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会怎么评价印度冲突

⑴ 巴布尔后裔的复国之战，印度莫卧儿帝国与阿富汗人的斗争

公元1530年的冬天，印度莫卧儿帝国的创建者巴布尔因病去世，这位突厥化蒙古人在生前通过三场战役的胜利为子孙建立了一个领土颇为辽阔的帝国，可是在巴布尔活着的时候，却始终没有彻底征服凶悍的阿富汗人，为其后裔的统治留下了巨大的威胁。 突厥化蒙古人 巴布尔去世之后，他的儿子胡马雍成为了莫卧儿帝国的新皇帝，正当这位新统治者准备扩张父亲留给自己的帝国之时。在印度北部的比哈尔城，一位名叫舍尔沙的阿富汗将领成为了当地的统治者，舍尔沙即位之后便积极扩张自己的军事力量，许多阿富汗的普什图人都前去投靠他，使舍尔沙很快便拥有了一支强大的军队。 舍尔沙出生于公元1486年，仅仅比莫卧儿帝国的创建者巴布尔小三岁，可是这位野心极大的阿富汗人却没有巴布尔的运气和显赫的身世。当巴布尔正雄心壮志的远征印度的时候，舍尔沙还只是一名普通士兵，他的父亲哈桑汗也不是什么贵族，只是一位出身阿富汗苏尔部落的养马人。 舍尔沙的画像 到了1539年的时候，舍尔沙宣布在印度北部的土地上建立苏尔王朝，这个消息传到莫卧儿帝国的皇宫后，胡马雍开始意识到了舍尔沙的威胁，他立即集结军队前去讨伐舍尔沙，结果被老练的舍尔沙一次又一次的击氏迟败，使胡马雍的信心遭到了重创。 就在胡马雍因无法击败阿富汗人而闷闷不乐的时候，舍尔沙向胡马雍发动了一场决战，他亲自率领军队前去追击莫卧儿军队，双方在曲女城附近展开了一场血战，结果莫卧儿军队被重创，不可一世的莫卧儿军队全军覆没。这场战役使胡马雍被迫逃离印度，舍尔沙的军队占领了莫卧儿帝国的首都德里，莫卧儿帝国进入了被阿富汗人统治的“ ”亡国时期”。 在萨法维帝国流亡时期的胡马雍 被舍尔沙赶出印度之后，胡马雍前去投靠和自己父亲巴布尔结盟过的萨法维帝国，希望得到萨法维帝国君主塔赫马斯普的帮助，胡马雍抵达波斯之后，塔赫马斯普对胡马雍进行了热情的接待，并且答应会帮助胡马雍复国。 可是塔赫马斯普也明白，舍尔沙并不是一个泛泛之辈，他也曾了解过阿富汗军队的骁勇善战，因此塔赫马斯普并没有直接派兵帮助胡马雍复国。塔赫马斯普命令胡马雍在萨法维帝国的皇宫好好休息，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波斯大军自然会帮助胡马雍重新回到印度，棚携收复莫卧儿帝国的失地。 塔赫马斯普的画像 胡马雍在波斯寄人篱下五年之后，从阿富汗方向传来了一个让他激动不已的消息，胡马雍的旧部写信告诉他：“ ”苏尔王朝的创建者舍尔沙阵亡了！” 根据史书的记载，舍尔沙在1545年再次对印度的拉吉普特人发动了远征，作为印度教守卫者的拉吉普特人一直是舍尔沙的死对头，经常对舍尔沙的军队进行袭击。愤怒的舍尔沙决定发动一场彻底消灭拉吉普特人的战争，可是这一次幸运之神并没有眷顾他，在当年夏季的一场战役中，舍尔沙在战场上因为意外而阵亡。 舍尔沙的陵墓 舍尔沙去世之后，他的儿子达尔汗成为了苏尔王朝的新国王，达尔汗和胡马雍一样，都没有继承自己父亲的军事才能，性格上也都非常优链核伏柔寡断。当可怕的舍尔沙阵亡后，胡马雍立即找到了塔赫马斯普，让他实现当初的许诺，帮助自己收复被阿富汗人占领的失地，此时的塔赫马斯普也得知了舍尔沙去世的消息，于是便派出一支波斯大军跟随胡马雍前往印度复国。 关于胡马雍和达尔汗的斗争，笔者打算在此段讲一个小趣闻，胡马雍的父亲巴布尔的名字，在蒙古语中是“ ”老虎”的意思，而舍尔沙的名字在波斯语中是“ ”狮子王”的意思。狮子王去世之后，老虎的后代向狮子王的后代发动了战争，一场狮虎大战即将爆发！ 胡马雍率军出征 在决定收复失地之前，胡马雍四处散播消息说自己即将远征印度，恢复莫卧儿帝国在印度的统治，一些曾为莫卧儿帝国服役的突厥人和蒙古人得知消息后，立即前往波斯去投靠胡马雍，其中不乏曾跟随过巴布尔征战的老兵，这些人个个都是骁勇善战的老战士。经过一系列的战前动员，胡马雍的身边已经聚集了两万多名精锐骑兵，这些人作为胡马雍的旧部，深受胡马雍的信任。 到了胡马雍即将离开波斯的时候，塔赫马斯普也兑现了自己当初的承诺，他派出了一支三万多人组成的波斯大军支援胡马雍，让胡马雍感激不已。这支波斯军队还装备了大量的火器，当年巴布尔就是凭借着萨法维帝国的火器才征服印度，有了这支波斯大军的支持，胡马雍信心大增，立即率领军队前去收复失地。 装备火器的莫卧儿军队 公元1545年的秋天，胡马雍率军征讨苏尔王朝的阿富汗军队，在经过一场残酷的攻城战后，胡马雍的军队占领了莫卧儿帝国的龙兴之地喀布尔。他的父亲巴布尔当年被乌兹别克军赶出中亚之后，曾在喀布尔建立了喀布尔王国，并且以喀布尔为中心，不断南下入侵印度，经过十几年的苦战，终于建立了莫卧儿帝国。 胡马雍进入喀布尔城后，他的内心百感交集，他独自一人跑到了喀布尔城外的巴布尔陵墓，向父亲诉说多年的流亡之苦，并且在陵墓前向自己的父亲立下誓言：“ ”我一定会收复您曾征服过的土地，将那些凶残的阿富汗人赶出莫卧儿帝国的土地。” 巴布尔的陵墓 胡马雍对喀布尔的占领无疑增强了莫卧儿军队的士气，可是这个时候胡马雍并没有乘胜南下，收复被阿富汗人占领的国都德里，仿佛已经忘记了自己在父亲陵墓前立下的誓言。胡马雍虽然没有遗传父亲的军事才能，却遗传了父亲热爱玩耍的性格，他终日沉醉在养花训鹰的幸福生活中，并且在喀布尔修建了许多华丽的花园。 后来胡马雍在喀布尔整整逗留了十年，期间并没有对南部的阿富汗人进行太多打击，直到1555年的时候，胡马雍才在部下拜拉姆汗的劝说下决定南下，胡马雍任命拜拉姆汗为先锋，自己则率领大部队紧随其后，兵锋直指被阿富汗人占领的德里城。 胡马雍的画像 经过一个多月的行军，莫卧儿帝国的军队终于来到了德里城的城下，城内的阿富汗守军在达尔汗的带领下进行迎战，胡马雍军队装备的波斯火炮让阿富汗军队震惊不已，无数阿富汗人被火炮从城墙上击落。就在德里城即将被攻破的时候，达尔汗率领军队突围，结果被拜拉姆汗率领的骑兵围堵，双方在进行一番血战后，达尔汗的军队全线溃败，他本人在几名亲信的护卫下逃离战场。 德里城被攻陷后，胡马雍开始乘胜追击，将阿格拉的阿富汗守军也歼灭，历时仅十五年的苏尔王朝宣布灭亡。在将大部分阿富汗人都赶出莫卧儿帝国的城市后，胡马雍率领军队进入了德里，向城中的居民宣布自己已经光复了莫卧儿帝国的国土。 年轻时的阿克巴大帝 胡马雍重新登上宝座之后，仅仅在德里待了一年便因为意外而去世，根据史书的记载，胡马雍一天中午抱着一摞书准备下楼，结果不小心被自己的长袍绊倒，然后从楼梯上滚了下去，摔成了重伤，临死前将王位传给了年仅十三岁的儿子阿克巴，并且让自己的部下拜拉姆汗辅佐阿克巴。 胡马雍去世之后，他的儿子阿克巴大帝在内忧外患中闪亮登场，阿克巴作为莫卧儿帝国历史上最着名的统治者，为莫卧儿帝国的中兴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阿克巴统治时期，莫卧儿帝国的国力达到了顶峰，阿克巴也成为了印度人心目中的伟大帝王。 参考资料：《巴布尔回忆录》《阿克巴大帝时代》

