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印度的什么宗教传入我国

Ⅰ 佛教是什么朝代传入我国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产生于公元前六世纪的古印度，公元前三世纪被定为印度国教，并开始向国外传播。佛教传入中国后，对中国人的思想意识、民族关系、文化艺术、风俗习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然而，对于佛教传人中国的时间，学术界众说纷坛，至今未能统一。归纳起来，大致有六说。
“先秦说”。此说以晋代王嘉《拾遗记》的记载为依据。据载，燕昭王七年（前3O5），印度有道术人名尸罗，历经五年，千里跋涉来到燕都。清代有学者认为，这是“佛法入中国之始”（《茶香室丛钞》卷十三）。以上文所述，佛教于公元前三世纪方始外传，而公元前四世纪已有印度僧人来华，显然是讲不通的。唐代和尚道宣在《感应记》中根据《列子·仲尼篇》“丘闻西方有圣人焉”之语，断言“孔子深知佛为大圣”，即春秋时代已有佛教传入。而考诸中印古代史料，佛祖释迎牟尼仅长孔于十余岁，比孔子早死数年，两人是同时代人。孔子在世时，佛教也尚处初创阶段，因此说孔子知佛也是靠不住的。
其余五说为“秦朝说”、“西汉武帝时期说”、“西汉末说”、“四汉末东汉初说”和“东汉初说”。前二说因为史料不可靠或不够允分，未受到学术界特别重视。后三说四年代相近，又都有正史、野史材料作证，各执一辞，难分高下。其中尤以“东汉初说”，流传最广，影响最大。佛教界一直有汉明帝求法，佛教初传的史话。相传在东汉永平七年（64），明帝梦见神人身披金光飞于殿前，第二天，他就向大臣询问此神的来历。太史傅毅回答说：西方有一位名叫“佛”的神仙，陛下梦见的恐怕就是他。明帝十分羡慕，就派蔡愔、秦景等人到西域求佛法。三年后，他们到达西域的大月支国，遇到两位高僧迦叶摩腾和竺法兰，便邀请他们来华。迦叶摩腾、竺法兰接受了邀请，携带佛像经卷，用白马驮着，来到洛阳。明帝特意建造白马寺供他们居住。在寺中，二位高僧译出《四十二章经》，一般认为这是中土最早的佛经译本。自西晋以来，汉明帝求法说，一直在佛教徒中盛传不衰。但现代佛教史家却颇怀疑其人其事，理由是：一，所谓感梦遣使之说，显然是带有神奇色彩的传闻。二，汉明帝求法的年代，说法很不一致，如感梦之年有永平三年、四年、七年之异，遣使之年有永平七年、十年、十八年之别，说明没有可靠的材料可资定论。三，明帝派遣的使者也有多种说法。有说出使者为张骞、秦景、王遵；有说蔡愔、秦景同行，或秦景、王遵同去。总之十分不确切。四，对佛经的传译也颇多疑问，如《四十二章经》是否汉代所译？是译本还是抄本？译者到底是谁？都无法定论。
纷繁诸说，都不是出自凭空臆造。要定出一说，也实非易事。目前一般流行的说法是佛教在两汉之际即公历纪元前后传入中国。

Ⅱ 佛教是公元前6至5世纪由古印度释牟尼创立的在什么时候传入中国

据历史记载，应该是秦朝就有穗腊宽陆陆续续的佛教法师进入中国。

不过公认的正规的时间，根据《四十二章经序》、《牟子理惑论》等多种典籍的记载，东汉永平年间(公元58—75年)，汉明帝刘庄在永平七年（公元64年）于夜晚梦见一位神人，全身金色，项有日光，在殿前飞绕而行。第二天会集群臣，问：“这是什么神？”当时学识渊博的大臣傅毅回答道：“听说西方有号称‘佛’的得道者，能飞行于虚空，神通广大，陛下所梦见的想必就是佛。”第二年，汉明帝派遣蔡愔（yīn）博士及弟子秦景等十人远征西域求法。使团到达大月氏国后，抄得佛经42章（这就是着名的《四十二章经》），并于永平十年(公元67年)，在当地遇见高僧迦摄摩腾、竺法兰，邀请二师来汉地传播佛教。二师接受邀请，用白马驮着佛像和经卷，随蔡愔一行来到洛阳。汉明帝对他们的到来表示欢迎，永平十一年（公元68年），专门为之建立佛寺，命名“白马寺”。白马寺是我国汉地最早的佛寺，取回的佛经则收藏于皇室局乱图书档案馆“兰台石室”中。这就是“白马驮经”的故事。

