中向神只膜拜的仪式，普迦仪式必须由祭司担任。仪式中信徒会将神像装饰后抬出寺庙游行庆祝，并且奉献鲜花、椰子、蒂卡粉……等供品。最后再由祭司手持油灯，在神像前面进行“阿拉提（arati）”。

“阿拉提”的过程中，信徒用手轻轻覆盖祭司手中的灯火，然后在自己的眼睛上碰触一下，代表接受神只赐予的力量。

通常在普迦仪式结束后，信徒可以分到一些祭祀过的鲜花、蒂卡粉或水，称为“波拉沙达（Prasada）”。所以在印度，只要看到印度人从寺庙膜拜出来，额头上几乎都涂有红色或白色的粉末。

传统服饰

在印度，可以由不同的服饰和装扮，看出当地人的宗教信仰、种族、阶级、区域等。

男性包头巾

印度男性多半包有头巾，这种头巾称为（Turban）。头巾有各式各样的包裹方法，其中锡克教男性头巾，具有特定样式。

根据传统，锡克人从小到大都必须蓄头发、留胡须，并且包着头巾。小孩头巾样式比较简单，只用黑布绑成发髻形状。成年人的头巾样式比较复杂，首先必须用黑色松紧带将长发束成发髻，然后再以一条长约3公尺的布，裹成头巾，样式为两边对衬成规则状。锡克人头巾色彩繁多，有的人甚至搭配衣服颜色。

印度男性多半穿着一袭宽松的立领长衫（Tunic），搭配窄脚的长裤（Dhoti），拉贾斯坦地区男性，裤子是以一条白色布块裹成的，头上的布巾，花样变化极多，色泽鲜明。

女性穿纱丽

印度妇女传统服饰是纱丽（Sari），纱丽是指一块长达15码以上的布料，穿着时以披裹的方式缠绕在身上。印度妇女擅长利用扎、围、绑、裹、缠、披……等技巧，使得纱丽在身上产生不同的变化。

拉贾斯坦妇女的纱丽较短，只有披覆在头上，但是彩色缤纷、镶有金银绣边。拉贾斯坦妇女的上衣，有点像似没有领子的中国凤仙装，下身是一条滚边的及地长裙。

纱丽穿着方式

印度妇女传统服饰，是用一块长达3公尺的布包裹出来的，这块布称为纱丽（Sari）。印度纱丽的穿着方式变化繁多，不同的种族、区域、信仰，会有许多不同的色彩、质感和穿裹方式。印度妇女穿着纱丽时，上衣是一件短袖、露出肚脐的紧身衣（Choli），下身是一条及地的直筒衬裙（Ghagra）。

纱丽最基本的穿着方式，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步骤:

1. 首先拉住纱丽布左边一端，塞进右侧的衬裙裙头。

2. 将纱丽布由右至左环绕下围，约三、四圈。

3. 接着用纱丽布在右前方折成四折，并且塞入裙头。

4. 然后将剩余布块，由左后方绕过右边腋下，披向左边肩膀上。

5. 最后直接将纱丽布披在肩上、或披覆在头上。

㈧ 古代铸造器皿过程

一 陶范铸造的工艺流程 所谓陶范铸造，是将金属熔炼成符合一定成分要求的液体并倾倒入预先制好的陶质铸型中，经冷却凝固、清整处理后得到有预定几何形状和物理化学性能的器件的工艺过程，这是是一个复杂的多工艺过程，其典型工序流程如下：

图1 青铜器铸造工序流程（引自《中国上古金属技术》）

殷墟铸铜遗址从未发现炼炉和炼渣，表明冶炼和铸造工艺是分地进行的。因此，安阳的青铜生产工序不包括上图的左边第一个方框里的矿石开采和粗炼，但不排除有精炼的工序。由上图可见，在浇注开始之前，制备陶范的工序和熔炼合金的工序是同步进行的。以下我们概述各个环节的具体做法（铸型的制作部分详见即将发表于《考古》的《殷墟青铜礼器铸型制作工艺》，本文从简）。