⑵ 蒙古人后裔统治印度的时候为什么没有改变种姓制度

印度算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以，但是马克思却说印度没有历史，在印度还有一段曾经被蒙古人统治的时期，蒙古人帖木儿的后裔巴布尔，曾经攻下了印度，建立了一个封建的王朝。帖木儿以及他们家的雹闷后代都在长相上偏向于中东人，在他们建立这个王朝的时候，使用的官方语言是波斯语，他们之所以没有统一印度的种姓，是因为他们兵败了，被驱逐出羡埋了印度。
越是经济发达的地区，越是早早兄肆蚂的就废除了这个种姓制度，在印度这个国家经济特别的落后，有一大半原因是种族制度制约的他们国家。国家特别的封建，阶级层次感特别的严重。印度的那些国民，他们的生活真的是很可怜，因为他们最下等的种姓的人群，生活的就非常的困难。

⑶ 要不是这些战地照片，对印自卫反击战会被多少网友当成“神剧”

​从被解放军俘虏印军坦克说起

前两天，听人讲笑话一样说起印度宝莱坞拍了一部电影，主角相貌狰狞，和解放军作战枪也打不死，炮也炸不死，战场上还能来一段大篷车式的抒情舞蹈，当时不禁感慨这 “抗日神剧” 开始走向出口了，看来将来世界影视艺术史上必会提到其重大贡献。

真实的情况是……

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打响以后，据说印军的战斗力曾经让总参的王尚荣部长大吃一惊。印军放在第一线的旁遮普联队、廓尔喀联队、拉吉普特联队等都是曾经打过二战中激烈恶战的部队，凶名在外。所以战前我军计算其战斗力，是按照与国民党军精锐部队等同的公式来推算的。

谁知打起来竟然是摧枯拉朽，有一位参战的战士这样评价他们的战斗： 我们碰到的这伙印度兵奇怪咧，不但不投降，竟然还敢于抵抗！（“敌人非但不投降，还胆敢向我还击！”）

反正，看来前面提到的这印度电影是不能让打过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的老兵们看的，否则某位老爷子笑得发了胆结石可不是玩的。

“竟然还敢于抵抗……”这样奇葩的评价不是我军夸张，而是有真实图片为证的。

注意，两辆战车在涂装和自卫武器等方面存在微妙的差别，第一张照片的电台天线的位置也不一样。

在对印作战前线，蓝志贵拍摄了很多经典照片，有些要几十年后才被人们认识到其价值。比如下面这张拍摄的，便是战争史上着名的 “达旺沙盘” ，连西方的军校里都经常提起呢。

​1962年10月26日，我军攻占达旺，并准备继续向前方德让宗方向突击前进。此时我军已经不能再借助最初的突袭效果，料想印军将在前方严密布防，作战可能面临重大牺牲。

然而，根据阴法唐政委回忆， 我军攻占达旺以北五公里处的邦岗共（原为印军指挥所），发现印军居然留下了一个完好的沙盘，上面清楚地标明了印军各部的位置。大家很快发现一条通往西山口的山谷印军完全没有设防。

当时侦察科长根本不敢相信自己的好运气，曾认为是印军的诡计。然而综合俘虏口供，证明这上面的标志竟然全是真的！于是指挥战斗的张国华司令员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就指着这个沙盘制订作战方案，下达各部实施迂回、穿插、分割的任务，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穿过印军没有布防的山谷，绕到印军主力后面，切断德让宗与邦迪拉之间的公路，堵截敌南逃退路。

印军……根本没想到我军竟然弄出了这么一个南北纵深达150公里的口袋，连逃的力气都省了，除少数指挥官乘坐直升机逃走外，大多数在饥寒交迫之下当了俘虏。

这也使我军有了在第一次归还印军战俘时一下子就交给他们三千多人的底气。

当然，各国军校提到这个“达旺沙盘”目的只有一个—— 提醒学员们即便打了败仗，也不能把这么重要的东西原封不动留给对手啊。

不是每架直升机都能把长官接走，这一架 苏制米-4直升机 看来是因为地形复杂来了个“我自横刀向天笑”，动不了无法起飞被抓了俘虏，旁边坡地上可看到印军的对空联络用三角白色标志。

难道是印度陆军被打急了，仓皇中忘记了直升机的性能限制，竟然在陡坡上摆下让飞机降落的标志，结果坑了友军？

根据印军第四师师长尼兰詹·普拉沙德少将的回忆，这架飞机是派去前线扯冬和龙布方向执行侦察任务的，并寻找失踪的达尔维准将，编号BZ-590。解放军390团人员回忆，该机飞到吉牙附近被我击伤过，后来在本穹东侧地区将其俘虏。

如果此说准确，那块白色三角标志可能是印军直升机负伤迫降后摆出请求救援的，但没有第二架飞机赶来，否则可能会被坑得也趴窝在这里—— 此前中国军队曾在一架击落的贝尔直升机旁设伏，结果钓来了第二架，连飞行员都给俘虏了。

在战斗中我军缴获了多架印军飞机，包括米-4直升机、贝尔直升机和“双水獭”飞机，大多数被俘原因是印军方面对飞机运用不当，不是被我们的轻武器弄下来，就是起落时出了事故被放弃……

不过，在不适于装甲车辆活动的山地作战中能抓到印军的坦克，还是令人有些惊讶。这是因为印军在当地并没有投入成建制的装甲部队，而我军也没有见到消灭印军坦克的记载。而照片证明，这样的事情，在对印自卫反击战的战场上的确发生过。

那么，这些坦克是怎样落入中国方面手中的呢？寻找蛛丝马迹，战后中国方面从政治角度决定归还印度方面大多数被俘装备和全部人员，表达我方和平诚意， 在归还印军的装备清单中，的确有两辆M3A4坦克，但并没有提到怎样将它们俘获，只是说明着两辆坦克都有机件损坏。

考虑到印军并没有大规模出动装甲部队，考虑其作战特点，这几辆坦克应该是配属给印军前线指挥部门使用的警戒车辆——印军记录在东西两线都有少量坦克配合作战。

我军虽然携带简单的反坦克武器如57毫米无后座力炮，但主要用于打碉堡，未见与敌坦克战斗的记录，说明敌坦克可能根本没有来得及投入一线作战。而其机件损坏和其他若干我方获得的战利品是同样特征，通常是印军主动破坏的结果。

双方作战地域为喜马拉雅山南坡，这里要么地势陡峭，要么溪谷纵横，都不是使用坦克的良好战场（除非太二，谁会在这里用坦克？）， 很大可能是印军坦克勉强进入战场，但或者由于后路被切断失去油料补给，或者由于道路原因发生故障，不得不将其破坏后放弃，结果成了我军的战利品。

当然，如果有熟悉那段战史的朋友能够找到我军和印度坦克有过作战，那会更有效地补充这段 历史 。

根据外电报道，我军在这次战争中俘虏的印度坦克并没有都交还回去，还是留了个纪念品，这就是在北京的中国坦克博物馆保存的6019号车，它们的型号都是美制M3A4斯图亚特轻型坦克。