应该说正式传入猜亮中国的时间，是公元68年。

洛阳白马寺和当年驮经的白马雕像

Ⅲ 起源于印度的佛教在何时传到我国古代中印文化

当印度佛教兴盛之时，阿育王派遣众多传教师到四方传布佛教教义，弘扬佛法。于是，佛教开始在印度以外的地区，如斯里兰卡、缅甸以及中亚、西域一带传播，印度佛教终于成为世界性宗教。佛教究竟在什么时候传入中国，历来有多种的说法。大致可以推断，随着汉朝与西域交通的开拓发展，佛教逐渐经由中亚、西域一带进入我国。因此，自东汉以来，中国就已接触佛教，三国、两晋以前是佛教传入的适应期，南北朝更成为佛教译经事业的高峰。隋唐时期更是达到了历史的顶峰。发挥出了灿烂的佛教文化光辉，确立了中国佛教的八大宗派。历经二千年的发展，由于历代祖师的播种耕耘，由印度传来的佛教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与结果，正式成为中国的佛教。

◆夜梦金人的汉明帝
佛教传入的情形，有各种不同的史料记载，有的说秦始皇时有沙门室利房等十八人携带佛经来到咸阳城，却遭到拘捕下狱的不幸命运；有的说汉武帝派霍去病攻打西域，曾掳获一尊金人，带回汉土，武帝将其供奉在甘泉宫，当时以为金人就是佛像；也有的提到，汉哀帝元寿元年(西元前二年)，博士弟子景卢曾接受大月氏王的使者伊存口授佛经，以上这些说法，都是佛教初传时期的传闻。
但在各种史料中，以东汉明帝夜梦金人的故事最为人津津乐道。
永平十年(公元六十七年)，明帝梦见一位金人，身长六丈，相貌庄严美好，全身金光灿烂，在金鸾殿的上空飞翔。梦醒之后，明帝遍问群臣，所梦金人到底是什么？太使傅毅答说：“臣听说《周书异记》中有一段记载：周昭王即位二十四年甲寅岁四月八日平旦时分，所有江河泉池忽然泛升高涨，四处的井水也溢出来，狂风大作，宫殿、房舍、山川、大地也都震动起来。到了夜晚，有五色光芒入贯太微，在西方遍布成青红色。当时，昭王问太使苏由：‘这是什么祥瑞？’苏由回答说：‘西方有大圣人诞生。’昭王问：‘对天下有何影响？’苏由答道：‘此时没有，一千年后声教被及此土。’于是昭王即派人把这件事情镌刻在石头上，埋在南郊的天祠前。如果以年代计算，刚好就是当今之时，陛下所梦的金人，想必就是西方大圣人无疑。”由于这个因缘，明帝便派遣使者蔡愔、秦景、王遵等十八人西行到印度求佛法。

奉命出使西域的蔡愔，路过大月氏国，遇到了迦摄摩腾与竺法兰两位高僧，这是历史上空前的际遇，可以说，由于汉明帝一梦，从此促成了中国向西方求取佛法而开通西域的现实需要，佛教也因此在中国展开了历史的第一页。

◆迎接第一尊佛像
迦摄摩腾与竺法兰两位西域高僧随着蔡愔等人，用白马驮着佛像图卷轴及《四十二章经》等，自西域到中国弘扬佛法，这时是永平十年十二月三十日。蔡愔等人将携回的佛像呈给明帝。明帝一见，正与梦中的金人相同，惊喜万分，令人临摹多幅，分别供奉在南宫清凉台及高阳门显节寿陵上，这是中国历史上记载有佛像的开始。
蔡愔等人所带回的图卷中描绘的佛像，正是当年优填王派人以栴檀木雕刻的释迦像的画像。