（一） 铸型的制作

1、造型材料的选取和制备
这一步骤即图1所示的泥料选取和泥料加工工序。
为了解殷墟时期造型材料的选择和制备工艺，必须对铸铜遗址出土的陶范进行科学检测。迄今为止，殷墟已发现的几处较大的铸铜遗址中，只有苗圃北地和孝民屯东南地出土的部分陶范做了较为详细的检测。检测结果表明：殷墟陶范采用当地的粘土，经淘洗、练泥、陈腐的工序进行处理，并添加河砂、蚌粉（或其它硅酸盐物质）、植物质等羼和料，主要是为增加陶范的耐热急变性能，改善铸造性能。相比而言，芯中含更多羼和料，以具有更好的耐热度和溃散性。陶范添加的羼和料的数量多于陶器，这可能与铸造性能的要求有关。陶范的分型面上有刷涂红色细泥浆或者烟熏的现象，可能是为提高表面质量所采取的举措。
必须指出，究竟使用何种粘土，是地下的生土，还是河流的沉积土，一直存在讨论。而使用化学方法进行分析，难以得出直接的结论。目前笔者正在与威斯康辛大学的Jim Stoltman教授合作，利用偏光显微镜分析陶范的物理结构，了解原材料的选择和孱和料的添加等工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做法更便于恢复历史的本真。先民们在对材料进行改性的时候，首先看到是它的物理性能的变化。比如淘洗，主要目的就是提高含泥量，虽然化学分析显示氧化钙有降低，但这不是古人的目的。换言之，可以通过氧化钙的降低的现象反证造型材料可能经过淘洗，特别是面料经过淘洗。

2 铸型的设计和制作
铸型通常是由范、芯以及芯撑组合而成的带有内部空腔的封闭实体，空腔即为待铸物体的形状。范形成器物的外表，芯则形成器物的内腔、孔以及某些中空部分。范与范的结合面谓之分型面。
殷墟铸型的做法是将陶土塑制成模，可能采用了类似陶器的制作工艺，模的形状是按照制范的需要设计的，因此较大器物的模一般是按照不同的部位分别制作，整体模型中不必要的部分会被省略，以节约材料和工时。模上花纹的制作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在表面贴附泥片，上面雕刻花纹；一种是在模的表面塑制主体花纹的轮廓，再用朱砂描绘次一级花纹的线条。
用模翻范，在范上剔刻花纹的细部，有些花纹是直接在范上模印或刻制的，如�1�7肩部的圆涡纹（如图9），这种做法可视作侯马时期模印法的先声。
安阳陶范有两种做法，即李永迪命名的I式范和II式范。前者分型面上没有榫卯，背部光滑，仅有一个水平或垂直的凸棱，较薄，可能主要在三家庄阶段和殷墟一期使用。I式范中有些花纹范，多为一组较窄的花纹，可能是嵌入外面的陶范使用的。II式范主要在殷墟二期以后使用，它的背部凹凸不平，为指窝按压的痕迹，分型面上有榫卯。
针对不同形状和种类的青铜器，一般是按照垂直和水平两个方向来分范，分范的形式比较复杂，这一问题将另文详述。使用复合范的办法制作高浮雕兽头，即在器物范上留下空腔，在凹槽内放置一块范泥，用活块兽头模压印出兽头，也有可能镶嵌小兽头范。
由于对耐火度、退让性和溃散性的高要求，芯很可能是单独制作的，而并非如石璋如所言是完全用模刮去铸件壁厚制成的，特别是一些大型器物的芯，往往是依托不同部位的范，使用粗砂泥夯筑而成。出土的芯一般呈砖红色，质地较为松散和粗糙，不同于质地细腻的模。足等部位的盲芯往往设有泥芯撑，用以同范配合。形成器物空腔的芯带有芯头，芯头侧面有榫，中心有凹窝，用以同底范配合。带有铭文的泥芯多半是由泥模翻印而来，翻印后的阳文还需经过刻制修整，在字的笔画旁边可见清晰的刻槽。其上顶面带有配合用的凸榫，用以镶嵌到器物泥芯上。

