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出世时的印度怎么样

⑴ 佛教为什么在印度衰落，没人信仰了

这其中有种种的历史原因

首先我们要明白印度的历史，社会形态，印度自古就有种姓制度的存在
到今天还是如此，在强大的传统习俗下，印度人要真正做到平等很难

佛在世时，及佛教兴盛时还可以，玄奘大师当初到印度时印度佛教还处于比较兴盛的状态下，可是自玄奘大师离开印度回国后不久，由于印度内部发生了内乱，又由团大于这时候阿拉伯人的入侵导致了印度整体上的分裂，这时候经过极长的一段时间里都处于战争的时代，由于阿拉伯人曾功入印度，强行的要求人们改信伊斯兰教，后虽然阿拉伯人被赶走，但由于在强大的历史背景下佛教要恢复往日的生机很难，可想而知，长期属于战争，又不允许大家学佛，佛教人才大量缺乏，导致青黄不接等问题的产生，又来虽然把阿拉伯人赶走，但人们又重新回到了那个种姓制度的怀抱下，在强大的不平等心态下，佛教发展缓慢，几乎于停止。

而本有的婆罗门教，兄或闹因为是传统，就如中国人再怎么样都不会把习俗忘记的道理一样，又由于后来的国王为了巩固自己的王权，所以大力推行婆罗门教，也就是今天的印度教，佛教至今在印度依然有！

佛教虽然在印度衰落，但佛教和中国乃至东亚众生有缘，尤其在中国发展的非常好，佛教虽然发源于印度，但这并不表示羡罩印度一定要佛教永远兴盛，发源地于兴盛问题并无太大关系。

比如中国人发明了火药，可是长达近千年的时间里，火药在中国的使用并不兴旺

佛教虽然发源于印度，但这不代表佛教一定要在印度永远兴盛下去，这其中当然有种种的历史原因。

⑵ 佛教为什么会在发源地印度衰弱

距今一百年前的一八九一年一月，现代印度佛教复兴之父达摩波罗(Dharmapala)正当盛年，从锡兰来到印度，首次朝礼菩提迦耶。当他看到当地的佛寺及寺中的佛像时，不禁潸然泪下。

可惜，印度民族向来不注重——史纪录，史料阙如，使得印度佛教的灭亡原因，呈现众说纷纭的局面。兹就手边资料简介各家说法如下：

一、佛教吠陀化

佛教以反吠陀文化而创始，却以融吠陀文化而灭亡。

“佛元八世纪以来，佛教外印度教之复兴，于具有反吠陀传统之佛教，予以甚大之逼迫。内以‘唯心’、‘真常’、‘圆融乙、‘他力’、‘神秘’、‘欲乐’、‘顿证’思想之泛滥，日与梵神同化。幸得波罗王朝之覆育，乃得一长期之偏安，然此末期之佛教，论理务琐层玄谈，供少数者之玩索;实行则迷信淫秽，鄙劣不堪!可谓无益于身心，无益于国族。律以佛教本义，几乎无不为反佛教者!”

“敌者之摧残，不足为佛教害，受吠陀文化之熏染，则佛教致命伤也。”“圆融之病，深入佛教，或者以此为佛教光，而吾则耻之。或者以此为不执着，则又谤佛之甚者!”

很显然的，印顺导师认为，印变教的复兴与回教徒的入侵迫害，并不是印度佛教灭亡的主因，主要的还是由于“佛教梵化”。

二、印度教的仇视

仪模法师《印度佛教的兴起和衰亡》一文中，则认为印度佛教灭亡的主因，是印度教的仇视。

“然而佛教何以遭致衰败以至灭亡之祸呢?其原因很多，主要的原因，为印度教的仇视，印度教是婆罗门教后期复活的名称。当佛教兴盛的时候，婆罗门教并未失去他们的潜力，在朝执政的人，仍有不少的婆罗门教徒，以致后来复兴的力量自必强大。同时在佛教徒本身也不振作了，同婆罗门教那时最后腐败以致佛教兴起的情形，殆无二致了。印度富有的寺庙都一天一天的走上腐化的一途，失去了社会的信仰。加之在第五六世纪的外来的诸族，都乐于接受印度教的领导，以致佛教在印度失去了宗教上的地位。到了第八世纪的婆罗门教大师库马雷巴陀为最后的印度教打击佛教及耆那教的一个人，同时婆罗门教为谋复兴的缘故，处处模仿佛教的形色和内容，复因佛教大乘变质的密宗盛行，有些学者把印度教义也有不少的糁杂在佛教里。佛教变质后，加之在十二世纪的末期，为回教侵入，佛教徒被害，佛寺被焚者甚多，一个在印度兴起的佛教，终于在特殊的璟境中宣告灭亡了。”

但作者认为佛教在印度，只是名义上灭亡，实际上却还存在于印度人中。

三、密教倾向颓废

印顺导师和仪模法师虽然都认为，密教的兴起，正值印度佛教的末期，却不认为密教是印度佛教灭亡的主因。但宇井伯寿则认为密教倾向颓废是印度佛教灭亡的主因：

“……超岩寺……是密教专门这场，所说的多半是左道派。左道派由印度教性力派(sakta)衍变而来，以淫欲即是道等，不重通达文字之实修，含有很多卑俗低级的成分。密教所包含的采用了印度教，在长期扩展其范围中几乎摄取了印度教所有诸神只的一些仪式，于是制作了顿接近混合淫猥的丹多罗文学。密教中昕表现修道称为金刚乘、大乐乘，左道派很多行径是呈现出颓废与靡烂。……密教如此的渐次隆盛，跟随着印度各地佛教更加衰徽，佛教恐怕完全淹没于印度教中去了。……西元一二〇三年，回教的将军巴古代那·克里基焚毁了超岩寺，迫害杀戮所有的佛教徒，有些遁隐、还俗，逃到尼泊尔等边境，从此佛教的形骸清失。”“印度的密教是介入了印度教令人不喜欢的成分，又堕人人性本有的弱点而召致佛教灭亡。……所以印度佛教的灭亡，认为是中观派、瑜伽行派末流偏重学术理论之倾向为远因，密教倾向颓废状态为近因。呵斥小乘佛教为浅薄，相反的实际上多着重于信行方面，这是此一时代普遍存在的现象。”

杨白衣教授亦持类似说法：

“他们(密教)不特说出许多诸佛菩萨，就是从来在佛教未曾说过的很多明王以及外道神仙，也都认为是大日如来的化身了。不但如此，更摄取很多民间信仰，而用大曼荼罗纳入正规。他们认为不必为了实践大乘佛教的六波罗蜜，用尽心气。盖众生本来就具足佛性故，只要念诸耸，诵持陀罗尼，与密教仪式，就可容易到达——即身成佛。所以密教承认现世的幸福快乐，主张人间的烦恼隋欲不可克服抑压而应加尊重，只要能把不纯的爱欲升化到对一切众生的慈悲即可。”

四、回教的迫害

西元一二〇二年回教徒侵入印度，破坏维克罗摩尸罗寺(超岩寺)，杀害僧尼，印度佛教僧团就算是灭亡了。其实，印度佛教早巳消解到印度教里去，失去独立宗教的价值，也可说是早巳灭亡。自回教徒侵入印度之后，许多佛教学僧带着佛典逃亡别国，佛教正式灭亡。