​这型坦克在二战中也曾是中国远征军在印缅作战时的装备，中国装甲兵评价它虽然不如同时装备的M4谢尔曼式中型坦克皮实，但底盘较高，机动能力好，适宜于复杂地形使用，而且，比日军一线所有战车更强大。

考虑到这种坦克是在二战中活跃的老式车辆，战后很快被废弃，印度方面能让它在1962年依然在喜马拉雅山地区出动，这份维护的本领也算了不起啦。

不过，想想还是有点啼笑皆非——在那场战争中，中国方面并没有出动装甲部队，却能把对手的坦克抓来，没有出动航空兵部队，却能把对手的飞机缴获，后人听说，会不会以为我们又在写神剧啊？

【完】

⑷ 巴基斯坦和印度到底有什么关系，有何恩怨情仇

拜神不同，印巴先分家再火并

二战结束以后，世界各地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英国迫于压力将其英属殖民地分而治之， 就是现代的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国家。从此后印巴关系时紧时缓，成为南亚的热点。表面上看印巴对立是老牌殖民国家统治遗留问题，而更进一步地探究就会发现，如此僵化机械的自治方案是以宗教---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为基础的，遗憾的是，理论上的宗教信仰分割和现实中教徒的地理分布并不是完美同步，由此，分治导致了两大宗教教众仓促之间的逃亡和迁徙，短时间内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加剧了两大宗教的敌对，这对之后的印巴关系都有着深刻影响。从中也能体会到政教分离、宗教世俗化的必要性。

印巴双方冲突的核心在克什米尔地区，该地区确定不了归属，就是因为王公高层是印度教，而普通民众大部分是伊斯兰教，意向无法统一，最后只能划一条实际控制线，一边归印度，一边归巴基斯坦。自分治以来，印巴双方已经打过两次仗，期间小规模冲突更是无数。双方的主权领土之争的背后，宗教、民族都在推波助澜，但是还有不可忽略的因素就是资源之争。

水利资源：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

就比如2019年2月初印度遭自杀式恐怖袭击后，除了军事报复，还截断了几条河的水流来制裁下游的巴基斯坦，水是生命之源，它影响着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水资源成为双方冲突的另一诱因。印度在殖民时代就很重视水资源的控制，这大概是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出自本能地需求吧，独立之后，在尼赫鲁领导之下，大兴水利工程。现任总理莫迪同样重视水资源管理，投资900亿美元在河流贯通项目（river-linking project）上，这个项目是莫迪上任之前就有的，也就是说印度在水资源管理方面，历界政府态度是高度统一的。

与此同时，巴基斯坦水资源很紧张，是世界上最缺水的国家之一，印巴双方在世界银行的调停之下1960年签了IWT（Ins Waters Treaty），然而国家有界河流无界，这个协议就如同分治方案一样，在实际执行的时候，不但引发印巴国际冲突，还引发印度国内的冲突。具体到克什米尔地区，河水在流向巴基斯坦的时候，经过印控克什米尔地区，所以主权问题与水资源磋商交错在一起，问题更复杂，而双方水资源的摩擦愈来愈多，大有超越主权领土争端之势，成为印巴冲突面临的头号课题。

印巴矛盾是综合、长期性的，已渗透两国的方方面面。和平安稳的生活谁不向往？然而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印巴争端，好像一句话可以概括，那就是“走得太远，就忘记了为什么出发。”

若只如初见：曾经“印巴的一家亲”

着名清代词人纳兰性德曾有词句：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悲风秋画扇。这既是恋人之间的表白，用于两国也不显突兀，但在地缘政治中，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印巴历史的变迁也可以以此形容。“打扮”历史的过程中，两国从政府到学界到民众，各方诉求表现背后的心理变化意味深长。就比如说古印度和印度共和国在地理意义上，并不是等同的，古印度包括现代的印度的一部分外加现在的巴基斯坦、尼泊尔还有孟加拉瓜。巴基斯坦的历史教科书里，“古印度”是要被屏弊的，巴基斯坦不愿意用古印度这个说法。在向后人灌输国家历史的时候，会有意识地根据现在的民族诉求相应地增删，与其说它是在记录历史不如说是在制造（making）历史。

现代的印度，即印度共和国，因为在名称上和古印度保持一致，听起来它更像是和古印度一脉相承的。而巴基斯坦虽然是从古印度中独立出来的一部分，却对“印度”敬而远之，个中微妙心理和民族宗教情绪挺耐人寻味，随着两国关系的恶化，巴方更是只认“印度（India）”是现代的印度共和国，对于曾经属于古印度这一史实放任其被印巴对立所激起的排斥心理覆盖，谁这么认为仿佛是一种政治不正确，巴方把自己的历史重新定义，就是要撇清和现代印度的关系。然而官方口径和普通民众的心理认同毕竟还是有距离，要冲突还是融洽，要战争还是要和平，这难道不是最简单的选择题？

但是从世界范围来看，学术界的“印度历史”，指的是整个南亚地区，当然包括巴基斯坦在内。普通人的概念里，古印度（Ancient India）也是现代的独立的印度共和国的前身，二者是等同的，英国把科依诺尔钻石（Kohinoor diamond，世界最大钻石之一，原重191克拉）归还给印度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在这件事上，巴基斯担、孟加拉国完全靠边站。

巴基斯坦对自己的过去也不是说要完全割裂，承认可以，问题的核心在于如何命名如何解读。只不过巴方对待历史的态度就算改变了，也很难在国际社会的语境里让大家觉得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现代的印度三者加总起来差不多等同于“古印度”。

伊斯兰教改良者Sir Syed Ahmed Khan为穆斯林争取权利同时也说过：“印度（Hinstan）比作新娘的话，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就像新娘的一双眼睛，无论哪个削弱了，都有损新娘的美丽”，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信仰如何和谐相处，需要智慧、需要时间、更需要胸怀。