3 铸型的干燥、焙烧和装配
铸型制就的下一工序是干燥，组装之后整体焙烧还是分别焙烧之后组装，还存在不同意见。组装之后还要再次干燥(同时也是预热)，方能浇注。 范脱模后，需在背阴处自然干燥(阴干)，使水分缓慢而均匀地蒸发，这对控制范的变形，保证其严密性至关紧要。小型铸型可能是在烘范窑中焙烧的，窑形结构与小型陶窑相同。这一步骤的重点在于焙烧工艺，谭德睿曾认为陶范焙烧温度高于850度，笔者和刘歆益合作研究，初步认为焙烧温度可能只有600度左右，远远低于陶器的烧成温度。这也与万家保的复原实验的数据比较接近。
多数铸范都在分型面开设榫卯，用以配合组成铸型。在芯和范之间有时还需要设置金属芯撑。
大型器物需要使用底范，芯和底范是联接在一起的。有些大型器物直接在底面夯筑底范，比如孝民屯发现的大型圆形器物底范
三足器通常在足的上方安放浇口范，其中一足作为浇口，另两足是出气孔，圈足器的浇口也设在足上，底范会做出浇道的部分。
至此，整个铸型制作完成。

（二）合金的熔炼和配制
这个问题是整个铸造流程研究中的薄弱环节，基本上所有的步骤都是推测，并且存在争论。

1 关于熔铜器具的讨论
安阳苗圃北地和孝民屯铸铜遗址均出土大量经高温灼烧的陶质残片，有些表面有高温灼烧的裂痕（图2），有的表面已经釉质化，呈玻璃态，背面有泥条盘筑或者草拌泥的痕迹。以往的学者都认为这就是熔炉的残片，采用内燃式加热。对苗圃北地出土的残片分析显示，除1个样品的烧流层内有较多量的铜外，另外两个样品只有微量的铜，3个样品均有痕量的锡、铅等存在。

图2 孝民屯东南地铸铜遗址出土的陶质残片（上：正面，下：背面）

笔者曾分析2片这种样品，发现有较高的二氧化硅含量和氧化钙含量，特别是背层，氧化钙含量更高。推测残片的原料很可能是在原生土内加入砂粒和蚌粉得到的。样品背层的烧失量较大，说明还另外加入了植物茎叶，也就是由草拌泥糊成。其中1块样品的焙烧温度高于900℃。有1块样品上附有很少一点铜渣，经检测，含铜、锡、铅三种元素 。
笔者在对安阳孝民屯铸铜遗址出土的大量这种“熔炉”残片进行整理的时候，发现绝大多数残片表面都没有附着金属，即使灼烧得很厉害，表面已接近釉质的样品，从外观上也看不到金属的遗迹，只有少量残片表面粘附有木炭和金属。但是，在苗圃北地和孝民屯铸铜遗址，普遍发现一种表面粘有铜液的残块，有粗砂硬陶和细砂泥质两种，出土时均为小片，不能复原(图3)。此类残片多数有数层衬面，每层衬面均粘有铜液，证明它多次修缮和使用。炉衬表面与铜液接触部分呈灰绿色，且多已烧成了小孔蜂窝状。背面多为较疏松的红烧土。刘屿霞曾多次提到许多红烧土碎片上有炼渣，可能就是这种遗迹 。苗圃北地的发掘者也认为它属于坩埚类的熔铜工具 。