◆最初东来的印度高僧
迦摄摩腾是中印度人，精通大小乘经典。竺法兰也是中印度人，能够诵出几万章的经论。他们随着汉明帝的使者来到洛阳传教，并受到明帝隆重欢迎。西域高僧迦摄摩腾与竺法兰远自西域而来的事，引起当时道士的惶恐不安，千方百计阻止皇帝允许佛教传入，故有一场轰动的佛道比试。 最终以佛教胜利而圆满。佛教从此流传天下。
在那个时代，佛教的出现，令当时的人耳目一新。最初，汉明帝以极隆重的仪式亲自迎奉两位高僧，招待他们住在洛阳鸿胪寺。“鸿胪”，本来是掌管诸侯和外国来朝觐者所住的宾馆；“寺”，原本是当时官署的名称。经过佛道比试之后，明帝敕旨将鸿胪寺改名为白马寺，用以赞扬两位高僧以白马驮经来到洛阳，因此取名“白马寺”。
然而，据《梁高僧传》卷一记载，“白马寺”的命名由来是：相传，某天竺国的国王，曾破坏诸寺，仅有招提寺尚未遭损毁，夜裏有一匹白马绕塔悲鸣。此事传至国王耳裏，国王乃令中止破坏寺庙，因此改招提寺为白马寺。据说，汉明帝就是沿用这个天竺白马寺的典故，把寺名取为白马寺。
明帝除了在寺中安置佛像，并明令该寺为迦摄摩腾与竺法兰的安居处所，所以后代僧尼的住所就通称为寺。白马寺因而成为中国的第一座佛寺。

◆汉译佛经的滥觞
迦摄摩腾与竺法兰熟闇西域方言，到洛阳后开始学习汉语，随后翻译出《四十二章经》等。汉明帝曾敕令将《四十二章经》收藏在朝廷藏书的兰台中。《四十二章经》，旨在宣扬佛教的基本教义，被推崇为中国第一部汉译佛经。

◆禅经的最初译者
自从汉武帝时代开拓西域，“丝绸之路”成为一条贯通中西的贸易孔道，往往伴随着贸易而进行文化交流、宗教传播。许多西域、天竺僧侣随着商队来到中国，成为中国佛教的播种者、拓荒者。

继迦摄摩腾与竺法兰之后，来华的西域高僧有安息国(古波斯，今伊朗)的安世高，月氏国的支娄迦谶、支谦，康居国的康僧会，以及印度的昙柯迦罗等人。因为他们都是西域人或印度人，在不熟悉汉语，又缺乏原典的情况下，只能根据他们口述的经文大意，再由中国人记录为文字。借由初期译经僧的译文来弘传佛法，中国人开始接受佛教的思想与知识。
继第一部《四十二章经》译出后，译经僧来华愈多，也开始有完整经论的翻译。据载：安世高放弃安息国王位而出家求道，他原本就通晓天文与医术，又博综经藏，尤精于阿毗昙学，一生奉持禅经；来到中国后，很快地学会了汉语，从桓帝建和年间到灵帝建宁年间(一四八～一七二)，共二十几年，翻译了许多佛经。其中，较重要而且有影响力的是：《安般守意经》、《阴持入经》、《大小十二门经》、《道地经》、《人本欲生经》等。当时各译经僧所传译的诸经，或有谬误的情形，而安世高所译的经典，义理明晰，文字允正，是佛教传入初期译经僧中的翘楚。他译的经典多属小乘，以宣扬法数与禅观为主，如《安般守意经》是一部禅定修行的指南书，经中指出数息、相随、止、观、还、净等六阶段禅法的过程。关于数息的方法，带给中国佛教的影响很深。法数，即阿毗昙(阿毘达磨)，就是佛教的基本教义以“数”的形式将教法加以分类，如四圣谛、五蕴、八正道、十二因缘等。可以说，继迦摄摩腾、竺法兰之后，在中国佛教史上，安世高是以最初翻译经典而享有盛名的。

