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四不像是什么

Ⅰ 印度人将牛供奉为“神”，又不吃牛肉，为何还会有“屠牛节”

提到印度这个国家，大家首先会想到“佛教”、“奇葩”、“神奇”等标签，其实大部分印象都是如此。虽然印度是我们邻国，在历史上也有很多接触，但是他们的文化、思想与我们不同，并且在我们眼中他们的一些做法让人有点搞不懂，例如男性在街上牵手、左右手使用文化等。其中还有“印度牛”的思想，印度人似乎能把什么事情都能与神扯上一点关系，哪怕是刚出生的畸形牛。

作为最大牛肉出口国，印度的牛肉卖的也是相当便宜，主要国内没人吃，无法销售，只好出口到国外，并且水牛供应充足，所贩卖的价格廉价很多。所以受到很多国家的青睐，然而面对印度人对牛分等级这种做法，咱们也不能做什么，这也是他们的一种传统。可是如果换个角度来想的话，假如自己因为是水牛，只有被宰杀的命运，隔壁的近亲瘤牛却可以一直被人尊敬，这样的做法难免有点不妥当。对于印度人不吃牛肉，又杀牛，这种做法你们有何看法？

Ⅱ 佛教为什么会被印度人毁了呢

首先，胡吵佛教起源于天竺，而天竺不等于印度，天竺包含印度与印度周围的很多王朝国家。佛教真正起源地是尼珀尔，佛教从尼珀尔传入印度后，在印度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不过佛教理念和经文，有的人出凳知家人能看得懂分得清，有的出家人看佛经就会觉得互相矛盾和狗屁不通。
于是，佛教派系不同，在印度经过多次相互攻击。而且佛教教义和印度封建王朝背道而驰，印枣做消度王朝崇尚阶级贵贱，佛教崇尚人人平等，王朝自然要压制佛教。结果搞出来了一个印度教，印度教一边奉承印度封建王朝的阶级观念，一边吸取佛教和其它教的理念，这就形成了四不像的印度教。印度残存的佛教都是打着佛幌子，到处收女人的败类，其实都是印度教的。
佛朝传入华夏后，有了很大变革的，不敢随便用人人平等的观念涉政了，要还是老一套，肯定也会被灭光。

Ⅲ “四不像”的环保人士称为是怎样形成的

郭耕，1961年1月出生。自然保护教育科普工作者、现为北京南海子麋鹿苑博物馆副馆长。曾获2000年“地球奖”、2006年“福特汽车环保奖”。

郭耕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贸易系的郭耕曾是一名十分成功的商人。但在1987年，他却毅然放弃了前途似锦的商业生涯，去做了北京濒危动物驯养繁殖中心的一位饲养员。1988年，他首创该中心金丝猴繁殖记录。1989年，他作为中国猴类专家赴爱尔兰工作，着有《世界猿猴一览》一书。

地球上自从35亿年前出现生命以来，已有5亿种生物生存过，如今绝大多数早已消逝。我国由于环境污染导致的损失每年达2，800亿元，物种灭绝亦屡见不鲜。为提醒人们尊重其他生命形式、承认动物生存价值和生命的尊严，1998年，郭耕在北京南郊的麋鹿苑倡导和创建了世界上第一座灭绝动物墓地，还创建了环保双语椅、绿色行为指南、绿色名言牌。他为青少年编写了《自然保护誓言》、《湿地礼赞》、《新保卫黄河》等作品及环保戏剧、环保游戏等，利用冬、夏令营，春、秋游和爱科学月组织数以万计的学生环保活动和生态旅游，使麋鹿苑不仅具有生物多样性物种保护功能，而且具备了户外环境教育的条件。1999年中国科普大会已把麋鹿苑命名为“全国科普教育基地”。

10年来，郭耕多次为中央电视台《动物世界》、《人与自然》译写脚本，经常利用电视、电台等媒体宣传自然保护，在各大、中、小学进行绿色演讲。多年来在各种报刊、杂志上发表环保文章。

郭耕称自己和麋鹿一样，是“四不像”——“像教师不是教师，像作家不是作家，像专家不是专家，像导游不是导游。”

郭耕从小就喜欢动物，从小到大，家里养过鸡、兔、猫、黄鼠狼、猫头鹰等很多小动物，他将动物当成伙伴儿。

1983年，郭耕从中国人民大学商业经济专业毕业后，进入北京一家贸易公司经商。年轻的郭耕凭借个人的努力，在1年里就为公司创收利润100多万元。那一年，郭耕被评为“北京市新长征突击手”。