图3 孝民屯东南地铸铜遗址出土坩埚残片（上：正面 下：背面）

这不禁使人产生一种疑问�1�7�1�7遗址中的“熔炉”和“坩埚”残片到底与金属熔炼是何种关系？
郑州南关外早商铸铜基址出土了一座熔炉的残底，炉的上部残失，只剩一直径约1.60-2.60米的近椭圆形凹坑，坑内填有铜渣、炉壁块、木炭屑、大口尊、坩埚片和红烧土块等。作者推测这是一座熔铜炉，熔铜的工序是先放木炭、次置坩埚、最后再燃火熔铜 。
洛阳北窑西周铸铜遗址出土了近千块的“熔炉残片”，表面烧成龟裂甚至玻璃化，有的还粘有木炭和铜粒，背面有草拌泥的炉圈。但是锅底状的所谓“炉缸”，则内附铜渣两层，材质为红烧土，非常类似于上述的这种坩埚残片 。很难想象，这种不同质地的所谓“炉缸”和“炉圈”属于同一熔炉的不同部分。
北窑铸铜遗址还出土了两座烧窑，窑壁平整垂直，内壁烧结成流状，外壁为红烧土，窑顶封闭，平顶，窑顶中心偏北设一圆筒型烟道（图4）。虽然该窑还属于横穴形的升焰窑，但其燃烧室和烧成室的结构型配置已经接近于马蹄形半倒焰窑，具有较好的加热效果 。发掘报告中并未提及这个烧窑的用途，但很可能与熔炼金属有关，因为如果是烘范窑，通常仅烧到几网络，无法达到让窑壁都烧流的程度。
因此，荆志淳教授和Jim Stoltman教授提出：真正的熔铜器物可能是坩埚，而不是那种陶质熔炉，换言之，是坩埚直接接触金属液，而熔炉则是加热坩埚的器具，这样才能满足浇注时高达1200－1300℃的要求。巴纳先生曾经设想过这样的熔铜器具，陶窑内放置很大的外热式坩埚，埚壁出铜处做得很薄，有管道和窑壁相通，熔化时将管道堵住；铜水化得后，打开管道用棍捅破埚壁，铜水即泻出供浇注用（图5） 。华觉明曾置疑其坩埚的尺寸太大，不能保证合金的熔融，如果坩埚一捅即破，则很难保证其熔炼过程中不会熔穿。尽管存在上述疑问，笔者仍旧认为这种设想有相当大的可能性，因为其能够达到较高的温度，也能解释为何许多熔炉残片表面都没有粘附铜液，它们很可能是窑壁的残片。但是，由于陶质熔炉残片的烧流层也曾检测出多量的铜，因此还不能否认其作为熔炉的可能性。
为此，笔者和Stoltman教授分别提取了大量样品，欲对这两种残片的化学成分、显微结构和制作方法进行详细的分析，荆志淳和岳占伟在安阳着手进行复原实验，测算这种窑炉能够达到的最高温度，以期作进一步的讨论和深入研究。

图4 河南洛阳北窑地下升焰式横穴窑

图5 巴纳设想的熔铜窑炉图

2 鼓风
鼓风设施的应用和改进，对于冶金技术的发展至关紧要。
我们在安阳的所有铸铜遗址都发现了陶管（图6），少数陶管表面粘有铜渣，它与铜器铸造有关是勿庸置疑的，侯马铸铜遗址也曾出土类似的遗物，并认为是鼓风的工具 。在周原也有类似的发现。泰利科特的《冶金史》一书中有埃及金匠使用带陶风嘴的吹管的材料（约1460B.C.,如图7）。但是这种陶管的用法可能与这种埃及的吹管有所区别，具体如何使用，目前还不清楚。

图6 孝民屯东南地铸铜遗址出土陶管

图7 埃及金匠用陶吹管吹火助熔（转引自《中国古代金属技术》，326页，图8－20）

“橐”这种风囊鼓风器，尽管并不知道确切始于何时，却在古书中多有记载。尽管在商代并未发现橐或其他鼓风器的遗存，但是《金文编》附录上11中有“ ” 字，此字一般出现在爵、觚、鼎上，形如皮囊，应为“橐”的古写，又《甲骨文编》中有“ ”字，如同用手提引皮橐，这些都可以作为商代使用皮风囊的佐证。
在清代刘�1�7云《矿政辑略》中说，这种鼓风的皮囊，是使用一整张黑山羊的皮缝合，仅在腹部留出小孔，塞入竹筒，深约两三寸。使用的时候，将皮囊套在脚上用脚踩住，一手提住皮头，从上到下按压，则风就会从竹筒中喷出，可用于炊事或者冶炼。这种原始形式的皮风囊，至今仍在许多原始民族中使用，如民族学调查所见的藏族使用的皮囊（图8），由通风管、皮囊和闭合装置组成，操作者用手启闭控制鼓风 。印度也有类似的材料，与藏族使用的非常相似（图9）。这种工具对于小规模熔炼还是很适用的，便携，制作也方便。

图8 藏族使用的皮囊（转引自王工硕士论文）

图9 印度使用的气囊

目前还无法确知安阳时期鼓风的器具和作用形式，但是据记载早在战国时期，即已使用多橐鼓风。以安阳当时熔炼合金的温度以及规模而论，很可能已经使用多橐鼓风，并且，商代的鼓风器可能比藏族使用的皮囊还要复杂。