⑸ 印度全名族大起义为什么会失败

印度民族起义失败原因：
这次起义所以失败，一方面是因为，就全国来说。封建王公和地主的绝大多数是站在英国殖民者一边，竭力阻止自己地区爆发起义并从兵力、财力上支持英国统治者，使起义在范围上受到限制，使英国殖民者有可能在一个地区被赶走而在另一个地区稳稳安身，并把未起义地区变成镇压起义的基地；另方面，也因为领导起义的封建主本身有很大阶级局限性，无力担当领导起义的重任。
只企图恢复封建旧秩序：
首先，他们只考虑如敬恢复封建旧秩序，而丝毫不考虑下层人民的要求就使群众感到失望。他们的政治主张从莫卧儿皇帝诏书、那那·萨希布给法国皇帝的信和奥德幼王的宣言这三份重要文件中便可看出。莫卧儿皇帝1857年8月诏书提出，要恢复王公养嗣权利，归还土邦，取消英国殖民政权对地主的种种勒索，被剥夺土地的柴明达尔凡参加起义的，土地一律归还，维护和保障地主的尊严和荣誉，使每个地主都能全权统治他的领地。还提出恢复大商人的地位，使手工业者“重新为国王、王公和富人服务”等。至于如何对待农民则只字未提。那那·萨希布给路易·波拿巴的信中列举了英国殖民统治的罪行，其中大部分是讲印度王公的领地被剥夺，年金被取消，地主土地课税太重，地主的及寺庙的免税土地被重新征税，干预印度教，取消撒提等等。信中讲到起义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奥德幼王的宣言在列举英国殖民者破坏印度人的宗教、荣誉、生命、财产四大罪行后特别指出，在英国统治下，竟把印度上等阶级和下等阶级一样看待，上等阶级没有得到特别的尊重。这三份文件表明，无论是莫卧儿皇帝或土邦王公，他们起义都是为了恢复印度的封建秩序，重建封建主阶级在政治、经济、思想各方面的统治地位。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参加起义的大小封建主在一切起义的地方都是忙于抓政权，夺回被兼并的土地，对起义的下层人民则只知利用，从不考虑如何改善他们的经济、政治地位。这里且不谈他们要完全复旧的企图是开历史倒车，违背时代潮流，不可能行得通，毕竟这还只是他们的主观设想。仅就现实而论，他们在起义过程中只知恢复自己权势，完全置群众的要求于不顾，不可避免地会阻碍群众的进一步发动。已参加起义的群众对他们感到失望，未起义地区的群众看到起义后不过如此，对于起义的热情也骤然消退。这就是为什么起义像狂风暴雨一阵瓢泼而下后，却突然停止不前的根本原因。
自身局限：
其次，这些封建主虽说口头上大都接受莫卧儿旗号，但内心里还是各有各的主意，各打各的算盘，都想在起义后扩大自己的势力。加之，起圆吵义的王公和封建立各有部属，自成系统，平素既少接触，战时就很难相互为谋。这一切在起义的组织领导上就表现为各自以我为中心，消极防御，孤城自守，从来没有形成统一指挥，没有统一的渣腔慎战略配合，不能利用起义头几个月的有利形势，主动发起战略出击，扩大起义范围和影响。这就给英国人以充分的机会，重整旗鼓，全面发动反扑。
应该指出，领导起义的封建主中有一些是很坚定的，如坦地亚·托比、章西女王等，他们以民族利益为重，坚贞不屈，视死如归，表现了爱国者的崇高气节，成为民族英雄，受到后人景仰。但多数参加起义的封建主瞻前顾后，三心二意，唯恐起义不成，危及现有利益。有些人例如王妃姬娜德·玛哈尔以及她周围的一些权臣一直与敌人暗中勾结，形势越困难，他们的活动越猖撅。英国殖民者是了解多数封建主这种心理的，于是发动政治攻势。1858年11月维多利亚女王宣言的发表最终使封建主放下了武器。少数坚持斗争的领导人无法挽狂澜于既倒，其中不少人最终也死于叛徒告密之下。
事实表明，封建主阶级的旧包袱是过于沉重了，此时靠他们来领导民族起义，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⑹ 为什么我们的历史课本都没有我们国家对印度，越南战争的介绍

首先对越战争，当时我们已经与苏联交恶，苏联在我边境陈兵百万虎视眈眈，越共一直是我们的好兄弟，但是它倒向了苏联，苏联援助啊什么，越南又打跑了美国人，觉得自己牛的很，它与苏联同流合污，我们当时处境很危急啊，北方有苏联，南方有小越南。于是我们邓小平先生那时候就亲西方了，访问美国跟美国打了招呼后，马上以排山倒海之势几乎夷平了越南，破坏了人家基础设施，经济设施。书本上不讲是怕刺激越南敏感的神经，而且是我们发动的战争，与我们现在中华民族韬光养晦，热爱和平的精神不符。

对印度战争公正的说就是对有争议的土地打起来了，然后我们占领了一些没还，还给人家一大部分，我们国家不是棒子，说独岛我的就是我的，我们会搁置争议，留给后人解决。现在还在谈判呢

⑺ 印度的官方语言有22种之多，为何不统一官方语言呢

这种情况是有比较复杂的原因的，一方面是因为历史问题使印度的民族分裂，各个民族不能够团结的拧成一股绳，所以就不能统一语言。还有一方面就是印度的百姓受教育程度普遍低，所以都只学到自己当地的语言，不能够统一语言。下面详细分析一下这两个方面。

03.英语已经成为他们的习惯统一交流恩语言。

由于历史的分裂问题，让英语成为了各个民族交流的唯一语言，这成为了印度人的习惯，所以也没有办法统一一种印度语言来成为国语。

⑻ 初中历史问题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由于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而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亦明确表示支持新中国，中苏两党两国之间展开了广泛的合作，中苏关系进入了后来被称为“蜜月时期”的友好合作新阶段。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新中国的领导人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先后到苏联访问，同苏联领导人斯大林进行了会谈。在此期间，中苏两国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正式结成同盟。此后，两国的经济贸易关系也迅速发展起来。从1950年到1957年，苏联对新中国的经济文化建设给予了大规模的援助，其中最突出的是援助中国建设156个重点建设项目。中苏两国还在军事、外交领域紧密合作，共同反对美国对朝鲜的侵略等等。

这种类似“蜜月时期”的中苏关系持续了好几年。其间苏联虽然发生过斯大林逝世，新领导人登台等重大事件，但它对中苏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并未产生影响。与“蜜月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关系相适应，中苏两党两国在意识形态方面也保持着“高度一致”，几乎没有出现过什么“分歧”。双方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都奉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在国际上则以一种声音说话，并采取共同的路线政策。尽管在“蜜月时期”中苏卜举两党两国也有过“矛盾” 和“磨擦”，但它所涉及的只是处理双边关系过程中遇到的一些具体问题，与理论、路线、政策和意识形态问题无关；尽管两国领导人也曾在私下里相互抱怨，却从未将“埋怨”上纲到“意识形态分歧”的高度，更不可能公开地互相抨击。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后来毛泽东也曾多次批评斯大林有大国沙文主义，批评斯大林的一些看法和做法“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等等，但在斯大林健在时，中国的领导人却从未这样说过，不论是在公开场合，还是在中共党内，毛泽东等都没有这样说过。其实，这并不奇怪。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曾得到过苏联党和政府及斯大林的指导、援助，因此，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国共产党人一直自称是斯大林的学生。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共虽然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但对社会主义建设却缺乏经验，不能不继续向苏联和苏共学习，不能不继续取得斯大林的指导和帮助。正因为如此，在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中，也像过去一样，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对苏共、苏联和斯大林的迷信。在他们心目中，斯大林是继列宁之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导师、领袖，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权威；苏共是列宁缔造、斯大林领导的党，是各国共产党的领头羊，苏联则是社会主义各国的榜样。既然如此，中共和中国只能紧跟苏共和苏联，只能继续接受斯大林的指导和帮助，不可能也不敢对苏共、苏联和斯大林有任何怀疑。即使对苏方的某些具体做法不满意，也不可能和不敢在理论、路线、政策上怀疑苏共、苏联和斯大林。从某种意义上说，“蜜月时期”中苏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完全一致”，实际上是中共和新中国力求“紧跟”苏共和苏联的结果。

然而，中苏“蜜月关系”和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完全一致”虽然持续了一段时间，却不可能长久持续下去。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情况的变化，中苏关系也难免会发生变化。果然，从1956年初开始，意识形态方面“完全一致”的状况首先丛弊慧受到冲击，稍后，中苏“蜜月关系”也随之逐渐发生动摇了。

中苏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最初是由苏共二十大引起的。在1956年2月举行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苏共新领导人赫鲁晓夫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尖锐地批判了斯大林的严重错误，并在大会的总结报告中提出资本主义可以通过“议会道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观点。（注：参见《苏共领导同我们的分歧的由来和发展——一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人民日报，1963年9月6日。）这一不寻常的做法不仅在苏联国内，而且也在中国和全世界产生了极大的反响。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获悉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后十分重视，立即多次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对此事进行讨论。讨论的结果表明，中国领导人最初的反映比较复杂。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和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的错误既“揭了盖子”，又“捅了漏子”。毛泽东说：“说他揭了盖子，就渗答是讲，他的秘密报告表明，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都是正确的，这就破除了迷信。说他捅了漏子，就是讲，他作的这个秘密报告，无论在内容上或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注：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4-5页。）总之，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一方面并不反对赫鲁晓夫批评斯大林的错误，甚至认为这样做也大有好处，解放了各国共产党人的思想，另一方面又认为赫鲁晓夫的做法有缺点，即批判斯大林这样的重要人物事先未同兄弟党商量，搞了突然袭击；对斯大林一棍子打死，或者说是全盘否定斯大林，只讲错误，不讲功绩。（注：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6-7页。）这表明，从如何对待斯大林这一问题开始，中共中央并不完全赞同苏共中央的看法和做法，有了自己的观点。中苏之间产生了分歧，打破了过去在重大原则问题上总是 “完全一致”的局面。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共领导人不仅在内部批评苏共的做法，而且先后撰写发表了《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第一次虽然婉转却是公开地表明了不同于苏共的意见。除了在斯大林问题上双方产生了分歧外，中共中央对苏共二十大提出的“和平过渡”理论也不赞成，认为这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原则。不过，在最初的一年时间里，毛泽东等人并没有就“和平过渡”问题与苏共领导人争辩，也没有公开发表文章批评赫鲁晓夫的观点，直到1957年11月莫斯科会议召开时，由于苏共起草的《宣言》稿中又重提和平过渡问题，毛泽东率领的中国党政代表团才在会议的内部讨论中重申自己的不同观点，要求苏共同意修改《宣言》稿的看法。