虽然在商海中很有成就，但是郭耕对商业生涯已经厌倦了。他觉得那个行业里尔虞我诈、虚情假意太多，自己整天都活在一种不真实里。有一天，他所在的公司要和林业部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共同筹划建立一个濒危动物驯养繁殖中心。听到这个消息，郭耕突然意识到这是一个很好的实现理想的机会。1987年，他放弃了商场上的成功，到了北京南郊大兴榆垡东胡林当饲养员。第一天上班，领导让郭耕在灵长类和雉类动物中选择一种饲养，郭耕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灵长类中的金丝猴。每天面对可爱、调皮的猴子，他的工作就是打扫卫生、撮粪、冲洗笼子、切香蕉、蒸窝头这样的重复性劳作。5年里，除了金丝猴，郭耕还养过长臂猿、黑猩猩、猕猴、卷尾猴、蜘蛛猴等南美洲各种大大小小的猴子。

1988年，郭耕首创这个中心金丝猴繁殖记录。1989年，郭耕已经有了丰富的养猴经验，作为中国的猴饲养专家，这一年，原林业部安排郭耕带着他饲养的金丝猴去爱尔兰的首都都柏林展出，与郭耕同去的是一对夫妇——金丝猴壮壮和兰花花。郭耕和金丝猴夫妇受到了热烈的欢迎，都柏林的大街和公共汽车上都贴满了壮壮和兰花花的巨幅海报。在都柏林那段时间，郭耕把精力都放在对外国同行的观摩和学习上。归来时，别人带回家的是国内难以买到的商品，他却花了几十英镑带回几本有关猿猴的资料。不久后，他编着出版了《世界猿猴一览》，为人们更好地认识猿猴、保护猿猴提供了难得的参考书，受到专家的首肯和读者的欢迎。

1993～1994年，郭耕参加了中美合作“绿尾虹雉繁殖研究”课题，负责野外考察部分，几度赴秦岭、岷山、邛崃山等地与中外专家进行合作，考察金丝猴、羚牛、绿尾虹雉等，课题报告获“林业部科技进步二等奖”。他还曾主持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迁地保护中的公众教育”课题，通过生态旅游、动物认养对公众进行环保宣传，被世界自然基金会推荐到印度进行环境教育国际培训与交流。

1994年，他创建北京濒危动物驯养繁殖中心动物保护教育基地，通过生态旅游、动物认养、组织青少年参观等进行自然保护的宣教活动。

郭耕在驯养中心时间越长，就越发现自己从刚开始工作时只单纯地认为可以从动物身上得到一些乐趣，可以逃避现实，逃避尔虞我诈的商海，到后来开始慢慢地理解动物，它们的一举手一投足，一个眼神一声叫唤，都会触动郭耕。随着与动物的感情越来越深，郭耕就开始思考：凭什么它们在笼子里，我却在外面拿着一串钥匙，这跟监狱长面对囚犯有什么两样？他觉得内心的负疚感越来越强烈。这让他从单纯的爱动物转变到了从伦理角度去关注动物和环境。在饲养之余，他开始向人们宣讲、呐喊，写文章，起草宣言，期待把保护动物和环境的理念深入到更多人的头脑中。他开始明白，一个单纯养笼中动物的饲养员帮不了它们，所以他决定要变成一个野外动物的研究者、教育者、保护者。郭耕说，他的工作在1995年以前是人面对动物，之后是代表动物面对人。

1998年，郭耕调到北京麋鹿苑工作。他发现，麋鹿是一个活生生的教材，是我国拯救濒危物种的典型范例。郭耕开始挖掘其中的教育资源，并着手建立麋鹿苑博物馆。

郭耕原来在北京濒危动物驯养繁殖中心饲养黑猩猩时，由于很多笼舍是空的，参观者总爱问题：“这里的动物哪儿去了？”他便生出一个灵感，在这些空荡荡的笼子上挂起一个个木牌，上边写着刚刚灭绝了的鸟兽的名字和年代，包括灭绝原因。后来这个创意被带到麋鹿苑并有所拓展。1998年，郭耕在北京南郊麋鹿苑创建世界上第一座灭绝动物墓地——象征物种灭绝现象的“灭绝多米诺”，它是由一块块写有动物名称及灭绝年代的一块压着一块排列的石块构成的，恐鸟、斑驴、爪哇虎一个个倒下，将倒未倒的那块写着“白鳍豚”，其后是一个个着名的濒危动物，华南虎、长臂猿、普氏原羚……往后，在未倒下的现存物种代表中，还有一块写着“人类”，之后是鼠类、虫类。在刻有“世界灭绝动物墓地”的石碑另一面，是郭耕写的墓志铭：我们人类可曾考虑过未来的结局？