日本学者明石惠达认为，印度佛教从来不曾取代过婆罗门教的地位，即使像阿育王、迦腻色迦王以国家的力量支持佛教僧团和佛教教学，但婆罗门教仍在民间具有相当势力。佛教在西北印度接受希腊、伊朗文化的影响，发展为世界性的宗教，并丰富其哲学内涵，表面上表现得很辉煌，但也意味着渐渐脱离民众。佛教崇尚宽容，未曾压迫其他宗教，甚至在后期也采纳其他宗教的精神和教理，因而丧失佛教本来的固有宗旨。难怪婆罗门教能够翻身为印度教来复兴，而佛教却变成印度教化，回教一迫害，就整个消声匿迹了。

在阿拉伯语中，“偶像一称为but或budd，事实上就是从梵文的buddha(佛陀)挪过来的。不幸的是，回教主张“圣战”，任何异教徒如不改信回教，即行杀戮。“当他们(回教徒)到达这个地点的时候，他们包围了它……这个城市立即陷于惨境，在同一年上帝就君临了它。禁止人民崇拜偶像(佛陀的塑像)，偶像都被回教徒焚挠了。有些人民也被焚烧了，其余的被残杀了。”

问题是，印度除了佛教之外，还有印度教，为什么印度教能够不被连根拔除，而佛教却无法幸免于难?A.KWarder认为印度教比较有弹性，无所不可，它主张社会等级制度，与中世纪的封建主义潮流很调和：人们将自己付托给首领，而一切人最终托付他们的灵魂给上帝。因此，印度教能够深入民间，深入印度文化。印度教的战土随时准备作战，了解这是他的职责，死于战斗是至上光荣。反之，佛教主张和平、反暴力，刚好成为回教徒杀害的对象。再加上当时的佛教，太过于哲学化，可以说是学院式传统。它的传统中心是在各大学，而不在人民大众之中。当大学被毁，它的传统力量也就破灭了。群众不易懂得深奥的哲学，看不出佛教与印度教有什么不同，他们以邻居崇拜印度教诸神的单纯忠诚来崇拜佛陀和诸菩萨。假如缺少博学此丘的指导，居土佛教就会混合于印度教多彩多姿生动活泼的地方性崇拜。等到佛教寺院被回教徒铲除，僧侣逃亡国外，佛教自然在印度消失。

佛陀本人的失误

佛教在印度的灭亡，固然如上所说，有内在的因素，也有外在的因素，但最基本的，还是佛教教主释迦牟尼所把的两项大错误，使得佛教不得不在印度灭亡。

印度原是一个种姓阶级的社会，社会秩序严密，各人各有自己的定位，不容超越，整个社会机器也就得以顺利运转。这种不平等的社会制度，在今日看来，简直匪夷所思，甚至非常不合理、不合乎人性，但在民智不发达、交通不便的古代社会，却是安定社会的最大力量。每一个人从出生到老死，都有既定的社会角色，根本不必为自己的前途而烦恼。佛陀的众生平等理论，美则美矣，在当时却还是异端邪说，一般老百姓的智慧根本还不足以接受理解，更何况属于既得利益者的婆罗门和刹帚利阶级，必然誓死抵制。佛陀在摧毁安定社会秩序的种姓制度之后，并没有提出新的社会结构。他只成立僧团，并未建立在家居士团体，更没有政治组织或组织理论。基本上，他只关心出世解脱，只规范僧团的生活法则，对于在家居士的日常生活或生老病死问题，提示的比较少。结果，出家众接受在家众的供养，以修行为务，自成一个隔离的系统;在家众除了可以从出家众获得精神上或心理上的慰借以外，切身的生活问题，如婴儿出生、男女感情、结婚生子、士农工商等营生细节，恰好都是佛教僧侣所避讳的。大多数的佛教徒，并不对深奥的生死哲学感兴趣，既然世俗层面无法从僧侣获得指导，只好求助于擅长此道的婆罗门教祭司。婆罗门教多的是神只，正足以满足大多数民众的需要，佛教自然就不是民众的必须了。

佛陀正如其他宗教教主或大多数古代哲学家，对于女性的定位都低于男性。尤其是佛教，更认为女身必须转世为男身，才有成佛的可能，女性出家也不像男性出家那么方便，女众僧团甚至在后来从印度绝迹。这些现象虽然可以从生理方面来解释，但女性的地位低于男性，却是不争的事实。然而，风俗习惯或家庭中的宗教陆祭拜，往往都是由女性来传承的，妇女在佛教中的地位不高，自然就不会那么热衷于维系佛教的传统，佛教从家庭中渐渐消失，也就不足为奇了。

从社会文化学的观点来看，佛教无法满足社会的需求，其灭亡当然是迟早的事。

佛教的固步自封与异质化

任何一种习俗或制度，在刚成立的时侯，似乎都有助于社会、宗教、人类的进步，但如果不能随时修正，日久之后，反而会阻碍进步。许多因素固然促成了佛教的兴起和发展，但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后来都变成了佛教衰落的原因。

对于印度佛教灭亡的原因，另外一位学者杜特，提出比较综合性的看法，这些看法分成五个重点，有些是上述几位学者说过的，笔者形容为佛教的故步自封与异质化。

(1)伽的超然地位。这种超然地位曾经保证了僧伽的纯洁和精神修养的进展，旦日久之后，僧众们都忘记了教主原来的旨意，变成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团体，专门从事精神上的修养或文化方面的研究，依靠别人的供给来维持自己的生活，渐渐不关怀周遭人群的道德和宗教水准的提高，忽略了对社会人类的教育，使得僧众睨离广大人群。譬如，佛教就没有规定关于诞生、婚姻、葬礼这三件人生大事的法律，像给孤独长者这位佛陀的最大护法，都可允许儿女们和耆那教家庭出身的人结婚，遑论其他信仰不坚定者。在这种情况下，佛教自然渐渐衰落了。

(2)佛教不干涉社会习俗的态度。佛陀是一个苦行者、先觉者，而不是一个社会或宗教改革家。他和他的几泣大弟子，都是出身婆罗门教家庭，因此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实现真理，而非干涉世俗信仰和习惯，因为这些都是缘起法，都是如幻的世俗谛。在他们还在世时，这种态度很得人心，有其一定作用，但后来却促成佛教的灭亡。初期佛经中，即有婆罗门教诸神的地位;后来的佛寺中，也充满神和女神、药义和罗义的偶像，又流行崇拜这些偶像的仪式。后代的人们就专心一致地崇拜这些次要的东西，而忘却了教主原来的教法，佛教就在这些错综复维的信仰和仪式中，失去了自己的本来面目，使得佛教的真正目的隐而不见，终至于灭亡。

(3)比丘学问的退堕。佛教旗帜能够高挂不坠，佛教僧团能够受人尊敬，均有赖于组成僧团中心的知识分子。但在西元七、八世纪的时候，从这些佛教学术中心出来的人都不博学，都在非佛教的作家和辩论家的攻击下败倒了，这是印度人生活中的严重事件，可以引起一个宗教、教派和论师的衰亡。由于僧伽的懈怠，或由于僧团不能吸收最好的知识分子，佛教的学术中心逐渐失去君王和国人的信仰。