此后不久，除上述两大分歧外，中苏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又有新发展。由于受苏共二十大的间接影响。1956年先后发生波兰和匈牙利事件。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处理波匈事件的做法也不甚满意，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因而批评苏共和苏联在处理兄弟党、兄弟国家之间的关系时有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等等。不过，相对而言，1957年以前，中苏在其他问题上的分歧都不及斯大林问题与和平过渡问题那么重要，那么引人注目。

苏共二十大以后，中苏之间产生了重大分歧，以往“完全一致”的情况发生改变，这当然不是偶然的。以笔者之见，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原因：一是双方的经历不同，彼此缺乏了解，看问题的出发点也不一样，因而难免出现分歧。以斯大林问题为例，不管赫鲁晓夫的做法是否完全正确，他毕竟是从苏联的情况和苏联的需要，包括赫鲁晓夫本人的政治需要出发的，而中国领导人对斯大林执政时期的内情并不十分了解，对斯大林的错误造成的严重后果并无切身感受，又主要是从国际共产主义和中国的需要出发考虑问题的，自然看法也就不会和苏方完全相同了。二是苏共二十大和赫鲁晓夫对斯大林错误的揭露和批判，无情地打破了斯大林一贯英明、正确的神话，打破了苏共和苏联完美无缺的神话，也削弱了斯大林、苏共和苏联长期唯我独尊、高高在上的地位，破除了迷信，解放了包括中国共产党人在内的全世界共产党人的思想，不仅使他们敢于怀疑苏共苏联，也敢于发表不同于苏共和苏联的意见了。而在苏共二十大以前，特别是斯大林统治时期，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出现的。三是经过建国初期几年的实践和发展，新中国逐渐壮大起来，中共领导人也有了一定的经验，尤其是在如何搞建设方面，逐渐有了自己的看法，加之斯大林逝世后苏联新上台的领导人，包括赫鲁晓夫在内，在资历、威望、经验等方面均无法与毛泽东等人相比，这使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的自信心大大增强，无须再像过去那样，在苏共和苏联领导人面前十分谨慎小心。1949年和1957年毛泽东两次访问莫斯科时的不同心境，受到的不同待遇及他本人的不同表现，最生动地反映了这一点。

今天看来，苏共二十大以后中苏两党之间出现分歧，不仅事出有因，完全可以理解，而且本身也不是什么坏事。至少，有分歧是正常的，而像“蜜月时期” 那样“完全一致”倒并不正常。更重要的是，只要双方处理得当，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并不一定对既存的友好合作关系产生消极的影响。这已为1956-1957 年的事实所证明。

实事求是地说，在1958年夏天以前的两年多时间里，尽管中苏两党在斯大林、和平过渡、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关系等问题上有了重大分歧，双方不断产生争执，但中苏关系不仅没有倒退，甚至还有新的发展，比1955年以前更为密切。其间，不仅双方继续进行友好合作，苏联还增加了对中国的援助。一个突出的表现是，由于苏联答应在导弹核武器的研制方面帮助中国，并同意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样品，中苏两国因而在1957年10月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当时的意识形态分歧未使中苏关系发生逆转，当然是有原因的。笔者认为，一是双方的分歧和争论并不很多，而且局限于一般理论问题的范围，还没有直接涉及彼此的国家利益；二是在争论中，主要是中方批评苏方，而赫鲁晓夫等人因为立足未稳麻烦颇多，特别需要中国领导人的支持，不得不对中方的批评采取忍耐态度；三是中方也需要苏方的经济军事援助，并希望继续维护中苏友好合作的大局，因而在批评苏方时所持的态度和方法均比较谨慎，并没有上纲上线，更没有激怒苏方的意图和做法，从而使争论大致上能在心平气和的气氛中进行。可见，只要处理得当，意识形态分歧与中苏关系的恶化并无必然的联系。

（二）

尽管在苏共二十大以后两年多时间里，中苏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并没有损害双方的关系，但从1958年夏天起，中苏关系还是开始发生逆转，逐渐恶化了。诚然，中苏关系的恶化并不能完全归咎于意识形态分歧，但也不可否认，意识形态分歧也对加剧中苏关系的恶化起了相当大的作用。需要认真研究的是， 1958年夏天以后，意识形态分歧是怎样加剧中苏关系恶化的？

笔者认为，总的说来，1958年夏天之后意识形态分歧之所以开始损害中苏关系，是因为中苏之间出现了其他新的争执，致使意识形态分歧进一步扩大，并和其他争执交织在一起，而双方对分歧和争执又采取了错误的态度。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1958年夏天开始，中苏之间在涉及国家利益的许多问题上发生冲突，这不仅使双方的分歧和争执越来越多，而且各种分歧和争执交织在一起，使原来似乎无关紧要的意识形态分歧陡然变得更加严重，更加复杂，更具破坏性了。

在国际交往中，任何一个国家无疑都要从本国的国家利益出发，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中苏之间也不例外。不过，在“蜜月时期”，由于双方基本上遵循了 “平等互利”的原则，不做损害对方国家利益的事，故双方虽在一些小的问题上也有“磨擦”，但在大的方面没有什么争执。然而，从1958年夏天起，情况却发生了变化，中苏两国在涉及国家利益的一系列问题上发生了冲突。最初的风波就是当年夏天连续发生的长波电台和联合潜艇舰队事件。苏方出于自身的需要，利用中国希望在建造潜艇方面得到苏方帮助之事，提出双方共同合作在中国建设一座长波电台和建立一支联合潜艇舰队。但中国方面却认为，这是苏方以帮助中国为借口，实际上侵犯中国的主权，并有控制中国的企图。双方为此争执了好几个月。毛泽东为之大发雷霆，赫鲁晓夫则为此急匆匆地飞到北京，为苏联辩解。此事后来虽然都不了了之，但从此双方种下恶感。接着，当年8月又发生台湾海峡问题的争执。中国为打击蒋介石集团和警告美国不要干涉中国内政，未与苏方磋商便发动了炮击金门、马祖之战，苏方虽在表面上表示支持中国，反对美国，但因担心炮击金、马会引起美国的武装干涉，将苏联拖进美苏大战之中，故实际上对中国不满，并且进而单方面撕毁1957年10月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收回了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的承诺。1959年中国为维护自己领土主权，反对印度在中印边界进行挑衅，采取自卫手段。但苏方认为中印边界的武装冲突对苏美缓和不利，破坏了赫鲁晓夫访美的和平气氛，因而不顾中国的一再反对，公开发表了一个袒护印度的声明。此外，苏联也对中国发动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不满，而中国则对赫鲁晓夫热衷同美国拉关系颇有微词，如此等等。显然，上述争执都涉及彼此的国家利益。一般来说，在国际关系中，国家利益的冲突必然会影响到彼此关系的好坏，因而中苏之间国家利益的冲突也必然损害双方的关系，即使没有意识形态的分歧，中苏关系也会发生逆转。然而，与一般的国际关系不同的是，中苏之间不仅存在着国家利益问题，又有一个意识形态的问题，而且两者又总是不可避免地交织在一起，这就使问题更加复杂，更加严重了。