◆般若经典的初译
与安世高的翻译禅学经典占有同样开创意义的，翻译大乘般若学系统经典的是支娄迦谶。支娄迦谶，又称支谶，他也是东汉桓帝末年来到洛阳，而在灵帝光和、中平年间(一七八～一八九)译出《道行般若经》及《般舟三昧经》等共十四部。其中，《道行般若经》对弘扬般若思想，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传教江南的先锋
支谦是月氏的后裔，他的祖父早在汉灵帝时就率众数百人来华，因此受封为率善中郎将。支谦名越，字恭明，是一位居士，曾受业于支娄迦谶的门徒支亮。支娄迦谶、支亮、支谦三人，被世人称为“三支”，有“天下博知，不出三支”的美誉。他住吴国三十多年，先后受到吴主孙权、孙亮的礼遇，拜为博士。他译有《大明度无极经》、《大般泥洹经》、《维摩诘经》、《首楞严经》、《大阿弥陀经》等，一共三十六部。由支娄迦谶介绍的《般若经》，得到支谦的大力弘扬，形成所谓的“般若学派”，与安世高的“禅学派”成为初期佛教弘传的两大主流。
最早把佛教传到江南一带的是支谦，继支谦之后，使佛教在江南扎根的是康僧会。康僧会的祖先是康居人，后来世居印度，其父亲因经商移居交趾。十几岁时，父母双亡，便在交趾出家，广读佛书，并博览儒家和方技之书，能文善辩。吴赤乌十年(二四七)，康僧会从交趾来到建业，从安世高的弟子受业，学习安世高所传的小乘禅法，与陈慧共同注解《安般守意经》。
康僧会在建业，除译经以外，立志要把佛法传播于江南，所以比较重视对一般民众的度化。他建造茅屋，设立佛像，常在市井之间托钵弘法。但是吴候孙权对康僧会惊服不已，因而发心建造佛塔，供养佛舍利。支持佛教在江南的弘扬。

这些都代表江南佛教逐渐兴盛的情形。因为首次在江南建寺，故称建初寺，这就是江南的第一座佛寺。孙权把建初寺一带之地命名为佛陀里，江南佛法因此兴起，康僧会的贡献应居首功。

◆汉僧入道的开始
魏国初期对于宗教活动曾经明令禁止，但初传入的佛教依然在民间默默流传。到中期以后，禁令放宽，促使印度和西域来的僧侣又在洛阳积极从事译经和传教活动。第一位翻译戒律经典的昙柯迦罗，在魏嘉平年间(二四九～二五四)从中印度来到洛阳。魏地原来就有出家人，但没有受具足戒，只是剃除须发，外貌上不同于一般人而已，他们举行斋戒，从事祭祀。昙柯迦罗来魏以后，目睹这种情况，译出《僧祇戒本》，是第一部汉译律本。因此，昙柯迦罗也被后世尊为中国律宗之祖。他创立传戒制度，使剃度的出家人正式受戒，成为真正的出家僧侣，朱士行就是当中最为知名的一位。根据史料记载，严佛调是中国第一位华籍出家人，而朱士行才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位正式受戒的出家人。

从汉末到三国，主要是透过这些印度、西域来华的高僧大德译经弘教，使佛教经典与佛教思想逐渐在中国播下种子。但在初传期间，佛教与中国固有的文化思想，如儒、道两家，必须经过一段适应的过程，才能融入中国文化社会当中，成为中国的佛教。当佛教逐渐传播于民间之后，信仰的人越来越多，知识分子也在其后将近百年间，接受佛学思想，使佛教思想与中国文化思想完全融和。真正为中国佛教奠定深厚根基的，则是魏晋南北朝的印度高僧佛图澄、西域高僧鸠摩罗什，以及中国的道安、慧远、僧肇等几位高僧的卓越贡献。

佛教自东汉明帝永平年间(西元一世纪顷)传入我国，历经百年，到桓帝、灵帝时期才有长足的发展。然而初期传译的经典，都由西域间接传来，译经诸师既不通汉语，笔述者也未必精通教义，故难免有错误或未能尽善的缺憾。所以朱士行说：“文意隐质，诸未尽善。”《宋高僧传》卷三赞宁论述初期译经的情形是：“初则梵客华僧听言揣意，方圆共凿，金石难和，椀配世间，摆名三昧，咫尺千里，觌面难通。”因此，历代高僧冒千险，历万难，非西行求得正法，则不能安心。

