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印度佛教如何传入中国
汉代，印度佛教传人了中国。在印度，自阿育王于公元前三至二世纪把佛教立为国教之后，佛教便取得了统摄印度思想学术的地位。佛教在中国初传，主要是作为信仰和方术（旧时指医、卜、星、相、炼丹等技术）流行于民间的。佛教被广大知识分子所接受，是从两晋（公元265年至316年为西晋，公元317年至420年为东晋）时期开始的。知识分子特别感兴趣的是佛教的思想理论，尤其是佛教提出的一些中国传统学术较少研究的理论问题。到了南北朝（公元420~589年）时期，佛教的影响越来越大，几乎遍及整个中国。
佛教东传中国，是一种外来宗教向另一个文化高度发达国家的传人。比起佛教来，中国人固有的意识，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有许多明显的优越之处，这就决定了佛教思想对中国人的意识不是“征服”，而只能是“融汇”，即发扬它本身独特的思想内容，补充到中国人的思想、文化中去。经历了近2000年的漫长岁月，佛教已融汇、渗透到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佛教哲学本身蕴藏着极深的智慧，它对字宙人生的洞察，对人类理性的反省，对各种概念的分析，都有其独特与独到之处。在世界观上，佛教否认有至高无上的“神”，认为事物是处在无始无终、无边无际的因果网络之中；在人生观上，佛教强调主体的自觉，并把一己的解脱与拯救人类联系起来。佛学和中国古典哲学交互影响，推动了哲学提出新的命题和新的方法，并以其独特的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给予了人们以新的启发，把人的精神生活推向了一个新的境界。
隋唐时期，佛教的思想体系已发展、演变成十多个派别，比如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宗、华严宗、律宗、禅宗、净土宗、密宗等等，其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在文学方面，学术界有“佛教文学”这一概念。数千卷译自梵文的佛教经典，其中一部分本身就是瑰丽、典雅的文学作品，如《维摩诘经》、《法华经》、《华严经》、《楞严经》等尤为历代文人所喜爱，甚至被人们作为纯粹的文学作品来研读。佛教还为中国文学带来了新的意境、新的文体、新的遣词方法。《法华经》、《维摩诘经》、《百喻经》等直接鼓舞了晋唐小说的创作。般若和禅宗的思想影响了陶渊明（公元365～427年，东晋诗人）、王维（公元701～761年。唐诗人）、白居易、王安石（公元1021~1086年，宋代政治家、思想家、诗人）、苏轼（公元1037～1101年，宋诗人）等大文学家的诗歌创作，大诗人杜甫（公元712～770年）的一些诗篇、特别是人蜀（乾元二年，即公元759年，杜甫弃官，经秦州、同谷人。蜀，投奔严武，定居成都草堂。严武死后，又漂泊夔州）后期的诗作所表现出来的心境，也显然是受到了佛教的影响。唐人传奇（当时兴起的短篇小说）和宋人话本（当时兴起的白话小说）中常讲因果报应、人冥转世、南柯黄粱，这里面的许多东西都不是中国人固有的思想，而搀杂着不少印度人的观念，因此在文学中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情调。
唐代文学中，受印度影响的，除了传奇之外，还有变文。变文是这一时期兴起的一种说唱文学，由韵文和散文交错组成，内容原为佛经故事，后来范围扩大，也讲中国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在中国敦煌石窟中发现的大量变文中，除佛经故事外，就有《孟姜女变文》、《汉将王陵变文》、《伍子胥变文》等等。变文的产生与印度的影响密切相关，变文这种体裁来自印度已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语言是一种最普遍、最直接的文化因素，我们今天仍然广泛使用的许多用语都来自佛教，比如世界、如实、平等、现行、刹那、清规戒律、相对、绝对等等。由于介绍新概念，很自然地输入了许多新词，比如反应佛教基本概念的蕴、谛、因缘、境界、真如、法界、大乘、小乘、业、果、报等等，这一类词中有些是汉语原有的，但在佛典中使用时便赋予了它们全新的含义，应视为新词；有些是外来语的音译词，如佛陀、菩萨、沙门、般若、菩提、波罗蜜、瑜伽、禅、劫等等。除此而外，还有一些佛教的专用词语（包括短语），如真谛、法门、顿悟、化身、变相、不可思议、打成一片、心心相印、举手投足。一针见血等等。其中有些词已经完全融会到汉语中，很难看出外来语的痕迹，比如实际、希望、安乐、形象、消化、傲慢。在唐宋文人的诗文中，使用佛教词语、典故成为一时风气。