事实亦正是如此。从总的方面来看，中苏之间在国家利益方面的争执造成了彼此间的不满和恶感，加剧了彼此的不信任。各方均开始怀疑对方的动机，甚至认为对方居心叵测。中苏双方都是注重意识形态的国家，当问题越来越多时，各方都必然要从意识形态方面去寻找原因，从理论、路线、政策方面去挖根子。正因为上述争执的出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便开始怀疑苏共中央和赫鲁晓夫在很多问题上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违背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进而作出判断认为赫鲁晓夫等人已经走上了修正主义或半修正主义的道路。毛泽东等人觉得，若不是在理论、路线上出现了问题，赫鲁晓夫怎么会作出如此多损害社会主义中国的事情吗？！与此同时，苏共中央和赫鲁晓夫也在想，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理论、路线肯定出了问题，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犯了教条主义、冒险主义的错误等等。可见，国家利益的冲突实际上促使了意识形态分歧的升级。再从上述争执的某些具体问题来看，有些问题既涉及国家利益，也涉及意识形态。如对中国发动的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的不同评价，就涉及到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论路线和政治问题。又如对美国的态度，既是外交问题，也牵涉到理论问题。中国当时反对苏美缓和时，所提出的重要理由是帝国主义的本性并没有改变，帝国主义是战争的根源，不可能真正爱好和平，因而赫鲁晓夫热衷于讨好美帝国主义，美化帝国主义的头子等等都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样一来，中苏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也随着国家利益的冲突而进一步扩大，大大超出了1958年以前的范围。

更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国家利益的冲突促使意识形态分歧扩大和升级，另一方面，反过来，意识形态分歧的尖锐化又加剧了国家利益的冲突。这一点，在 1960年以后表现得更为明显。当赫鲁晓夫在1960年6月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对中国进行围攻，以便压服中国的企图失败后，便进一步采取行动，撕毁了援助中国的所有合同和协定，撤回了所有在中国帮助建设的苏联专家，从而造成了中苏之间国家利益的更大冲突。1963年，也是为了在意识形态的公开论战中打击和报复中国，苏联改变了过去一直坚持的立场，决定和美国、英国签订部分禁试核武器条约，以阻止中国拥有核武器，致使中国方面非常恼火，终于下决心与苏联分道扬镳。这些例子都说明，当国家利益的冲突和意识形态分歧交织在一起，便互为因果，互相促进，使分歧和争执变得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不可收拾，终于导致双方关系的恶化和破裂。

第二，面对意识形态分歧的扩大，中苏双方都改变了以往比较谨慎、就事论事与心平气和的做法，采取了自以为是、固执己见、强加于人、毫不妥协、无限上纲的武断态度，致使争执陷于不断地进行报复和反报复的恶性循环之中，从而无可挽回地加剧了双方关系的恶化和破裂。

尽管苏共二十大以后，中苏之间就对一些重大问题产生了不同的看法，双方当时的观点也不一定都对，但如前所述，双方对待分歧的做法相对来说，都还比较谨慎，基本上是就事论事，虽然也在内部互相争论和批评，但注意心平气和，不强加于人。然而，1958年夏天以后，由于国家利益的冲突和意识形态分歧的扩大，双方都开始变得不冷静，变得武断了。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自以为是，固执己见。面对分歧，双方均认为，自己的看法是真正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方则是错误的，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在争论中，双方都坚持自己的观点，总是批评对方，却不注意考虑对方的意见是否有道理，更不愿作自我批评。二是强加于人，毫不妥协。双方都声称自己有消除分歧的愿望，然而在一次又一次内部会谈中，在一篇又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中，双方又都坚持自己的观点最正确，声称对方只有接受自己的观点，承认并纠正错误，分歧才能消除。结果，所谓的谈判、讨论均成为对对方的批评。双方均把对方的批评说成是“攻击”，苏方指责中方“反苏”，中方则指责苏方“反华”。更糟糕的是，在争论中，双方都采取“鸡蛋里挑骨头”和“算旧帐”的作法，以图击败对方。明明彼此的看法很接近，只是提法上有所不同，但双方不是“求同存异”，而是“弃同求异”，硬要找出所谓的“原则分歧”，大做文章。算历史旧帐，则是将过去的争执重新翻出来，以斥责对方。实际上事情早己过去，这样做的结果只能徒增彼此的恶感。三是无限上纲。分歧本来都很具体，涉及到一个一个具体内容，本可以通过具体分析去分清“是非”，即采取所谓“就事论事”的做法。然而，随着分歧的扩大，双方均改变了态度，采取了“无限上纲”，将每一个分歧都上纲到是否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态度，上纲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修正主义、机会主义路线斗争的高度。中方认为苏方执行了一条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修正主义路线，赫鲁晓夫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 “叛徒”，在苏联实行了资本主义复辟，如此等等；而苏方也给中方加了一大堆帽子，如教条主义、冒险主义、托洛茨基主义等等，总之是帽子满天飞，纲越上越高。诚然，双方的分歧不能说没有任何“是非”，也不是不可以通过讨论来分清“是非”，但究竟什么是“真理”，不是自己说了就算数的，也不能靠“引经据典” 来证明，更不能通过强加于人，通过无限上纲来判断，而只能由实践，由历史来检验。而实践与历史均证明，双方当年自以为正确的许多观点实际上并不正确，争执中双方坚持的许多观点均经不起历史的检验，正如邓小平所说：“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291页。）四是不断进行报复与反报复。在争执中，双方都指责争论是由对方首先挑起的，因而自己一方只是“自卫反击”，只是行使“答复对方攻击的权利”，实际上就是不断地进行报复与反报复，结果必然陷入恶性循环之中，谁也不愿退让一步，甚至认为退让就是“投降”，就是“屈服”于对方，如此“循环往复”，只能是分歧越来越多，矛盾越来越尖锐，气氛越来越紧张，后果则越来越严重。

第三，为了在意识形态争执中最终战胜对方，双方均采取了“公开论战”的做法，从而将争执引向极端，成为对中苏关系的致命打击。

众所周知，中苏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争执最后发展到最高峰时，采取了大规模“公开论战”的方式。实事求是地说，“公开论战”的发生有其必然性。既然双方如前文所分析，固执己见，毫不妥协，又把争执看得如此严重，势必要导致“公开论战”。一般地说，党派之间、国家之间，甚至个人之间出现意识形态分歧，也都有可能采取“公开论战”的做法。对“公开论战”也不能一概否定。通常说，“真理愈辩愈明”，也不是毫无道理。然而，20世纪60年代前期中苏之间爆发的大规模的“公开论战”却非同一般，应另当别论。首先，论战的规模之大称得上是史无前例，不仅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十分罕见，即使在人类历史上也很难找到先例；其次是论战的双方都是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大党和大国，双方都拥有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都拥有数亿支持者，并能通过当时堪称现代化传播手段，故影响广及全世界；第三，也是更重要的一点，即双方均各执一词，对立之严重，矛盾之尖锐，态度之蛮横，在历史上也十分罕见。尽管这样大规模的 “公开论战”曾被毛泽东戏称为只是“笔墨官司”，“天不会塌下来”，“树木照样长”，“河里的鱼照样游”，“论战一万年也无妨”，（注：吴冷西：《十年论战》，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914页。）但由于双方的态度并不正确，论战并不是真正讲道理，因而规模虽大，真理却没有愈辩愈明，任何一方也没有被击败。相反，大论战把本来浑浊不清的水搅得更浑了，把双方百姓的思想搞得更混乱了，甚至由于大论战将意识形态分歧作为主要内容，反而将国家利益冲突这一实质性的问题掩盖了；大论战还变成了大批判，双方在报纸上电台上互相骂来骂去，除了使双方的对立更严重，错误更深，更不愿妥协，不会产生任何积极的作用，这已为历史所证明。总之，公开大论战的方式将双方的意识形态争执推向极端，对中苏关系来说，无疑是致命的一击。在公开进行了大论战之后，中苏关系除了走向彻底破裂，再无别的路可走了。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中苏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后来确实对双方关系的恶化与破裂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之所以会如此，主要在于意识形态分歧与国家利益冲突交织在一起，双方又对分歧和争执采取了不正确的态度。必须指出，笔者这样说并不完全否认分歧和争执也有“是”和“非”、正确与错误，也不完全否认有些“斗争”，如中国对苏联企图控制中国进行斗争的必要性和意义，但就意识形态争执的主要内容和双方争论的主要方式而言，基本上没有什么积极的意义，这是可以断言的。至于在争执中，中苏双方谁应负更大的责任，则又须作具体分析，但这已不是本文所要回答的问题，需要另文探讨。