古代西行者，多数走陆路，经甘肃走廊、天山南路，入帕米尔高原，过克什米尔，再南下赴印度；也有少数走海路的，经南海，过麻六甲海峡，到斯里兰卡和印度。以陆路一线为主，当时虽有商路可通，但困难重重。除了大漠与高山的险恶外，加上汉人求法僧侣多缺资财，不谙各地语言，只有少数人结伴前行，更加艰难。

求法者艰苦备至，饱尝九死一生之苦，有些人劳顿积苦，客死荒途；有些人中途折返；有些人只到了于阗、高昌诸国；有些人久居他乡而归不得。见于记载的，则是不畏死亡，风尘仆仆在路途上的极少数人；更多人是赍志以殁，或永远的隐姓埋名了。在这些无以计数的西行求法高僧中，能够留芳千古的，以法显、玄奘和义净等三位高僧最为着名。

西行求法，先后达五百年，最热烈时期，也有两世纪之久，求法高僧多达一百八十人。最早西行求法的，就是我国第一位出家受具足戒的朱士行。继朱士行之后，东晋的西行求法高僧之中，致力于蒐集经典者有支法领，师事印度高僧受教者有于法兰与智严，寻访圣迹者有宝云、智猛等人。西行高僧大多天资卓绝，学养丰硕，所以能吸收异国思想，也善能参究佛典奥义。他们不只带回大批梵典，对译经事业贡献钜大，同时传播中国文化于国外，并且把印度的天文、历法、医学、因明、工艺等传入中国。就隋唐时代而言，印度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力极大极深。西行者游历诸国的记录，如法显《佛国记》、玄奘《大唐西域记》、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等书，所记西域及南海各国人种、宗教、文化、语言、政经、地理等资料，不只有助于当代国防军政的研究，并且也成为后世研究历史文化、地理及南海文化的重要史料。

◆最初西行求法的朱士行

早在东汉末年，有支谶和竺佛朔译出《道行般若经》，朱士行在甘露五年(二六〇年)出家之前，已在洛阳研究和讲解该经，然发现译文的文句简略，义理艰涩，前后不能贯通。所以矢志捐身，前往西域求取《大品般若经》的梵文原本。

朱士行在曹魏甘露五年从雍州(陕西、甘肃)出发，通过河西走廊到敦煌，经西域南道，横渡流沙，直抵于阗国。于阗是天山南路南道的东西交通要道，印度佛教经由此地传到我国内地，此地大乘虽广为流行，但居正统的仍是小乘。

朱士行在于阗抄录《大品般若经》的梵本，共有九十章，总计六十万言，他想派遣弟子弗如檀等十人将该经送回洛阳。弟子弗如檀终于在晋太康三年(二八二)将该经送回洛阳，前后达二十馀年。元康元年(二九一)，由无罗叉、竺叔兰等人合力译成汉本，取名为《放光般若经》。朱士行以八十高龄终老于阗。

后世着名的佛教学者，都对朱士行西行求法的壮举给予极高的评价，他们一致认为，从汉僧西行求法的历史来看，朱士行可说是开创风气的先锋，当时通往西域的道路十分难走，又乏人引导，朱士行只凭一片真诚，竟然达到了目的，这种热忱足以和后来的法显、玄奘媲美。他求法的经典虽然只限于《大品般若经》一种，译出也不够完全，但对于当时的义学影响却很大，所以翻译佛典的风气随即风行于京华一带，凡是有心讲习者都奉为圭臬。
朱士行西行的贡献是求得《大品般若经》，从而在我国开启了义学的先河；同时将西域佛教传入我国，也促进了东西政治、文化的交流。

◆敦煌菩萨竺法护

在鸠摩罗什大师尚未来到中国以前，中国佛教初期最伟大的译经家就是竺法护。大乘佛教的中心，最重要的经典《法华经》，也是竺法护以《正法华经》为题第一次译出，流布于世。鸠摩罗什以前，到中国的译经僧虽然很多，但以译经部数来看，竺法护的成绩最为可观。

竺法护，月氏国人，世居敦煌郡，八岁出家，礼印度高僧为师，随师姓“竺”，具有过目不忘的能力，读经能日诵万言。为了立志于求学，不辞辛劳，万里寻师，不但精通六经，且涉猎百家之说。