(4)密宗的兴起。佛陀虽然尽了极大的努力，但还是无法从印度人的思想中，彻匠消除对于阿达婆吠陀中所记载的咒语的信仰，以及神力、占课、巫术等迷信信仰。在初期和梵文佛典中，都有咒语或陀罗尼，这是密宗兴起的前兆。密宗作品出现于公元四到八世纪，密宗是高度发展的禅定哲学，在习定的时侯要利用手印、坐势、坛场、咒语来集中意识。不幸的是，密宗的修持法被许多宗教骗子滥用了，因而眨低了它的价值，毁灭了伟大导师所倡导的高尚教义。密宗兴起，使得佛教婆罗门教化，终被后者所溶合兼纳，信仰密宗的佛教徒人数很少，又隐居于寺院之中，逐渐被婆罗门的汪洋大海所吞没。

(5)宗教迫害。佛教不曾破坏其他宗教，却先后被婆罗门教和回教徒所迫害，因为佛教集中于寺院之中，所以异教徒可以在很短期间内毁灭佛教信徒和他们所收藏的经典手稿。佛教僧侣一受到迫害，就等于佛教灭亡，幸免于难的，也纷纷逃亡到尼泊尔和锡兰等地，佛教和佛教文物典籍就在印度被彻匠消灭干净了。（来源：北大博雅好书，作者：郑振煌）

⑶ 佛陀为何出生在印度

佛陀出生在现在的尼泊尔，而不是印度。

佛陀（释迦牟尼）出生于蓝毗尼园，蓝毗尼园地处尼泊尔南部的特莱平原上，今属尼泊尔国西部省鲁潘德希（Rupandehi）县境内管辖，南邻印度国北方邦。

迦毗罗卫国的王后摩耶夫人，怀胎十月即将分娩，于是她启程返回娘家，佛陀（释迦牟尼）出生后7天，摩耶夫人即去世。

佛陀（释迦牟尼）由姨母抚养成人，29岁时，佛陀（释迦牟尼）放弃优裕的生活，离开王城，出家修行，经过6年的修炼，创立了佛教，成为影响全世界的圣人。

(3)佛出世时的印度怎么样扩展阅读

佛陀的父亲净饭王是释迦族首长之一；母亲是摩耶夫人，她回娘家天臂城待产途中，在蓝毗尼园的无忧树下生悉达多。

佛陀释迦诞生多有神话：他从兜率天下凡，摩耶梦见白象投胎；他从摩耶右胁生下，空中涌泉，一凉一温浇灌母子；他站立宣称“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相士进宫预言他将来成佛等等。

佛陀静坐约一个月 （期间有二商人供养麸蜜）后开始游行。

⑷ 佛教从古代印度诞生，印度人为什么不信佛教

印度教与佛教一样是印度本土产生的宗教，但10世纪前影响没有佛教大，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便有印度教神“难近母”的记载。至于后来佛教为何在印度失去势力，一方面是因为其严苛的戒律阻止了其在普通人而非社会顶层人士中更广泛传播；但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伊斯兰教国家此时对印度的入侵。他们焚毁了印度北部的几乎所有佛殿，而这里正是印度佛教的中心。佛教鼎盛时，印度比较安定，但衰败后就先后被伊斯兰教徒，蒙古人，莫卧儿帝国（创始于中亚）先后统治，国家始终动乱不堪，佛教的理念在乱世难以授信，在安定时统治者又不崇尚佛教。而最令人意外的是印度居然没有记载历史的习惯，也使大量佛教典籍及事件失传。莫卧儿帝国末期，印度四分五裂，后来又被英国殖民，差点印度话都失传啦，更别提什么传教啦，所以，种种因素导致此后果。 印度教与佛教同为印度土生宗教，有很多相似，他们的神殿许多都是通用的，佛教可做佛殿，印度教接手后就是印度教神殿，这类神殿在印度现在还不少哩。 总之，佛教本身在印度的贵族地位使其与底层人有一点距离，而随着政权更迭与异教入侵，最终导致佛教在印度的统治被取代。 在玄奘的记述中，弥勒佛曾托梦与他令其将佛法真谛向东弘扬，并速速离开印度，以免受难。梦中印度佛殿尽湮灭于大火之中。后来玄奘含泪离开，此后没有几年伊斯兰教入侵印度，佛法蒙难。当然，这完全可看作巧合。谁又知道呢？

⑸ 佛教起源于印度，但是为什么却在印度衰弱

不是在印度衰弱，而是在印度灭亡，印度古代早期是信仰古婆罗门教，而古婆罗门教发源于古代游牧部落时期，逐渐形成了吠陀天启、祭祀万能和婆罗门至上，三大纲领，其中，以婆罗门至上为代表的种姓制度将祭祀阶层婆罗门放在了最高地位，这是因为古代神权高于王权，到了公元前六世纪前后，王权早已越过神权统治天下了，渴望提高地位的军事贵族急需打破种姓平衡，加上早已进入农耕时代的印度已经不欢迎祭祀万能的信条，因为大量的杀伤牲畜破坏生产，于是沙门主义思想就产生了，它们反对杀生，众生平等，代表就是由释迦摩尼创立的佛教和由大雄筏驮摩那创立的耆那教，在佛教传播中受到摩揭陀国王阿育王的支持，使得佛教传播到了摩揭陀国的各个地区，可惜摩揭陀国在阿育王死后就分裂了，之后佛教的主要支持者只是地方的小国王，影响力一直不够普及，佛教在发展过程中收缩到了几个大型寺庙周边，越来越程式化，和繁琐化，离普通群众越来越远，而古婆罗门教的信众本来就遍及普通大众之间，虽被佛教覆盖了一部分，但大多数并没有改变信仰，到了公元八世纪出现了商羯罗大师，他大量吸取佛教思想，改革了古婆罗门教，形成印度教，去掉了不符合时代的内容，又再一次将信徒吸引回印度教怀抱，而佛教同时发展不断吸收古婆罗门教因素，从部派佛教转化成大乘佛教，再大量吸收印度民间信仰，将大乘佛教再次转化成密教，集中在那烂陀寺，欧丹达布梨寺，超戒寺等几个寺庙周围，当莫卧儿王朝由北至南打过来的时候，佛教与印度教结成了短暂的联盟-时轮教，与莫卧儿王朝的伊斯兰教相抗衡，可惜，佛教集中在据点里很快就被军队所占据，最后一个寺庙-超戒寺被焚毁，意味着印度佛教的灭亡，而印度教本就在民间流传，在抗争中幸存了下来，现代印度的佛教徒有0.8%，只有两个来源，一个是 达 赖 集团叛逃到印度北方所带来的藏族信教人员，另一个是印度宪法之父安培德卡尔领导的反对种姓制度的贱民运动，因为多年尝试失败，安培德卡尔愤然带领贱民改信众生平等的佛教来反对印度教种姓制度，几百万人改信佛教，搞了好几次，才会有现代的一点佛教地盘；