（三）

中苏之间意识形态的分歧和争论及对双方关系造成的危害，给人们留下了很多重要的历史教训，值得后人认真汲取。限于篇幅，本文只能简要地提一下笔者的初步看法。

第一，在处理国与国的关系时，应尽可能将国家利益与意识形态分开，并且尽可能地谈化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因素。

不同的国家之间，既有国家利益的问题，也必有意识形态的问题，不论是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基本相同，还是根本不同的国家之间，都是如此，且都会发生矛盾。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应以维护本国的国家利益为重，这是基本的，第一位的。意识形态的分歧和社会制度的差异虽然不能不考虑，但毕竟是第二位的，应尽可能地予以淡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千万不要将国家利益的争端与意识形态分歧混淆在一起，否则，就可能重蹈中苏关系恶化、破裂的覆辙。

第二，对其他党其他国家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是非，尤其是对其他兄弟党和兄弟国家提出的理论、路线和政策，除涉及本国国家利益和世界各国共同利益的，应当十分慎重，不要轻易地肯定和否定，也不要妄加评论。

这是因为各国都有自己特殊的国情，各国的党也总是根据自己的经验和自己的国情提出自己的理论，制定自己的路线和政策，并在实践中进行探索。其他的党和国家因为经历、经验不同，也不大了解这些党和国家的情况，难以理解这些党和国家的想法，因而不应轻易地判断其是非，更不应以自己所谓的“原则”、“框框”去套人家，对人家指手划脚，正如邓小平所说：“就是任何大党、中党、小党，都要互相尊重对方的选择和经验，对别的党、别的国家的事情不应随便指手划脚。”“如果他们犯了错误，由他们自己去纠正。”（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236页。）

第三，如果兄弟党、兄弟国家之间确实产生了涉及双方的重大原则分歧，而是非又比较清楚，正确的一方认为必须坚持，也应采取说理的态度，同对方进行讨论，或对对方进行适当的批评，同时允许对方提出或保留不同的看法，尽可能地“求同存异”，而不应强加于人，不应无限上纲，并且尽量避免采取“公开论战” 的方式去解决分歧。