3 合金的配制
商代青铜合金的配制是在专门的铸造场地或者作坊中进行的。到了晚商阶段，已经熟练掌握了铜－锡－铅三元合金的冶炼和熔化技术。当时的工匠对于青铜合金配比与机械性能的关系已经有了相当深入的认识，并且对于操作也有相当严格的控制，已经可以按照不同的用途来有意地采取不同配比的合金。同时，原料的供应是否丰厚，社会风气的变化以及等级身分的尊卑，都可能对青铜器的合金配比造成影响。
但是，迄今为止，殷墟青铜器的合金配制的工艺问题尚未得到解决。苗圃北地铸铜遗址曾出土了一件长方形铜块，有学者推断其是作为铸造青铜器的备用料 。这块铜块究竟是人们有意生产的低锡合金锭？还是浇注锡青铜器时多余金属液的结块？此铜块中的锡是人为有意识加入的，还是冶炼含锡铜矿时带入的？仍有待判定。由于没有发现锡锭，故殷墟出土的大量锡青铜器是如何合金化的，尚需进一步研究。殷墟小屯村E16坑曾出土有2块铅锭。2块铅锭的金属部分含高纯量的铅及微量锌、砷 。铅锭的存在表明是用金属铅直接配制青铜合金的。。近年来安阳在一处商代水井中发现一件椭圆形的大金属块，对其进行分析检测，将对此问题有所帮助。

（三）浇注
浇注是将熔融的铜合金注入铸型型腔的过程。为了提高充型能力，可能采用了预热铸型、过热浇注和配制充型力强的合金等措施。
预热铸型是提高充型能力的措施之一，万家保在复原试铸商代青铜器时将铸型预热到300－400℃ ，冯富根等则预热至400－500℃，浇注时的铸型温度在200～300℃ ，均得到了较满意的结果。
无论是纯铜还是铜合金，液态温度越高，流动性越好，充型能力越强，反之则相反。因之，浇注温度要高于熔点。现代铸造工艺将这个温度差称之为过热温度 。殷商铸铜的浇注温度尚未见诸测定报告。万家保复原试铸时的熔化温度为1350℃ ，冯富根等试铸时的熔化温度为1200℃、浇注温度在1100~1200℃ 。根据洛阳北窑西周铸铜遗址熔炉温度为1200～1250℃ ，可知冯富根等人的试铸更接近于真实情况。另外，过热温度越高，铜合金的吸气能力越大，易使铸件生成气孔。因此，过热温度的掌握应恰到好处。
小型器物当是用浇包来浇铸的，大型铜器则可能使用浇包和槽道浇注。苗圃北地铸铜遗址出土了一座半地穴式的工棚，底部安放有大型的长方形底范，如前图16所示，同时残存几条有流向的灰色发亮的流面，据推测是铜液流经的槽道。透过这些现象可以猜测，如果将浇包安放在当时的地面上，铸造时捅开，铜液即可由槽道而注入安于棚底的铸型 。孝民屯铸铜遗址出土的大型圆形器物底范也位于半地穴的F43内，说明这种猜测是有道理的。大型器物铸造时有可能已采用《天工开物》所载槽注法，采用四到八个浇包同时槽注。