晋武帝泰始年间(二六五～二七四)，寺院、图像、佛像等，普遍受到崇敬，然《般若经》等方等部的经典还在西域，未能完全传布于中国。竺法护发愤立志弘法，随师游历西域诸国。据载，他能通达西域三十六国语言，熟谙印度、西域各国的字体、发音等，具备这样的能力，确立了他翻译经典的基础。

竺法护为求《般若经》，随师从敦煌经西域南道，先往于阗国，再到疏勒，转往西域北道，经龟兹而回敦煌，完成西域一周之旅。大致游历了安息、月氏、大秦、剑浮、龟兹、于阗、疏勒、鄯善、焉耆、匈奴、鲜卑等十几个地方。依传记所载，他携带大批胡本回中原的途中，从敦煌到长安之间，随时随地都在从事译经工作。总计一生游化二十馀年，在武帝太康五年(二八四)译出《修行道地经》、《阿惟越致遮经》，其后，直到怀帝永嘉二年(三○八)为止，共有二十几年岁月，便是他在长安积极从事翻译事业的颠峰时期。竺法护从最初译经到晚年，在译经事业上得到许多得力助手，如聂承远、聂道真、帛元信、竺法首、陈士伦、孙伯虎、虞世雅等人，都担任润笔译校的工作。总计竺法护翻译的经典共有一五四部三○九卷(《出三藏记集》载)，其中，流传较普遍的是《方等泥洹经》、《光赞般若经》、《渐备一切智经》、《舍利弗悔过经》、《普曜经》等。竺法护的晚年，世局动乱，以七十八高龄入寂，穷其一生心力从事译经大业，是一位伟大的译经家。

◆横渡沙漠游历印度的法显大师

法显，俗姓龚，平阳郡武阳(山西临汾)人。幼年时，三个兄弟先后夭折，父母惟恐法显也遭遇不测，在三岁时就让他剃度为沙弥，但仍住在家中。后因患病将死，才将他送往寺院。病愈之后，法显就不再返回俗家。二十岁受具足戒，慨叹律藏残缺，因而发愿前往西域、印度寻求戒律原典。

东晋隆安三年(三九九)，法显约同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人，由长安出发，取道河西走廊，行到张掖。适逢张掖大乱，道路不通，张掖王慇勤挽留，竭诚护持供养他，法显因而在此结夏安居。

在张掖期间，一行人又加入了智严、慧简、僧绍、宝云、僧景等人，彼此结伴，向西前进至敦煌。敦煌位于河西走廊的最西端，一出敦煌，就是一片广大无垠的沙漠，幸而当时有太守李浩供给横渡沙漠的资粮，法显等人于是与智严、宝云等分别随使先行。沙漠之中，气候酷热，多恶风，沿途所经，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目所极，茫然一片，只凭偶而见到的枯骨为标帜。后经鄯善国(今新疆鄯善)、乌夷国(今新疆焉耆)，与宝云等一行人相逢。当时的乌夷国奉行小乘教，一般居民不知礼仪，拒绝资助求法的费用，智严、慧简、慧嵬遂转向高昌(今新疆吐鲁番)求助，而法显等人则得到符公孙的供给，又继续向西南方前进。在杳无人烟的沙漠中横渡，实为艰难困苦，一行人走了一个多月后，终于到达于阗国(今新疆和阗)。此地物产丰饶，人民信仰大乘佛法，法显等人因而受到优厚的礼遇。不久，慧景、道整随着慧达先出发前往竭叉国，法显等人则滞留在于阗国三个月，主要是为了观看从四月一日到十四日的行像盛会。结束后，僧绍独自一人随胡僧到罽宾，法显等人则经子合国，南行入葱岭，到达麾国过夏。其后，法显等人再翻山越岭，经过了二十五天，到达与印度接境的竭叉国，与慧景等人会合，并参加国王所举行的五年大施会。