由此可见，要研究中国古代的文学、历史、哲学、艺术，不搞清它们与佛教文化的关系及所受影响，就不可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也不可能总结出符合历史实际的规律；若要研究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文化史，也不能不研究佛教。事实上，从公元148年安息僧人安世高来华译经（这标志着一个新的文化运动即佛学的开始）算起，至公元1175年朱熹（公元1130~1200年，宋代唯心主义哲学家）、陆九渊（公元1139~1193年，宋代哲学家）鹅湖之会（宋孝宗淳熙二年即公元1175年，朱善和陆九渊的一个共同朋友吕祖谦，邀请朱、陆二人和两派其他人物在江西的一个名胜鹅湖寺相会，讨论两人思想的异同。这标志着一个新的文化运动即理学的创立）的这1000余年间，正是中华民族文化的辉煌期，也就是中外学者盛赞的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化。这一时期，作为中国哲学思想发展的主流是佛学，其时间之长，声势之大，影响之广，都远非两汉经学（中国的一门包含有丰富哲学内容的古老的学问，它的研究对象是儒家经典，即《易》、《诗》、《书》、《礼》、《乐》、《春秋》等“六经”。《乐》有声无书，所谓“六经”实际上只有“五经”）和宋明理学（宋元明清时期以讨论理气、心性等问题为中心的哲学思潮，又称“道学”）所能比拟（bǐnǐ，比较）。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壤上生根、成长的佛教，不光结构独特，宗派体系各异，而且呈现出不同于印度的气象和特质。有人把中国佛教的特质归纳为：调和性、融摄性和简易性。所谓调和性，是指对佛教外部的不同思想、观点的妥协、依从、迎合、附会，自然更包括对某些类似或一致的观点的赞同、推崇、吸取和融合。所谓融摄性，是指中国佛教统摄内部各类经典和各派学说、统一各地各派学风的特性。中国佛教中真正绵延不绝的是在印度也没有成宗的禅宗和净土宗，尤其是禅宗，更是唐代以后中国佛教的主流。禅宗和净土宗的久远流传是与它们的教义和修行方法的简易分不开的，所以，简易性也是中国佛教区别于印度佛教的重要特色之一。
佛教日益中国化的过程，也就是不断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所吸收和改造的过程。因此，中国佛教的特质，归根结蒂由中国国情所制约和决定。中国佛教特质的形成，自有其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
社会根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的严密统治。中国自秦汉以来，直到清朝灭亡，所实行的始终是专制主义的国家政权，皇帝及其所属的官僚统治机构是地主阶级利益的集中体现，掌握着绝对的政治权力。中国最高的封建统治者往往出于维护自身统治的需要提倡、扶植佛教，也可以出于同样的需要限制甚至毁灭佛教。就是说，封建统治者的佛教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佛教的命运、方向、轨道和特点。
2．以家庭宗法制度为基础的封建伦理关系。“父为子纲，君为巨纲，夫为妻纲”等等纲常名教，形成了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一整套道德规范。“忠”、“孝”是封建社会政治道德领域的两面最高旗帜，是人们生活和行为的最高准则。中国封建社会巨大的伦理关系网络、根深蒂固的道德观念，既是抵制佛教流传的核心力量，也是融化佛教信仰的消融剂。