⑼ 印度让我知道为什么要活着，要做什么

1998年，梁冬加盟凤凰卫视，因主编、主持《娱乐串串show》成为着名电视节目主持人。2005年，李彦宏力邀梁冬加盟网络担任副总裁，全面负责网络市场宣传工作。这是一个电视人的完美转身。但两年后，梁冬说，“在网络做的事情与我的梦想还有一点点的不同”。他在印度与一位长者聊天时，“我想起了我曾经在两年之前立下的一个誓言，就是做中国文化的，尤其是传统的中国医学文化的推广。这个长者跟我说，对，这就是你应该做的事情。”
从印度回来后，梁冬从网络辞职。
在印度，梁冬究竟遇到了什么，学到了什么？让我们从梁冬的七篇印度手记中倾听这个故事。
困惑
有段时间挺困惑的。生活中的每件事，为什么要这样做？从小我们被教育要成为成功人士，不让父母丢脸。考试纯粹是为了父母，因为他们会攀比。我每次考得差，自己没什么，倒是替我妈担心。就是说大部分的人，做什么，或不做什么，标准在于大众。我到了30多岁吧，发现自己以及周遭一些人都有点不对劲，活得很焦虑，活在很深的恐惧里——有工作的怕失业；有老公的怕失去老公；活蹦乱跳的一面担心熬夜对身体不好，一面热烈地谈着愿景；觉得爱情是美好的，但并不确定了解什么是爱情；成功满足了虚荣感的，却又带来患得患失……我一直怀疑，为什么这么努力，却活得这么惴惴不安，究竟是谁在灌输“我能”、“我的地盘要听我的”的人生观？
一个人老呆在一个地方，是看不到偏差的。是不是要离开现在的惶恐，去另一个地方看看？也算机缘巧合吧，去了印度，同行的还有4个人，艺术青年、广告人、艺术青年的家属、我的家属。去之前听到很多来自印度的谣言，于是大家准备了很多东西，榨菜、腊肠、火腿肠、方便面……我跟他们说，其实我们唯一需要准备的，是一颗随机应变的心。
德里街头
下飞机，入关足足等了两个小时，看见的全是外国人，所有人都抱着那种蠢蠢欲动的心来到印度。大家脸上居然都是一模一样的表情，仿佛人人都企盼着穿上拖鞋，买一块纱巾披在身上，赶紧拍张照片给那些还在办公室格子间里的人炫耀。第一天晚上，我闻到了印度马路边的牛粪味，觉得很好闻——其实中国牛粪味也很好闻，难道印度的牛粪就比中国的牛粪香吗？这绝对是一种恶俗的小资产阶级情怀在作祟。我当时就做出了反省。
我们5个人看着妹尾河童的《窥视印度》设计行程，一开始就列出了十几个地方要去，到了印度发现不合理，又砍掉了大部分，工作时间很少，我们那天刚打听清楚，没票了！我们很烦躁，不习惯那样的工作节奏，但是我立刻提醒自己：难道到印度不就是为了要慢吗？于是我和一个朋友坐在马路边抽烟，观看人来人往，有两件事情让我诧异。一是街上有很多乞丐，乞丐脸上都是笑，二是印度人喜欢席地而坐，一坐就是两个小时，也没有浪费时间的焦虑。但是我们周遭呢，今天一天都不干点什么，会觉得自己好堕落哦！原来速度是阻碍我们达成平和的主要原因。
我在街上看狗四脚朝天睡觉，看牛在马路上走。印度的马路很神气，同时能看到狗、马、吉普车、小轿车、非常挤的公共汽车，还有猴子跑来跑去……其实只要坐在路边就会发现很多东西。我想，我们不应该太赶路，去不了太多城市就呆在一两个城市。
德里总统府广场
这天我们去德里总统府广场，有点像北京天安门，最大的差别在于那一大片是草坪和树，就像一个森林公园，在那里我又看见了草坪上的人，一群一群躺在草坪上——我就没有见过有人躺在天安门广场。我发现一对年轻男女，男孩子盘腿坐着，女孩子用草弄着男孩子的鼻子，我观察了5分钟，如是这般。要知道，对我们来说，很多事情从开始到结束都用了5分钟。
我们的司机是印度人，我问他多大了，他说25岁。我的当地朋友很诧异，才25吗？我说难道你雇用他的时候没看身份证吗？他说，印度是没有身份证的，也没有户籍制度，他们想去哪待着都可以。但是这个国家也没有乱啊！
“你幸福吗？”我问司机。“不错。”
“你老婆漂亮吗？”“漂亮。”
“是自由恋爱吗？”“父母介绍的。”
“你结婚前见过她吗？”“没有。”
那么多人自由恋爱，却天天为婚姻爱情而挣扎、痛苦、焦虑、反抗；为什么他们就没有呢？
泰姬陵
要去泰姬陵。我怕等买票无聊，就从朋友那里借了一本中文书，印度哲学家克里希那穆提的《谋生之道》，书里提到一个很有趣的观点，我们为什么要活着？我们工作的目的是什么？作者建议每一个人都问问自己，做这件事是为了什么？我觉得他的问题是有意义的。企业家到底是为了什么，赚钱吗？显然不是。赚钱只是你做成了一件事情的结果而已，那这事情是什么呢？是为某些人作出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帮助别人实现他们的愿望。
在泰姬陵，我看到一个非常宏伟的建筑，那是一个国王为自己心爱的女人修建的陵墓。我沿着城墙走了一大圈，然后盘腿坐在一颗大树下，远处的泰姬陵在我眼中跟明信片里的一样，所以我觉得不需要拍照。我们大部分时候都很视觉化，忽略了许多感受，把眼睛闭上，才能闻到空气里的味道；才会听到嗡嗡的鸟的声；感受到草里的虫子在扒你的那种痒痒的滋味。
他们都在逛，我坐在那里，坐累了，干脆平躺下来睡了一觉。睡醒一觉，朋友说走啦走啦，我就站起来走。出门的时候，我们忽然发现树上有很多松鼠，当你留心观察松鼠，你会发现每只松鼠都不一样，有的像小孩很单纯，有的像成功的企业家，有的很淫荡，在勾引别的松鼠，有的就很没有安全感，拿到食物就跑，叼到很远的地方找个小角落吃……
克久拉霍
我们去一个很小的城镇克久拉霍，那里有着名的爱庙。在那里，我又躺在地上睡了一觉。太舒服了！阳光恰到好处，暖暖的。我旁边还有一只大狗，仰面朝天跟我一起睡。睡醒大家去吃饭，爱庙外面有颗大树，大得有张餐桌立在上面，还有把梯子用于上下。我们刚坐下来，鸟乌压压一片，漫天飞过，原以为是麻雀，没想到竟是大鹦鹉！那顿饭吃得酣畅淋漓。吃饱饭，闲逛的路上有家纺织品店，女人们疯狂地冲了进去。我在门口碰见一个小男孩，他的眼神非常坚定。我跟他聊天。他说他是练瑜伽的，每天早上身体“干净”的时候，他要做2个小时的功课。他还说，过程中更多的时候他是在思考两个问题：一，我是谁，我要做什么？二，我能不能不做？这和我在“网络”想的问题一模一样！每天我都反复问自己，我在做什么，或者说不做什么。小男孩很小，看着他你会觉得这个国家很有趣。
小男孩说自己有个师傅，know
everything。我们就跟着他去了。又是一家纺织品店，里面有位长者，我们席地而坐，他一个一个地讲。为了混淆他，我故意和一个无关女性勾肩搭背，长者却指着我太太说，她对你会很有帮助。他还说我应该做更重要的事情。我说我已经很重要了。他说不是的。
第二天本来要去另一个陵庙的，但我们睡到下午两点。结果那个晚上反倒睡不着，我爬起来，躲到游泳池，想找烟抽又找不到，无所事事。一束强烈电光照过来，是酒店晚上巡夜的保安。我说，有烟吗？他居然从腰包里抽出两根给我，他总共也就3根烟。
抽了一根，我开始在酒店里逛，在酒店大堂发现一部电脑。就在那里，我看到了陈晓旭出家的消息。我很欣赏陈晓旭，不管什么原因她做了自己的选择。可是后来舆论……余秋雨有句话讲得非常好：一群没有信仰的人在点评一个有信仰的人。这些没有信仰的人却是如此地站在正义和真理的这一边，对别人指手画脚，他们才是真正的可怜虫。
瓦莱纳西
我们去了恒河边上的小城市瓦莱纳西，据说印度人千方百计都想去那里。英语说得很好的三轮车夫说，我们是他拉到的第一批中国人。
我们穿过小巷，走到恒河边，船夫带着我们看恒河的落日。我们逆流而上，看见很多人在生火烧东西，定睛一看，是在火化尸体。《西游记》里唐僧最后一难不是被推到水里，然后很多尸体漂起来吗？恒河就是这样的。恒河边有很多没有窗户的房子，让人可以爬到那里等死。而就在距离他们下游500米处，很多人在沐浴洗漱。一个朋友，平时有点“坏”的一个人，老喜欢说些“沟女”的事情，突然神色黯然。我说你怎么了。他说他很感慨，印度人即使是文盲，都知道在哪里死，中国人却不知道。
恒河边上人人念经、沐浴。坦白说，那些咒语……哪怕你反复念“可口可乐”，也会达到安神的目的。但是我在那些人脸上看到了虔诚，他愿意相信自己是处在规则里的，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知道自己要去哪里。这在某种程度上回应了我们的焦虑，我们在快速的离心的转动中，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所以会担忧。所有的恐惧来自不确定。
就像余华在《兄弟》里说的，一个中国人40年里看到了一个欧洲人的400年。在这么一个社会发展，定力不足是所有患得患失、所有无所适从的根本原因。从印度回来，我跟许知远聊这个话题，他刚刚写了一篇文章《崭新的传统》。他说传统让我们处在一个历史河流里面，由于我们和传统割裂，所以我们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的，要去哪里。
想法
我们这一辈人其实是没有传统的。由于经历了特殊的历史时期，绝大多数同辈人没有办法从父母那里得到传统。很多东西是不能从学校学到的，那种标准化、批量化的模式化的课本不可能把人培养成完整的人。我的父母不能给我任何指导，我那天跟我爸妈说，我所有的人生选择都是在他们的建议前加了个负号。中国这个个人的时代让人可以迅速改变自己的生活，突破自己的阶级，但是也让很多人在突破了之后无所适从。我确信社会需要相对传统的脉络，这样才可以真正达到和谐社会。
这次印度之旅，我看到了传统的力量。传统给印度带来了极其发达的产业，我在飞机上看当地的报纸和杂志，话题非常具有全球视野。是什么东西在支撑这个国家？是梦想和趣味。印度今年的财经预算里有一部分叫做“dreambudget"，包括媒体产业、游戏产业、互联网产业、文化产业……这个国家的预算里有一部分支付给国民的梦想，而他的梦想与传统相关联，是前人的后续，后人的前身。创意产业的本质其实不在创意，它会给人们一个误导，认为标新立异是这个产业的核心。错了！印度电影到现在也没有太多的故事，还是在讲爱情。它诉求的是人类恒久不变的追求和梦想。一个好的意识形态产品不需要很有创意，但需要很有感情，要符合人基本面上的欲望。所有的创新都是基于一个旧的，例如一根铅笔和一个橡皮擦组在一起就成了橡皮铅笔。
这次印度之旅，我更加清楚，当明白自己要做的事情时，任何工具都可以使用，或许我会去主持电视台节目，或许我会做一个出版物，重点不是你充当什么角色，而是背后的逻辑。当你明白想要什么东西的时候，你就能从空气里面抓到想要的东西。心念一闪，震动四方。
这次印度之旅，我重新寻找自己，重新理解自己。去印度之前，离开“网络”的想法是有的，但我还在犹豫。从印度回来，我想清楚了。
（注：2007年5月，梁冬正式从网络离职。不久后，他创立正安中医，以传承中医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为使命，全身心致力于中国古老中医学的传承研习与传播推广。）

⑽ 第三次中东战争和印度的关系

没有太大的关系
第三次中东战争和印度的关系并不大。但是，这场战争也多少牵涉到一些印度元素在其中。
首先，在当时的联合国军队中，有部分印度军队。而以色列方面则认为，印度在政治上有倾向于埃及的嫌疑。后来当战争爆发时，时任联合国第三任秘书长的吴丹在埃及封闭了蒂郎海峡和驱逐联合国维和部队后，要求将联合国军队向以色列方面移动时，遭到了以色列的拒绝。因为以色列方面认为，此举有可能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遭到破坏以及军事机密被泄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