⑹ 为什么佛陀降生在印度，而不降生在其他国

传说：佛在兜率天观降生地时，中国也是选择之一，但最后还是选择降生在古代印度的一个小国——伽罗毗卫国的刹帝利种姓，并作为一名王子。其实，这都是佛陀
的无上方便智慧和大慈大悲的体现。我们不妨对当时中印两国各自的社会文化背景做一下简单的分析对比便不难看出其中的奥妙。
其实，不论从那一个方面来说，古代印度的恒河文明，特别是在对生命自身和宇宙世界的究竟真理的探究与思索方面，都远远高于同时代的中国，几乎全社会都崇尚
和尊重为探究真理而修道的人以及他们为此做出的各种尝试和努力的行为，甚至某些行为在普通然看来是极其怪诞和荒谬的，但是从社会总体来说，却是对此显得格
外的宽容和理解，就好比当今世界各国社会对科学技术创新的支持和鼓励一样【在古印度时代，单纯对外在客观自然世界的探究，忽视生命本身存在基础，及其和被
感知的客观现象之间的关系的哲学观点，是一种标准的“心外取法”的外道，佛预言，这种外道在末法时期，将会大行其道】。
这从当时处于印度社会相当森严的种姓制度之首位的，专业司掌祭祀神明职责，并向社会阐述世界观和生命观知识的“婆罗门”种姓阶级的本身就可以看出：社会普
遍敬畏神明，普遍崇尚心灵和思想修道，尊重知识。即便是处于世俗社会统治地位的君王，也要服从这样的超然于世俗之外的，专业的神权和精神代理阶级，并获得
他们的认可，否则，其合法性就会受到质疑，而位于种姓制度第二位的帝王统治阶级，也就是“刹帝利”种姓，在那时仅仅相当于一个社会的管理者，这一点在印度
历史和佛经里都有记载。【当然，这种看法是出于过于迷恋精神世界的笔者自己，对那样社会的一点无明执着和怀念。各方面也会有其他不同的见解，笔者也都愿意
接受，毕竟这个世界是丰富多彩，并无常变化的。】这样的社会固然存在很大的不平等，但从另一方面，却又为那些真正探索生命自身和宇宙世界的终极真理的人，
以及他们的学习和修道生活，提供了十分有益的社会环境。
据佛经记载，当时的印度除了占据正统地位的“婆罗门”教，包括佛教在内，就已达100多种教派之多【有说96种、有说110种】。从这点上就充分看出，那
时的印度社会对精神和思想方面修养的追求，对道的追求是何等的鼓励与宽容，这些学者、教派对各自的道的主张与其他各派进行大规模的辩论，这样的辩论是空前
壮观的，历史都有记载，佛陀就是通过无上辩才智慧降伏了诸多外道，特别是对占统治地位的婆罗门精神领导阶级的辩论的胜利，最终确立了佛法的地位，得到社会
的认可，温良而且好辩论的印度人有着他们自己独到的民族智慧。后来中国的玄奘大师也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在印度赢得了上至宗教领袖和国王，下至普通百姓的无
比敬仰和全面认可。
这种人文精神一直延续至今，据研究，印度社会从古至今所崇拜的神灵，大大小小无以计数，有说1万多的，也有说10万多的，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几乎个人，或
者几个人的小族群团体，就可以创造并崇拜一个神灵，在印度，各式各样的，古灵精怪的神灵和寺庙，神迹，到处都是，恐怕10万种神灵也打不住的，因为没有办
法统计其数量,街头各类苦修的僧侣随处可见，并且得到人们的普遍尊敬。这样蔚为壮观的神明图腾膜拜文化，足以看得出，这是一个多么崇尚精神境界，崇尚思想
升华和修道的智慧民族。没有这样的丰饶的社会和人文条件作为悟道土壤和外缘条件和基础，很难孕育出伟大的佛陀和佛陀的教法。
据说，即便是很低的种姓，一旦决定摆脱尘世的劳烦，去深山苦修，一样会得到那时已经相当森严的种姓制度社会的宽容对待。特别是佛陀在创建他的僧团之后，无
量大慈大悲，抵挡住来自社会各个方面的巨大压力和阻挠，吸纳了最底层的“不可接触者”【“不可接触者”，又称“贱民”，是处于印度种姓制度中的四个等级之
外的一个阶层，约占20世纪初叶印度人口的四分之一。最早的“不可接触者”，是第四等级首陀罗中那些从事屠宰、制革、埋葬、清扫等被认为是最不洁净的人，
因此他们也就被视为不洁者，不能与非贱民住在一个村里，不能去公共水井汲水，不能在公共道路上行走，不能仰头正视非贱民。】，这其中有妓女，掏粪工人，和
即将被处死的罪犯作为教化的对象，使之成为获得大解脱成就的“阿罗汉”。
每当想到这些，就无比感动，在近代圣雄甘地的时期，他为了反抗和废除这种“种姓制度”，都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可想而知，佛陀在那样的、人类历史上最严酷的
种姓制度社会的黑暗年代，付出了何等不可思议的超凡努力，承受了何等不可思议的巨大压力。这一切固然是佛陀的不可思议的广大智慧和慈悲所致。
但也是有当时
的社会崇尚和尊敬修道僧团的某些人文基础，佛的出世也是依“一大事因缘”来此“五浊恶世”的娑婆世界随缘度化众生的。
这同以汉民族为主的中国大不相同，如此大规模、多元化学术思想和理论的公开活动，在以帝王强权和集权统治的中国是很难想象的。中国历代历朝的统治者和帝
王，都被称为“天子”，也就是说，他们的“超级我执”自认为就是“天”，至少是代表“天”，他们就是“道”，至少约等于“道”，并历来把结党集社视为忤逆
犯上之举，很难容忍。“结党营私”提出政治主张，对中国人来说是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的，甚至要冒生命危险，春秋战国的历代诸侯大王，虽各自有众多的门客、
谋士，有的国君竟然拥有门客上千人之多，但不要忘了，这些知识分子和思想家的另一个称谓被叫做“食客”，这是一个带有十分轻蔑而不平等意思的贬义词汇。好
像是在豢养着看家狗一般。可见中国的知识分子的地位只不过是统治者的很实用的工具，而这“门客”的“门”字，就大有文章，也就是说，你是站在哪一个队伍里
的，哪一条政治权力路线上的，属于哪一个权力人物门下的。你的研究和修炼的思想体系，是绝对不可以作为独立精神思想存在于正统集权统治之外的，因为那是帝
王和统治者的事，正如那个渔翁训斥孔子一样——“你太多事，不是自找麻烦么？”【庄子.渔父】。其实中国对人王权力的崇拜并不是说他们不信神，他们不但信神，而且还是多神信仰，不同的是：如果说印度人是为了求道和探索精神世界而设立种种神明加以膜拜
供奉的话，那么中国人恰恰相反，都是为了满足人们各种现实欲望和现实利益而供奉和膜拜这些按照自己的个性和需要造就出来各类“世俗之神”。最令人不可思议
的就是全世界只有中国民间传统独有的大规模的“财神信仰”，中国春节拜年时，人们彼此之间说的最多的美言问候语就是“恭喜发财”。每逢婚丧嫁娶，节庆假
日，生辰纪念等等来临之际，人们都相互送收送现金红包，不可不说是现实到极点的人文劣根性。
除各类财神之外，世俗中还有门神、灶神、花神、狐黄蛇仙等等崇拜，据说茅厕都有一个神。此外，还有打鬼的钟馗、八仙过海、关公、秦琼等等从历史名人和英雄
演变过来的各路神仙，就连一个忠义的关公，也被冠以“武财神”的称号，统统都是应人们对钱财，功名利禄的现实欲望和追求而创造出来的。一切向“钱”看，一
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至于观音菩萨都要被中国人特别冠一个新职位“送子观音”。还比如，用以祭奉圣哲孔子的文庙、孔庙等等这些本来使用以教化民众的
圣殿场所，思想的发散地，多年来每奉中考高考，甚至公务员招考，职称晋级的时候，香火超级旺盛，而平时空空如也，门可罗雀。假使有一个神要是对中国人说：
这个世界是苦的、空的、无常、幻影等等，那恐怕就没人会来参拜了。只要你的欲望有多少种，在中国就有多少种相应的神，但在中国，从来就没有产生过一个没有