（四）铸后加工
《荀子�6�1疆国篇》称“刑范正、金锡美、工冶巧、火齐得，剖刑则莫邪已。 然而不剥脱，不砥厉，则不可以断绳。剥脱之，砥厉之，则蠡盘盂，刎牛马，忽然耳。”这一段话不仅特指铜剑铸作，于先秦青铜器制作亦有比较普遍的意义。他把器件铸作明确地分成铸造、铸后加工两阶段。
其中，前四句概括了古代青铜器冶铸工艺的四个要素，意为：铸型必须形制端正、尺寸准确，要用优质的铜锡配制合金，匠师具有熟练的技巧，合金的熔炼、浇注均要火候得当。这体现了先秦时期人们对于冶铸技术要诀的理解，为人们多所援引。但是，后一段被提及的比例远远低于前者，说明人们没有将铸后加工置于应有的重要地位。事实上，铸后加工对于器件的最终质量具有关键的作用，通常包括脱范、清理、磨砺等。脱范后有局部缺损的铸件还需补缀。
器物铸成冷却后，用力敲打即可去除铸范，泥芯因附着器内，较难去除，需要使用工具将其剔凿出来。然后使用锤击、锯截、錾凿和刮削等手法，以去除浇口、飞边、毛刺和多肉等。所用的工具包括一些金属器具，比如铜削、铜刻针等。
殷墟青铜器的补缀分为两种，一种是所谓熔补，即直接以熔融铜液倾倒在需补缀的孔洞或裂隙上；另一种是补铸，如果青铜器的一部分或附件，如足或�1�7等，由于种种原因未铸成或断折，则需在残体上做范，再经浇注与器体熔接而成。
铸坯变为成品、具有较好的外观，磨砺起着重要的作用。许多青铜礼器上的磨痕现仍清晰可辨，应是用粗细砺石逐道加工而成。孝民屯铸铜遗址就出土了数千块磨石，大小、厚薄、形状不一，质料有粗、细砂岩两种，用之打磨修整铜器的表面，也说明该道工序的工作量之大。殷墟铸铜遗址中木炭往往与砺石同出，在磨光之后，有可能使用木炭在水中打磨器物，使铜器发亮 。
那么，铸后加工的工作量到底在铸作过程中占有多大的比重呢？由于缺少记载，仅凭出土实物和冶铸遗存的情况难以得到确证。华觉明根据史贻直、德成等于干隆二十四年编纂的《钦定工部则例九十五卷》的记载进行了统计和计算，用拨蜡法制作爵、�1�7等礼器，铸造阶段用工量仅为用工总量的4.20%～5.30%。如以铸造用工量为1，则前期准备的用工量是7.07～8.92，铸后用工的加工量高达10.29～15.09。即使除却镟里合口、年号镌刻、烧古诸项商周青铜器没有的工艺，仍然高达6.29～10.18 。由此推测：商代青铜礼器形制复杂，又仅用铜质、石质工具进行操作，依器件复杂程度不同大概接近6～10的范畴，象司母戊鼎、司母辛鼎这样的大件，或者还需更多。
也许正因为铸后加工如此繁复，才迫使铸师们代复一代地想方设法改进工艺，殷墟青铜礼器铸造工艺的发达、铸铜工序的严格可能与此不无干系。在一定条件下，不利因素之逼迫正是促进工艺更替的重要动因。理解这一点，将有助于我们理解技术演进的本质及有关因素相生相克、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