麋鹿是中国特有的一种珍稀动物，具有“脸似马非马，蹄似牛非牛，尾似驴非驴，角似鹿非鹿”的特点，所以在民间被叫做“四不像”。它们生活在湿地。在中国很早就有关于麋鹿的记载，屈原、庄子、陆游、李时珍，甚至干隆的很多文字中都有关于麋鹿的描述，所以它跟中国的民间文化有很深的渊源。但是它一直不为西方人所认识，直到1865年清干隆年间，法国传教士阿芒·大卫才发现了麋鹿并将其陆续运往欧洲，从那时起它才被西方人所认识。1900年，由于八国联军的侵入以及洪灾的原因，麋鹿这种中国特有的物种在中国灭绝了。20世纪初，英国乌邦寺主人贝福特公爵收集了当时世界上仅存的18头麋鹿，从而将这种珍稀动物从濒临灭亡的路上拉了回来。1985年，在中国环保总局、北京市政府和英国乌邦寺主人塔雅斯托克侯爵的共同努力下，38头麋鹿种群得以重返故里——北京南海子，并在此建立了麋鹿苑。在“世界灭绝动物墓地”的旁边，郭耕还在围墙上做了两块题板，上面分别写着：“谁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动物？”“这里有世界上最危险的动物。”翻开题板，里面却镶嵌着一面镜子，它照出了最危险的动物——人类自己。

此外，他还颇有创意地设置了环保双语椅、绿色行为指南、绿色名言牌，为青少年编写了《自然保护誓言》。为了唤起人们的环保意识，郭耕还编写了《动物保护行动指南》，组织了麋鹿苑“自然之友”环保冬令营。

郭耕觉得自己不可能改变所有人的观念，但作为一个环境教育工作者，他想尽可能地教育好下一代。这也是在麋鹿苑建“世界灭绝动物墓地”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郭耕说：“动物是无言的，自然是无声的，它不会直接反抗我们，但这种反抗会慢慢体现在我们生活的每个角落。比如：我们砍伐森林，换来的结果是水土流失、泥石流，这种天灾就是因为人祸；自然界的鸟都抓到笼子里或者被我们吃掉了，鸟少了，虫子就多了，我们用杀虫剂，用农药喷在农作物上，最后几乎50%的农药残留物就都循环在我们的消化道中。这都是大自然对我们的控诉和反抗！”

郭耕经常去各大学校演讲，通过他的宣传，青少年保护环境的意识有很大的改变。他为了让孩子们和他沟通，讲课时尽量使讲座生动，采取互动的做法。他讲动物的生物性，讲生态道德、环境伦理，讲地球上动物的代际关系，他还与学生们一起唱《老鼠爱大米》、《两只蝴蝶》等流行歌曲。他的讲座气氛非常活跃，学生们来信说，郭耕的讲座对自己一生都会有影响。

郭耕在生活细节上也很节俭。他一直没有私车，出行尽量乘坐公共汽车，在当选市政协委员后，积极倡导北京设立“无车日”；他的东西只要能用，不管多旧，他从不丢弃。

除了去各地给各行各业的人们宣讲，郭耕笔耕不辍。从1995年开始，郭耕撰写了《鸟兽物语》、《鸟兽悲歌》等书籍，获得多个奖励。

郭耕在讲座中宣传环保1999年秋天，他受邀在“中国科学家第48期论坛”上作了“围绕物种灭绝开展环境教育”的报告，受到了广泛好评。作为北京市政协委员，他曾经提交了“关于动员社会力量，打击非法猎杀经营野生动物”的提案。2000年1月，他被共青团北京市委聘请为北京青少年志愿科普顾问。之后的几年，他屡次获“国家林业局科技进步奖”、“地球奖”、“福特汽车环保奖”等奖项，及“全国科普先进者”、“北京十大杰出青年”等称号。

“印度人的不杀生给了我很大的启示：保护动物不是要把动物都抓起来研究它们，而是要研究我们人类自己的行为，告诉人们学会如何约束自己。”“我凝视过许多动物的眼睛，它们的眼神里流露出来的几乎都是对生的渴望。人类总是以为动物可能会进攻我们，便残忍地捕杀大批动物，毁灭它们的家园，害得这些无辜的生灵流离失所、背井离乡。实际上，在动物的眼里，最可怕的动物就是我们人类。”“从动物身上同样可以赚钱，但并不是把它们杀了，卖它们的皮，吃它们的肉。其实我也从动物的身上得到了很多让一些很功利的人看来是很实际的回报——就是我写动物的文章，赚得稿费。所以野生动物不是不能利用，利用的方法有很多。我们完全可以在不剥夺它们生命的前提下，通过欣赏它们、讴歌它们，从它们身上获得灵感。”“原始人的很多舞蹈、音乐，都是从自然，特别是从动物中学来的。我们的先人尚且能够与自然、与生灵直接晤面，领承天启，难道我们今天却要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吗？”