欲望的神。
回顾历史，一次次朝代更替，一次次农民起义，一次次重大社会政治变革，都会有人，以各种诡计，假借神明的意志，欺世盗名，以期实现各自权力和政治利益的最
大化，这样的历史案例举不胜举，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也难怪各个帝王都惧怕宗教，害怕结党集社等等社会群体活动，中国从古至今都是极为现实和功利的，一切
的一切都要围绕着现实利益这个中心，只要管用，那么任何事物、任何人，任何手段都可以使用，即便你是神明也要听我调遣。
与佛陀时代前后同期的中国，当时正处在诸侯争霸，战火四起的春秋战国时期，各种社会政治力量，此消彼长，自上古时期，沿袭下来的对帝王的神化的崇拜，导致
社会和人们在潜意识里对权力的崇拜和迷恋，中国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像印度“婆罗门”种姓这样的，专业司掌神明，和理论知识的务虚的精神领导阶级，不仅是
中国，即便是世界其他任何国家和民族，像这样以一个整体阶级出现，并不断地世袭传承下去的专业修道的精神贵族阶级，都是一个绝无仅有的社会人文现象。
中国至始至终更愿意相信和膜拜的都是拥有绝对统治权力的王权“圣明”，而不是天道“神明”，这就使得真理和权利之间的界限有时会变的模糊，难以判断，使得
中国人变得超级务实地相信权利地位。中国人不是不了解真理，而是现实的中国人太缺乏追求真理的勇气和信心。中国的所谓知识分子、思想家、艺术家、工匠、世
外高人、隐士等等，从一开示就处于次要的从属地位，五千年的文明历史中，那些凝固的诗篇——美轮美奂的中华建筑，何处寻觅设计和建造者的英名？思想和知
识、文化和艺术、巫医百工匠人等等，都成了历史的小妾，乃至历史的婊子。“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而读书的根本目的只是在于考取功名，做官，光宗耀
祖，履行祖宗权威的宗法观念赋予的职能，而做官又只是遵循权力这条利益主线，都是为王权和统治阶级所用而已。在这似乎被下了魔咒的国度里，知识分子和思想
家，技术专家与生俱来地被使用的同时，也被鞭打着。人们不会幻想从2009年以后会有改变，这是中国文化基因决定的，当然我们不期望基因突变。
中国历史似乎总是站在王权的一边。上古一次大战，发生在那时的人王大禹和主管国家百工技术和知识分子的共工之间，以共工的失败而告终，传说他沿着巴山蜀
水，向西逃亡，将大批的能工巧匠带往欧亚大陆的西部，直至北非和地中海，最终在古埃及生根繁衍据说。[也可能包括印度次大陆，关于佛陀是雅利安人种，还是
黄种人依然有学术研究]。【根据《山海经》研究奇人，宫玉海教授的研究结果】，另一个就是被黄帝打败的蚩尤，也同样被描绘成一个恶魔，以至于人们很少会想
到有这么个上古人物，就更别提他对人类发展所做的可能的贡献了，而历史的记载者一致把这样的知识分子的领袖描绘成十恶不赦的超级恶魔。“胜者为王，败者为
寇”的极端务实主义和世俗主义，遮蔽了真理和正义的本来光芒，也自然抹杀了佛陀宣说的“因果律”，佛说：众生若不见前世来生，将会无恶不作。这就是中国文
化最值得反思的“黑洞”，因为中国人（当然人类都有这样的共性弱点，只是中国人有这样的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好象很清楚很现实地知道，失败的代价。不管你
是流氓恶棍，地痞无赖，还是背信弃义的小人，只要你胜利了，历史就是属于你的，比如刘邦、朱元璋等这些汉族人的王朝的皇帝都是属于这类卑鄙之徒，但是，人
们更多的是在谩骂嘲笑耿直仗义、英勇善战的项羽，原因只有一个：就在于他是个失败者。这在印度和西方世界历史上也不多见。在中国，只要你有外在的权力和利
益的成功和胜利，你就会拥有一切，甚至可以幻想成为真理的代言人，你即是一切。从黄帝、大禹、到秦始皇，乃至毛泽东，世俗的中国人对这些拥有绝对世俗权力
的人王的崇尚膜拜，远远高于对自然、天道、神明的崇尚和敬畏。
即便在20——21世纪的今天，依然可以看到，从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年代的英雄崇拜，到泛市场经济主义、泛物质主义的今天，精神信仰的丧失，转而用“科学
教”、“拜物教”和“拜金主义”来代替精神信仰的空白，自然会导致大量涌现以权谋私，权钱交易，官商勾结，人治高于法治的丑恶现象，社会公正，社会信任，
国家正义都很难尽民意。人们太迷信世俗和现实的人际关系，人际关系的根本就是形形色色的权力关系和利益关系，没有一个判别是非、善恶、美丑的公理标准,你
也许可以说,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也是一个毕经的阶段,可环顾一下我们这三十年的改革之路,特别是某些自称为党的末代的领导人当政期间,贪污盛
行,形式主义,环境破坏,不可持续的发展,社会风气沦丧,更有甚者,那些为了谋利之徒,丧心病狂,丧尽天良地制造直接关乎并危及人们生命假冒伪劣的食品和
药品，到了无不取其及的地步。
教授像一个明星，明星像一个教授，企业家像一个神，神却成了企业家，低俗成了高贵的文化，高贵的文化成了低俗的垃圾无人问津，巨无霸级别企业的大规模的毒
牛奶，假药，苏丹红，假鸡蛋，乃至假官（买官卖官），假文凭，假身份证等等，那就是“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金钱和利益为中心，判断人人成功的标准只
有权钱色，世俗百姓地判断只有，房子和车子，票子和孩子，如果没有良知的底线，那么，这样的极端务实主义，就是毁灭的开始，中国人的聪明才智恨不能都转移
到这个全民造假的方向，甚至这样的恶行会成为一个习惯，法律和制度还能解决得了么？这都是为什么？只是一个简单的社会管理问题么？为什么在人迹罕至的遥远
的藏地，甚至一些非洲的落后国家，还有那些伊斯兰国家，那里的人民没有或很少造假，没有这样丧心病狂？因为他们相信有佛菩萨和神明的正义的眼睛无时无刻不
在看着，会惩罚他们的，以至于做一个善良诚实的人也是他们日常习惯。
一个没有精神信仰的唯利是图的社会是可想而知的可怕。即便是在本质上和佛陀思想如出一辙的“道”家思想的创始人老子，也是不得不以一名小“史官”的身份出
现在世俗社会当中。而其他各派思想家，除了道家的庄子，偶尔因某种机缘为某些国君大王出谋划策和随机教化之外，其余的都怀有不同程度的功利心，在各诸侯国
君之间寻租和兜售各自的治国理念和政治见地，实现他们各自的辅国左政的世间的“远大理想”与“政治报复”，而最终都会落入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的悲惨结局。
而孔子的儒家思想，也是在孔子过世后近一千年，才被帝王断章取义的有选择地加以推崇和利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成为麻痹人民思想和精神的一家之说的工
具，使社会对集权统治的王权崇拜达到登峰造极的完美地步，并融入社会，乃至历史文化深层的基因当中，这也许也是一种平衡，也许是一种“道法自然”的结果。
而孔子在世的时候，他的思想主张却受到了来自社会各方面的讥讽和排斥，使其受到惶惶如丧家之犬般的屈辱，贫困潦倒。【笔者相信孔子是一位悟道的伟大圣人，
他只是以这样的角度和风格去普度众生】知识和思想在中国充其量只能为统治者和王权所役使，很难得以普遍尊重，而深奥玄妙的“道”和佛陀的“苦空，无常”