㈨ 中国陶器历史

陶器的发明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进程－－是人类第一次利用天然物，按照自己的意志创造出来的一种崭新的东西。从河北省阳原县泥河湾地区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陶片来看，在中国陶器的产生距今已有１１７００多年的悠久历史。
陶器是用泥巴（粘土）成型晾干后，用火烧出来的，是泥与火的结晶。我们的祖先对粘土的认识是由来已久的，早在原始社会的生活中，祖先们是处处离不开粘土，他们发现被水浸湿后的粘土有粘性和可塑性，晒干后变得坚硬起来。对于火的利用和认识历史也是非常远久的，大约在２０５万年至７０万年前的元谋人时代，就开始用火了。先民们在漫长的原始生活中，发现晒干的泥巴被火烧之后，变得更加结实、坚硬，而且可以防水，于是陶器就随之而产生了。陶器的发明，它揭开了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与自然做斗争的新的一页，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是人类生产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从目前所知的考古材料来看，陶器中的精品有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１万多年的灰陶、有８０００多年前的磁山文化的红陶、有７０００多年的仰韶文化的彩陶、有６０００多年的大汶口的“蛋壳黑陶”、有４０００多年的商代白陶、有３０００多年的西周硬陶，还有秦代的兵马俑、汉代的釉陶、唐代的唐三彩等。到了宋代，瓷器的生产迅猛发展，制陶业趋于没落，但是有些特殊的陶器品种仍然具有独特的魅力，如宋、辽三彩器和明、清至今的紫砂壶、琉璃、法花器及广东石湾的陶塑等，都是别具一格，倍受赞赏。
从地球内部炽热的熔化物质到寒冷的地表，从危岩幽谷到铺在行人道上的沙，到处都是硅的化合物。它的确是自然界最广泛的矿物，也是最值得人们注意的矿物，因此在很久以前人类开始利用它。中国上古时代的制陶工艺，就是利用硅石的极好例子。１９６２年，在江西万年县大源仙人洞，发现一个距今已有一万多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洞穴。从中发掘出残陶器９０余片，全是夹砂红陶，质地粗糙，掺杂着大小不等的石英粒，质松易碎。陶片厚薄不等，胎色以红褐色为主，也有呈红、灰、黑三色。器内壁凸凹不平，没有耳、足等附件。这些情况显示出当时制陶的原始性。陕西华县老官台出土的陶器，也反映了同样的情况 。考石发掘充分证明，我国在新石器时代一开始，许多地区就开始了陶器的制作。
中国的仰韶文化距今约五、六千年，这时的陶器是以红陶为主，灰陶、黑陶次之。红陶分细泥红陶和夹砂红陶两种。主要原料是粘土，有的也掺杂少量砂粒。在仰韶陶器中，细泥彩陶具有独特造型，表面呈红色，表里磨光，还有美丽的图案，是当时最闻名的。细泥陶反映了当时制陶工艺的水平，具有一定代表性，所以考古上常将仰韶文化称为彩陶文化。西安市半坡村发掘的彩陶盘也是属于仰韶文化的产品。
当时彩陶的制作，据分析主要经过四个程序。第一，常选用可塑性和操作性较好的红土、沉积土、黑土等，经过淘洗和沉滤后成为较纯较细的原料。从分析出土的彩陶片来看，泥质比后来的上等陶器并不逊色。第二，制坏。彩陶坏最初大多是手制。小型器皿是直接捏塑而成的；较大的陶器，其体部坏子，一般采用泥盘筑法分两段制成。粗坏制成后再装上颈口，嵌入把手，制坏工序初步完成。其外形圆正规矩，对称性很强，在器壁外有轮纹存在。这表明仰韶文化时期，已开始出现慢轮制陶。第三，彩绘和纹饰。一些较精细的彩陶，在彩绘之前，往往将陶坏放入极其细腻的泥浆中，让它披上一层均匀的陶衣便于上彩。彩绘就是将有色的天然矿物涂绘在陶坏上。仰韶文化时期陶器的纹饰大多是用带有花纹的木印板拍印上去的。第四，烧窑。从考古发掘的材料来看，仰韶文化时期的陶窑主要是竖穴窑和横穴窑。它们都是由火口、火膛、火道、窑室等所组成，在火膛中燃烧起来的火焰，经火道到达窑室。这两种窑，由于有了窑室，陶器不是直接在火焰上烧烤，已较原始的篝火式或炉灶式有了很大的进步。分析出土陶片的烧结状况，彩陶的烧成温度大约已达９５０℃。
到了尤山时期（公元前２３００年左右，指的是在山东省章丘县龙山镇发掘的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遗址），手工业制陶有了巨大进步。制坏方法广泛使用轮制，造形精美，而且开始用高岭土制白陶。在这个时期，人们已懂得利用烧成后期，窑内的气体特性来赋予陶器以各种颜色。仰韶文化时期，陶器通常在氧化焰中烧成，陶质内的铁大部分被氧化成高价价铁而呈土红色。到龙山时期，由于陶窑的改革，人们在陶器即将烧成时，一方面猛加燃料，同时封闭窑顶，致使窑内氧气不足，陶器就在还原焰中焙烧，陶质内的铁大部分转化为低价铁，使陶器呈灰色或灰黑色。所以龙山文化时期灰陶的产品最多。
在商代出现的刻纹白陶和薄壳白陶，尤为出色。它们质地优良，刻划精细，造型端正美观，坚硬耐用。白陶之所以有这些优点，主要由于使用了高岭土。高岭土的主要成分是硅酸铝，含铁量低，质料较细，可塑性强，在高温烧成后，外形洁白美观。人们对高岭土的使用和认识，与后来瓷器的发明有一定的联系。在陶器的外表若再着一层釉，不仅器表光滑美观，而且便于洗涤，尤其是储藏酒类的饮料，不会因渗透而损失。所以釉陶的出现，表明了制陶工艺的又一大进步。到了商代的中后期，釉陶逐渐增多，表明人们已从无意识地发现釉料发展到有意识地配制釉料。对出土的商周釉陶进行的分析，证明当时使用的釉是石灰釉。即由石灰石或方解石等碳酸盐加上一定量的粘土和其它物质配制成的。
古代埃及、希腊、印度、波斯等国的人们也和我们的祖先一样，在辛勤的劳动中，也都在新石器时代开始出现制陶工艺了。其发展情况和我国的陶器工艺有些类似，这里就不再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