3．政治上的统一和各民族的融合。这种统一和融合直接推动了统一的佛教的形成。
4．封建统治阶级的变迁和频繁的农民起义、农民战争。中国封建地主阶级有一个演变、发展的过程，到隋唐时代，士族（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地主阶级内部逐渐形成的世代读书做官的大族，在政治经济各方面享有特权）地主渐趋没落，庶族（封建社会里世代平民身份的家族）地主日益兴起，这就促使贵族化色彩较少的佛教宗派得以形成和流传。中国农民人数众多，农民起义不断爆发，也不断遭到失败；农民文化落后，居住分散，劳动繁重，因此，直指心性、顿悟成佛的禅宗和口念阿弥陀佛的净土宗，由于其简易性，很容易被他们所接受并产生广泛影响。
㈡ 印度佛教何时传入中国
1. 印度佛教的传入对于我国历史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 学术界普遍认为，佛教是在西汉末年至东汉初年之间，通过西域地区传入我国的。
3. 文献记载，公元前2年，西汉使者景卢出使大月氏时，曾受到大月氏王派遣的使者伊存口授《浮屠经》。
4. 这一事件被视为佛教初传我国的重要标志，被后人称为“伊存授经”。
㈢ 印度佛教是什么时候传入我国的
汉代与印度交往中，印度佛教传入具有历史性意义。普遍认为，佛教是在西汉末年，东汉初年时由印度从西域传入的。
根据记载，公元前2年，西汉时期的景卢出使大月氏，大月氏王令使伊存口授《浮屠经》。伊存是大月氏使者，景卢受其口授《浮屠经》。这一佛教初传事件被史称“伊存授经”。
㈣ 佛佛教传入中国多少年了
东汉永平十年 公元67年,佛教正式由官方传入中国佛教发源于印度，传到中国后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互相影响、吸收，发展为中国的民族宗教之一，成为中国封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对哲学、文学、艺术等其他文化形态，都发生了深远的多方面的影响。按正式文献记载，佛教在汉朝传来中国
一千九百年左右
㈤ 佛教是如何传入中国的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它是公元前6～前5世纪时由古印度迦毗罗卫国(在今尼泊尔境内)王子乔答摩•悉达多所创立。到公元前3世纪，开始广为传播。佛教传入我国，是通过西域古丝道东来的。西汉末年，西域大月氏派使臣到汉朝，曾给博士弟子景卢“口授浮屠经”。到东汉明帝时，佛教正式传入中国。汉明帝曾派使臣到大月氏去邀请天竺沙门(即和尚)摄摩腾和竺法兰两人携带佛经东来，他们用白马驮着佛经来到东汉都城洛阳，东汉王朝特地修建了白马寺。发展到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流传甚广，影响遍及全国。从此印僧东来布道，汉僧西去求法成为为时数百年人数众多的活动，成为东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篇章。中国和印度两大古代文明产生了具有深刻内涵的汇聚。
从东汉时期开始，由于佛教逐渐通过古丝道传入中国。以希腊、罗马式装饰手法表现印度、罗马题材的犍陀罗艺术也流传到我国新疆地区，给我国的绘画、工艺美术、雕刻和建筑带来了希腊、罗马的风韵。例如，罗布泊南汉代楼兰国都扜泥城的废址米兰，在本世纪初发现了罗马式壁画。壁画中的王子、比丘和有翼天使，以及佛教僧侣，同埃及法雍的画风如出一辙。壁画的画题所表现的应是佛教故事，但构图、色调和绘画技巧则完全是罗马式的。尤其有趣的是，印度佛教故事中善牙太子和王妃所驾的马车，竟是一辆罗马式的驷马车。时代晚于米兰的库车、拜城千佛洞的绘画，亦多为希腊、罗马格调。见于各处的宴饮图中都附有古典希腊艺术中的海马和美人鱼等题材的插图，来源也不外乎是罗马统治下的埃及。在内地，河南唐河汉墓出土的画像石上面，已出现希腊、罗马盛行的有翼的人物和动物，形象十分生动，是属于东汉早期的遗物。这种犍陀罗艺术一直在我国新疆地区流传到8世纪。沿着丝绸之路的南北二道，许多佛寺遗址发现的大型壁画就是希腊、罗马、印度、波斯和中国画法融会的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