“缘起性空，性空缘起”等真如大道，就更难推行和传播了。如果佛陀诞生在中国，那么可以想象的最好的结果也比不上儒家的孔子，甚至，佛陀的教法也有可能如
墨家思想和学说一样，慢慢被人遗忘，直至消亡。而墨家“非攻”的平等思想本身就和佛法极其相似。乃至21世纪的现在，只要一提到“国学”，就只有“儒
学”，其他的诸子百家的思想有谁还过问题及呢？全社会集体无意识，集体失语，只有一种思想的社会才是“稳定”的，“稳定压倒一切”，而儒学思想的礼教方面
的注重“外相”的形式主义，和对社会次序的人为的规范，和强大的名利思想（都是帝王和一些弄臣我巩固各自的统治篡改的）当然十分有利于统治者，就连佛法也
摆脱不了，宋朝之后，大量的理学和禁欲主义的篡改，使佛法在中国变得僵化（也许是佛陀的方便法，这样适合中国国情吧），全世界恐怕最害怕思想的力量的就是
中国，因为他们清楚地看到，这个东西的威力，而目前最没有思想的大国也许还是中国，谈“思想解放”，“科技创新”，只是叶公好龙，缘木求鱼罢了，这样的土
壤是绝对不适合如此伟大的圣哲及其教法的诞生和初期生长的。
这样的历史，和文化背景所造就出来的社会不是偶然，它绝对不可能会是一个开放式的自由思想型的社会，所有的思想都会被束缚在一种集权模式的思想之下，所不
同的只是随着统治者的利益和意愿出发，从一种思想模式转变成另一种思想模式，永远不会有超然的政治智慧，和思想文明。所有这一切都注定了中国的思想家很难
企及佛陀的那种全然超越于世俗的出世间的，并具有强大实践和证悟力量的，究竟精神真理的境界。
谈到这里，我们不得不感谢老子和庄子的道家等诸子百家的思想，还有孔子的孜孜以求，去教化中华民众，给这样极端务实的神州大地铺垫了精神与智慧的“底
肥”。这就为之后“绝世超宗”的，慈悲和方便智慧双运的佛法，在中国社会的根植和持久传播开垦了广袤的，肥沃丰饶的社会和文化土壤。正如佛陀所说：一佛出
世，千佛护持。
从另一方面看，中国的这种社会人文模式也有他的一种好处，那就是：一旦他们认为的某些事物和思想理论，被某些帝王和统治阶级接受了，就会假以他们的超级权
利影响，迅速而深刻地自上而下地传播开来，也就是所说的“集中力量办大事”，是很好的思想移植地。而佛法正式传入中国之初，也是由东汉汉明帝“夜梦金人”
自上而下开始的。由此他派遣文化使节前往当时的天竺国（古印度）取佛经，东汉永平十一年(公元69年)，汉明帝从西域请来印度僧人摄摩腾和竺法兰，在京都
洛阳建白马寺；这是中国建佛寺的开端。这一年，摄摩腾和竺法兰来到五台山，法眼识圣地，立即看中五台山的风水，并奏明汉明帝在这里破土建庙，揭开了五台佛
国历史的第一页，也开始了中印两国的佛教文化交流历史。之后，三国、两晋和南北朝时期，都有来自帝王阶层的佛教信徒，还有诸多来自印度的高僧大德。这一时
代最着名的要数梁武帝，和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印度达摩祖师，直到隋唐时期，自玄奘大师去印度取经之后，先后有许多帝王都出于各自的社会和政治利益等诸多方
面需求而笃信佛法，使佛法在中国的传播弘扬达到鼎盛。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几个王朝，或者王朝的早期，都是和游牧民族有关，统一中国的秦朝、繁荣盛世唐朝、幅员无比辽阔的元朝、还有清朝的康乾
盛世，这其中除秦朝之外，其他几个盛世王朝都是笃信佛法，以佛教作为国教，并以此来教化人民的。而粗略观察有汉民族统治的几个王朝，都是科技发达，工艺精
湛、商贾盛行为特色，宋朝、明朝都是如此，但这些王朝时期，更多地充满了政治上的尔虞我诈，残酷的权利较量更增添了许多阴险和黑暗，统治人民的手段更加
“富有创意”，技术手法更加精湛。】
【最有趣并值得一提的是：当代人都知道，就连来自截然不同的西方思想文明体系之下的马克思主义，也是在中国被发扬光大的，并不断地随着现代统治者的意志去
诠释和发扬光大。这种所谓“辩证唯物主义”，如同当今的“科学教”“拜物教”一样，在佛陀时代的就早已被判定为标准的“断灭外道”，并预言其在2500年
后的末法时期，将会大行其道，拥有广大的“市场”。】
不难看出，佛法在中国也在某种程度上被某些帝王和统治阶层有选择性地为其政治目的服务，这当然与佛法本身没有任何关系，特别在宋朝时期，“程朱之学”的理
学选择性地曲解和利用佛法，使中国自宋朝以后，佛教被大量地世俗化，多神化，迷信化，远远背离的佛法的胜义真谛。也许是我佛慈悲，以此智慧方便，来度化东
土苍生。
时至今日，21世纪的市场经济社会，到处为了求取功名利禄，烧香拜佛，旅游景点名胜，更是将佛教的一些文化表象作为载体，大肆敛财，铜臭弥漫神州，又一次
体现了中国文化当中的极端务实主义的劣根性，并给各类“外道邪说”，特别是“断灭外道”提供了有力的成长土壤和发展空间。在佛陀也对此现象在中国的出现做
了预言【见上述佛经有关记载】这不得不使人对世间的无明愚痴感到悲哀和无奈。而这一切，和佛陀所宣说的“缘起”，
“苦空”，“无常生灭”，“寂静涅盘”，以及四圣帝、八正道、十二因缘等等“世出世法”没有任何干系。
对比古代中印两国的社会文化环境，印度信“神权”，重视精神层面的修炼；中国信“王权”，重视实际层面的功利。在印度乃至西方(意大利,西班牙等)你所能
看到的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极其精湛的,美轮美奂的建筑,都是和神明有关的,使人们献给神明的。比如印度的印度教神庙,菩提伽耶大佛塔,阿育王为佛树立的纪
念神柱,罗马的圣保罗大教堂,佛罗伦萨的的圣母大教堂，巴黎圣母院等等举不胜举。而在我们中国,闻名世界的大都是和权力政治,以及人王为主要纪念物,如紫
禁城,帝王陵寝,坟墓,长城等等。印度的人们都将最好的最核心的风水宝地留给神明,而中国人都是将此留给帝王、权贵和死人。中国人的红白生死仪式，都是无
比的世俗迷信，悲喜交加都是呼天喊地，闹闹哄哄，而西方和印度的都是更加显得生命生死和繁衍都是超然于世间的神圣以至于平凡和安静，你可以看到恒河上飘着
的尸体，还有抛放尸体的“尸陀林”地，各类火葬，天葬和水葬，还有恒河边上，那些行将濒死的老人（也有修行人和僧侣），都是一样昭示着这种庄严和自然，这
是中国人无法，也不可能以文化和群体社会意识与习俗做到的，中国人很难自然从容面对生死和生命的本身，从秦始皇寻找长生不老的仙药，以及道家演化出来的炼
丹术都是在求一种外在的方法去祈得（也有内丹派修炼法），而不是从内在生命智慧的本身去了悟究竟真理。
察看中国的民俗节日都是和生活和世俗需要有关，当然大量地和天地规律分不开，但很少看到和那一位神明有关，除了佛陀，因为它是泊来文化，但也没进入重要法
定节日，和西方季度文明的圣诞节、伊斯兰的开斋节、印度教的达瓦里、胡里节以及泰国等东南亚南传佛教国家的卫塞节无法相比。最大的春节，其实是和人们的自
己的民俗需要有关，而非和神明有关系，在春节里，神当然有很多，可都是人的佩角。
如果说佛法在印度发生，且带有出世间精神的神圣色彩的话，那么，其发展在中国就有其入世间的平常，也就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理解为何中国的佛教文化被沾染上许多世俗的色彩，这也许是佛陀为度化东土苍生而施设的善巧方便吧。
佛陀选择以这样的方式和这样的地点，降生在此南瞻部洲的五浊恶世，都是为了以最大的方便和限度去度化众生，这样的选择使得印度对佛法产生和成长来说，就好
比是最好的育种基地，之后再移植到中国，这个广阔肥沃的田野，使其更好地成长壮大，最广大限度地度化众生，这也从另一个角度折射出佛陀广大的不可思议的慈
悲与智慧。倍感佛恩浩荡，难以报答。