东晋安帝元兴元年(四○二)，法显等人向北印度前进，越过葱岭，地势惊险，常有恶龙吐毒风，又经年飘雪，当地人称为雪山。到北印度境内的阮历国后，一行人又沿着葱岭向西南行，山路崎岖，千仞石壁，万丈绝崖。法显等人战战兢兢地攀过了七百多所简陋艰险的梯道，踏踩绳桥，越印度河，到达乌苌国，在此结夏安居。然后南下，历宿呵多国、犍陀卫国、竺刹尸罗国，到弗楼沙国，其间，僧景、宝云随慧达回国，慧应在此病故。法显独自前往那竭国，与慧景、道整会和，并在这里度过严寒的冬天。
元兴二年，法显等三人南度小雪山，忽遇寒风暴起，慧景突感寒疾，气绝身亡，法显抚尸，悲痛难抑。

法显一行越过雪山，又先后经历三十馀国，印度已在望。他们抵达王舍城后，打算前往城东北的灵鹫山礼拜，却遭一僧规劝：“路况不佳，噬人黑狮经常出没，不可前往。”法显说：“我远涉数万里，经历艰险，只有一个心愿，就是参拜佛陀当年说法处，纵有险难，也绝不退缩。”后来法显独自上山，并感化了黑狮。

东晋安帝义熙元年(四○五)，他再回到巴连弗邑，广为搜求经律，当时的北印度诸国皆用口传，并无经本可抄，因此法显再到中印度，在城邑的摩诃僧伽蓝取得《摩诃僧祇律》。据说，这就是祇洹精舍所传的律本，十八部律由其衍生而出，是佛陀在世时，大众所共同奉行的法规。此外，他又得到《萨婆多部钞律》七千偈、《杂阿毗昙心论》六千偈、《綖经》二千五百偈、《方等般泥洹经》五千偈及《摩诃僧祇阿毗昙论》。法显在印度停留期间，也用心学习梵文与梵语，抄得经律等，达成他入印度求律的目的与愿望。同行的道整，远来印度的本意虽然是在求得戒律，但目睹僧团的法则及众僧的威仪严正，深受感动，因而决心留住于此。法显则坚持要把戒律流通到汉土为目的，祇好独自一人回国。法显沿着恒河东下，经瞻波国，于义熙四年到达东印度的印多摩利帝国，停留两年之后，泛海前往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在狮子国停留两年，得到《弥沙塞律》及《长阿含经》、《杂阿含经》、《杂藏》等梵本各一部。

义熙七年，法显搭乘载有二百馀人的商船泛海东行归国，遇风飘泊九十日至耶婆提国(爪哇)，在此住了五个月。

义熙八年，法显再搭乘贸易商船，航向广州，又遇暴风，经八十馀日，才到达长广郡界的崂山(山东青岛)。法显登陆后，青州太守李嶷遣使迎请法显到郡城，热忱款待，法显在此住了一冬一夏。

法显从长安出发时，已经是六十岁左右的“耳顺”之年，一路西行，经六年到达印度中部，停留六年，归程经狮子国等地，又三年才回到青州，前后已经过了十五年，游历三十国。

义熙九年，法显到京都建康，在道场寺与佛驮跋陀罗从事翻译，前后译出《摩诃僧祇律》四十卷、《僧祇比丘戒本》一卷、《僧尼戒本》一卷、《大般泥洹经》六卷、《杂藏经》、《杂阿毘昙心论》等，共计百万馀言。

法显在建康居住数年后，再转往荆州(今湖北江陵)的辛寺，在此圆寂，享寿八十六岁。
法显把西行求法的经历，写成《佛国记》(又称《法显传》)一书，记载求法经验、见闻及游历各国的风土民情、佛教状况等，提供后人西行求法的指南。这本书是我国僧侣旅游印度传记中，现存最古的典籍。书中内容保存有关西域诸国的古代史地资料，为研究西域及南亚地区的古代历史、文化的重要历史文献。至今，《佛国记》仍是世人公认的不朽之作，近代并有英、法、德等译本，备受各国历史学者和考古学者的重视。
法显在佛教史上，不独为佛教的高僧，在我国留学史上也是空前的第一人，他对民族文化贡献与影响，可说是光耀千古。

东晋末年，受法显影响，西行求法者络绎不绝，如康法朗、慧叡、智猛等人西行。南北朝时代西行求法者更为盛行，有昙无竭、昙朗一行二十五人、法力等三人、宝暹一行八人，及道普、道泰、法盛、慧览、道药、法献、惠生、云启等，均独自西行。其中较有成就者，以昙无竭为代表。