⑺ 佛教起源于印度，为何现在佛教在印度衰败了

佛教起源于印度，一度还成为印度的主流文化。可到公元1000年前后，随着阿拉伯帝国的一次入侵，佛教突然在南亚次大陆绝迹了。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佛教在印度的灭亡呢？一直来这都是学术界和信众关注的一个话题。咱先来看看学术界最权威的说法。国内印度文化研究最权威的专家学者，北京大学林承节教授在其《印度史》中总结了佛教在印度衰落的四大原因：

我们知道，释迦牟尼佛出家前，已经有许多反抗婆罗门的修行沙门出现。他们剃发、乞食、苦行，实则是与婆罗门对立。也就是说，佛教从其诞生之初，就有一个强大的敌人——婆罗门教（印度教的前身）。

⑻ 印度不是佛陀出世的地方吗,为什么搞成这样，现在好像很混乱、贫穷。不明白

佛陀出世的地方不代表这个地方就必须富强，只有学佛明理，积诸善因，埋肆才能得轮歼善报。现在印度人都信印度教，佛教衰微，根本起应有的弯桐轿作用。混乱、贫穷也是正常的。

⑼ 佛陀为何出生在印度

第一，当时的印度由于福报因缘具足了，有佛陀出世的善因缘而感，再者就是由于当时印度外道很多，并且有的外道有大神通，佛陀出世降伏外道……总之因缘和合。

⑽ 佛教的产生对古印度文明有什么影响~~

佛教和印度教，同属于古老的东方宗教，同源于印度，而佛教在世界各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印度教，乃印度的婆罗门教。佛陀在未出家以前，曾是婆罗门教的遵行者，有深入的学习和领会。然而佛陀并非毫无选择的全盘接受，而是以批评的态度，透过个人的修证体验，对于婆罗门教的主张，提出了不少新的看法。例如：印度教说有“我”，佛教则说“无我”；印度教说“梵”为宇宙之体，佛教则说诸法因缘生灭的本体是空；印度教严格区分阶级制度，佛教则提倡一切众生平等；后期印度教的派别中出现以苦行或乐行的修持，佛教则主张“中道”为修行原则等。

尽管在学说上彼此各成体系，但两千五百多年来，佛教与印度教在印度本土相互消融，也丰富了印度的哲学思想。尤其是当古印度中的四姓阶级转信佛教，悟道证果，乃至在印度中期，印度教虚肆藉佛教壮大自宗，都显而易见佛教的出现为印度教的过去提供了深刻的反省，也为印度教的未来指出了宽阔的走向。

印度教的简介

西元前十六世纪，雅利安人进入印度，开始了印度本土的古老文明。就像其他原始部落对自然山川的敬畏与崇拜，雅利安人为了保障自己的生存，也必须膜拜、礼赞、歌颂一切自然神只，且将赞歌编为圣典，相互传颂。到了后期，与人们生活关系较为密切的神只，受到最多的崇拜，雅利安人便由“多神信仰”逐渐转向“主神信仰”的模式。

为了与神沟通，祭祀便成为一件大事，司祭者拥有无上权威，能为自己祭祀、为他人祭祀及教授圣典。于是，在阶级制度严格划分的社会里，司祭者被尊为最高阶级的婆罗门，他们依着“祭祀万能”的神圣职权，开启了神权色彩浓厚的婆罗门思想。

婆罗门教主张：“梵”是宇宙现象的本体，人的生命现象为“我”，宇宙万物皆因“我”而生，故“梵、我”本来不二，凡人不解此理，只好轮回受苦，唯有体证梵我合一，才能得到解脱。此思想弥漫在当时的印度社会，直到西元前六世纪，出现了反婆罗门教的思想家，他们反对祭祀，主张透过禅定、苦行或享乐来完成解脱。鉴于当时修苦、修乐思想的充斥，佛陀提出了不偏于苦，不偏于乐的中道观，做为修行的根本原则。

阿育王及迦腻色迦王时期，佛教成为印度的主要宗教，婆罗门教便相形式微；公元四世纪时，婆罗门教受到笈多王朝的大力支持，又进一步杂糅了佛教及其他学派的思想，于是发生了较大的转变，而以“新婆罗门教”自居，企图恢复旧有地位，这就是今日所说的“印度教”。在印度教的许多流派中，又以毗湿奴派、湿婆派及性力派为主。八世纪以后，印度教的主要思想家商羯罗，依据婆罗门教的根本教义，又吸取耆那教及佛教的优点，使印度教宗教实践的成份加大，原有繁琐的理论淡化，印度教遂一跃而成为当时思想界山前的主流。直到伊斯兰教入侵印度以后，佛教遭受严重迫害，印度教却因为与伊斯兰教的思想有所交融，而在某些区域仍旧保持着很大的势力。

到了近代，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和西方文化的传入，印度教掀起了广泛的宗教改革，反对古印度教中存在的种姓制度、偶像崇拜、繁琐宗教仪式、寡妇殉葬等愚昧现象。但至目前，印度教仍是印度最有影响力的宗教，大多数人多信奉此教，其种族阶级的不平等待遇及寡妇殉葬等诸多民间陋习仍然未能完全被革除。

佛教与印度教思想的差异

佛教与印度教同样都产生于以婆罗门阶级为中心的印度，因此，许多人误以为印度教就是佛教。事实上，印度教以吠陀天启、祭祀万能、婆罗门至上为三大纲领，夹带着浓厚的神权色彩；佛教却否认印度教原有的万能之说，差唯轿主张四姓平等，人人皆有佛性，以现实人生的考察，着重实际的修持与体证。于是，两教不同的诉求方式，形成各自独特的思想体系。

信仰不同

印度教信奉吠陀思想，与婆罗门的无限权威——透过祭祀，使人和神可以直接沟通；人们崇尚自然、歌咏自然，尤其崇拜神格化的自然神：梵天、毗湿奴和湿婆神。人们之所以崇拜他们，是因为三大主神各司其职，共同主宰宇宙的一切，梵天创造宇宙，主宰人类的命运；毗湿奴维护宇宙间的和平，展现赏善罚恶的大无畏精神，故最得人们敬仰；湿婆神不但能毁坏宇宙，同时能降伏妖魔，繁衍(生殖)世间的活动。所以人们只能服从神的权力，崇拜主神赐给人们的生活，而严格遵循既有之不平等的种姓制度，受限于神权宗教的思想底下。

佛教并不否认神的存在，但神非主宰者、非创世者、非唯一者，神虽积集福德，有神通大势力，若无通达缘起性空的般若智慧，仍为六道轮回转世的众生之一。佛是一位圆满觉悟者，不论是婆罗门、刹帝利、吠舍或首陀罗，只要依循戒、定、慧，次第进修，同样可以成就阿罗汉、菩萨或佛的果位。佛性即悟性，人人都具有觉悟缘起的性能，都有可能成佛，和印度教所谓的梵天创世神权之说是迥然相异的。

业报轮回思想

印度教以为，生死轮回的根源，来自于业。业，是行为善恶的造作，产生于人们无限的“爱欲”与无始以来的“无明”。于是“以无明为始，依欲而成意志，由意志而有业，由业而受果”的轮回圈子于焉形成。此外，印度教以为，“我”是生命轮回中的主角，人的身体因“我”而生，人的活动也由“我”而起，所以“我”是恒常存在的，现世人生的苦，由前世行为招感而来，今生行为的善恶，同样也会连带前世的业缘，影响到下一世的人生。由此可知，婆罗门教的轮回观和业力说是恒贯三世，建立在“实有”我思想上，与真我论相结合。

佛教否认“恒常有我”的理论，认为业力并非依附在固定的“我”上，而是一种生命继起的动力。也就是说，轮回中的“我”，是众缘和合而生，由外在具有形体的身躯，与受想行识等内在精神的作用组合而成，而且每一因缘又是其他众缘的和合所得，所以在缘起性空中不断地刹那转变、聚灭，无法令人随心所欲，故无永恒不变的“实我”存在。如同燃烧中的薪火，尽管一个个的火焰刹那窜起，又刹那熄灭，火的本身仍以一种焚烧的状态继续蔓延。而这个由众缘和合，假名为我的生命，也以“无明为父，贪爱为母”，承受自己过去的业报，流转于六道之中。所以佛教的轮回观，是在无限时空循环中的三世因果里，建立“自业自得”的业报思想。

修行解脱思想

就形式而言，佛教与印度教主张透过修证的方式，完成身心的苦恼束缚解脱；但在内容上，印度教主张“梵我一如”即是解脱。解脱的方法，除了要学习吠陀、祭祀、布施、苦行之外，更须舍弃名利、妻儿亲朋，出家修习瑜伽禅定，使心寂静；由此认识自我，才能得到“梵我一如”的正智，体悟“梵我一如”的真解脱境界。佛教的看法则不同，在修持实践上，强调自我觉照的工夫，认为解脱必须经由四圣谛的亲身体悟，在缘起思想的前导下，依八正道行持，证入“无我”自在的究竟空性中。

就持戒而言，印度教实行人生的四个行期：梵行期、家居期、林栖期与云游期；按照每个阶段规定的义务，致力履行祭祀、祈祷、持戒及禁欲等，以求解脱。佛教除了在家信徒之外，更有戒律严谨的僧团组织为圭臬。二者虽同样奉行“五戒”，但佛教着重生活的实践，令人容易遵行。

相较于印度教的苦行、祭拜的种种苛刻条件来说，佛教认为诸法是互相依赖，互为条件的，因此采取不偏于苦，不偏于乐的中道修持，与慈世济物的利他行。

佛教对印度教的影响

在婆罗门教的圣典中，记载种姓制度中的婆罗门是由梵天的口生出，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分别由梵天的双臂、两腿及足下生出。种族之间不能通婚，而且只有前三种姓才有资格加入婆罗门教。这种在种姓制度下形成的种族歧视，直到佛教教主释迦牟尼佛提出“四姓平等”的主张，才给数千年来被奴役的印度人民带来光明。

佛陀处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中，并不赞成婆罗门教的种族制度。虽然他本身是刹帝利的王族，但他并不想用刹帝利的权威去统治人民，压迫人民。相反的，佛陀用慈悲平等的真理，毅然的向阶级森严的社会宣战。所以他在菩提树下成道时，宣说了“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的平等主张，告知当时受到种族制度压迫的人民：命非天定，即使上天也没有办法使我们成为贩夫走卒，今天我们之所以会有这些差异，都是由于自己往昔身口意的造作，没有谁能够主宰我们，能主宰我们的，还是我们自己。既然是由我们自己种种的造作，成为种种不同的遭遇，也就明白的告诉我们，宇宙万法没有所谓“固定的”、“不能改变的”，或是“永恒存在的”因素，一切事物皆在刹那刹那中变化。因此，其本质是“空性”的，不可能永远是同一种族，四姓人民皆是平等的。

所以，首陀罗不可能永远是首陀罗，婆罗门也不可能永远是婆罗门。例如：优婆离本是一个首陀罗族中的剃头匠，后来在佛陀的弟子中被尊为是十大弟子中的持戒第一。摩登伽女是首陀罗族中的一名贱民，她为了爱恋阿难的美貌，受佛陀的感化出家，而后证得阿罗汉。尼提原是首陀罗族中的一名粪夫，出家后精进，证得罗汉果。佛陀的十大弟子中分别是智慧第一和神通第一的舍利弗和目犍连，原是婆罗门教的领袖，因听闻佛陀所说法：“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我佛大沙门，常作如是说。”皈依佛陀的座下，并证得大阿罗汉的果位。

由于这些事实证明，外在的阶级区分并不能决定人们的解脱与否，每一个人只要透过佛陀所说缘起性空的教法，依着去实践，必定能够到达涅盘解脱的彼岸。

此外，印度教吸收了许多佛教的习惯和信仰，如果没有佛教，印度教永远不会有当前的状态，诚如圣雄甘地所说，佛教给予印度教新的生命、新的意义、新的解释。譬如印度教过去认为杀羊宰马，甚至杀人做为祭神供养的牺牲品，自己便可以获得幸福，后来由于佛教业力思想的主张，使他们以不杀生为第一美德；又德拉维达地区的寺院组织和僧侣戒律以及在商羯罗的哲学中，和在纯宗教范围以外的印度逻辑学的发展中，也都同样可以发现到佛教对印度教的影响。

从以上的论说，我们不难发现：佛教的教义是超越其他宗教的。印度教传统以来的天神信仰，终究无法解决人类身心的苦恼束缚，获得究竟解脱，反而在恪守严格的种姓制度中，泯灭了众生既有的平等尊严。而佛教则着重开发自我内心的觉性，这个“觉性”穷究至极，即是佛性的完成。所以佛教主张：人人皆有佛性，人人皆能成佛。这种平等的对待，来自于佛陀觉悟到：宇宙万法都在缘起之中，彼此互为因缘，就像因陀罗网，一一网珠映现无量光彩，无量光彩又同时摄于一网珠中，彼此互相交摄，重重无尽。所以，没有一法能单独生起，法与法之间是同体而共生的。此缘起无自性的道理，与印度教“梵我”为永恒的主张，是截然不同的。

了解缘起无我之理，则知万物一体，我即众生，众生即我，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人人若能彼此尊重、包容，便能进一步发展出“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大乘菩萨思想，是为佛教真精神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