继法显之后唐代的玄奘大师再次走上了西行之路，他们都是我国西行求法的代表人物，他们不只在佛教史上功绩卓着，也是文化交流的使者；他们游历印度的史地着作，至今已成为研究中亚、印度文化的重要史料。唐代以后，西行求法者日渐稀少。直到十二世纪回教徒入侵西北印，求法的壮举就从此终止。

西行求法是我国高僧大德向外寻求新思想、新知识所展现的具体行动，他们为了探求佛教教义的完美，翻山越岭，横穿亚洲大陆，周游佛教世界，留给后人为求真理冒险犯难的伟大精神，实为千古的楷模；他们所遗留的着作，更是后代珍藏的文化宝藏。

佛教经典的汉译，历时悠久，卷帙繁复，事业庞大，是我国翻译史上最灿烂光辉的一页。从翻译年代之久远和翻译作品之庞大来说，可以说是世界文化史首屈一指的大业。《四十二章经》是中国第一部翻译的经典，那时正是佛教初传中国的开始。由于佛经的翻译，印度的佛教传入中国，促进了中印文化的交流。

◆历代的译经事业
中国佛教的译经事业悠久，从东汉到唐代中叶，历时八百年左右。中唐以后，仍有大量佛教经典从梵文译成汉文、西藏文，也有从汉文转译成西藏文。中唐前后的这些译经事业及其成果，成为我国佛教典籍文献中的一大宝藏。到了宋、元二代，虽然也有经典的汉译，但数量上显着减少，而且所译的经典多属于印度佛教末期的典籍，或旧译经典的重译、拾遗，对中国佛教的发展而言，影响力也较小。译经事业发展的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汉魏西晋时期──译经的初创时代

第一期佛经的引入，并非直接由印度本土，而是从西域诸国间接传来，如大月氏、安息、康居等地(阿富汗以北到苏俄南部，西到波斯一带)，有许多佛教学僧前来中国。当时翻译所根据的佛典，大多是西域当地的语言或文字写成的，通称为“胡本”或“胡语经典”。
汉代佛经的翻译，主要有大小乘两大系统：一是以来自安息国，以安世高为代表的小乘禅学派；一是以大月氏的支娄迦谶为代表的大乘般若学。可以说，佛教传入中国是大小乘同时并行，从经典翻译的现象来看，正是反映了这个事实。
汉末三国时代的译经僧中，最着名的是来自交趾(祖籍康居)的康僧会，他对江南佛教的传播，影响极深。我国僧侣最早前往西域求法的是朱士行，他从于阗抄写胡本的《大品般若经》九十章，嘱咐弟子带回洛阳，经由竺叔兰与无罗叉译出，称为《放光般若经》。这部经在东晋时代，普遍受到研究。晋代译师中，译经数量最多的，首推西晋的竺法护，共译出大乘经典一五四部三〇九卷，译出时间在西元二六五至二七四年间。竺法护在西元二八六年译出《正法华经》，于是有观音信仰的启发。

二、南北朝、隋时期──译经的进展时代

第二时期，译经高僧不是来自西域，而是从印度来的。他们不但精通梵文，而且兼通汉文。由于诸译师有系统地介绍佛经，分判不同宗论着作，逐步厘定各种义理的汉译名词用语，并且确立了特有的翻译文体。他们的文体不求华美，但求切合原意，这是汉译经典的大幅进展时期。
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有鸠摩罗什、佛驮跋陀罗、真谛等人。

三、唐代时期──译经的全盛时代

第三时期的译经事业，与前两期最大的不同，在于这时期是由中国高僧所主导，为佛教经典的汉译与宗派的建立缔造了佳绩。典型代表是玄奘及义净两位高僧。他们曾在印度居住十几、二十年，不但精通梵文，佛学造诣更是博大精深。此外，善无畏、不空翻译大量的密宗经典，也是这个时期的特色。第三期不但是国人译经达到巅峰的时期，同时也是佛教的全盛时期。此后，一直到宋、元为止的译经事业，都可视为唐代译经制度、组织与规模的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